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刘广胄的组织关系也失掉了，张明达心中叫苦，这可怎么办？两个相对无言，两张脸都布满愁虑的阴云。
张明达在椅上坐下，家里人忙着给他俩端饭。刘广胄坚决不吃，张明达更没心思吃。两人又四目相对，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明白。党组织关系失掉了，党籍也就失掉了，失掉了党籍，就是失掉政治生命，那是他们的第一生命啊！
离开党组织，一天也活不下去。
张明达拍一下椅子扶手，腾地站起：“找！我们找！”
刘广胄点点头：“我们想想办法。”
“你有办法介绍我到苏北根据地去吗？”
“刘广胄凝神想了半晌，突然说道：“哈，我有个老熟人，在新四军兴化独立团当团长。”
“好，他叫什么？”
“叫刘思民，我给你介绍，到了那里，可以请他帮助你，他可以把你送到华中局去。”
“那太好了！”张明达几乎跳了起来。
第二天，张明达带上刘广胄给他写的信，从十六铺乘客轮，出吴淞口，沿长江航行，在苏北口岸镇登陆，奔泰州。然后改乘小客轮去兴化。一路上，连闯口岸、泰州、兴化三处敌伪军警把守的关口，凭着几年担任联络员的经验，再加曾在上海生活多年，应付他们的检查，绰绰有余。
到了兴化，按刘广胄交代的地址，找到联络点的那家“土特产经纪行”，接上暗语，住了下来。当夜，店主通知他：“今晚有小船送你到刘团长那里。”张明达心里那分兴奋，简直没法形容。
进了根据地，什么都好办。刘思民团长，快人快语，告诉他：“我们有批营、连干部到军部去受训，你跟着他们去华中局就是了。”
走了四天旱路，都是晚上穿行于敌人的碉堡群中。同行的营连干部们，个个像飞人，而他这常坐火车、汽车的两腿两脚，可就显出无能了。不过，这是到华中局去啊！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到了那里，政治生命就可能接上了。再苦也要跟着飞呀！
当他被送到阜宁县境内华中局等待领导接见时，彻夜难眠。回到家了啊！回到母亲身边了啊！长期在敌人眼皮底下，在敌人刺刀缝里活动，现在组织又遭到了破坏，他撤回自己的老家了啊！怎么睡得着？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由于斗争环境艰苦，变化多，有许多党员，或由于交通联络阻滞，或由于环境突变，或由于负伤掉队，因而失掉了与组织的联系。为了寻找党组织，他们忍饥耐寒，千里跋涉，流落街头，甚至殒命中途。这些人，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心里，在行动。正是这些人，在找到组织以后，立场更坚定了，斗争经验更丰富了，成为革命斗争的中坚分子。
张明达正在经受着这场考验，还仅仅是开头呢。
华中局派人接待了他。态度亲切和蔼，语言中肯、明确，暖流通遍张明达全身，他也早有准备，在华中局，有什么不能说的？有什么不可说的？坦诚，这是党员向组织的唯一态度。他先把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学历、经历，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入党后的工作调动，何人可以证明，等等等等说个详细，然后把南京情报站几年来的工作概况，被敌人破坏的经过，尽他所见、所知，完全负责任他说个清楚。还有他失掉关系的原因和请求。接待他的同志叫诸勋，默默地听着，不说话，见他说得渴了，往他大白碗里倒白开水。最后，对他说：“你把所谈的写个书面材料好吗？”“好好。”“有关人名、地点、时间写详细。”“好好。”于是他完全按照说过的情况，执笔疾书，第二天把材料交给诸勋同志。“就这样，你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吧。”“好好。”他知道，自从情报站被破坏以后，世界形势有什么变化、国内各战场的形势，他在这段时间里，完全不了解，需要补上这一课。更重要的是，诸勋同志代表组织，组织叫他参加学习，不就是收留下他了吗？更何况，对他所说的一切，组织也要进行调查核实啊，哪个组织能不经调查地相信一个只凭一张纸条而不是组织关系介绍信介绍来的人呢？
特别他又是个从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那种绝对保密单位来的人。
他参加学习，在小组会上讨论发言，对于苏德战场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德寇伤亡数十万，苏军伟大胜利的内在因素，分析得头头是道。对于德日意三国法西斯必败，从国际形势到其国内状况都有具体阐述。周围同志，用赞赏甚至惊奇的眼光看着他，这些常识，是他用平时接触到的材料对世界大局进行分析得出来的。更何况，在这之前，在“中央社”，他所能看到的材料，用党员立场进行研究，完全能够说出一篇道理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个月了，不见诸勋再找他谈话，虽然相信这里的组织定能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旷日持久地这样下去，是怎么回事？他渐渐坐立不安了，壮起胆子去问诸勋同志。
