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的威力1903—1999（4）
但真正激起美国努力研制核武器决心的是日本1941年12月对珍珠港的偷袭事件。不仅太平洋舰队被摧毁，使美国卷入了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而且美国政府也开始在军事监督下加速推行核计划，并拨款几百万美元作为支持。当时制造1颗原子弹的耗资预计在20亿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金额，因此在几年间美国就建成了同它的汽车工业大致相等规模的基础设施。
当时盟军并没有对德国的核计划进行间谍刺探，也就没有可靠的数据表明纳粹德国在战争结束时计划进展到什么程度。这个奇怪的忽略像几十年后那些致命的核泄漏事件一样使盟国的猜测陡增。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一位富裕、聪明、内向又自我怀疑的物理学家。他兴趣广泛，从T.S.艾略特的诗到印度的哲学都使他着迷。奥本海默成了一位科学的指挥者，顽固的职业军官雷斯里。格罗夫斯（1896—1970）抓住了该项目的要害，要求调查结果。
这两人成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的推动力量。瘦弱的、烟瘾很大的奥本海默在科学上有很高的荣誉。他在战前对右翼政党漠不关心，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激起他的愤怒，他成了英明的行政官和群众的动员者。他和格罗夫斯确信建立一个中央实验室是成功的关键，但他们很小心地分步行动。他们把地址选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荒漠上，位于圣塔菲外高2000米（7000英尺）的平顶山上的农场学校里。为物理研究组准备的简陋的临时住房很快在旧学校周围建了起来。战争结束时，洛斯。阿拉莫斯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小乡镇，可容纳10，000人。在别处还有两座大型的生产设备，一个位于田纳西州的边远地区橡树山，另一个在汉福，有三“堆”钚，俯瞰着华盛顿州的哥伦比亚河。
使研究协调运行是一项无比艰巨、复杂的工程，需要同时做大量的工作，而核材料的产出率最初是很低的。安全总是首要的考虑因素。无线电技师在军队和科学家之间来回奔波，认为应该公开交流意见。他们用暗语进行工作上的交流，“金属管”即铀，“机械”即原子弹。最后，众多的引爆方法就减少到了两个：一个使用嵌入式手枪发射铀“子弹”，击中枪口里的铀—235，这种方法也叫“枪法”；另一个是用烈性炸药的外壳刺激铀里面比橘子小一些的球状钚，在中心产生巨大的内压，这种方法叫“内爆法”。于是就有了投落到广岛的“小男孩”和投到长崎的更为厉害的“胖子”的诞生。
这个计划的后果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南320千米（200莫里）的阿拉莫戈多市贫瘠的沙漠爆炸区进行燃爆试验。为了做好各种准备，这次爆炸试验往后推迟了，在离基地10英里的冰点地面的一座钢塔上进行。摄像师在现场拍摄了烟火的图片，较为靠近的人都穿上了防护装备。爆炸产生的白色双重火光快得让人眼难以把它们分开。接下来的1/1000秒出现了一个大火球。场面既壮观美丽又叫人害怕。火球在升到云端并变成明亮的紫色之前直径膨胀到600米（100英里）。强烈的冲击波使地面像一块脏地毯一样摇晃、抖动。一位科学家把爆炸比作“打开一个炽热无比的火炉和太阳升起”。其他人在爆炸试验场附近进行打赌，埃斯德尔。I .拉比的预测最接近真实情况：它产生了18，600吨TNT当量的能量——也许实际的能量比这预计的还要多。更具诗人头脑的奥本海默用印度的经文来描绘它的巨大影响，引用的是《博伽梵歌》中的一句：“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这个比喻并不夸张——事实确实如此。
1945年7月16日，在“三一”试验场的试验让周围沙漠地上的沙子变成了翡翠色的放射性玻璃。新总统哈里。S.杜鲁门是在罗斯福死后上任的。他上任之后，就和少数几个高层政治家反复争论到底要不要使用原子弹。格罗夫斯帮助列出了潜在目标的名单，除了美国已经摧毁的城市外共有17座城市。人们围绕太平洋血腥的战争对这个巨大的、威力空前的武器的道德性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决定产生以后，用这一新式武器轰炸日本的城市就指日可待了。
一方认为日本永远不会放下武器，因为他们的士兵已经在太平洋岛上对美军舰队的攻击中表现了这一点；另一方认为应该预先使日本知道美国有了致命的新武器，给他们一个投降的机会。被拦截的日本发给苏联的电报中提出了日本对苏联的和平议案。鉴于斯大林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东欧的部分领土，杜鲁门的领导人正盯着仍被战火半掩盖的战后的未来，试图估计原子弹对这个完全崭新的世界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一些人看到了一种新武器产生的可怕的必然后果；另一些人预测到向日本投原子弹有双重意义：尽快结束战争和警告苏联。
