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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辫子戏”已经把大家搞烦了。但是，不管如何不胜其烦，不管我们心中脑後有没有辫子，清代二百馀年层累堆积而成的种种陈迹，对于当下的生活，仍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同治年间所谓“中兴”，更是直接影响此後数十百年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学术。美国汉学家芮玛丽在其名著《同治中兴》篇首写道：

“一个似乎已崩溃了的王朝和文明，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非凡人物的不寻常努力而得以复兴，以至于又延续了60年”。

很不幸，这次中兴为时甚短，为效甚微。清朝的命运，早在“中兴”前一百多年便被英国人马戛尔尼准确预言：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後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1793年，北京，马戛尔尼勋爵代表英国提出六条贸易建议，被全部否决（甚至没有得到谈判的机会），他的外交活动以全盘失败告终。但是，他有幸在中国的核心区域驻留幾十天，见识到科学、军事乃至制度方面的落後情状，于是，他做出上述预言。

“帝国”的神秘面纱被无情扯落，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开始上演。在这部悲剧有条不紊演出的中间，却突然涌现出一大批非凡人物，减缓了“崩溃”的节奏。恍然间，帝国的荣光好似将被“复兴”。孰又料到，中兴变奏曲甫一开始，立告结束。时代的车轮轰然碾过，尚未展开的笑容被压成一道道形状诡异的车辙。多年後，烽烟渐散，风波已定；那些笑容（还有泪痕），那些生动丰富的往事，那些被称作“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後抵抗”（芮玛丽语）的诸多细节，不能不被重新检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是一份历史的洞察，鄙人尚未敢自信于此能有所体会。但是，不贤识小；通过对当时诸人——上至柄国权臣、中兴将帅，下及幕府僚佐、野老村夫——言动行止的考察，或许能探知那个时代的些许消息。

有一句被用滥了的话，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文革时期，则有一个腾播人口、被视作学术乃至政治必杀技的定义：“影射史学”。二者是非，实在一言难尽。囿于学识，鄙人无力探讨此类宏大叙事，一己心愿，不过做一些梳理史料、存菁去芜的工作，努力实践“传疑传信”，与读者共享。 　　

太平无事

1912年2月12日，溥仪与民国政府签订《清室优待条件》後，正式宣布退位。清朝灭亡，直接原因是去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而辛亥年之所以有革命，多少要归功于十一年前的义和团暴动；暴动激成八国联军进京，加快中外接轨的速度，为革命创造了条件。而义和团暴动之所以发生，则有赖于前数十年间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为之提供了极端民族主义和腐朽官僚政治这两份催化剂。而看似突如其来的外患（鸦片战争）内忧（太平天国），则在乾隆朝以後便开始萌芽。道光皇帝旻宁生逢其盛，两件大事都赶上了。

旻宁熬到四十岁才当上皇帝。他上台後执政约三十年，其执政风格可概括为“老成持重、讳言变革”八个字，正如龚自珍诗所谓：万马齐喑究可哀。在漫长而残酷的皇位争夺战中，谨慎、稳重的性格是旻宁赖以最终取胜的法宝，当上皇帝後，这种性格自然衍化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执政风格。将这种执政风格加以量化和制度化的功臣，则是军机大臣曹振镛曹文正公，今日不赘述文正公在军国大政方面的举措，只讲一条他在书法上的指导性意见，庶幾能见微知著，看出曹氏在政治学上的高深造诣。

如果说天下太平是治国的最高境界，那么，这种境界的表征就是。果若无事，反映在臣子们的奏摺中，便是报报流水账，说一说套话。经过十馀年努力工作，旻宁自信天下差不多已经太平，可是，京中外省官员们的奏折依然长篇累牍，批阅起来，不胜其繁冗。看来，不是天下不太平，而是大臣太RAP，怎么办呢？曹文正公出了个主意：

国家承平以久，天下本无事，但是，一些人偏就喜欢危言耸听，没事要找话说，小事往大里说，以博取善于办事的虚誉。皇上若因此怪罪呢，不免蒙上拒谏的恶名，他还捞着个敢言直谏的名声；但篇篇都看呢，实在又费时费力不讨好。我说哪，皇上今後看摺子，压根别看他内容如何、事情曲折，而是专挑那字体来看。凡奏折字体不用馆阁正体，学这个碑那个帖的，统统给他拈出来批评；要还有笔画错误、重字漏字的，就给他罚俸降职。他们若见皇上对字体纰漏这种细节都严格要求，自然就明白了皇上持重为体、不事虚言的心思，今後再有陈奏，必然深思熟虑，出言慎重，不敢造次了。

