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你相信，他们还能在中国呆七年？”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充满乐观和自信，重若干斤地落入郑百千的心中。他抬头向对方投以敬服的一瞥，这是他被捕以来继那个“神秘女史”和那个“神秘青年”之后又一个“神秘老头”。相比之下，自叹弗如。看来英雄梦难圆，“百以当千”又谈何容易？！
后来他和这个“神秘老头”在一个牢房里达半年之久，朝夕相处，得以互相沟通思想，取得信任。他才知道，这个“神秘老头”原来是上海情报科的倪之骥，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大哥大姐都是老党员，他和程和生既是朋友又是同志和同事，所以被牵连上了。
为了要弄清张明达和邱麟祥是否被捕，郑百千写了一封只有邱麟祥能看懂的信，买通狱卒带出去发了。他不寄任何希望，只是试探一下而已。孰料不几天，邱麟祥竟来探监了，说他安然无恙，仍旧坚守岗位。又告诉他，听说张明达已经到根据地去了，没有消息。
他听后，笑了。这是他被捕后第二次笑，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他的“不承认主义”，使他的战友——另一个共产党员保存在原岗位上，而且来探望他。这真是一出好戏。
汪敬远被押解去日本，他的母亲，一位孤寡女人，悲喜交集。喜的是她的独生儿子终于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为“强国”作努力；悲的是敬远被押解日本，自然非吉祥之兆。邻居好心人劝解说，哭有什么用，还是想想办法才好。“哎，我怎么办呢？”她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没有办法”的办法。她凭借日籍华人的身份，又是“汪主席手下特任官”的母亲，壮着胆子给汪精卫写了一封日文长信，措词柔中带刚。大意是说：她二十年前嫁到汪家，既是汪家妇，自然已是中国人；再说汪敬远，是中国人的遗孤血脉，难道不是中国人吗？又说，她儿子说过，他“要一心辅佐汪主席。”可是日本并无提携中国之真心。随意捕捉主席的随从秘书特任官，又押解东京，把中246 国放在什么地位？即使敬远有罪，要判要杀，自有中国政府自治，日本有什么资格审判中国人？这席话，说得汪精卫落眉沉思，颇有“动情”之状。终于在1943 年3 月携团访日临行前，交代代理“外交部长”周隆库：此去你要和日方交涉，坚持把汪敬远等中国人引渡回国。周隆库照办了，也办成了。于是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乘汪精卫访问团回国的同一条船，离开东京，回到上海，这是国际间从未有过的名副其实的“引渡”。
在他们的苦难中也有可品味的场景。
汪敬远等三人在巢鸭监狱牢房里正盘腿面壁“反省”，一声声传唤，把他们先后传唤到了“接见室”。高桥坐在小桌后，每走进一人，他便客气地点一下头，并伸手示意，让他们在他对面坐下。
这是他们被捕后第一次三人见面，谁也不说话，好像互不相识。
高桥命令汪敬远作日语翻译，然后郑重地说：“我想，你们可以作证，大日本警视厅对你们是友好的，是吧？”
汪敬远未及翻译便用日语问：
“这话什么意思？到什么地方，向谁作证？”
“就在这里，向我作证。”高桥点点头。
“为了什么？”
“为了需要。”
“谁需要？”
“我们，大日本帝国。你们，中华民国，都需要。你们三位，也需要。”
“我不需要，中国的国民不需要。是日本需要吗？”
“大日本帝国警视厅需要你们作证，我们是按法律程序友好地对待邻邦国民的。”
汪敬远思忖一阵，抬头正色说：“我是中国人，他俩也是中国247 人，没有向日本警视厅作证的义务和责任。更不愿对日本的法律加以评论。”他决心和高桥单独“恳谈”下去。
由于他俩都说日语，李得森和陈一峰只能从他俩的语气和脸色上猜测发生了什么事。高桥想了想，点头说：“这样说，也可以合理通过，这一项可以免去。第二项，你们愿意回到中国去吗？”这话来得太突然，汪敬远毫无思想准备，不知他藏着什么杀机，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不愿意吧？”机灵的汪敬远，顿时明白了，用冷笑的口气道：“岂有不愿回到自己祖国的道理？”
