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西戎作战了三代之后，秦国勇敢善战的武士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也终于为他们的疆域奠定了新的格局。第二位秦公只统治了极不引人注目的几年，他的儿子秦仲被西戎俘获并处决。然而，第四代秦公，继续攫取并保持着疆土，并成了西部荒原的主人。
秦人开始以好战而闻名。第四代秦公的长子则开始在朝中统治，而不是去跟残余的西戎部落征战。秦公的封号落到了他弟弟身上，他可能想通过与西戎联姻的办法来安抚他们。
尽管在华夏诸侯看来，秦仍然是个化外之国，但它再也不是一片荒野，而是一片由周天子正式分封承认的国家，它的统治者都拥有“公”的爵位。当有的诸侯敢反对周王的时候，是秦公给予周王有力支持。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一位秦公首次为秦建立了都城，好像还获得了一块神秘的石头，它产生出的火焰能纷纷变成乌鸦。获得这样的灵物预示着一种不同凡响命运的到来—它预示着秦在日后不仅能跟周分庭抗礼，还能凌驾于它之上。然而，因为秦公和贵族们被迫继续向西开拓疆土，任何秦国贵族的野心都会在宫廷计谋下被扑灭。
阅读《史记》公元前715至前695年字里行间的记载，可以看出秦的公室被大臣控制了，间或又穿插着西方两个新部落的入侵，有一位秦公年仅11岁就即位了，当他过世之际，他的幼子继位，这位秦公五年后就被谋杀了。只有到他的长子秦武公之际，才结束了与西戎的长期战争，处决了国内的反叛者，并稳固了秦的世系。他是一个强硬的人，遥远的西方袭来阵阵风沙，连年又进行着不断征战，这一切都令他更坚强。三十年间，共换了五位秦公，但即使经历种种阴谋和斗争，最终总能出现一位更为强毅的秦公，边疆也更加稳固。
对于周王来说，秦公的日益强捍、秦国的日益扩大或许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在周王眼里，秦国不过是负责周朝马政的国家，它应该被经常性的、不时爆发的战争日益削弱，并且保证华夏的核心地区不受戎狄的侵犯。但是，从秦穆公开始，秦的注意力从西部边疆进一步转移到东方，那些已经深深开化的华夏诸国。
秦国注意着它自己的东方边界—晋国，一个实际上早就在内讧中四分五裂的大诸侯国。在公元前七世纪晚期，晋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秦国给予了帮助。但当秦国发生同样的旱灾之际，晋国却坐视不助，秦国仍然不断地跟西戎发生摩擦，但也有时候是跟它那开化的邻邦。秦穆公的一则著名事件就是他原打算用俘获的敌酋作牺牲祭祀神灵，但后来在劝阻下只好放弃了。
在被后来史家称之为“战国时代”的岁月里，一代代秦公继续跟他们的对手作战。在孔子的一生之中，秦国先后嬗替了五位秦公。孔子游历了当时大部分的国家，但他不太瞧得起秦这个刚起步的来者，认为它的粗糙和后进不值得自己光临，就没有到秦国。
孔子死后不久，公元前453年，秦国东方的邻邦晋国失去了神灵的佑助，分裂成三个小诸侯国。与此同时，秦国转变政策，跟它们都建立外交关系，旨在让它们互相不睦。然而，就在秦国获得了能向东方施加影响的机会之际，它却再次陷入了内部之争。一位秦公跟他的臣下之间政见不同导致了内战，在围攻中，秦公自尽。这位秦公的两个儿子开始争夺君位，直到公元前385年，当合法的那位继嗣者占了上风，即位为君，他的第三位堂弟则跟篡位者那牵扯进来的母亲一起溺死在河里。
神圣的命运(4)
因为此番又是一位强悍者为君，秦进一步地文明化了。在衰微无力的周王京畿上游，一座新都在咸阳建立。周王室此时衰微到了只能以重礼取悦强邻的地步。当周王祭祀神灵之际，杀牲所得的胙肉被赐给秦公，这可是莫大的殊荣。但是，如果周王希望用贿赂和礼物能让秦公站在自己一边，他就失望了。关于一统天下的话题在这个时代早就开始被讨论，周的实际控制区域退缩着，从四面荒服退缩到王室京畿。事实上，连这最后的京畿，秦也想最终吞并。周王大概希望这不可避免的命运能采用和平的手段，比如通婚，这样一方可以继承两处的君位。然而，秦国贵族更愿意将周的京畿吞并，成为秦国的一部分。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已经不可能假设哪种办法更好了。当时，周王在其他诸侯那里受到的尊重也越来越少了，只有孔子的儒家继承了传统，他们认为不能对周天子更不敬。而传统却早就认为天命是可以更改的。如果“天”对周王不满意，那么，或许应该改朝换代，正如千年之前，周取代了商的天命一样。很显然，秦公认为他自己是取周王而代之的理想候选人。
在公元前361年，年轻的秦国得到了一位哲学家的效命，他是一位亡命的贵族，名叫商鞅。年轻的商鞅曾在他的故国继承了封地，但因为他所事奉的贵族公子境遇不佳，并发生了一些事，他被迫逃亡。在这位公子死期将至之际，他向国君荐举商鞅，说国君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重用商鞅，要么在他为其他国家效力之前就杀了他。不过，这位即将辞世的公子同样告诉了商鞅他对国君说的话，商鞅知道了这个暗示，于是逃亡。
