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天空浓云逐渐破裂，阳光从这几那儿的缝隙间射向江南大地。今年梅雨季节来得早，去得也早，稻禾吐出新穗来。
上海仍旧到处潮湿，家家晾晒衣服、被褥，弄堂里色彩杂乱。
程和生慢步走在四马路上，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捕后，老吴和他约定减少联系，把注意力放在观察周围敌人动静上。他和“特别调查班”的党员们个别约定会见时间，让他们尽可能继续联络不致于失散。日子意外的平静，近20 天来没见异常，也没发现宪兵、警察跟踪的迹象，更没打听到中西功的下落。他对这种安静，渐觉难耐。老吴曾分析说，事情会渐次过去，而他却觉得一个怪胎正在这安静中孕育。
日军在中途岛吃了大败仗，损失惨重。联合舰队的“赤城”、“加贺”、“苍龙”、“飞龙”四艘航空母舰被击沉，世界上最大的重型巡洋舰“三隈号”也葬入海底，并损失飞机数百架，陆海军士兵数万人。苏德战场上，红军很艰苦。在斯大林格勒西南的顿河弯曲部，希特勒集中了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和150 万兵力，战争打了40 天了。如果双方这样相持下去，巴库的石油、顿巴斯的煤矿、库班的小麦，这些战略物资基地掌握在苏联手中，社会主义苏联就能屹立不动了。这种常识是他从中西功那儿学来的。以前，他只看中国战场，现在他看全世界。
走着走着，感到有人从背后拍他的肩膀。回头看，吃一惊，原来是汪敬远。
“你怎么来了？”他问。
“找老吴请示。”汪敬远向他投来一笑。
“见着了吗？”
汪敬远点头。
“跟我走。”他仍旧脚步从容地引汪敬远走进南京路冠生园，两人找个位子坐下。要来点冷菜和啤酒，边喝边轻声交谈。
汪敬远个头虽不高，但身材匀称，面容洁白，一双眼睛闪动着明亮的青春之光，一眼看去，便知是个精明的奇人。他的父亲，是苏州一家富绅子弟，留学日本时和一个姑娘一见倾心，相爱成亲，于是生下了他。这位日本姑娘，不被中国封建家庭所接受。汪家长房长兄，不仅歧视她，进而累及她的丈夫。汪敬远的父亲，优郁成疾，不治而逝。汪家长房，驱逐她们孤儿寡母出户。迫于生计，她带着小汪敬远流落上海，替人浆洗缝补，赚几个小钱抚养儿子。旧上海，一个流浪于低层的异国女人，该是何等艰难，不是个中人，难知其中味。无论她怎样辛苦操劳，终究养不了日渐长大的儿子。除了衣食，还要求学，她可不能让儿子失学。丈夫是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出众男子，岂能让他的孤血成个“无能之人？”她写信求助于妹妹，妹妹回信满口答应，说她丈夫说，一定不委曲姐姐的“大桥”。于是托人把“大桥”带去日本妹妹家。“大桥”的姨父，身体壮得像他小院里那棵老槐树，但是胆子却那么小，只知道种田和见人就鞠躬。姨妈严格规定“大桥”，除了到学校，不许去河边，不许爬树上屋，不许和同学打架，也不许跟姨父下田，只准坐在矮墙小院里的槐树下小桌旁读书。累了，可以在院里翻筋斗，翻多少都没关系。唉，翻筋斗这游戏，还不如读书呢。
姨父姨妈勉勉强强供“大桥”上了几年小学，生活越来越艰难。“支那事变”发生了，打仗了。夫妻两口相对流泪，因为再也无力供“大桥”继续上学了。对不起姐姐，万般无奈，托人把“大桥”带回上海。临上船，姨妈递给他一个小蒲包，里面放两个“寿司”（白饭团），轻声说：“饿了再吃，”没说完，便哭了。
“大桥”回到上海，母亲抱着儿子哭了一阵，又从头到脚量了他的身高，然后郑重其事对他说：“听着，你现在是大人了，以后不再叫‘大桥’，还叫汪敬远，你是中国男子，男子要为国尽忠，中国太弱，国民太穷，根在政府腐败。要像你爸爸，立志为强国作事业。”
当时的小汪敬远，憎然不知怎样去为强国作事业。眼前可能“为”的，只有谋职挣钱养妈妈。
汪精卫投敌，和日本的外交是重要事项。首先是语言。负责外交的汪伪官员在上海愚园路办了个“日语讲习会”，培养汪精卫未来的外交人物，要求日语的标准性，语音、语调、语法结构的规则性，含义的多重性。汪敬远应聘当教员，不用说，他的日本话无可挑剔，他的教授方法也获得众口一辞的称赞。高崇武在愚园路办的“国际问题研究会”，是汪精卫外交部的底架子，邀请汪敬远去参加座谈。这件事，被西里龙夫和程和生知道了，他应程和生密约去“相见”，原估计这个程和生会给他介绍个差事，却不料程和生竟出言唐突地对他单刀直入他说；“你应该救中国！”这在当时的上海，不啻是直面对他宣布“我抗日”。更奇怪的是，程和生竟知道，他妈妈曾教导过他，“你是中国男子，要像你爸爸，立志为强国作事业。”这母子间最亲密的谈话，他是从何知道的？