“这是一种需要。”高桥无所谓地说。
“什么需要？谁需要？”
“我们需要，帝国法律要求你们来表示自己的意向。”
“日本帝国的法律对我国没有任何约束力。”高桥傲慢地挺了挺胸：“汪君，大日本帝国的法律，是件首相的大风雨衣，这件大风雨衣，可以披盖住汪精卫主席和他的国民的。”
“我们汪主席也有自己的风雨衣。”
“不不，那是大日本天皇赐给他的晚礼服而已。汪君，你太幼稚，我为你这一缺陷而惋惜。”
“谢谢。”
“而且你要知道，任何法律，都是胜利者按照他们的需要制定的外衣，它必须适合最高当局的身材。”
“诚然，以前我不知道日本对法律是这样看待的。谢谢。”
“好吧，既然你们愿意回中国，我们不勉强挽留，你们准备吧，请你翻译给他们。”
“什么时候走？”
“准备吧，具体细节由我们安排。”汪敬远不敢相信警视厅，他怀疑这些疯狂的法西斯将对他们下毒手，于是对李得森和陈一峰说：“他说，要我们回国去，但是，我准备牺牲。你们明白啦？”李得森和陈一峰向他重重点下头。高桥见状，对他们笑了。然后向汪敬远探过头，压低声亲切地问：“有件事，我不明白，请汪君告诉我。”“什么事？”汪敬远更加警惕地问。“你们为什么要送我一枚勋章？”
“什么勋章？”汪敬远也向他探过头去。
高桥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方形镀金盒，揭开盖，取出一枚蓝白相间的勋章，捏着缎带扣针，举在汪敬远面前，故意摆动了一下，使那勋章在汪敬远眼前摇来摆去。同时他的两眼疑惑地注视着汪敬远：“看，金鸷勋章。”
“我们没有送你这个鸟东西！”汪敬远忿怒地回答；他一直生活在南方，南方人读“鸟”，同北方人发音不同，这是个骂人的贬词。
高桥不懂这话。
“是你们送给我的。”高桥慢吞吞地说：“如果我们逮捕了中西功之后，你们马上逃跑，我或许得不到这样高的奖赏。确实是这样的，这个鸟，叫“鸷”。你没见过吧？这是枚金鸷勋章。谢谢你们。不过，我仍旧迷惑，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中西功已经落到我们网里了，可是你们，半年不动，真奇怪！”
我们的汪敬远毕竟是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以来，为这个问题。他一直对老吴懊恼不已。今天经高桥一问，心里不是滋味。但是，在这个法西斯面前，他必须作出共产党员的正面回答。他冷静地想了一下，满不在乎地一笑，继之轻蔑地注视着高桥，正经地说：“这个问题，我即使对你详细说明白，你也不会理解，更不会接受我的观念。”
“不妨事，可以作为我请教你的话题。”
“好吧。”汪敬远眼神肃穆地沉思着说：“简而言之，我们中国共产党员目前的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将来，还要进行更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为此，我们都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一系列的革命。我们的党，分配给我们每个人的任务，都是革命所需要的局部。我们必须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完成革命的需要，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下，即使牺牲个人性命，也绝不后退一步。”
“这还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说的那一套嘛。”
“不错，在我们看来，谁能做好这一套，就是一个‘完人！’”
“不可思议，一个人失去了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汪敬远微笑着：“所以我说，你不会理解的，更不能接受这一套。因为这一套太伟大了，而你，太渺小了，警官先生，我为你这个先天性缺陷而惋惜。”
汪敬远估计，经他这一骂，高桥完全会暴跳起来，于是，等待着。
高桥竟没有发作，只是默默地思索。
..
