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老谋深算更多地用在政治上，长期以来，他都是用政治借口这么做的。周朝的彻底倒台（虽然早在几个世纪前就慢慢开始了），对当时的人们而言仍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终结，就像西罗马帝国的最后岁月那样。对于像秦这样的国家而言，它长期为填补因周室衰微而留下的权力真空所做的准备现在真的要成为现实了，对于一个征服者而言，这是比起照单行事起来是更大的成就。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周朝的倒台更是一个重创—即便那些国家早就无礼地宣布自己为王，现在，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没有了任何精神寄托。长期以来，他们轻慢名义上为他们父亲的周天子，然而现在，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国家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孤儿。吕不韦还继续不遗余力地做着往伤口上撒盐的事，韩、赵、魏陷于一片混乱，仅可能的反抗来自燕、齐。吕不韦打算让燕的相国跟自己成为同盟，他准备让燕国相国相信秦和燕将结成同盟，“对付共同的敌人”，他收到了积极的回应，吕不韦以秦王的名义侵齐，他确信齐国陷入内乱，尽管这战争没有为寻找第九只鼎提供任何线索，这失落的神物还是被认为在地方掌权者那里。
秦王(2)
当吕不韦和赵姬以秦王的名义摄政之际，这娃娃国王开始学习当国王的艺术来。有朝一日他将被告知成年，即将成为真正的国王。但首先，他必须跟最好的老师们学习。在这段时间里，吕不韦开始请一堆学者们来按儒家传统教授秦王，教授的有书写、建议、顾问咨询等等。这样的一堆课程被认为对于一个执政君主来说完全合适（其他国家的执政君主也同样要学这一堆东西），它不仅会造就周密博大的思考能力，还将把君王造就成一架处理公务的机器。即使吕不韦忽略了他请来的这些学者们（他经常这样），这些学者的专论、信条和主义同样会在别的国家流传，同样会流传到秦国，这些著作并不仅仅被传抄，还被融进吕不韦自己的各种纲领，这些知识对君王而言是必需的知识。
假如不是后来的丑闻让吕不韦倒台的话，他为后人留下的纪念就是二十六卷的《吕览》，这本书是按最终极的百科全书标准来构思的，它是当时人类所有知识的精华，这些知识浓缩在一部大书中，显然，这大书将带给它的赞助者巨大的声望。在古代中国，它的名字叫《吕氏春秋》，显然，这个名字是希望将之与孔子作的《春秋》相提并论。吕不韦希望后人把他当作一个明哲记住，不过他似乎摆脱不了他那商人的出身。我们不知道吕不韦是否亲笔写了《吕氏春秋》中的任何一个字，相反，他仅仅资助了写书门客们的研究，并让他们汇总成书。《吕氏春秋》的部分内容可能包括其他匿名作者们的伟大思想，比如李斯的，甚至荀子的思想。但对吕不韦来说，更重要的是：这部书将作为他本人哲学观点和治国思想的纪念品而传之后世。如果这是他的计划，那么它是失败的，尽管吕不韦确实如他打算的那样，最终产出了这部当时终极性的大书，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对“书”采取审查政策的最初种子。
这种态度后来发展到焚书，而焚书后来导致李斯和秦始皇永远留下了骂名。尽管《吕氏春秋》是公元前3世纪的生活中一扇了解世界的有趣窗口，但它并没有发展儒家的哲学，大概是因为它出于众手。《吕氏春秋》的内容同样是嬴政所受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当我们阅读《吕氏春秋》之际，我们也可以读到影响秦始皇和他后来决策的那些思想。
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公之于众，希望它的鸿篇巨制和自然主义的构思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对《吕氏春秋》的完美那么有信心，因此他在市场上悬赏一笔数目很大的金子，奖给任何一位能改动一字的过路读者。在吕不韦这炫耀式的举措之下，我们可以看出，一种人类的良善在面临着不安—假如吕不韦真的动笔写了或是构思了《吕氏春秋》，他就会知道，一个过路的学者是不可能对这样一部悬在墙上的鸿篇巨制通过挤在人堆里匆匆观望而提出意见的。吕不韦的决定同样显示了他底气十足甚而霸气的自信。假如秦国相国宣称他写出了这样一本完美的书，那么，其他人胆敢提供额外修改意见的机会就从此渺茫。