诸勋仍然亲切和蔼地对他说：“你好好学习。这事，你别着急，我们正在调查。因为，你也知道，秘密工作系统，组织手续，不像别的单位。”
“好好。”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地，不由兴奋起来，暗自庆幸，“组织上调查去了。”接上党的关系是没问题了，在这里等到第一次参加党小组会的时候，向同志们说些什么呢？得好好想一想，可别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天冷了，每人发了棉军衣，他当然也分得一套，还有被褥。一天，诸勋同志派人来找他，在一间民房里和他谈话，仍旧是那样亲切和蔼，语言中肯、明确：“这样的，你所谈的和写的情况，我们作了研究，也作过调查，今天要跟你正式谈一次。”
“好的。”
“先说你们南京站的情况，你们的组织活动，过去我们不了解。”
“是的。”
“我们调查，也调查不清楚。现在，敌人要来大‘扫荡’，我们要进行反‘扫荡’。在这种情况下，你呢？不能跟随我们行动。怎么办呢？你暂且回去。只有回去，等敌人大‘扫荡’过去以后再说。”这几句话，不啻在张明达心头浇上一盆冷水，怎么？调查不清楚？不让我跟随行动？回去？只有回去？亲娘啊亲娘，党是我的亲娘！从上海到兴化，坐船换车，徒步行走，过关闯险，好不容易找到了亲娘，亲娘却说查不清楚不认他，不让跟着走，还要他先回去，以后再说。怎么办？！怎么办？！张明达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时间心血上涌，忍不住“哇”地一声，放声大哭起来，眼泪像决堤的河水夺眶而出。他边哭边请求说：“诸勋同志，我不回去，我要跟着你们走。我绝不给组织增加负担，哪怕叫我下连队当兵也好，给伙房打杂也好，当挑夫赶骡马也好，我不走..让组织上长期考察我..”
诸勋是受领导之命，爱莫能助，只能耐心地、不厌其烦地劝说他：不要如此激动，按照你说的，你也是老党员了，审查、考验，对每个党员都是长期的，时时刻刻的。对你这样安排，是组织决定，既是组织决定，谁也不能改变。敌人大“扫荡”马上就要到来，情况很紧迫，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不离开，你又不在编制，我们行动转移，不一定通知到你，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怎么隐蔽？万一被敌人俘虏，那就不好了..
听得出，组织对他的问题，不是轻率处理的，肯定是经过研究的。至于怎么调查不清？他想像不出来。可以肯定，组织也有组织的难处。
从诸勋同志的态度也看得出，他们只能如此，别无他策。
有什么办法？事情到了这一步。
还说什么呢？该说的都说了。
唉！
他脱下了棉军装，换上件不工不农不商不学的小棉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地流淌..
回上海！于是他一路心中淌着热泪又回到了上海。除了应付关卡盘查作出应该作出的脸色，其余在车船期间，都是木木呆呆。..
李得森等是于7 月29 日被捕的。十几天后，当张明达踏上奔苏北的客轮时，8 月17 日，仍隐蔽在南京的郑百千被捕了。
郑百千，是个书生，颇有点程和生那种脸型和眼神，不过脸上比程和生多个笑嘻嘻的乐天表情。仿佛在他看来，天下无处无事不是可喜可乐的形象。
他身体虚弱，常闹点小病，这也没影响他对什么事都挤起眼笑一笑，有时还语出幽默地边评论边笑。
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位爱国诗人，对子女的教育常晓以大义，寄以厚望。因而对郑百千的名字也起得很奇，令人难以揣摩其含意。他的哥哥叫郑一十，如果按个十百千万伯仲次第推理，或当是个序列记号吧？那就错矣！对此，老先生有《示儿歌》说得明白：
“大儿大儿名一十，命名取义汝应识。
尔要能一以当十，如此行道谁能敌。”
如此说来，按老人的意思，二儿郑百千则是“尔要能百以当千”了。好个“一以当十，百以当千”！
郑百千果然不负所望，在父母严慈相济教育下，一旦国家有难，抗战军兴，便在同窗好友邱麟祥的帮助下，奔赴浙江丽水等地，在我地下党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因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党地下组织被迫疏散撤退，分别向苏北根据地转移。郑百千化装潜回上海法租界，想回家暂躲两天，以便再找邱麟祥帮助，介绍到苏北根据地。谁知一进家门，一个意外的消息把他惊呆了：一向以爱国自负的老父亲竟成了汉奸，到南京汪伪政府当了大官！
