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达四天往返一次上海南京，除了向沿途各站发送稿件、公函而外，别无他事，日子倒也平静。
算算程和生到杭州去已经快一个月了。不见回来，也没听到什么消息，说明太平无事。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每上火车，穿上制服，戴上臂章，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心里还喃喃自语：
“咳，本来就没事！”又轮到他去上海了，一早，穿戴整齐到“中央社”去取稿件、公函，出了八条巷口，不意陈一峰斜里迎来轻声对他说：“我有信，给我带发。”“是，先生。”他明白，陈一峰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于是，到编辑部和收发科转了一圈，该拿的拿了，该取的取了，该带的带了，上楼去见陈一峰。在楼梯口，女打字员从打字室门里向他招手。“张明达，进来进来。”“干什么？”他警惕地笑着走进屋去。女打字员亲热地拉住他的胳膊：“托你点事。”“什么事？”他更警惕了，因为这位打字员是出名的“见人粘”。“上海先施公司二楼卖‘凯司米，香水，给我带瓶来。”“钱。”他向她伸出手，笑着。“真小气。”女打字员拍了他的手一下，同时向他一撇嘴，送上妩媚的一笑。
她常用这种表情托人从街上给她带东西，凡是给她买来了，她总是操着上海话说声：“谢谢侬”就算完事，倒是好像那个人特意送礼讨好她，她只好勉强收下似的。因为她在打字室，有一段时间，陈一峰提议利用她做点工作，说有些密件，可以方便到手，张明达坚决反对，说此人素质不好，有什么密件他和日本同志拿不到？再说情报站是绝密，不准轻易发展人，而且提醒陈一峰：“你可不要被她‘粘上了’，”陈一峰“哈哈”大笑，拍他一掌：“你想到哪里去了？”
现在他给粘上了，得赶快甩掉她：“好吧，小姐，那您先借一点钱给我，我一定如数还你。”张明达知道，现在只能这么办。“一定要还的哟！”女打字员掏出小钱包，拿出两张军票，捏在于里，对他晃一晃：“够吗？”“我看够了。”他说。“一定要还的哟！”“一定还。”“凯司米！”“记住了。”他接过军票，向她调皮地一笑：“小姐，你知道‘凯司米’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吗？”
“该死了你！”女打字员嗲声嗲气嗔怒地举起手在空中向他扇一下。张明达笑一笑转身出屋，却听见她又叫一声：“回来！”张明达又回身，她向他招手：“靠近点。”“干什么？”“有话跟你说。”
张明达侧过头，送给她个耳朵。她探起身，靠近他，轻声说：“听说了呜？西里龙夫是共产党！”张明达大吃一惊：“胡说！”“你也不相信，是吧？我也不信，他一个日本人，怎么是共产党呢？”“别胡说八道，这可了不得。”张明达正色劝她：“传出去，人家要怀疑你。”她害怕了，埋怨道：“我对你好，才给你说嘛，别不知人心嘛！”“好了，好了，好了！别乱说话。”张明达向她摇摇手示意，忙出门。
心里“嗵嗵”地直跳，进了陈一峰办公室。陈一峰脸色阴沉，见了他，劈头就问：“看病去了没有？”张明达说：“没有。”陈一峰向他指指隔壁。那是西里龙夫的办公室，把声音压得不能再低：
“被捕了。”女打字员的话被证实了，张明达只觉得头脸发热，怔怔地瞪眼看陈一峰。陈一峰向他一摆头：“快去吧。”他当下明白；急忙出门下楼，出复兴路125 号，回八条巷自己的屋，脱去制服换了装，赶往小火瓦巷长治里1 号李得森的诊所。李得森不在家。张敏告诉他：“老李到上海找老吴去了。”然后向他证实：“日本同志确实被捕了。”“我们怎么办？”他问。“等着吧。”她说：“该于什么干什么，等他回来再说。”张敏是个小学教员，举止言谈恬静文雅。到南京站来，和李得森夫妻两人以开设中医诊所作掩护，建立起南京站，指挥大家有系统地深入开展工作。“我们失误了。”张明达恼恨他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怎么交待！”“我们只能如此。”张敏低声说：“西里刚交来一份情报。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要进攻中途岛。我处理的，老李带去了，今天你到上海，打听一下程和生的消息。”“程和生叫我等他。”张敏想了一阵，轻声说：“也好，不管怎样、我们要坚持着，一切等老李回来再说吧。”张明达去了上海，当晚宿在阔行路自己家里，家里人说：“程和生没有来过。”第二天回到南京，下午到了小火瓦巷老李诊所。老李却还役回来。一连三天没见到老李的影子。张明达问张敏：“会出什么意外吗？”“不知道，反正我在这坚守着。”她说。“那当然没有问题。”张明达横眉仰头：“但是听不到消息，憋死人！”是啊，在公开战线上，敌情不明的时候，令人着急，难下决心。在这隐蔽战线，情况不明，尤其令人不安。直到他又一次去上海归来，才见李得森摇着大纸扇在给患者瞧病，他大大松了口气，排在候诊的最后一名，坐在椅子上观察老李。看不出老李有什么异样，仍如往常那样不慌不忙，按部就班，也不向他送什么暗示的眼色。他的心稳住了。
