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的考察结果收效甚微，研究成果也不尽人意，此次行动没能给雄心勃勃的安特生带来声誉和荣光。而这时赴中国西域的斯文·赫定却一炮打响了。
安特生后悔自己选错了方向，如果自己能到远东或具体的中国西域一带考察，他坚信也一定会获得比斯文·赫定毫不逊色的声名。在一番捶胸顿足的悔恨之余，他暗暗地下定了到远东考察的决心，同时加速了同远东各国科学界人士的联系。他在默默地等待时机。
安特生的好运终于等来了。
1914年4月，他接到了中国政府农商部部长张謇签发的聘请书。
当然，他的受聘，除了自己的努力和运气，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便是——自17世纪以来，作为欧洲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旧中国，被迫为任何“高等的白人势力”胡作非为而大开门户。许多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政治冒险家、商人、社会闲杂人员、流氓无产者，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拥向远东尤其是中国大陆。于是，在中国的版图上，片刻之间便被折腾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中国古代文化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壁画和古代石雕像被砍凿盗走；西安、洛阳的古墓以及大批古建筑和古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地下珍宝被盗一空。
1912年民国成立后，迫于民众的呼声和政府的抵制政策，外国人不再明目张胆地在中国版图上肆无忌惮地进行抢掠，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科学家不怀好意地派往中国，以得到中国的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争夺。安特生被聘，是中国政府根据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因为当时瑞典被认为是西方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是瑞典民族的良好声誉，给安特生带来了人生的契机，这个契面使他以“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的体面身份，踏上了梦寐以求的远东之旅。
安特生始终没有忘记斯文·赫定，尽管这位昔日的同行在中国西域探险已过去了十几个年头，但他还是决心亲眼目睹一下使这位“时代的幸运儿”一举成名的神秘之地。他从瑞典抵达印度，又辗转千里来到新疆地区。在这里，他真真切切地领略了山川大漠的奇峰异彩与壮观神秘，他忘记了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也难怪斯文·赫定能取得如此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完成了瑞典至中国途程的跋涉，踌躇满志地来到北京农商部赴任。不久，这位年薪18000大洋（这一时期或稍后的北京大学顶级教授如李大钊等，月薪为300大洋，北大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月薪8个大洋）便组织一批技工，在估计有矿藏的中国北部开始大面积的野外考察并采集化石。
令安特生大惑不解的是，田野考古学在西方兴行了近一个世纪，而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却对此知之甚少，或者说全然不知。当安氏来到中国并向他的中国同行介绍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时，有许多学者不屑一顾，甚至针锋相对，谓安氏的一套纯属下九流的胡闹台，非正人君子所为。特别是中国金石学一些学派的老朽加儒生，直到安特生组织人员走向田野进行实际科学发掘时还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安特生不顾别人的脸色如何，坚持率队在山野密林，沙漠大泽中进行调查发掘，并用自己的亲身行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的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田野考古示范。这一开创性劳动，最终成功地唤醒了沉浸于古典之中的儒生者面对科学而做出了新的抉择。
安特生不愧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田野考察专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不同时代的矿物化石源源而来。一批批化石标本由北京迅速运往瑞典乌普萨拉(Upsala)大学，供维曼(Carl Wiman)教授领导的古生物研究室研究鉴定。
幸运的时机与独特的环境，令安特生很快成为野外地矿考察领域的开拓者。1914年秋，他成为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石矿石有机起源的人。1918年，发现了聚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联系。同年，又在中国北部发现了第一个三趾马田野遗址。一系列发现，使安特生开始受到同行的敬慕并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可喜的成果使他在经费上得到了更多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