他有如五雷轰顶，百思不得其解。便写信给在无锡的邱麟祥，请他到上海，共商大计。
邱麟祥得信后，立即从无锡赶来，他把前后情况向邱麟祥细说一遍，并希望立即离开上海，这里已不是久留之地。邱表示十分同情。隔日领来了张明达，没想到，张明达不但无意帮助他去苏北，相反要留下他，说利用他父亲在汪伪政府的地位作掩护，搜集敌伪文化界的情报。组织这一决定，不但有违他的初衷，而且他也不可能和一个汉奸父亲和睦相处。但张明达却耐心地劝说他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但要与父亲和睦相处，而且还要取得他的欢心，要他为你谋求一个有利于搜集情报的高层职务..。张明达苦口婆心一席话，说得年刚二十出头、脑子里还充满幻想的郑百千，眼前呈现出一幅五光十色、充满浪漫和神秘色彩的图景。终于欣然地同意了。当即约定时间和地点到南京后碰头。
当他到了南京，突然出现在他老父亲的面前时，老人家不知是惊是喜，木然地望了他半天才“周吴郑王”地板着脸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你来南京干什么？”郑百千却笑嘻嘻地回道：“子从父命，您老来南京干什么，我也来干什么嘛！”郑百千说得轻松，以为这样便可以达到和老父亲“心心相印”，相互理解和默契的目的。谁知老人家一听，竟拍案而起，仰天长叹一声：“唉，他们把炸弹送到我书房里，我是被人挟持才落到这般地步的，未料你这竖子竟如此不忠不孝！你，你这就到江北去，我不愿再看到你！”说罢不容分辩便迳自回书房去了。
郑百千傻愣了，不笑嘻嘻了。回家板凳没坐热，便讨了个没趣，还谈什么“和睦相处”、“谋个高层职务”，真见鬼！不过，他当然不能老人叫走就走，这是组织交待的任务，死乞白赖也要赖着留下来。他一不争辩，二不申明，只一味求情。俗话说“儿大不由爹”，老先生终于托人给他谋了个中学教员的职位。
有了掩护职业，他便定期和张明达接头，按张指示，搜集投敌的文化界名人的活动情况。得益于老父亲的官位，得到的情报，都是和汪精卫“还都组阁”有关的。
1942 年8 月21 日，星期五——这个可厌的“礼拜五”——郑百千上午在家休息，秋乏难忍，正恍惚入梦间，突然进屋来两个人，直呼其名：“你是郑百干？”他朦胧醒来：“什么事？”
“是你吗？”
“啊。”
“跟我们走。”
疑惑间，郑百千细看他们，都穿粗呢西服。随着他们走近，一股劣质香水味刺鼻。他顿时明白他们是什么人了，当然也就心知出了什么事了。但仍旧问道：
“你们是谁？我不认识你们。”
“到那里就认识了，走吧。”
“那么，我去拿件衣服。”他急中生智，力作平静，走进自己卧室。他的卧室，有个后门，通街。他拉开门，本想溜走，但还未探身抬腿，却见门外已有两个同样穿着西装的家伙守在门两边了。
他常笑，现在见此情景，不笑了。
他被他们领出门。走过一段街，在街旁有辆汽车，他们把他推上车，车里已坐了一男一女。他一眼看出，男的也是个日本便衣，女的是个普普通通的其貌不扬的弱女子，不像想像中那种“神秘女史”式的中帼英雄，瞧她若无其事的样子，便看出来多半是吃冤枉官司的。
随后爬上车的是日本便衣，把他推到女的身边坐下，一副铐子把他俩铐在一起。车子开动了，发出十分刺耳的破旧的马达噪音。郑百千惊魂稍定，一阵莫名其妙的懊恼袭上心头，搞情报工作才半年多，还未来得及一显身手，便成了敌人的阶下囚，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唉！为此不免深深地叹了口气。突然，身旁那弱女子轻轻挤了他一下，用细弱得只有他能听到的耳语声说：“坚强些，不能让他们笑话我们。”他猛抬头，这才发现这“弱女子”竟有着一双十分明亮的眼睛：正用坚强而又充满乐观的目光注视着他。他顿时感到热血涌动，心目中这个弱女子也顿时成了一位莫测高深的“神秘女史”，并从她那里得来一种力量，勇气倍增。随即向她点了一下头，坐直身，紧闭嘴唇，昂起头，眼光放散，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气。
后来他知道了，这女人就是李得森的妻子兼秘书张敏。
张敏没有按和张明达约定的那样通知郑百千。当时，仓促中，她为催张明达快速离开小火瓦巷长治里1 号，主动承担了这任务。但是，正如她所料，她走不出门去了，房前屋后布满了特务暗哨。她若出门，他们便会跟上，她走到哪，哪的人肯定被捕。
郑百千和张敏被送到了南京江东门，汪记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寄押候审。这个鬼地方，原是国民党军政部陆军署军法司关押军事罪犯的。但其实主要是关押、刑审、戮杀共产党人的魔窟。这里的管理人员，从典狱长到狱卒，集封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凶残、野蛮传统手段之大成。当年恽代英烈士就是在这里的操场旁菜地里被敌人当众惨害的。