主意不错。旻宁依计而行，逮着幾个点背的重重处罚。杀鸡儆猴，立竿见影，此後章奏便“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了。通过奏摺看国势，俨然一副的气象，道光帝和文正公不由得相视而笑。

于是，在君臣愉快的笑声中，英国军舰“有事”于东南，洪秀全在南方小镇创立了拜上帝教。大清国，出事了。 　　

俺家就是翰林院

干禄，就是吃公家饭；有关干禄的书，相当于今日的干部必读或公务员手册。自隋唐以来，字写得好不好，逐渐成为干不干得到禄的重要因素，因此有了句俗谚叫做“字是打门锤”。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伯父颜元孙就专门作了一部《干禄字书》，将每个字的写法分为通、俗、正三体，告诫有志于官者多写正体，不要因字体犯错而砸了公家的铁饭碗。孔乙己自诩知道茴字的四种写法，但不一定知道那种是正体，故此吃不上公家的饭，潦倒一生。

道光年间权臣曹振镛死後被谥为“文正”，生前却是个“字正”。他在高考中极力推行“齐整无破体”的书法，要求考生写字严格遵照以董其昌、赵孟頫二家书法为基础的馆阁体，不问文章写的如何，但看字体入不入格。这种阅卷套路，与他建议道光皇帝看奏摺的方法一脉相承。同时，他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进士们想进翰林院，更须苦练阁体，不然万万过不了“字正公”这一关。

说来奇怪，写毛笔字这件事，并非熟就能生巧的。书法发烧友康有为练字五十多年，名碑名帖，揣摩殆尽，却终于只写得出一手“俗”字，不得不慨叹：“吾眼有神，吾腕有鬼”；最终断绝做书法家的念头，改行做了书法理论家——康氏《广艺舟双楫》是近代著名的书法批评专著。在他之前，另有一个倒霉蛋，也被恶鬼附了手腕，并因此绝了做书法家的念想，不过，这人改行做了书法教育家，而非理论家。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龚自珍。

论才情，论学问，论见识，龚自珍都有资格进翰林院。可是，院长曹字正公偏不关心才学识，他只看你小楷写得好不好。龚自珍却死活也写不好馆阁正体，进不了翰林院，无奈，他只得在部曹一级（相当于今日干部的科级）折腾大半生，不到五十岁便郁郁以终。人一憋闷，总得找个出气的办法，明着斗怎么也斗不过当朝极品，那咱们就想个办法恶心他腻味他；文人手中之笔，未尝不可作匕首、投枪，龚自珍深明此理，乃运笔如刀，模仿颜氏《干禄字书》，写了一本《干禄新书》。《新书》也讲如何写字，且专讲如何写一手翰林必备的“俗”字，且可当作教材用来培养“准翰林”。《新书》写就，龚自珍便令家中妇女——包括女儿、媳妇、小妾、丫环——全要对着教材练习馆阁体，日有程课，月有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龚家女子竟人人写得一手符合翰林标准的“俗”字。

于是，再要听到谁说某翰林如何如何、翰林院又如何如何，龚自珍便满脸不屑，傲然说道：翰林有什么了不起？翰林院又有什么了不起？俺家女人个个都是翰林，俺家就是个翰林院！翰林？翰林院？什么玩意儿，哼！ 　　

学问优长

“我的朋友”胡适之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他讲这话，是为了提倡“整理国故”，也就是要用西洋科学方法去整合和复兴乾隆、嘉庆时期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号称“乾嘉朴学”，即训诂考据之学，也称汉学。与乾嘉朴学不同，还有一种学问，叫性理之学，又称宋学。两种学问，各具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俗谓“村学究”者，就是汉学的基层代表；俗谓“道学家”者，则泛指宋学的粉丝们（fans）。当然，“道学家”和“村学究”的学问都不怎么样，其学养适足与电视剧中常见的“马列大妈”一较短长。