待最后一位患者告辞出门去，他到老李桌前坐下，轻声问：“怎么才回来？”
李得森起身去洗手，张敏给他送来一杯茶，一条毛巾。老李回到桌后坐下，半天不说话，张明达意识到他有不便出口的话，便单刀直入问道：“出了什么事？”
“哪能老出事！”老李故作平静。
“见着啦？”
“见啦。”
“怎么决定？”
“暂时不动，坚持，原地不动。”
“还有呢？”
“如果我们立即撤退，恐怕要给被捕的几位同志增加更大的困难。使他们陷入不能应付的境地。”
“这两句话说了六七天？”
“不错，六七天就说了这么两句话。”
张明达感觉到好像同李得森一起坐在一辆快速行进的轿车里，车子突然刹住了，心理顿时升起一股预示着将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故的滋味来。两人沉静片刻，张明达自言自语他说：“就这么干等着？领导上总该给想个具体办法呀！”
李得森没有回答，脸色很难看。
“怎么？吵架了？”
老李仍然不声不响。张明达明白了，定是他和老吴发生了争论。
“中西功和另外两位日本同志也被捕了。”李得森心情沉重地接着说。
张明达不觉惊问：“程和生呢？”
“没有消息。”
张明达一时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李得森把大折扇放下，说道：“事已至此，只能是这么办了。应该说，领导上这个决定，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是正确的。当然，决定本身含有很大的危险性，特别是我们南京站，应该坚决执行领导上的决定。我是站长、书记，没得说的，叫我上刀山，我眼睛不眨。可是我身后还有一大帮呢，就是现在转移，也不能拍拍手、掸掸灰，说走就走啦。得安排掩护职业，得改名换姓，得找妥关系，哪点安排不当，一旦出事，又是白白送给敌人了。”李得森不自觉地又激动起来。
张敏急忙制止他：“看你说了些什么？”便转向张明达道：“回来就这个样子。”
李得森把大折扇“哗”地一声打开，扇了两下，又“哗：’地一声折起，往桌上一摔，突地站起，冲动得脸红脖子粗：“现在几个地方都出了事，情况这么紧急，剩下我们这个南京站，还要我们在这等着。”
张敏向他正色喝道：“你冷静点好不好！”
李得森焦躁地左转右转，像寻找什么，不响了，张敏把掉在地上的大折扇捡起来，往桌上一拍，转身走了。
过了一阵子，李得森才用缓和的口气对他说：“就这样，六六天来，就说了这么两句话，“等着吧’。”
张明达无话可说，还有什么好说的？等就等着吧。他希望有转机，但是他干过武装，知道什么叫阵地，内心里便打定主意，准备牺牲。回到八条巷，
重新把自己房间里的每件东西检查了一遍，床上席下，桌子抽屉里，到处翻个遍。除了“中央社”的印刷品而外，一张可疑的碎纸片也不留，任你什么宪兵特务翻找去吧，墙角砖缝花盆里，电灯罩子底座下，门窗木板裂隙间，什么也没有，衣袋里除了“中央社”的职员证而外还有几张李得森为他开的胃病处方。还有一张“良民证”。噢，不，在另外几件衣裳袋里还有三张“良民证”，得转移到别处。最后定神仔细地想，现在只剩一条百来斤的汉子，看着办吧。除此之外，找不出一点牵累别个同志的痕迹和可疑之物。在这个胸膛内除了鲜血别想得到别的。那颗心，即使不跳了，也是共产党的。行了，如此这般，等着。
他心境平静了，从头到脚轻松了。但是，还有一缕心事：他惦念程和生。
李得森朝张明达这么发泄，并非无来由。
自从陈一峰告诉他西里龙夫收到中西功来信说，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要求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密捕中西功的消息后，他便为西里龙夫担心，西里是归他领导的唯一日本同志。多少情报都来自他，若有个差池，该是多大损失，怎么向党交代。于是，便派张明达去上海请求“专项请示”，并要“坐等答复”。孰料答复竟是“等等看看”！并且还说这不仅是对西里问题的答复，也是对南京站的指示。在服从上级的原则下，他才想出了“工作轻装”的动议。他自己也知道，那不过是消极、被动的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西里龙夫被捕的那天傍晚，陈一峰来给他报了消息，他当即决定亲自到上海去见老吴，商讨良策。到了上海，见了吴纪光。吴纪光对他的到来，好像并不意外。很快做了食宿安排。因为上海情报科调整组织之前，他们已经熟悉了。所以，双方没有什么废话。吴纪光听了他的意见，也说言之有理。但到底怎么处置这个局面，他得去请示上级。谁知一去就是一天，当夜没回来。他以为老吴出了意外，一夜没敢上床，躲在门后，竖起耳朵，直到天亮。第二天傍晚，老吴回来了。看得出神态有变化，脸色眼神都是表演出来的平静和稳定。李得森问他上级怎么答复的，他不当事似地催他先吃饭。饭后李得森又急着问他，他才对他说：“回去吧。”