接着，盟军领导人签署了《波茨坦公告》，是对日本投降做出的不妥协的通告，但最后的问题是日本并不是拒绝投降，而是无条件地投降了。这个高傲的、忠于天皇的民族不仅被迫放弃他们在战争时期的宣传中变得很牢固的永不认输的传统武士道精神，而且似乎在盟国杜绝军国主义的要求中要放弃他们民族特征中最“神圣”的一面。这个借口直到今天还颇具争议，美国就以此为借口做出了决定。艾森豪威尔将军是惟一一个站在美国对立面的人。关于最终目标选定的技术性细节仍令人不寒而栗——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上帝也许不爱打赌，但美国的战争狂人不仅与上帝打赌，而且拿日本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打赌。
原子弹的威力1903—1999（5）
美国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军舰被日本击沉，500人丧失性命，或被淹死，或被鲨鱼吃掉。此时激起了美国的复仇心理，以为这条船实际上刚刚把重要的核武器部件运到了太平洋的提尼安岛。于是“小男孩”被安装到了B—29轰炸机上。庞大的B—29轰炸机为银色的，机翼长43米（141英尺），机身上的名字闪闪夺目——Enola Gay，是以飞行员保罗。苔伯茨的母亲命名的。飞机在轰隆的巨响中起飞，6小时后到达广岛。
由定时器和气压计扣动扳机，原子弹爆炸了。此时飞机已飞到18千米（11英里）以外，但它如同中了高射炮轰击一般摇晃并吱吱嘎嘎作响。令人目眩的烟雾弥漫了整个天空，苔伯茨回头看见广岛被“可怕的、巨大的、腾腾升起的蘑菇云”掩盖。另一名飞行员将场景比作“燃烧黑色石油的锅”。爆炸过后是死一般的寂静。接下来，地狱般的景象呈现在眼前：气温高达2980℃ （5400℉），爆炸附近的受害者瞬间被蒸发或火化，昏迷中的幸存者像梦游一般行走，他们被撕破的皮像破布一样在肉上垂着。木屋、公园、树在猛烈的爆炸中着火。河里漂浮着烧焦了的尸体。这个城市有290，000平民和43，000士兵；不到1个月暂时的估计死亡人数为70，000，伤者130，000.70，000座建筑物被毁。3天后，在长崎，“胖子”原子弹以释放22，000吨TNT当量的能量爆炸。
到1945年年底，有70，000人死亡。此后5年内，死亡人数增加了1倍。
1945年，广岛被轰炸1945年8月6日。
美国在新墨西哥的“三位一体”试验后知道了原子弹的可怕威力。7月26日，即要求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布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宣布将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这个最高机密的研究计划耗资20亿美元，而现在，它要用几十万条人类的性命来检验成果，来计算代价。
14∶00 8月5日，远东第20任轰炸机部队指挥官科蒂斯。里梅将军确认第二天执行这一特殊的轰炸任务。下午，在提尼安岛，“小男孩”号被水压梯举起安装到位。这颗炸弹的外壳是由黑钢片制成，重达4400千克（9700磅），像“一个延伸长的鳍状垃圾桶”。
“小男孩”被配备好雷达、计时器和气压计，然后被安装到B—29轰炸机上 ，用链条固定。保罗。苔伯茨，一个曾在欧洲执行第一次B—17轰炸任务的老兵，将带领部下完成这次任务。他找人在飞行员窗口的机身处用长1英尺的字母写上他母亲的名字：Enola Gay. 00∶00 8月6日，最终指示下达。苔伯茨提醒11名机组人员要使用他们的护目镜。据天气预报报道，目标城市广岛黎明有风，天气晴朗。一位部长祈祷上帝与“那些勇敢奔赴战场与敌人作战的士兵”同在。全体机组人员吃了早餐。苔伯茨吃的是鸡蛋菠萝馅的汉堡。由于要在凌晨2∶45出发，他们没有睡觉的时间。
凌晨2∶27引擎发动。飞机负重6800千克（15，000磅），这有点超重，但它顺利通过了两英里的跑道。在塞班岛上空，德克。帕森斯和莫里斯。杰普生爬进舱内完成炸弹的组装。3小时后他们在沃伊。吉玛上空与护送飞机会合。上午8∶50，他们到达日本国土内9500米（31000英尺）的高空，离广岛已经很近了。
09∶16 广岛时间上午08∶15，炸弹从广岛医院上空580米（1900英尺）高度投下。爆炸产生了巨大的火焰。在飞机上往后看，天空像“岩浆或糖蜜笼罩着整座城市”。到处都是火。
在地面上，城里1/3的人正做着自己的事情：士兵在广岛的一些堡垒旁操练，女学生很负责任地清理着防火道；街上的小汽车和自行车正载着人们上班。爆炸只持续了千分之一秒，但温度已达到5400℃（9752℉）。鸟在半空中被烧成灰；在1180米（1300码）高处的屋顶瓦片冒着气泡；3650米（4000码）范围内的电线杆像火柴一样燃烧起来。炙热把城市影印成了一幅剧照：背景为树，一个人从未烧化的柏油中拖出一辆推车，另一人在银行的石阶上受到严重的烧蚀，成为一幅触目惊心的蚀刻画。
短暂、可怕的寂静，仿佛世界停止了：黑暗、火焰。昏迷中的幸存者拖着身体梦游一般行走，他们被撕破的皮像破布一样垂着，脸肿得几乎让人看不清眼睛和嘴巴，或者分不清身体的前面和后面。一个女人掉了下巴，舌头抽动着试图求救。一个男人失去了双脚，倒在地上摇摇晃晃，还有一个男人手心里捧着自己的眼球。
公园起火时，河里全是烧成焦炭的尸体。人们绝望地感到口渴：淹死的女学生的身体浮肿得厉害，红彤彤的脸浸在水池里试图喝水。城市里到处是哭声、呻吟声、尖叫声。但这地狱般的景象还只是一个开端：到9月1日，70，000人将死去，1，300，000人受伤，其中1/3是重伤。最后的死亡人数估计超过100，000人。