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在上海下船后，被直接送到南京汪伪“中央军人监狱”去了。
在这个“中共谍报团案”中撞进网又跳出去了的张明达，眼泪泡着心，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上海。他找到刘广胄，详细说明和分析了苏北根据地不收留他的原因。请刘广胄再想办法帮助他找到党的关系。刘广胄也知道，他离开党在上海一天也呆不住。半个月后，把他领到法租界萨坡赛路一幢三层楼的人家去。这里住着一位70 多岁的老中医，名叫李复石，是一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地下党组织进行隐蔽斗争的重要联络点。刘广胄向李老详细介绍了张明达，老人答应，“尽力帮助，且待机会”。这以后，张明达一两个星期便到李家去探一次信。半年后，李复石老人告诉他：“你的机会到了。”经李老的“亲戚”写了封信，他带着，第二次到了苏北根据地，见到了新四军某师主要负责人，暂时被安排在盐阜地委工作，不久调到师司令部工作。
这次“亲娘”总算接收了他，因为他经过了李老半年多的实地考查。从此他重披战袍，又走上抗日征途；在沙场上而不是在魔窟里，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面对面的拼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从1943 年春季开始战略反攻。这之后，英美报刊记者们，在宣传报道战争发展形势方面，起了正面作用。德国、日本己无防守战略可言，他们的败退是混乱的。苏联红军的炮兵部队使用了“喀秋莎”，英美记者们亲昵地称她是“斯大林的手风琴”。说“德国士兵听到她的演奏声，便神经失常，混乱地向自己的友邻部队开冲锋枪扫射。”
斯大林拉着他的“手风琴”，一直走到柏林。
斯大林走向柏林的一路上，铺满了德国法西斯军旗和德军的尸体。这景象，由近代化的电讯工具无线电台广播，一幅幅地送到了东条英机和日本内阁成员们的案桌上和重臣们的官邸里。太平洋战场上，滚滚浓烟里，皇军连续地“玉碎”，海空军舰飞机，难得靠近去营救，更无参战力量可投入。只好让他们“碎”下去，“碎”到最后为止。这些消息日渐压迫着在中国战场上的百万“大日本皇军”，在他们周围，不是重庆方面的国军，便是延安方面的共军。尤其华北，那些封锁沟，原是为对付共军而挖的，现在实地一看，竟变成共军包围他们的阵地了，好像特意为共军挖下的，找不出一条可撤退到海边的通道。“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焦虑不安。重庆方251 面，倒还好办些，因为毕竟有着某些关系在暗中联系着。而且，那个反共的大目标，双方已有过默契和行动，将来也必然是一致的。但是，延安方面却毫不容情，反攻性战斗，天夭打，夜夜打，野外打，围城打，眼见得其意图是逼皇军投降。蒋介石先生远在四川，怎么办？
冈村宁次决定和中共周旋一番，下令在占领区的监狱中寻找中共的“高级要员”，作为他的特派使者，邀请中共代表，举行秘密谈判，以施“缓兵之计”。于是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里，找到了“老中医”李得森，先把他释放出狱，要他去新四军军部请求派代表来南京谈判关于日军投降问题。放他外出的条件是以汪敬远、陈一峰两人的脑袋作担保。李得森认为是件好事，设法辗转找到了新四军，请来了军部代表。谈判中，中共代表提出立即释放汪敬远、陈一峰以及其他政治犯。于是汗敬远、陈一峰出狱了。
汪敬远出狱当天便坐火车回上海去看妈妈。
妈妈明显老了，头上有了丝丝白发，身板倒还硬朗。一见之下，惊叫一声“大桥”！眼泪便夺眶而出。汪敬远在床边默默坐下，一声不响。妈妈又看了他一阵，转身到厨房去烧水。
“妈妈，你别忙了，我到澡堂去洗。”
妈妈又转回，也不看他，低声说：“也要理理头发。”
“家里还有我的衣裳吗？”
“有的。”妈妈又转身去翻箱柜。一边问：“在家住吗？”
“不。”
妈妈又抹眼泪，她知道，她的儿子是个中国男子，不应就此在家住下，该为救中国效力，她叮咛儿子：
“以后别再粗心大意的。”
斯大林到了柏林后，回过头来，拉着他的“手风琴”往东方的满洲走。“大日本皇军”也听不得她的声音，惶惶缴械。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白光一闪，响起晴天霹雳，杀伤力超过过去的任何炸弹，日本人在遽然间死亡前，不知何命其名，叫它“光弹”。君临日本的天皇裕仁，只得颁布诏书，向盟军投降。1945 年9 月3 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乌苏里号军舰上，享尽了历史上的荣誉。世人若不健忘的话，这位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战争初起时，曾是从菲律宾逃回美国的败兵之将，现在成了赫赫功臣！
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爱好和平的人们欢呼反法西斯胜利。“中共谍报团”被捕的党员们，先后走出监狱，又开始了他们各自新的斗争生活。