《史记》并不承认商鞅的功绩，它认为商鞅从来就是个坏种，正是他那不正常的被任用导致了后来那些发端的征服战争。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商鞅匆忙逃离，他是带着对早期传统的深深鄙弃逃离的，他决心到秦国，因为这个国家当时正在极力招徕人才。当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接见了他之后，他是以陈说儒家的陈词滥调作开端的，秦孝公毫无兴趣。当商鞅吊起秦孝公的胃口，开始讨论严峻的现实时，秦孝公才开始兴奋起来。到公元前359年，商鞅已不仅仅是秦国政府的一员，他开始实施他那横扫一切的计划，进行一场合法的、轰轰烈烈的改革。然而，商鞅的大部分观点跟儒家信条相抵触，秦孝公开始担心他的国家将再次被认为是无知、不开化的地方。但商鞅告诉秦孝公，他可以沿袭儒家之道，不过这将一事无成；然而如果他采用自己的办法，他将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犹豫者，将声名无获。踌躇一朝将一事无成……有独立思想者必会遭到庸人嘲笑。愚者只听说那些早就习以为常的，智者能预见尚未发生的。”
在周代，儒家式的教育早就深思熟虑地防止像商鞅这样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孔子一生都在为这样一些原则而奔走—从长者那里获取诸如准则、智慧等等。一个明智的人被认为不应对这些原则有所置疑。然而秦孝公却准备倾听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实在不比让一个无知的人掌管准则更好，而且认为真正的智慧就是做任何实际有需要的事。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整个被重组了。什伍保甲法这种中国古老的村落编制方式变成了政府组织的一个单位，这十家、五家互相监督，甚至互相告密，任何告密犯罪行为的人都可以获得跟战场上的甲士斩首一馘同等的奖金，而任何遗漏犯罪线索的人将被腰斩。国民们被迫成为为国家公务而劳作的机器，只有农夫和织者受到肯定，懒惰被看作不可饶恕的过错，游手好闲则将被罚做官奴隶。
然而，秦国贵族起先根本没有接受任何商鞅的法令。秦国贵族们是经历战阵的，他们并不害怕用军事手段，相反，他们以之冒险，要么获得成功，要么被从公室贵族的群体中清除。商鞅的改革造就了一种严厉的、法西斯式的氛围，秦拥有了虎狼一般的军队，并虎视眈眈地窥视邻国，秦国从此成为一个国君沉醉于自己的宪法，并不断扩张自己疆域的国家。商鞅变法造就了一部征服机器，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四面树敌。小农阶层他尚能应付，当数以千计的国人反对他的恐怖统治之际，商鞅就把他们安置到边境，这样，反对就暂时平息了。然而，他面临着旧贵族们的更大阻力，尤其当太子的助手和老师反对之际，商鞅终于对他们施以刺字（墨）、割鼻（劓）之刑。
神圣的命运(5)
虽然秦在军事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只是在秦孝公执政时期，商鞅逃脱了仇敌的制裁，当孝公于公元前338年去世之际，太子加冕即位，即秦惠文君（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他追究起商鞅对其师傅施加肉刑的往事，惠文君做太子时曾多年压制住对商鞅的愤怒，商鞅当然明白这一点。现在惠文君成了新的国君，商鞅于是逃跑了。
当他逃到边境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时，他被拒绝入宿，因为他不能提供合法的身份证明书。旅馆老板孜孜守法，他告密说商鞅本人来过这里了，被驱逐的官僚们又对商鞅极度仇视，因此商鞅没有能越过秦国边界。邻国又极其害怕秦国，他们拒绝接纳逃难的商鞅，最终，商鞅无路可逃，只能回到秦国，在那里，他曾挫败过阴谋政变，然而，他终于成为一个他亲手创立体制下的俘虏。惠文君下令将商鞅车裂，并且诛杀他的全家。
不过商鞅的政策没有让国民们感觉到快乐，他们立即感觉到了国家政权对他们强有力的控制。过了十来年，商鞅的计划开始奏效，他死后，犯罪在秦国被完全消灭，任何好战者都被充实到秦国战场的前沿。后来者会指出商鞅政策的矛盾性，即他的法律带来了一种恐怖的气氛，在这些法律的强迫下，人民变得赤贫、背叛。