他没有问妈妈，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他和程和生继续往来，程和生交给了他一把看不见的“金钥匙”，他用这把钥匙打开了“为强国作事业”的大门，这就是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按照程和生的指点，他在“国际问题研究会”表现非常出色，上下左右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中日亲善”的结晶、楷模、桥梁、天使，天晓得这些人还能拽出什么溢美之词来恭维他。总而言之，当汪精卫“还都”南京时，按程和生的指示，他从“国际问题研究会”设法升迁到了汪精卫的身边，从上海到了南京，被派到汪公馆当秘书，并渐渐取得陈壁君的信任。陈壁君，人称“母老虎”。从‘“国民政府”部长、委员到公馆内外警士仆役；没人不怕她。真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妖婆。只有周隆库，敢接近她的虎毛。汪敬远初进公馆，只能听周隆庠指使，作些一般的文差，拿不到高级绝密情报。他曾一度想到外交部去直接掌握情报，请示上海程和生，程和生不同意，叫李得森转告他，情报在质不在数，希望他取得陈壁君的信任。汪敬远的精明伶俐，终于被陈壁君赏识，事无大小均委他办。如此一来，情报三天一次地从汪公馆飞出，经李得森处理后由联络员张明达传送到程和生手中。大自日汪密约，小至汪精卫每天会见的客人名单和谈话内容，总之，凡日汪之间的秘密，汪伪的军事部署和行动计划，无不在我掌握之中。为上海情报科分析研究日本政府、大本营的谋略，提供了最切实的保证和基础。如1941 年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对华战争，不再采取大规模进攻作战，模仿中国的游击战法，击溃中国军队后，退回原警戒区。”这使我方明确地掌握了日军行动规律。不久，李长江投敌，与汪精卫会谈，陈壁君对李长江不放心，特命汪敬远去参加，他们说了些什么，程和生第二天晚上便知道了。又如，同年夏未，驻安徽的广西军李品仙，通过香港《自然日报》杨主编到南京联系投汪精卫的事；秋未，阎锡山派代表到南京与汪精卫交涉投降，双方讨价还价，汪精卫嘲笑阎老西想“半瓶醋兑半瓶水，要个拿破仑葡萄酒的价钱”，汪敬远一时不明白，亲自去找李得森汇报，李得森一听“卟哧”笑了，告诉他：阎锡山不喝茶，每天只喝醋。他越发不解，直至李得森给他解释明白。原来山西人吃菜可以无盐，而不可无醋。也是去年春未，宣传部长林柏生的夫人，忽然春心萌动，要去玄武湖玩，被日本宪兵在城门口当众拦阻搜身，败兴而回。跑到汪公馆涕位告状，说“连部长夫人都限制自由，而且动手动脚，还说什么中日亲善？说什么中日平等？”汪精卫听了喃喃说：“暂时现象，暂时现象。”陈壁君气得脸发白，可什么话也没说..李得森听了“哈哈”大笑。这些及时送到延安的情报，供中央得以迅速对敌人作出对策。
汪敬远的情报活动越搞越细，竟想自己搭班在汪伪政府里建立个情报部。他对李得森说，我们都可以加入进去埋伏工作。并且。他计划，这个情报部争取由汪精卫直接领导。李得森写信请示老吴，这正合老吴开拓局面之意，回信答复同意。汪敬远便行动起来；他和航空署长陈昌祖私交很深，陈昌祖是汪精卫的裙带亲信，汪敬远想利用他，但陈昌祖对他的提议经过一番活动后说：“眼前没有把握，等一等再说。”此事才算放下。
日本警视厅特高课逮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消息，自然瞒不过汪敬远。说实话，他倒真不知道这两人被捕的缘由。但是，又下意识地敏感到，也许和他的事业有瓜葛，再加李得森通知他，暂停一切活动和接触。等了一个多月，不见新通知，心里嘀咕，硬着头皮去见李得森。
中西功、西里龙夫被捕在南京引起的大波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坚持”、“等待”，渐渐沉静下来。
这时，李得森对吴纪光的指示，内心颇是钦佩了。鉴于自己曾为此和吴纪光有过脸红的不愉快，便鼓动汪敬远到上海去见一次老吴。恰巧，陈壁君要他到上海港税务局提一笔款，转帐。他到了上海，匆忙跑了税务局和银行，办完事，找到了老吴。老吴对他这个“独立旅”挺和蔼，向他阐述了对形势的分析。认为：日本这次逮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日本政府的常规行动，从已经过来了的近两个月观察，无论中西功、西里龙夫，还是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都没有吐露上海情报科和供出中国同志的迹象。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坚持阵地，应该相信日本同志革命的坚定性。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警惕敌情的变化。
