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平仓巷1938年1月10日
尊敬的阿利森先生：
关于您要求秘密提供国际委员会的状况和委员会对日本人征用其救援资金企图的态度等方面的情况，我在下面将事态的发展向您作一简短的介绍。
我们1937年12月17日的信(卷宗Z9)应该说向日本当局作了必要的解释，因为总领事冈崎胜雄在12月16日来访时声明，日方虽然不能承认我们的委员会是合法的，但仍想同我们谈判，就像承认我们是合法的那样。在上面提到的信的第6页我们写道：“我们在此重申，我们无意继续履行原南京市政府赋予我们的半行政职能。我们期望贵方能尽快担当此任，以便我们能作为一个单纯的救济组织开展工作。”至于我们的储备，在12月15日的会晤中，我们被日军司令部指挥官告知，我们可以自由支配。
然而1937年12月31日和1938年1月1日，我们得到可靠的消息，日本总领事已通知组织自治委员会(自治政府委员会)的小组可以接管国际委员会的储备和款项。
接着，我们于1938年1月3日的关于国际委员会状况的机密(内部)文件记录中确定了我们如下的立场：
我们是一个民间团体，成立的宗旨是帮助饱受战争苦难的平民。
1．食品和资金是供我们支配的，是供我们委员会用于上述目的的，因此我们要设法使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救济金时要适应当前这里的状况。
2．我们履行的行政管理工作由我们的合法基金单独支付报酬。(警察的薪金不由我们支付，而是由他们的行政管理机构单独支付。我们向警察提供大米，所提条件同我们向其他所有的难民和自愿助手提的条件相同。市政当局派给我们组织的那3个职工的薪金单独汇给。)
拉贝先生为此作了准备，并于1月6日晚上当福田德康先生来访时把我们的立场非正式地通知了他。后者的来访是要私下地、非官方地通知拉贝先生，日本军事当局希望将来所有工作都由自治委员会做，还打算接管我们的全部资金和储备。因为福田先生请拉贝先生在私人信件中向他解释我们的状况和立场，拉贝先生当即召集了委员会会议，在会议上商讨并确定了1月7日拉贝先生给福田先生的复函文字。(见卷宗Z29)
这样事情暂时平静下来了。然而，当1月8日星期六日本军事当局要强制关闭我们的大米出售点时，我们经过同自治委员会新任食品委员王承天先生协商，于昨天决定今天早上自愿关闭我们的大米出售点。我们在10天之前就想这样做，但是到昨天为止自治委员会根本没有能力接管大米出售工作。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进行大米的免费发放。我们做好了准备工作，派人用我们的5辆卡车运输日本军队向自治委员会提供的1万袋大米。对于出售的大米，我们将计运输费用；而对于免费发放的大米(额外提供的1250袋据说要在安全区以外地区免费发放)，我们不计运输费用。
企图把我们排除出去的又一步骤今天早上做出了，军需物资供应处主任石田少佐先生突然拒绝履行他从前同我们达成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他应向我们出售3000袋大米和5000袋面粉用于救济目的。我们不想向自治委员会购买这批储备，因为只要它把大米、面粉和燃煤供给安全区或者向平民开放的别的地方，我们就完全满意了。在这期间，我们尽力保持一定的储备，以防这个新机构崩溃或以防有人试图通过得到的垄断地位提高价格。
感谢您对我们有利于南京市民的事业的关心。
您忠实的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
附件：
1．1月7日约翰·拉贝先生致福田信的副本。(卷宗Z29)
2．“关于恢复南京正常生活秩序意见书”(卷宗 Z30)，是我们为自治委员会写的文件记录，福田先生向拉贝先生索要了它的副本。
1月10日
昨天夜里，当我的客人都走了之后，我庆祝了迟到的圣诞节。罗森博士给我带来了信：12月20日、24日、27日和1月6日妻子写于上海的信，11月12日格蕾特尔写于哈尔特恩的信和12月5日奥托写于慕尼黑的信。还有两张格蕾特尔同乌尔西和古德龙的照片。我还得到了一本好书《蒂尔曼儿子的历史》、两根塞佛拉香肠、两包克耐格尔面包、胰岛素和两磅黄油。所有这些东西放在我的身边如此可观，我觉得就像一个得到馈赠的士兵一样，我想我同我们的奥托一样兴高采烈。
1月10日，上午9时
克勒格尔拜会了石田少佐后带来的答复是，日本人不准备向我们出售已答应的大米和面粉，他们只准备向自治委员会提供。抢在日本人的命令之前，我们于今天早晨停止了大米的出售，这使中国的难民感到了极大的失望，因为自治委员会直至现在还没有设立自己的出售点。局势因此而变得严峻起来！
罗森博士到总部拜访我们。日本人像对我一样，也请他在他的报告中要小心一点。他说他是这样回答的：我想报告的是，您切断了我们的供水和供电。
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1月10日
尊敬的阿利森先生：