“回去？”李得森惊问：“南京怎么办？”
“坚持。”
“坚持？”
“坚持。”
“怎么坚持？”
李得森目瞪口呆好一阵，又轻声问：
“这可是你的指示？！”
“怎么是我的指示？是上级的指示。”吴纪光做出笑脸。
“我要求见上级！”李得森沉下脸说。
“已经不在上海了。”
李得森认为这个指示不符合形势。于是，他极认真地问：
“你说句实话，这是不是上级的指示？”
他这一问，伤了吴纪光的自尊心，怎么可以在传达上级指示方面怀疑他呢？谁敢于这种事？他脸色涨红，猝然说：“是我的决定。”
李得森虽然感到这话带气，却低声说：“我很难执行啊！”
再看吴纪光，见他脸色严肃，没有冲动的情绪。可见这的确是上级的指示。他不由得慌乱他说：“叫我怎么办？”
“别再说了。”吴纪光正色他说：“回去吧。中西功已经被捕了。”“啊？”“北平方面，白井和尾崎也被捕了。”李得森连“啊”也叫不出来了。中西功、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都是他熟悉的名字。他正发愣，忽听吴纪光又说：“你在这住两天也好。看看形势怎么发展！”他在上海住了几天，这几天里，脑子里翻来复去想主意，怎么保全南京站，却始终没想出来。心里惦念同志们，没有主意也匆匆赶了回来。很显然他是勉强执行“上级指示”的。在上海他向吴纪光告别时，有点伤感地问：“如果因此造成牺牲损失，怎么办？”“每人都要准备牺牲！连我们自己。”吴纪光不容再问地板着脸。为做到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他回到小火瓦巷1 号后，端个“稳坐钓鱼舟”的架势，照常开门营业。但心里总是七上八下不停的折腾。张敏劝他冷静，竟越劝越不济事，刚才一提到中西功，他又不能自己地激动起来。可以看得出，他对上级的指示有意见。但是作为一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只能是一边又叫又跳，一边严守纪律，服从指示，坚持工作。
在这里必须补叙明白吴纪光向“小开”请示的经过情形：
“小开”听他说完关于日本同志被捕的报告后，心情沉重他说：“现在你们所面临的形势非常危险，到了关键的时刻。如果判断得准确，处置得当，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是走是留，我也很犹豫，难下决心。听说中西功等日本同志的问题是发生在日本本上。如果我们中国同志马上撤退，很可能暴露他们与我党的关系，给他们造成更大的困难；如果不立即撤退，可能会牵连到更多的同志，使组织遭到更大的损失。考虑到中西功等同志都很坚强，肯定下会说出组织秘密，为便于他们在狱中应付敌人，现在还是按兵不动再等等看为好。”
听罢，吴纪光大彻大悟似他说：“我坚决贯彻。”但是，他没向李得森详细说。只在送李得森回南京时对他说：“准备牺牲。”而且还没看李得森的神色。
程和生在杭州等待中西功。无事，在街上转游，先后两次到望江路小书摊去看，仍不见女老板的影子。第三次，见门开了，女老板打扮一新，开门摆摊。程和生一喜，走上前去：“老板，忙啊。”
女老板向他一笑：“先生，您忙。”“拜托的事，有劳您了。”“好说，大家都是为赚钱嘛。”“东西有了吗？”“东西有是有了，先生，您想想，我一个女人，怎么敢带在身上？”“在那里呢？”“在绍兴乡下我家，你什么时候要，我什么时候带你去拿，我不骗你！
好吗？”程和生一听口气，挺诚恳的，便欣然答应：“好吧，一言为定！”他像完成了一个任务似的，闲着无聊，决意回上海去看中西功，算算他回上海去已经十多天了。回到上海的当天下午，他到留青小筑28 号敲中西功家门，没人应。他在留青小筑绕了一圈，也没见中西功家的一个人。估计大概有事外出了。第二天，他去看老吴。老吴一见他吃惊地问：“你怎么才回来？”“中西功叫我在杭州等他，但他回来十多天了，也不回杭州去，所以我回来了。”“噢，你还不知道？”“知道什么？”老吴沉思了一刹，平静地轻声说：“他被捕了。”程和生一怔，呆了，轻声问：“什么时候？”“十来天了。”老吴脸色阴郁地向他说了最近发生的情况：中西功6 月16 日被捕，第二天南京的西里龙夫也被捕。7 月7 日，北平的尾崎庄大郎被捕，同一天，出差山西的白井行幸也被捕，那是华北宪兵干的。最后他说：“看来，日本警视厅对他们早有布置。”