这里共分东、南、中、西四大监，四大监内又分天、地、人、日、月、星、智、仁、勇、改、过、自、新十三个大监牢，大监牢内各有十到三十几间牢房。在蒋介石政权统治年代，全国监狱林立，这个监狱堪称规模宏大，建筑一流的“模范监狱”了。
现在，这份“国宝”转赠给日寇及其宠儿汪精卫手里了。关押对象，当然还是共产党人为主。只是掌大权的又平添了个太上皇——日本鬼子。对于审讯、判刑、关押等全要呈请大日本警宪裁夺。
他被推进南监，“过”字监一间牢房里。这里已有17 个人，都在，默默地侧耳倾听楼上地板的“叮咚”响声。像是有人在打架，又有用日本话的谩骂声。
“你是什么罪？”一个强壮的中年汉子问郑百千。
“不知道。”他沉着脸答。
汉子点了一下头，同时向他略竖了一下拇指，嘴角冒出一个笑：“好样的。”
他还不大懂，这汉子的动作、表情和这“好样的”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便轻声反问：“你呢？”
“一样的，我们都是。”汉子向牢房里人们横扫一指，继续说：“一般刑事犯不送这里。”
“噢，楼上在干什么？”
“拷问。”
过了一会，楼上不响了，两个狱卒，一左一右搀扶着一个青年从他们牢房门前踉跄走过。那青年，头发散乱，鼻孔滴血，衣裤水湿，沾满尘土，经过他们的牢房走向里面不见了。那汉子愤愤地“哼”了一声，说道：“是中国人，就没有孬种。”
当天晚上他被安置在靠门边睡。难友们说：“你新来，睡这里。”是什么道理，他没心问，门边同样闷热，蚊子多，好像它们飞进来专找睡在门口的叮咬。他脱下衣服反穿，用衣领蒙住脸，也不抵用。
第二天，他没吃早饭，吃不下那种难闻的菜汤和糙米馊糟。饭后不久，忽听狱卒在外高叫：
“汪敬远！”
“汪敬远！”
片刻，又是昨天那两个狱卒架着那个青年从他牢房门口走过。不久，楼上又响起了用日语大声争辩的怒吼。其间不断夹着“噼啪”的耳光声和沉重的脚踢声。
郑百千好奇地问已经和他说过话的那粗壮汉子：“受审的是个什么人？”
“什么人？中国人！”
“怎么尽说日本话？”
“那是他会说日本话。”
“好像是他在骂他们，他一边骂，他们一边打，他骂得越狠，打得越狠，打得越狠，他也骂得越狠似的。”
“十多天了，天天如此，这样下去，他们会把他打成残废的！”
直到吃午饭，两个狱卒又架着汪敬远从他们牢房门口走过。他看这个汪敬远，已不像人样了。
这汪敬远是何许人也？他不知道，就像那个“神秘女史”一样，是个“神秘青年”无疑。
下午，一个狱卒出现在他牢房门外，大吼一声：“郑百千！”像一声炸雷，把他吓了一跳。但是很快就平定下来了，他知道这是轮到他上场了，是金是铜，就看这一锤子了！
铁门打开，他跟着狱卒上楼，边走边摸自己瘦骨嶙峋的两肋，不知能不能经得起一顿毒打。因为他心定的那个不见于经传的“主义”，注定要挨打。他把那“主义”叫做“不承认主义”，原则是：不知道张明达和邱麟祥是何许人，更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即令张明达站在对面，也要笑嘻嘻的说：“我不认识他呀！”也不知道邱麟祥住哪里，是何许人。同样，即使邱麟祥当面指他为共产党，是他的联络人，也要瞪大眼，奇怪的笑着，反问他：“你是谁呀？”
因为和他发生党关系的只有这两个人。
其次，一定要使审讯者相信，捕捉他是错了，方法是“软”。别像那个汪敬远那样和他们对骂，弄僵就不好收场了。其次要“冤”，要申明他对捕他完全不明就里，冤枉。第三要“远”，与党无关的，可以跟他们扯，扯得越远越好。与党有关的，在远处便给他们关上门。
孰料，“大日本”审讯官根本不问他这些，刚进门，脚未站稳，还没看清房里几个人，便有两名打手扑上他来，扭胳膊反剪起他，左右耳光一齐打，左右两脚一齐踢。刹那间他的眼便肿得睁不开，看不见人影了。只觉得两脸两腿麻木无知觉，好像不再是他的脸和腿了。
他被踩倒在地板上，蝉噪般耳呜声里听得一个模糊的声音：
“你的，同党，张明达，邱麟祥的，地址，快快的说！”
他摇摇头。心里暗想，他们怎么知道张明达和邱麟祥这两个人的名字的？但是挨打这一关是熬受过去了。看来，自己也不比那个汪敬远差。其实他哪里知道，这只是个下马威，“小菜”一碟。
第二次的开打，可叫这位书生长见识了，他明显地感觉到有一条很细很细的软蛇一样的东西在他背上一口一口的撕咬他的肉，他咬紧牙，稳坐不动。他自己都奇怪，哪来的这般忍受力？
“你的，快快的说！”
他又摇摇头，他知道，现在根本不必作那些什么软啦、冤啦、远啦的把戏了，只有拼死坚持自己的“不承认主义”一条路。这很容易做到，那就是：把心一横，就不疼了。
郑百千失踪了，急坏了他的老父亲，几天没有信息，翻遍家中箱柜，不见他留下一张纸条，老人心中窃喜：“竖子也许去投共党了？”秘密托人打听，结果说是“因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被捕了”。老先生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酸甜苦辣地老泪纵横，最伤心的莫过于冤枉了儿子，未能力儿子助一臂之力！夜里偷偷告诉老伴，二老泪眼对泪眼，一个说：“你还责骂他呢！”一个说：“他会原谅我的！”..