除了《吕氏春秋》的编纂体例之外，书的内容还向我们展示了吕不韦当政时期影响秦国的政治哲学。《吕氏春秋》展现的世界，建构在以虔诚仪式为体现的儒家思想和以冷酷信条为准则的法家思想共同组成的结合点上，我们会在《吕氏春秋》第一卷看见商鞅和荀子的思想，《吕氏春秋》对于在荀子那里就开始大打折扣的、关于上古帝王故事的注意力更是微乎其微，但它借鉴了荀子的部分思想，认为这个世界必须需要君主的统治，周朝分崩离析了，那么，时势需要从其他国家里面挑选出新的替代人。在一种自我满足式的炫耀中，《吕氏春秋》提出：如果这世界需要一名能力无与伦的圣贤做统治者，那么，在这样一本伟大的书编纂而出的背景下，什么样的君主才是与此背景匹配的理想角色呢？
《吕氏春秋》不仅仅是吕不韦向公众进行的民意测验，它还是一项政治宣言，巩固着他在秦国已经获得的利益。在君王必须贤明、老师应受尊敬这些传统儒家信条之中，还有其它因素也浮现到了儒家传统的表面。《吕氏春秋》的精华并不仅仅是对吕不韦权力的吹捧，也是对他过去一切作为的维护。在《吕氏春秋》看来，一个真正高贵的君主进行统治时应超越一台计划好了的机器的水准，他应从各有专长的臣仆那里总结更高明的意见。吕不韦甚至提供了为什么美好的传说时代会终结的另一种解释，他说，当时那些臣仆们：
秦王(3)
“古老时代的帝王们
真正亲手处理的事务是极少的
但依赖他人处理的事务很多
倚靠臣下治理是主人之道
宰辅无为而治。”
《吕氏春秋》对秦国传统同样表现出了矛盾的态度—有时高兴地引用秦国的古例，不过在神话和传说于史无徴之际，它同样急于否定这些。吕不韦跟当时在秦国政府供职的其他外国人一样，从秦为他们提供的机会中获益，但这些人并不深深地赞同法家的观点。他发展了关于“正义战争”的观点，认为战争是进行防卫的政治工具，这在该书中，跟它的正统的思想是矛盾的，因为正统思想认为战争是无论如何应该避免的。但是，《吕氏春秋》还认为应该对商鞅和他的继承者建立的严酷制度给予一定放松，或许应该回归到真的“传统价值观”，而不是回到充满电闪雷鸣的上古神话中去。应该从心底里重视真正的实际事务—农业，这让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不过，基于吕不韦自己那不为人注意的商人背景，他还认为商人因自己的能力发家致富是应被肯定的。《吕氏春秋》发展了市场控制的观点，这简直就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资本主义。
《吕氏春秋》中最危险的是吕不韦对贵族的攻击和不敬。他自己的显赫爵位是一步步交易来的（他自己则说是赢得的），而不是从出生起就世袭的。对于那些备受荀子抨击的上古神话，《吕氏春秋》反对传说时代最高贵的统治者任用出身高贵者来作为继任者的故事，吕不韦的观点正与之相反，认为贵族世袭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怀疑。《吕氏春秋》问道：难道一个无能的君王仅仅因为他父亲是国君就能轻而易举地继续统治吗？难道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按即位惯例从候选人中挑出最有可能的那个继位就真的更好吗？当然，一个明智的君主应选择最好的宰辅来辅佐他，但在《吕氏春秋》看来，一个明智的君主同样应该选择最好的宰辅来取代国君本身。
一个狡猾的法家会看出吕不韦这么说的意思的。这是一个他握有最高实权的、极其明显的提示。而且各种命令正是在他的监督之下得到批准，这等于说嬴政还有另一个老师—一个终身演练政治的职业政治家，而这政治权力是吕不韦为自己谋得的。
吕不韦最显赫的继承者是李斯。李斯是楚国人，他曾是荀子的学生。当荀子在儒家学说和现实状况之间斗争之际，李斯接受了后者。李斯政治生涯的开端跟孔子差不多，先是当国内的低级臣仆，他对当时寄生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论断。他瞥见灵敏而胆怯的老鼠们为一星半点食物扭打，并在人类来临之际偷着把它们搬运走，他还看见王室粮仓里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老鼠，它们吃着丰富的谷米，日益肥得流油，而且自始至终，没发任何人现这一点。因为害怕惩罚，害怕被发现之后而沦为茅厕老鼠，正是满足和安心造就了这种与其它老鼠不同的粮仓老鼠。李斯把这理论用到谋取公家利益这方面，他说性情是被经历所磨就的，不是生来就有的。
李斯是荀子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同时也是他老师最大的失望。当荀子发现秦国显而易见的危险倾向时，李斯则发现了对他而言黄金般的机会。当他辞别老师时说，他从老师这里所学的知识使他非常想效力于某个国君，一位资力雄厚，雄心勃勃的君主。李斯说，假如总呆在楚国这样的二流国家，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像楚国这样的国家，太胆怯，太贫弱，不足以施展伟大的抱负。李斯不愿意把他的潜力浪费在楚国—他把他受的教育比作“捕捉鹿为饵，是为了肉”，李斯不愿意在他的故国继续做一只为食物渣滓而在阴暗光线中扭打的下水道里的老鼠，他希望做一只肥肥的粮仓老鼠，不惧怕任何人，而且足吃足喝。李斯对他那不悦的老师说：“秦王现在企图吞并整个世界，做皇帝”，李斯不像其他国家贵族的儒家弟子们那样跟秦作对，他追逐着金钱，准备成为秦国主流思想的一部分。