汪敬远对老吴这番分析，心悦诚服。不失时机地传达了李得森托他带给老吴的话：“从事实发展看，者吴叫大家沉着坚持的决定是正确的。”
吴纪光笑道：“哪里是我的决定，我有那个水平和胆量吗？你回去告诉他，那是最高层的决定，‘小开’也不过是传达给我们。”
汪敬远听他如此一说，心中激荡不已：“我们上海情报科有最高层直接掌握着呢。”那份高兴使他在南京积郁的疑虑，全部消逝净光。他决定马上回南京，不意却碰上了程和生，即同程一起到南京路冠生园小吃。
程和生听罢汪敬远的叙述，沉思一阵，轻声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丧失警惕。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紧张情况下。”
餐毕，两人起身结账，就地分手。程和生按预约的时间走进四川路倪之骥的隐蔽点，一进屋却见倪之骥在桌旁坐着愣神。倪之骥见他进来，忙挤鼻子弄眼，暗示他赶快溜走，他急转身，可为时已晚，门后突然钻出两个人，他们身上西装笔挺，头上黑发油亮，一下子把他堵在门里。一个说：“程先生，请坐。”另个便动手拉他到桌前。
虽然程和生时刻准备着出现“遭遇”，毕竟太突然。没想到他们竟在这里坐等他。他不想和他们作任何争辩，那是毫无意义的。他沉静地在一张椅上坐下。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外游动的同志们，别再有哪一个，闯到这里来。两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也在门后椅子上坐下，擦火柴，悠闲地吸烟。这两个不值一瞥的败类！程和生心潮翻涌，眼前只有一条路，一条共产党员此刻必须走的光荣之路。他没有什么可向同志们交代的，唯一的遗憾是不能亲眼看到同胞们欢庆抗日胜利的情景了。这份欢乐，只得留给后人了。父亲和哥哥会在欢呼的人流中骄傲地微笑。中西功会在心中记住他。直到下午四点半，进门来一个人，也穿西装，向门后的两个人点点头，马上又出门去。门后两个人站起来，向程和生和倪之骥招招手：“两位，跟我们走吧。”于是，他们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把程和生和倪之骥夹在中间，走出门去。
门外烈日很毒，刺得人睁不开眼，他们一行四个，走出巷口，一辆军用车迎面徐徐开来。到了他们面前，停下了。两个“西装”，挥手示意催他们上车后，也跟着爬上车。
汽车“嘟”地加速开动，惯性使他们晃了一下，便风驰电掣般开走了。程和生觉得风不停地刮走身上的躁热，他偷眼看坐在对面的两个“西装”，发现他们在默默地直盯着他。他抬眼扫视汉口路两边的商号和人群，商号楼房快速地由前向后闪过，行人杂乱的色彩点缀在这流动的马路两边。汉口路和四川路是他活动最多的街道之一，这里有他经常出入的商店，有些店员对他的脸孔也不陌生。他想：“如果现在他们见到我，消息会很快传播出去。老吴和所有的同志们便会及早转移。而我自己，绝不能让敌人从我口中得到任何一点有关情报科的秘密..”
“这是自己为党所能作的最后一点事情了..”他没有多么复杂的思想活动，心里只有一句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牺牲的时刻就在眼前，没有其它选择的余地！”于是，他猛地大喝一声，奋身一跃而起，跳出车外，刹那间也没忘记故意使自己侧起身，头向下，用力撞去。除了眼前火光一闪，再没有别的.... 汪敬远回到南京汪公馆，陈壁君在化妆台前端坐，侍女给她梳头，她要到日本使馆去参加招待宴会。听汪敬远说罢上海港税务局转账经过，她满意地点头，然后说：“你的事，主席答应了。”汪敬远连忙道谢，极力作出感激的样子说：“我的前程，全靠夫人栽培。”陈壁君没有再说话，他便告退。原来，上个月，外交次长周隆痒想调汪敬远到“国际俱乐部”去主持工作。国际俱乐部是周隆庠提议设立的，在那里，每个月可有几万元经费过手，周隆庠就可多一只捞钱的手。汪精卫已经许可了。汪敬远闻讯，立即向李得森报告，认为到“国际俱乐部”，不及在汪公馆情报来得快而重要。李得森请示老吴，组织上同意汪敬远的意见。但是汪精卫成命难收，汪敬远便求助于“第一夫人”。陈壁君问汪精卫：“周次长要我，你也给他？”汪精卫只好改变主意，通知周隆庠：“汪敬远另有任用。”任用作什么？想来想去，立了个官衔叫“国民政府特任官”，相当于有些国家的不管部部长。当然，这个特任官，只在汪公馆和国民政府之间行走。消息传出去，公馆内外军警宪特，每见汪敬远，必恭称“特任官”。而汪敬远对他们却一如既往，谦逊有加，照常和他们喝酒打牌，只说“没有的事”。直至今天，陈壁君才正式告诉他，那么只待下委任状了。