一些致力于发明核武器的科学家们感到他们永远不可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赎罪。他们惟一希望从毁灭中拯救的就是使用原子弹为人类造福。但美苏两国为了争夺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和利益，又开始制造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一个就重达好几百吨。据估计，到冷战结束时，它足以用12次夺去全世界人的性命。除此之外，战后国家的核能电力计划是保证供电价格便宜、数量充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新工业，加快未来发展。这是核力量给人类带来的福利的体现。
原子弹的威力1903—1999（6）
甚至在最早期，对核电的制造也有双重的目的。英国建在坎布里亚的塞拉费尔德核电站——早期叫做温斯凯尔——成立于1947年，并声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性的核电站。从一开始，温斯凯尔就是英国1952年进行核试验所需的钚的来源地，同时，也用作民用。1957年，温斯凯尔的一场大火使核电站工程师和大部分的公众的信心降低。这场事故泄漏了400，000居里的放射性物质，导致200万公升（350万品脱）牛奶被倾倒。塞拉费尔德不断引起人们对于核物质泄漏、核材料存储不当和致癌的猜测与争论。
还有更大的灾难——1979年的三里岛、1999年的东海村，还有1986年发生核泄漏的切尔诺贝利。据国际权威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时向空中释放的放射物是当年广岛和长崎释放的200倍。很多人相信国内核项目给未来造成了不可估量的麻烦。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到2015年，全世界要积累大约25万吨的废燃料和高能量的放射性废弃物。而现有的核材料再生工程中远远不可能消耗掉这个数量的核废料。在生态和经济因素的考虑下西欧国家已经开始削减核能的生产，而前苏联的一些国家仍然在继续进行新的研究开发工作。不过据西方学者预测，在那个地区已经有27家工厂被列入高危险工厂之列。
更糟糕的是，1989年苏联解体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害怕核原料有可能落到制造炸弹的恐怖分子手里，更不用说如伊拉克、北朝鲜这样的“流氓”国家了。还有人担心世界很不稳定，核电站有可能会成为敌人袭击的目标。在那些早期理论研究取得成就的核物理学家中，伟大的尼尔斯。玻尔可能对人类在研究上达成的条约理解得最为透彻。他把它看成是希望和恐惧之间的补充对话，要求建立一系列新的、公开的国际关系，更多的像科学上的旧式民主，但玻尔的观点很少用于政治上，政治家们也就忽略了他。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苏联希望在国内建立一系列石墨减速水冷式反应堆以填补其能源空白。一个地点选在切尔诺贝利以北19千米（12英里）处，在乌克兰境内的普里比亚河岸上。80年代中期，苏联已建成4个核反应堆并投入了使用。此外，还有两座在建造中——但苏联长期以来在原料和建设过程中有很大的隐患。
4月25日。
01∶00 “五一”节快到了，这对共产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天气暖和得足以说明初夏已来临。基辅有关当局决定关闭切尔诺贝利l4号核反应堆，希望只耗去铅板上很少的电量。主任工程师尼古拉。弗明由于脊髓疼痛而缺席，副工程师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就接管他的工作。他命令工头亚历山大。阿基莫夫减少电站能量输出，但必须慢慢进行，以防止核反应堆永远关闭。
08∶00 工人轮班了。午餐时分，核反应堆的能量已经降了一半，7号发电机可以关掉，从而为8号涡轮机试验做准备。这是工厂操作员德内涅戈安排的，但试验在最后因为对铅板上电量的需求又向后推迟了。核反应堆能量降了一半就停下来了。
16∶00 下一个轮班的工人以为试验已经完成。一个操作员问另外一个是否应该执行命令中已删除的部分，然后得知可以这样做。同时来自德内涅戈的哥纳迪。梅特兰科同他的两名助手正在另一件操作室等待基辅批准试验。
23∶00 基辅当局允许8号涡轮机断开。迪亚特洛夫命令把反应堆的能量从1700MW减到700MW，这样就可以开始试验了。午夜时又换一班工人。此时紧急中心冷却系统已关闭；下一步就是要关掉当地的自动控制系统——它是用来控制插入反应堆以使其潮湿的控制棒的数量的。但是，受还未散开的碘堆积物的影响，能量出乎意料地降到了300MW.正常的操作应该是停止试验，关掉反应堆，但迪亚特洛夫渴望把实验继续进行下去。他命令取出更多的控制棒。当他的属下向他的这个决定提问时，他已经失去了耐心。能量又升到了200MW，但在分离器中气压降到自动关闭状态。更多的控制棒被取出。
4月26日。
01∶23 涡轮发电机的紧急调节阀门被关闭，从而使实验在必要时能够进行，反应堆的能量急剧上升。突然几声沉闷的撞击声使大楼摇晃起来，但控制棒在半空中僵住了——控制已经失灵了！
接着，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震动墙壁，如同发生了地震。控制室一片黑暗，只有刻度盘在紧急情况下是亮着的。控制棒和应急泵都起不了作用了。爆炸使1米厚的墙壁变了形，屋顶出现一个大洞。监督者惊恐地注意到反应器上的指针已指向正的。