秦王(4)
李斯真是在理想的时刻到了秦国。此刻，吕不韦深深陷于摄政的繁忙事务，他正在寻找能做秦王老师的人，而此刻，李斯三十多岁，渴望建功立业，正是理想的候选人。《史记》只用只语片言描述他到了秦国并被任用。据《史记》描述，他不是向吕不韦提建议，而是向年幼的秦王本人提建议—或许李斯真的像个尽职的老师那样，把秦王变成法家态度的君王。尽管历史记住的是嬴政制定法律并将之颁布全中国的史实，但同样值得记住的是，在他年少的时候，是法律造就了他本身。
吕不韦有其他事。当嬴政快到成年的时候，将要举行标志成年的冠礼。此后，他将亲政，吕不韦将失去一切好不容易得来的权力。因此，吕不韦尽可能地拖延为秦王举行冠礼的时间，也许他在想一个办法，这办法可以让嬴政从合法即位的新国君的地位上打折扣，也许他在物色一个新的、年龄更小的，还需要让他继续摄政的候选人。
李斯做了大约十年嬴政的老师，作为老师，让他的明星学生保持生存是他的责任。正如吕不韦曾经不择手段地让异人即位成为秦王一样，李斯也决心尽力让嬴政坐在王位上。李斯建议嬴政先尽可能地容忍，直到他碰上理想时机，并能抓着对手的错误之际。李斯也同样会引用历史先例—正如秦国自己也等了漫长的时间，直至诸侯国之间自相残杀那样，作为秦王，必须等到秦廷各派力量在准备清除掉他之前就互相削弱的时候。李斯指出秦王所愿听的现实情况：“强盛的国力，强大的武备和即将来临的扫除那些精疲力竭邻国的机会，就如从炉顶上清扫灰尘那么容易”，其他人也许仅能握有这些权柄一阵子，但赢政还有一张王牌—他是合法即位的国君，他只是需要等待，等待能让他羽翼丰满的合适时机。
在吕不韦摄政的早期，秦军继续进攻其他国家。赵国因为是吕不韦和赵姬的共同故国，而没有被触动。年少的秦王继续跟李斯学习，他称呼相国吕不韦为“仲父”或“亚父”，因为吕不韦从在邯郸起就一直对秦王父子有功，吕不韦作为秦王监护人的身份现在已经是国家记录在册的一件大事。后人甚至认为吕不韦本人认可“仲父”这一称号，这简直是在暗示自己是秦王真正的父亲，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嬴政的血统可疑，那么，吕不韦的位置就会慢慢不稳固，而不是变得更加稳固，难道不是吗？
吕不韦摄政期间，秦国发生了蝗灾，而且收成不好。随之而来的是疾病的爆发。即便吕不韦此刻大权在握，也只能用向任何提供千石谷米的人赐爵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秦国现在是那么辽阔，它的国土远远地延伸出起初的山谷地带，现在，它对农业、谷物的依赖比以前更重了，应该采取措施避免下一次饥馑，因为秦的政敌会利用饥馑来削弱它，并搞一些间谍阴谋。有一个这样的阴谋是由韩国策划的—在秦国国内搞一项大规模的工程，一项大的灌溉设施，这个设施就是在泾水和洛水（渭水的支流北洛水）之间修筑一条运河，连接水道，向那些新占的土地提供充足的灌溉水源。这个工程非常浩大，完成之后，可以连年向受饥馑逼迫的秦军提供难以想象的丰富粮食。这就是郑国渠。它对该地区经济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在几个世纪里，它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它的好处其实并不是这项计划的初衷，修建郑国渠的初衷是想尽可能地让秦国占用自己的人力物力，那样，秦国就忙于内政，没有精力再攻打邻国了。
吕不韦摄政时期，同样对商人采取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措施。富有的商人被赐予荣誉，他们被吸纳到政府体制中来。对吕不韦本人的背景而言，这样做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显然没有时间像世袭贵族那样去接受抑制商人的传统价值观的熏陶。如果有人用其他手段积聚财富，吕不韦认为给他们一个空头衔并把他们吸纳进来并没有什么不对。有一个人因之受益，他长期从西部边界的戎狄那里用丝绸换取动物毛皮，由此获得无穷无尽的利润，而后，他用所得财富换取名望—这个人不仅被授予贵族爵位，还被邀请在重臣出席的场合亮相。同样，一个富有的寡妇继续经营她丈夫的朱砂生意被认为是妇德的典范，得到年少秦王的表彰。这法令是由嬴政签署的，但完全是吕不韦的意思，他把这样的名誉给一个寡妇，并认为那是孀居的美德，似乎并不是出于要钱的动机。
秦王(5)
除了跟邻国的关系之外，秦国宫闱中同样存在问题。吕不韦跟赵姬开始共同摄政之际，他们二人是否还私下里见面是不清楚的。考虑到异人曾经将赵姬甩在邯郸独自逃离，好几年没跟她团圆，吕不韦和身为王后的赵姬之间的关系，比仅仅互相协助摄政要来得深厚是完全可能的。