因为贝茨博士先生调查了涉及里格斯先生的那起事件，我请他给您写一份特别报告。在这里附的事态报告中，我只作为“187号事件”列举了该起事件。“事态报告”是我们迄今作的关于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暴行的报告续篇。
前4个事件(180号～183号)表明了住在中山路军事机关附近的平民处于何等的危险之中。
184号和186号事件说明打算重返住所的人会遭遇到的困难。
185号事件是一个清楚的证据，它表明了日军在处决平民时的惨无人道，更重要的，同时也涉及到我们自身的是，对居民生活和健康的威胁，因为整个地区尤其是池塘里还躺满了尸体。到现在我们城里幸亏还没有暴发瘟疫。然而，如果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尤其是如果饮水不洁，我们就始终面临着暴发传染病的危险。
187号事件说明，在维持士兵秩序方面，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我们都应该信赖的日本宪兵中有几个人品德恶劣。对于这点，贝茨博士先生已指出。罗森博士先生今天告诉我，他建议日本人在必要时把他们一流的宪兵部队从东京调到这里来。
希望这些消息对您有用。
您忠实的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
事态报告
180)1月8日夜里，五六个日本士兵闯入沈举人巷22号的房屋强奸妇女并用手枪枪杀了几个中国人。(报告人：李女士，32岁)
181)同夜，4个日本士兵敲高家酒馆45号房屋的大门要求进入，由于人们没有立即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用手枪射击。3个妇女被强奸。(报告人：袁家3名妇女：21岁、25岁和29岁，地址同上)
182)1月7日，2个日本士兵企图强奸一名年轻姑娘，要制止这一罪行的张福熙(音译)被刺死。(慈悲社7号)
183)1月8日下午6时，3个日本飞行员在华侨路4号强奸一名姓高的18岁姑娘，并用手枪向四处乱射。
184)1月9日，一名老年男子从安全区回对过山去看自己的房子，以确认是否能搬回去。他到家时，发现他房子大门口有3个日本士兵。这3个日本士兵二话没说就朝他开枪，打伤了他的双腿。这名男子目前在大学医院。(威尔逊大夫)
185)1月9日早上。克勒格尔先生和哈茨先生看到一个中国平民被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日本士兵赶到安全区内山西路旁边一个池塘里处死的情景。克勒格尔和哈茨到那里时，这个男子踉踉跄跄地站在薄冰层破碎的齐臀深的池水中，奉军官的命令，日本士兵趴倒在一个沙袋后面开始射击。第一枪击中男子的肩膀，第二枪没有打中，第三枪才把他打死。(报告人：克勒格尔、哈茨)
我们当然无权对日本军队合法的处决提出抗议，但是这种处决方式无疑是欠妥的、残酷的。此外，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再谈一谈我们在同日本大使馆先生们的私人交谈中经常探讨的一个问题。池塘受尸体的污染大大减少了或者说破坏了安全区内的水源。这种状况的危险性在长时间的缺水时期尤其必须指出，特别是因为城市自来水管恢复得很少。
186)1月9日下午3时左右，米尔斯牧师先生和斯迈思博士先生前往双塘视察那里的收容所，同时也为了查实有关城区(城市西南区)的局势是否允许居民返回。他们到达时遇到一个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的妇女，她刚刚遭到了3个日本士兵的强奸。(报告人：斯迈思、米尔斯)
有关双塘难民收容所的特别报告几天前由米尔斯牧师作出。
187)1月9日夜里，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岗哨从汉口路25号斯迈思博士先生住宅里拉走一名妇女，并从另一所房子里拉走第二名中国女子。正要返回汉口路23号自己住所的里格斯先生碰见了这个岗哨，并且被他用刺刀威胁。(见贝茨博士先生和里格斯先生的特别报告)
1月10日
16时，自治委员会在安全区内我们总部附近设了一个大米销售摊位。这样我们暂时可以从极度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米尔斯牧师带我造访了美国大使馆，把我介绍给了阿利森先生。我们迄今对一再发生的日本士兵的罪行，每天都向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阿利森先生答应，只要涉及此类抗议，他会继续协助我们的工作。
1月11日
上午9时在宁海路举行难民收容所全体所长会议。有20多人出席。菲奇和我发表了讲话，表扬了全体管理者，我们自己也受到了赞扬。因为会议要开几个小时，要讨论下一步的工作、卫生设施的改善、自治委员会的接管和其他许多问题，我退了场去造访英国大使馆，在那儿我遇到普里多—布龙先生、陆军上校洛维特·弗雷泽、罗森博士、阿利森先生和许尔特尔先生。根据询问，这3个大使馆的全体先生都表示愿意接受我们就日本士兵的罪行每天作的报告，并向日本大使馆或向他们自己的政府递交这些报告。这对于我们委员会来说是大大地减轻了负担。如果这些大使馆不断地提出抗议，秩序也许很快就会恢复。