程和生听罢，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说什么敌人“早有布置”？分明是你不采取措施。他低声问道：“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现在哪里？”老吴凝神他说：“不知道。”“我们有可利用的关系打听到他们的消息吗？”“没有。”“我们应该打听到他们。”老吴轻蹙眉：“是啊，不过要相信他们，不会出事。”程和生说：“我相信他们。但是我们要去了解情况。再说，我们也要作准备啊。”老吴轻声他说：“要沉着。”“只沉着不行，还要行动！”“怎么行动？我们只能这样。”“我们要对党负责任，他们被捕，我们损失了两个‘主力军’和一个‘野战军’，再等下去，要全军覆没的。”老吴不讲话，蹙眉半天，才说：“损失是难免的了。可是，我们要坚持，和阵地共存亡。”程和生明白，他这话是准备实践誓词，便向他告退。临出门时，又回头对老吴说：“但是，你要提高警惕。”老吴只是点点头，看也没看他。傍晚，他又到留青小筑28 号去敲门。想见见方子和惠子，打听中西功的消息，半天仍没人应。楼梯口下来个年轻日本女人，看了他一阵，向他摇手，对他说了一串日本话，程和生跟中西功学会几句简单的日语，听出她的话里，有两句是说“这里没有人”，“回日本去了”。
当天晚上，直到深夜两点多，他还没睡着，在膝陇中忽然看见中西功出现在面前，刚和他说了句什么话，忽然不见了，他忙伸手去拉他，身子一动，便惊醒了..
最亲密的战友被捕，他痛恨自己失误。后悔在杭州时没有坚持说服他到四明山去。特别是那天，当中西功接完电话，说家里有事要他回上海的时候，自己不多个心眼想一想，哪怕替他回上海来看一趟也好啊。或者，提醒中西功在电话上问清楚什么事也好啊，都没有，连一句话也没说，就送他上车了。这还算个什么联络员？临去杭州还向老吴作过保证呢！
现在中西功在哪里？日本宪兵定要对他施刑折磨。他忍受得了吗？相信他会坚持，给组织一个转移的时间。可是这么长时间了，整个上海科却原地没动，像没有这么回事，老吴心里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他坐立不安，其它事情都可暂时向后推一推，无论如何也要打听到中西功的消息。他决定到“满铁”调查室去一趟。他去了，由于会几句日本话，没费什么事便进了情报科，见到了堀勇记。这个堀勇记，昭和12 年4 月，就是1937 年4 月进的“满铁”总裁室，12 月受委派到派遣军司令部顾问室从事重庆方面情报工作。1938 年10 月重新又回到“满铁”总裁室情报科，这人涵养极好，从他脸上你绝对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情绪变化。他有超人的记忆力。不管什么人，只要和他见过一面，半年后他仍能说出这人的体型五官和语言表情特点。程和生认识他，是跟随中西功和他研究过情报。
堀勇记见了他，既没有对相识者的客气，也没有陌生者的盘洁。问他：“你有什么事？”
为使谈话尽快达到目的，他说他受中西功先生雇用，到西安去搜集重庆方面的情报，现在回来却不见中西功先生，特来向堀勇记先生打听。请问先生，中西君现在哪里？
倔勇记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两眼直盯着他，看了好一阵，然后拉开桌抽屉，拿出一叠军票，放在他面前，说：“中西功先生确实向我表示过，他能够派人到西边去，现在我决定撤销这个协议。这笔钱是给你的绝交费，我们之间，从现在开始，关系完全断绝了。你走吧。”
“请问，中西功先生现在哪里？”
“中西君回国旅行去了。”堀勇记伸直左手，指向门口，向他点了一下头。
他只得告退。
“拿走绝交费。”堀勇记把军票向他推一推。
他心里自问：“这个堀勇记是什么人？他和中西功是什么关系？绝交费是怎么回事？”抬眼再看堀勇记，还是那样子满脸无表情。
中西功下落不明，领导又是这么个态度，他心急如焚，几天便消瘦了一圈，两只眼睛更大了。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莫解的惶惑。
没有领导的命令，他不能擅自乱动，更不敢对他所联系的党员们流露一点情绪。他也没到闵行路张明达那里去，见了面说什么？何况他还必须遵守老吴的指示：“目前是非常时期，停止一切活动，静观形势发展。”