人们绝望地试图用手打开巨大的紧急冷却系统的闸门，但失败了。逃跑到房顶上的工人们看到核反应堆所在之地有一堆炙热的熔化物。滚烫的水从破管子里喷出，烫伤了许多工人。火点燃了黑暗的天空，放射物的残骸像流星雨一般落下。消防队赶到。没穿防护服的消防队员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控制下面的大火，但屋顶在他们脚下熔化。结果，很多人牺牲了，而巨大的核“痕迹”使更多的人生病或造成永久的身体缺陷。
现代恐怖主义 1789—2001（1）
恐怖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国际性的灾难，这些恐怖活动是由险恶用心的犯罪团伙幕后主持的。恐怖主义影响深远，上溯到18世纪，当时法国社会存在一种深刻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现实造成了社会仇恨心理进而成为法国1789年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末，与美国的全球霸权进行针锋相对的对抗的反美浪潮，亦进而导致了2001年纽约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楼遭到毁灭性的撞击。
政治和暴力，无论作为威胁，还是手段，都相互联系。19世纪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威茨（K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有一句名言 “战争是政治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这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在以后的很多世纪也如此。在拥有更多军队、对领土有更强野心的敌对帝国的时代，战争是在比较公开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上说，是在平等地位上产生的。
在磨亮的钢铁的光泽中，阳光照射在盔甲或制服上勾勒出美丽的金边，在炮弹和步枪的咆哮中，燃烧的火药产生的蓝色烟雾盘旋着，战争是外交的一个英勇的孪生弟兄。军事冲突永远都是以死亡和伤害为代价的，战争和外交都被视为某种形式上的游戏，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游戏：一个在皇宫或是办公楼里进行，另一个则在战场上。双方都懂得参与游戏的规则，结果由士兵、军事资源、训练、准备和上到最高级将军下到指挥中每一个链条上的军事领导人的能力决定。天气、时间、供给、通讯等意外事件也起作用。俗话说，好将军是幸运的将军，但是好的统帅会把不可预见的结果及其可能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
一个领袖必需的个人素质包括战略上的先见之明、缜密的计划、运用快速果断的战略战术来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等等。拿破仑和威灵顿将军都曾利用这些素质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如果忽略了，这些就会造成失败——例如拿破仑在1812年入侵俄罗斯时就曾经弄巧成拙，输掉了战争，更糟的是，莫斯科溃败成了他彻底的失败。
当外交途径陷入僵局，战争就随之而来了。外交被描述为国际象棋的一种形式，而国际象棋本身又是战争的一种特定程式。这并不仅因为棋盘的布置都代表了中世纪社会不同类型的人，国王、皇后、城堡、主教、骑士和士兵（往往是贫困的嗜杀的步兵）。在最基础的层面上，战争是有组织的暴力。恐惧由暴力而生，尤其在平民中，当恐惧失去控制时，就发展为恐怖。但是把恐怖（英文Terror）的第一个字母T大写，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英国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1729—1997）是最早使用“恐怖主义”这个词的人，用来形容法国贵族在断头台被集体屠杀的惨状。围观者兴高采烈地看着行刑，女人们一边织毛衣一边观赏着这景观，他们兴奋地看着一个个高贵的头颅掉入筐子里，剩下不完整的躯体喷涌着鲜血，顺着绞刑架流到下面的土里。
这是可怕的一幕，但是这是战争的逻辑产物，是古老的行刑方式制裁权贵的最后做法。在法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农民在战争的“恐怖”下生活了好几个世纪，看到自己的家园被烧，田地荒废，随着皇家征服的号角行进的军队糟蹋了储存的粮食。然而他们却无能为力。这些人的意见从未被听取，他们是没有尊严的，是卑微的受害者，他们必须在军队过后挣扎着活下去并重建被破坏的家园。在法国，大革命源自食品的短缺。穷人看到食物被掠走，用来填饱士兵的肚子，或是给了那些以贪婪、空虚、冷漠而著称，控制着农民的田地和生活的贵族地主。
