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吴名叫吴纪光。是中共上海情报科的具体负责人。大家这样称呼他，不是因为他年纪有多么大。而是因为他现处的地位和作用。地下情报工作的环境，使同志间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种感情充溢于心头，而绝少有机会公开表露，除非在绝对安全的场合。一般大家都不指名道姓地互相称呼，更不能以亲热的语言调侃，或抚肩靠背地交流亲近。日久天长，大家都习惯了这种工作形式。于是，提到吴纪光，也都只称“老吴”。同志之间谈到老吴时只要岔开五指一晃，对方便心明了，这是因为“五”与“吴”谐音之故，恰如老百姓岔开拇指食指暗示八路军一样。
吴纪光中等身材。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16 岁初中毕业便参加革命。开始，他在华北做地下工作，聪明胆大，干得有声有色。领导决定培养他，调去搞根据地边缘区开辟工作，他干得更加出色。新区本来没有扩军任务，他却一下子拉出三十多人，亲自领着，参加了正规部队。他对工作有一种热情，喜欢寻求新的刺激；又有开拓新局面的魄力，没有明显的成效便不安心。
他来到上海前，情报科的负责人是金鹏。老金手下有几位同志，直接联系着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这些日本同志，都是江苏省委委员，王学文在二三十年代接合期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1937 年，王学文被调往延安从事对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工作。此前，抗战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原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因客观情况变化发展成为情报科，其主要任务是对日进行战略情报的侦察工作。金鹏主持上海情报科时期，对日本和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获取过许多重要的战略性情报，在组织和人员方面也逐渐有了发展和扩充。老金作为领导人，很受下属同志们的敬仰。现在，新从延安来的领导人，同志们都说他是位神通广大的实干家。接手了情报科的领导工作以后，不显山，不露水，作风很稳健，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吴纪光心里暗暗高兴：自己碰上又一位高明领导了。但是，这位新领导到了上海以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被接见。这和他希望的有点不同。
“你觉得怎么样？”新领导人问他。
吴纪光明白，这是询问他对在情报科工作的意见呢。
“有信心。”他明朗地笑答。
新领导人不经意似地瞟了他一眼。
“工作要大胆，可不能蛮干。”
“知道。”吴纪光轻声答，满脸笑。
“日本现在的各种活动，都围绕着一个目的：逼、拉、招降蒋介石。蒋介石在上海的军统有几百人，根据‘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纲领，我们得和他们讲统一战线。我们的目的是阻止蒋介石动摇、投降，逼他抗日。”新领导人很随便地这样说，但言简意赅，很有分量。同时毫不掩饰地用审视的眼光快速地打量了吴纪光一下。
只这简单的几句话和眼神动作，吴纪光便对这位新领导人有了个鲜明的感受。首先，这是位高层领导，对上海敌情熟悉。其次，看来上海情报科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小战斗单位，由他管管而已。
“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就得和军统蓝衣社打交道。”新领导人又轻描淡写似地接着说：“统一战线，不是和他们搞混合编组。而是我们去统他们，还得随时提防他们咬我们。”说罢他又用眼角余光瞟了吴纪光一下。
这第二瞟，又给吴纪光一个强烈的感觉，这是在告诫他，工作中麻痹不得。他明白地看到在这位新领导人的眼光里，藏有一丝对他信任程度未敢完全确定下来的警惕。关于这一点，他的自尊心被刺痛了。因为从未见过有哪位领导人用这种眼光看过他。他内心不由一颤。他知道，到上海来作这个工作，必须绝对服从领导。这可以说是这位新领导人给他的第一个要求。