不过，即使是处决商鞅的惠文君，似乎也受了商鞅政策的感染，他开始喜欢起卑鄙的阴谋，并冷酷地谋求任何可能的事情。商鞅可以发出最后一笑了，因为他的政策被惠文君沿用，并使这个国家的法律空前地严酷。秦国对本国国土外的生存空间的胃口毫无疑问地持续着，在惠文君执政的当年，秦军攫取了一块黄河以北的土地，这土地原来属于它的邻国魏国。惠文君起初将这片土地归还了，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他重新占领了这片地方，并强迫这片土地上的魏国居民迁徙到魏国本土。接着这次征服，他更大刀阔斧地远征西南，到了今天四川的肥沃盆地上。他完全征服了当地土著，将最后一位蜀王封为秦国爵制中的“公”。秦攫取的土地让它的疆土成倍扩大，从此它的统治延伸到那些富庶的土地上，并且通过南方威胁到中原。历来，能据有长江上游是非常关键的，而秦做到了这一点，这使它更具锋芒，最终能够跟位于长江流域的辽阔楚国决一雌雄。
从《史记》记载的史料看，战国时代充斥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各种的联盟活动。尽管大量的竞争是为了保全自己，但从此它们统统都不再尊奉周王的威严，自己称王。秦也加入这一潮流，在进行了丰盛而仪式复杂的献祭之后，秦惠文君十二年开始改为秦惠文王元年。
秦国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但秦人仍然以质朴无文、举止粗野著称。惠文王的长子，秦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在位），一次酒后为了炫耀他的力量，试图举起一只非常沉重的青铜大鼎，这使他受伤，旋即暴毙。曾有一些较小的诸侯国统治着河谷的土地，秦国吞并了它们，于是秦的疆土深深延伸到了南面、西面。好在征服者质朴而粗犷，虽然秦国疆土空前扩大了，但并没有让所有的地区改变原来的统治方式。虽然秦自己也不时经历戎狄入侵，它的西、北边境开始建立起防御性的长城，这样造就了像山峦一般的自然屏障。现在，秦国跟远离它的齐国交换贵族作为人质，齐国将它的储君送到秦国作“客”。
此时，周王室仍号称它是天下名义上的共主。秦国陶醉于对其戎狄邻居的不断征服，它征发大量奴隶和刑徒去构筑西陲的长城，以便建立起游牧民族不能入侵的防线。公元前300年，在那位因举鼎而死的秦武王的少弟—秦昭王（公元前307—前251年在位）统治期间，长城终于建成了。
公元前3世纪的80年代，看上去像是秦、齐互相企图超越对方的年代。公元前288年，这两国诸侯王都号称自己是天下的统治者，就像传说中的古帝王那样。其他国家，此时还强大得足以拒绝这种宣称，这种称帝的雄心和闹剧很快退场并被淡忘。秦昭王本人曾在燕国作过人质，他于公元前284年参加了反对齐国的联盟，他派兵跟他先前的敌人赵、魏一起组成联盟，由燕国一位将军（乐毅）领导，入侵齐国。
神圣的命运(6)
联盟很快就崩溃了，因为别的秦军继续在吞噬着这次盟国们的疆界。但联盟还是达到它的主要目的，那就是齐国曾强大到能跟秦国分庭抗礼，它是秦国最大的心腹之患，此刻，它被削弱了，它跟以前的齐国比只是个影子罢了。
当时的人们认为，世界末日肯定快要来了，权威还在继续下降的周王更是这么认为。甚至有的人认为根本不可能寻找一个（名义上或者实际上）可替代周朝的。孔子死后，他后来的信徒开始认为他是“素王”，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让孔子真正君临天下，所以一片混乱。行星的灾变也预示着当时局势的混乱和下一个救世主即将出现，后人在回顾时认为孔子出生是圣人的出世，在此后的五百年将不再有圣人出现。如果上天放弃了对周王的合法保佑，那么，取代它的理想候选人也早就没了。
这样的观点在学者们中很有影响，尤其孔子的后学们，他们认为孔子才是理想的政治家。但孔子本人只是作为一个传统的传承和解释者出现的，并没有建立其任何新的东西，他的后来者们经常认为孔子如果施教于整个世界，人们将真正认识自我。
在秦始皇出生以前的时代，最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来自一个小国，但在齐国完成教育，他成了一名引人注目的学者，三次做过东方地区最高学府—稷下学宫的领导人。稷下学宫的名称来源于古代中国的一种谷物—稷。稷下学宫鼓励学术争论，许多伟大的思想都产生于其中。它的神圣性同样产生了鼓励追求真理和一切可能性的氛围。“稷”是至关重要的民之食物，这寓意着政治家们的工作是为了让天下人远离饥馑，远离外交上的争斗，让农夫们确信他们将毫无克扣地获得他们的收成。
荀子诠释着先人的施教，这导致了另一种在秦看来的“胡言”的来临。事实上，他继承了孔子的观点并走得更远。他敢于宣称关于神灵们的故事仅仅是传说，他像一个伟大的愤世嫉俗者那样质问：如果天子在献祭时仪式有什么闪失，是否真的将发生灾异？难道天上的龙真的会吞噬太阳？还是月亮的影子遮住了它？如果仅仅是月亮的影子遮住了它，那么，人们在发生日月之食时是否敲锣打鼓或献祭，对日食是毫无影响的！