这样，法国大革命从攻占巴士底狱进行解放斗争时的欢心喜悦发展成了对一个整个阶级的血腥大屠杀。屠杀玷污了革命中“解放、平等、友爱”的呼声，并震动了欧洲各国统治阶层的精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残忍的领袖，包括像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等这样受过教育的人，仅仅是运用了从他们立誓要颠覆的统治阶级身上学到的教训去推翻他而已——这些权贵几个世纪以来都用威胁和暴力来维护他们的政权。法国大革命把这个经验推广到有计划的屠杀，同时建立了所谓“红色恐怖”式的暴政——很多人发现这样的统治形式其实就是革命领导人原来声称反对的。这就是罗马人非常熟悉的古老逻辑“这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一个残酷、独裁的逻辑，当然，在本质上这不是新的了。大规模地对异己者的屠杀，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的，在欧洲早期历史上都不少见。
直到3/4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以后，法国恐怖统治的新伎俩才变得明显。血腥的动乱中，一种发动战争的新方式已经成型，虽然是次要的，但是是有公开计划的。这种新方式被及时地定义成柏克为了形容过度革命而创造出的新词：“恐怖主义。”柏克宣布法国恐怖主义革命为“地狱式缉捕”，但是一些形式的恐怖主义在此后很久才和真正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同古老的帝国战争不同的是，以前的战争双方是在国家平等实力和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时战争双方不平等，恐怖主义这种方式就提供了一个回击压迫和蹂躏的一方的机会。当所有实力包括军队、警力、司法、金钱都集中于一方，另一方什么都没有时，就是这样。当法国的贵族被拖上了断头台，当然原来的角色已被颠倒了：现在是人民或者说是他们的领袖享有权力——遗憾的是，这些新生的统治者有时仅仅是一群暴徒而已。
现代恐怖主义 1789—2001（2）
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了20世纪最大的灾难。人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在繁华的大街上被引爆的汽车炸弹炸得粉碎，或是从被劫持的飞机上扔下去，恐怖袭击引起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的死伤。恐怖主义者发明了一大堆花招：他们往往会有选择地进行政治暗杀、在公共场合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施暴，以创造一种恐怖气氛，通过绑架、劫持人质、折磨、谋杀、劫机、阴谋破坏公共设施，他们相信这种恐怖气氛会促使政府让步。到目前为止，这些方式是否有效还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政府喜欢说他们从没和恐怖主义者谈判过。但是如果恐怖主义可以
并定义为一种形式的战争，那么没有和敌对的一方谈判的战争是很少见的。
另外，恐怖分子们也不断发明出新的作案方式，如新芬党的“投票箱爆炸”事件就使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通过暴力威胁参与正式的政治活动。这种有点倾向于同归于尽的歇斯底里的做法，使得精明但恶劣的克劳塞维茨思想大大改变，使得民族主义者得以当政，同时让他们选出的政治代表否认他们曾参与暴行。国家赞助的，例如由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支持的恐怖分子，可以使一个国家在本国内通过支持恐怖主义打击另外一个国家，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前苏联因为多次运用这种方法被美国谴责，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样在拉美做这种事，尽管政治暗杀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明令禁止了。在利比亚案中，就是用资金和武力支持。但是有这种行为的不仅利比亚一国。另一个发展是“国家恐怖主义”，表现为某些人突然消失、受虐和被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与法国大革命更相似，但是事实上这些行为是富有的，有权力的右翼分子对付无防御性的人。
在恐怖分子的心中，一直有个谜题，即“一方的恐怖主义者是另一方的自由卫士”。这个观点被那些争论说现代恐怖主义者对无辜的市民和非战争者实施恐怖行动违反了战争基本原则的人所反对。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当恐怖主义与犯罪组织成为同盟时，即使是这个有争论的自相矛盾的观点也变得模糊。恐怖分子也经常诉诸其他犯罪手段，如抢劫或敲诈，以此赞助他们的非法组织和活动。这给了他们一个经济刺激来完成与他们原来政治目的无关的事情。此外，越来越多的小组织和小派别，加入恐怖主义行动。例如，日本极度疯狂的奥姆真理教信徒团伙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毒气。另一个例子是一场奇怪的针对美国的“一个人的战争”，实施者是一个住在荒野中小木屋里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的无政府主义者，被称为“连环邮包炸弹杀手”。
