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三国演义》的安排，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大获全胜，江东谋士们一个个哑口无言且灰头土脸。在我看来，“舌战群儒”是一场未分胜负的辩论。江东谋士们仅仅是一时“语塞”而已，他们并没有心悦诚服。所以这场辩论并不意味着孔明的胜利。
假如诸葛亮通过“舌战群儒”让江东谋士们在孙权面前彻底失语了，那么“舌战群儒”就卓有成效。而事实上，一时“语塞”的江东谋士们并没有在孙权面前失语，而是继续阻挠孙刘联盟，并且搞得孙权举棋不定。若不是孙权的母亲吴国太提醒请出周瑜来，孙权的决策是无法出台的。
第三项推敲：“舌战群儒”有没有负面作用？
“舌战群儒”并不是一个有理有节的辩论，倒像是一场不断升级的骂战，发展到后来，便变成了夹带着人生攻击的唇枪舌剑。这样的“舌战群儒”岂能不伤了和气？
在诸葛亮与江东谋士的争辩中，对方的表现始终是温文尔雅，而诸葛亮则是尖酸刻薄，咄咄逼人。
江东第一谋士张昭虽然暗讽诸葛亮，但他还是很客气的用“愚直之言，幸勿见怪！”的言辞。而诸葛亮的还击则言辞激烈：“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
“舌战群儒”的逻辑推理(2)
诸葛亮让江东谋士“语塞”的方法主要是：贬低对方，抬高自己，甚至摆出蔑视对方的姿态来，以达到羞辱对方的目的。比如他骂虞翻：“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由此论之，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他挖苦步骘：“畏强凌弱，惧刀避箭。”他骂薛综：“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骂陆绩：“公轩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骂严酸：“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骂程德枢：“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从整个“舌战群儒”的过程看，诸葛亮的犀利与江东谋士们的温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方的提问虽暗含讥讽，但基本还算礼貌；而诸葛亮的回答却不留情面，几乎像是在骂街了。还好当时孙权并不在现场，否则他也未必能容忍诸葛亮的猖狂。
第四项推敲：口才背后的能力较量
诸葛亮自以为在“舌战群儒”中大获全胜，并对东吴谋士们不屑一顾。那么，东吴的这些谋士果真如诸葛亮所说的那样无用吗？自然不是。别看这些温文尔雅的谋士没有在辩论中驳倒诸葛亮，他们却在后来的孙刘斗争中给诸葛亮出尽了难题，而且纷纷表现出了并不亚于诸葛亮的才干。
且说孙权打算与刘备断交，但又念及自己的妹妹已经嫁给刘备。东吴第一谋士张昭为孙权出一主意：派心腹将领带五百人潜入荆州，下一封秘书给郡主（孙权的妹妹），只说国太病危，欲见亲生女儿，郡主必然会星夜赶回东吴，那时动兵便没有什么障碍了。
张昭此计后来果然得逞，孙权之妹回到东吴，孙权从此便更加坚定了报复刘备的决心。
就在刘备进军蜀中，拓展自己地盘的时候，孙权开始计划夺回荆州了。张昭建议先不要妄动，他出一计策：修书一封给刘彰，就说刘备要取西川，好让刘彰心疑而攻刘备；另外修书一封给张鲁，让他进兵荆州。待到刘备首位不能救应时，孙权再去给刘备致命一击。
虽然张鲁并未如张昭之预料去攻荆州，但刘彰却真与刘备结怨了。不仅如此，刘彰手下大将还设下埋伏，将刘备的军师庞统射死在落凤坡。刘备不得不调荆州兵前去援助。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大队人马都离开荆州去支援刘备。只留下一个关羽防守荆州，给东吴留下了可乘之机。
再来看看那个被诸葛亮讥讽为“畏强凌弱，惧刀避箭”的步骘，此人曾为孙权策划一个方案，更是对刘备、诸葛亮造成沉重打击。当时曹操打算联合孙权共同攻打荆州。而步骘则建议孙权“要求曹操命令驻扎在樊城的曹仁先起兵取荆州，关羽必然会分荆州之兵去攻打樊城。关羽一动，我们便可派出一员大将，暗取关羽后方，一具拿下荆州。”
比起步骘来，诸葛亮的目光则短浅的多。他给刘备出的主意是：命令关羽主动出击，攻取樊城，使敌人闻风丧胆，其联盟自然便会瓦解。
诸葛亮的主意早在步骘的算计之中，而诸葛亮试图以攻打樊城瓦解敌人联盟的计划却落空了。后来，关羽在攻打樊城的时候，被樊城守军和曹操派来的援军击溃，而荆州也被孙权手下大将吕蒙偷袭得手。最终导致关羽败走麦城，死在东吴手中。
至于那个被诸葛亮大骂“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的虞翻，在后来同样也有出彩的表现。他成功说服了被关羽派驻在公安的大将傅志仁投降东吴，傅志仁又介绍南郡大将糜芳也前来献城投降。这样便彻底断了关羽的后路，使得关羽无一点立足之地，不得不陷入落荒流窜的局面。
口舌之功的超级梦想：骂死王朗