自从荀子认为那些传说中的神灵和他们神话般的战争缺乏依据开始，他就对传说时代不感兴趣。正如他之前的孔子那样，荀子对怪、力、乱、神也是不感兴趣的，他以这种理性而严格的态度影响着自己的学生，他回避任何建立在这些神话基础上的争论，他让自己的学生们注意真正已知的事物，尤其是孔子留给他们的历史书籍（《尚书》《春秋》）。这些上千年来真实可信的政治事件、战争、缔约等，值得学者们用一种以往事教育后人的态度去编纂。
孔子的著作中尤其是《春秋》，被荀子当作范例精心教授。荀子全心全意地赞同它。孔子总结了这些早期历史中的失误和外交事件，他希望这些经验可以证明：只有真理，才能在即使罪恶的时代占上风。荀子对这些并没有充分的信心。荀子从孔子总结的历史中看出了一个简单的、并不受欢迎的事实，那就是只有刑罚才真正起作用。孔子注重礼仪，希望通过严肃的仪式和庄重的举止，人们能够知晓自己的责任；荀子则把礼仪当作又一项繁琐的累赘，它不如一种更具有强制性的力量—法 ；孔子认为善举可以产生更多的善举，以及最重要的美德就是像别人希望获得的那样诚恳地对待他，他赞扬人天生的善良本性，事实上，他的许多理想都是建立在这一希望上的。相比之下，荀子更现实，他对学生们强调，有些人必须通过别人由正确的途径来引领，而这引领方式，有时是需要用大棒的，而不是用胡萝卜。这使荀子暗示他的学生，要以正确的行为对待他人，对仪式充满敬意。不过最终这一切还是要归结于对“法”的强调，尤其是刑法。荀子断言，一个圣贤般的统治者在面对犯罪和犯罪原因之际应是严峻果断的，这就是荀子的法家思想。
神圣的命运(7)
这些，其实都是已经走向偏差的事物。时间流逝，人民开始变得轻率，不再遵从代代相承的旧法。他们不忠君，同时，君主们也纵容了太多应受制裁的行为。就像周天子那样，他持续不断地重新定义诸侯们对自己的轻蔑，因为不想去处理这些。
当荀子在稷下学宫教授之际，他告诫学生们，让他们的注意力从无意义的对神灵的争论转移到现实世界中来。他指出，可以抛开周天子的尊严不提，因为很少有学生会到那里去任职，为什么？因为那里不过是个样子，它没有用，它什么也不能促成，什么也不能得到—权力、财富和影响，这些东西都在等待，等待着更强有力的诸侯国君，当然，除周天子本身之外。
跟其他诸侯国比，秦国的百姓们在紧张劳顿的气氛中生活。其中，战争是件最可怕的事情。从当时官吏工作的细节看，那时的战神庙和审问场所是同一个地方，而且在各国，战俘都为他们各自的神灵所瞧不起。早期文献还简略地记载了“衅鼓”，它毛骨悚然地暗示着一些细节尚不清楚的仪式，这仪式构成了古代中国军事生活的一部分。
当孔子鼓励这些国家沿袭旧有传统，各个家族应相亲相爱之际，秦国的情况则变得国君能越来越有力地控制。荒原上戎狄的长期威胁已使这个国家长期处在战备的状态，荀子将秦国的这种状态称之为“狭隘的地带”，他也可能是指渭河沿岸狭长的肥沃地带，但更可能指的是存在于秦国边界上的严峻事实：“人民被当局逼迫着，过着一种被剥夺的狭隘生活，他们被各种动机和爵赏刺激着，也时刻受刑罚的威胁。受控制的底层人们知道，只有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他们才能从控制他们的上层那里获得一些好处。”
荀子认为像秦这样的国家是和平的威胁，但他同时认为纯粹儒家式王道总比野蛮、霸道要好。当他更为年老之际，秦国持续不断地吞并着其他国家，荀子的王道论开始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荀子的一位亲传弟子，韩非，第一次提出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观点，那就是或许秦国的政府组织方式并不是不规则地、偶尔地出现的，而是其他各国应实际效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秦人对荀子的观点采取了不规则地断章取义的态度：当秦昭王那弥留之际的母亲说她希望跟她那活着的爱人合葬之际，一个富有经验的廷臣说这样的姿态根本不必要，因为根本不存在那个她的灵魂需要陪伴的死后世界。
事实上，当时确实存在既能来供职、又能够挽救脸面的理智者，自从孔子本人拒绝讨论超自然事物，更愿意关注此时此刻开始。假如是为了更大的良知的话，其实孔子的作品中有足够的篇幅能被用来支持严峻的寡头政治。而荀子，正如许多儒家学者那样，知道许多理论，但很少懂得实践。当他在齐国的职位因政敌变得日益不可知之际，他开始考虑周游他国，公元前265年，秦国的相国向荀子发了一份邀请，荀子决定去看看。
荀子访秦充满了矛盾。关于他与秦国相国会见的记载充满了大篇明显的阿谀之辞，荀子先前曾将秦人形容成一支遥远山谷中的无知粗人，直到他抵达这个国家，他才发现应该吹捧它“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和他所碰上的每个人无比的礼貌。但是看来荀子只有接近相国才能接近秦王本人。一次，在秦王出席的场合，荀子显然不那么逢迎，他还是那不赞同的态度，他指出，秦国如果不放弃使用武力达到目的，永远也不能成为真正文明和开化的国家。秦昭王礼貌地听着荀子关于组建一个良好政府的言论，但秦昭王已经统治了秦国将近40年，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猜测这种事情，无论荀子的企图是多么高尚。虽然荀子素来以善于捕捉严酷事实真相而闻名，他提及的现实对秦昭王而言并不愉悦。荀子在秦国呆了些日子，过了一阵，秦国的疆土扩展得更大，荀子仍然没有在秦国政府中担任公职，最终他回到了他的故乡赵国，在那里，他成了一个渲染秦国实力的人。此刻，他对于秦国的下一位统治者，一位被忘却了的秦国贵族人质—王孙异人，正住在赵国邯郸，一无所知。