到上海情报科担任联络员以来，他处处谨慎，恪守纪律，他心里总在琢磨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意义。这是给党中央搜集战略情报的，是卡敌人脖子的最重要的斗争岗位。他暗中有一种自豪感。每当和中西功接触，他都要从中西功那里学到点什么，或理论，或对时局的研究，或对日伪军政决议和行动的分析，或对“满铁”内部周围各色人物间怎样应付，每有体会，便牢记在心。他常把现任工作和公开武装斗争作比较，两者有许多不同之处。公开武装斗争，流动性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突击性大，战斗一打响，一鼓作气，胜败立见分晓。连续作战，当然也要力争胜利。战斗下来，休整、学习、练兵、宣传、大张旗鼓地壮军威声势。地下工作则不然，需要绝对隐蔽，使敌人没有一点感觉。在长期观察敌人、积累敌情、摸到敌人脉搏的基础上巧妙地完成任务。上海情报科还不同于一般地方和部队的敌工科，那些单位任务比较单纯，情报也多是局部性的。上海情报科要在敌人心脏里长期埋伏才能达到目的。
对他的职责，他兢兢业业，力求使自己在中西功和老吴之间、南京站和老吴之间信息及时、气氛自然和谐，工作合拍顺利。他从来没耽误过事，出什么差错。他本来就不多言多语，什么事都是心里明白就行了。他和老吴接触，没有和中西功接触的那种亲切感。老吴不像中西功那样平易近人，甚至随和。对中西功，你可以在他面前赤裸裸地坦露自己，有不知道的事，不明白的问题，都可向他请教。中西功像个老师，直解说到你明白为止。老吴总是三言两语，除了交代任务，别的没有话说，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推你快离开他。但是看得出，老吴绝对信任他，把他当得手应心的工具。从党内原则讲，这很正常，然而总觉得缺少同志间那种亲切。就他所知，老吴对南京站的老李、张敏、陈一峰、汪敬远，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四人去南京前，都在上海和老吴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闹得不愉快，汪敬远常叹气，张敏两眼“咕噜”转，就是不说话。陈一峰嘴不把门，两杯酒下肚便借生活琐事，用说笑话指桑骂槐地发牢骚，绕来绕去，最后必落在讨厌这“首长作风”上。他常大谈痛恨商店老板，说他们是衣架饭囊，这些话，可以理解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阶级意识，但是了解内情的，也可作另种理解。老李是另种形式，平时有不满憋在心里，节骨眼上说两句不冷不热的风凉话，如果在领导碰头研究问题时，只要老吴对他板脸，他就毫不客气地瞪眼和他对吵。
建立南京站以后，他们四人都去了南京，上海科清静多了。
但是这一次，事关整体，老吴到底是个什么主意？一味叫大家等待，静观，这可不是办法。等待什么？静观什么？几个日本同志全被捕了，连一点下落的消息都没有，时间一天天地耗过去，难道这也叫长期隐蔽吗？他想过，至少叫大家改换个住址，改变个掩护职业，也是一种措施，即使不许离开上海、南京也行。
他实在地忍不住了，决定去找老吴，向他平和地陈述一次自己的意见。
老吴用警惕的眼神接待他。默默地请他坐下，递给他芭蕉扇，又给他沏了茶。这些动作，过去也有过，可是这一次，老吴没有正眼看他，也不坐下，像在心里琢磨怎么应付他；冷冷地问他：“什么事？”
他仍然用以往对上级的尊敬态度和口吻，向老吴笑道：“想跟您说说心里话。”
老吴看他一眼，等待着，仍是站着。
他原是不善辞令的，但今天下定决心要认真地和老吴谈一次，便也不慌不忙，逻辑清晰他说起自己要说的话来，先说中西功被捕，自己内疚、悔恨，在斗争中缺乏经验、幼稚，没有保护好同志，请示组织根据情况，给以处分，目的是教育别的同志。
说到这里，老吴在他对面坐下了，摇着一把大蒲扇，歪着头，眼睛仍旧不看他。
他继续说，由于不知道中西功的情况，心里很着急。而且每过去一天，这种着急心情便增加一分。不知道上级通过什么渠道掌握了中西功的情况没有。说到这里，他抬头看看老吴，老吴还是那么不动声色，也不回答他。
他敏感到老吴不想和他说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拐弯抹角打住，把谈话限制在打听中西功消息的范围以内，也无不可。老吴对此也无可指责。
但是者吴却是一副拉开架势尽他说的表情，他意识到谈下去将遇到困难。说不说了呢？转念一想，既然他是这副架势，而且自己也是决心准备了的，便索性说下去。他说他对当前的形势很担心，日本人对“特别调查班”不会不怀疑，班里那么些党员，还都蒙在鼓里。毫无思想准备，一旦日本宪兵动手，一个也逃不出去。这个损失太大了。南京站呢？都是些党的骨干，是些有资历、有经验的干将，如果不及早安排，遭受了损失，势将没法弥补。