《三国演义》中曾有一段关于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描写。大体意思是，蜀魏两军对垒，魏军师王朗上前劝降诸葛亮，却被诸葛亮骂了个狗血喷头，气急之下，掉下马来，吐血身亡。原文如下：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凌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郭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后人有诗赞孔明曰：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逼汝，汝可整顿军马，来日决战。”言讫回车。于是两军皆退。
读者阅读这一段时，一定会觉得非常过瘾，并对诸葛亮的口才惊叹不已。然而，所谓“骂死王朗”实则又是一个伪造的故事。据《三国志》记载，王朗是汉献帝、曹操、曹丕、曹睿时代的四朝重臣。他的向上劝谏往往以体恤民意、减轻赋税、严明法度为主。王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都传于后世。可以说是个清正廉洁、才华横溢的好官。只不过到了《三国演义》里，王朗成为陪衬诸葛亮的牺牲品。
关于王朗之死，《三国志》只是用“太和二年薨，谥曰成侯”来描述。根本没有什么“诸葛亮骂死王朗”的说法。
当雄辩走向歧途
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拼尽全力要压倒对方，却忘却了孙刘的合作大计。似乎辩论不是为了得到真理，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后来，这种为辨而辨的劣根性被我们全盘继承了。
魏晋玄学一派，便是为辨而辨。很多文人出于恐惧不得不向司马氏低头，但又不愿为其卖命，便整天谈些与时政无关的哲学理论，相与论评批驳，借以显示自己学识高深。在洛阳内外，这种玄学坐谈渐渐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于是便逐渐成风，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东晋时期，玄学之风蔓延到王公世族。他们不学无术，但也要付拥风雅，甚至相互之间出现了胡说八道的现象。由于整个国家管理层陷入了虚妄的“雄辩”风中，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导致内乱频起，外祸不断，最终发展为“五胡乱华”的格局。
诸葛亮这个雄辩者，为了达到辩倒对方的目的，不惜采用了人生攻击的方式。这种辩风在文革时期被造反派们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动辄上纲上线的批判和捕风捉影的谩骂交织在一起，使无数“牛鬼蛇神”时时刻刻都胆战心惊。
中国人的辩论，要么是因为政治的压力而不敢出声，要么就是缺乏理性的慷慨陈词和急红了眼相互攻击。仿佛声音不提高八度，就表达不出真理似的。
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因其渊博的学识和特立独行的举动而受无数华人拥戴。但李敖之成名却是借助了骂人。也许李敖可算是一个专职的骂将，用他的话说，他几乎把台湾所有的人都骂过来了。尽管他的评判言论不乏真知灼见，但却充斥也很多粗话、脏话。有时直接就骂对方“王八蛋”。当然骂得多了，自己的错误也就出来了，比如李敖说鲁迅白话文写得不好。他拿出鲁迅的《战士和苍蝇》一文，指出鲁迅“苍蝇营营叫”是不对的，为什么不用“嗡嗡叫”呢？而另一位批评家方舟子马上就指出，“营营”二字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李敖批评鲁迅，说明李敖自己欠缺起码的国学功底。
近些年李敖逐渐被媒体所利用，不断在公众面前曝光。虽然其雄辩依旧咄咄逼人，但其思想的深度已经大不如以前了，甚至还让人们感到了几分娱乐的味道。
国内也有不少的愤青试图向李敖学习，然而只是学会了其骂人的气势，却全无李敖对学问的孜孜追求。通过互联网，我们经常可看到很多愤世嫉俗的言论，但却很少有能言之成理的文章。拿论坛上的反日帖子来说，只是一味地发泄，粗话、脏话满天飞，却很少思考中华民族该怎样超过日本。总之，真正能为整个民族做理性思考的人太少了。
后辈人的“舌战狮城”(1)
诸葛亮“舌战群儒”、“骂死王朗”均是虚构、伪造的故事。但后代人却在这种回味“伪历史”的过程中找到了快感。中国人不仅羡慕诸葛亮的“三寸不烂之舌”，也在模仿着诸葛亮的狡辩之功。“亚洲大专辩论会”（后改名“国际大专辩论会”）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亚洲大专辩论会虽冠有“亚洲”之名，但并没有日本、韩国这样的东亚强国参加，它实际上主要以华语为参赛语言，所以参加队伍便局限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拉西亚等地区。也就是说，参赛的选手基本都是华人，是诸葛亮的后代，身上留有非常活跃的“舌战群儒”的细胞。
