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戴上花镜，他看《毛选》、看报纸。但每看报上消息，都要惹他愤怒，惹他感慨。当他看到各省在"一月风暴"后都夺了权，他忧心忡忡地对薛明说："这怎么行，这不都乱了吗？夺谁的权？无产阶级的政权是无数同志用鲜血换来的。"他仰望窗外，说："三面红旗搞得饿死了那么多人。如今搞乱了天下，搞乱了生产，又要饿死人了。"
薛明说："我们已经到了这步天地，就少说几句吧。"
贺龙说："我能忍得住吗？"
当时，只给贺龙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两种报纸。在这煎熬的｀时刻中，他和薛明反复地读报纸。他们养成了看报上名单的习惯。只要报上登了大的活动，贺龙、薛明就看报上的一个个名单。他们熟悉的老战友、老部下一个个都不见了。贺龙担心地说："他们都受了我的牵连。"
贺龙不知道山外边发生的事件。最著名的是林彪、江青一伙诬蔑的"二月逆流"。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下午，中央军委一些同志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主要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江青、陈伯达、叶群等人到会，并别有用心地要求军队和地方一样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搞"四大"，不能特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军委负责人坚决反对。他们说，军队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敌人入侵，无法应付。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斗争激烈。第二天继续开会。江青一伙仍无理纠缠。当谈到不少军队高级干部的家被抄，许多党和军队的机密文件被窃时，叶剑英愤怒地痛斥江青等人："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盛怒之下，他拍案把右手掌骨震裂。徐向前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给毁了吗？"他怒击案几，使茶杯跌落在地。此事成为２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另一场更为激烈斗争的前导。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的中央碰头会，本来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后，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责问康生、陈伯达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双目不闭恨未偿(3)
担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质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是想干什么？"他嘲讽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２月１６日，中央碰头会继续开会。会前，在怀仁堂门口，谭震林碰到张春桥，便问他："陈丕显来了吗？"谭长期与陈共事，且知道毛主席批准进京的名单中有陈丕显。
张春桥却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呀！"
谭震林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了。"
谭气愤地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就严肃地提出了有关陈丕显的事。他说："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他指着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个打掉。４０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谭愤愤地大声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拿文件，穿衣服，边走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接着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这样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做法是从《红旗》１９６６年第１３期社论开始的（即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当面撒谎，说没看过。周总理气愤地责问："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
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呢？"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发言中，谢富治一再插话，为林、江一伙辩解，遭到了谭震林、李先念等的严厉斥责。
会后，谭震林于２月１７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称：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指江青一伙--引者注）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错，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２月１９日，林彪把信转送毛泽东，并在信上批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已阅，送周恩来同志阅。退林彪。"