他说得很慢，郑重其事，使他自己都吃惊，怎么竟对领导如此讲话，好像对小学生那样上起课来了。再看老吴，只歪着头，呆呆地一下一下扇扇子。没有过去那种不许说话的神色，他心里有点高兴，想道：“他在考虑我的意见吧？”
他说完了，老吴还是那样一下一下扇扇子，像在思索。
“我的意见全说了，想听听领导的意见。”
老吴又摇了几下大蒲扇，看了看他，问道：
“都是你个人的意见？”
“是我个人的意见。”
“见过张明达？”
“没有。”“
张明达没找你？”
“没有。他还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
“见过李得森？”
“没有。”
“他没去找你？”
“没有。”老吴直眼盯了他一阵，口气缓和地轻声说。
“意见嘛，党内民主，谁都可以提。”
老吴摇了几下蒲扇，好像在生谁的气，继续说：“你要注意，我们有些人，形势有利的时候，他们冲锋陷阵，是好汉，也能鼓动千千万万的人去革命。可是遇到风吹草动，形势紧张的时候，他们就不行了，他们的法宝就是跑。”
沉默了很久，两人谁也不说话。程和生壮壮胆子说：“把大家换换住址地点怎么样？”
“怎么换？”
“调动一下。”
“怎么调动？”
“互相调动一下，暂避一下风头。”
“怎么互相调动？”
“南京上海两地换一下。”
老吴拿起大蒲扇猛摇了几下，然后抬眼看着他：“都离开各自的掩护岗位？”
“可以找新岗位掩护。”
“工作呢？”
“在新岗位上逐渐深入。”
“什么样的新岗位？”
“研究嘛。”
“什么样的新岗位能有现在这样的条件？我们为安排一个陈一峰费了多少周折你不知道？更不用说汪敬远了。你说是调换，敌人怎么看？人不见了，不就是逃跑了吗，不就是不打自招吗？南京的到上海、上海的到南京，逃出敌人的手掌了吗？我们是干小孩子捉迷藏的吗？你怎么想的嘛？！”
“可是，我们..”
“我们怎么了？”
“作为领导，你要考虑我们的处境。”他到上海以来第一次这样直视老吴，顿觉全身发热，头上冒汗。老吴却冷冷地正面直视着他，轻声问：“你还记得入党誓词怎么说的吗？”
“记得”。他觉得自己的脸色一定很难看。“记得就好。”老吴摇起扇子：“现在你要反省为什么随声附和地提撤退。”“我没随声附和谁，这是我自己的意见。”“那就更应该深刻反省。”“我也没提撤退，我提调换住址地点。”“本质是一样的。”他很想起身告别，但就是站不起来。他又很后悔，本想来好好和领导谈一次心里话，给领导当当参谋，共同研究一个使同志们既安全、又能巧妙地继续工作的方案，却怎么谈着谈着竟要用入党誓词自我反省了！从什么地方错起的？赶紧补救。“你听着。”老吴直视着他，脸色严肃：“以后，不要再提撤退了。”程和生抬起头，快快地起身而去。吴纪光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很茫然，刚才硬端的领导架子垮下来了。他自言自语道：“我本应该和他推心置腹地谈谈才对。”
林得山被领事馆警察署拘留所用汽车送回上海法租界霞飞路1270 弄26号他自己的住宅后，倒比在拘留所里还坐卧不宁了。在拘留所里，他安排他的中国妻子跑领事馆，跑拘留所，跑陈恭澍，请求他们按照谈好的条件，给他自由，允许他在上海经营旧业，做文具生意。如果需要，他也可以帮助新“国民政府”办些力所能及的事。由于陈恭澍出面活动，事情还算顺利。不料却冒出个中西功的事来，他不敢不接受领事馆、“特高”、拘留所三方联合交给他的差事。虽然比预想的提前几天出了牢房，但还不如在里面多蹲几天呢。因为与其说早放他出狱，不如说是早被日本人驱使。
国家观念，民族感情，这是每个国家的人民根深蒂固的天赋，林得山也不例外。当年他逃亡到上海的时候，有一首歌曲，在他周围几个同胞间流传，那歌词是：
“流亡到这里，不知多少时候，我亲爱的祖国！望了又望，再不看见你那美丽的山河！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亲爱的故乡？静静的夜啊，冷冷的风啊，明月向西落。”
那曲调是纯粹的朝鲜民歌旋律，凄婉深沉，他每唱起来便潜然泪下，从心里往外发冷。
那时他用经营自来水笔的生意作掩护。30 年代，自来水笔是洋玩意，在中国市场销路很大，收入可观，他把盈利都用来支援“大韩临时政府”的活动了。他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抱有极大幻想，对蓝衣社的行动很赞赏，和他们来往很密切，和陈恭澍私交尤深。陈恭澍派人拿着信到香港去见他，他知道逃不脱了，因为他对蓝衣社的手段了若指掌。
现在一切都完了。
现在他必须绝对听从日本人的指挥。