1986年，内地大学生首赴亚洲大专辩论会(1993后为国际大专辩论会)，代表内地的北京大学队获得金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决赛录像创收视新纪录。从此之后大陆掀起了波澜壮阔的“辩论热”。复旦大学1993年狮城夺冠，《12演播室》把复旦队教练、队员请到演播室制作节目，把选手更详尽地介绍给观众。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赛事情况，刊登决赛辩词。参赛队员回国后应各方之邀参加了不少相关活动，使他们感到仿佛进入了“世乒赛夺冠后大家都打乒乓球”的氛围中，一时间选手们成了人们心目中耀眼的明星。而内地各种辩论赛也开始火爆起来，电视节目、报纸杂志也纷纷引入辩论形式。大学生、中学生们个个摇唇鼓腮，颇有一副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架势。
在首都师范大学队仅获亚军的1997年，大专辩论会的电视收视率跌入低谷，但参赛选手王慰卿依然感受到大学生对大专辩论赛的热情，“我一辈子都没收到过那么多信，而且大学里学生宿舍配电视的特别少，很多学生是抱着收音机听完的辩论赛。所以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对这种形式还是很关心的。”
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分析大专辩论赛时就会发现，大多数辩论活动根本不能带来智慧的启迪，相反倒容易使我们落入伪智慧的圈套。
在复旦大学校庆网上，刊登着一篇校党委书记秦绍德纪念该校学生“舌战狮城”的文章，文中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复旦学生获得大专辩论会冠军的历史，但笔者却从中看出了讽刺的意味，我以为这篇文章恰恰是国人贪恋“口舌之辩”的最好证明。试看该篇全文摘要：
“狮城舌战”何以在学校历史的长河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过了十年，我们逐渐明白到，那次辩论赛集中了全校的力量，全校的智慧，使得复旦的能量在一刹那集中在一个点上迸放出来，造成了令社会炫目的光芒。更重要的是，辩论赛充分体现了复旦的精神和品格。
首先是永争第一的精神。复旦历来有追求卓越的传统。要做就做最好的，是许多复旦人的信条。1993年的那场辩论赛在复旦其实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88年的首届亚洲华语大专辩论赛上，复旦就已经代表内地高校捧冠而回。可是第二届另一个兄弟院校未能卫冕。于是，亚洲华语大专辩论赛改为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时，国家教委电令复旦组队参加，要求捧杯回来。复旦人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上下同心，坚信一定能凯旋而归。党委立即调兵遣将，让学识渊博的俞吾金教授任领队教练，停教一学期，全职投入。曾任第一届辩论赛领队、头脑敏捷的王沪宁教授自告奋勇任顾问。又抽调时任副教务长，有丰富思想工作和组织经验的张霭珠教授任整个工作的负责人，人事处长张一华任联络员。精干的班子一组成，机器就运转起来了。为了学校的荣誉，广大学生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遴选队员的一场场辩论会成了动员会，全校热气腾腾。令人感动的是许多潜心教学、科研的教授们也放下教案、书稿，纷纷前来参与辩论会的评判工作和辩论队的讲课。正因为有许许多多师生的全身心投入，才会有高质量的赛前准备，再次夺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赛后，当有人了解到我们曾请过五十位教授给队员们讲授天文地理、科学人文、国际国内各类课程时，不禁咋舌：你们复旦这么认真！是的，复旦人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认准了做一件事的价值意义，就会用十二分的智慧和想象去构架，用百倍的努力去实现。
后辈人的“舌战狮城”(2)
其次是团结牺牲的精神。辩论赛是件有趣的事儿。层层辩论、筛选很残酷，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无声无息。可是学生们仍前仆后继，踊跃参加。大家都说着一句话：目的在于参与。事实是辩证的，没有几百学生的参与，哪来优秀辩论队员的脱颖而出呢？赴新加坡的辩论也是一样，场上辩论的是四名队员，背后不知有多少无名英雄在为他们作准备，大家都团结在一项神圣的使命周围。当队员们载誉而归的时候，无名英雄们没有一个伸手要分享荣誉，没有一个往前挤着出境。有一件小事至今使我很感动。当时，决定赴新加坡参赛组团的名单时，由于名额所限只能去两位教师，俞吾金、王沪宁负责赛事必须去，那末担任总负责的张霭珠老师反倒不能去了。当我为难地找到张老师时，她却坦然地安慰我说，我没有事的，你放心安排好了。须知半年里，张老师为辩论赛事做了多少工作，连她全家都对辩论队倾注了十分的感情，拿着家里炖好的汤给队员们加营养，已成了经常的事。临到有出国赴赛的机会时，她却悄悄地退到了后边，毫无怨言。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正因为许多复旦人把自己融入了共同的目标，才一定会有后来的成功。
