达尔文的幽灵潜入远东大陆
1831年，自小被学校和他的父亲看作愚笨无能，“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1882年），毅然弃家离开英国本土，自费踏上了一艘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Beagle），开始环球旅行考察。五年后回到家乡，自此开始对考察成果进行总结。经过２２年坚持不懈的专心思考和综合研究，达尔文终于在 1859 年 11 月 24 日 出版了足以改变人类思想进程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籍此创立了著名的进化理论。这一以亘古未有的全新的进化观念，第一次把生物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人猿同祖，人是由古猿变化而来的学说。对千百年来根置于人类心中“上帝创造人”的学说以灭绝性地打击。《物种起源》的出版，如同冬夜的长空炸响了撼天震地的惊雷，瞬间使当时的西方宗教界、政治界、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陷于一片恐慌、茫然和慌乱。达尔文由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责与非难，并被骂为“一个极端失去理智，丧心病狂的疯子。”
然而，这个“疯子”所创立的学说，却受到了当时两位哲学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称其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它在人类起源的研究上开辟了一条新的正确道路。”之后，恩格斯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在达尔文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全面地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的光辉理论。恩格斯关于《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的发表，如同火上浇油，使原本对达尔文进化理论进行谩骂和攻击的宗教界以及反科学的西方统治阶级，越发感到恐慌和不安。他们以极度的愤怒、彻骨的仇视之情，死命抵制和消除这些理论在一切领域中的流传和影响。西方世界狼烟四起，迅速展开了一场科学与反科学的大搏杀。
正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拼杀难分难解之际，近代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严格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进行的田野考古，以创世纪的成果为“进化”理论提供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武器。
就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同一年，著名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和英国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等一起，踏上了阿布维尔实地考察的征程。三年后，他们根据发掘的遗迹，作出了“绝种的哺乳动物与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工具是共存” 的科学结论。
1868年，考古学家在法国多尔涅地区埃济附近，发现了与旧石器和绝灭动物化石同一时期的克罗马农人（Cro-Magnon Man）化石。
1891年，著名考古学家欧金·杜波艾斯(Dr. Eugene Dubois)在印度爪哇岛特里尼尔发现了猿人骨骼化石。
1908年，在德国茅厄尔的海德堡河床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古人类下颌骨，被称为“海德堡猿人”。
1911年，在英国南部皮尔唐的河床中，查尔斯·道森（Charles Dawson)爵士发现了颇像人类的头骨碎片及其它猿人的碎骨。
稍后，地质学家在欧洲西部和中部相继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早已灭绝的人种——尼安德特人的头骨。
所有这些发现，无疑地将考古学中无可辩驳的例证和人类进化的学说紧紧联系起来，从不同的更加明了的角度，开阔了人们对古猿和原始人类遗存、灵长目的比较解剖学以及生理学、旧石器时代人类工具和地质年代不断更新的视野，加强了对人类进化理论的认识和研究。
尽管如此，当时的宗教界和反科学的统治者，对这些重大科学发现却不屑一顾，甚至加以否定和抵毁。雅典的不列颠学院主任霍迦斯仍坚信物质证据的考古仅是“小考古学”，只有那些被文献所阐明的发现物，如玛利特、雷雅德、牛顿或施利曼发现和阐明的才是“大考古学”。也许没有必要提醒读者，这时的世界顶尖级物理学家牛顿、玛利特等人的研究，已进入了“神创造万物”的歧途。德国的“学术权威”、国会议员维尔和，为诋毁这一在他看来已超越人类想象极限的“进化”理论，干脆把尼安德特人宣布为“一个因患白痴病而成畸形的现代人头骨”，对爪哇猿人则认为“根本不是人，而是属于一种已经绝灭的大型长臂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