程和生跳车撞破了颅骨，严重脑震荡，呕吐不止。跌断了腰和左胳膊，大小便失禁。当日军宪兵把他拉到医院抢救时，医生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因为他从头到脚全是血污，只得先把他全身脱光，用药水涮洗，然而他已经气息奄奄了。
“快快的，快快的。”宪兵们在病床边催医生。
他们绝不愿让他就此死去。因为他这跳车行动既说明了他的身份，又证明了他在这个情报集团里的地位。
不错，程和生在上海情报科的地位可以比喻作一个集团军的大总务。这个集团军从上到下、内内外外、人员组织、大事小情，他都掌握，他都知底，他知道的事太多了。
经过抢救，两天后，他苏醒过来。
由于要不断地给他抹嘴擦脸，更换垫布床单，两天来医院护士拒绝给他护理服务。看守宪兵使命令倪之骥干这些事，服侍他。
当他微睁开眼看见倪之骥时，声音微弱的说：“厕所！”并用右手指了指下身。
看守他的宪兵大喜，立即命令倪之骥背他上厕所，然后跑上楼去报告。三楼院长室临时改作审讯室。
倪之骥背起他，走进厕所，他却不下地，附在倪之骥耳边，断续他说：“他们对你..一无所知..你，要挺住。我，不行了..你要..向组织报警..”
倪之骥明白了，他要上厕所，是为给他下指示，便点点头。
当倪之骥背着他走出厕所时，四个日军宪兵已把他的病床推到厕所门外了，七手八脚把他抬上床。四个人，每人抓住床一角，喊一声，抬起就走。
当他被颠颠簸簸抬到三层楼梯转弯处时，便溘然长逝了。
四个抬床的日军宪兵仍旧把他抬进三楼院长室，准备审讯他的日军宪兵军官看了看他，不知所措地惊叫了一声。
至此，日本警视厅特高课一共逮捕了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程和生、陈一峰、汪敬远、李得森、张敏、郑百千、倪之骥、程维德、以及“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里的程鸿钩等中共党员和同情分子二十多人。
于是，一个再次震惊日本朝野的“中共谍报团案”的极密文件在东条内阁各相和皇室重臣间，随同“太平洋战区”的告急电报一起传阅。
各相和重臣们震惊之余，对日本警视厅又展开了一次猛烈的谴责。他们问：
“这样一个‘严重集团’在中国占领区政治经济中心上海和南京长期存在，是受谁保护的？”
这是个警视厅怎么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找不出可以把责任推到近卫文麿的根据。
东条英机对存在这么个“中共谍报团”的重视程度，几乎超过对太平洋诸岛战况发展的关心。
“大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自中途岛战役后，完全丧失了制空权，基本上丧失了制海权。失败的丧钟即将敲响，或者可说东条英机已经听到了这钟声。在中国战场上，“占领区”内的“皇军”，不能向任何地方移动。中共正规军已经形成阵地作战力量。民兵、游击队就在他们城门外、碉堡外，日夜活动，有时眼看他们吹哨子集合，“皇军”不敢出动和他们交火。
这些形势的造成，和这个“中共谍报团”有没有关系？
这个谍报团送出过那么多的危害“大日本帝国”的情报，直到今天才发现，他们能说这是警视厅取得的一个胜利吗？这个所谓的“胜利”，能挽救帝国失败的命运吗？那个“大东亚战争”的战略计划，肯定在战争爆发前便已经被这个“谍报团”窃取去了。也就是说，在战争爆发前，帝国失败的结局便已经铸成了。
于是，偷袭珍珠港取得战役胜利时挂在东条首相眉宇间那惊喜的笑意不见了。在几次内阁恳谈会上，他开始向与会的各相和重臣们深深叹息说：“大东亚战争本来是可以不发动的，但是，如果不发动这场大战争，那么日本必定要败给中国战场的蒋介石和中共，那将是日本帝国永久的耻辱。为了避免日本帝国的耻辱，我们才作这样重大的努力。”“开始我也知道，这场战争，维系着帝国的存亡。但是，谁肯出面负起这个战争之罪责？我，只有我。”说到这里，他的眼圈竟被泪水润湿了。待到后期，他又向各相们强调说：“战前，重臣们普遍认为，为救日本之独立与生存，南进战争，宁败也无悔。那么，现在我们只能再作努力了。”
这个论调，当时，曾被许多忠于天皇的臣民们争相传说。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他们在痛悼这位忠于天皇的大将、首相时，仍认为他是“忠于日本帝国任怨负罪的英雄”，甚至把他供在日本“神社”里。
高桥兴助的两个打手把中西功施刑到“适可而止”至内脏出血、不省人事。为继续从他口里到重要供词，不得不给他治疗。