汪敬远回到他的办公室。电话铃“叮吟吟”地响，又是大门对面宪兵岗楼摇过来的，声音带着笑：“特任官，有空吗？”听声音就知道，不是叫去打牌，就是喝酒。
“我要洗个澡。”汪敬远确实有点累。
“好的，给你留着。”
“什么东西？”
“园林管理局朱鼎送来一筐鲥鱼，天太热，留不住。今晚把它消磨了。”
“噢，我过会去。”
汪敬远见过朱鼎其人。他原来是个山东济宁一家皮货商的学徒。矮个，宽额头，嘴唇薄而宽。因嗜赌成性，被掌柜辞退。临走头天晚上，偷了钱柜，潜逃上海，当了伪军，混上个排长，从此敲诈勒索百姓，被弟兄们半夜把他蒙头捆起来狠打了一顿。他没想到汉奸伪军里还有这等人，却不敢声张，因为弟兄们说了：“漏一点风出去，马上宰了你。”他见呆不下去了，跑到南京，当上了治安便衣，凭着手里有金条，结识一帮地痞流氓，混进了园林管理局，今年春天起，常和公馆门外的警士们厮混。
汪敬远洗过澡，换了衣，见陈壁君已经出门坐车走了，抬脚过马路，进了警士团，警士们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大摇大摆上了二楼，果然一个个正在又吃又喝，便也嘻嘻哈哈上了桌。
酒醉饭抱后，照例又是一局赌，照例又是他赢。到晚11 点，估计陈壁君该回公馆了，便起身告退，几个陪赌的，却盛情挽留。他说不敢久呆，万一夫人有事，担不起罪。他们说没关系，他执意要走，其中一个惋借他说：“特任官，今晚你只好在这里委曲一会了。”
他惊问：“这话什么意思？”
那人看看墙上挂钟说：“到12 点，他们来接你。”
“谁来接我？”
“我们也不清楚。”
汪敬远火起来，高声叫：“看你们哪个敢拦我？”一拍桌子往外走，朱鼎突然从门外闪出，用短枪抵住他的当胸，瞪眼低声道：“我就敢！”
“你敢造反？”汪敬远高叫一声，随手打去一记耳光。朱鼎没敢“造反”，只端着枪发愣。
这时，屋里陪赌的，看赌的慌作一团。上校团副走上前，对汪敬远说：“特任官，不是他的事，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给我们安排的，有什么话，你到那里说去吧。我们都是朋友，实在没有办法。”
汪敬远气急呼呼地指着朱鼎骂：“好，你小子，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上海，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她突出的位置。这片土地，20 世纪初起，被世界列强大块大块地分割吞并，名曰“租界”。这里有封建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他们张牙舞爪，无所不为地盘剥中国人。
同时，这里也有中国优秀的产业工人群和孜孜进取的知识分子群。这两股力量，在革命运动中形成血缘关系，孕育出许多他们的优秀儿女。自1921 年6月起，到1949 年10 月止，28 年间，上海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不能用数字来说明和统计的。上海人精巧，用同样的原料，可以做出比别处物美价廉的产品，这是被压迫下磨炼出来的本领。上海人具有革命共性，同样的压迫现象，他们会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和灵敏有力的反抗，这是亲身感受着压迫的痛苦的本能反映。他们见不得以强凌弱，更忍不得异族侵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人空前团结的感情基础。他们对汉奸，虽不当面拳脚相加，但他们总要扭转头骂一声“贱骨头！”他们用行动帮助抗日的人，譬如，故意挤凑上前，阻滞一下敌军宪特追捕一个散传单的人，随后不声不响地竖一下大拇指，笑一笑，转身而去。中国共产党早在上海人民中深深扎下了根，除了外围组织，还有数不清的同情者。他们都以有机会帮助一下共产党而感到无限欣慰。
“在汉口路四川路附近日本汽车上跳下一个人，跌得头破血流。日本人急忙下车，慌手慌脚把他抬上车，拉到宪兵司令部去了。”这一消息，像五级风速般传遍大半个上海。
人们互相传说，纷纷猜测：
“是个什么人？”
“还用问吗？”
“可是那辆车一路上没有拉警报啊？”
“抓的是重要人物，他敢拉？”
“有人看见是从‘满铁，开出来的。”
“是他们自己的人吧？”
“他们自己人会跳车吗？用得着吗？”
“当然是我们中国人。”
“从‘满铁’出来的？”
“我敢断定，是地下游击队。”
“听说他跳下车的时候大喊了一声。”
“喊什么了？”
“大家都没听清楚。”
“喊着口号跳车的可不是一般人。”
“..”