“好吧。”新领导人见他不声响，便向他伸出手，吴纪光也忙伸出手去。两人的手紧握了一下。新领导人又郑重他说：“记住，这个环境很复杂。”说完，皱了皱眉头，仿佛烦恼自己说了多余的罗嗦话。这表情使吴纪光得到点安慰，因为它说明新领导人对他并不完全不信任，而且对他的水平还是有所了解的。
握别之后，吴纪光按指示规定的那样，自动到咖啡馆的柜台前付了账款。待新领导人走出门后，他才急急出门去，像个店伙计追随老板。出门后才径自走自己的路。
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把这次见面从头至尾回忆了一遍，把“老板”给他的第一印象、感觉、信息和自己今后应该怎样在这里展开工作，方方面面仔细地进行了琢磨。
结论是：这位领导人一方面胸襟阔大、视角高远，另方面又很精细。虽然眼光神色都很随和，但却明显地隐藏着极为严厉的某种要求。
这种要求是什么呢？
想不出。
如果只从外形表面判断，可以说这位新领导人平常至极，没有任何特点。个子不甚高，脸稍微有点胖，有几粒不大被人注意的浅麻子。但是他的神气却可以作多种揣度，你可以认为他是个小买卖字号的掌柜的，也可以认为他是个大买卖跑街的，甚至可以认为他是个吃白相的。同时，你也可以认为他是某个股票市场的阔佬，某个行帮的大辈，某个财团的代理人，甚至某个政治集团的决策人。总之，他给吴纪光的总感觉是：此公可展视的幅度很大，绝不是等闲之辈的一般领导，作风也许很泼辣、雷厉风行。他就喜欢这种领导人，在这种人领导下工作，必须尽可能迅速、准确地领会其指示意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自信自己不至于出现什么令人不满的愚蠢行动。
时过不几天，吴纪光便把这位新领导人的大致底细搞清楚了。正如他所分析的那样，这位新领导人来自延安最高机关，他的活动.范围很大。不仅要领导上海情报科和地下党组织、外围团体和个人，还要领导在香港的有关组织。并且，在那里他还要和许多抗日、反蒋人士联络。他还要不定期地到延安去。至于旅途上的安危，在他纯属细未微事。他可以坐豪华的一等船舱，坐飞机，坐火车软卧，在上海可以坐某些名人的私人小汽车。他来无影去无踪，不知什么时候便会突然出现和离去。什么场面他都能应付，因为凡他出现的所有场面，都有人为他暗中预先作了安排和安全部署。
他在上海的活动，连自称是汪伪特务总管和汪蒋密线之一的周佛海也一无所知。
潜伏在上海的“蓝衣社”们，只能凭感觉知道共产党的存在，却连影子也看不见，更看不到他。
无疑，这是一位身负重任，十分隐蔽的“大亨”人物，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大家背后只是用赞美的口吻呢称他为“小开”，作为代号。
这些都是吴纪光从周围同志和情报科当时的负责人金鹏同志的接触中听来的。金鹏的夫人也是情报科的成员，她以一位名人的秘书为掩护进行工作。他们夫妇二人，一方面掩护的身份适当，同时由于长期的地下工作磨炼，经验丰富，工作作风稳健，所以虽然作了大量重要情报工作，却不为一般同志所详知。
金鹏在向吴纪光谈到“小开”时，像个严肃的孔门贤人。他不像其他同志那样对“小开”褒词溢美，而只是冷静地予以介绍。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吴纪光凭他善于开辟新局面的特长，观察到上海情报科内部同志间的气氛不甚和谐。好像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工作焦的、紧张。虽然没出现公开的意见抵悟，却都有一种不快和不安的情绪流露。
在第二次会见“小开”时，他作为一种观感反映出来，问“小开”：“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对你说过，这个环境很复杂。”“小开”思索了一阵，向他点了一下头：“看来介绍人对你的评价不错，你很敏锐，你暂时不要过问这些事。”极平静的廖廖数语，使吴纪光心下暗吃一惊。原来“这个环境复杂”，不仅指与敌伪顽的斗争，也包括自己内部，这是他未曾想过的。从此，他恪守“小开”的嘱咐，不过问同志间的事。又过了半个月，金鹏约他见面，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有几条线你还不知道，我都交给你。”“交给我？”“这是领导决定的，这摊子交给你了。”“你呢？”“上延安。”“有新岗位？”“去学习。”“是去学理论？”“不知道。”吴纪光接受了金鹏的交代，心下却莫名其妙。暗想：怎么不交代给老同志中的随便哪一位而交代给我呢？我到这里的时间比任何人都短。细看金鹏的神态，一如既往的冷静严肃，不苟言笑。不待金鹏交代完毕，他已经明白，交他接工作，是组织决定的，而且意识到这决定与“小开”有直接关系。他要求会见“小开”。联络人告诉他，“小开”三天前已经离开上海了。在回住地的路上，那熙攘的人群没有影响他的思路。他心里喃喃自语：