据文献记载，吕不韦和赵姬之间关系日益紧张。吕不韦，这个热衷于往上爬、获得权力和地位的人，希望远离他原先的商人身份。他更热衷于他现在的角色—摄政相国。然而赵姬还有别的欲望。我们必须对后来那些含沙射影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是在深深憎恶秦的汉代建立后被记载的。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线索可以表明赵姬是不知满足的。
他们有了新的权力和新的责任，他们也从中产生了新的密谋和新的欲望。然而，作为一个母后和一个相国，在这个欲望上花太多时间不可能不引起猜疑。
赵姬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去赢得政治地位的女人，不过她遭到了关于合法性的指控。嬴政的曾祖母宣夫人是那些粗鄙流言的主体，她曾经独自设下反对西戎的计谋，她去引诱他们的头领，还给他生了两个孩子，然后让军队反叛他，这终于让他本人丧命，他的领土则被吞并。在后来，同样的建议曾提到汉高祖的皇后吕后跟前。还有，唐朝的皇后武则天也曾经面对这个，假如这么做的话，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丑闻就会缠绕着武则天。孔子自己在《春秋》中记载了几则臣下被国君的宠妾陷害的佚事，后来的史家或许也会被这些例子所引导—这种牺牲女子利益的做法简直是政治犯罪！不过，赵姬的故事却跟上面那些女子有所不同，因为赵姬似乎并不想把自己卷到政治生活中去。
赵姬和利用“性”来斗争的红粉战士宣太后乃至后来颠覆唐朝的皇后武则天都不同，她身败名裂的原因在史料记载中要简单得多，那就是她在三十来岁时便孀居，而后的怨妇生活让她日益憔悴，于是，她简单直接、毫无顾忌地在宫廷政治生活的核心和掌握着整个世界的巅峰之上做起吕不韦的情妇来。史料记载并没有提到她个人的感情—我们是通过与之有关系的人，那个最引人注目的吕不韦的列传知道她被异人突然抛离的，吕不韦之所以愤怒地向他的被保护者—异人割舍他心爱的情人，可能一直留意着他更垂涎的政治目标。
我们所知的这些，为这事件的始终提供了可辨别的证据。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说，在嬴政统治的早期，当这娃娃秦王还处在劣势之际，吕不韦在酝酿一个继续占有赵姬，并让她远离宫闱中的年幼秦王的阴谋。后来的故事家和演绎家们虚构了许多跌宕起伏的细节，说赵姬是那么需要吕不韦，她黏恋他，以至于吕不韦害怕他们的关系被发现；还有的说赵姬逼迫吕不韦，假如她的性要求得不到满足，她就将把一些秘密公之于众等等。无论如何，《史记》关于此事最终结果的记载是赤裸裸的：“吕不韦害怕灾祸牵连到自己，就私下里找了一个长着硕大阳具的男人嫪毐为门客。”
这位长着上天良好“赋赐”的嫪毐很快在吕不韦府上受到任用，在那里，他被要求证实他那货真价实、独一无二，绝非懦夫的本事，在《史记》这段最离奇的记载中，嫪毐在一次聚会中将一个木制车轮悬挂在他那勃起的阳具上，这样的消息很快反馈到赵姬那里，她被问及是不是需要见见这个男人。
吕不韦想了个更好的办法把嫪毐送进内宫，他说他安排了一个人指控嫪毐犯了足以被施以宫刑的罪，被施宫刑之后的嫪毐就能顺理成章地长期呆在赵姬的内宫。虽然赵姬指出将嫪毐施以宫刑会使嫪毐丧失让他进宫从事服务的能力，但这早就在吕不韦考虑的计划之中。他安排了对嫪毐的指控和处罚，并让赵姬贿赂施宫刑的人，当嫪毐行刑的时间来临之际，施刑者仅仅做了个样子，一点也没有伤及嫪毐，与此同时，施刑者抓紧时间拔掉嫪毐的胡子和眉毛，因为体毛掉落是一个宦官最重要的外貌特征。至少，《史记》是这么记载此事过程的。《史记》的记载导致以后一些考证者不仅想考证此事的真实性，还想考证这段记载是否是《史记》原来就有的内容。其实《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本人就是一名宦官，他在晚年曾受宫刑，他当然会注意到青春期之后才受宫刑的宦官在受刑后还会长出面部的须发，因此，拔掉嫪毐的胡子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史记》中记载的这一丑态足以使这部分故事完全浮出水面，那就是：并不是司马迁记载错了（嫪毐拔掉胡子和体毛），很可能事实上嫪毐事件是后来深恶秦朝的人戴着有色眼镜，进而篡改的。
秦王(6)
将嫪毐假装施了宫刑完全成功了。新“宦官”嫪毐被送到赵姬那里服役。他让赵姬找到了合适的生理满足，离开了吕不韦。因为赵姬仍然是个年轻健康的女子，她不久就怀孕也是不奇怪的。这一情况使她必须找借口远远离开宫廷中那些窥视的眼睛。于是，在她被人知晓前，就宣布说一个预言家告诉她要找个风水更好的地方，所以她跟嫪毐从咸阳搬到了深深山谷中的秦旧都雍城之中。
赵姬在上游逗留的时间比她先前宣称的还要长。她起初宣称要到旧都去消夏避暑，但几乎是半永久性地呆在那里，跟新找的“宦官”嫪毐一起，还有数百仆人，过着一种家居生活。
