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是世界战争风云急剧变幻的一年,也是人类历史上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殊死搏斗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年。德、意、日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东西呼应,互相配合,气焰嚣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希特勒的纳粹军队在遮夭蔽日的飞机群狂轰滥炸之后,接着是大炮,大炮之后是坦克,坦克之后紧跟着步兵,没多少日子便横扫了欧洲大陆。然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入侵苏联,兵分三路,直指莫斯科。
消息传到那个自称是“日出之国”的首都东京时,军国主义的头目们欣喜若狂,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调兵遣将,加速实施南进国策,准备向美、英、荷兰不宣而战。
他们作梦也没料到,在这年的10 月中旬,正当东京街头的扩音器反复播放《军舰进行曲》等军乐曲、狂热的好战分子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嚣招摇过市的时候,突然爆出了一条震惊全球的所谓“共产国际谍报团案”的大新闻。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苏联战略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他的公开身份是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大使奥特的密友和亲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他的公开身份是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及其智囊团的主要成员。单凭他们的地位和身份,人们就不难想象他们可以收集到多么不容置疑的绝密情报——纳粹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以及日本决定的国策不是北进而是南进的战略方案等等。这就使受东西夹击威胁的反法西斯主力苏联的统帅部得以从容地迎战,并从东线抽调大批兵力增援西线,拒敌于莫斯科城下,为改变世界战争局势的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佐案”的爆发,使当时日本帝国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万状,一片混乱。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军阀集团借机逼迫近卫内阁倒台,把近卫文麿强行送进了贵族医院,由东条英机亲自组成一个更加露骨的战争内阁。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虽然被东条下令绞死了,但他们的功劳却永载史册,被誉为反法西斯英雄当之无愧,西方也一致公认他们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最成功的间谍”。
不少记载二战资料的史书在谈到这位苏联英雄佐尔格的事迹时,都认为:“佐尔格是在他认为在日本已经没有值得刺探的情报正准备回国的时候被捕的。”
这说法有其准确的一面,那是指佐尔格取得的情报已经完成了捍卫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使命而言的。
但是,从太平洋战争的实施方案而言,这说法也有其颇不准确的一面。当时,战争实施方案还在日本帝国最高决策层之间运筹之中。佐尔格被捕时,他还没完全掌握日本南进战略行动的确切情报,以及50 天后爆发的偷袭珍珠港的绝密阴谋,因为这个绝密阴谋仅只掌握在天皇和极少数几个重臣手中。
这个绝密阴谋被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视为大东亚圣战胜败在此一举的关键,视为日本帝国的天机。天机当然是“万万不能泄露”的。一旦泄露,帝国必遭灭顶之灾。
日本人把间谍活动叫“谋略”。这倒有点实在,间谍和反间谍活动都要用“谋”。负责审讯佐尔格的高桥兴助发现,佐尔格为首的“兰瑞”小组有苏联人、日本人、美国人、波兰人、朝鲜人、南斯拉夫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就是没有中国人。“奇怪!”
对此,高桥百思不解。
对中国蒋介石的“蓝衣社”,他是有所了解的,知道他们弄不出佐尔格式的“谋略”来。但是中共呢?
“他们会不会派出他们的佐尔格式人物在日本或其他什么地方弄‘谋略’”?
高桥心中没有底,想着想着便害怕起来。他后悔以前对中共太轻视,对他们知之太少“按常理说,作为警视厅特高课司法警察官,他应该具备这方面的常识。但是无论开战前和开战后,警视厅都没有对中共的这方面下过功夫,只对日本共产党施行过几次严厉镇压;并且,长期以来便有一种空气笼罩在警视厅各课室,好像淮若涉问中共,不被嘲为幼稚,便被斥为“恐共病”。真荒唐。
高桥为此向佐尔格提问,为使提问合乎逻辑,还补充说:“你不是在上海住过几年吗?上海是有名的中共的巢穴。”
佐尔格说:“你不能把所有与我接触过的人,包括你们已经逮捕的一些人,都说成是我的同志。你要打消你的怪念头,你以为我的情报是别人提供的吗?不,我的情报来自德国驻日本大使馆,都是在外交活动中你们无意间透露出来的。”
高桥不愿再听下去了。他很明白,佐尔格是在承揽他人的罪责。这种手段,在被他审讯过的共产党员中,差不多都使用过。他决定隐蔽地不惊动任何方面和人物,把手伸向中国占领区。
高桥首先把手伸向上海。
“佐案”中有个尾崎秀实,他和佐尔格都于30 年代初到过上海,而且一住好几年,又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上海他们有许多朋友,他们的朋友们都是些什么人?暗中有没有“谋略”活动?