为此，高桥受到警视厅长官的严厉责斥，说：“把他打死，还能搞到什么重要口供？”在给中西功治疗期间，高桥又接手审讯西里龙夫。
一见西里龙夫，他就呆了。无论如何，他也不敢相信这个教授式的人会是个中共党员！他的举止谈吐，一盼一顾，无处无时不自然地表现出一种贤者的尊严和风范。他的神态、气息，自然地告诫你：他身上具有一种神圣的光环，不可侵犯。他睥睨地卑视你。使你感到，日本臣民不敢仰视的天皇，在他面前，也不过是一草芥。高桥自惭形秽了，不敢对西里龙夫施狂，倒是西里龙夫慢条斯理地对他讲共产主义。西里龙夫从容他说：他确实不遗余力地帮助过中国共产党抗战，他反战。他说，作为他，要拯救日本，在眼前只有走这条路。他也承认，他和中西功“志同道合”。
至于他和中共的什么人来往接触，他回答说：“你们调查去。”这使高桥很伤脑筋。绕过这个提问，问他给中共提供过些什么情报，他便从1938年说起，一件又一件，夹叙夹议，有许多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内阁的争斗，日本派遣军的罪行等等内情，高桥在此之前是从未听说过的。这使他惊奇，同时又感到大大的兴趣。
这种“审讯”断断续续进行了两个月。后期，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审讯开始时，西里龙夫在高桥对面坐下，清清喉咙说：“今天讲一讲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其未来。”或者：“今天讲一讲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及其未来。”
这方面，他有真才实学。审讯他的高桥兴助是个什么东西？他毫无学问，不过是一条法西斯政权豢养的狗而已。当然，狗也有狗的思维活动。高桥在西里面前，渐渐产生了一种迷惑：共产主义具有这样大的力量？这样的大学问家信仰共产主义？在这种迷惑的基础上，他渐渐产生了一种恐惧。因为战局的发展，恰如西里龙夫对他讲解的那样：日本必败无疑。
正当他如此这般由疑惑而恐惧的时候，来自上海的报告说：“一个‘中共谍报团’要员跳车自杀了。名叫程和生。”
高桥兴助一听之下便大发雷霆：“怎么可以让他跳车？宪兵‘特高’们还有一点常识没有？他们是不是故意纵放要犯？给我一个个彻底进行审查！”
他要求警视厅长官下令，把此案要犯们押送到日本，由他亲自审讯。
不几天，东京派出的“特高”会同上海宪兵司令部派出的专差，给他送来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三人。
他一见这三个人，心里便叫苦不迭。看他们，一个个，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片，到处是伤，已经打成这样，还能指望他们“合作”？
所幸他们都还活着。暂且将他们送进巢鸭监狱，将息几天再说。趁这期间，他去“视察”中西功。
中西功经过治疗，身体仍很虚弱。但是已经能够讲话了。
他决定及早和他“恳谈”。
中西功还是不改初衷的神态，端坐椅上，面对高桥，从人类发展史的必然性说起，说到马克思主义，说到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说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说到她必胜的诸因素，说到他为什么断定日本必败，说到日本人民应该反对军阀集团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有条有理。
高桥无可奈何，只得由他讲。
他也直言不讳地实说他为自己的党提供了哪些日本重要的军政战略情报。这是些用来证明他阐述的共产主义必胜的实例。简而言之，他是为了打败日本军阀，为了实现中日和平，为了在日本实现共产主义。
他还津津乐道似地说了他是怎样主动联络、组织日本革命同志，帮助中共进行对日军士兵作反战宣传的经过，从形式到内容，他提出过一些怎样的独到见解。
最令高桥震惊不已的莫过于他说：他根据得到的信息和资料，椎论判断出日本将在1941 年12 月8 日发动太平洋战争。这份情报也交给了中共负责人！他说得很轻松，眉尖隐藏着隐约可见的笑意。
高桥实在忍无可忍了：
“你是个绝对死心塌地为中共服务分子！”
“不不，我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