我们说过，中国人最后的武器是沉默。世上除了死，哪有真正的沉默？有的人死后也不会沉默，因为另有人代替他，却不是代替他继续去沉默。
上海人传说这消息，并非有意代替程和生不沉默，而是出于巨大的痛惜和震惊，且含有希望和鼓励的成分。仿佛如果他们早知道在上海有这样一位抗日分子，也早去投靠他了。又仿佛他们断定，这样的抗日分子在上海还有，不过人家不丘露罢了。这种自动着力的传说、猜测、议论，无意间既标明了自己，又鼓励了周围的人。张明达是第二天下午听到这传说的，当时他已到香港路“中联社”分社去交过差事了。在回家的闵行路上，听到人们议论，不由心头一惊。连忙到紧急联络点，给程和生发信号，要求见面。他在接头点附近，转来转去，直到天黑，不见程和生来，知道出事了。第一个念头便是：情况紧急，事不宜迟，要赶紧回南京，给老李报答。
昏黄的马路灯光，照着空旷的大街，像比白天突然加宽了许多。不见什么行人，到处一片寂静。远方传来“隆隆”雷声，闪电耀眼的白光，映出幢幢大楼直耸的黑影，和黝黑而低沉的夜空。
怎么回南京？直奔火车站？夜里几点钟有到南京的票车？凭这身服装，能像白天一样大摇大摆的不买票，走日伪要员专用的通道吗？
他的脚步渐渐犹豫了。
先回家去，过一夜，明天再走？
不成，不成，不成。事情太急迫了，现在，敌人已经开始对我们紧急行动，只有“提上脑袋撞金钟”了。
他脚步越来越快。
上海的街道，他熟悉，不管从哪个方位到火车站，走哪条街最近，穿哪条巷省路，他都了若指掌。他可以随时敲一家住户的门惜路穿堂越巷，也可以随时敲一家熟悉的商号的门，请求给点帮助。在上海，他有多少熟人，可没法计算。他认识的人多，认识他的人更多。
麻烦的是身上这套衣服，若在白天就好了。而现在，是宵禁时间，行人不准通行，怎么走啊？把衣服脱下来抓在手里，光膀子走？更容易招来麻烦。
走到一家旅馆门前，旅馆的门虚掩着，泄出一道浅黄色的灯光，从背后照着他，不高的个子，却投出条长长的影子。旅馆的门，都是这样通宵虚掩着的，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因为随时会有巡捕、包打听、便衣特务和汉奸、宪兵来查店，来打秋风。
“急中生智”，这话一点也不假。他随即推门进了这家旅馆，向店员说明，求借用一下电话。店员明白，这个时间，突然闯进来借用电话的，都不是等闲之人，便很客气地答应了。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和对方通了话。然后坐下来和店员闲谈，问他店里的生意，问他自己的生活。店员很警惕，一方面客气地有问必答，另方面不多说一句话。同时不断偷眼打量他。
大约半个小时，来了个老闸捕房的巡捕。店员忙迎上去。那巡捕向他摇摇手，口叫“去去去”，赶店员进了后柜房。然后拿出一套巡捕服和一套中式便服，问张明达：“穿哪套？”
“都穿上！”张明达先穿便服，手里一摸，是绸料，再穿巡捕眼，竟是老厚布，倒是挺刮。穿罢衣，匆匆结好钮扣，巡捕又递给他一根警棍。两人出了旅馆，并肩向北火车站走去。
这个巡捕，是地下党外围同志。抗日初期，张明达在沪南活动时，就互相熟悉。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张明达故意疏远了许多熟人，包括他。偶然见面，也只点个头，不说话。今晚他电话急召，并且明确地向他提出要借用服装，他当然明白。所以，干脆送来两套，随你用。没想到，张明达竟都穿上了。他现在唯一怕的是碰上巡长或探目来查哨，那可就三言两语应付不过去了。
张明达更紧张，穿上巡捕服，手提警棍，固然严然一巡捕。但是碰上巡长、探目或宪兵之类的怎么办？自己要露馅，还要把这位外围同志连累进去，所以他比这位巡捕更注意观察四周的动静。待他们走近火车站时，张明达从头发梢到脚底板，全身汗湿个透。觉得套在里面的衣裤，全粘贴在身上，头上汗水顺着帽边鬓角流进眼里，煞得眼疼睁不开，忙从里面裤袋掏出大手帕，抹一把，张眼仔细远望，发现快到北火车站的列车段了，他边走边把那位巡捕挤进一排长房黑影里。找个角落，匆匆脱下巡捕服，摘下帽子，匆匆叠起，用袖管和裤脚扎好，递给那位巡捕。推他一下，低声说：“路上小心。”目送他转过墙角的身影消失后，他才整整便衣，向列车段值班室走去。虽然雷雨前的闷热仍旧包围着他，但是仍然感受到突然的轻快和凉意。
生活本身有时按意外的章法进行结构。当张明达和这位外围同志在墙角黑影里脱换衣服时，被躲在对面黑影里的一个人瞄上了。此人是谁？林得山。近半个多月来，林得山为他的差事，在南京、上海两地汽车站和火车站上往返忙碌，观察每个他见到的人。火车站，每天都有许多人上车、下车，既累眼又劳神，真个是苦不堪言。限期一天天逼近，拿不到这个共党“联络官”，他就要回监狱，这是无法讨价还价的。在经过一段奔波后，他突然醒悟，暗骂自己愚蠢。“共党分子”多是夜间活动，而自己却在日间瞎忙，怎能得手？于是他改变战术，白天睡觉，晚上通宵守候在火车站外。刚才灯影里，他看见两个巡捕快步走过，进了黑影里，片刻之后，一个款款而去，另个却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极力向黑影望去，好一阵时间后，才见另一个脚步沉稳地走出来。他决定跟上去看个究竟。心中暗喜：“说不定交差有望了。”