“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整顿出个新局面来，也是一种开拓。”怎么整顿呢？这里既不是根据地，也不是军事前方。这里是特殊环境中的特殊工作。按性格说，他喜欢搞军事。明枪明刀，痛快。而此时此地却全是隐蔽。
不能开大会喊口号，不能敲锣打鼓戴红花庆功。他来以前，曾想，搞情报就是对敌人情况的侦察。但是这个上海情报科却蛮不是那么回事，原来这里是搞敌人战略情报的，不是了解点敌人的皮毛外表就算侦察了。这里的任务是
获取敌军的战略计划，探知敌方首脑机关的战略决策，像牵牛先抓逼绳那样，先去抓敌人决策集团的核心绝密。只要掌握了敌人的战略计划，我们也就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地位。
这个上海情报科，多年来，在革命斗争中，多次作出重大贡献，不参与其事的人是绝不知道的。他吴纪光在到此之前就未曾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对敌斗争单位。
“干吧，只要坚决执行指示，认真领会‘小开’的意图，就能为革命作出贡献。”他鼓励自己。
整个情报科人数不多，走群众路线不难，个别谈话比开大会更容易深入工作，成效面对面地就呈现出来了。
他展开了活动，依次和科里每个成员谈话。
第一个是在“满铁”办事处调查室的日本同志中西功。
中西功给他的印象不甚好。这个中西功，对吴纪光的热情和诚恳，几乎没有作出必要的反映，只是默默地听吴纪光谈。吴纪光和他谈了半天团结和纪律在秘密工作中的重要性，他都没表情。轮到他谈时，竟出吴纪光意外地谈了一通对时局形势的认识，特别强调他对德日两国潜在矛盾的分析。依他看来，希特勒希望日本北进攻击苏联，不过是给他起壮声势的策应作用，是对日本的一种利用而已。而日本怎愿被利用呢？并且陆海两军的矛盾，恰恰集中表现在这个“南进”还是“北进”的问题上，大本营举棋不定，这就造成希特勒对日本的不满。在这点上，他们实际上已经貌合神离。然后又谈了一通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力消耗的情况，特别强调战略物资储备量几年来没有增长，难以靠临时掠夺支应日渐铺开的战线供应。在政治方面，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收效甚微。目前只得把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等等，尽力往一起撮合，企图组成个对蒋施加压力的工具，等等。他说得不紧不慢，像是只和吴纪光交流敌情。在整个谈话中，他显然忽略了一点：战争胜负决定在人，而不在物。若依他所重视的这些内容推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好像是双方物资的比较。由于是第一次见面，吴纪光没有在这个论点上和他展开讨论。
最后，分别时，中西功给了他一包大炮台香烟。说是他的党费，态度很是郑重。
拿回家打开一看，原来香烟包里装的是三张大额军票。真有意思。
第二个约见对象是在南京“中华通讯社”任顾问的“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日本同志西里龙夫。一眼看去就知道这是位老革命，态度很谨慎。中国话讲得不甚通顺，有点吃力。对吴纪光的谈话，唯唯而已，比中西功显得温和。关于情报科内部的情况，一概不谈。他关心的是在北平开展工作的尾崎庄太郎，打不开局面，派去个钱志行，到现在还没安排好一个适当的掩护职业。他提出意见：“希望新领导给以实际指示，从速加以解决。”
第三个约见的是“秀才”陈一峰。这个“秀才”已和吴纪光相见几次了，对吴纪光担任领导，一付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他还主动提出，在汪精卫公馆里的汪敬远，出行不便，吴纪光不必特地见他。由他给他打个招呼就行了。整个谈话，在陈一峰那“稀里马哈”的冷热不定中草草结束，使吴纪光产生了一种空落感。
第四个约见的是李得森，这条山东大汉，不容他多说，瞪起眼叫道：“有什么说的？叫你领导你就领导呗，我是绝对服从，你放心。”
至此，吴纪光心下清楚了：不客气地说，这是个乱摊子，每个人的能量都很大，却未能发挥，必须采取根本性措施加以调整。