“又是你那个共产主义！”高桥习惯地要跳起来，但仍强忍着。
中西功叹了口气，然后皱了皱眉头：“看来你真是个不可救药的法西斯分子。”
高桥知道，现在再不可使用打手“教训”他了，因为他的身体不能再承受那种方法了。也叹了口气，皱了皱眉头，问道：
“你真的以为大日本帝国一定要失败？”
“我不想再对你重复这些道理了。”
两人沉默了一阵，高桥压低了声音：“你再说吧。”
中西功也压低了声音：“我从另个角度对你说说吧，你想想看，日本还有什么力量能挽救它的失败呢？军事斗争胜败的重要基础是经济力量。现在的日本呢？你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在经济方面进行一点掠夺的地点是上海，你们接收了上海公共租界，一部分目的是要动员上海的中国民族资本和日本在华中的经济相结合，结果呢？毫无成效。后来，你们把这个难题移交给“兴亚院”去研究对策，同样也没有结果。汪精卫实行了市制改革，不仅帮不了日本，实际是和你们闹独立。你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却看不出其中危机，糊里糊涂把公共租界接收了，背上了个大包袱。这些你都不知道吧？我还告诉你，你们接收上海租界以后，上海的工人、店员、公司职员等等各阶层人大量失业，米价上涨，从原来的130 元一担，一跃为250 元，再一跃变成400元、600 元。市民在米店门前大声吵闹，眼看就要造成暴动，你们派军队镇压，饿死了很多人。你想想，上海400 万市民暴动起来，会是什么后果？我可以说，现在的上海，是处在没有暴动的暴动之中。
“如果这一点你陌生的话，我可以对你分析一下太平洋战争之后的日本经济实况。不错，你我都得承认，日本占领了南洋群岛，确保了日本巨大的物资地带，造成了日本战时经济的小康状态。米、油、砂糖等等，都可得到些满足。而世界各国的国力都在迅速消耗，相对而言，日本国力有所好转。”
高桥瞪了瞪眼珠。
中西功继续说：“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日本战时经济基础脆弱，这种小康状态，实际上比战前还是恶化了。就说南方物资吧，第一，种类不均衡，橡胶、砂糖过剩，其他则不足，米、钢铁，都不足；第二，运输距离遥远，石油开采设备被破坏，用于运输的船只不足。太平洋战争以来，日本船只损失60 万吨以上，船只少。而且在海上航运过程，又常被英美拦阻，好不容易运到日本的那点物资，可供消241 费的数目便寥寥无几了。
“铁呢？这是用于战争的重要物资，造船及各方面都要铁，日本铁矿极少，现在年产铁坯400 万吨，炼铁设备严重不足。你们要在这个艰难的战争中迅速增加产量，是不切实际的。还有煤呢？在南洋你们得不到它，这是日本炼铁不能增加的基本原因之一，..喂！喂！你在想什么？我说的你听到了吗？”
高桥恼怒地眨眨眼：“你在对谁说话？！”
他像受了委屈，因为他真的在认真听。
经过这样的恳谈，高桥对中西功毫无希望了。于是提笔在判刑建议上写道：“被告背叛帝国，投靠中共，长期埋伏在我核心部位，窃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量情报，其利敌行为，造成帝国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尤其在大东亚圣战即将发动之际，被告潜回东京，刺探帝国进军日期，如此狂妄，其为害之大，令人战慄。被告在被捕后，仍不思悔改，在法庭上甚至在监狱里，对执法警官和狱吏，执意宣传共产主义，总以引导帝国失败为能事..鉴于被告罪恶极大，应该依法判处极刑..。”
写完，他忽然觉得，有一种沮丧情绪，重重地压在心头，难能摆脱。
在这种沮丧情绪下，他着手审讯从中国解来的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
第一个，先审会说日本话的汪敬远。
这个汪敬远开始就令他十分恼火。因为他熟悉外交和法律，大喊大叫地说他是中国人，日本无权审问他。高桥知道，他是在搞合法斗争，也是他顽抗的方法和手段。准备对他用刑，他冷笑道：“阁下，你听着，待日本战败后，你要十倍百倍地承受我们中国人对你的惩罚。”这使高桥不寒而慄。
他转而审讯李得森。
李得森不像汪敬远那样“骄狂”，他不大说话，不争辩，承认是中共党员。但是仅此而已。关于其它，好像都与他无关。似乎他是在不知不党中，为中共谍报团工作似的。这种手段自然瞒不过高桥兴助，便对他施行毒刑，他便叫冤枉。若不拿出人头照片为证，便得不到他一个点头。在他身上费去的时间不亚于汪敬远。