从以上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复旦大学对亚洲（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很深的误区。学校领导过于重视辩论本身，不切实际地拔高了辩论的地位。他们的“狮城舌战”并不是为真理而辩，而只是为名次而战，为虚荣而战。为了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不惜让有名望的教授停教一学期，全力培训参赛选手。许多潜心教学、科研的教授们也放下教案、书稿，纷纷前来参与辩论会的评判工作和辩论队的讲课。其结果便是：在参赛学生得到特殊优待的时候，全校其他同学却失去了往常的学习条件。这样实际上是对学校师资力量的极大浪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无论参赛选手在辩论会上表现得多么富有智慧，也无法掩盖复旦大学在比赛活动中表现出的伪智慧。
时隔多年，当年获得最佳辩手的复旦学生蒋昌建也执教于耶鲁大学辩论队，他在媒体面前笑谈了在美国的辩论特点。他说思辩在西方是有着很悠久的传统的，甚至是催生出新知识的有效手段。在美国各大高校都有关于演讲、辩论的课程和学会，也经常展开一些辩论比赛，部分是单兵一对一的比赛，也有整体的队伍的比赛，比赛较多，但电视辩论赛并不多。不同于国内的兴师动众的大赛，他们的辩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兴趣爱好，在社团间的比赛，比较轻松。相较之下，国内的大赛往往很庄重，动用很多的资源，太在意输赢，压力也很大。
当代精英的“口水之战”
以倡导全流通而闻名股市的张卫星先生，曾经在一次讨论会上大骂某某先生的发言是“一堆狗屎”。当电视里播放张骂人的场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许是那位刚批评了他的某某先生出去了，张才敢如此肆无忌惮。不过张当时宣称：即使某某先生还坐在这里，他也照骂不误。
我不知道电视台为什么会播出张卫星骂人的镜头，或许是那位某某先生的发言果真是废话连篇，真如张卫星所说的如同“狗屎一堆”？或许是张卫星看似粗鲁的话语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在这里我没有丝毫批评张卫星的意思，但我认为，电视台把张骂人的场景编辑到专题片中的做法有欠妥当。因为我们只是从专题片中听到了那句粗话，却并未听到张更有说服力的言辞。
几年以后，张卫星先生终于也尝到了挨骂的滋味。他所设计的股权分置解决方案遭到许多人的猛烈攻击。张先生不胜其烦，终于写了一篇《同行是冤家—致全流通方案设计书生们》的文章发表在网上，试图结束市场各方人士对他的挑战。不过张先生依然改不掉咄咄逼人的气势，他说在批评他的人之中，有一个人是冒充“牛津大学出道的洋和尚”拿出了洋化大力丸药方，痛贬张生（张卫星）的土偏方，于是获得广泛知名度；他还说后又有一个来自外太空的“金牛座”拿出了西洋参大补丸，引文历史人物鲁迅讨伐张生，引起众人侧目……
就在张卫星先生抒发其卓越辩才的时候，管理层的股权分置解决方案开始出台了。只是管理层并没有采纳张卫星的方案，也没有采纳张的批评者们的方案。
第八篇不能掌控身体怎能掌控绩效
诸葛亮是怎么死的
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时，只有五十四岁。而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也只有53.34岁。
诸葛亮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都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三国演义》所描述的诸葛亮生活习惯，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他很有可能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三国演义》多次描写到诸葛亮吐血的场景，这很可能是消化性溃疡引起的症状。在专业的《病理学》教材中，消化性溃疡患者发病时，往往会发生黑便和呕血现象。这主要是因溃疡底大血管被腐蚀破裂而引起的。
在诸葛亮的一生中，其作息时间没有形成规律性。他年轻的时候疏狂成性，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食无定量，睡不定时，缺乏有规律的身体锻炼。“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便是他的生活写照。
自跟随刘备出山以后，诸葛亮更是缺乏必要的肢体运动。由于每次打仗他都“手摇羽扇，独坐轮车”，身体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势必影响食物的消化。此外诸葛亮还是一个废寝忘食的工作狂，这更是加重了肠胃功能的负担。到最后一次伐魏时，诸葛亮的饭量严重下降。而这一信息正好被他的死对头司马懿得知了，司马懿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