他经过深思熟虑，果断行动，根据每个人的特长，从组织上做了调配。上海是大本营。派出李得森、张敏到南京和陈一峰组成个情报站，使每个人都得以发挥能力。经过调动，一个月后，大家各就各位，工作进入正常运行。
在人力使用上，他心里又有一个军事建制。
他把上海的中西功当“第一军”，把南京的西里龙夫当“第二军”。隐蔽在南京“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陈一峰，是“第三军”。隐蔽在汪精卫公馆里的汪敬远，是“独立旅”。活动在上海、南京、无锡的倪之骥、邱麟祥、程维德、郑百千等等，是游击队。李得森的南京情报站，只是个承上启下的交通联络机构。还有北平的尾崎庄大郎、钱志行，山西的白井行幸等，是驻华北的“野战军”。
他确实掌握着一个情报大兵团。
一年多来，这个大兵团，发挥了作用，他们随时掌握着日本南北两方的军事机密，或可直说掌握着华中、华北两大沦陷区日本占领军的重大行动计划。至于汪伪军的活动，汪精卫和西尾寿造、坂垣征四郎之间的秘密谈判，汪伪内部的宗派内江，汪派同王克敏、梁鸿志之间的明争暗斗，蒋介石“蓝衣社”在上海的活动，影佐祯昭通过“梅机关”摆弄汪伪这具败类木偶的一举一动，等等等等，更是一清二楚。华北八路军“反扫荡”，华中新四军“反清乡”，在哪摆战场，是军事首长的事，仗怎么打，由指挥员决定。上海情报科，可以向上级提供这些方面的情报，但打仗不是他的任务，更不用直接提供这方面的意见。
一年多来，“小开”没有拒绝过他的约见。每次对他的汇报都点头赞许，然后轻声说：“就这样干吧。”领导这样放手，当然是出自信任，而信任是出自领导对自己的能力的了解和表现的观察分析。
但是怎么说呢？他心里始终有一丝不安，这不安来自“小开”第一次见他时那眼角余光的一瞟。他至今没有忘记。那一瞟说明什么呢？他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所意识到的对他那某种要求？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要求呢？
不管怎么说吧，他决心无条件地服从领导，这不会错。前天，上级突然来了个通知，说延安要上海情报科把日军即将南进，发动战争的行动日期，核实准确，及早报告。这可是个大题目，他一听，脑袋就胀了。日本要“南进”的国策，他是知道的。“南进”矛头是指向英、美、荷兰及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越南、缅甸，这他也知道。可是，核实发动战争的日期谈何容易！他挠头，一筹莫展。这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各国都需要的重要大情报，非同一般。他意识到，把这样一个重大任务交给上海情报科，就是说，中央要上海情报科担负国际情报的重任了。任务完成得好，加速法西斯阵营的灭亡，减少全世界人民的灾难，这又是何等光荣！但是，怎么去完成呢？他还是挠头，一筹莫展。
挠来挠去，他想到了“第一军”。中西功有办法从“满铁”的密件里取得情报，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延安要的是准确日期，不是只提供些情况资料就行的。
正在为难时，程和生来了。“什么事？”他问。“中西功收到东京一份电报。”
“电报？什么电报？”
“叫他向西去。”
“叫他向西去？”吴纪光一下愣住了，他明白叫中西功向西去意味着什么。近卫倒台，他已经想到中西功有受牵连的可能。现在果然，他收到了警报。“你看到电报了？”
“看到了。”
“谁发的？”
“大概是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用的是中西功的一个笔名。”
“笔名，什么笔名？”
“叫白川次郎。”
“那就是..发报人是日本革命同志？”
“他也说不清。”
“噢，他怎么说的？要向西去？”
“他考虑的很多，说怕他走了以后，敌人要追查我们，结果可能造成我们在上海站不住脚的局面。”
“噢。”
“不过从我们组织上来说，应该赶紧打发他走，送他到延安去。至少到苏南或者苏北根据地，离开上海！对不对？”老吴沉默了。“一个日本同志，我们要对他负责任。”程和生又补充说。“是啊！他是个好同志，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吴纪光心里掀起浪头，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怎么办？这等大事，不是他作得了主的。他沉吟了一阵，告诉程和生：“等我请示了再说。”