神圣的命运(8)
一位君王的漫长的统治无疑能让一个国家安定，但对于其嗣位者而言却不是件好事。秦昭王在位的时间长到了足以能让他的嗣位者死在他的前面的地步。又过了两年，新的继承者才定下来。最终，秦王的二儿子安国君将即位成为秦王。这样的决定注定要发生另一场王位之争的风波，因为安国君没有能合法继承王位的儿子。《史记》记载他深深爱着他的主妻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如果为安国君生过孩子的话，她大概也只生过女儿。他的姬妾们有二十多个儿子，包括王孙异人，一个由夏姬生的儿子。
《史记》对夏姬记载很少，她是个不起眼的人物，不过她是否由于安国君或华阳夫人而不起眼就不知道了。王孙异人也被看作是秦国王室的疏远分支。正如那个时代许多青年王子的命运那样，异人被送往另一个国家充当人质，他的名字就是“外人”的意思，暗示了一些他孤独无援的信息。
这种交换贵族人质是为了防止互相发动战争。但是，秦国从来就是视人命如草芥的，异人被送往赵国首都邯郸，“赵”这个国家的名字寓意着一群人周围有一个不受欢迎的闲逛的人。赵国是在早先一个大的诸侯国—晋国的废墟上建立的，此前的几个世纪，晋国长期内部纷争，终于四分五裂，赵国就是跟韩、魏瓜分晋国而出现的。
对人质而言，在邯郸的生活可能是紧张的，因为只有除了赵、秦之外的其他国家才能充当赵国和异人的故国—秦国之间的调停人，这意味着秦、赵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一直很大。异人客居于赵国邯郸，而赵国正是一个与秦国的政策有高度关联的国家，而秦国又是异人的故国。异人在邯郸跟其他青年贵族人质住在一起，他可能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他被送到邯郸的时候，几乎没有仆人，也没有盘缠。他预期他去做人质是一场折磨人的命运，假如秦国和赵国关系越来越紧张的话。
在那里，有人认为异人所处的位置相当有潜力，这些人中最有名的就是邯郸的一个商人吕不韦。他把这位被遗忘的人质王子看作一个难得的投资机会，中国的传统使狡猾多谋的吕不韦开始寻求自己父亲的帮助。
当回到家，吕不韦问自己父亲：“一个人务农能有多少回报？”
“大概是投资的十倍。”
“那么投资珠宝奇石呢？”
“大概是一百倍。”
“那么，帮助国君建立基业呢？”吕不韦问。
“那就不可估量了！”
“我要是去务农，即使再勤勉，最多不过吃饱穿暖，”吕不韦说，“但如果我能建立一个国家，让国君登基，那么，我就可以富有到足以给子孙世袭封土！”
他到异人那里，说虽然异人在秦国王室位置低微，但因为安国君并没有合法继承人，所以异人博得他父亲的欢欣，进而继承王位的可能性跟其他王子一样。吕不韦说：
“秦王年迈，安国君是储君，我听说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但她没有子嗣。事实上，决定谁为子嗣是需要她提名的。你有二十多个弟兄，你既不是长子，又不是最受宠的，又长期在异国做人质。当秦昭王百年之后，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你将日夜思索用什么办法击败那些比你年长的，以及比你离他们近的兄弟呢？”
异人毫无疑问是思考过这些的。吕不韦只是准备做他的担保人，为他提供粉墨登场的机会。吕不韦相信，这问题的关键之处也正是它的解决之道，因为华阳夫人必须提名一位儿子做嗣位候选人，而她自己又没有儿子，那么她提名谁都可以。吕不韦打算自己到异人的故乡—秦国，寻求华阳夫人的支持。
这个决定虽然看上去很离奇，但吕不韦真的将未来都押在上面了。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显出一副资金十足，极其富有的派头，因为当异人同意时，吕不韦立刻用了不少钱，使异人变阔了。他给了异人四分之一吨金子，现在异人有能力向华阳夫人表示敬意了。在吕不韦劝说下，异人送给华阳夫人一名随从、许多礼物，吕不韦亲自送异人回国，在那里，他安排了华阳夫人的一名亲戚去做说客，文献并没有提及这名亲戚是男是女，但《史记》认为是女的，吕不韦完全有能力让华阳夫人说异人的好话，并且宣称异人是华阳夫人在赵国最喜欢的。他还捏造了一通并不那么阿谀的事实，那就是她自己的位置和安国君的宠爱并不见得会长久，只有立孝顺她的异人为嗣，她的未来才有依靠：
神圣的命运(9)