现在他倒从心底钦佩那个中西功了。他是个日本人，竟帮助中国反对日本。这是反对他自己的祖国啊，而他却说这是为了挽救他的祖国免遭战败的毁灭，想想也确是这么个道理。并且，中西功还是个共产党。
共产党这个名字，他听得太熟了。
想不到他们的宗旨竟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连日本在内。他从中西功的谈话中看出，中西功就是那种坚定的身体力行者。
但是，但是啊！他不能实践对中西功的承诺。他知道，在他身后，有日本的和汪精卫的甚至还有蓝衣社的人在监视着他。
他的中国妻子只知道可怜巴巴地听他指挥。
他没叫他妻子到霞飞路国泰大戏院附近去找俄国的弗利浦书店，也没叫她去找塔斯社，更没叫她找个女伴到霞飞路去大声谈论：“中西功被捕了”，当然也没找人到启东去给新四军送信。
他给13480 拨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日本人：“找哪个？”
他用日语说：“请找津金先生讲话。”
“你是哪个？”
“我是他的朋友。”
“叫什么名字？”
“林山一郎。”
“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霞飞路1270 弄26 号。”
“你有什么事？”
“你是哪位先生？”
“我就是津金。”
“噢，津金先生。有朋友托我带信给你。”
“什么信？”
“你的朋友中西功被捕了。他要我见你。”
“噢，请你在府上等候，我马上到。”
“好的，记住，霞飞路1270 弄26 号，林山一郎。”
他挂上电话，回家等待。只一会儿，一辆汽车开到了1270 弄口停下了，跳下三个穿便衣的日本人，闯进了26 号房里，各处张望一眼，围定林得山问：“你是林山一郎？”
林得山一见这情形，立刻明白发生什么事了，连忙用日语向他们申明，他是受领事馆差遣寻找津金的。但是他们说他们无权听他解释，根本不由分说，把他装上汽车，直送到领事馆。
到了领事馆，他才闹清楚，原来津金早已不知去向。“满铁”接到特高课通知监视他的时候，便已找不见他了。既然林得山通电话给他带信，接电话的人当然怀疑他而报告领事馆了。一场误会。林得山被他们这样抓来抓去，心下很是懊恼。但是，投敌分子有什么懊恼的权利？从领事馆出来，他又到“同盟社”去找菅沼。“同盟社”的人都说不知什么时候起，菅沼便已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他明白，这位菅沼先生也逃走了，差事没办成，心里倒有点幸灾乐祸。
奇怪！他不敢耽误，立即到领事馆去如实报告销差，以为从此可以自由了。领事馆两个日本人接待了他。这两个人对他很温和，向他道了“辛苦”，然后对他说，还要“拜托”他给以“合作”。并说：据他们调查，“满铁”的津金和“同盟社”的菅沼，都是中西功的朋友，都是嫌疑犯，现在既然已经逃亡，就是中西功的同党、帝国的叛逆分子。那么，毫无疑问，中西功在“满铁”领导的“特别调查班”，每一个人都是大大的嫌疑犯。其中它的班长，叫程和生的那个，和中西功关系十分密切。既然上海“同盟社”菅沼是中西功的同党，南京“同盟社”有个西里龙夫也是中西功的同党，那么，在“同盟社”内，嫌疑犯必定还有多多的。这些，都由两地的特高部门去调查，林先生不必费心。“拜托”林先生去费心的，是调查共党来往于南京上海两地“同盟社”和“满铁”之间的联络人员，也就是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的联络人员。
“那是一定有的。”一个日本人微笑着肯定地向林得山点头。“他们不用无线电联络，我们是知道的。”另一个说：“如果用，我们会截获电码加以破译。他们很严密，只用专人传递信息。”“你可以和‘满铁’‘特别调查班，的人交朋友，可以到南京‘同盟社’去交朋友，你可以走出上海，在京沪之间活动，我们和你太太联络。”“时间，20 天够了吧？”另一个陡然变色，喝问。林得山已经领教惯日本人这种喜怒无常的“德性”了。于是平静地说：“我试试看。”“不！”那日本人狰狞地毗出牙叫：“一定要拿到，这是你的服刑劳役！”那个微笑着的日本人仍旧微笑着：“我们已经相信你了，不要错过机会。
你愿意回到监狱去吗？”林得山点一下头：“我努力！”“要拿到真正的共党的！不许胡指乱说，不许敷衍塞责，如果出现那等事情，定要严厉惩罚。”另一个日本人越发凶狠了。林得山又点头：“我不敢！”他知道，现在他如同一只脖子上套了铁圈的猴子，绳子的一端握在日本人手里，听见锣声不爬竿，就要挨鞭子。他悲哀，因为他不是猴子。他到“满铁”上海办事处去，打听“特别调查班”，据看大门的说“特别调查班”不在“满铁”院内，在对面楼上，但是那里现在已经被宪兵队占用了。他到对面楼上去打听，被值班宪兵盘问了一番，所幸他会说日本话，又有领事馆发给的“派司”，未引起大麻烦。至于“特别调查班”搬到哪里去了，值班宪兵说不知道，也不允许他上楼去打听。
