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下关的人口已经开始疏散。成千上万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进我们这个所谓的“安全区”，街道上比和平时期活跃了许多。看着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们在街上漫无目标地流浪，真是催人泪下。那些还没有找到落脚处的人们，在寒冷的黑夜来临时，一家老小就躺在房子的角落里睡觉，还有些人甚至就躺在露天大马路上。我们紧张地为安全区的建设工作着，但遗憾的是总是有军方人员的干扰。他们还没有撤出安全区，而且看样子好像也不急于撤出。在周围城郊，人们烧毁了房子，然后把难民送到我们这里来。我想人们可能觉得我们愚蠢得要命，因为我们开展大规模的救助活动却什么也不图。有几个外国人认为，中国的所有抵抗都只是做做样子，他们只想打一场给别人看的战役，为的是不丢面子。但是我的看法不同，我担心的是，守城的唐将军可能会毫不留情地献出他手下的士兵和平民百姓的生命。在中国，几个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中国每年都有大约100万人死于饥荒或洪水。
我现在要开一个换钱银行，零钱太紧张了。两位和我要好的中国政府官员答应向我提供帮助。
英国文化协会的建筑物已经对难民开放。从今天晚上起，我们今后的新闻发布会就在我们的总部宁海路5号举行。
我们大家都已经近乎绝望了，中国的司令部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中国士兵把我们刚竖起不久的界旗拿走了不少。安全区要缩小，人们需要空出来的地方构筑火炮阵地和防御工事。这样一来，我们原来的计划就会告吹。如果日本人听到了风声，就会毫不留情地对我们进行轰炸，那么安全区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危险区。明天我们必须对安全区的边界再作一次检查。我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背信的行为，因为中国人早在11月22日就已经正式承认了安全区，而且是在接受了安全区以后我们才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通知了日本人。
M．S．贝茨博士(金陵大学)致约翰·拉贝先生的情况通报
1937年12月8日
今天早上中国士兵出现在汉口路小学和旁边的房子里，以及金城女子工业专科学校。
在何应钦公馆后面的徐府巷2号也有一个武装的中国岗哨。
此外在陶谷新村也有许多中国士兵，这批士兵今天早晨运进来了较大数量的大米储备，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士兵将会很快离开安全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房子有3号、5号、8号和10号。
签名：M．S．贝茨
供中国报界专稿 1937年12月8日晚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周工作回顾：
8天前，也就是1937年12月1日，市长马先生来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要求委员会承担管辖安全区的全部责任，现将他信中所要求的内容附录于后。他此外还请求委员会任命一名欧洲人为总于事，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菲奇先生担任这一职务。杭立武先生在和中国当局就安全区的谈判中给委员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菲奇先生任命杭先生为副总于事。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菲奇先生任命：
韩湘琳先生为粮食委员会主任；
许传音为住房委员会主任；
沈玉书牧师为卫生委员会主任；
爱德华·施佩林为总稽查；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为财务主管；
系主任汤忠谟先生为中方秘书处主任。
除了几名勤杂工和司机外，委员会及其全体成员，自愿并且无偿地从事自己的工作。
马市长请求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调拨给委员会2.1万袋米和2万袋面，以缓解这里的困境；同时为了弥补支出，划拨10万元给委员会，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收到了其中的4万元。为了将储存在城外的米面运进来，粮食委员必须拥有一支机动的车队，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一点很困难(注：城郊正在燃烧)。到昨天为止他一共筹集到了12辆车运进了6300袋米(相当于7875担)。面粉目前还运不进来，不过粥厂用的煤和500袋盐已经有了保障。遗憾的是，应急用的煤已经不可能再得到了。我们的粮食委员每天都运进了米面，这每一天都是一场胜利，这在今后的艰难岁月中将起到很大的作用。鉴于储备仍然不够，我们请求所有的囤积有粮食和燃料的商贩尽快将物资运到安全区来出售。此外还有必要再次指出的是，委员会希望商贩们以能够接受的价格出售商品。