中西功：这位卓越的反法西斯战士，在日本法庭上，被那些军国主义豢养的走狗们，把他牵拽摔打得筋断骨碎，最后判以“极刑”。但是当东条们顶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时，慑于正义之神的威力，最终未敢对他处死。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军释放政治犯，他得以重见光明，仍继续在日本从事进步活动，并继续研究中国问题，发表论文。日共重建后，他被选为神川县委员长（约相当于我国的省委书记），1973 年8 月，因胃癌不治逝世，终年62 岁。身后为人类进步事业留下了一部著作《在中国革命风暴中》，他的事迹将为后人永远传诵。
西里龙夫：同中西功一样，从巢鸭监狱释出后，仍继续从事日本进步活动并研究中国问题。日共重建后，曾被选为熊本县委员长，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80 年代初，受王学文、沈端先等同志的邀请，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应邀来我国叙旧，由汪敬远、张明达陪同，到南京、上海、北京等处故地重游，与尚健在的老战友们共话当年。
在南京，在当地工作的邱麟祥为向导，他们满怀激情地寻访了昔日战斗过的地方，新街口、白下路、夫子庙、秦淮河畔、朱雀桥头，他们寻寻觅觅、指指点点、走走停停，款步而行，时而开怀畅饮、笑253 谈当年。说到开心处，或仰天大笑，话到伤心时，却又以泪洗面。当他们走进当年“中央社”和“同盟社”那栋砖木结构的小楼房时，更是百感交集。这时的西里先生已完全忘情自己是一位佳宾的身份，就像当年“中联社”的指导官似的当起向导来了。他对每层楼每间屋曾是什么办公室？有些什么职员？都说得清楚明白，历历如在目前。
汪敬远：没有辜负妈妈的希望。凭他的机智，出狱后立即又投入上海地下工作，直到日本投降。新中国诞生后，被留在上海安全部门工作。
陈一峰：出狱后，奉组织命令，走上新岗位。新中国诞生后，在公安机关办公室工作。
从他们几位的简略纪要里，读者不难看到，这个群体（所谓“中共谍报团”）的成员们，为党的革命事业，都经历了严峻考验。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态度，是无可挑剔的。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情报是为战胜对方服务的，古已有之。掠夺奴隶，需要先探知对方的活动集结地和人数、实力，这就要先派人去偷窥回告。我国著名古代兵书《孙子兵法》专有《用间篇》，为我国数千年来封建社会各方面统治者奉为圭臬、战胜敌手的经典。任何国家、政党、社团、军队，以至家庭妯娌之间，要战胜对方，都要有侦察。当然，其手段、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者的功勋，至今没有得以真实正确的反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主观、客观的原因，有国际、国内的原因，也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要阐明这些原因，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而且可以发出很有意义的议论。但是，这是政治家们的事，不是本书作者所
要描述的范围。
中共的情报工作创始于“四·一二”事变前后，当时蒋介石叛变革命，血洗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机关驻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为了抵抗敌人的残酷进攻和保卫自己的生存，确定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原则，开辟了革命的情报工作。由于保卫国家、民族斗争的需要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正义性，这项工作获得了各方人士奋不顾身的拥护和支持。到了抗日战争开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继形成，这项工作向最广泛最深入层次发展，甚至超越了阶级和国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使敌人意想不到的胜利。
情报工作实质上是第二条战线的隐蔽斗争，从事这种斗争的人员，有人被称之为“间谍”，有人被称之为“特务”，这些都是贬称。我们则称为情报员或侦察员。他们同第一战线的将军、主帅不同，后者战功显赫，勋章满胸，随之名声大振，流芳四海。而情报工作者则往往是无名英雄，黄土一抔，长眠荒丘，默默无闻。因为他们的业迹是隐蔽的鲜为人知的，或由于特定的原因一时不能公布的。中共的隐蔽斗争先驱战士、卓越领导人之一李克农生前曾倡议，要为中共隐蔽斗争战线上的卓越战士树碑立传。这一主张是公正的，合理的。
张敏：那个被郑百千视为”神秘女史”的人，在这个“谍报团”里，她是个埋头苦干的情报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说，她对事物的客观思索，较之活跃的汪敬远、陈一峰，要更多些也全面些。然而她的最终归宿，却不那么尽如人意，甚至可谓不幸！