下面是一篇关于王兴龙事件的备忘录。一个通过某些关系为我们工作的前中国军官，被他的同胞出卖给了日本人，接着日本人逮捕了他。遗憾的是，一所美国大学的一批无辜的职员也遭逮捕。国际委员会由此陷入极大的困境。解救这名军官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至少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挽救其他完全无辜的大学职员的生命。事情变得复杂了，因为人们还发现了埋藏的武器。
关于王兴龙事件的会议备忘录
南京，1937年12月31日14时30分
与会者：
许传音博士先生，住房委员
吴国京先生，住房委员会第六区主任
M．S．贝茨博士先生，金陵大学救济委员会主席
刘易斯 S．C．斯迈思博士先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
1．许博士指出，他不对区主任承担责任，这些区主任自行雇佣助手。
2．第六区主任是一位姓吴的先生，他对王兴龙并不很了解，但这两人来自同一个省，并且在王成为住房委员会成员时就相识了。蚕厂前厂长任则青(音译)由吴的父亲雇佣。他不是很能干，因此请这个王兴龙帮助他。
3．王以前是市警察局督察，这点吴是知道的。
4．前面提到的任嫉妒王，并把事情报告给了日本宪兵队。任今天还住在蚕厂。
5．吴称，埋藏武器的不是这4个人，但王却告诉日本士兵是这4个男子干的。
6．贝茨博士说，据在这份中文文件上签名的男子的陈述，有一个叫林常(音译)(吴打断他说是陆常)的人以前到过那里，他因钱的事情同王有分歧，后来跑到日本人那儿去了，昨天又把其妻子从蚕厂接走了。此外，田中先生昨天还向他说过，这个王还在收容所强奸过妇女。但这点被吴否定了。
7．许博士询问我们的态度，贝茨博士告诉他，如果王以前是军人，我们就不能干预，因为这样的事件涉及军事事务，再说王是以外来人的身份到我们这儿来的。但我们(大学委员会)愿意为那两个佣人提供担保，此外，也愿意为牵扯进此事件的其他难民提供担保。
8．许博士动身去向日本大使馆报告。
1月11日
今天，日本人中断了我们的大米供应。今天中午，我们为自治委员会进行的运输大米的工作停止了。下午，我还在办公室的时候，日本宪兵到宁海路5号我们的总部搜查。据说是寻找一包被一个难民抢走的旧衣服，这包衣服几天前有人从他那儿拿走了，并且藏在我们总部总干事菲奇的办公室里。今天下午我们总部所有的房间几乎都敞开着，只有菲奇的房间例外，这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在他们将要把门撬开之前，克勒格尔来了，他让人取来了钥匙并当即把这包衣服交了出来。日本宪兵的态度令人不可思议。假如他们温和地要求进入，这包衣服也会立即交给他们的，实在用不着为此事包围整个总部。宪兵按照命令从四面翻越院子围墙，并且发现了我们存放在院子里的汽油和柴油储备。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些储备转移到安全地方以免被他们拿走，因为我担心被没收。看来有人想把上面描述的这件事情制造成“一起事件”，因为衣服是被一个中国难民抢走的。我还得同大使馆取得联系，以确定我应该对这起宪兵侵犯事件持什么态度。我们可是不知道何时会有第二步，结果如何。
纵火还在继续，北面有一所房子在熊熊燃烧。19时，在回家的路上，我的汽车被一个日本岗哨拦住，但当他认出卐字旗和我的党徽时，我的汽车立即被放行了。
今天下午，被日本人于12月13日解除武装的中国警察厅由自治委员会接管。
1月12日
一个月前的今天，南京落人日本人之手。被枪杀的那个中国士兵还没有被掩埋，被绑在一张竹床上，陈尸于离我的住所约50米的街头。早上7时，波茨坦广场(新街口)附近两所房子燃起了熊熊大火，这是日本人惯常的用来暖手的晨火。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如果火不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点燃，我们就感谢造物主了。
我造访了德国、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同罗森博士先生、阿利森先生和普里多-布龙先生讨论了昨天我们的总部被搜查一事。他们同我在下面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没有事先通知有关大使馆或者在没有大使馆的一个成员的陪同下，日本宪兵是不允许闯入欧洲人的房屋的。在提出要求方面，我比贝茨博士走得还要远些，他的观点写在下面这篇备忘录里。