毛泽东在２月１６日中南海碰头会后，即已听取江青、张春桥等人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汇报，很不高兴。２月１８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非常尖锐地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从２月２５日至３月１８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了批判。林彪、江青一伙借助毛泽东所发的"无产阶级震怒"（康生的话），无限上纲，指责这些老同志"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给这次抗争加上"二月逆流"的诬称。他们还违反毛泽东关于只在中央小范围批判的规定，煽动群众在全国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妄图把这些老同志统统打倒。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完全由中央文革取而代之。
双目不闭恨未偿(4)
贺龙本是忙惯了的，现在突然闲了下来，他冷静地思考问题了。他对薛明说："林彪说我要负洪湖肃反扩大化责任，也罢，现在没事可干，我把自己经过的事谈谈，你记录，这也许对后人有启示。"
于是，贺龙谈起了往事。他的思绪回到了几十年前：
我出身很苦，家中经常吃不上饭，灾年更苦，有时啃树皮，平时吃合渣饭，小时候盼过年，希望吃糍粑，糍粑平时是吃不到的。年幼时经常看到保长到村子里，不是催粮就是逼债，受苦人苦苦哀求，对他们说多少好话也不行，有时还遭到毒打，这些狗仔子不管穷人的死活，他们一离开村，穷人就骂娘，但总是希望他们给穷人一碗饭吃。见鬼！他们没有菩萨心肠。我小时候对官府的人很反感！……
贺龙说着，薛明记着。一天、两天、三天……到了３月初，薛明记了厚厚的一叠纸。那些日子，贺龙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沉浸在战斗过的岁月里。后来，这份回忆，竟成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林彪、江青一伙自抓"二月兵变"后，不仅使贺龙的"罪行"升了级，而且追查"二月兵变"的大规模行动也迅速展开，株连极广，迫害极凶。许多与贺龙共事的和在其领导下的人遭到监禁、毒打。许多优秀运动员如容国团等被迫自杀。
贺龙和薛明在西山被软禁期间，最担心、最想念的是孩子。薛明这位做母亲的更是讳莫如深，无边的牵挂。一天，贺龙呆坐在那里，薛明说："你又想什么？"
贺龙叹了口气说："他们斩草要除根呀。我已垂暮之年，一生戎马，无所谓了，孩子们还小哇。"
一句话，勾起薛明伤心之处，眼泪不由的滴落下来。贺龙见薛明滴泪，站起来说："也罢，我十几岁就赶马闯江湖，孩子们也会像我一样，能够闯荡过来。"
薛明思念孩子心切，她写信与有关方面，要求见孩子们。
当西山桃花开了之际，杨德中奉周恩来之命看贺龙来了。杨德中问贺龙有什么要求。贺龙、薛明都提出要见孩子。
贺龙有四个孩子，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贺黎明。
杨德中说："老总，我一定把你们的要求向总理汇报。"
３月底，贺龙、薛明收到了一封信。他们一眼就看出是小女儿的笔迹，两人激动得手都发抖了。信纸终于展开了。黎明告诉爸爸妈妈，说她在廖承志家中，很好，只是非常思念爸爸妈妈。信中还说贺鹏飞、贺晓明隐姓埋名，在轮船上当海员，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都非常爱护……贺龙的眼睛湿润了，他突然觉得孩子们长大了，成人了。
贺龙、薛明一遍遍地读着这封信。他们觉得该给孩子们写封信。于是，从没有给孩子们写过信的贺龙，一封又一封地给孩子们写起信来。他写了几十封信，他哪里知道，他和薛明写的这些信，孩子们一封都没收到。而他们自收到黎明这封信后，也再没收到孩子们的信。原来，这些信都转给了"贺龙专案组"。同时，他们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信也转给了"专案组"。"专案组"为此写了报告。内称："中央办公厅杨德中同志，从去年１１月份陆续转来贺龙写给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写给总理的七封信，以及薛明写给总理的一封信，现一并呈上，请首长阅示。过去，这种信转来后如何处理，上级没有具体明确过，所以我们收到后都已拆阅。今后像这种信我们收到后如何处理，顺请首长给予批示。"
黄永胜于报告上批示："建议这些应存'贺龙专案组'。今后给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的报告信不得拆阅，封存'专案组'，待后处理。"
这样，贺龙、薛明写给毛泽东、周恩来及子女的信，都泥牛入海了。杨德中对此回忆说："对老总的孩子们，总理也是想到了的，交待我们要找到，安排好。这事，是找金涛同志办的。那时候老总的孩子们不知去向，到处挨斗、挨骂，流离失所。我们找金涛同志办，把每个人的下落都找到了。孩子们找到以后，１９６７年的３月９日，在中南海东南门，我们曾和贺黎明谈过一次话。内容主要是告诉她父母的情况，以及总理怎样在关怀着他们。我们还要黎明给老总和薛明同志写信，并鼓励她坚持下去。当时黎明听了总理对他们很关心以后，很受感动。后来，黎明给老总写的信是我交给曾绍东再转交给贺老总的。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８日以前，贺老总那里的信件都由我们直接交给总理，由总理管，以后就转给'贺龙专案组'了。到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０日以后，贺老总的事总理不能过问了，信件也不通过我们转了，都由'专案组'直接一手经办。后来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后来，'四人帮'他们要整总理，总理去主席那里谈问题，我跟着都不行，我只好在怀仁堂那里等着。那时总理确实很困难。总理对贺老总是了解的。林彪整老总是下了狠心的。他们成立'贺龙专案组'，由军委分管，千方百计不让总理过问。"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３日，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朱铁铮等奉林彪、叶群之命，到武汉、南京、南昌、上海等地调查贺龙在１９３３年１２月通过熊贡卿向蒋介石"乞降"的问题。朱铁铮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把１９３４年国民党南昌行营《军政旬刊》第１８期刊登的对"熊瑞龄奉派招降贺匪惨被诱杀的优恤令"改写为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上报与林彪、康生。