恐怖主义不易被镇压，不仅因为它有很强的隐秘性，而且因为它本质上易变，会根据环境变换形式。例如，“恐怖分子”和“游击队员”有何不同？很多人认为，恐怖主义发生在城市，因为它是通过大众媒介迅速扩散恐怖暴行带来的效果，通常由警方镇压。但是游击队的情况则另当别论，例如古巴游击队运动就主要在农村进行，由军队镇压。恐怖主义是不是都发生在那些再也没有其他反抗压迫的途径的地方？形式上的激进之所以被那些通过普通民主途径无法得到支持的人所偏爱，是因为他们唾弃民主，认为民主是银行家、大型企业主、军工厂老板等社会的幕后操纵者共同耍弄的把戏？还是两者都对？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19世纪后半期，公认的恐怖主义突袭的现代形式在俄国发生了。拥有这一形式模糊特征的组织是民意党，它制造了1881年暗杀俄国沙皇、改革家亚历山大二世案件。早在1825年，当铁腕沙皇尼古拉一世登上了俄国皇位时，十二月党人就曾企图起义。十二月党人由一些出身高贵的军官和知识分子组成，很多人是互济会会员，他们接触到了法国革命的思想，坚决反对沙皇的独裁统治。3000名士兵在他们的劝说下背弃了对新沙皇的誓言，在圣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上游行，但是他们的反叛被很快被镇压了。120名十二月党人被捕，他们的贵族头衔被剥夺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另外，5名首领被判处绞刑。
当马克思（1818—1883）发表资本论时，他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这场革命，并且比较科学地论证了革命结果的必然性。早期的俄国暴动逐渐被更公开的革命趋势所取代——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亚历山大。赫尔岑的思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生活的自然形式将形成一种合作社会主义，并最终转型为共产主义的基础。另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依。巴枯宁（Mikhail Bakunin，1814—1876），他以前是个贵族军人，被他的敌人称为“全部毁灭的布道者”。巴枯宁解释了永久农民革命的思想，强盗和土匪的“本能革命”趋势以及建立没有任何核心组织的自由公社的思想。
赫尔岑“土地和自由”的口号后来被民粹派所采纳，这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学生，他们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试图唤起农民阶级的革命意识，但最终失败。彼得。特卡切夫（Peter Tkachev，1844—1886）是其中一个，他被有的人描述为俄国的雅各宾派党人，他认为革命必须在掌握政权后才能改变世界。
这时，巴枯宁的思想被他的一个狂热门徒塞尔吉。尼恰耶夫取代，后者曾散发匿名的《革命者教理问答》。这个极具煽动性的文件提倡摒弃所有传统美德；这是一个冷酷、机械对待革命者的方式，所有社会机构都融入到煽动起义中。他们甚至建议以故意增加人民的负担而激怒人民，以此点燃颠覆政权避难所的革命烈火。尼恰耶夫建立了走恐怖主义路线的人民复仇党，但是不久它就被派别之争和群众起义的狂潮推翻了。
现代恐怖主义 1789—2001（3）
在这场革命的1年前，在远离俄国的欧洲西部，发生了另一个不同形式的武装起义：复活节起义。
1916年一个星期一的下午，100多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炸毁了都柏林市中的邮局，宣布爱尔兰在权力长期被外国人和外国政府篡夺后，拥有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和对自己的命运的控制权。这个宣言由帕德拉格·柏斯（1879—1919）公布，其中当然提到了英国；民族主义者摇摆着写有IRB的旗帜，这个缩写可以有两种解释方法：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或爱尔兰革命兄弟会。
革命很快被镇压，领导人被捕或被杀，但是这个闪亮点标志着一个长期的恐怖主义斗争的开始，这场斗争的目标不是革命，或说不以革命为主，而是民族自治。这种恐怖主义的形式可能是基于一种坚持分裂的欲望，如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分离主义组织埃塔（ETA）。另外，可能是为了重获丢失了的家园，惩罚过去的错误，如亚美尼亚恐怖主义团伙亚美尼亚民族解放军(ASALA)。以亚美尼亚民族解放军为例，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OttomanTurks）驱逐了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并在1915年屠杀了上千人后，他们被迫拿起武器，那时他们觉得所有常规的抗议和自卫方式都是无用的。