汉学做好扎实的基础研究，宋学发挥性命天道的精妙，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固然是相得益彰的好事。但是，道光以来，汉宋之争势如水火，不单不相与谋，还要鸣鼓而攻，这是为什么呢？症结就在“学而优则仕”五个字。学问是学问，做官是做官，本来是两码事，但是，科举制度却风马牛为一体，将二者紧密结合。八股文和试帖诗，自有一套严格的规矩，本不涉及汉、宋学派的异同，但是，考官们却坚守汉、宋藩篱，在考试过程中上下其手，党同伐异。很多考生在考前便在省会、京城住上一段时间，通过宴饮面谈、投稿请教等方式获得有希望成为考官的官吏们的欣赏。正式考试时，试卷上的考生姓名虽被遮住，考官却早已暗示中意的考生，在行文时留下一些印记以利辨认。试卷缴上後，考官阅卷，首先就去找这些留有“後门”的试卷，不论诗文写得如何，批了高分再说。

一旦学问成了敲门砖，那么，学问与学问之间，也就有了红黑冷热的差别。派往各省的主考们，若是汉学家，录取的便多是考据派；若是理学家，毫无疑问，望之俨然的岳不群们中举的幾率就大得多。这是地方上的情形。举子们赴京参加会试，高考指挥棒就由皇帝和大学士们操纵，揣摩风尚，投其所好，就成了必做的功课。曹振镛盘踞中央达二十三年之久，他对理学的偏爱必然影响乃至决定考风的走向，于是，汉学爱好者们发现作官的路越走越窄，宋学迷则躬逢盛世，大有作为。

流风所及，身处高位的汉学领袖阮元也遭受打击。他自乾隆末就是副部级干部，此後历任督抚三十馀年。道光十四年某日，君臣闲谈，帝问曹氏：阮元官运如此亨通，何解？曹答：由于。道光觉得这个答案很别致，再问：此话怎讲？答：臣听说他在督署内日日刻书，时刻不忘治学。数语间，汉学研究和不务正业便划上等号，曹氏下黑脚成功。不多久，阮元即被内召，投闲置散，没有了实权。

从此，理学派全面掌握主流话语权，“道学家”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喳喳喳是是是

继曹振镛後，军机处领班大臣是穆彰阿和潘世恩。二位大佬不折不扣地继承和发扬曹氏老成持重的行政风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由此，道光一朝三十年间，便成为一个“不痛不痒之天下”。

苏州人潘世恩是个“全A生”；戏曲里津津乐道的的“状元宰相”，说的就是他这号人。他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高，拥有各种最高级别的文凭、证书和奖状，是全面贯彻“时代精神”的时代骄子。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时代，他既然代表那个时代，也就注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具有“不痛不痒”的特征——荣耀及身而止，名字与身俱灭。同治年间，李元度编撰极具权威性的清代名人大辞典——《国朝先正事略》，潘氏名下除了任职经历、恩奖记录、世系子女以及生卒年月，便再无其他内容。後人眼中的他，不再是时代骄子，只是一个时代的影子。

满洲镶蓝旗人穆彰阿也是一个影子，不过，他是一片面积巨大的阴影，幾乎笼罩了当时大半个中国。道光晚期，凡在政坛上有名有姓的角色，绝大部分出自“穆党”。即在咸丰前期，穆氏倒台、穆党势衰以後，仍有很多经穆氏提拔的官员占踞着各条战线的重要职位。曾国藩就是穆门高材的杰出代表。道光二十七年，经过穆氏的“运作”，他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连升五级，自叹“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同治七年——距穆氏逝世已十馀年——已是“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晋京面圣，在各类表彰庆典不暇接应的情况下，犹专程探问家道中落、生活拮据的穆氏後人，馈赠巨款，聊报知遇之恩。