“要快。”程和生要求。“就去。”他答复。程和生一走，他立刻去见“小开”。把事情作了汇报。“小开”听罢，沉思一阵，轻声问：“你见过那个电报了？”“没有。是程和生汇报的，”“叫他向西去？”“是。”“发报人叫什么？”“白川次郎。”“小开”沉思一阵，轻声说：“这种时刻，这种事，你得动脑子。”停顿一阵，又深沉地说：“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非常严竣，了解和掌握日军的战略动向，是我们的第一重要任务，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抗日的范围。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们用一切力量注视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的方向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德国进攻苏联以后，我们中央是从世界形势的发展考虑我们中国抗战可能出现的困难的。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谈过，他对日本南进还是北进非常关心，非常焦虑。说如果日本北进的话，我们将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因为英美有可能和日本妥协。他还说，果真出现那种局面的活，共产主义大本营和全世界、全人类都要经受一段黑暗时期。你看，形势多么严重？现在，日本南进已经明确。中央又要我们进一步搞清他们发动战争的日期，这是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提供更进一步的明白的战略情报。你想想，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怎么办？”吴纪光随声问。“是叫他离开阵地向西去？还是要他继续坚持？”吴纪光一下回答不出，他知道，这是关键问题的关键时刻。他不敢多嘴。“得慎重考虑。”“小开”点了下头：“容我想想。”第二天，他按时会见“小开”。“小开”说：“我考虑决定，不能叫他向西去。恰恰相反，不仅要他继续坚持岗位，还要请他向东去。”
“向东去？”吴纪光懵然地问：“去干什么？”
“完成延安交来的任务。”“这？！”吴纪光目瞪口呆了。半天，才低声说：“那是很危险的，万一？！”
“万一被捕？”“是啊！有这种危险。”吴纪光用诚挚的眼光向“小开”解释。“那就有这种危险吧。”
“小开”极平静地说：“他经验丰富，现在，只有他能取得这份情报。”“可是——”
“不用可是，他有胆有识，善于在复杂的斗争环境里完成任务。你对他的认识恐怕还不够，他是个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
吴纪光心里抱委屈。如果说他对中西功认识还不够，未免冤枉。他和中西功联系，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多来，他渐渐熟悉了这位日本同志，从第一次见到他所得的“不甚好”的印象里，快速地超脱出来，他为什么把中西功当“第一军”？就是出于对他各方面的信任。相信他的能力，更相信他对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定和忠诚。然而——他对“小开”低声说：“可他是个日本人。”
“不，不能从这个角度考虑，首先要从完成任务的角度考虑，要他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注意保护自己吧。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更相信他会接受这个任务。要不要我跟他面谈？”“小开”用冰冷的眼光问他。
“不要不要。”吴纪光急忙答。
“那好，叫他马上行动。”“小开”好像看穿他的回答缺乏决心。然后轻舒口气说：“他去了，无非是两种可能，回来，或者不回来。回来，要完成任务再回来。不回来，必有他不回来的原因。”
吴纪光此时感觉到“小开”不仅斗争坚决，而且思路敏捷，跳跃跨度大。相比之下，自愧不如。但是，怎样才能完美地把这任务交给中西功呢？联络员程和生那一关就有阻力。果然。当他把“小开”的决定传达给程和生时，程和生两眼愁苦地眨个不停。
“在这种形势下叫他去东京？”程和生问。
“不派他派谁呢？”
程和生像突然被当头泼了一盆凉水似的全身打个颤，说：“你这不是把他往敌人手心里送吗？”
吴纪光望着他那一付憨厚而又天真的样子，心里也不是滋味，他从程和生脸上，看到了在这年轻人的心里蕴藏着对中西功深厚的革命友谊！但是..