“以色事人，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夫人事奉安国君并备受宠爱，即便夫人并未生育。如果夫人选定一个善良有德的儿子，并认他做法定继承人，那么，无论安国君是否在世，夫人都将受到尊敬，百年之后，夫人之子即位，夫人的地位也不会受到动摇。因为青年时代正是为日后的加倍荣耀而交易的时代，当您的美貌不再，他的恩宠也将不再。难道现在不是向安国君开口的时候吗？”
《史记》记载着这段直率却又诗歌式的话语，尽管司马迁的记载跟可能作为《史记》资料来源的《战国策》有所不同。《战国策》记载此事的顺序跟《史记》不同，而且到处都暗示了这场关于异人的外交式谈判持续的时间比司马迁记载的要长。假如我们采用《史记》的观点，那么，华阳夫人是立刻就采纳了吕不韦意见的，并且立刻就跟安国君提了，让安国君承认这个她新认的儿子为合法继嗣者。而《战国策》还记载了一些别的信息，包括异人亲自去拜见华阳夫人，此次吕不韦并没有过多地阿谀奉承，不过异人去看她的时候穿了她家乡的衣服—楚服，最终这一招获得了她的欢心。
无论异人和吕不韦用什么手段取悦她，华阳夫人总之最终到安国君面前提了，她提议让异人做子嗣，并且喋喋不休地说异人怎么个好。尽管她是以平静和不激动的口吻开始的，然而当她说到感谢安国君的宠爱而得到王妃的地位，以及她不能为他生个儿子时，她的眼泪很快流下来了。看着他最心爱的人流下眼泪，安国君很快答应了，并且送给华阳夫人一枚玉玺，作为认可让她新认的儿子作为继嗣的凭信。吕不韦带着这个好消息回到邯郸，他此回又有了一个新的头衔—异人的老师。异人这下子获得了未来秦王的身份，快乐地带着他新认的父母给的许多礼物和随从，在邯郸过起了比原来好得多的生活。他甚至娶了个妻子，这对幸福的夫妇很快有了个孩子，这孩子长大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其实这故事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和平静的。《史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在各卷中显出抵牾。尽管司马迁编年史的资料早就被其他史料和现代考古资料所证实，但还是有一部分记载让后来的史学家认为他记载错了。主要原因是，怀疑司马迁记载有误的观点认为司马迁生活在此后两百年的汉朝，而汉朝是深深厌恶它取而代之的秦朝的。相应地，一些史家就认为司马迁就在秦始皇的出生史实上添加了一些不名誉的事实。
或许司马迁确有一些被忘却的史料，不过这些史料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用处的。他记载的一些故事，很显然，虽然确有证人，但这证人只是一、两代的人。比如，那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事件，这史料就来自司马迁老师的老师，这个人知道是御医夏无且把药囊砸向荆轲。但司马迁记载的下一笔（秦始皇出生）那么奇怪，它简直是一则丑闻—司马迁似乎并不像在重复一些非常明显的无稽之谈，除非他深信此事，或许当时他不得不这么写，因为有巨大的压力。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异人在那个夏天因跟一位舞女有染，于是，在公元前259年初，一个儿子出世了。这个男孩被取名“政”，就是“政治”的意思。尽管这孩子当时被命以该名可能是因为某个指代他出生这个月的同音事物。他此时姓赵，因为他是在赵国出生的，后来他改姓嬴，即他父亲的姓。后来，异人跟这位生了儿子的舞女正式结婚了，这样她就是秦国未来的王后，她的儿子也必将即位成为秦王。
但司马迁的记载中还有一个额外的故事，叙述这对夫妇第一次相见的情景。根据《史记》，这位舞女叫赵姬，是邯郸最美的美女之一，那么，毫不奇怪，她是一名妓女。同样，她是吕不韦的情妇，在跟异人第一次见面之前一直跟吕不韦住在一起。当异人地位迅速变高之后，他要摆酒酬谢吕不韦，他这么做了，当赵姬出现时他希望赵姬成为他的人，司马迁提到此事时对吕不韦的所做是很恼火的，他还指出这个舞女此时已经怀上了吕不韦自己的孩子。
神圣的命运(10)
在这件事上，除了司马迁自己说的外，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事情那么奇怪，嬴政出生时没有用他父亲的姓。特别是，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赵姬是跟吕不韦怀的孕，他并没有在《秦始皇本纪》中提到这一点。吕不韦无论对异人还是异人的儿子，都担当着相当于父亲的角色，是他们两人的老师，但如果司马迁这段含沙射影的记载是真的，那么，他就不仅仅是未来秦始皇的决策建议者，而且还是他的亲生父亲。
关于嬴政这一不名誉的出身，同样可以在《汉书》中找到。《汉书》是一本较晚的书，里面有一段关于秦的预言：