就在当天夜里,有一份电报从日本东京发到了中国上海。收报人是住在虹口施高塔路留青小筑28 号的中西功。
中西功并不每天都到“满铁”他那个“办事处调查室”去上班。研究工作需要安静的环境,留青小筑28 号就很安静。有什么重要情报,“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会随时来报告。他到办公室去,多是为了翻阅东京最高统帅部寄来的各种密件和“满铁”的内部通讯以及各种重要报刊,以备研究工作参考。
在“满铁”的诸多要员中,他的这种地位性的待遇也是少有的。道理很简单,他被“满铁”和“中支派遣军司令部”所倚重。
中西功之所以被倚重,不是无缘无故的,略看一下“满铁”总社有关他的历史档案就知道了:
1929 年,18 岁,就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1933 年,在东京《日本劳动年鉴》任助理编辑,在《国际评论》、《东亚》杂志发表论文;
1934 年,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
1937 年,在《中国问题研究所所报》发表《冀东农村实况调查资料概况》一文,引起帝国军方的重视;
1938 年,担任《满铁调查月报》和《华北总览》两刊物的编辑,发表《华北农业特征》、《河北省农业经济实况》等文章多篇;
同年5 月,调往“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立即被“中支派遣军特务部”调去从事重要的谋略活动,按照军方委托的需要,写出《孙文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作为帝国提交汪精卫重建国民党的理论指南。并把它当作课本,由他在“维新学院”亲自向学生讲授。
中西功的中国话很流利,在“维新学院”讲课时,学生们听不出他是日本人。
结论:中西功是个忠于大日本帝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通。
日本警视厅逮捕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事,由于“事涉赤色”,有失警视厅的威严,一段时间内只在有关的少数人间严守秘密,不见诸文字、报刊。中西功不知其事,近卫内阁倒台的消息从电台广播出来,他才吃了一惊,急于想了解其中内幕。国内出了这样大的变故,尾崎无论如何也该告诉一声才是;是否因为近卫倒台要移交国事,手续繁忙,没有时间?抑或近卫“患急性重病”住进医院,他也跟到医院里去了?几天来,他到“满铁”去上班的第一要事便是急着翻阅新到的各种“密件”和“绝密件”、“机要件”等等参考资料。回到家,便在书房里守着收音机听日本电台的广播。总想看到或听到点对于他可用的重要内部消息,或者可以说与他有关的消息,或者也可以说与尾崎秀实有关的消息。他们是好朋友啊,但是十几天来,一无所获。
他很着急,为尾崎担心,总仿佛看见有一团凶险的乌云紧紧压在尾崎头顶的上空,尾崎走到哪里,乌云便跟随到哪里。
他认识尾崎秀实,是在1933 年春天。当时,他正在“东亚经济调查局”特别阅览室里埋头研究“中国满洲问题”。一天,“东亚同文书院”的同学水野成引来个仪表不凡的男子,介绍他们见了面,说这就是他幕名的尾崎秀实。
尾崎举止温文尔雅,谈吐不俗,有一种吸引人的内在感染力。他们很快成了朋友,中西功来到上海后,每次到东京出差,都要去见他。尾崎每次出差到上海,也必定约见中西功。每次相见,两人都要作对时局分析的长谈。谈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谈中日战争的现状及未来,谈近卫在内阁的处境,谈东条和近卫的矛盾,谈陆海两军对“南进”“北进”的争执,谈苏德战争,谈希特勒对日本施加压力,谈松冈外相访欧归途中与斯大林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在日本政界引起的迷惑,谈日美外交谈判的困难..总之,他们有谈不完的话。因为战争形势变化快,政治内幕更复杂。
东条登台,发表了广播演说,中心重点是“新内阁将继续坚持关于处理中国事变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既定国策”。
这说明,日本“南进”将加速。那么对美、英、荷兰的战争很难避免了,这是很明显的事。中西功自认没有必要对此再多费脑筋了。
他关心的是尾崎秀实。
正当他心烦意乱地在书房里转来转去的时候,他的妹妹惠子倒背双手轻步走进来,站定后,笑眯眯地看他。
“什么事?”他烦恼地问。
惠子举起右手,手里捏封电报,向他摇晃一下,又背回手去。她今年16岁,正是青少年发育时期,也具有这个时期的某些特征,譬如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或一句有趣的话而哈哈大笑,爱显示自己的聪明,搞点小恶作剧等等。
“电报?哪来的?”