于是他去进行另一项差使，调查来往于南京、上海两地为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去同“特别调查班”和“同盟社”的人交朋友，是个好手段。但现在死乞白赖去找“特别调查班”，如果里面真有“共党分子”，会不怀疑他？闹不好，难说不把小命丢了。近年来，他与蓝衣社打交道中，耳濡目染，变得十分胆小。在拘留所里，对中西功，他把原名林得山说成任得山，为的就是留一手。
他决定先到南京“同盟社”去观察一下。同时路上留意各色人物，既然那个“共党分子”是在京沪两地传递信息，自然要往返于京沪间。他可以化装成各种人物：商人、小贩、农民、士兵、学生、官员、记者、工人、职员，天哪，这可太难了。
他化装了一下，头戴草帽，身穿纺绸裤褂，手摇黑纸折扇，使自己看去像个赋闲的政府职员，神态滞洒，在车站候车室内外游荡。
他可不像那些愚蠢的日本宪兵和汉奸便衣。他们走到哪里，都先把幌子挂出去：大瞪着眼，故作威严地注视着一个个毫不可疑的人。有时竟要面对面地看那人十几分钟，只要那人有一点“反常”表现，便动手抓，不管怎样，抓到宪兵队就是“抗日分子”，就是请了“财神”。
他快速地扫视在他视野之内的男女青壮年，绝不研究他们的服饰和携带了些什么东西，而只观察他们的神色，对公职人员打扮的尤其注意。他忽然觉得这又好像是个显示能力的好机会了。
开往南京的票车还没检票就已经过点了，检票口外挤满人。汉好警察在入口处两边把守着。他又扫视了一阵，没见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便又到人堆外观察在广场上流动的人们。在他想来，这种“共党联络员”也许常趁人不注意之间悄无声息地混过检票口，坐上火车，或者不经过检票口而径直从什么地方溜进车站。
检票了，放行了，他随人流进站上了车。
日本占领区的普通中国人坐火车只有一个字：怕。怕走过身旁的日本人，怕坐在邻近的汉好，怕查票的敲诈，怕穿白褂子故意敞开怀的流氓，怕背着锯斧铸挫的和那些一直抱着一条扁担两腿泥的黑脸汉子，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汉奸或者国民党的“游吃队”队员。因为徐州铁路上常有冒充八路军游击队打票车而趁火打劫的消息在偷偷流传。
林得山一出现，便招得许多人向他投来畏惧的目光。他自觉突然矮人半截。他知道，这种情势下，注意看哪个人一眼，哪个人都要远远躲去。
“你的！”突然，从他身后车厢门里，一只手抓住他腰后衣襟，用力一拽，把他拉进车厢。他忙转身看，是个腰挂短枪的日本兵。
这是跟车的日本“乘警”。
日本兵向他凶狠地瞪起眼：“坐下！”
他用日语向日本兵说道：“我正在寻找合适的位置。”
日本兵见他说日本话，而且很流利。脸上的凶狠，顿时消失，眉头挑起笑意。
“日本人？”
“是的。”
“那么坐到我身边。”
“谢谢。”他在日本兵身旁坐下，这是“特席”。
这个车厢里，坐位空闲。没有人说话，被沉默的不安笼罩着。“你要到哪里去？”日本兵问他。“南京。”“公干吗？”“不，我是侨民。”“噢嗬，大东亚战争胜利，你高兴吗？”“当然。帝国海军，世界无敌。”日本兵举起头，向前凝视，像是不高兴了。“不是吗？”他问。“首先是陆军的赫赫战功。”“的确是这样。”他附和地讨好。而日本兵却不再理他。他也学日本兵那样坐正了身，作出肃穆的表情。
日本男子都要具有这种武士道的精神气质，因为这有关国体。但是规矩死板地坐在行驶的列车上，是件很枯燥乏味、很累人的事。他又不好马上离开这个座位，离开这个日本“同胞”。
车到无锡站停靠了一段时间。旅客上下，互相拥挤，嘈杂了阵，车启动时，日本兵又回到了他的“特席”上。这时候，车厢尽头甬道走来三个人，一个穿白绸长衫的老头，满脸皱纹，身后跟个小女人，衣着洁净，搀扶着他。他们后面，一个矮个青年，一张娃娃脸，身上穿套制服，肩头挎个大帆布公文包，凭着年轻力壮，三挤两撞，抢到了老头前面，大摇大摆，目中无人地走到车厢中部，在一张空椅前，从肩头上抹下公文包，往椅上一扔，像早被这大包压累了。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只玻璃瓶，揭去盖，仰起脖，大口大口往肚里灌水，灌了一阵，抹抹嘴唇，把玻璃瓶盖好，塞回包里，又伸手在包里毛手毛脚地翻腾了一阵，拿出了一捆新闻稿，抽出一份，又把大捆放回包里，这才坐下。他向窗外看了一眼，拿起稿子，身靠车壁，伸开腿，看新闻稿，既不观察周围，也不作任何掩饰，好像在自己房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