“秦孝公21年（前341年），母马生下一个人。秦昭王20年（前287年），有牡马死于生育。有些人将这些灾异作这样的解释：如果你的兽群生了异类，你的后代之一就要有不同的姓。秦始皇就是这么出生的，他是吕不韦的儿子。”
《汉书》是这样地嚼舌头，这样地胡说八道。它认为秦统治的危机是早就注定了的。但是，不管对嬴政出身这一断言是对还是错，在他早年的岁月里，还是有一些互相抵牾的史实记载。《史记》在详细描述他父母第一次会面的情景之后，忽然跳到对公元前257年秦侵赵的描述：一支秦军兵临邯郸，异人被赵国当地政府逮捕，因为他的国家侵略赵国，他们准备处决他。异人虽然能够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逃跑，吕不韦拿了600金送给看押他的卫兵。另一条史料则说华阳夫人为了让异人安全返回赵国，曾提供给异人1000金，所以吕不韦这位商人真的找到了为自己带来巨大财富的渠道。异人逃出邯郸大概是不容易的—必须有人留下来，当作替身蒙蔽赵国。
《史记》对此没有记载更多，不过一则中国的民间传说提供了更多的有关故事。异人的一位仆人自告奋勇，当然他完全知道他这么做的后果是自己丧命。当异人的这位仆人穿上了异人的衣服，并且在窗口和门前做出种种特地引人瞩目的举动，吕不韦和异人已赶在赵国王室使者带来这一令人肃穆的消息（处死异人）之前逃跑。假异人祝贺了来访的王室使者，这位王室使者严肃地告诉他，愤怒的赵王决定处死他。无论赵国使者怎样对待异人，他的仆人所做的都足以蒙蔽使者，让真异人赢得时间出逃，转危为安。因为所有有关者都觉得害怕，于是被抓住的仆人被斩首了，他以此向主人表示了最后的忠诚。
这位仆人以生命为代价证实了他的忠诚。可以想象，异人后来不得不照顾这位仆人的儿子—赵高，并让他从此跟从年少的嬴政，这个故事被用来解释几十年后秦始皇当政后期发生的赵高专政事件。这位仆人、仆人的儿子，以及嬴政的母亲都姓赵，赵这个姓也曾短暂地被嬴政在早年使用过，这是不寻常的，在古代中国，无论农夫还是王子，都常常用他们出生地的地名作姓。我们虽然不可能知道在邯郸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似乎一个姓赵的家族，可能是身份低下的仆人，也可能是地方贵族，深深地卷入了后来成为秦始皇的那个男孩的早期生活中。
无论是传说故事还是确切的史料记载，都没有说明当这一切发生时，异人的妻子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怎样了。在某种程度上，异人的妻子也是能躲避追捕的，这多亏了她“出身于当地的一个富有家庭”。人们会问，假如她真的出身那么高贵，那么，《史记》早先为什么痛苦地暗示她是个妓女呢？
邯郸之围暂时为秦国长期的军事胜利画上了句号。令荀子这样的儒家高兴的是，秦军被其他诸侯的联军赶了出去。虽然这次联军的胜利不足以侵入秦国本土，它确实迫使秦国的扩张调整了一下方向。
异人没有再回邯郸。他逃到秦国掌握的地区，把他的妻儿留在了赵国。秦军继续向东推进，最后到了黄河北岸与渭河交汇处架起的浮桥边。秦军推进到魏国和韩国，还到了一些地方，在那里，这计划中的世界统治者雄心勃勃地继续远眺。
神圣的命运(11)
此时，周天子在名义上的世界中心—周王领地，他派出最高爵位的臣子去跟秦王谈判，希望以此让秦停止贪得无厌的领土要求。周使者等着，等着，最终秦昭王拒绝相见，于是使者几乎一无所获地回去了。他唯一的“收获”看样子就是：秦昭王模模糊糊地得到一种许可，那就是这日益年迈（至少六十多岁）的世界统治者—周王，以后再不会反对秦王的兼并了。不管这是不是周王自己的打算，他都得改变先前对秦抱有的幻想。
在公元前256年，当未来的秦始皇3岁的时候，一支秦军从都城仅用了一天的骑程就攻下了两座城池。秦和周靠得太近，因此周难于保证安全。于是周天子转变了态度，他食言抛弃原先的互不干涉政策，下令一支联盟军队迎击秦军。当秦军能逼近周天子王都之时，一支联军出现了，司马迁这么提到：“这支精锐部队的出现导致了重要的战略转折。”
秦昭王可能是被周天子的背信弃义激怒了，但也可能他一直以来就计划这么做，他不顾可耻的篡逆名声，下令进攻周天子领地。周天子被迫于公元前255年到秦国，跪在曾是他分封的诸侯的人跟前。年迈的周王请求秦昭王大发慈悲，他献出了三十六“城”，共计3万人，假如秦王能从已被占领的领土上撤军。
同年，年迈的周王去世了，他的人民往东逃去，秦军即刻便占领了周王领地，他们在周王领地寻找着传说中的鼎，以及其他象征周王作为天子领有天下的信物。他们尤其在寻找相传为大禹所铸的九鼎，它们是一套祭祀用器，象征着拥有统治天下的合法“天命”。
《史记》说九鼎都找到了，它们从此变更了主人。另一个故事说秦昭王只获得其中的八个，最后这只鼎被返回的敌人（周人）扔到河里去了。甚至说这最后一只鼎“飞了”，无论周天子领地的居民怎样逃逸，怎样把秦王心心念念想得到的鼎扔了，周王朝千年的统治至此真的完结了。
7年之后，当未来的秦始皇10岁，正在他母亲邯郸的屋子里玩的时候，秦昭王摧毁周朝的消息传来了。