“东京。”“东京?快给我。”
“难道不道谢一声吗?”
“噢,谢谢,谢谢。”
“道谢是用这样冰冷的口气吗?”
“好了好了,给我吧,谢谢啦。”
“难道不应该陪我们出去走走,或者用点实际行动向我们表示谢意吗?”
“好吧,依你说,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是吗?很简单,现在去向嫂嫂道声歉。”
“我并没有伤害她。道歉什么?快给我吧。”
“不,这几天,你进出家门,连声招呼都不跟她打,难道她得罪你了呀?”
“好了好了,我最近很忙,有不周到的地方请你们多多原谅,我会给她道歉的,快给我吧,求求你了。”中西功无可奈何地说。
“说话算话,否则下次绝对不给你。”
“算话算话。”中西功深深鞠躬,惠子这才把电报交给他。他急忙拆开电报封套,抽出电文看,三个字赫然跃入眼帘:——“向西去”发报人姓名:——“白川次郎”他握着电文纸发呆了。
“怎么了?”惠子见状不解地轻声问。“没有什么,”他掩饰地应付:“是公务方面的事,很难办,你让我冷静地想一想。”惠子出门去后,书房里又只他一个人了。他紧蹙着眉头思索这“向西去”
三个字的实际所指,他心里明白,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到此,我们得把中西功另一方面的情况,再作简要介绍:在中共高层特殊部门,有关他的档案记载着的是:“中西功,1931 年4 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 年5 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看着电报不由地轻声自问:出了什么意外?这发报人是谁?从电报口气看,发报人很着急,竟如此不容犹豫。像是大喊一声的警报。他自然地想到了尾崎秀实。是他发现了于我不利的情况,给我发的报?他强制自己冷静,但是心却跳得更厉害了。他深思:我若就此“向西去”了,会有什么后果?到了“西边”以后,能作些什么?当然,不怕从头作起,但是,不管怎么说,不及在上海方便,特别在上海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和拿到各种别处根本接触不到的重要情报。应该找人商量一下,事情来得这么急。在上海,能够立刻找来商量的,只有一个人——“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只有他,看到这“向西去”三个字,会明白是什么意思。
程和生,广东人,中等身材,方额长脸,机智的眼睛透露着诚实和热情。眉字宽阔,常戴一付金丝边眼镜。他不多说话,但是做事严肃认真。少年时跟随哥哥到青岛读书。“七七事变”后,参加青岛郊区学生抗日游击队。不久转到上海,参加江南抗日游击队。1939 年秋天,调来上海情报系统工作,担任上海情报科负责人老吴同中西功之间的联络员,1941 年夏天,“满铁”上海办事处受“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委托,调查重庆抗战力量。中西功根据办事处的命令,接手承办此项调查,公开“雇用”了程和生和倪之骥两人当助手,在虹口西华德路的大利庄公寓内办公。今年6 月,日本军宪兵部队接管了公共租界黄浦滩路的交通银行。经中西功活动,得到宪兵队许可,他们迁到了交通银行二楼办公,发展了几个人,成立了“特别调查班”,由程和生当班长。然后又安排了程维达等几个共产党员共十多人进了这个“调查班”。
和中西功联络之初,程和生对于一个日本人帮助中国抗日,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所以,只按照纪律,准时准地和中西功见面,接到情报就走,一句话也没有。后来被“雇用”组织“特别调查班”,和中西功公开接触了,当然不能当扎嘴葫芦。要听中西功布置对“蓝衣社”的调查,要和中西功研究在“特别调查班”里安插党员,要帮助中西功对汪精卫汉奸的“调查统计部”的活动进行分析研究。时间长了,他发现,中西功完全像个中国人一样地在为抗日熬费心血,便对他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尊敬。只是有一个无法填补的缺陷,就是不能公开地喊他“中西同志”,即使背后两人在一起也不行,只能称他“先生”。此时他才感觉到“同志”一词的深刻含意,在根据地,男女老少一律互相称同志,不觉得有多大份量,现在切切实实体会到了。
尊敬常是产生感情的基础和土壤。感情这东西,一旦产生了,便很难掩藏。于是,他们的谈话便多起来。程和生很想了解一些有关日本的情况。他对日本国,耳朵里早熟悉,在地图上也常见,还和日本兵交手打过仗,说来不算陌生。可是,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里的人们怎么生活的?日本兵为什么这么凶残?既然入侵中国肯定要失败,天皇不想想后果吗?如此等等问题,他都想向中西功请教个明白。
有一天,他们两人按规定在法国公园碰过头之后,趁天色尚早,便边散步边闲聊起来。
“先生,日本字好学吗?”