“听我说，阿程，”他轻轻地拍着程和生的庸膀用委婉的口吻说：“这是一种策略，也是将计就计。即使敌人的眼光已经注视上海，盯上了他，何不来个出敌不意，反其道而行之呢？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就像《西游记》里的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那样，也许更安全。他在东京，可以找到那个朋友白川次郎，问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还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对策，我们不能收到一个不明来历的电报便糊里糊涂地叫他拔腿就跑。这是个常识问题。而且，我们还可以根据他得到的情况，确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到时候，哪里该切断，哪里该撤退，再作决定也不迟。”
程和生不吭声了，老吴是领导，又有斗争经验，并且也知道他已经请示过上级了，上级的决定当然应该是对的。但他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就这样决定了？”
“决定了。”
“如果，如果中西持反对意见呢？”程和生的问话是有目的的，他寄希望于中西拒绝冒这样大的危险。
“当然，我们得尊重他的意见。不过，你得一字不改地把决定传达给他，快去吧。”
程和生悻悻地走了。看得出，他嘴上不说，心里仍很不服气。其实，吴纪光又何尝不知道，这个决定有多么大的冒险性呢！但是他更知道，整个情报科不是无时无刻都处在危险之中吗？在危险中再冒险一下，应该说也是正常的。
此时，我们的这位大兵团司令的内心真有点大将的气概了。
程和生去请示老吴以后，中西功没法使自己镇静下来。程和生同他谈话的表情，他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位小弟弟的心情，他完全明白，也十分感激。程和生为他的安危担心，极力主张他“向西去”，用意很清楚，是为了保护他。他之所谓去请示老吴，十之八九也是去讨柄尚方宝剑，一旦领导决定了，他便只好执行，没有话说，“向西去”。至于方子和惠子，他相信组织也会作出妥善安排，不用担心，说不定会把她们送到西边去和他会面，那是不难办到的。
可是，那么一来，程和生、倪之骥、程维德这些在“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怎么办？都转移吗？如果都转移了，“满铁”这个重要情报点岂不就彻底撤销了。这个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不能容许这个局面出现。
一定要保住这个情报点。
怎么保住呢？
办法很简明，他仍旧坚持在“满铁”，不向西去。
只要他在，情报点就存。他走，情报点就亡。道理本来就这么简单。
可是，怎么坚持下去？
他设法带着“特别调查班”转移到某个日本驻华单位，或者到汪精卫某个机关？那样一来，可就拿不到在“满铁”所能得到的那类重要机密，实际上还是把“满铁”这个情报点放弃了。况且哪个单位又能收留他和他的“特别调查班”呢？“满铁”知道他的身份，绝对不会放他走。那样做，其后果还不及“向西去”来得干脆！
怎么坚持下去？
这是中西功收到白川次郎电报以后一直在思索的课题，也就是他所要想出的“万全之策”。在一瞬间，他后悔没有在“满铁”培养教育发展一个党员，没有后继力量。他想起研究室的津金，津金是京都人，毕业于帝国大学法律系，专业把他造成个能言善辩的雄才，有点锋芒毕露，不容人对他的发言有所辩驳。在几次研究会议上，他的发言说明他对共产主义理论有初浅研究，对国际形势也能作较客观的分析。中西功曾和他作过几次经济学术恳谈，从个别接触中观察，这个人基本素质是好的，心地善良，也可说是正派的。在他理屈词穷后，能认真思考，并且当即认真承认自己学浅，然后尊敬你，主动向你求教一些问题，在求教过程中，不带一点虚假的恭维。他应该是个有为的青年。中西功向他流露过友谊之情，他极为珍视。可惜没敢和他深入交谈有关共产主义的话题。更没敢向他流露一丝有关他的隐蔽工作。
不过，中西功又想，即使已经把津金发展成中共党员，一旦我向西去了，他能否保持下这个情报点，也是件未可预料的事。如果程和生等“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都撤退了，他得另建一套搭配班子。建一个班子谈何容易！他建立这个“特别调查班”，曾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他深深叹口气。无论如何要想出个“万全之策”来，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也要把“满铁”