《三国演义》也有多处关于诸葛亮昏倒的描写。这有多种疾病的可能性，比如高血压、脑溢血、贫血、低血糖等。这些与工作压力大，长期受精神刺激，情志不调，以及营养不均衡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诸葛亮是一个内心非常敏感的人，他无法做到举重若轻，工作的每一个失误都会给他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而且他又是一个好面子的人，北伐屡次失败，无法实现他对世人的承诺，这让他心急如焚，忧心忡忡。而身边大将的接连死亡，则更是让他伤心不已。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中原，看到赵云的儿子前来报丧，诸葛亮掷杯于地曰：“子龙休矣！”而且跌足而哭曰：“子龙身故，国家损益栋梁，吾去一臂也！”
第三次北伐，诸葛亮用计谋把司马懿杀得大败，但忽听有人报张苞身亡，于是孔明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绝于地，自此得病卧床不起，蜀军不得不放弃进攻，退回汉中。
当初刘备病死，也没见诸葛亮这样伤心，为什么损失一员大将就让他悲痛欲绝呢？这是因为战争打到最后，蜀国已经缺兵少将，张苞病亡意味着孔明的进攻力又逊一筹，取胜的难度更大了。
第六次北伐中原，忽报关兴病亡。孔明放声大哭，昏倒于地，半晌方苏。众将再三劝解，孔明叹曰：“可怜忠义之人，天不与以寿！我今番出师，又少一员大将也！”
数伐中原而不成，诸葛亮的内心已经脆弱到了极致，再也经不起失败的打击了。眼看着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无法用计胜之，只好把希望寄托于盟军东吴的联合行动上了。谁知又有一个噩耗传来：“魏主曹睿闻东吴三路进兵，乃自引大军至合淝，令满宠、田豫、刘劭分兵三路迎敌。满宠设计尽烧东吴粮草战具，吴兵多病。陆逊上表于吴王，约会前后夹攻，不意赍表人中途被魏兵所获，因此机关泄漏，吴兵无功而退。”孔明听知此信，长叹一声，不觉昏倒于地。众将急救，半晌方苏。
当这次吴蜀联合进攻行动被曹魏瓦解后，诸葛亮便彻底崩溃了。孔明叹曰：“吾心昏乱，旧病复发，恐不能生矣。”是夜孔明扶病出帐，仰观天文，十分惊慌，入帐谓姜维曰：“吾命在旦夕矣！”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蜀汉之实力，能维持三足鼎立已属不易。若兴兵北伐，进攻强魏，则困难重重，几乎是。然而，诸葛亮偏偏要去执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他分配给众将士的任务也是非常沉重的，以至于很多骨干力量因负担太重而崩溃了。
第一次北伐，马谡“失街亭”后，赵云也失利于萁谷，只是不至于大败而已。《三国演义》里说赵云受到了诸葛亮的嘉奖。而《三国志》则告诉我们，赵云被贬为了镇军将军，而且第二年就去世了。很显然，赵云之死与年迈征战，过于劳累有关，也与遭贬后心情抑郁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次北伐，张苞在激战中跌入山涧，撞破脑袋，只好送去成都治病，不久便身死人亡。张苞之所以跌入山涧，与过度劳累而引起的神思恍惚有关。
另一位大将关兴，没有死于阵前，而是病死于第六次北伐的前夕。
从赵云、张苞、关兴的死亡，无疑能看出蜀军将士所承受的沉重负担。
在高强度的压力面前，有些骨干开始学会投机取巧了。拿李严来说，他曾经是个难得的人才。诸葛亮南征攻打孟获前，曾说过李严“可当陆逊”，所以他非常信任李严。诸葛亮出祁山，李严负责督办粮草。但由于蜀道难，运粮不易，加上征粮困难，他担心自己不能顺利完成诸葛亮交待的任务而受到处罚，于是编造谎言，说东吴要兴兵寇蜀，骗诸葛亮撤回了汉中，然后又妄奏刘禅，说：“我已经备办好了粮草，不知道为什么诸葛丞相却无缘无故地班师回朝了？”当事情的真相暴露后，李严被贬为了庶人。
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很多上级领导像诸葛亮那样，不断部署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些领导的高压下，下属们纷纷走向崩溃，而且还有人开始像李严那样弄虚作假了。
在统计系统工作多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贺铿指出，近年来地方高估GDP及其增长速度的问题日趋严重，2000年至2003年，各省区市核算的GDP增长速度的加权平均数，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GDP增长速度分别高出1.7、2.2、2.6和3个百分点，2004年则高出3.9个百分点。
“下达计划指标时，‘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上报统计数字时‘下级骗上级，级级掺水，水到渠成’。”贺铿说，这些弄虚作假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领导追求“政绩”，对统计数字进行干预。还有不少企事业单位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按需报数”，或者按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意图报数。
由此看来，压力未必都是动力。来自上级的压力过大时，压力就会变成前进的阻力。诸葛亮时代如此，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亦如此。