今天下午城南发生了新的纵火案，又有一些中国人被杀害。我们向各个大使馆报告了一起特别可怕的事件。在这期间所有大米销售都停止了！既不允许我们往安全区运米又不允许运煤。日本人在安全区内张贴了告示，要求安全区的难民返回他们的住所。住所被烧毁了或者被洗劫了，这并没有被考虑到。
为了同日本人友好相处，我想出了一个计划。我想解散安全区委员会，成立一个国际救济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也应有日本代表。我是否会成功，还要等着看。这个建议首先必须同安全区委员会成员和3个大使馆的官员们讨论。
对抄家、没收和恐吓的态度的建议
我提出以下建议供批评和讨论：
这些建议是根据处理有关中国人的事件的经验提出的，这些中国人或者同美国人或美国机构存在有直接的雇佣关系，或者服务于在美国辖区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这方面的基础是合同、历史事件和习惯法，习惯法允许外国人雇佣中国人并利用他们的劳动而不允许来自第三方的干预和恐吓的发生。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日本当局，近几年特别重视维护这些原则以防止对他们自己的职员产生压力。
1．我们承认有权力在我们的辖区进行被授权的和有秩序的抄家，尤其是如果在这样的抄家之前或同时对理由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2．我们不想保护作恶者免受对其行为结果的惩罚，也不想干预对居民进行合法的军事或政治的检查。
3．我们抗议违法地、没有理由地或强制性地闯入我们的辖区和房屋。
4．我们抗议任意干预我们在我们美国的辖区合法地建立机构或企业，也抗议强迫拉走我们的中国助手或者对其进行恐吓。
如果上述最后两个建议在深入的研究之后证明是有理由的，那么在处理可能发生涉及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中国人员的事件时，可以把这两个建议作为积极的建议和要求一并加以考虑。
签名：M．S．贝茨
1938年1月12日
事态报告
188)今天早上，两个按照规定由日本人登记了的中国人(马和殷)动身前往地处汉西门的马的住房去探望马失明的母亲。邻居告诉他们，她被日本兵打死了，他们看到的是她的尸体。在返回安全区的路上，他们被日本士兵拦住。日本士兵抢走他们的衣服，然后用刺刀戳他们，并把他们扔进了一条沟里。但是这两个中国人只有一人死了，另一个人苏醒了过来，爬出了沟。看到这一情形有同情心的同胞给了他衣服，因此他得以回到蚕厂。朋友们用一张床把他从那儿抬到了我们总部。菲奇先生张罗着把他送进了鼓楼医院。(受伤者向吴先生报告)
注意：这是想重返住所的难民对遇到种种困难的一系列抱怨中的又一个抱怨。
1月13日
委员会其他成员不同意我把安全区委员会改组成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建议。他们认为我们的安全区委员会事实上得到了日本人的承认，他们担心一旦我们自动解散老的委员会，人们可能会对我们完全不予理睬。我当然服从多数，因为我们必须无条件地一致，尽管我认为，我的建议是为同日本人在友好的基础上共处并得到我们大家都希望的结果，即为防止难民饿死和使城市恢复和平与秩序，指出了唯一的出路。
通过英国海军的传递，我收到了上海西门子洋行的一份注明日期为1月10日的无线电报，让我处理完这里的商务尽快同韩先生一起去上海。明天我将予以答复，目前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这座城市。克勒格尔曾多次企图从日本人那儿获得许可去上海，但到目前为止每次都被拒绝了。
罗森博士和克勒格尔为了看看施梅林在阵亡战士孤儿院附近的住宅和埃克特博士在孙中山陵园地区的住宅，去了城外。两处住宅在12月28日虽然遭到抢劫，但还算完好。可今天被证实，两栋建筑在此期间被烧毁了。在返回的路上，上述两位先生(乘坐罗森博士的大使馆公用车)被由福田陪同下的日本军官拦住。罗森博士和日本人之间开始了一场热烈的谈话。日本人想知道他为什么在城外逗留，就是说他为什么不服从日本军方的命令。(您为什么不服从日本军方的规定？)罗森博士回答说，他从没有许诺过服从日本军方的命令，作为一名外交官，他要求能够从事自己的事务，尤其是因为他准备查实在南京的德国人财产被日本人毁坏到了何等地步。日本人要求罗森博士写一份与此相应的书面声明。罗森博士返回后把这起事件电告了上海，我急切地等待着结果。有机会斯迈思博士也要就昨天警察对我们宁海路总部的袭击事件向上海报告。
英国海军电报，上海拍发：上海，1938年1月10日接收：南京，1938年1月13日菲舍尔·菲利普斯德国驻南京大使馆转拉贝西门子洋行南京办事处
结束商务事宜，同韩速来上海。
拍发：南京，1938年1月13日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的回电：拉贝致西门子洋行(中国)
对于您1月10日的来电回复如下：目前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均不允许离开南京。