无论围绕着九鼎有怎样的迷信，秦昭王从此都不再为他自己编织超自然的神圣光环—世界的统治者周天子已经失去了权柄，这是事实，否则秦军是不可能胜利的。周朝完结了，假如去世周王的历代祖先们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尚且不能给予保佑，他们现在又能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呢？
或许秦昭王心中有明确的主意。毕竟，几个世纪以来对周天子的表忠终于结束了，秦已征服了几乎一半的已知世界，包括天下的中心—周天子的王畿，其他国家面临的也只能是这个命运。正如《史记》记载的那样：“天下归秦”，魏国，这倒霉的邻国，它的国君花了很长时间才回来，秦昭王暂时收起了他新积攒的兵锋。一支秦军入侵魏国，占领了毫无疑问的主要重镇。魏王暗示秦王，他的土地和人民从此要秦王来“照顾”。
但是，东方还有尚未臣服的国家，比如燕国和齐国。攻打它们需要许多军队，但是，正如灭周已让秦国承担了以臣灭君的不义之名，处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样，即便周天子的权威早已逝去。秦王看上去想要在秦真正将天下握于股掌之前重建这至高无上的权威。
公元前253年，秦昭王的真正心意终于尽人皆知。他在秦国腹地举行了一场严肃的仪式，在这仪式中，据说他与天神沟通。中国古代的神灵世界是存在等级制度的，就象社会上存在等级制度那样。在地上，只有拥有无上头衔的人才能与天神沟通。既然祭了天，而且是在秦土地上祭了天，秦昭王等于向整个世界宣称，他是整个世界的统治者，周代的天命从此永远告终。
两年之后，秦昭王去世了。
秦始皇 第二部分
秦王(1)
王孙异人的父亲安国君现在是正式提名的秦王了。他是一位因父王长期在位而失去大量统治时间的国王。现在，他尚未正式登基，就要花好几个月来处理丧事和重要的国事。罪犯们被赦免，虽然在秦国，这样宽宏大量的举措暗藏着政治目的—那些被赦免的罪犯将被迁徙到新征服的土地上。在秦王即位元年的第一天（我们估计是在仲冬），安国君正式即位为秦王，这位新的秦王在各方面都引领秦国走向新的胜利。或许他供奉的牺牲更为丰盛，或许他还宣称自己不仅仅是国王，还是皇帝？
三天之后，他也去世了。
现在，异人，这位长期以来被遗忘、客居邯郸的人质王子，是新的秦王了，即秦庄襄王。他的生母夏姬和所认的母亲华阳夫人被尊为王太后，他的正妻，先前在邯郸娶的赵姬，现在是秦国的王后，她的儿子嬴政是新的储君，不过，获益最大的人是吕不韦。
吕不韦这个商人下的赌注终于获得回报了。早在异人被正式定为王位继承人之后，他就出资给异人的日常生活撑起场面，现在吕不韦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了，跟新王的政策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跟他那享胙短暂的父亲一样，庄襄王一即位便大赦天下，给他父亲的扈从们加上封号，并治理国事。在东方，周天子最后的残余（东周公）还在酝酿阴谋让新即位的秦王倒台—至少秦王编织着借口，说东周公在干这样的勾当。
在异人即位的第二年，秦军仍然节节取胜，现在兵锋指向赵国。尽管秦国攫取了大量的土地，但此时发生的一场日食足以让迷信的人们认为一场事变要来临了。公元前247年，秦军被剩下的那些国家的联盟打退，再一次从最终胜利的边缘上缩回。于是，在仅仅五年之内，秦又失去了它的第三位秦王。《史记》没有说明为什么正处于青壮年、拥有最好医生和建议者的秦王异人，在他统治后第三年就会逝世。
如果有任何人处心积虑想除掉异人，那这个人就是吕不韦。异人的儿子嬴政此时只有13岁，这个年龄显而易见不可能做一个执掌实权的真正国君。因此需要摄政，嬴政的母亲赵姬和她先前的情人相国吕不韦是摄政的最佳人选。虽然不能证明这里面有下流的勾当乃至场面，但似乎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轮到吕不韦大放光芒了。他认为他是国家政策任何领域的主宰，他让秦军继续扫平了周王领地。随着秦国的征服，现在，秦国三个邻国的联盟垮台了，这进一步的胜利使秦迈过了楚国的废墟，这样，秦国第一次和东方的齐国接壤了。秦军横扫了可怜的周天子的最后遗裔，在那里，周天子曾经宣称领有整个世界。但此刻只有一小片烧焦了的土地被指派为“三川郡”，因为吕不韦长期辅佐还是娃娃的秦王嬴政，秦王表示把这块土地的一部分赐予相国吕不韦，作为他的个人采邑，并且赐吕不韦公爵名号。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吕不韦军事生涯的最后。其实，平定乌合之众们反抗早先征服者（秦昭王）的叛乱并不在吕不韦的能力之外，但是，如果局势的发展需要一种有效的军事手段的话，他更乐意听从将军们的意见。他只是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总揽兵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