事必躬亲的恶果
俗语说“技多不压身”，但却有很多人因为懂得技术太多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倒是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才华的人却能笑傲江湖。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兴趣过于广泛，就会影响主业的发展。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可谓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但他最终还是没能打败专注于军事的司马懿。诸葛亮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会吟诗赋辞，能抚琴弄曲；发明木牛流马，设计连珠弩；他善兵法，懂阵法；他长于口才，敏于辩论。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诸葛亮一点也不为过。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大部分才艺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比如“舌战群儒”说服东吴对曹操动兵；“借东风”赢得赤壁之战；“空城计”抚琴吓退司马懿；八卦阵难住司马懿；木牛流马运送粮草等等。但诸葛亮的这些才艺展示并没有给他带来最终的胜利。
司马懿没有诸葛亮那么多才艺，他唯一值得让人称道的便是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正因为如此，他可以一门心思地钻研打仗，并在与诸葛亮的多次对垒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战绩。
对比诸葛亮和司马懿，可以看出，诸葛亮军中的专业化分工做的很不好。一个军事首领竟然亲自设计制作木牛流马，亲自察看气象变化，这让那些能工巧匠和气象分析师该如何工作？写书信羞辱司马懿也不一定要由诸葛亮亲自动笔，找个语言犀利一点的文书就可以了。可是，诸葛亮不仅做木匠活，抢气象分析师的饭碗，还自己充当秘书角色。这怎能不影响他的军事研判能力和统筹管理的绩效？
诸葛亮不仅是蜀国的最高军事首领，也是蜀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刘禅只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已），用今天的话说，诸葛亮的官职至少也是国防部长+国家总理。与诸葛亮不一样的是，司马懿只是一心一意地做好他的军队总司令的职责，不用去管国家行政事务，所以他能集中全力对付诸葛亮，最终拖垮了诸葛亮。
透支生命的无奈选择
诸葛亮如同一个短跑运动员，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结果在中途就透支了体力。所以，在与司马懿的长期对垒中，诸葛亮赢得了开场的喝彩，但却输在了后半程的较量中。
透支是诸葛亮的特点。他透支信用，导致东吴偷袭荆州并杀害关羽父子；他透支个人形象，导致自己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他透支人力资源，导致“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他透支国力，结果留给姜维了一个烂摊子。
诸葛亮透支了一切他可以支配的东西，结果都没能战胜司马懿。最后，他不得不透支自己的生命，悲壮地离开了他未竟的事业。
主簿杨颙曾经劝谏诸葛亮：“我常见丞相亲自校对簿书，我认为没这个必要。治理军国，自有体统，上下不可相互混淆。譬如治家之道，必然是仆人耕田，婢女做饭，这样大家都有事情做，也都能够有所收获，一家之主则从容自在，高枕无忧。如果主人亲自劳动，必然形神疲困，终会一事无成。难道主人的智力不如仆人、婢女吗？当然不是，而是这样做的话便失去了主人应有的身份。所以古人云：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
为了说服诸葛亮，杨颙拿西汉两个丞相丙吉和陈平做例子。他说：“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
听罢杨颙的话后，诸葛亮不由地泪流满面，他说：“我不是不知道这些。但我受先帝托孤之重任，生怕其他人不像我这样尽心呀！”
针对杨颙所说的关于丙吉和陈平的故事，今本《三国演义》有着详细的现代汉语注释。据说身为西汉丞相的丙吉春天出行，路见因争斗而死伤的人，他不问；看见牛喘，却很关心。有人讥讽他，他说：“这时候，天气还不太热，牛不应该喘。真担心天时不正而影响年成。这是丞相职务所在，我应该注意。”
陈平是西汉文帝时丞相，文帝曾经问陈平：“全国一年判决多少案件，收入多少钱？”他回答说：“可问主管部门，丞相只管群臣，不管这些事。”