英国占领爱尔兰可以追溯到诺曼底的征服者威廉一世在位时期（1057—1087）。亨利二世（1133—1189）在12世纪带着罗马大主教的祝福入侵了爱尔兰，掌握了大量资产，并分给了梵蒂冈的每户家庭一便士。英格兰对阿尔斯特（Ulster）的大规模占领是在下一个世纪，虽然盖尔人的首领在此后的400年内一直在对抗英国的统治，其间亨利八世还宣布爱尔兰为主权国家，最后盖尔族人在1641年把英国人赶出了爱尔兰。后来在17世纪，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1599—1658）入侵，英国军队和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ofOrange，1650—1702）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相当野蛮。亨利八世被邀请回英国接管皇位，他带兵到爱尔兰；此后很多苏格兰新教徒和英格兰人在爱尔兰定居，加入了从17世纪早期开始进入北部的那些大种植园主。在19世纪20年代由丹尼尔·欧康乃尔（1775—1847）领导的天主教徒的解放运动和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StewardParnell，1846—1891）在19世纪80年代发动的爱尔兰自治运动之间，发生了爱尔兰大饥荒。有100万人饿死，另有100万人逃出爱尔兰。这是由美国进口的土豆歉收引起的，这使得至少100万爱尔兰人民被饿死和1500万人流离失所。
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历史是复杂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始于爱尔兰人联合会（SocietyofUnitedIrishmen）。组织成员受到了法国革命的鼓舞：像布列塔尼的雅各宾派党人和美国的自由之子一样，他们从俱乐部和讨论群体开始。成员大都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新教徒，即贝尔法斯特长老教会员或者英国国教徒，基地在都柏林，这个团体是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响应宣传册作者沃尔夫·托恩（WolfeTone，1763—1798）的号召艰难地产生的。
托恩是柏克的死敌，他认为爱尔兰新教徒的统治地位是一种主导的维持自然秩序的力量。在1791年，托恩辩解说爱尔兰新教商业中产阶级的利益与天主教农民相同，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个更加激进的工人阶级运动爆发了，首先在美国，然后在爱尔兰，新芬党人是根据Fianna命名的，即传说中爱尔兰的勇士。爱尔兰新芬党人在美国成立了一个联合爱尔兰爱国者的网络，开始长期在美国筹款，并从美籍爱尔兰人组织Noraid处得到IRA的支持，他们还在1867年在英国的土地上埋了第一个来自爱尔兰人的炸弹。
爱尔兰民族主义又发展为几个不同的分支。一个是拥护宪法的民族主义，这种主义反对暴力，在现代北爱尔兰的历史中以天主教支持的社会民主工党为代表。另一个叫做“自然力量”的共和主义，由爱尔兰人联合会派生而成。还有一个就是激进的共和主义的新流派，在方式上完全不受宗教的约束，认为社会发展和武装斗争是重要政治变化的先决条件。在新教方面，一个早期的代表农民利益的秘密团体，它曾同天主教保护者在争夺土地时展开过激战，在1795年成立了奥伦治会。这样，宗派主义者强硬的、不妥协的战线被迫放弃了。双方都诉诸恐怖主义，结果造成了复杂的、3种方式的政治和暴力的表演，搅乱了整个爱尔兰。这场罪恶的、潜伏的战争在几十年内反复出现，结果阿尔斯特警方、英国军队以及无数准军国主义者都参与了进来。在民族主义方面，有爱尔兰共和军、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国民解放军等；而反对独立者方面，出现了阿尔斯特防卫协会、阿尔斯特志愿军和阿尔斯特自由斗士。
在复活节起义后，爱尔兰共和军出现，它历经了长期的分分合合，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但是爱尔兰共和军从建立之初就同它的政治实体新芬党（意思是“自我独立”）一起存在，从建立之初，两个团体中哪个操控了政权就一直不清楚。爱尔兰共和军的名字于1919年开始流行，包含着最初志愿军的选派。在迈克尔·柯林斯的带领下，爱尔兰共和军被人认为是农村游击队，每支队伍有20人或30人，以“打了就跑”的战术袭击爱尔兰皇家警察。后来声名狼藉、脾气暴躁、被称为theBlackandTans的爱尔兰皇家警察辅助部队（指1920年英国政府招募的非正规军，前往爱尔兰支援皇家警察，因其成员身穿棕黄色卡其制服和爱尔兰皇家警察的黑色皮革装备而得名），增援了爱尔兰皇家警察，严厉地打击了爱尔兰共和军的活动。
1920年，爱尔兰共和军分裂，在此后的3年里，宗教主义受到了民族主义者在当地选举时胜利的影响，一直对北部城市伦敦德里和贝尔法斯特的天主教徒展开了袭击，同时爱尔兰共和军继续反对南方的“自由邦”。
由于失业和苛刻的《济贫法》，到20世纪30年代时，经济危机最终引发了在贝尔法斯特的非宗教主义动乱。但是这两个党派再次分开，在工会主义者的宣传下，激发了对天主教徒的新的敌意，天主教徒一直就受到了工会主义者的歧视。二战后，在20世纪5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获得了北部民主主义选举的胜利，这成了天主教社会在国界进行武装斗争的信号；20世纪60年代，革命洪流注入了共和军的思想。当1967年北部国内民权斗争开始后，反对独立者义务警员的组织扩张，动荡局势蔓延。战略和政治上的分歧使爱尔兰共和军分裂成了“官方派”和“临时派”。
此后1972年，“血腥星期日”来临了。英国军队在伦敦德里对游行者开枪，13个人死亡，其中7个是十几岁的孩子。爱尔兰出现的新问题使爱尔兰共和军极端派成员引爆了一系列炸弹，最初针对北爱尔兰的商业社区，后来针对整个英国大陆的居民。