她继“老中医”李得森之后被捕，因查无实据，最终被作为李得森的家属释放。出拘留所后，生活无着落。她设法捎信给在苏北根据地的张明达，要求到苏北根据地去。经组织批准，她到了盐阜地委教育单位工作。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李得森到新四军军部时，组织上电召张敏到军部，让他们夫妻俩重逢团聚。全国解放后，她和丈夫一起在内务部工作。后来李得森因受潘、杨案件牵255 连被捕后，张敏曾几次要求探监，因没有探监制度，均遭拒绝。为此，在“反右运动”时，她在小组会上说了句“日伪统治时期，犯人还允许亲属探监，我想去看看老李也不获准。”而竟被打成“极右”，送到山西省一个煤矿当小学教员。历时20 多年，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才得以返回上海女儿家养病。令人同情的是，这时的她，就像一只羽毛凋秃受伤的老燕，惊魂未定，还未来得及看一眼那一片属于她的新生活，竟因心脏病突发而溘然长逝，悄悄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唯一可以告慰她的，只有组织上为她举行了个隆重的追悼会，并且想方设法找了几位当年曾经与她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并一一发了讣告。远在武汉的、曾经和她同铐一付铐子的郑百千也专程赶到了上海。在追悼会上，吊唁的亲友挤满了大厅，遗像四周摆满了花圈，有许多是老单位、老领导、老战友送的。郑百千和倪之骥、汪敬远特订了一只大花圈，签上了因故不能前来吊唁的张明达、邱麟祥等人的名字，放置在最前排。他们亲切地慰问了她唯一在场的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并帮助她（他）们接待来吊唁的人们。
在哀乐声中，郑百千凝视着神情自若的遗像，脑际里出现的却是在囚车上他亲眼看到过一眼的“神秘女史”的形象，耳边同时回响起她那坚定的声音：“坚强一些，不能让他们笑话我们！”一串滚烫的泪珠，便忍不住夺眶而出..他心里默默念道：
“生活，你能不能对我们公正些呢？”
“..！！”
张敏因为一句话而被打成“极右”，却是因潘杨案件李得森被捕而连锁引起的。不妨可以认为，这一群“谍报团”成员，因潘杨案件受牵累、遭不白之冤，是毫无道理的。予谓不信，请看“史无前例”中的事实。
这些参与上海情报科地下工作的每个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诬为叛徒、特务，都没逃出这场“大革命”的灾难。够不上叛徒，便是“老反革命”。
“叛徒”，在中国共产党内，是第一位的敌人。这顶帽子，重逾千钧，可以把一个坚强的、内外红透的共产党员压垮、压碎、压成齑粉。
于是，他们一个个，或被监押牢房，或被押解劳改农场、工厂。至此，大概可以允许我们冷静地问一声：“为什么对他们如此不公正？..”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清除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 年12 月，党中央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本着党一贯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全国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彻底的平反。
然而上海情报科这群“反革命”却不是那么容易翻案的，因为他们曾属潘公麾下，在“潘杨”案件发生后，曾被上面定了性、判了罪的，服刑十来年了；没有被判刑的，则被劳改、内控使用等等，而他们确实是无辜的。
就拿那个当年日本特务眼里的“小把戏”，现在共产党的“老把式”、“造反派”眼里的“老反革命”张明达来说，当年，他提着脑袋往来于宁沪线上，不知有多少重要情报曾经通过他的手，迅速无误地转手程和生飞向延安。上海情报科遭到破坏后，他两次到苏北根据地。日本投降后，他随军北上，到了东北。参加西满根据地的开辟和内蒙自治区的创立。之后又参加东北大区经济建设和计划经济工作，支援全国解放。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期间，他担任东北一个大兵站负责人，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继之，他又为创立我国空军所需的地面支援，领导东北各省修建几十个军用飞机场。大区撤销，调至中央参加计划经济的开创和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具体工作。
他在革命实践经历中，包括在“文革”中，因为在上海情报科工作期间当时领导人的决策，而被蒙受风雨霜雪时，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心：“真理是永存的，诬陷不实之词是站不住的，事实是最权威的证人。他竟奇迹般地经受过了那场“大革命”的“锻炼”。
他平反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上海，会同钱志行和倪之骥等同志为程和生树烈士碑，使其光荣事迹得以公诸于世。碑上铭文中之一段云：
..
不，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着。
因为，你有——
一双星星一般灿烂的眼睛；
一腔永远奔腾不息的热血；
一颗比铁硬比钢强的滚烫的心！
..