与诸葛亮不计身体本钱的做法相比，司马懿就显得更加老练和沉稳。他深知与诸葛亮的对垒是一场持久战，所以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时，司马懿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算在了征战的本钱中。在司马懿的军旅生涯中，他总是一身戎装，骑马持枪。这使得他得以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所以他能够活到73岁，一直等自己的儿子都成熟了，司马懿才放心地死去。
司马懿遇事冷静果敢，心理素质极佳，不像诸葛亮那样一受刺激便吐血昏倒。即便诸葛亮派人用女人衣物去侮辱他，他也一笑了之。
司马懿不是一个顾及自己面子的人，所以他可以做到能屈能伸。在曹爽专权时，司马懿受到了排挤。为了保护自己，司马懿故意装病卖傻，使得曹爽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然后他借曹爽随魏主曹芳外出游猎之机，召集旧部，发动政变，一举铲除了曹爽集团，从此奠定了司马氏家族在朝中的统治地位。
总之，诸葛亮的每一次胜利都在透支着自己的健康，所以他赢着赢着就输了，输掉的是蜀国的前途；司马懿的每一次惨败却在积累着自己的绿色绩效，因此他输着输着就赢了，赢的是儿孙的未来。
鞠躬尽瘁对得起谁
诸葛亮第六次北伐前，祭祀昭烈庙，慷慨激昂地说：“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臣复统全师，再出祁山，誓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之死，令人遗憾，也让人感动。尤其他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成了历代忠臣清官铭记在心并借以勉励自己的名言。
然而，诸葛亮死得太早了，早得有点不负责任了。既然你诸葛亮生前总说别人做事你不放心，难道你就能放心地离开人世，而把蜀汉政权交给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去管理？
人固有一死，但每个人都应追求死而无憾。有的人主动牺牲自己，是为了唤醒别人的意志，激励别人的斗志。这样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值得敬佩，才更有意义。而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由于急功近利所造成的身体透支而引发的。所以，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值得提倡。
当然，诸葛亮也有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特别是他的清廉，堪称为官者的楷模。《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诸葛亮曾上表后主刘禅：“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自递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在封建王朝中，像诸葛亮这样的清官并不多见。但诸葛亮还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到底算不算对得起蜀汉政权呢？
养生文化今何在
凭心而论，像诸葛亮这样英年早逝的宰相不多见。我们所熟知的很多中国著名宰相，都有着较长的寿命，如唐朝魏征65岁，狄仁杰70岁，宋璟75岁；宋朝包拯64岁，王安石65岁，司马光68岁。对古人而言，活到这样的年纪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与诸葛亮大权独揽相比较，大部分宰相都是“伴君如伴虎”，稍不留神就可能被贬官、发配，甚至丢掉性命。比如狄仁杰就曾经进过冤狱，差点被处死；王安石曾被罢官，司马光遭到过排挤。他们的处境不如诸葛亮，但却比诸葛亮活得久。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俗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意思是坐宰相的人往往拥有超出常人的气量。气量决定心态，有气量的人不容易被激怒，不容易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他们的身体比起常人来也更加健康。
中国是一个养生大国，儒、释、道、医、武等各派都有自己的一套养生理念，很多士大夫也非常重视养生。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宰相多长寿的原因。
宋朝苏东坡，本是宋仁宗钦定的宰相人选，但却每每被官场淘汰出局。不过他不以为然，继续保持乐观的心态，而且还发明了很多养生的方法，所以他也活了64岁。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写道；“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而那首著名的《大江东去》，则是在他被贬到黄州后写下的。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养生文化开始渐渐褪色了。那些英年早逝者往往成为倍被学习的对象，长寿者的养生理念却遭到了忽视。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总是搞不清该向诸葛亮学什么？是学他的身体透支呢，还是学他的清廉为政呢？当然应该是后者。遗憾的是，很多清廉的干部同时也是透支自己生命的代表人物。