张明达脱去巡捕虎皮，身着便衣，越发提心吊胆了。须知，这般宵禁夜里，在铁路附近走动是最危险的。从任何一个看不到的角落里冒出警戒的日本兵来，即使不被捅一刺刀，至少也要被捕无疑。正这时，转眼间，看见一个人，从右侧黑影走出来，一步步，跟上他。他的心“嗵嗵”直跳，胸膛里像在撞钟。
他边走边打主意，现在撤腿逃跑是最下策，而且已经太迟了。必须弄清他是个什么人物，随机应变。他突然转身迎上去，面对来人站住。来人也在他面前站住脚，顶着灯光看他。借着灯光看去，张明达一下子认出了他。怎么会认不出呢？二十几天前，在票车上，他和押车日本兵并肩而坐，还和他用日语谈过话呢，他自称是西里龙夫的朋友，引起了张明达的警惕。就是为躲避他，从那天起，张明达安全观念大有提高。今晚他如此突然的出现，不是什么好兆头，但见他手里腰里没有刀枪之类的东西，张明达才放了点心，决定先发制人，便冷冷地道：“是你！”
“你？”林得山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眼前这个人，但猝然间，想不起，多日来，他见的人脸实在太多了，难记住。“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张明达斥问。“你呢？”林得山也摆出架势，决意盘诘一下这个或将是他到手的猎物。“你看我在干什么？呃？”林得山听来，这口气不一般，脑子里打转转。刚才，他明明看见他穿着巡捕服的，现在换了便衣堵住他，用这口气说话，必有来头，正想着，又听对方训斥地喝道：“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林得山再看他神色，一副不容抗拒的架势，好像如果不即刻遵从，他将被打倒在地，或者被带走。他顿时悟出来：这是个日本领事馆派出来监视他的便衣特务，惊恐之下，连忙点头，同时请求宽恕地一笑，急忙转身而去。
张明达一直注视他的身影消失在一条巷口黑影后，才转过身，一步步走向列车段。他必须这样地把架子撑到底。他这一举措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区，通称叫“胡文虎堂。”的万金油——“虎（唬）牌”。在刚才的特定情景下，便是“李逵上场，军师改姓”，顶用了。
其实，林得山也不是个初出茅庐的老实头，他毕竟熟悉中国社会，深谙日、汪、蒋特工人员那一套。他决定跟踪这个监视他的人物，和他再会一次面。若他真是个监视他的，则可以显示出他对特高课的忠诚。若他是个冒牌货，而且是那个中共的“联络官”呢？刚才仓促间让他从手指缝间溜掉，岂不溜掉了改变后半辈子命运的大大良机？况且，刚才那样并未真正弄清他的身份，就糊里糊涂地败下阵来，也太窝囊又可笑了！
他又绕回车站旁，躲在黑影里东张西望。
张明达左绕右转，进了车站区，条条铁轨在灯光里闪亮，像条条长蛇，他每走一步，它们便在灯光下扭动一下，整个现场竟意外的安静。有两个蒸汽车头并列停在两股道上，不停地泻出白雾，发出刺耳的“咝咝”响声，又尖又细。他躲在这两个车头之间张望，只见有一个人提只信号灯，在铁道问一晃一晃的向西走去，再不见回来，左前道上，停着一列货车，看不清装载的什么东西。正转头间，忽听车头吼了一声，又见那列货车徐徐启动了。
“是向西去的！”他心中一热，便三蹦两跳扑了上去。
他是怎么爬上车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力气，只记得一只脚跳上了这列货车的最后一节“守车”的登车踏脚板，另一只手又抓住踏脚板的扶手下端，一纵身便敏捷地登了上来，跨进了守车车厢。
火车出了站，押车工从守车前门转身过来，忽见车厢里有个人，吓了一跳，忙喝问：“谁？”
张明达向他摇摇手，笑一笑。
押车工举起灯，细瞧他。红色灯光里，映出张明达庆幸微笑的脸，押车工也惊喜地笑了：“是你？怎么回事？”
“说不得！”张明达拉过他，两人挨肩在长椅上坐下，兴奋得大口喘气。
原来，当这列货车启动后，张明达决定扒车西去的瞬间，只见列车尾部“守车”的前一个踏板上站着的押车工正是他要到火车站求助的地方同志，就是他。
东方天色将晓的时候，张明达所乘的“专车”到达南京和平门站停下了。那位押车工帮助他乘上了去芜湖的轻轨小货车进了城。在白下路小火车站下车。这一夜，他心着急，脚不停，车上没合眼，实在累极了，一下车便跌坐在地上了。他用力蹬蹬两腿，双手按地，强撑起身，左右转头四望着，一拐一瘸，跨过一条铁轨，翻过车站矮墙，钻进市区小巷。
当他在南京市区小巷穿行时，在上海火车站那个鬼鬼祟祟地跟踪他的林得山，已被化装成便衣的宪兵推上了一辆黄包车，拉回监狱去了。他始终没敢提及曾遇到过一个换过巡捕服在车站上消失了的青年人。他知道，如果提及了，“特高”不栽他个“故意纵敌”才怪呢。因为现在他明白了，无疑那个人定是他要寻找的那个中共“联络官。”
从那以后，林得山下落不明，再无消息。