他作的第二件事，便是为当年南京上海两地的蒙冤受屈的情报老战士昭雪平反。凡是他熟悉的、了解内情的，莫不为之四处奔走，热心争取，向有关部门积极反映，或出具证明。被打成叛徒遣返山东聊城看仓库的李得森平反了，陈一峰、汪敬远也相继平反了，邱麟祥、郑百千、刘广胄，还有..也都一一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有谁知道，这里面饱含着多少难言的苦辛！
这是积淀了四十多年的战斗情谊的结晶，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共同财富，孰能不倍加珍惜！？
张明达已是耄耋之年，他的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同志，无愧于江东父老，赠之以“仁者寿”三字，受之当无愧！
中西功逝世十年之后的1983 年春3 月，中西方子遵从丈夫的遗愿，以中日友好人士的身份，专程到了上海。
关于中西功的革命事迹，特别他在上海情报科工作期间，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上海有关部门的人们都熟知。因此，大家发自内心、尽其所能，热情地接待了她。
当年，她住在留青小筑的时候，刚和中西功结婚一年多，是位娴静的少妇。穿起和服，风姿楚楚。现在，她已年过花甲，两鬓染霜，额头、眼角、嘴边都布满皱纹。看来，身体虚弱。从坐椅上站起身前，必先按着扶手，缓慢地转身。
当年，她对丈夫中西功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一无所知。只是在中西功被捕后，她才如梦初醒。怀着迷惘和恐惧，和小姑妹惠子乘船渡海，回到了中西功家乡三重县。
公公是个一心向富裕家境奔走的老人，他对战争费用日多、无止境地捐献，怨气冲天。忽见媳妇和女儿无端回家来，常在背地偷偷叹气。当得知儿子是个中国共产党员而被捕后，震惊之余变得沉默不语，而对方子则比以前更怜惜了。
日本投降，中西功被释放出狱，方子才得以和他见面。那之后，中西功为组建日共奔走，她是第一个支持者。中西功撰写他在中国的革命回忆文章，她是第一个读者，从中知道了许多过去中西功未向她吐露过的革命活动的情况。
1973 年8 月，中西功病体日渐垂危，方子日夜守护在他的床边。见他挨过一阵病痛后，精神好转些时，便轻声和他回忆在上海居住过的那段时光。因为她知道，丈夫中西功对那段岁月的珍视，超过其它漫长的黑夜似的日月轮流。
“我真想去看看！”中西功叹息着说。
“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了的人们。”
“他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
“还有！..程和生！他像我的弟弟。”
“我也想打听清楚，一些至今我还不清楚的事！”
方子轻声安慰他：“等你病好了，我陪你一起去。”
中西功痛苦地笑道：“看来，只好拜托了！”..
现在，中西方子到了上海，当年，上海情报科的许多人的姓名，她已熟知了，然而她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她见过的，只有一个程和生，那个弟弟的容貌神态，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对中西功很恭敬，对她和惠子很拘谨。走进留青小筑28 号，喝茶，说话，都是沉静的。眼光从不离开对方的脸，坐在沙发上，绝不随意走动一步。
“这个中国青年！这个小弟弟！”她在心里呼喊。
按照她到达之前，书信往返提前约定的那样，原在上海情报科工作的现在上海居住的汪敬远、倪之骥、钱志行三人出现在她面前。“我们该怎样互相介绍呢？”她面对这三个老头，不由一阵心酸。“不用介绍了！”汪敬远向她跨进一步，伸出双手，紧握着她的手，低着头，重重地点了又点，全身颤动着，泣声说：“我是汪敬远。”中西方子感觉到他的泪水滴在两人手上，那样烫热，止不住也流下泪来。他们之间，有许多话要说。有的要从头说起，有的则半空而来。回忆是主体，有笑声，有叹息。有长时间的沉默，有爆发式的大喊。止不住的眼泪在四张老脸上流淌。四人一同到虹口施高塔路（现山阴路）留青小筑一带旧地仔细流览一遍，又到北四川路汉口路漫步寻觅。“他在哪个地方跳车的呢？”她问他们。“说不准啊！”汪敬远说：“我当时不在场。”“应该是在这里，”倪之骥横划手臂，指点着行人拥挤的一段马路说：
“当时，他用腿这样碰了我一下。”说着，他表演似地用力晃了一下左腿；继续说：“我还没弄懂他什么意思，他‘嗷’的一声，就跳出去了。汽车停在那一带，就是那儿，现在盖房子那脚手架前那一段。两个‘特高’下车了，留下的一个使劲地按住我的肩膀，不让我向外看。”
中西方子抬头举目向各处仔细看，那匆匆的行人，那急驶而过的汽车，
那高高的脚手架，那旧式的矮小楼房，都变得模糊不清了。为遵从丈夫的遗愿，完成他的嘱托，她用日语喃喃念叨着：“.. 你为了掩护别人而甘洒热血，你为了世界和平而献出生命；你为了共同的信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你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辽几句侍，是中西功生前写下的，是专为献给程和生的悼词，刊载于中西功所著《在中国革命风暴中》一书中。汪敬远、倪之骥、钱志行都懂得悼词的意思，他们听着，听着，眼泪又流了下来。中西方子站住脚，仰头轻声问他们：“有件事，我要代替亡夫，特地向你们请教。”汪敬远忙说：“夫人，何必用这样郑重的语气。有什么话，说吧。”中西方子声音哽咽：“中西功逝世前，有时候很愁苦地对我说，他不明白，他已经被捕了，你们为什么还不转移地方？原地不动地，直等着‘特高’来破坏？！他说，你们的时间是很富裕的。”
三个老头，原地站着，你看我，我看他，都笑了。谁也没有回答261 她。因为他们认为：‘当时没有撤退转移、坚持着阵地，这个历史的本身，应该是对她历史的、正面的、最好的回答。’再说别的，己是多余的了....