像焦裕禄、蒋祝英、牛玉儒这样的好干部，人民本来希望他们能多工作几年，但是他们却过早地离开了人士。
牛玉儒得知自己得癌症后，恳请医生：“能不能把我‘留’下来，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表现出他对事业的深深眷恋。这种奉献精神是多么令人感动！可是牛书记呀，你当初为什么就不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呢？
据说，有一次牛玉儒在酒桌上与北京锡华集团的张杰庭总裁吃饭，牛玉儒感冒还没好，刚刚打完点滴。张杰庭开玩笑说，如果牛书记能把这一杯酒喝下去，我就在包头投资。当时牛玉儒将这杯酒一饮而尽，这让在座的客人大为感动。不久以后，锡华集团赶往包头调研，并开始了投资建设。
牛玉儒上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后，为了推动呼市的招商引资，有时一晚赴好几场酒宴，喝酒都是一饮而尽，从不推托。而回到车上则是常常胃疼难受，在他看来，只要能为呼市招商引资，自己喝多少都无所谓。
然而，人毕竟是血肉之躯，过度饮酒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牛玉儒在酒桌上的豪情实际上是在透支着自己的生命。
在牛玉儒去世后，一股学习牛玉儒的风潮开始在全国涌起。但是很少有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此，笔者不得不大声疾呼：在学习牛玉儒的同时，别忘记了健康管理！
第九篇运筹帷幄，决败千里
没有调查怎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曾经告诫全党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恰恰是“没有调查，但拥有发言权。”
诸葛亮自恃“能掐会算”，追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所以他总是不屑于调查研究工作。
魏延曾建议诸葛亮兵出子午谷，被诸葛亮拒绝了，理由是害怕魏军在山中设伏。其实，山中有没有埋伏是很容易弄清楚的事情，派一小队“细作”先行出发，详细侦察敌情便可。由于诸葛亮平时就比较忽视情报方面的工作，所以他也根本想不到要去侦察敌情。
假如经细作侦察，确定子午谷以北没有敌军把守，那么采用魏延的计策很可能就会大获全胜。而实际上，魏军的确没有设伏。当时司马懿被贬官，新任魏军统帅司马懋是个无谋之人，他怎能想到蜀军会从偏僻山中杀出？
诸葛亮也知道司马懋是个草包，但他还是不愿意冒险采纳魏延的计策，因为他担心在草包司马懋身边万一有高人该怎么办？实际上他所担心的这个问题仍然可以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弄清楚。只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没有情报工作的意识。
由于诸葛亮过于崇尚“运筹帷幄之中”，导致了他对调查研究工作的忽视，所以他的很多决策都“决败千里之外”，甚至决败于“十里之外”。荆州之失，在于诸葛亮没有调查清楚孙权的意图，想当然地认为主动出击可瓦解孙曹联盟，于是做出了错误决策。而街亭之败，看似是马谡之过，实则也与诸葛亮的情报联络工作的迟误有关，他对马谡阵型的掌握太晚，以至于来不及做补救措施。当然，整个北伐战争，则更是缺乏调查研究的表现。如果能对曹魏政权的实力进行客观调查，他就不会贸然发动北伐战争了。
中国历史上，不调查而乱决策的领导人很多，由此而造成的灾难也不少见。唐玄宗在位时，重用奸臣杨国忠，杨国忠两次征讨南诏，都被南诏人打得大败。但杨国忠深知，唐玄宗正沉溺于酒色之中，根本无暇调查核实战情，于是杨国忠便大胆编造谎言，说自己打了打胜仗，结果他得到了唐玄宗的封赏。
在中日甲午海战前，日本人悄悄扩充海军军力，日本皇后将自己的首饰捐献出来购买军舰，而中国大清朝的慈禧太后却在为修建颐和园而搜刮民脂民膏，清朝海军预算也被上面截留了不少。眼看着日本海军实力一天天超过了清朝海军，李鸿章认为不可与日本交战，应以斡旋、调节为主。慈禧太后却认为，中国虽打不过美英，但对付个小日本总不成问题吧。此时，翁同龢、光绪等人也力主一战。战争打响后，清朝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战败，不得不接受不平等的屈辱条约。在这期间，清政府上层只有李鸿章一个人是经过了调查而发言的，而反对他的那些人则是站着说话腰不疼的空想主义者。
不能保密，怎能安全？
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过程中，原投降曹魏的孟达欲起兵举事，配合诸葛亮的北伐，去攻打洛阳。而此时，也恰逢司马懿被魏主曹睿官复原职。诸葛亮知道司马懿是个厉害的对手，孟达很有可能被他消灭。于是诸葛亮修书一封，让孟达派来的心腹回去提醒孟达，要他千万防备司马懿，并让孟达千万不要让同事者知道秘密，知则必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