过了一阵子，赵姬开始企图用早年跟吕不韦有染的方式继续篡权。或许是她认为自己远离宫廷，各种指控够不着她，她允许嫪毐按宦官惯例做事。《史记》没有提示是否嫪毐的胡子长了回来，还是说换上宦官袍服的嫪毐是否特别喜欢漂亮衣服，但最明显的迹象是公元前239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这样的提升就宦官那不完整的体格而言是绝不可能的—宦官古来就被禁止封贵族爵位，他们的身体残缺正是被允许进入宫廷的原因。看样子嫪毐的头脑远在他的宦官身份之上，而且正有人要利用它。
还有其他的紧张关系。在都城咸阳，嬴政已经20岁了，按传统，这是举行表示他成人的冠礼最合适的时间，给他加上成人戴的冠，可能再娶上一个从其他国家公主中挑选的正式妻子，很显然，这同样是他亲政的应当时刻。
有人在阻止嬴政举行冠礼。《史记》中没有正式提及这一点。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些事件中看出都使用了些什么作借口。在蒙骜—这位秦国最出色的将军死后不久，一颗彗星在公元前239年五六月之间出现于西方，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凶兆。在现代天文学家看来，这是一次关于哈雷彗星的真实记录，但对秦廷的占星家们而言，这预示着有大灾难要来临。不久之后，嬴政的祖母夏姬又在尚算年轻之际去世了，相应地，年轻的秦王必须用一段时间例行公事地守孝，这也延迟了他举行冠礼的时间。
公元前239年，嬴政的弟弟成 虫乔遭遇了离奇的死亡。当时这位可能不超过十几岁的年轻王子被派领兵征伐赵国，《史记》简单地说他出兵赵国时“谋反”了，其实谋反的真相并不清楚。在法律严格的秦国，一个人渎职被看作是对其主人的侮辱，所以，成虫乔可能仅仅是错失了胜利的机会。不过，虽然蒙骜去世了，朝中还有其他经验丰富的将军能够领兵深入敌国，尤其是对付赵国这个敏感的国家，因为它是秦王和赵姬的故乡。如果真的有任何证据能证实吕不韦是秦王真正的父亲，那么，成虫乔之死就是一个吕不韦他们在自己的反对者们（成虫乔的辅助者们）结成集团并发动政变之前清除障碍的举动。更可能的是，假若这些人准备发动政变，这可能是由成虫乔自己酝酿的，他“谋反”的目的很明显，他的跟随者们在失败后也都被斩首。
关于此事的史料记载是简短的，简短得令人无奈。当公元前238年，秦军持续不断地向远处用兵之际，秦国又一次被另外一颗奇怪的彗星光临，它的彗尾横亘了整个夜空，根据这个征兆，秦王举行冠礼的时间终于宣布了。而经过冠礼，他就是一个真正被认可的成年人，此刻，他22岁。
在举行冠礼之前，他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地名在《史记》的记载中只有一个音节。当我们知道这是他最显赫的祖先之一秦武公的坟墓时，它的重要意义就随之明晰了。嬴政跟秦武公都是嬴秦的子孙，他们的先人曾长期跟西戎作战。秦武公时期，朝中重臣通过以幼主的名义执政而手握大权，但秦武公后来终于处决了执掌大权的重臣，从篡位者手中收回权力，这也是秦国历史上艰难的一页。现在这大臣专权的一幕又重演了。就秦国惯例而言，是秦武公或他那些复仇心重的继承者们开创了以活人殉葬的惯例，因为秦武公曾以66名支持者殉葬。秦武公是一个从篡权者手中通过冷酷谋划和无情斗争夺回权力的榜样，看样子，嬴政—这位当今的秦王，也下定决心要跟他的先人一样。
秦王(7)
秦王嬴政的对手们都离他很近—逐渐年迈的华阳夫人—从秦王还非常年幼开始，吕不韦和赵姬就因她久久地享受着尊荣和权力。围绕着成虫乔之死的离奇事件显示了在秦宫廷内部早有一派力量想找一个更驯顺的继嗣者，让成虫乔取代嬴政，正如秦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在摄政大臣中，假如有人想杀掉嬴政，让一个新的娃娃国君取代他来保持“协调”是可能的策划。这样，摄政大臣们自己就会内讧，秦国自己就会分成两派，两派都宣称遵从嬴政，但两派都为他们自己谋利益。《战国策》中描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在秦国的每个角落，从掌握国家权柄的人到手握推车车柄的人，问题都是同一个，‘你是太后和嫪毐的人吗？你是吕不韦的人吗？’无论你走向村落的岗哨，还是走在咸阳宫廷的走廊，问题都是同一个。”
最终，这些事端终于汇总了。法律的严酷暴露出来，摄政者们的命运（摄政者们被严酷的秦法处死）是我们唯一能知晓的，从而判断谁应真正受责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历史并不公正地将他们全部加以谴责了。此时秦王已经举行了冠礼，而冠礼标志着他可以完全自主地掌握国家政权。冠礼后不久，他的统治终于经历了第一次显而易见的挑战。