尾声 ——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40 年，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说，犹如白驹过隙，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来这40 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1985 年，上海、南京的有关党史研究单位，为了回忆、记述那一段历史往事，特约请这些老情报战士团圆欢聚。
这一天，他们像当年约定接头一样，准时地来到了会议室。当这些40年来各处一方、命运各异的老人——他们之中有老相识的，有从未谋面而“久仰大名”的——相见之下，莫不悲喜交集，心心相印。他们已经不是当年出生入死，机智敏捷，时刻活跃在敌人的虎穴狼窟之中的“隐形”战士了。眼前，他们两鬓如丝，雄心依旧，白发皓首，壮志不移；但又毕竟已是七八十岁的老马了。
他们座谈的第一个话题自然是那惊涛骇浪的峥嵘岁月。1938 年到1942年这四个年头，正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划时代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
特别是1941 年底，德国进攻苏联，直指莫斯科城下。这时，日本“北进”还是“南进”，成为世界战争的焦点。全球各主要参战国，263 也都集中视线于此。毛泽东主席当时说：“如果日本北进，则中国抗日战争时间会更长，处境要更艰苦。”因此，谁能取得日本“南进”或“北进”的确实情报，关系到两大阵营的生死搏斗的命运。这时，苏联佐尔格的“兰瑞小组”已被日方破坏，侦察日本“南进”或“北进”的确实情报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中共情报工作者的肩上。这一点，上海情报科的全体同志是自觉的。在这个自觉的基础上，中西功同志孤胆深入敌巢，获得了成功。此后，宁沪两地同志在敌人的追捕中坚持阵地的前哨，誓与阵地共存亡，为的是继续听候党的呼唤，在敌人的要害部位发挥别人不能替代的作用。程和生同志为此义无返顾，英勇牺牲；其他同志也坚持到被敌人逮捕为止，这种忘我为革命的精神，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他们无愧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无愧于为世界人民谋幸福的崇高目的。
说到此处，大家悲欢离合的经历，苦辣酸甜的心绪，一齐涌上心头，群情激昂，慷慨高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然而此时，就总体来说，隐蔽斗争已被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替代。这些老人，依然决心和全国人民一起，活到老，奋斗到老。
他们的第二个话题是，从潘、杨案件受牵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即从50 年代到80 年代，长达30 来年的坎坷境遇；在当时“左”的思想支配下，他们被逮捕、被审讯、被监禁、被劳改，没有被捕的则被无休止的审查，被“内控使用”，在“文革”中，这些人又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幸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全面平反。座谈时大家一致深深感激当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虽然经历了长达二、三十年‘左’的思想的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但仍有勇气和力量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仍不愧为光明的、正确的、伟大的党”。
平反以后，大家也已到了离休的年龄了。时间不能复返，历史不能重演，
把艰难困苦、流血牺牲留给自己，把和平幸福、荣誉享受留给后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色。他们说，我们的前辈正是抱着这样崇高的信念而昂首挺胸走向敌人的刑场英勇就义的。我们是幸存者，我们应该活到老，贡献到老。
在热泪与欢笑声中结束了座谈会后，张明达等人，来到上海革命烈士陵园骨灰堂，面对已故的战友程和生、陈一峰、张敏等同志的遗像和骨灰，鞠躬致敬，追悼凭吊。这时，这些白发老人，对于这群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他们所经历的遭遇和饱尝的辛酸，情不自禁地一齐涌上心头，为之失声痛哭..