罗森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1月13日致自治委员会南京鼓楼新村1号
因为我们停止了用救济基金储备向前南京城市管理部门为维护秩序而派给我们的警察提供大米，我们在此把有关人员的名单寄给贵方。该名单和我们原先得到的档案名单一致。这份名单包括了奉命履行这一任务的全部警察的姓名。
我们希望，贵方可以在贵方新的管理部门使用这些警察。
衷心地祝贵方为南京居民的幸福作出的努力取得良好的成就。
您忠实的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
秘书
1月13日，下午4时
国际红十字会在鼓楼医院举行的会议上作出规定，对于送到医院来的病人以及由红十字会介绍来的病人是否应给予免费治疗，将由麦卡勒姆决定。前一段时间，约翰·马吉先生送来的免费病人大多，其中有一名妇女，送到医院的时候人们说她身无分文，但是在换床单的时候却在她的床上发现了300元钱。在我的提议下，1月份红十字会提供鼓楼医院5000元款额用于免费治疗病人。而上个月我们从国际红十字会的款项中付给鼓楼医院的钱约为9000元。
张(国珍)的妻子经治疗已基本痊愈，可以出院。我们用汽车送她回家。张把他上月的薪水计30元全部给了医院，所差的款额我支付了。
自治委员会的吉米·王告诉我们，日本人提供给他的1万元全是日本军用钞票，甚至连日本商人都不肯收。原来答应给的1万袋米他只拿到1000袋，仅够用半天。
1938年1月6日上海《新申报》的文章译文：
南京苏维埃大使馆发生灾难性大火。共产党人的秘密计划大暴露。共产党人为了销毁自己抗日运动的文件证据，纵火烧毁自己的大使馆。
1938年1月1日上午11时，驻南京的苏维埃大使馆突然起火。所有建筑物都浓烟滚滚，火焰冲天，一直延续到下午4时。1月2日下午又烧了一次。整栋使馆楼被烧毁，使馆官员们的住房也完全被烧毁。邻近的居民谁都无法对这次失火提供详情。但是我们的南京通讯社的代表们还是从各个方面了解到一些情况。该大使馆的围墙特别高，人们不易攀越。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时，立即主动提出为该大使馆提供保护，但却遭到大使馆官员们的严词拒绝，他们称他们自己会负责保护。失火前的好多天，有人发现中国人不断出入大使馆这些楼房。夜里这些房屋有时特别明亮，给人的印象是在发出灯光信号。在火灾废墟中还找到了弹药箱。若是考虑到从调查中得出的种种事实，那么毫无疑问，大使馆内人员来往和物资搬运都是为了实施秘密计划和从事秘密活动。在此情况下，估计他们是担心，大使馆慢慢地会变得不那么保险了，因此宁可把所有房屋连同其危险材料付之一炬。只要人们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最近已决心全力支持持久的抗日保卫战争，并为此使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对前面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儿我们只提一句流行的话：“日本人的纵火导致饥饿的民众穷困潦倒，流浪街头。”
这就是他们别有用心的骗人把戏。他们也散发反日的传单，目的在于挑起日本与其他国家间的不和睦。
1937年 11月中旬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南市后没几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也在那里纵火烧了一批房屋。他们总是采用这种方式。在松江、嘉兴和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纵火烧毁苏维埃驻南京大使馆又是共产党人卑鄙行径的一个例证，他们没有其他损害日本军队的办法。
以上为 M．S．贝茨匆匆所译。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搜查记：
1938年1月11日，当我在下午2时左右到达宁海路5号我们的总部时，我发现总部整个区域已被日本士兵包围起来，大楼内也有许多日本兵。一个会说法语的日本军官告诉我，他正在寻找一包衣服，它是几天前住房委员会第六区任先生送交我们的。这军官已经搜查过其他所有房间，正等着菲奇先生办公室的钥匙。佣人拿来钥匙后，我们大家都到菲奇先生的办公室去，找到了那个军官所要的那包衣服。那个军官要我给他写一张转交衣服的证明。我写的证明如下(从英文译为德文)：
兹证明一个内有中国人衣服的包裹已由任先生交给我们。按照任先生的说明，该包衣服是难民们抢来的，后来被没收，并交到宁海路5号我们办公室。
签名：克·克勒格尔
这张证明是当着日本陆军宪兵队一名宪兵的面写的。
签名：克·克勒格尔
任先生给我一份中文清单，说是里面的东西全都列在单子上。当时我没机会查看这份清单，那位军官和日本士兵们旋即在任先生陪同下离去了。