在富丽堂皇的雍城宫殿里，嫪毐和赵姬的暧昧关系最终被发现了，至少人们是知道了，因为如果丝毫不受猜疑才是不可置信的。有一则故事说嫪毐在一次聚会上发脾气，酒醉后吹嘘自己在担任秦王父亲的角色（无非是吹他和秦王的母亲私通）。 更为通常的版本是说是在嫪毐的不臣之心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之际才被发现他跟赵姬私通的。
嫪毐吹着最大的牛皮，还梦想让这牛皮成为现实。他有时甚至违背宫廷禁令，带着他情人的印玺回去。而王宫卫士们，那些精锐骑士和咸阳的守卫者，只不过是一小撮被召唤来袭击嬴政住处的人而已，其他人员也不过从两个西戎部落招募来的，无论他招募了些什么人，嫪毐和他的宫室随从们决定组建一支真正的私人党羽来发动叛乱。于是，战争在咸阳城内展开，由嫪毐的死党对付秦王从忠实支持者中随意拼凑的人员。因为宫廷守卫们明显是嫪毐的人，秦王能安排的仅有他年轻臣僚们的一支军队，即武装了的宦官和一批由两个西戎部落组成的个人卫队。似乎双方都有好几千人参战，但许多人都被错误的号令愚弄了，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同各自被打散的部队不断挥舞手臂而取得联系，或者是准确无误地站到秦王那边去，让他重新编排。真正的叛军醒悟到这阴谋原来是谋杀秦王，除了数百人之外，大部分人在街上的混战中被杀。当硝烟散去，嫪毐已经逃走，愤怒的秦王则悬赏百万要活捉他，假如捉住了死的就悬赏50万。
后来有20人被以谋反罪处决，包括宫廷卫兵的领头、宫廷仆役长和一位主要的射手。尽管数千人受到了处罚，但看来即使在残酷的秦国，不知情的参加者也被认为是无辜的—因为在秦国，抗拒印有玉玺的旨意而不参战同样要被处死。相应地，一些当初胆敢拒绝的人被免除了死刑，他们被处以3年的苦力（鬼薪），为宫廷祭祀和太官（宫廷供给衣食的部门）采集生火用的木柴。嫪毐将近4000名仆人中，有些被杀了，还有些对赵姬忠心耿耿，他们继续毫无怨言地侍候赵姬。尽管他们的沉默以对秦王的忠诚为代价表现了对另一个主人的忠诚，或许他们是存心的，或许不是。他们逐渐结成一个差点让主人丧命的团伙，他们被塞进船里，到南方四川的卑湿之地去补充边防。
嫪毐也不走运。当秦王下令捉拿他和他的同伙之际，他和他叛乱的残余势力被包围，而后被消灭。嫪毐本人则被用四匹马车裂。根据近百年前商鞅变法确立的严酷法律，嫪毐之罪同样让他的家族蒙受耻辱，无论他们是否知道嫪毐的阴谋。相应地，所有嫪毐的亲戚都被处决，包括他的堂兄弟、同族、他的父母（假如他们活着）。在处决命令中还包括两个他跟赵姬生的孩子，假如他们的阴谋得逞，这两个孩子将谣传要做摄政下的又一任娃娃国君。当秦王嬴政发现这两个孩子还活着，他随即下令处死他这两个同母弟弟。对赵姬怎么处理？秦王下了一道极其严格的命令，禁止任何人谈论赵姬卷入这件事。“任何人胆敢私下议论太后与此事的关系将被即刻处决，他们的肉将从骨上剔除……他们的四肢将绕于城门，像井栏围绕井那样。”
秦王(8)
有些秦王的大臣不欣赏这严酷的法令，他们不明智地表陈嬴政的母亲是如何值得信赖。秦王在廷臣们都知晓之前就杀了他们中的二十七人，不过此刻赵姬不受限制了，就如秦王宁可相信她没有参与嫪毐的政变和用不受欢迎的私生子替代秦王，以及她从没有计划去杀死自己头一个生的儿子那样。
有人在酝酿着计划，尽管是谁并不清楚。在这些可能的人中，吕不韦可能希望用一些手段让赵姬不要干政，但这样的计划会招致显而易见的怀疑，即他怀疑她，准备除掉她；而嫪毐，或许有赵姬的帮助，或许没有，可能准备把大权夺到自己和他跟赵姬生的孩子手中。但同样，干政者有可能不是吕不韦和嫪毐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这年少的秦王自己，他企图独掌政权，把凌驾于他之上的人除掉。假如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嫪毐事件就不是他整个图谋的顶峰，还只是他计划夺权，推倒吕不韦的第一步。
嫪毐之乱的反响大约持续了好几年。这件事让秦成为其他国家的笑柄，并延迟了秦国对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大约一年。赵姬自己被软禁于深宫，尽管为了脸面，最终她再次住在咸阳附近。她是否直接参与了嫪毐事变还是不清楚，或许模模糊糊有点吧，因为从反证看，她如果真的直接参与了，她自己的儿子嬴政就要判她同谋弑君的罪。
经过一个温和的夏天和一个出奇寒冷的冬天，到了来年，秦王的注意力转向吕不韦本人了。吕不韦此时已在秦国辅政几十年，他是嬴政父亲的赞助者和谋士，而后，嬴政年少即位，他又是摄政者和相国。吕不韦的政治生涯的确是快到终点了。尽管他看上去似乎是无辜的，跟嫪毐的政变毫无直接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吕不韦最初将嫪毐引到赵姬那里，继而才有这场祸变的。秦王愤怒地削掉他“仲父”的称号，并且在秦国开始了清除所有外国影响的运动，这样一个命令假如真的执行，对秦国而言将是绝大的灾难，因为如何划一道底线是非常难的。秦王自己就是一个赵国母亲生的，他的妻子是秦国以外的公主，同样，他的祖母也不是秦国人。然而，秦王起初的愤怒似乎是直接针对像吕不韦这样的外国臣僚的，还有那些出自其他国家，但是来秦国供职，带来令秦国长治久安政策的学者们。帮吕不韦写作《吕氏春秋》就有三千名这样的学者，他们似乎是秦王逐客的最初目标。此刻，韩国帮助设计的“郑国渠”灌溉计划的真正目的也明了了，尽管它给秦国带来了繁荣富强，并让秦国冷酷的兵锋暂停，从而拯救了不少人，它最初的用意—让秦国尽可能地将精力用在国内事务上，终于被秦王悟到。