住房委员会在上周详细了解了区内所有可供使用的房屋情况。如果区内的私房主以及私房的租户能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慷慨和爱国，与朋友合住，或者将房子以和平时期的半价出租，那么我们估计，安全区内有足够的房子安置市内剩余的居民。
昨天的报纸已经公布，公共建筑物和学校留给最贫穷的人使用。调查表明，如果每人需要16平方英足的面积的话，这些建筑物可容纳3.5万名贫穷的难民。区内的几乎每一所学校都随即自愿慷慨地同意将建筑物用于此目的。在上一周这些学校已经为安置贫穷的难民作好了准备。
这些建筑物何时对穷人开放，将会尽快对外公布。目前这些房子的主人还未获准接纳任何人。
如昨天所通告，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已经自告奋勇地在区内成立了粥厂并且已经开始了积极的筹备工作。此外红卍字会还将负责安葬那些不幸在区内死亡的穷人。大学医院(鼓楼医院)位于区内，负责承担病人的治疗和护理工作。目前该医院只拥有数量很少的医生，为此请求所有目前还在城里的医生，自愿为鼓楼医院提供服务。
沈牧师先生正着手在区内建立负责卫生设施的组织。由于缺乏工人，因此在这方面也有不少困难。
12月7日下午4时，施佩林先生开始竖立区界旗，并在12月8日上午结束了这项工作。
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正撤出安全区。宣布安全区为非军事区的通告近期将会正式发布。
以第一区警察局方局长和阎清鹏(音译)局长为首的警方，合作得非常出色。他们将看守安全区边界，并负责区内的治安。已经分配给安全区400名警察，他们将佩戴上有安全区标记的袖章。
由于在目前的紧急形势下没有其他出路，所以国际委员会只有非常不情愿地承担了由马市长转授的负责安全区行政管理工作的责任。一旦困难时期过去，委员会承担的责任也将随即停止，并将应南京市政府的请求将这种责任归还给市政府。
马市长请求委员会接管安全区行政管理的信函全文如下；……(中文信函现保存在南京国际委员会档案材料中)
12月9日
空袭从一大清早就持续不断。中国的飞机已经不再来这里，但是高射炮还在射击。城南落下了大量的炸弹，可以看见那儿升起了巨大的烟柱，一场大火正在南面蔓延。我们仍然忙着将大米从城外运进来，遗憾的是我们的一辆卡车损坏了，我们的一个卡车搬运工失去了一只眼睛，被送进了医院。委员会将负责照料他。剩下的美国人以及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罗森的两个随从)也上了船。但他们又表示，如果“空气不紧张”，今天晚上还要上岸来参加新闻发布会。
另外一辆卡车的押车员从南门回来时惊恐万状，南城门遭到了轰炸。城门的守军开始不放他们出城，后来通过协商还是同意了。当这辆车从城外返回的时候，全体城门守军，共40人已全部被炸死。
下午2时，我和贝茨博士、施佩林、米尔斯、龙和参谋部的一位上校巡视了唐将军不满意的安全区沿线(西南界线)。从山丘的顶上我们可以看见被火光和烟雾笼罩的城郊，中国人为了将那里辟作战场把房子都烧了。我们发现，在安全区西南界内有一排高射炮阵地。就在我们巡视的时候，3架日本轰炸机掠过我们的上空，距我们约10米远的高射炮阵地进行了猛烈的射击。我们都卧倒在地上，扬起脸朝上观察着高射炮的炮火。可惜的是炮火总是打偏，或者应当这么说，幸运的是总是打偏了。我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上面会有炸弹投下来，但是我们很走运，日本人越过扬子江朝浦口飞去了。
上校在安全区的界线的问题上不肯让步，于是我威胁说要甩手不干，并说我将致电元首，由于唐将军的失信，难民区无法继续存在。上校和龙先生忧心仲仲地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拿定主意，走出重大的一着，当然对这一着棋我们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我们想再面见唐将军一次，力争说服他放弃对内城的保卫。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唐将军竟然表示同意，但条件是我们必须征得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同意。我和米尔斯牧师，还有贝茨博士在龙上校和一名士兵的陪同下来到了美国炮艇“帕奈”号上，通过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发出了下列电报：
致美国大使馆——汉口 1937年12月9日
国际委员会从卫戍司令唐生智处得到许可传递以下电报中所涉及的内容。唐将军请我们通过您将一号电文传给最高统帅蒋介石。二号电文我们将通过艾奇逊先生传给东京和上海的日本当局。请将该建议内容通知其他大使馆。国际委员会希望这些建议也能得到这些大使馆的同意。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以下是电文)
一号电文