张明达先到复兴路八条巷的家，脱换了上海老闸捕房那个外围同志给他的外衣，马不停蹄地奔小火瓦巷去给老李发警报。到了长治里1 号李得森的家门前，仍旧习惯地左右瞧了一眼，街巷各处，不见有什么人活动，寂静如常，便举手推开门，抬腿进院去。不意门后突然有个人抓住他胳膊，一下把他拽个踉跄拉进门去，与此同时，另个人把门又关上了。他定睛一看，竟是两个穿着高级西装的日本特务，不禁大吃一惊，立时明白遭到什么事了。脑子里闪电般打主意，怎么对付？没待他张口，两个日本特务劈头盖脸对他拳打脚踢起来，他躲闪不及，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不由蹲下身去，却被他们捉衣提起，不由分说，连推加搡，把他送进李得森的客厅——诊室。然后，他们又返回躲在院门后，一左一右守候着。
张明达观看客厅里，已经有十几个病人在候诊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面带病容，笼罩着惊恐。一个挨一个地挤坐在地板上，他来得晚，被按在这最前边。
他低头侧眼望去，只见张敏被一个日本特务看押在卧室门口，几个日本警察和便衣在屋里各处搜查，翻箱倒柜，撬天花板，掘地板寻找什么，地上到处是纸片乱飞。
他只好硬挨着，什么都不必说了，也不必动了。共产党员的党籍当然是明明白白存在着的，实践入党誓词的局面已经出现在眼前。
牺牲吧，这是早有准备的。迎接酷刑审讯，寻机会像程和生那样，痛快点，不让敌人从我嘴里得到一句党的机密，做个洁白无暇的共产党员。在外边继续工作的同志们，是会得知这消息的。
决心定了，情绪就逐渐安静下来，再看屋里的病人，一对老夫妻，相依相扶着，老头体弱黄瘦，老婆焦的不安。一个中年女人怀抱个孩子，木然神伤问掩饰着怨愤。一个黄脸男青年，浮肿得张不开眼，张大嘴边喘气边哼哼。另个中年女人，孤苦无告地低眉垂目，一副呆滞的表情。张明达一下子明白了：都是来请李得森看病的人。他心中一下子升腾起一线希望，急忙仔细打量着自己的衣袋，袋里只有一张“良民证”和几张李得森为他开的胃病处方。他顿时觉得，从他衣袋里放射出一线希望之光，骤然膨大了，且给他鼓起了强大的勇气。
过了好大一会，眼看着三个穿便衣的从西厢房李得森卧室里走出来，一个手里提着李碍森出诊用的小提箱和一个布包，另一个怀里抱着李得森的书本、纸片。他们三人的后面，跟着几个警察，行色匆匆地走出院门去。接着后面又从卧室里出来两个穿便衣的日本特务，走进候诊室来站定脚，依次一个个扫视病人，先伸手指着那黄脸浮肿的青年喝道：“你的，滚！”
那青年缓缓站起，出了门，急慌慌地走了。
那便衣特务又指指那对老夫妻：“滚！”
然后他又指指抱孩子的中年女人：“滚！”
他这样指来指去，连声叫“滚！候诊室里的人，被叫到的，指到的便立即站起来，急急向外走，没有被指到的”没有被叫到的也都急忙起身等待，张明达也跟着连忙站起，那便衣特务看看他，问：“你的，干什么的来？”
“看病，我有胃病。”张明达说着，从衣袋里掏出李得森为他开的几张处方。双手展开，送到那便衣面前。那使衣瞟一眼药方，伸手在他腰间、腋下摸索。张明达举起双手，那便衣摸索完了，顺势拉他的胳膊往门外一推，死脸丧气地大叫一声：“滚！”同时踢他一脚。
张明达恨不得马上蹦出院门去，但是取得的现场效果还必须演下去。他假意莫名其妙地回头问：“大夫的，不给看病的？”
那特务对他又吼一声：“滚！”然后转身对屋里的人们一通乱踢，乱叫：“八格牙路，滚，滚，统统的给我的滚！”踢过吼罢，拉一把另个便衣，径自大步走出院门去了。病人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向大门挤去。
张明达反被落在后面了，他边走边回头张望，见张敏从卧室门里闪出来，便有意放慢脚步，想对她说句话。
但是张敏却迟疑不出门来。
张明达只得跟随人们出了院门，左右看一眼，不见警察和便衣特务，急忙回身又进门，恰这时，张敏赶来关门，他双手拉合大门用背抵住，对张敏向卧室方向用手指指，示意问：屋里是否还有敌人？张敏微合眼，向他摇了一下头。他明白，警察特务们都走了，暂时无危险，忙对她说：“应该马上向上海组织报警。”
她重重点了一下头。
“你呢？走不走？”他催问她。
“老李已经被捕，我当然走不脱了，他们肯定有埋伏监视我，你·趁人多杂乱，快走吧。”
“郑百千和无锡的邱麟祥怎么通知他们？”
“由我负责，你快走吧，别耽搁。”张敏一手开门，一手推他。
“我告诉外围的楼志明同志，以后通过他来同你联系。”
张敏又点点头，用力拉开门，推他出去，马上把门关上了。
到现在他才感觉到自己心跳得震动全身，又左右瞟一眼，大步走去，边在心里盘算，下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该作什么。虽然他早有准备。但事情来得还是突然，紧迫，当然，其实并不突然，完全可以早点避免。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了，也无人可埋怨指责。当务之急是快去给陈一峰报警，还有汪敬远。
街上行人来去匆忙。他发现，人们都对他投来奇怪的一瞥，他意识到自己的脚步太快，大概神色也慌张，便忙转弯走进一条小巷，并且放慢了脚步，使之从背影望来也像平常走路的样子。
转过儿条街巷，上了复兴路，到了中联社高级职员住的4 号院，走到陈一峰住的房子前，正要举手敲门，却听见里面传出“呜呜”的女人哭声，那么低弱，那么悲伤，像在呻吟，他明白地意识到，这哭声，意味着：陈一峰也已被捕了。