情报点坚持下去，全部症结在于怎样做才能坚持下去。“怎样做？！”他紧锁眉头在沙发上苦苦思索。“先生！”耳边响起一声轻柔的呼唤，他睁眼一看，见惠子手按沙发扶手，弯腰凑在他耳边，调皮的笑着：“请君幸膳！”他往饭厅看，方子在厅门里探出半个身向他微笑。他勉强起身，走进饭厅。依惯例在他的位子上坐下。佐酒是经过精心准备的。鱼青虾红，都是新鲜的。一盘嫩茭白丝，像还没下过锅。方子为他斟酒满杯，他握着酒杯还没缓过神来。“你为什么这样？”惠子的眼光在他和方子之间看来看去。“公事上的小困难。”他应付地随口说。“你这愁苦的神色很像爸爸没钱还债时那样。”惠子笑了。“是吗？”他苦笑一下，开始“幸膳”。然而仍旧“心不在焉”的两眼发呆。“有时候，爸爸会找人临时借一大笔钱，打发几个债户，消息一传开，别的债户便不急着登门催讨了。”惠子一边吃饭，一边开心地笑着。“是吗？”他又应付。一杯酒喝下，方子再为他斟酒间，他像受到惠子说话的某种启迪似的，双手合拢，拍了一下，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好像是向方子道谢。这一来，饭桌上的空气顿时变得和谐了。然而他却起身到书房去了。他拿起电话听筒，拨通了南京陶谷新村“同盟社”首席记者西里龙夫私宅。“西里君，我有事需要见你。”“我也想会见，如果你有时间，我立即到府上造访。”西里龙夫说。“不不，谢谢，我到你府上拜访，立即动身去南京。”他抬眼看看壁上挂钟，又重复一声：“立即动身。”挂上话筒，他抓起件外套，转头向饭厅招呼一声：“我走了。”便出门而去。待惠子追到门口，他已经转过楼房的墙角不见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之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微妙关系。说来他俩都是中共党员，都属上海情报科领导，似乎颇为简单。但是他俩又都被一种特别的感情所煎熬，所驱使，这就是为自己的祖国日本的命运而焦虑。共产党员讲国际主义，但是连自己本国的命运都不能掌握，这国际主义从何谈起？日本军阀侵华给日本人民造成的苦难虽然被御用工具严密封锁，但他们却了若指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亲眼目睹，真可谓“罄竹难书”啊！处于这个战争漩涡中的日籍中共党员，国际主义的责任是最直接的了。关于这个问题，他们都心里自明。由于痛苦的压迫，才使他们都不夸夸其谈，而只埋头隐蔽地艰辛工作。
西里龙夫不仅比中西功年长，若从“东亚同文书院”这个学校的班级顺序论起来，还是他的学长，或者说是他的前辈。西里龙夫的学问道德，在与他交往的人中被广泛称赞。中西功对他敬佩有余。若从这方面而论，他内心把西里当师尊。
西里龙夫在分析战争局势方面常有独到见解。近卫文魔施政期间，他就对中西功预言过：“如果近卫的‘大政组合’只维持一个形式，而不能从政治观点上彻底统一，那么它将徒有虚名，无所作为，最终必然被军国主义分子所压垮。”现在，不论近卫倒台出自什么原因，事实的发展，证实了西里的预言。
关于白川次郎发来的电报，不仅是对中西功报警，也是对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的报警。需要大家研究，采取统一对策。他对“满铁”情报点的“万全之策”，已经有个朦胧的设想，需要和西里龙夫商量，听听他的评论。中西功从登上火车到踏进西里龙夫宿舍门，一直都在为他的“万全之策”作各种方案的设计和修补。两人见面，没有一句客套，开门见山，首先的共同话题都是“近卫倒台、东条组阁”的内幕可能是什么。
两人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事情来得这么突然，他们都没见过这方面的有关资料。但是他们都感觉到：近卫的私人秘书尾崎秀实，很大可能随着近卫的倒台而受到某种牵连。
“尾崎秀实凶多吉少。”西里龙夫口气断然。“我怀疑‘白川次郎’的警报是他发的。”“是吗？如果是那样，事情也许不至于太糟糕，因为他毕竟可以给你发报，说明他还有自由。”“那也说明在近卫的档案库里有关于我们的报告材料。”“是啊！不过，情况不明，任何判断都是盲目的。”“所以，我想回东京去一趟，实地侦察一下。”
西里龙夫隔着眼镜片向他投来的眼光充满惊愕，脸也渐渐伸长了。好一阵，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着，谁也不说话。
“那，”西里龙夫问：“目的何在？”