在国际委员会能成功地得到日本军事当局在可能的情况下放弃对城墙内南京城的进攻这一保证的前提下，已经在南京城设立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向中国当局建议，在城内不采取军事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建议南京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停火3天，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撤出。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委员会请求立即对此建议表态。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二号电文
在国际委员会能成功地得到中国军事当局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在城墙内南京城采取军事行动这一保证的前提下，已经在南京城设立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向日本当局建议放弃对城内的进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建议南京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停火3天，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撤出。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委员会请求立即对此建议表态。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我们从“帕奈”号上岸，穿过燃烧的下关回城简直不可思议。晚上7时，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前，我们刚好赶回家。我们听说，日本人在此期间，已经推进到城门前，或者是离城已经没多远了。我们可以听到南城门和光华门上的炮火的轰鸣声和机枪扫射声。路灯熄灭了，在夜幕中，可以看见伤员在街道上蹒跚，没人去帮助他们，已经没有医生、卫生员和护理人员了，只有鼓楼医院的几个正直的美国医生还在坚持着。安全区的街道上挤满了带着大包小包的难民。原来的交通部(武器装备部)已经对难民开放，仅仅一会儿的时间，里面就挤满了人。我们关闭了两个房间，因为在里面发现有武器弹药。难民中也有逃兵，他们扔掉了自己的军服和武器。
供中国报界专稿 1937年12月9日晚
安全区安全措施
1．战争期间没有任何地方是绝对安全的。
(即使在上海的国际租界也有1000多人死于流弹、高射炮弹片、炮弹片和日本飞机及中国飞机误投的炸弹。)
2．我们要记住，日本人从来没有保证过，不对我们的安全区进行炮击或轰炸。
3．日本人仅仅保证在安全区内不存在中国士兵和军事设施的前提下不蓄意进攻安全区。
4．为此我们紧急呼吁居民，空袭期间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瓦房同样也能保护不受高射炮弹片的伤害。)
5．一旦城市开始遭炮击或轰炸，只要可能人人都应当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
6．即便只是听到城里有步枪或机枪声，也应当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或以围墙作掩护。射击时，在砖结构房子里的人不应当停留在门窗旁边。
7．空袭、炮击、步枪或机关枪射击时，如果有人正好在街道上，而且无法很快找到安全的地方，如有可能，应当在坑里或围墙附近掩护自己。
8．如果在城内或周围地区爆发战斗，行人不应成群结队，而应尽可能散开。
9．伤员可以送到鼓楼医院，要救护车请拨打电话31624。
10．发生火情请打下列电话：
大方巷消防站：31058
鼓楼消防站：31093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2月10日
昨天夜里非常不安宁。隆隆的炮火声、步枪声和机枪声从昨天晚上8时一直响到今天凌晨4时。然后这种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渐渐减弱，到5时完全停了下来。我听说日本人昨天差一点就把城市占领了。他们一直推进到了光华门，据说那里几乎没有防御。中国的一个后备团没有及时补上，但是应当被替换下来的部队除了少数几个连以外都撤了下来。恰恰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出现了。在最后的紧要关头，赶到的后备部队经过艰苦的战斗才将敌人打退下去。今天一太早听说，日本人已于昨晚推进到了扬子江边的自来水厂附近。大家普遍认为，至迟今天晚上，城市将要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们决定公布昨天晚上发出的两份电报，但是开头章节不予公布，免得唐将军出丑。3名记者此刻正在努力通过美国炮艇“帕奈”号的帮助(艾奇逊先生)将这两份电报发出去。现在只有通往下关的城门是可以通行的，记者们要想把这条消息发出去，很有可能就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因为他们不像我们昨天晚上那样有军队掩护。