如果嫪毐事件是嬴政致力于亲政的第一步，他仍然被传统羁绊住了。他可以向他的母亲发起直接进攻，但惯例迫使他只能将她放逐。他起初要求处决吕不韦，但被迫囿于传统，他压下了自己的怒火。因为此刻嬴政有了新的谋士，他告诉嬴政，他想要的结果和东西用很多办法都可以得到。
尽管我们很少看见嬴政所下的法令中有他的人性在闪光，更多的是无情的意向和声音。然而对李斯，这位荀子特立独行的学生、这位毅然为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服务的人来说，此刻机会来了。
李斯，虽然他后来获得机会在秦国揽起权柄，然而此刻他正面对着真真正正被放逐的命运。相应地，他以反驳秦王的逐客令作为自己命运的赌注，他写了一封口气铁骨铮铮的上疏（《谏逐客书》），这上疏就像是从被逐的那些人心底里发出的，他们每个人都能听到这种铮铮的声音。
李斯在上疏中毫不客气地说：“您卑贱的臣下认为这可能是个错误”，他的口气仔细而富有逻辑，李斯指出客卿们为秦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假如没有商鞅那天才的组织才能，秦国将不可能从半蛮夷的状态脱颖而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李斯的谏诤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富有逻辑性。他引用的几个例子都是不真实的，因为它们事实上跟他的断言相反。比如说，虽然四川地区尚未被征服（征服四川所出的计谋正是由秦王准备驱逐的“客卿”出的计谋），但对于一位野心勃勃的秦国将军而言，这么个事实他是不承认的；同样，李斯说秦昭王的统治大大受益于另一位客卿（范雎），这也是不真实的。李斯所指的这位客卿让秦国王室陷入了长期争斗。但李斯还在继续引经据典，因为他明白，知道他引用有误的那些人是跟他同样命运的外地学者和客卿们，而这些人不会去揪出他谏诤中的史实错误的。尽管他在上疏中没有提到这一点，但肯定有许多将被驱逐的人在渴望得到无声无息的帮助。比如蒙氏，这个家族的将军蒙骜曾是秦王父亲忠实的武将，他的孙子则侍奉秦王，而蒙氏起初是从齐国迁来的；而赵高，秦王的内侍，从他的姓就可看出他来自赵国，他父亲曾为营救秦王的父亲异人而献出了生命。因此，客卿们其实不是秦国的敌人，而是秦国的救星。
秦王(9)
说了一些之后，李斯话锋一转，提到了一些更为现实的利害关系，这些跟秦王室的关系更近。李斯说，秦王自己也是从外国回来的。嬴政喜欢的美玉是从遥远的昆仑山来的，而昆仑山还远远地在秦国西部疆界之外；他的腰带上有传说中的大珍珠（随侯珠），据说是一条受伤但受到医治的蛇送给一位外国国君的；乃至秦王自己的印玺，它用了一块极重极大的宝玉（和氏璧），这宝玉那么大，以至于前代数王都认为它是假货，但它确实是真的，这块玉来自楚国。
还有，秦王经常佩带的宝剑也是一件无价之宝，它名叫太阿剑，是由同名工匠为一位先王铸造的，同样也是秦国之外的东西。李斯还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道了军事装备本身—骏马、犀甲、战鼓，种种，这一段是《谏逐客书》中最扣人心弦、最有说服力的文字：
“如果这些都必须在秦国生产，那么，这些能照亮夜空的宝玉就不能再装饰王庭，而且，也不能再陈设犀角和象牙制成的玩好之物，还有（美女）……也不能再充实后宫；骏马也不能充实边防，江南的金、锡将毫无用武之地，四川的朱砂也不能用来描画、装饰。”
看来，李斯的谏诤在逻辑上更建立在以奢侈品论证为基础上，而不是靠过去任用的客卿人才来论证。这是他抒发怒气的思路。李斯向来老谋深算，他还有能列出的沉默支持者—后宫嫔妃们，秦王的姬妾和妃子们多半来自国外，她们怎么能够突然采取断然手段禁绝一切国外的东西乃至她们自己呢？在李斯结束他的谏诤之前，他设想了一个仅有秦地女子的宫廷是什么样子—她们的鬓发上从此不能再插着饰有海滨所产珍珠的簪子，她们也不能再戴耳环，她们的衣裙将再也没有华丽的刺绣，而且只能是本国缝制的，假如剥夺后宫嫔妃们的华丽装饰还不足以引起恐惧的话，李斯又陈说，如果禁绝一切外国影响，生活将变得极其单调乏味。他提醒秦王，在并非很久以前，秦国音乐还只是敲击骨头和瓦罐，比动物嗥叫强不了多少，假如禁绝外国人来秦，李斯说，秦王同样还要禁绝各种动听的乐器、曼妙的乐舞、和谐的乐曲，从情歌到祭祀用的庄严颂歌都禁绝它们的使用。