我查问这件事时，我们总部的人告诉我，日本兵早在12时半就开始包围我们的总部，随后有四五个士兵冲进房子，没有询问屋子里的佣人，也没有取得租住户拉贝先生的许可，就搜查起所有的房间。门房问日本兵要干什么，回答是他们要寻找坏人。因为士兵们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就走了。
下午1时30分，那个军官又带着士兵回来重新包围了整个总部，并指挥士兵翻越围墙，再次搜查屋子。这次也没有征得拉贝先生的同意，对佣人也不理不睬，只在门房处打听许博士在哪里。当一个佣人回答说许博士不在时，他几次被打；当佣人提出要去找一位外国先生来时，他们回答说不愿跟外国人打交道。因此佣人请人去自治委员会把王承天叫来。我下午2时到达时他刚到。
菲奇先生对此说道，这包不明不白的衣物是按许博士的指示于三四天前交给我们总部的，因为这包东西是一个难民抢来的。
签名：克·克勒格尔
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1月14日
尊敬的阿利森先生：
谨寄上我们安全区卷宗的另一份文件(我们致福田先生信函的副本)，即在此以前我们就向南京市民供应粮食和燃料事宜所进行的历次谈判的情况汇总。我认为，您昨天晚上对里格斯先生提出的关于我们燃煤的消耗量的问题由此也可得到答案。
我们对燃煤的需求量(12月30日的需求量——卷宗Z23)共计为：
用于粥厂600吨软煤(每天10吨，2个月用量)；
用于大学医院50吨软煤(此外还有现在需要的50吨硬煤)；
用于市民家庭1000吨煤(软煤和硬煤)。
这和我们现在列出的2000吨需求量大体相符。当然，市民私人的需求量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可以根据粥厂的用煤量进行估计，即一吨米需用一吨煤。如果日耗量为113吨，那么两个月约为8000吨。不过也要考虑到市民烧火不仅用煤，也用其他多种燃料。)
请您不要对福田先生提及您收到了附上的信函副本，但您可以利用信中通报的内容。福田先生的表现很友好，在这件事上很配合，并且答应今天下午就和军事当局就此事进行磋商。我们不打算在信中提出任何要求，只想明确指出我们的需求量是多少。
顺致友好的问候，衷心感谢您的帮助。
您非常忠实的
签名：L．S．C．斯迈思
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1月14日致福田德康先生日本大使馆南京
尊敬的福田先生：
12月21日我们委员会几位委员曾提请日本当局注意，目前供南京市民用的粮食和燃料储备量不足，并恳请有关当局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控制局势。12月27日我和福井先生就此事进行讨论，我特别就我们的米和煤的储备做了说明。福井先生回答我说，日军管理部门倾向于把分配大米的工作交由自治委员会办理；但他同时也表示愿意帮助我们设法搞到粥厂用的煤。后来只有一家煤栈供煤给自治委员会用于救济目的。我们于12月27日去查看了这家煤栈，当时它有550吨煤。但在这期间其他方面从这煤栈运走了几批数量较大的煤，因此只剩下100吨煤可供给我们的粥厂。
正当我们和福井先生谈判时，负责这期间日军军需处的T．石田少佐主动向我方施佩林先生提出，他可以出售给我们较大数量的米和面粉用于救济。后来我们的克勒格尔和施佩林先生从石田少佐那里得到5000袋米和1万袋面粉的供货发盘，我们随即在1月7日向他订购3000袋米和5000袋面粉。石田少佐先生还答应卖给我们600吨煤供我们的粥厂使用。然而3天后克勒格尔先生为了大米的交货事宜去找石田少佐时，他得到的消息是，他们既不可以卖米和面粉，也不可以卖煤给我们，因为全部赈济事务必须由自治委员会办理。
1月8日，自治委员会告诉我们，日本人已经提供给他们1250袋大米，用于在安全区以外的地区免费分发，同时还提供了1万袋大米，用于出售。自治委员会请求我们协助他们运输这些储备粮。我们于1月9日即星期日立即采取必要的准备措施，并在星期一上午派出了5辆卡车。这时，自治委员会获得准许，可以把原先规定免费分发的1250袋大米用于出售，并在以后提供的1万袋总数中提出同等数量用于免费分发。1250袋米在2天内运完，大米刚到就销售一空。当我们派出的监督和执行运输人员在1月12日提取另外的1万袋米时，他们却被告知，这期间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根据此项命令，每3天提供10O0袋米。光为谈判此事就白白花去了2天时间。
昨天也就是1月13日，我们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我在12月27日告诉您的煤栈全部存煤本来是用于市民需要的，现在要么已被运走，要么已被烧掉(这7家煤栈12月27日的存煤有2000多吨)。
我们非常愿意在对没有其他援助来源的市民进行救济方面同您和自治委员会合作。下述事情就是我们对您表现诚意的证明：我们于1月10日根据自治委员会的建议关闭了我们的米店，并于同日用我们的卡车帮助该会运回日本当局提供给它的米。我们的粥厂和难民收容所没有从中得到过一袋米。