金大夫会讲德语，他表示愿意向委员会提供帮助。他手下领导有8所军医院，全部位于安全区以外，这8所军医院安置的全是轻伤员。据金大夫讲，其中大部分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自残致伤。金大夫想把重伤员安置到我们安全区来。这种做法原本是违反协议的，但是我希望日本人知道了以后不会因此而提出责难。我告诉金大夫去和鼓楼医院的特里默大夫联系，他是我们的卫生委员会方面的负责人。根据金大夫的说法，他能提供80名中国医生。我们是一点都不知道南京还有这么多的医生。当然如果真的有那么多，而且他们能到我们这儿来，那我们是很高兴的，人越多越好。在过去的两天里，城里已经有1000名伤员了。
约翰·马吉牧师打算在这里成立一个红十字会的欧洲分会。虽然他也有经费(黄上校给了他2.3万元)，但是却没有进展，因为没有得到红十字会总部的答复。而没有总部的批准，他自己显然不敢着手办此事，多么可惜！要是换了我，我是不会犹豫不决的。如果好事能成，何必要请示来请示去呢？反正到最后总会同意的。
我们紧张地等待着日本当局和蒋介石对我们电报的答复。城市的命运和20万人的性命处于危险之中。
安全区的各条街道上挤满了难民。许多人找不到合适的落脚处，仍然露宿街头。遗憾的是，我们不断发现，区内仍然有许多军事人员。我们和龙上校以及赵先生终于达成了以下协议：
1．唐将军明确承认安全区的五台山界线(西南线)。
2．龙负责粥厂的建设工作不会受到士兵的干扰。
3．卫成司令部的3名代表和委员会的3名成员共同巡视安全区，沿路遇到的每个士兵都将被逐出安全区。唐将军的3名代表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拥有全权将士兵逐出安全区。
韩先生报告说，下关的士兵要烧掉我们剩余的粮食储备，龙答应立即干预。我得到了一个可以进出城门前往下关的军方通行证。城东好像在准备战斗，可以听到沉重的火炮声，同时还可以听见飞机进攻的声音。五台山上的高射炮仍在向日本人射击，阵地确实位于安全区内。这实在是让人感到绝望！如果再不改变这种情况，我们的安全区就将遭到炮击，这无异于一场可怕的血腥大屠杀，因为区内的街道上挤满了人。日本人哪怕是只给一个肯定的答复也好！让人感到最为遗憾的是，无法将全部的真相告诉给留在这里的欧洲战地记者们！有些人必须受到谴责，因为将军事人员清理出安全区的保证始终没有兑现。今天早上我再次向这些人声明，我不愿意就这些事情讨价还价，更不愿意拿中国人的名誉当儿戏。之后他们是让步了，但是没有拿出行动。然而现在已经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我们大家都深感沮丧！从汉口美国大使约翰逊那里传来消息，他已经把我们的电报转交给了蒋介石，并且他本人也同意并支持我们的建议。同时他又发了一份秘密电报告诉我们，在汉口的中国外交部已经正式口头通知他，他们认为唐将军同意停火3天并从南京撤出部队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蒋介石已经宣布，他不会接受这类的建议。我们再一次确认了一下，我们没有弄错。龙和林在我们发电报时也在场，他们确认一切属实。据他们看来，最高统帅肯定会同意这件事的。可能是汉口外交部的某一个高官对此事提出了刁难，结果导致了我们的建议被拒绝。我们反复给蒋介石发电报，同时给在汉口的德国大使特劳特曼也发了电报，请求他在有关我们的建议上予以支持。现在已经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海军电台发自：汉口1937年12月10日14时文及：国际委员会和平建议序列：华盛顿国务院驻南京大使馆驻北平大使馆驻上海领事馆第24号——1937年12月10日11时南京电报号1026——12月9日18时
下列内容已于12月10日11时发给驻汉口外交使团：
美国大使于1937年12月9日夜间12时收到美国驻南京大使代办艾奇逊先生于下午6时发来的无线电讯。该电讯包含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分别致日本当局和中国当局的两份电报，就如何避免在南京城内的战斗及如何防止众多平民在战斗中不可避免的死亡提出了建议。委员会请求我将电报通过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和美国驻汉口大使馆转交给有关当局。现附上艾奇逊先生的电讯稿副本，供汉口外交使团传阅。
收到上述消息后，副本已经美国驻汉口大使馆递交给了汉口的中国有关当局。中国有关当局今天早上回复，该建议已经呈送给最高统帅部。一旦统帅部有回复，将会立即告知。
可以估计，1937年12月9日晚，该消息以同样的方式已递交给了东京和上海的日本当局。
我在此要指出的是，国际委员会紧急请求所有大使馆支持这项建议。美国大使已经代表自己通知了中国当局，完全支持南京国际委员会的人道主义建议，如果该建议能够完整地并且在军事指挥人员的计划下得到实施，他将表示欢迎。
此电原件传南京。
抄送北平、上海，经北平发往东京。
签名：约翰逊
海军电台发自：汉口1937年12月10日15时30分文及：国际委员会和平建议序列：华盛顿国务院驻南京大使馆驻北平大使馆驻上海领事馆第25号——1937年12月10日15时本人电报——1937年12月10日11时
我得到中国外交部口头但却是正式的通知，国际委员会认为唐生智将军已经同意停火3天并将中国军队撤出南京城内的估计是错误的。此外我还得到进一步的通知，蒋介石将军已经表示，他不能(我再重复一遍：不能)接受这项建议。
此电原件传南京。
抄送北平、上海，经北平发往东京。
