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皮罗下榻北京饭店的当天，便与吴新智等人会面。经过短暂协商，双方当即确定了寻找“北京人”的线路：先天津，后北京，再其它。
1980年9月18日下午，夏皮罗与女儿一起，在中国青年古人类学家董兴仁的陪同下，踏上了由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
第二天一早，在天津自然博物馆黑延易馆长，以及该馆古人类学家黄为龙的协助下，夏皮罗开始了寻找行动。几经查访，首先找到了原美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兵营旧址。夏皮罗从包里掏出那张原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6号楼的照片与实地对照。经过反复核实，最后确认，此处与照片上的地点及周围环境吻合。
有些遗憾的是，这座当年曾经热闹非凡、不可一世的美军陆战队兵营，现已改为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尽管原来的建筑物大多保存了下来，但从夏皮罗手中所掌握的资料看，曾经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第6号楼，偏偏不见了踪影。
一行人找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的有关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告诉夏皮罗说，第6号楼已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倒塌，废墟已被清除并改成了现在的操场。
夏皮罗急忙问道：“地震前，你们是否见到过6号楼地下室铺设的地板和埋藏的军用木箱?”校方负责人说：“地震前，没有发现过6号楼地下室铺有木板，地震后清理废墟时，也同样没有发现地下室有异常现象，更没有见到过所谓的军用木箱。”这一回答使夏皮罗几乎陷入绝境。性格倔强的他来到原地看了看，接着又用脚蹭了蹭地皮，然后指着操场的一角说：“能否在这儿挖个坑看一看?”
“可以。”对方回答说。
很快，卫生学校有关人士找来几把铁锹，又叫来一些学生，不一会儿便挖出一个坑来。夏皮罗看了看，然后自己亲自跳进坑里，用手在坑的底部和四壁反复抠了又抠，直到实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痕迹，才叹息一声，从坑里艰难地爬了上来。
之后，在黑延易馆长和黄为龙的引导下，夏皮罗又询问了卫生学校的另一位熟悉当地情况者，此人想了想说，其实，在卫生学校搬进这个大院前，已有好几个单位先后占用过该院和6号楼了。因此，在卫生学校进驻该院之前，这6号楼地下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有没有地板，地板下到底是否埋藏有木箱，我们并不知道。
夏皮罗得知此情，绝望的脸上又露出了此微喜色。怀着一线希望，又找到了几家先于卫生学校占住该院或该楼的单位。经过几番询问，得到的回答同样是：第6号楼地下室没见过铺有木板，也没有发现过什么箱子。
夏皮罗没有就此中止寻找的脚步，他指着旁边的第7号楼说：“这7号楼的建筑规模和形式与6号楼完全相同，我们不妨去看看7号楼的情况，说不定从7号楼里能看出一点什么。”于是，一行人又进入了旁边的7号楼。
进了地下室后，他们便分头对各处进行仔细辨认观察。按理说，如果7号楼地下室曾经铺设过木板，那么6号楼地下室也就理所当然地铺设过同样规模和形式的木板。可惜的是，经过反复查看，并没发现哪怕一块小小的木板。
但一个极为很小的细节却引起了夏皮罗的注意：地下室的水泥地面要比门框略微低几公分。于是夏皮罗再次蹲下身去，又用手在那儿摸索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就在夏皮罗离去19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即1999年9月19日，我为搜寻“北京人“的线索来到了天津，并在自然博物馆找到了当年陪同夏皮罗搜寻的古人类学家黄为龙。在对方的引导下，来到位卫生学校大院，在操场转了一圈后，又走进了7号楼地下室。只见一个个赤身裸背的民工，正躺在地下室乱糟糟的房间里酣然大睡。经过仔细查看，发现各室情况不尽相同，但水泥地与门框交接处，确实皆略略低了一些，原来是否曾经铺过地板，后来被人撤除改成了水泥地？在场者和学校办公室的人员没人说得清楚，当年的夏皮罗同样未得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