在设想了这么荒唐的局面之后，李斯回到逐客令本身，他提醒说，这条命令最糟糕的结果可能是把人才赶走了，但那些外国产的宫廷玩好却安然无恙，因为至少：“女色、音乐、珠宝……其实是重要的，因为人性注定是喜欢轻松的。这不是靠一条横亘海内、统辖天下的命令可以做到的。”
最后，李斯把秦王和他的国家比作神圣的泰山，它不会睨视落在身上的微尘，更不屑于吹走它，它们只会更增加泰山的分量。他还说，大河从不拒绝雨水的降落。最终，李斯暗示秦王，国家军队也是因为有那么多外国人，才使秦的军事力量稳居一流。如果秦国遣散他们，那么，这些睿智而富有的人们，还有那些被弃绝但尚美丽的女子，将在秦的敌国寻找新的安身之地，而且将日夜思谋报复。
李斯写了这篇上疏出发了。此刻他还没有从吕不韦专政的阴影时代走出，他不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假如他的上疏激怒了秦王（这是很可能的），李斯大概要走另一条路了，然而，李斯被秦王派的人追上，并请回了宫廷。在那里，他知道了嬴政的回答。
嬴政被他说服了。李斯重新被任用，逐客令也被废除。这是李斯的胜利，他写的这篇《谏逐客书》内容就占据了《史记》为他立的列传中的相当篇幅。尽管他很快被提升为廷尉，最终升为丞相，但《史记?李斯列传》在他后来的17年生涯中则保持沉默，没有记载更多的内容。
这样，一场危机过去了，客卿们在秦国的地位继续受到保护—除了吕不韦之外。嫪毐事件是吕不韦影响的终结，但李斯的上升才刚刚开始。李斯等这个机会等了十年，现在看来只要再等几个月了。吕不韦大概希望通过赞同那些他执政时期提拔的上百名官员来继续施加影响，大概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条签署着秦王名字的命令将吕不韦送出宫廷，送到他自己的采邑中。不久之后，秦王送给他的“仲父”一封敌意的信：“你为秦国做了些什么？你能食封十万户？你跟秦国是什么关系，我们得喊你‘仲父’”？
秦王(10)
吕不韦没有回答这些。假如秦王忘记了吕不韦的所做，吕不韦此刻也没有心情去提醒他。此刻，秦国的将军们正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吕不韦灭掉宗周的武功大概也让他们记不起了，更不用说他为秦占领周天子领地这些事了。至于他作为秦王老师这回事，他的家族和秦王家族之间的联系已经因嫪毐之变而终止了。秦王的书信命令吕不韦和他的家人（很显然他不再被欢迎回到王室）迁居四川，嫪毐的随从们也是被流放到这个南方之地的。
这条命令大概是用的秦王的名义，但它带着像李斯这样法家的深深烙印，或许就是出自他们的主意。秦王没有像对嫪毐那样出兵镇压，而是命吕不韦迁徙，先是从王宫迁出，而后从都城迁出，最后从秦腹地迁出。吕不韦明白地猜测到，当他到边境的时候还会有更严格的命令传来，直到他所有的财富和地位都被剥夺，一无所有。在敏感中，他怀疑这封信实质上是一个签了秦王名的死刑判决书，吕不韦终于喝毒药自尽。
译后记
本书以秦始皇的生平为线索，对秦国、秦朝的历史作了生动描述。作者较准确地把握住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脉络，行文也生动有趣。在资料采用方面，除了习见的《史记》《汉书》《吕氏春秋》等，还采用了出土文献《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大量法律文书资料来复原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使本书具有更高的学术性和可读性，这对于一位西方作者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谨，他勾勒出的故事都是依据大量史料并经过缜密推敲的。比如对于秦始皇的出身这样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在描述时摈弃了一味猎奇的态度，跟近年国内屏幕上一些以秦始皇为主角的各种“戏说”作品相比，显示了严谨求实的风范，这种态度是值得国人学习的。
此外，在古代中国的领土、汉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以及秦国、秦朝时期的宗教信仰等问题上，这位西方作者虽然着墨不多，但基本观点已有反映。对于熟知本国历史的中国学者和被近年秦始皇题材的影视作品搞得如在云雾中的普通大众而言，这些观点也颇值得玩味。它反映了域外学者在从另外一些视角审视古代中国强大的原因，并试图探求古代中国从帝王至黎民百姓精神世界的原貌，不管这种努力得出的结论如何，它都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借鉴的。
总之，无论是专业学者还是普通读者，在阅读此书时都自会有一定收获。
杨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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