签名：约翰逊
1937年12月10日电致美国大使约翰逊先生阁下汉口
机密！仅供大使本人阅
委员会在此明确确认关于唐将军表态的消息。此间总部坚信，如果蒋介石将军了解军事形势，他是会同意的。
签名：拉贝
主席
1937年12月10日电致德国驻汉口大使
奥斯卡·特劳特曼博士阁下：
本人作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已于12月9日将建议电告美国大使，诚挚地希望您能支持该建议。
签名：拉贝
1937年12月10日电报致最高统帅蒋介石：
国际委员会在此诚挚地请求将此消息转达给蒋介石将军：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欢迎停火建议。但由于唐将军必须奉命保卫城市，因此关于中国军队撤退的问题须交最高统帅决定。南京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因为军事行动已经流离失所，还有20万人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在此紧要关头，国际委员会冒昧地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望迅即接纳该建议。
签名：拉贝
主席
12月10日
中午，听电台广播说，如果唐将军不立刻撤出他的部队，日本人明天将对南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今天城市全天遭到了轰炸，玻璃窗被震得直响。紫金山上有几座房子在燃烧，城郊也仍在燃烧。我们难民区内街道上的居民们感到是那么的安全和保险，他们几乎不去理会那些日本飞机。上帝啊，如果哪一天人们发现自己的感觉是错的，也就是说遭到了日本人的轰炸，那么这个血腥的屠杀必定是毁灭性的！我一直在希望局势会朝好的方面扭转。日本电台报道说，南京将在24小时内被攻占。中国军队的士气已经明显地低落。首都饭店(城内最好的饭店)已经被军队占据。士兵们一个个在吧台旁喝得醉醺醺的，懒洋洋地躺在俱乐部的沙发上，他们要逍遥一下。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城市在一夜之间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到目前为止，看上去还不至于如此。外面静悄悄的，又有一批难民带着妻儿露宿街头。
12月10日
22时30分，据上海海员电台报道，南京今天下午已经被日本人占领。由于唐将军在中午12时之前没有将他的部队撤出去，所以日本人现在正在忙于将中国军队的残部清理出城市(肃清残敌)。当然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但是现在距离以前曾经提到过的“艰难的时刻”却是没有多远了。我和衣而眠。午夜2时30分的时候，响起了猛烈的炮火声，其间还伴有机枪声。炮弹开始可怕地从我们的房顶上呼啸而过，我让韩先生一家以及我们的佣人们进入防空洞，我自己则戴上了一顶钢盔，头“最为高贵”，一定要完好无损。东南面起火了，火光将周围照得通明，前后长达数小时之久。所有的窗户不停地发出铮铮的响声，建筑物在炮弹爆炸的轰鸣中以几秒钟为一个间歇有规律地发出颤抖。五台山高射炮阵地遭到了炮击，同时也进行了还击，而我的房子就在这个炮击区域范围内。南面和西面也开始炮击。对这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稍微有些适应了以后，我又躺到床上睡觉去了。其实根本睡不着，只是打个盹。
12月11日
上午8时，水电都停了。炮击还在持续。有时炮火声会稍微减弱一些，但紧接着又会重新开始。我们的金丝雀“彼德”好像很喜欢这个，它放开喉咙唱着，这金丝雀似乎比“乌鸦”更加镇定，我可没这份心情唱歌！安全区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已经不介意了，他们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实际上安全区并不“安全”，这里仍然有武装士兵，想将士兵清理出去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看来一个中国将军的话顶不了什么用！可悲呀！我们无法像原来计划的那样通告日本人：安全区内已经没有军队。
上午9时，安全区落下了第一批炮弹，地点在福昌饭店、世界剧场的附近，共有21人死亡，约12人受伤。负责管理该饭店的施佩林被玻璃碎片击中受轻伤。饭店前的两辆汽车燃烧了起来。另有一枚炮弹落在安全区内(中学)，炸死13人。一再有人抱怨中国军队没有撤出安全区。鼓楼医院前，而且是在安全区一侧正在构筑工事。执行这项任务的军官拒绝在街道的另一侧施工，他觉得医院一侧的沙质士丘更为合适。我和马吉开车去那里，打算平心静气地调解此事。在路上，我们发现士兵们正在山西路广场内挖壕沟。那些在广场边上形成一个尖角的房子被士兵砸开了，我亲眼目睹了门窗被砸开。为什么要这样，没人能给我解释！许多伤员从中山路上被抬过去。士兵们正在准备中山路的防御。那些沙袋做的路障、被砍倒的树木以及铁丝网等，对坦克车来讲几乎算不了什么障碍。我们和鼓楼医院前的军官交涉，他客气但却坚决地拒绝遵从我们的愿望。我在鼓楼医院给龙打了电话，请他立即和唐将军联系此事。