不能停留，不能犹豫，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冒最大危险也要去给汪敬远发个警报。虽然他和汪敬远没有直接联络关系。但是，这时是非常紧迫时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至于用什么方法和形式，总有办法的。可以托人叫他出来，扔一句叫他明白的话就走。或者..他一边走，一边想，待走近汪公馆时，完全没有信心了。且莫说进汪公馆，踏上颐和路都不可能，汪精卫的警士团，日本宪兵，在这条短短的小街上构成个禁区。你踏进街口试试？先把你拉进警士团盘问清楚再说。
他只得改变主意。眼前只有一项紧急任务，就是立即赶回上海去，向上海组织报警。
他匆匆赶到了绫庄巷7 号，这是他的备用秘密点。那位外围同志楼志明就住在这里。他向楼说明了发生的情况，然后换了衣服，戴上副眼镜，一下子变了模样，又带上另一张“良民证”，临走也没忘记嘱咐楼志明提高警惕，最好暂时换个地方住几天。然后匆匆赶到下关站，上了开往上海的特别快车，直到火车启动，离开下关站后，才松了口气。
车到上海，他又没招了。茫茫大上海，熙攘大人群，到哪里去找老吴？哪里是接头点？紧急联络信号是什么？联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所有这一切，他一概不知。而且，自中西功被捕后，老吴住处不定。更何况，自他担任联络员以来，只和程和生联络，从未见过老吴的面。现在去找他，不是和自己开天大的玩笑吗？
当天夜里，万般无奈。他赶到了浦东乡间远房亲戚赵启新家屋后，没去惊动人家，在房外直等到天亮。一夜之间，没有一点悲凉和愁虑，一心只想用什么办法得到上海组织上的消息，就这样，直待到人家开了门，他才露面。
赵启新不是党员，但和张明达感情关系很好。这人从小学制作皮件手艺，后来专做“坤包”。他心灵手巧，走在上海街上，看见阔小姐太太们手提包里有新花样的，回家把那花样略加改动，便缝制出一个更新的样式来。就这样，自己缝制，自己销售。但是，在日本统治下，这种小本手艺，生活也难得维持。张明达偶而到他那里去，除了在经济上对他略有周济的原因外，更多的是两人话题投机，因之，他对张明达的为人，早已心中有数。有一次，他对张明达说：“不怕，到了三关要命的时候，到我这里来，我房后有个地坑，那是块宝地。急了眼，我还有刮皮子的刀呢。”
他们之间的谈话都不是随便说的，赵启新一见他，开口责怪说：“既然来了，怎么不叫门？在外面受罪！”
赵启新的父母，是两位典型的江南敌占区农民。一见张明达，忙给他换上种田人的衣裳，煮一大锅泡饭，把他按在方桌旁，两老一齐劝：“吃吧，吃吧，你们是打鬼子爱国的人，不吃饭怎么行？”
张明达就是吃不下饭，端起碗便出神。
他挂念着自己的同志们，想得到他们的消息。
他托赵大爷到上海阂行路他的家里去打听。连去三次，回来都说，屋里人讲：没听人们说过东洋兵捉人的事，又说，叫他在这里再住几天。这令他更加坐立不安。时间这样一天天过去，他将失去党的联络，没有工作，最后也将丢掉党籍。他常在半睡朦胧中，忽然看见程和生迎面走来，和他接头，也看见陈一峰漫步逍遥地在他面前走过，却不理他..
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严密性，在世界所有共产党里首屈一指。每个人在被吸收入党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从家庭经济状况，到本人社会经历和他的亲属以及社会关系。在入党手续方面，要宣读誓词，誓词的中心精神强调，要为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为此，在行动上，要执行党的章程，服从组织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残酷的斗争需要，迫使全党都要特别强调组织纪律性。党员调动工作，需要有文字的（特殊情况下，可以用特定的接头暗号）组织关系介绍信。没有这个组织关系介绍信，任何一级党组织都不承认其党员身份，也就不与之发生党的组织关系。即使互相认识的党员，没有组织关系介绍信，也不能承认其党员身份。那么，这个党员，便被称之为“失掉了组织关系”，“失掉了党籍。”当然要问一问：怎么失掉的？被敌人俘虏了？被敌人逮捕了？何人可以证明？证明人在同一时期内在哪个党组织内过党的组织生活？表现如何？有无通敌可能和嫌疑？都要考查清楚。还有，失掉党籍关系的党员，在与组织脱离期间作过些什么？叛变投敌没有？积极寻找党的关系没有？自觉主动实行党的光荣任务没有？作证人都要对党负责任地详细加以说明，再经党组织多方调查证实才行。否则，是接不上党的关系的，那就不再是共产党员了。因之，凡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把党的组织关系，也即党籍，看作比肉体生命更重要、更崇高，称作第一生命。从事敌占区地下工作的党员，尤其强调党的组织关系，强调党的纪律，把纪律冠以“铁的”，有不服从党纪者，组织可以采取制裁措施，直至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