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统治者凭着常识都会进一步意识到：侯生、卢生的诽谤朝政绝不会是个别现象，类似的诽谤者在天下一定还有。那该怎么办呢？天下那么大，不可能短时间内挨个排查，但咸阳就在脚下，如果排查出一些造谤分子，然后用重刑杀掉，就可以起到“以惩后”的作用，即震慑全天下的诽谤分子从此三缄其口，不敢再诽谤议论时政。所以杀的时候必须用极刑，而且杀得热热闹闹，用坑掉这种不常用的极端残忍的做法最合适不过了，可以起到触目惊人、以儆效尤的广告作用。
于是，他下令在咸阳的“文学方术士”（颂太平和炼丹药的人）里进行排查，查出了四百六十个“妖言以乱黔首”的人（散布诽谤朝政的言论的人），坑掉了，算是给天下所有的政治异见分子打了广告。
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史记》上管它叫做“坑术士”。但后人出于对秦帝国的怨恨，或者借喻以说教当政者的需要，而把“坑术士”讹成了“坑儒生”。这是会误导人们对这个事件的性质的认识的。
当然，被坑者中间也会包括一些儒生，但他们被坑不是因为他们是儒生，而是因为他们的政见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所谓“议论不合者”。这些人被坑掉是因为跟政府不唱一个调子，而不是因为他们学儒家。
焚诗书、坑术士这两件事一前一后地紧随发生，之间大有联系，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改造旧的分封制体系的意识形态，向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转型，倒不是和儒家过不去。而且，从史料上看，坑术士也好，坑儒也好——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坑意见不合者——并没有扩大化。
对于秦王朝的“焚书坑人”，后代皇帝官僚们不应该整天咒骂它。它替后代君王做了思想向皇权专制开始转变时难免要做的事情，虽然手段或许不如董仲舒建立一个从先秦儒家修正过来的新儒家，作为皇权时代主流思想以完成思想转变来的高明。但在那个来不及有董仲舒的时代，而在有先秦风骨的人又很多的情况下，也许这么做是客观上的被迫选择。后代皇帝，吃水不要忘了挖井人，吃饱了不能打厨子。
秦亡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总结起来合计四个：
第一，急于事功。大兴建筑，征用民力太多，直接导致民生凋敝，“欲为乱者，十室而五”。
第二，分封制向皇权专制的过渡过于急剧。单一的郡县制，而没有适当杂以分封，在技术上有许多弊端，更主要的是违背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造成了中下层社会的动荡。分封制的长期历史惯性和反弹，酝酿成了一种巨大的反秦政治势力。一些中层的精英豪杰，都普遍与秦为难。
第三，向皇权专制社会的思想形态过渡过于急剧，手段流于粗暴，导致“焚诗书、坑意见不合者”现象出现，一定程度地激化了中层精英与皇帝的矛盾，并且导致言路断绝，讲假话现象。
第四，忽视礼仪教化而专任刑罚。秦人重实干，但少理论，不善于做思想工作。虽然儒家的思想和儒者，在秦统治集团里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实际上还是弱势的。单用刑罚是不行的，必须常给人做做思想工作，他就舒服了！
法家是，鼓励专任刑罚而忽视教化，这也就导致了秦的忽视教化。像韩非子，是非常轻视教化作用的，认为老百姓是不配接受教化的，你就拿法约束他就行了。我们说，教化作用确实不能夸大，像说周文王、商汤是因为仁德的思想教化对下面做得好，最后王天下了，这是儒家在吹牛。但是呢，教化也能多少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所以，儒法兼行，一个长于做事，一个长于教化，虽然这显得有点“中庸”或者“乡愿”，但似乎却不失是个最终的选择。
以上秦亡的四条原因，单独一条都不足以导致秦亡，其中重点是第二条。
后代皇帝在学习中进步了，他们不会一次犯太多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