下午6时，参加下午6时新闻发布会的除了报界的代表外，就只有我们委员会的成员了。其他外国人要么上了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要么就上了“帕奈”号美国炮艇朝上游去了。斯迈思博士说，名义上隶属于我们的警察抓到了一个小偷，想知道该如何处置他。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在场人员的笑声，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考虑到，就连高级法院也要由我们来代理了。我们先判处这个小偷死刑，然后减刑为24小时拘役，后因没有拘留所，又将其释放。晚上8时，我把韩先生叫到面前，建议他携家眷搬到宁海路5号我们的总部去，那里的防空洞要比这里的好。此外我的房子距离五台山高射炮阵地太近，日本人现在已经把炮口对准了那里。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自己也应当搬过去，因为今天夜里日本人很有可能会发动猛烈的进攻。韩先生暂时还不想离开他的住处(他目前住在原来的德国学校)。明天他打算在住宅区找另外一套住房。我随之也决定留在自己的房子里。晚上9时起，城市遭到了炮击。但是进攻不久便减弱，接着出现了令人琢磨不透的沉寂。城市的西部火光冲天。
12月12日
我原来以为日本人可以在平静中接管城市，但这种想法没有得到证实。在安全区内仍然可以不断地看见佩戴黄袖标的中国军人，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就连警察佩带的也不再是手枪，而是违反规定地带上了步枪。看来不论是士兵还是警察都没人遵守唐将军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清理安全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早晨8时，炮击再度开始。
中午11时，龙和周奉唐将军之命来请我们做最后一次努力，签订停火3天的协议。在这3天内，守城部队撤退，然后将城市交给日本人(和原先的想法一样)。我们起草了一份新的致美国大使的电报、一封在电报发出前应由唐将军先行寄给我们的信件以及一份和谈代表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规则的内容是：和谈代表在白旗的保护下，在阵地前沿向日军最高指挥官递交有关停火协议的信件。施佩林毛遂自荐充当和谈代表。整个一个中午，我们都在等待着回唐将军那儿取那封必要的信件的龙和周。到了晚上快6时的时候，龙来了。他说，我们的努力已经没有用处了；对停火来讲，一切已经太晚了，日本人已经到了城门边上了。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悲哀，对这种结局我也从来没有悲哀过，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种最后努力的做法。事情很明显，唐将军想不经过最高统帅的批准便签订停火协议。在通知日本人时，“投降交城”这四个宇是无论如何不能提到的。在起草停火的申请或请求时，一定要让人觉得这个动议仿佛是由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换句话说，唐将军打算躲在我们的身后，因为他预料到最高统帅和在汉口的外交部会有严厉的指责，他害怕受到这个指责。他想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委员会及其主席拉贝的身上。这是我很不喜欢的！
下午6时30分，紫金山上的火炮在不停地轰击着，山的周围都处在电闪雷鸣之中。整座山骤然间置身火海，不知哪里的房子和弹药库被点着了。(这是一个古老的有关南京陷落的象征。有句民谚说：“紫金山焚则金陵灭。”)可以看见中国平民从南面逃过来，他们沿着安全区的街道奔向他们的容身之处。跟在他们后面的好几支中国部队声称日本人已经跟着他们进来了。但是这条消息不准确！从逃跑的部队的步态来看，最后几支部队是在悠闲地穿街走巷。由此可以判断，他们没有受到敌人的追赶。我们断定，这些部队肯定是在南城门或光华门遭到了敌人炮兵的猛烈轰击，惊慌之下四散逃走了。越接近内城，他们就越镇定。原先的狂奔乱跑现在变成了逍遥的进军。当然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总攻即将开始。
我告诉韩先生和总部的其他工作人员，我们得提前回去，免得中国委员的家人为他们在外的丈夫或亲人担忧。我自己和韩先生开始往回走，到家做些准备，以免我们因为炮击或轰炸而陷入困境。我在手提箱里放进了必要的洗漱用具，在必不可少的药箱里放进胰岛素、包扎用纱布等等。随后我让人把这些东西送进新挖的防空洞里，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防空洞比原来的要安全一些。我在皮大衣里又塞进了必要剂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备我在必须离家时用得上。我装满了东西，看上去像个圣诞老人，觉得行走很不方便，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是依赖胰岛素的。有一小段时间我有点忧虑，我还能带点什么走呢？我再一次走过所有的房间，又仔细看了一遍，好橡要和家里那些破烂东西告别似的。那儿还有几张孙辈们的照片，这得放进口袋。这下我装备完了。我很清楚，此时此刻是没有什么好笑的，但是临刑前的幽默毕竟还是占了上风——小丑，你笑吧！表演还在继续！快到晚上8时的时候，龙、周两位先生(林已经撤退了)到我这儿请求在我的住房里得到保护。我同意了。在我们回家前，两位先生在委员会的钱柜里寄存了3万元。