中西功沉思了片刻：“东条的广播讲话，虽然承袭了近卫关于战争国策的调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武夫，比近卫更急于发动战争，‘南进’好像要开始了。我要掌握这个战争之神的脉搏。”中西功边说边观察西里龙夫的脸色，见他仍旧那么惊愕地直视着他，显然对他的回答，觉得文不对题。便进一步阐说，他拟东京之行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希望侦得东条发动南进战争的具体计划和准确的时间，然后再决定是否“向西去”。他希望力求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坚持使“满铁”这个情报点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他有点激动地说：
“我的作用是别人难以代替的。
我向西去了，对上海情报科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我不作无谓牺牲，但我绝不怕牺牲。”
西里龙夫的眼帘隔着眼镜片渐渐垂了下来。
在日清码头送中西功上了轮船，程和生慢步倘徉在马路上。前天晚上，他把老吴的意见传达给了中西功，他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堪的局面。本来，他是要劝说老吴催中西功离开上海“向西去”的，结果碰了钉子，而且老吴一再坚持要中西功“向东去”。既然是组织决定，当然要一字不改的传达。在他想来，中西功定会表现为难，而且可能婉言推辞。如果他推辞，是在情理之中。如果他推辞，自己便可以返回去再和老吴细细商量，把中西功送到根据地去。孰料，中西功听后，竟肯定地点点头，说和他想的基本一致，满口答应了。虽说程和生只是个负责他们两人之间传递意见的联络员，可是作为党员，他对老吴这位上级作出如此的决定，心里不能接受。他觉得老吴只知道任务，不为中西功着想。所以在向中西功传达的时候，便带着一种情绪。中西功倒反过来劝说他，热情勃勃地解释，说老吴的决定是如何如何正确，任务是如何如何重要，更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草率撤退。至于到东京以后，不必为他担心。他有很可靠的朋友，可以保护他。比他在上海方便得多，安全得多。中西一席话，说得那么轻松，那么乐观，那么无私无畏，程和生不但未能说服他，反而被他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事情既然如此明白、壮丽，使他一时间连同对老吴的不满也一古脑儿烟消云散了。
但是，当时的心情变化是当时的情绪。码头方向传来低沉的汽笛声。中西功走了，他程和生那深藏着的不安的心情却没被带走。眼前所见，活动在街面上熙熙攘攘的市民们，好像都没有什么不安和愁肠。日军占领上海4 年多了，人们好像已经习惯这种被异族统治的生活了。他想，这些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健忘，父母兄弟被野兽枪杀，大街上的血迹被洗涮之后，他们脑海里的仇恨也随着被洗涮去了。
忽然，传来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活动在街上的人们都往两边躲避，上海人都熟悉这种声音了。果然，眨眼间，三辆敌伪警车嚎叫着，由北而南开来；程和生被一个急忙躲避的老太太撞了个趔趄，老太太口念“阿弥陀佛”，低声骂了一句“‘赤佬’又来抓人了！”
程和生赶忙扶住老太太，站定街边，目送军车驰去，心里暗暗生出一丝喜悦：中国人并不健忘，他们的武器是沉默中的实际行动。只要有人站出来组织领导，每个上海人都会是点火就着的干柴。
恰在这时，倪之骥不知从哪里钻出来，挤到他身旁，低声说“76 号抓了蓝衣社，他们的头头陈恭谢，也被抓了。”
“噢。”程和生推了倪之骥一把，两人便分头走开了。
陈恭澍是“蓝衣社”潜伏在上海的头头。“蓝衣社”的活动，上海情报科是很不赞成的。但是没法子，管不得他们，既要和他们打交道，又得躲着他们，既要渗入他们内部，完成我党的推、拉他们抗日的任务，又不能让他们有丝毫察觉，这真大艰难了。这个陈恭澍，前年3 月在越南河内跟踪行刺汪精卫，结果，打死了个曾仲鸣，打伤了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汪精卫连点皮也没蹭破。汪精卫派人和陈立夫交涉了一阵子，双方没达成协议。去年6月，“蓝衣社”要给汪精卫点颜色看看，打死了《国民新闻社》的社长穆时英。汪精卫急了，发表声明：“要坚决消灭在上海的蓝衣社”。现在果然动手了。蓝衣社在上海有多少人，他们的活动计划，汪精卫是不掌握的，但是他们在上海的存在，汪精卫是明明白白的。蒋汪之间的矛盾已经激烈化，表面化，这必然使日汪特务的破坏活动强化，对在上海的各种抗日力量也是个威胁。
这帮子“蓝衣社”！
话说回来，他们也只会这些办法、相信这些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