双目不闭恨未偿(5)
当下，林彪、江青等又把刑讯逼供得到的一些关于贺龙想通过熊贡卿向蒋介石乞降的材料一起附上。这样，就制造了一个贺龙打算向蒋介石"乞降"、而部队指战员不从、贺龙迫不得已杀了熊贡卿的假话。
为了造打倒贺龙的声势，７月２９日，江青、叶群、戚本禹唆使国家体委造反派组织以"揪贺联络站"名义，串联了首都及外省市１００多个单位，在天安门午门广场召开"揪贺誓师大会"。宣读了给贺龙的勒令，并向中央文革交了请战书。次日，江青、戚本禹唆使一些人冲击香山驻地。
当时看守贺龙的北京卫戍区某部的李姓连长喝斥贺龙、薛明进防空洞躲藏。贺龙见防空洞厚厚的大铁门，怕遭暗害，不进。李连长气势汹汹地派战士把贺龙、薛明强行推进，并把被褥、洗漱用具都抱到洞内。
８月１日，"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和国家体委造反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向周恩来提出，要揪斗贺龙。周恩来向代表们解释说："毛主席说了，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因为贺龙在历史上有功劳。"谈到问题，周恩来说："但不一贯正确，至于定性，要由毛主席来定。"
杨德中对此回忆说："老总在西山的地点，总理是严格保密的。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２日，戚本禹他们组织的什么五大领袖闹了起来，要冲玉泉山揪贺老总，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都打了。当时总理在钓鱼台，我也在那里，总理叫我马上找中央文革，我去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死不认账，说解放军打了他们。７月３０日，他们又到象鼻子沟去闹。８月１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我们接到电话，造反派冲到了象鼻子沟，要抓贺龙，已经冲到头一道哨，请示怎么办。我报告了总理，总理要我去找戚本禹处理这件事，戚就在桌子的那一头坐着，他的态度非常恶劣，瞪了我一眼说：'抓贺龙到象鼻子沟，我还不知道贺龙在那里呢！'总理对我说：'我就不告诉他们吗！'总理还指示卫戍区部队要顶住，不能让他们把老总抓走。"
傅传作也写了一份揭发贺龙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的材料，林彪、江青看后很高兴，认为傅传作交待得好，并要傅传作现身说法给抓起来的"贺龙死党"进行教育。傅传作见到被监禁的谷志标说："你看看我，交待了就自由啦！"
林彪、江青一伙见整贺龙的材料编造得差不多了，遂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于９月８日起草了对贺龙立案审查报告，报告提出由康生任组长、叶群任副组长、黄永胜、吴法宪、张秀川为专案组成员。林彪在"专案组"提出的报告上圈阅。９月１３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自此，"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林彪一伙对贺龙的迫害加紧了脚步。为彻底把贺龙打倒，"贺龙专案组"还下设了许多分案组，有：总参谋部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治部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樱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等。
"贺龙专案组"成立之后，即制定了《关于贺龙专案开展工作的设想》，设想中提出要把贺龙"叛变投敌"作为全案的突破口。康生、叶群听了"专案组"的汇报，认为"专案组"的设想很好。康生端着面孔说："对案犯不能有任何同情、动摇、犹豫、怀疑。要在'九大'之前定案。"
叶群说："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就是要把贺龙及其死党全部打倒。"
林彪一伙对贺龙的迫害更加紧了。看押贺龙的警卫人员的态度也变得更加恶劣。大热天，他们把窗帘拉上，还故意在米饭里放砂子，并把饭泼在地上，让贺龙、薛明从地上拣着吃。贺龙、薛明只好戴着老花镜边吃边拣砂子，就这样的饭也不让吃饱。贺龙没了烟抽，薛明托一个战士买了几角钱的烟，又向战士要了些纸，卷烟抽。剩下的烟蒂也舍不得扔，撕开重卷。
生活待遇的恶化，使贺龙敏感到林彪一伙对自己的迫害加剧了。一天，他对正缝棉衣的薛明说："要有准备，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贺龙说完又补充一句："这些坏家伙，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
薛明说："不能分开，我得照顾你。"
贺龙又重复一句说："他们什么坏事都做得出。"
天气越来越热，而水却限量，理由是水源困难。大热天，每天只给他们一小壶水，贺龙和薛明只好不洗脸，不漱口。薛明忍着干渴，留给贺龙喝。
一天，下起了大雨。薛明很高兴，赶忙把大铝盒、脸盆、茶缸都摆到院里。盆里水接满了。不料当贺龙和薛明抬水盆时，贺龙脚下一滑，跌倒扭伤了腰。整整１８天，贺龙靠着椅子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就用氧气筒的导管，口含肥皂水给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的口腔粘膜都烧坏了。
由于长时间不洗脸和睡木板上，薛明的耳朵眼里竟结了一层蜘蛛网，且藏有小蜘蛛。当贺龙发现后，薛明不由一阵心酸，眼泪涌了出来，她怕贺龙看见难过，忙背转身去。
秋天到了，西山的枫叶红了。贺龙天天朝外边望，盼着周恩来派车来接他。一天又一天过去了，西山的红叶被北风吹落，天下雪了，雪压了西山的青松，而周恩来没有派车接他。贺龙哪里知道，因他已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完全被林彪、江青一伙操纵，周恩来已无能为力了。
双目不闭恨未偿(6)