晚8时，全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
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我的朋友、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我们的财务主管，安全区的财政部长)来了。“克里杉(译注：对克勒格尔先生的呢称)，我的天，你来这儿干什么？”“只是来看看你怎么样！”他告诉我，主要街道中山路遍地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军服、手榴弹和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还有一件事，”克里斯蒂安说，“刚才有人愿意出手一辆尚能使用的公共汽车，只要20元，您说要不要？”“克里斯蒂安，都什么时候了！”克里斯蒂安接着说：“我已经和他约好，让他明天到我们办公室来。”半夜时分，炮火声有所减弱，于是我便躺下来睡了。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正在熊熊燃烧。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安置了30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晚上9时，龙先生秘密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9时～10时撤退。后来我听说，唐将军实际上在晚上8时就已经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乘船到浦口去了。同时我还听龙先生讲，他和周奉命留下来负责照顾伤员。他恳切地请我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存放在我这里的3万元只能用于此目的。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笔捐赠，并答应提供帮助，因为那些急需各种医疗救护的伤员们的苦痛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
我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12月13日
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心里感到很失望。炸弹又一次冰雹般地落下。日本人在昨天晚上只攻占了几座城门，他们还没有推进到城内。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建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成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一直计划成立一个红十字会。委员会的3个成员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确信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逃走了。于是我们迅速弄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敢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一样满地抛撤着丢弃的武器装备。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摆放着一堆不成形的东西，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有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
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到处躺着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推进的日本兵。这支分队通过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我们，日本军队的指挥官要过两天才能到达。见日本人是经新街口向北挺进，所以我们的车就绕过日本人的部队，快速地开了过去。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执行放下武器的要求，但当他们看到不远处日本人已经逼近时，最终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