我们听说，经贵方登记的人口共有16万，其中不包括10岁以下的儿童，城里有几个地区甚至连年长的妇女也不包括在内。因此，城里的市民总数可能有25万～30万人。按正常口粮供应这些人，每天需要2000担米，即1600袋。由此可见，您所配给的每3天1000袋米还不到所需量的三分之一。直至今天，大部分市民仍然靠自己带来的存粮生活。但这些存粮不久就会用完，因为从1月1日起大米交易数已经急剧上升。因此应当立即采取预防措施，使市民每日至少能够买到1000袋米，并尽快将供米数量提高到每日1600袋。
此外，应该提供更多的面粉和2000吨煤以及其他燃料，以满足购买者一两个月的需要。时至冬季，为了使市民免遭更大的痛苦，有必要采取深思熟虑和切实有效的措施。
因此我冒昧向您提问：以前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出于何种原因被取消？或者说，此事目前的情况如何？市民必须吃饭。若是不给他们米，不给他们烧饭用的燃料，他们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恳请您尽快与军事当局作出安排，长期供应市民足够数量的米和燃料。至于米和燃料是通过我们委员会还是自治委员会进行分配，这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委员会只希望市民能够买到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和燃料。我们认为，当前值得推荐的做法是通过商业买卖进行。
最后我还要说明，我们委员会对贵方关于如何改进我们工作的任何建议都将十分感激。
衷心感谢您在这件事上不辞辛劳的帮助，顺致友好问候！
您十分忠实的．
签名：约翰·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1月14日
凡是最近一个月内在这里逗留过的人，对报纸上俄国驻南京大使馆失火的那篇报道就无需讨论了。——谁要是看到过日本士兵在这里烧毁了一栋又一栋房子，就决不会相信那篇报道；谁要是像我一样看到过日本兵将近2O次翻越自己院子的围墙，若是有人对他说无法进入正在燃烧的俄国大使馆，是因为围墙太高了，他就会忍不住笑起来。
关于前面提到的日本宪兵在我们委员会总部进行搜查的报告，以及克勒格尔的那篇正式报告，我们把它要来作为新闻报道的材料。由于我们的无线电电报发送要靠英国大使馆的“蟋蟀”号炮艇，而英国大使馆又顾虑重重，最后我们只得放弃发表这篇报告。
福田先生今天收到了前面那封关于供应难民米和煤的信件。我们希望福田能够帮助我们实施该项计划。只要难民能够有吃的，计划如何实施都是一样的。
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上海1938年1月3日致约翰·拉贝西门子洋行(中国)经理
亲爱的拉贝先生：
首先祝您新年万事如意！您的确度过了一个动荡的时期，经历了各种事情。我祝愿您身体健康。我们很想听取您的意见，您是否还打算长期留在那里。我最近和鲍尔博士先生(礼和洋行)谈过，他也认为在那里长期待下去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我们原先的想法是您应当及时，即在沦陷前，离开南京去汉口，以便与政府各部门继续保持联系。我们为此曾3次拍电报给您。普罗布斯特博士先生目前正在香港，我曾询问过他，是否可以让您驻香港。一旦我得到答复，即设法通知您。我不知道您的住房设备情况，但我估计您早已把您的东西包扎好。有否可能把您的东西转移到大使馆去(假使还没有这么做的话)？至于到上海来一趟，现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也许迟早可以安排的。
我们请求您，如有可能，尽快给我们一个消息。
顺致最良好的问候
您的
签名：W．迈尔
(南京收到时间是1938年1月14日。——拉贝)
德国总领事馆上海1938年1月11日致约翰 H．D．拉贝先生西门子洋行(中国)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办事处转交11121/37
亲爱的拉贝先生：
首先我感谢您去年12月28日的来信，我把信的内容转告了那些房屋未遭破坏的主人们。
我希望您在南京经历了艰难时期之后不久能来上海休息一下。下面这封电报使我增强了这种希望：“结束商务事宜，同韩速来上海。”
这份电报是我根据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的请求发出的。
我希望不久就能听到您亲口讲述更多的情况。
致以最良好的问候
您忠实的
签名：菲舍尔
约翰 H．D．拉贝南京1938年1月14日第979号文件／卷12上海理事会文及：W．迈尔经理先生1938年1月3日的电报