应该说，这终究是一出以敌人惨败、中国革命胜利而落幕的、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上的悲壮戏剧！
附录 怀念战友中西功和西里龙夫
方知达
作者附言：
流光飞逝，往事如烟，而我50 年前与日本同志一起从事隐蔽斗争的情景，却历历如在目前。
1939年夏天，我开始往来于国际政治斗争中心之一的上海和敌伪统治中心的南京，担任传递战略情报的政冶任务，前后历时4年。这4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时期，其间发生了震惊国际法西斯的所谓“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和由此引发出的所谓“中共谍报团案”，不少日本同志和中国同志被捕。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事件在国外虽曾轰动多年，但在国内却鲜为人知。现在为了纪念当年曾对我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过重大贡献的日本革命志士、日籍中共党员们，特别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位同志，我将当年进行斗争的情况以及后来搜集的一些史料，整理成文，权作我的一瓣心香，敬献给当时的战友和今日的读者。
本文曾于1989年12月在《大江南北》双月刊上发表过，现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之际，我重新整理发表于此。
1941年10月，在日本东京爆发了一件震撼德日意法西斯轴心世界的重大事件，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苏联战略侦察员佐尔格，他的公开身份是法西斯德国驻日大使馆新闻专员、大使奥特的亲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他的公开身份是近卫首相的秘书；其他与此案有关的还有一些和他们密切合作的不同国籍的革命同志。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合作，已有多年①。法西斯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1年夏，他们侦悉并发出的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和日本此时决策是南进而不是北攻的两大绝密情报，就使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主力苏联首脑部门，得以在卫国战争的关键时刻，抽调东线兵力数十万人支援西线。为促进对德作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爆发，使当时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万状，一片混乱，第三届近卫内阁因此倒台。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军阀乘机抓权专政。两个月后，日本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佐案”发生后，日本警察机关逮捕并绞死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同时疯狂捕人，把魔爪伸向四方、继续在东京、伪满、华北、上海、南京等地，逮捕了许多日本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战士。其中就有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
一、风云际会中的两位国际主义战士
日本革命志士西里龙夫，熊本县人，1926年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进入日本帝国主义为培养“中国通”而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在学期间，正是中国革命从北伐战争到苏维埃运动的起伏发展时期。他耳闻目睹了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中国革命重大历史事件；看到了以工农为主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反革命势力的大搏斗。在这样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熏陶和启发下，他逐渐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并在“书院”中和进步同学组织学生团体，参加学生运动。1930 年毕业后，他就任日文《上海日报》记者。往后，他在新闻业务活动中，经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的介绍，认识了鲁迅；又经《大坂朝日新闻》驻沪记者尾崎秀实的介绍，认识了胡也频、沈端先（夏衍）、许幸之等中国左翼作家，曾为“左联”成立大会提供了秘密的安全会场。
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前辈王学文，从日本留学回来，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领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组活动。他精通日语，开展了对“同文书院”青年学生的启蒙教育，培养出一批日本革命青年，其中除西里龙夫外，还有日本革命志士中西功等。
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1929 年中学毕业后，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上学。一开始他就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参加校内外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1939 年他又参加由王学文指导、以西里龙夫等前期同学为发起人而组织起来的“中国问题研究会”。不久，他们进一步成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日支斗争同盟”。同年底，“斗争同盟”成员向前来“同文书院”参观的日本海军士官生队散发反战传单被发现，中西功等遭到逮捕（西里龙夫因母病返乡幸免）。获释后。中西功受停学一年的处分。但他并不气馁，继续在校内外与革命同学一起参加各种革命斗争。1931 年1 月，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后任“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1932 年“一·二八”事变，日海军陆战队强迫“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这时，团支部决定，一方面搜集战事情报，另一方面发动同学开展“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撤出侵沪战争”的运动。这项反战斗争成功，二三月间，“同文书院”全体学生乘船回国。在船上，中西功遇到并认识了同船返日的尾崎秀实。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返回日本期间，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西里龙夫并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西功同尾崎秀实的关系密切，曾为尾崎代写论文和联络革命同志。其间，西里龙夫和中西功都因为在东京“无产阶级研究所”积极活动而先后被捕过。
1933 年春，西里龙夫来上海谋职，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同盟社前身）上海总局记者。翌年，他设法找到了王学文，提出继续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西里龙夫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在日侨和驻沪日军中进行反法西斯、反战工作和搜集形势分析的资料。1937 年，“七七”、“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翌年，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成立，西里龙夫设法取得了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资格，去南京就任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兼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