“很好学,如果学会讲话,学字不难。”
“日本话好学吗?”
“依我看,话这东西,不管哪国的,只要留心,多听、多说,都容易学。中国话不是很难学吗?我也学会了。共产党员最好能学会儿国语言,我们要搞世界革命。”
“唔,日本国什么样子?”
“什么什么样子?”
“有山吗?”
“有”,中西功眼光闪动了一下,“有很多山,山上有很多树,一到春天,满山遍野便开满了樱花,就像一望无际的海洋。我爱樱花,日本人民也都爱樱花,因为它是和平幸福的象征。”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然后继续道:“只是它太娇嫩了,需要保护。每当山风拂响,美丽的樱花雨籁簌洒洒,铺满山路,沦落成泥的时候,不由使人顿生物哀之情,由怜悯而产生悲壮之美,它太可爱了!”中西功无限深情地边说边仰望辽阔的天空,那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
“是吗?”程和生用向往的目光望着中西功问。
中西功脸上堆出了笑意,半晌,轻声叹口气,说道:“等战争结束了,我请你到我的家乡三重县去看一看,那真是个美丽的地方。”话还没说完,他的眼圈竟红了。程和生和他接触以来,尚未见过他如此动情,立刻后悔不该向他提问这种话,触动他的乡思之情。连忙道歉说:“对不起,先生,我是好奇,请不要介意。”
中西功却转笑道:“没什么,你不问,我也会给你说的。日本确实是个山青水秀的国家。”
“那么,战争结束以后,我一定到你的家乡去看一看。”
“我领你到处走走。”
话题便自然地转入对战争结束后的向往上了。中西功说:“战后,日本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首先是政治斗争,各派都要争夺国家领导权,共产党当然不会放弃斗争。但是日共被几次严重镇压后,力量太弱。因此,将来的任务艰巨,现在还难以估量。然而,人民一定要自由、平等、幸福,工农劳动大众一定要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中解放出来,法西斯军国主义一定要打倒,这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和个人的历史责任,我们必须为之努力。..噢!我说远了,刚才讲到那时领你去各处走走,恐怕暂时不能兑现了。”
程和生笑道:“没关系,将来中日恢复和平,亲如一家,总会有一天,我跟随你到日本去作客。”中西功沉恩了片刻,叹息一声说:“现在想象战后,还为时过早。”
“还要打多久呢?”
“难预料,已经三年多了。”
“顶多再打三年吧。”
中西功摇摇头:“恐怕还不会这么快,日本的军事实力还没受到根本性的打击呢。”
“依你看,还要打多久?”
中西功苦笑一下,“我也难说,要看国际上各种政治势力的变化。现在德国进攻苏联了,英美取什么态度?还要看。重庆蒋介石很看重这点。汪精卫是个政治尤物,东京目前只好利用他。总之,看各方面的发展吧。但是,无论怎么发展,我们都要努力使日本法西斯集团彻底失败。”
两人沉默了一阵,中西功又深深叹口气说:“日本,给几个武夫毁掉了。”
那以后,他们俩便无所不谈,“满铁”收集到的情报、材料,开的研讨会、写的和印的密件以及东京寄来的“绝密件”,常被中西功摘抄下来,由程和生交给老吴。1940 年1 月,高崇武、陶希圣带着《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跑到香港,引起了国际轰动。中西功和程和生却相视而笑。程说:“重庆得到这个情报材料好像得到了个宝贝。”中西说:“他们能搞成这样的结果,也算不容易了。”
他们之所以这样评论,自然有其因由。因为那份《要纲》在日本主子和汉奸头目们密谋炮制完的第二天,中西功便把它的一个副本交给程和生转给老吴上报领导了,那东西,对他们来说,已是旧闻。而当高崇武、陶希圣在香港一公布,却轰动了全中国,轰动了全世界。“蓝衣社”由此趾高气扬。
程和生和中西功像一对手足弟兄。程和生凭着“特别通行证”,常到留青小筑28 号去看中西功。中西夫人把他当弟弟,惠子把他当哥哥。但是她们却都像中西功那样,称他“先生”。她俩丝毫不知道他俩的真实关系,那层深深的同志关系。
今天,中西功电话约程和生到留青小筑28 号去一趟。程和生匆匆吃过午饭,急急按时赶到,进门第一眼,便从中西功神色上看出有重要事情。于是轻声道:“先生,我来了。”
“噢,请坐。”中西功脸色阴沉地给他倒了茶。“有什么事吗?”