杨德中对此回忆说："１９６７年贺老总医药费包括乌兰夫的是５５７元，修房费６３８．６３元，煤费７１０４．７元，公杂费３２７．４元，炊具费２０．７元，共计８６４８．４３元；当时谁也不给报，最后是总理批给国务院管理局报销的。总理批条时说，我当总理以来，批这样的条子，还是第一次。"
被软禁的贺龙一遍遍地读《毛泽东选集》。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６日，贺龙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对薛明说："毛主席这里讲得多好哇。可现在呢，矛盾都乱了。把自己人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好人了。"贺龙说到激动之处，突然不能说话了。薛明吓坏了，赶紧抱住他。问话时，贺龙只点点头。薛明赶紧把贺龙送到２６７医院--即北京卫戍区１师医院（后改为武警总医院），医生不但不认真医治，还虐待贺龙。贺龙语言一恢复，医院死活不让住院，贺龙又被押回到象鼻子沟。
贺龙在医院治疗期间，有个战士悄悄告诉他又有几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被打倒了。贺龙回来后把这消息告诉了薛明。贺龙担心而又难过地说："很清楚，他们要把老同志统统打倒。"贺龙叹了口气又说："都打倒了，党和国家还靠谁呢？我们的江山得来实在不容易啊！"贺龙说到激动之际，竟捶着床板喊起来，又时而声音哽住，半天讲不出话来。
一天，报上发表了一篇国家体委的"大批判"文章，诬蔑体委系统"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贺龙看后，气愤地说："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否定体委成立以来的全部工作。唉，不知又有多少干部受牵连了。"
贺龙的身体自住院后很差，薛明打算给周恩来写封信，报告贺龙的身体情况。贺龙摆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如果总理有能力，他一定会管我，如果无能为力，此信落在别人手中，还认为是向他们求情。不就是没有药吃吗？我不吃药也倒不了。"
但是贺龙还是病倒了，且很重，竟说不出话，仍被送到北京卫戍区１师医院。周恩来知道后，要杨德中派人去看望。杨德中对此回忆说："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２日，老总病了。当时３０１医院根本不能去。曾绍东将老总的病情报告总理，总理亲自交待住卫戍区１师医院治疗。那里的条件较差，大概住了三天就出院了。这一次，我的印象老总患的是感冒、高血压、糖尿病。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６日，老总又病了。这次老总病得较重，说不出话。总理交待我们去医院看老总，是黄介元同志去的，当时'专案组'的卢凤歧、马瑞群也去了。１师医院从３０１请了两个大夫，作了心电图，诊断结果，老总患的是脑血管一度痉挛。这次住了１０天。４月６日出院，出院以后仍回原来的地方。"
就在贺龙生病住院期间，１９６８年的３月２８日，原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伪造了两封陷害贺龙的信。前文述过，李仲公曾于１９２７年奉蒋介石之命策反贺龙，被贺龙押起，交与武汉国民政府。后来，汪精卫集团又把他放了。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９日，贺龙曾就１９２７年２月他在武汉逮捕李仲公的情况致函周恩来，称："徐冰同志转恩来同志：关于在武汉时期李仲公被捕的经过情形，我尚记得是１９２７年２月间（日期记不清楚了），我在汉口严仁珊家中，经严的介绍，说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与其相识后，互相谈了几句客气话。第二天，李假刘湘的办事处（汉口日租界）请客，我亦前往，席间尚请有汉口名票清唱。我当时观察，李由南京来汉口后，这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他是有任务来活动的。席散后，当晚又在严仁珊家中一起打牌。此时唐生智派其秘书长前来告诫我：李仲公是来汉口捣乱革命的，要我将他逮捕起来。打完牌之后，我即将李用汽车送至唐的总指挥部，经几日后，被邓演达将其保出。这就是逮捕李的经过情形。特告。"
由于贺龙的信，李仲公后来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李对贺龙耿耿于怀。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０日，驻国务院参事室的军代表王炳辉等人召集参事室造反派负责人开会，布置发动参事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方法是边学边揭，期间，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早年贺龙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恩来报告，要和周总理本人单独谈。参事室的负责人即在电话里向周总理联络员郑凯报告，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去。参事室即派人送去，此事也向王炳辉作了汇报。
李仲公的两封信交给了周恩来本人。李交出的两封信显然不是１９６８年３月伪造的，因此周恩来相信了。看来，李陷害贺龙蓄谋已久，否则他造假的技术和速度未免也太高太快了，周总理也太好骗了。
现在看来，当时周总理的确是受到李仲公两封信的一些影响，此后贺龙便一直被困在西山。这恐怕就是周恩来总理１９７５年６月对贺龙夫人薛明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的原因之一吧。到了"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下令重新调查李仲公交来的"贺龙求降信"的真伪。经过艰难的调查取证，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３日得出结论："求降信"所用纸张、墨水是１９４０年以后出产的。当时调查人建议"处理"李仲公，周恩来说把调查结果告诉李仲公，就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经８０多岁了。
双目不闭恨未偿(7)
当李仲公伪造的信到了林彪、江青一伙手中时，他们即把此信当成宝贝。