对陈一峰的审讯，没法进行。这个莫测高深的记者，不识时务，始终端着一副“无冕皇帝”的架势。他冷对刑具，威胁高桥：“我要发消息，向全世界公布你们的野蛮行径！”但是，他能忍受重刑，在这方面他是一位超凡脱俗的“皇帝”！
高桥率领他的审讯班子，轮流和他们三个交锋“恳谈”、用刑、取证。每场审讯下来，累得他筋疲力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不见成效。
“中共谍报团”案发后，上海“日本军事法庭”对郑百千、倪之骥、程维德、程鸿钧等的审讯，比高桥兴助在东京巢鸭监狱对中西功的“恳谈”尤为卖力。那些陪审的汪伪汉奸卖国贼，作梦都希望日本能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虽然日本必败的形势一天天逼近他们眼前，他们仍旧要向大日本帝国表示“亲善”。其办法就是在审讯中，尽可能表现出“仇共”面目来，给日本司法官看。这些人多半都知道，大日本皇军和蒋介石之间，不断眉来眼去，在“反共”这一点上，日蒋是相同而有默契的。因之，现在表现出一点“仇共”来，即使日本战败，他们在蒋介石座前，也将有一份表明心迹的机会，以便得到蒋家政权的信任。所以他们陪审时特别卖力。
然而这些“共党分子”，一个个，那脸色，那眼神，那答话，特别是那语气，不仅使日本司法官恼怒，更令这些汉奸们心惊胆颤。
随着大东亚战争和中国战区形势的变化，日本警视厅奉东条内阁之命，快速了结“中共谍报团”案。
东京：（巢鸭监狱）
高桥写西里龙夫“罪状”的报告书时，竟不知如何措辞为好。他想借机显示一下自己从中西和西里那里新学到的知识，又怕绕来绕去绕不明白，反而绕出个“被赤色宣传蛊惑”的罪名。没法，指令书记官逐条誊抄了西里龙夫的“言论”和“事实”共厚厚四大本。最后，他在结尾部分，按例写上：“鉴于该犯坚信共产主义，危害帝国，应处极刑。”
关于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怎么办？在难下判决的情况下，决定：长期监押。上海：（江湾日本军事法庭）日本司法官和汉奸达成共识：举凡与“中共谍报团”案有牵连者，无论有无供词，一律判刑。
于是，宣判前的最后审讯，匆匆地“按程序”进行了。每次3 至5 人，或者5 至7 人，点到名字，叫出监房，押进灯光阴暗的“刑庭”，宣判完毕，装上汽车，分别直送江苏无锡、苏州等监狱。这几天，监房通道里，不断响着点名的呼喊声。监房铁门里，挤满了人们各种表情的脸。
“郑百千！”“郑百千！”“郑百千！”
郑百千被难友们从稻草铺上扶起，全身疼痛，站立不稳。当狱警搀着他走出监房时，他一步也挪不了，那狱警只得背上他。被捕以来，日本“特高”警察、汉奸特务越是打得狠，他心里越觉得要坚持下去，越不能放弃“不承认主义”。一旦放弃，便是功亏一篑。而且，他被打得耳鸣，日本话问些什么，听不清，反正不过是皮肉之苦呗。可怜一介书生，也真难为他了。有一天，东京来了个“特高”对着他耳朵吼道：“你的同党，张明达、邱麟祥的，地址的？”这是个老提问了，他仍依葫芦画瓢，照样来个摇摇头。
“他们统统，抓来的，你不说，杀啦杀啦的！”他仰头眯眼：“拿来，我看。”心想，你们也真蠢，抓到了还拷问我！结果没有个张明达或者邱麟祥照面对证。好一阵后，又听到疯狂地吼声：“大日本，大大的，你的，不满？！”他揣摩，这半不拉的日本中国话，什么意思？“大日本”对我大大的不满？可不是吗。我对“大日本”大大的不满？可不是嘛。他笑了。但是脸已浮肿而且发青，谁也看不出他笑。“你的，承认！？”他点了点头。当狱警把他背进“刑庭”，扶他倚墙站定时，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眼前只有一片模糊的灯光。他凭感觉知道，在他左右，也站着几个等待宣判的人。“郑百千！”他用力仰了仰头。“你的，大日本，大大的，不满？”他点头。“郑百千的，服刑的，一年！”他又仰起头。什么？只为对日本大大的不满，就判一年刑？每个中国人对日本都大大的不满，在敌占区，这几乎是公开的，你们日本也承认的！就凭这判一年刑？见鬼！当他与另一个小老头似的青年难友一同押往江苏无锡监狱时，便轻声对这位“小老头”发牢骚，叫屈：“哼，凭什么判我一年！”
“什么，一年？！”
“小老头”有点结巴地向他皱着眉头说：“你听错了，七年！你和我一样判七年。你一点日语都不懂？”
“我的天，这是什么法律？关七年。七年，我就大大的满意了？”郑百千像在自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