您的上述电报经过德国大使馆的转递，我已于今日收到．特此确认。收到您要我到汉口的消息时，已经太晚了，德国人早已经乘坐“库特沃”号船前往汉口去了。此外我认为，在危难的时刻不抛弃逃到我这里的中国职员，如韩先生一家和其他装配工，是我应尽的职责。在回答您上一份电报时，我就已经告诉过您，我担任了此地成立的国际委员会的主席职务，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组建一个安全区，为20万中国平民提供最后的避难场所。日本人以中国高级军事人员及其参谋部一直到最后(也就是说到撤离南京前)都驻扎在安全区为理由，拒绝给予安全区以全面的承认，所以安全区的组建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真正开始受难是在轰炸以后，也就是说是在日本人占领城市以后。日本军事当局像是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控制权，军队在进城后抢劫掠夺达数周之久，约有2万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奸，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这其中也有43名电厂的工人)惨遭杀害(用机枪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已经算是人道的方式了)。他们还肆无忌惮地闯入外国侨民的房子，60处德国人的房子中，约有40处遭到不同程度的抢劫，4栋被彻底烧毁。整个城市约有三分之一被日本人纵火焚毁，时至今日，纵火事件还在继续不断地发生。城市里没有一个商家店铺未遭到日本人的打砸抢。整座城市，被枪杀的或被其他方式处死的人暴尸街头，随处可见，日本人甚至禁止我们殓尸安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离我房子约50米远的地方，那具被捆绑在竹床上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自12月13日以来就横在街头，距尸体仅数米远竟有一个日军岗哨。许多池塘里漂浮着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尸体，有的里面竟多达50具。
委员会设立了粥厂和米面分发点，到目前为止我们以此还能养活涌进安全区的20万南京居民。但是现在日本人下达命令，强迫我们关闭粮食销售点，因为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想要接管救济难民的工作，而且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迫使难民离开安全区，返回自己的原住处。前面已经提到过，安全区以外的城区里没被损坏的房子已经所剩无几，所以难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该投身何处，更何况仍然不时有日军士兵在街上烧杀劫掠横冲直撞，难民们见到他们就害怕。我们委员会尽力希望能和日本人以及由日本人新成立的自治政府达成谅解，起码要保证难民的粮食供应。另外，如果日本人以及新的自治政府能接管我们的工作，我们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而且我们希望越早越好！一旦市区内恢复了秩序，当局准予我离开南京，我将前往上海。到目前为止，有关此事的所有申请都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
在此我补上我的请求，请同意我在安全区委员会解散之前留在南京，因为几个欧洲人的去留实际上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仅仅在我的房子和院子里就有600多名赤贫阶层的难民，自12月12日夜晚以来，他们纷纷逃到我这里躲避兽性大发的日本匪兵的污辱和杀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住在院子的草棚里，靠每天的定量救济粮生活下去。我们委员会总共管理有25个难民收容所，约7万名难民，其中的5万人必须要靠我们的救济过日子，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您可能很难想象出这里的情形。攻占南京前，日本人对南京进行了数月之久的狂轰滥炸，但是，这同占领城市后日军造成的苦难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自己也感到不可理解，我们怎么能安等地活到今天。请求您不要公开这封信，因为这样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委员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