轰击贺龙的"炮弹"一发又一发地打来。１９６８年４月３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中央写信，诬陷贺龙、叶剑英配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企图篡军夺权。
４月１８日，黄永胜对"专案组"指示说："贺龙专案很重要。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这案很大，面很宽，有很多人，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搞专案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要把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挖出来，要穷追猛打，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黄永胜的指示为"贺龙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张来普记在笔记本上，这记录留下了黄永胜等林彪死党迫害贺龙的罪证。
４月２２日，江青、康生在接见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工作人员时，康生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俱乐部。贺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７００条……"
江青说："贺龙是个大刽子手！"
江、康二人又一唱一和地把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升了格，于是，所谓"二月兵变"越传越玄，竟轰动全国。这条纯属虚构的罪名，也成了贺龙被立案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内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际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
接着，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贺龙专案组"的全体人员，康生用指示的口气说："贺龙这个大土匪，历史上叛变投敌，他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也一定会有，可以由'此'到现实的这个'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
在康生讲话的两天后，即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８日，贺龙专案组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贺龙专案组"案情进展综合报告》，称："'贺龙专案组'自去年９月１３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２４名，负责审查的案犯１８名，有关案犯五名，共２３名。其中省、军以上的１９名（内有政治局委员二名，中央委员一名，候补中央委员一名）。"
林彪一伙为搞倒贺龙，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他们的子女乃至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交待贺龙的"罪行"。这些干部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不少好干部含恨而死。其中死得最惨的是大将许光达。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４日，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捕，并被诬蔑为"贺案中的二号人物"。
许光达遭到了刑讯逼供。这位沧海泛舟千里找党的开国元勋，黄埔五期的热血男儿，任凭筋断骨折，也没说一句违心的话。从１９６８年２月开始，许光达咳嗽吐血，心脏病时常发作。然其照样一次次的挨批斗，最长一次竟达５３个小时。造反派们轮流吃饭、睡觉、休息，许光达却一直站在那里，被怒骂和不时的拳打脚踢，他终于挺不住而昏死过去。
许光达的罪名是"二月兵变"的黑参谋长和贺龙专案中的第二号人物。
造反派们为攻下许光达的口供，以达到向"九大"献礼的目的，遂对许光达迫害更剧。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０日，许光达写下了这样的"交待材料"："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做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只要通通（痛痛）快快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就取得了主动。越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就越会被鬼缠住，越陷越深，老是被动，最后还得解决。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一切依靠帝国主义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变了。"
１９６９年６月３日晚８时３０分，许光达大将含恨而去。他在留下的《毛泽东选集》扉页上写下了一首诗：
身经百战驱虎豹，万苦艰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求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
到了１９７８年７月６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党委向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呈送了《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称：