我们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也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人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但是不知是从哪儿射来的。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是一名中国军官骑在马上拿着一枝卡宾枪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必须承认，从他的立场出发，他这样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经过考虑仍然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在安全区的边上发生了巷战，那么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毁，也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完全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除了被日本人当作战俘之外，不会有其他危险。那个朝我们射击的中国军官后来怎么样，我们无从得知，我只看见了我们的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夺下了他的枪。
回到总部后，我发现大门口非常拥挤，这里也涌来了一大批无法渡江撤退的中国士兵。他们都接受了我们缴械的要求，然后被安置到了安全区的各个地方。施佩林站在大门口，脸色非常严峻，他手里拿着毛瑟手枪，当然子弹没有上膛。他监督武器是否排放整齐，并清点数目，因为我们打算过后将武器移交给日本人。
我们担心日本人会驱散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袭扰或惩罚难民区内聚集的人群，因此发布了如下公告：
致难民收容所难民的重要通知
1．紧急呼吁所有的人尽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2．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
3．我们提请注意，难民区是专为难民设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难民区无权为中国士兵提供保护。
4．如果日本人来难民区检查或巡视，必须予以通行，不得向他们实施任何抵抗。
12月14日
我们分别用英语和日语草拟了一封信，准备面呈日本指挥官。下面是这封信的译文：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7年12月14日致指挥官先生
驻南京日本军队尊敬的指挥官先生：
请允许我们在此表达对贵炮兵部队的谢意，他们遵守纪律的行为使得安全区幸存。为了维护中国平民的利益，我们想就未来的计划安排与您取得联系。
国际委员会已经承担了在安全区安置滞留城中的中国居民的责任。米面已有储备，可暂时接济难民。委员会还同时接管了安全区内的中方警务管理工作。
委员会现提出下列请求：
1．恳请在安全区各通道口派驻日军岗哨。
2．安全区由区内平民警察保护，平民警察只携带手枪。请予以批准。
3．批准委员会在安全区内出售米面并设立粥厂。委员会在其他城区有粮食储备，请准予我们的卡车通行，运输粮食。
4．在难民全部返回原住处前，请准予委员会继续保留目前对房屋的管理权(即便能够返回，仍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家可归，必须得到照料)。
5．准予委员会与贵军合作，尽快恢复水电供应和电话通讯。
昨天下午，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局面，大量逃跑的中国士兵在城北无路可退，其中一部分来到我们办公室，请求怜悯，救他们的命。我方代表为此试图和贵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但只在汉中路遇见了一位大尉。以上提到的那些中国士兵，我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安置在安全区的房子里。
现恳请您能宽恕这些士兵，考虑他们的愿望，准予重过和平的平民生活。
在此，我们想向您介绍国际红十字会，约翰·马吉先生(美国人)为该会主席。该会已经接管了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的几所原军医院，于昨天解除了院内全体人员的武装。该会保证负责这里的建筑物将来不得用于医院以外的其他用途。如果地方够的话，我们建议将所有中国伤员安置在外交部。
为了中国平民百姓的安康，我们期盼着能有机会和您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谨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原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秘书宋(音译)先生还承担了翻译的工作，60岁的宋先生也是我们下属的红卍字会成员。我们找了约6名日本军官，他们让我们和明后天才抵达的日本陆军谷寿夫将军①联系。
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