当反对独立的暴行升级时，共和军的政治主动动摇了。这是一个长期、血腥冲突的时期，以双方野蛮程度增加和政治集团分离为标志。共和军人在监狱进行了“肮脏的反抗运动”，牢房里抹得到处都是粪便。爱尔兰共和军的绝食者死在了美芝监狱的事使鲍比·桑兹被奉为共和军的烈士。要求执行英国政府强硬政策的主张更是煽风点火。从英爱两国政府间20世纪80年代的协议开始，混乱和暴力开始平息，然后就只是断断续续的了，现在政治活动逐渐又成了重头戏，新芬党掌握了政权。
现代恐怖主义 1789—2001（4）
在复活节起义后，爱尔兰共和军出现，它历经了长期的分分合合，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但是爱尔兰共和军从建立之初就同它的政治实体新芬党（意思是“自我独立”）一起存在，从建立之初，两个团体中哪个操控了政权就一直不清楚。爱尔兰共和军的名字于1919年开始流行，包含着最初志愿军的选派。在迈克尔。柯林斯的带领下，爱尔兰共和军被人认为是农村游击队，每支队伍有20人或30人，以“打了就跑”的战术袭击爱尔兰皇家警察。后来声名狼藉、脾气暴躁、被称为the Black and Tans的爱尔兰皇家警察辅助部队（指1920年
英国政府招募的非正规军，前往爱尔兰支援皇家警察，因其成员身穿棕黄色卡其制服和爱尔兰皇家警察的黑色皮革装备而得名），增援了爱尔兰皇家警察，严厉地打击了爱尔兰共和军的活动。
1920年，爱尔兰共和军分裂，在此后的3年里，宗教主义受到了民族主义者在当地选举时胜利的影响，一直对北部城市伦敦德里和贝尔法斯特的天主教徒展开了袭击，同时爱尔兰共和军继续反对南方的“自由邦”。
由于失业和苛刻的《济贫法》，到20世纪30年代时，经济危机最终引发了在贝尔法斯特的非宗教主义动乱。但是这两个党派再次分开，在工会主义者的宣传下，激发了对天主教徒的新的敌意，天主教徒一直就受到了工会主义者的歧视。二战后，在20世纪5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获得了北部民主主义选举的胜利，这成了天主教社会在国界进行武装斗争的信号；20世纪60年代，革命洪流注入了共和军的思想。当1967年北部国内民权斗争开始后，反对独立者义务警员的组织扩张，动荡局势蔓延。战略和政治上的分歧使爱尔兰共和军分裂成了“官方派”和“临时派”。
此后1972年，“血腥星期日”来临了。英国军队在伦敦德里对游行者开枪，13个人死亡，其中7个是十几岁的孩子。爱尔兰出现的新问题使爱尔兰共和军极端派成员引爆了一系列炸弹，最初针对北爱尔兰的商业社区，后来针对整个英国大陆的居民。
当反对独立的暴行升级时，共和军的政治主动动摇了。这是一个长期、血腥冲突的时期，以双方野蛮程度增加和政治集团分离为标志。共和军人在监狱进行了“肮脏的反抗运动”，牢房里抹得到处都是粪便。爱尔兰共和军的绝食者死在了美芝监狱的事使鲍比。桑兹被奉为共和军的烈士。要求执行英国政府强硬政策的主张更是煽风点火。从英爱两国政府间20世纪80年代的协议开始，混乱和暴力开始平息，然后就只是断断续续的了，现在政治活动逐渐又成了重头戏，新芬党掌握了政权。
直到19世纪60年代，配合着强烈反对越南战争的思想，欧洲各国大学里的学生激进主义高潮把一些热切的年轻新兵拉到恐怖主义阵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波及到全世界。他们受到时尚的革命政治观点和对美帝国主义无比仇恨的驱使。从学生的动荡引起了不同的国家派别。包括西德“红军”或叫做“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意大利的“红色旅”和“革命核心”、 法国的“直接行动”、英国的“愤怒军团”等等。这里说到的只是其中的几个，当他们为一些暴行承担责任时，相同的人常会创造出新的名字为了使政府混乱。在有法西斯历史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左派分子恐怖主义的高潮引发了右派分子恐怖主义的暴发，特点是频率低，但是更具有破坏性，造成最大混乱和失调的炸弹袭击。连日本的地下恐怖主义者也产生了萌芽，即日本的“赤军”组织。所有的左派组织视自己为同资本主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或者叫做“军工综合体”的国际性斗争的先驱。他们的目标和方式各异，从袭击大使馆、政府所在地到抢劫、街头枪击事件、爆炸事件、绑架和暗杀。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建立于1970年，为非作歹了很多年，他们在西德和其他地区抢劫银行，绑架人质，埋设炸弹。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约旦同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人阵”）一起接受了锻炼，其他人与声名狼藉的胡狼卡洛斯（Carlos the Jackal）——其真名是桑切斯（Illich Ramirez Sanchez，生于1949年）——有联系。此人是委内瑞拉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桑切斯（Sanchez）由于参与袭击海牙大使馆和绑架OPEC部长在1976年以前一直被英、法通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