……１９６６年７月，康生诬陷贺龙同志搞所谓"二月兵变"。８月，某军政委程世清向林彪写信，诬告说许光达同志对林彪"最不满、最仇恨"，"有里通外国之嫌疑"，"一旦有事，就是修正主义的旗手，一个大危险人物"。９月８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诬陷贺龙同志"要夺取政权"，说"贺想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１９６７年３月６日，装甲兵机关从此开始着手组织批斗许光达。５月１１日，装甲兵向全军文革报告："请示审批将许光达、张文舟作为重点批判斗争对象。"６月１５日，装甲兵政委提出对许、张处派岗哨加以控制。７月５日，为向军委报告，装甲兵政委主持装甲兵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非法决定成立"斗许、张专案组"。８月１２日，许光达同志被隔离关押。１１月１３日，"斗许、张专案组"改组，分成"许光达专案组"和"张文舟专案组"。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２日，"贺龙专案组"派朱铁铮等五人到"许光达专案组"直接参加迫害活动。朱铁铮宣称：许光达是"贺案中的二号人物"。从此，加紧了对许光达同志的迫害活动。从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起，对许光达同志进行政治迫害和身体摧残。他们无中生有，编造假材料，诬陷许光达同志"参与贺龙篡军夺权"，"里通苏修"，"是混入我党的假党员"，是"三反分子"，并且有计划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行刑讯、逼供。把许光达同志硬打成"假党员"、"三反分子"，剥夺了许光达同志出席党的"九大"的权利。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还多次把许光达同志搞到外单位去游斗。许光达同志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专案人员都曼林、党志壁拳打在许光达的脸上、腰上，打得口流鲜血。关押期间，降低伙食，室内空气污浊，夜里开大灯泡睡觉。１９６８年１１月中旬，许光达同志夜间咳嗽，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人员毫无怜悯之心，照样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从１１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７９次，逼写材料２５次。"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当牢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在第一次住院的７８天里，被审讯２９次，逼写材料２９次。出院后２１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
双目不闭恨未偿(8)
当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对贺龙迫害加剧时，对其子女也迫害加剧。１９６７年１０月，贺鹏飞患了重病，无法就医。后陈毅知道此事，仗义执言，才使贺鹏飞住进了医院。然病还没好，谢富治即冠以贺鹏飞"企图外逃"罪名，将其送进位于北京昌平的"少年管教所"。同时被关押的还有贺黎明和其他老干部的子女。被管押审讯半年之后，贺黎明与几个老干部子女被送到陕北插队落户。一天夜里，一伙人撞了进来，扑灭油灯，尔后，棍棒与拳脚相加，将贺黎明等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贺晓明到了贵州凯里的一个最偏僻的山寨插队。
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３日，贺龙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为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实行监护。"贺龙专案组"的手伸进了象鼻子沟，于是，对贺龙的迫害加剧了。伙食更差了，每天的菜就是清水煮萝卜、白菜，或是老得不能咬的豆角。掺砂子的米饭也装不满一饭盒。薛明见贺龙吃不饱，就自己用筷子沾点菜汤，把菜节省下来给贺龙吃。
饭不够吃，贺龙的身体越来越差。薛明没有办法。她看到院子里长的野菜，就拔些回来，从伙房要点盐，洗洗烫烫后，用盐拌拌充饥。
床上的被褥也被搬走了。贺龙、薛明只好睡硬床板，用胳膊代替枕头。
贺龙的身体越来越坏了。他步履艰难，连上趟厕所的力气都没有了。贺龙对薛明说："我看透了，他们是要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和他们斗到底，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这天晚上，薛明因失眠无法入睡，想去找医生要些安眠药，结果刚一出房门，眼前一黑摔倒了。贺龙见薛明久出不归，出门寻找，见薛明倒在地上，想拉又拉不动，去叫人时，也栽倒在走廊的一头。哨兵发现后，才把二人扶上床。
睡到半夜，贺龙、薛明听到窗外哨兵小声地唱"洪湖水哟，浪呀么浪打浪哟，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哟……"
歌声传入贺龙耳内，他和薛明都激动地坐了起来，在这样困难时刻，他们想不到还能听到"洪湖水"这样的歌声。贺龙眼里滚出了泪花。他悄声隔着窗子问："小同志，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我是湖北沔阳的！"
"啊，沔阳的。洪湖归沔阳管。"贺龙兴奋地向薛明谈起洪湖，谈起湘鄂西。谈到最后，贺龙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谁为人民做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他，谁做坏事，人民也不会饶恕他！"
薛明的花镜摔坏了。１９６８年７月的一天，负责看押的北京卫戍区某团的一个姓黄的军官把薛明叫出，面孔冷冷地对她说："走，去配眼镜。"
薛明想起贺龙说的林彪一伙很可能把他们分开的话，脑子里立即想到这方面，她担心此一去不能再回来，就又回到屋里，把此情况对贺龙说了。贺龙也犹豫，薛明想想说："他们不会让我们分开。分开了，就写不成材料了。他们知道你身体虚弱，不能写东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