“你看这个。”中西功把那封电报交给了他。程和生看罢电报,心中着实吃惊,不觉低声惊叫:“哟!”抬眼看了看中西功。两人四目相向,半晌谁也不说话。程和生明白,这“向西去”,是要中西功到根据地或者延安去。“你打算怎么办?”他问。“为此请你来商量啊!”
“这事——怎么——这样突然..?”
“是啊,我想一定是日本国内出了事。”
“什么事呢?”他张大双眼。“还不知道,反正有人认为我需要离开这里,否则,也许,有危险。”
中西功慢吞吞地说。“那当然,这是给你发的警报。定是你有暴露的危险,或者已经暴露了,才给你发这报。在日本,有哪些人知道你的底细?”
“有几个,都是非常了解我的好朋友。”
“那么就是说,有人怕牵连到你。”
“我也这样想。或者已经牵连到了。”
“白川次郎是准?革命同志?还是亲戚朋友?”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中西功苦笑了:“和我来往的同志和朋友中间,没有叫白川次郎的。”
“没有?”
“没有。”
“奇怪,是哪位同志的化名吧?”
“肯定是,因为他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发电报,这种事谁都会这样做。不过,这个名字,我用过。”
“你用过?”程和生奇怪起来。
“那是几年前我在《中国论坛》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叫《镇压日本左翼运动的状况》。临时想出来的一个笔名。”
“噢?那么应该是个知道你有这个笔名的人。是谁呀?”
“我想过,想不出来。”
“知道你用这笔名的人多吗?”
“很少,只有几个最亲密的朋友。”
“谁呀?”
“说出来你也不知道,也没有必要。”
“好吧,事不宜迟。你的意见怎么办?”
“我正是请你来参谋呀,我现在离开这里,向西去,会是怎样?”
“什么怎样?”
“我是说这里的工作呀。”
“自有我们留下的人来做嘛。”中西功不响了。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程和生决然地说。
“当然,我相信你们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但是,我一走,日本警视厅必定要追查你们。”
“追查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是日本人,你的事,我们知道什么?”
“话可以这么说,但是,‘满铁’的人都清楚,‘特别调查班,是我建立起来的,是我‘雇用’你们进来的。我走了,宪兵首先要查抄你们,首先要审问你。就算他们查不出你什么问题来,也不会允许你们继续存在,那样,好好的一个班子可就被我们自己撤销了,你们再建立这么个据点,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不甘心。”
程和生恳切地说:“安全第一,你不必考虑这么多了。”
中西功又摇摇头:“不,现在,在我们上海情报科,没有人具备我这样的优越地位和条件。没有人能替代我取得这么多的绝密情报。我能占据这么个地位,是经过了不少努力和曲折的,太不容易了。”
“有人在,我们可以建立新据点。”
中西功默默地摇摇头,半晌,叹口气:“我说过了、谈何容易,我们要想个万全之策。”
程和生忽然觉得中西功今天不像以前那样明智果断了,变得左顾右盼,犹豫不决,以前他可不这样。以前中西功说话,总是稳健中透出明快。刚才,看完电报时,他还曾想,中西功叫他来,是要他帮助下决心的,现在却要他想个什么万全之策出来,眼下还有什么万全之策?他耐不住,正色道:
“我的万全之策就是你赶快走,立即走,马上走。”
“没有别的办法了?”中西功恳切地看着他。
“难道你下决心在这里等待被抓?”
“当然不是,我是想,最好,我们既坚持着这个据点进行工作,又要不出现受损失的局面。”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程和生的口气像是个教师。可是中西功像没听见,继续说:“我们多想想。”
程和生觉得这样地和他想下去,是白耽误时间。他看出来要说服中西功立即“向西去”,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推他走,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组织手段了。于是便用无奈的语调说:“这样吧,我去问问老吴,看他有什么办法。”
中西功张眼看了看他,也似无奈地点点头:
“也好。”
“把电报给我拿去。”
“不要不要,这种东西,不要随便带在身上。”中西功一边擦火柴把电报点燃,看着它在抖动的火苗里渐变成蜷曲的黑灰,一边说:“先告诉老吴,通知大家提高警惕。我想敌人在没发现我们之前,我们是没有道理撤退的。而且,我想即使他们发现了我们,在他们没有摸清楚我们的全部情况之前,一般来说,也不会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是希望把我们一网打尽的。何况他们对我们上海的情报组织,到现在为止,可说是一无所知。”
“你说的道理是对,可是现在已经有人给你发警报了。还是问问老吴吧。”程和生脸色沉重,一本正经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