与三十多年前的“权相”和珅相较，二人势力在伯仲之间，但是，穆彰阿与和珅有本质区别：他不是好货之人。对他来说，权力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并不一定要成为敛财的工具。穆氏追求权力，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更大更持久的权力，并不准备用这些权力作一番与之相称的事业。他是一个为权力而权力的权迷。故此，作为军机领班的穆彰阿，思虑所及，不过牢牢把持手中的权力；而潘世恩之自我期许，亦不过安稳作个太平宰相。然则，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为二人所不喜，自上而下的改革固然无从谈起，由外而至的事变也要讳莫如深。上行之，下必效之；于是，水旱灾变，民众暴动，都通过层层转报的公文系统，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皇帝有什么吩咐，也都唯唯诺诺，不作争辩，避免局面复杂化。最终，天子无事，天下无事，你无事，我无事，大家无事。

当日民间流传一副对联，戏仿穆、潘二人“面圣”情形，便是一幅生动的“盛世”君臣同乐图：

“喳喳喳，主子洪福；

是是是，皇上圣明”。 　　

性情宽厚的OloFlen

鸦片战争以前的八十馀年，广州是中国法定唯一的外贸港口。其时，在广州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民营”企业集团，称十三行。鸦片战争以前二十年间，怡和行是十三行中的老大。南海人伍秉鉴则是怡和的董事长兼CEO。

当日，伍氏常被称为浩官，或者沛官，其他行商首领也多在姓名字号以外有个这官那官的“商名”，例如在伍氏之前先後占据广州外贸头把交椅的潘启官和卢茂官。“商名”中带个“官”字，不难想见其中官商勾结的紧密。以伍秉鉴们的商业谋略，不和官府勾结，他们的生意也不会差到哪去，难道是因为社会认同感不够，买个“官”名以混入主流社会么？非也。起初，广州外贸被朝廷钦派的“皇商”垄断，伍秉鉴们并无准入权，但是，“皇商”们做生意乏善可陈：他们倒买倒卖，却常常亏掉本钱；他们广签合同，却常常延误交割。最後，“皇商”们山穷水尽，既没钱也没货，洋商一怒之下拒绝与其交易，转而与没有营业执照的伍秉鉴们做生意。“皇商”背後的政府坐不住了：法律哪能当儿戏？执照岂是一张废纸？于是，找了个台阶：“皇商”退出广州商界，由民营企业接任，只是，行商们还是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指导，并交纳比“皇商”多得多的各项公私税费。因此，伍秉鉴们也就不情不愿的变成了伍浩官们。

行商崛起，广州商界气象一新。在广州做了十幾年生意的美国商人WilliamC.Hunter，由衷地称赞他的清国贸易伙伴，说他们是“可敬可靠的生意人，他们恪守合同，性情宽厚”。守合同、重信用，固然可以参评消费者信得过单位，“性情宽厚”这种人格上的美德又从何说起？这得从洋泾浜英语说起。

伍秉鉴——不，得称伍浩官了——曾和一个美国商人做过生意；那哥们经营不善，血本无归，债台高筑。他在广州苦苦挣扎三年，欠浩官的七万美元也没能偿还分毫。某日，浩官找到他，掏出了那张七万元的本票，说道：YouanIareNo.1oloflen;youbelonghonestman，onlygotnochance（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人挺实诚，只是运气不好）。语毕，哧啦一声，浩官撕掉了本票，继续说：Justnowhavesetteecounter，allafinishee;yougo，youplease（现在债务一笔勾销，你回国去罢）。

七万美元，约当今日三百万人民币，就这么一把扯掉了，你说是不是“性情宽厚”？当然，浩官曾自曝家底，说个人资产约合二十一亿人民币，三百万？湿湿碎了。 　　

曾文正公的难言之隐 二包公司

道光二十五年，湖南新宁人江忠源随乡人邓铁松入京赶考，不久，铁松病危，便向他透露归骨湖湘之意。其时，忠源还有个陕西朋友邹君亦告病危，将後事托付给他後便咽了气。陕西近，湖南远；忠源乃将邹君的灵柩托付给其老乡，并预筹盘费，自己则雇个车载着奄奄一息的邓铁松回湖南。启程後数日，邓氏也撒手归去，旅店见他携带尸体一具，不许他投宿。忠源到底是邵阳血性汉子，大骂一声：难道不入殓胡乱埋在异乡不成？给我让开吧！强行闯入旅店，吩咐下人买了具棺木，将朋友尸骨安顿好，载在车上继续赶路。行经四千里，历时六十天，忠源完成了朋友的遗愿。京湘两地士大夫飞函相告，江忠源笃于友道的名声一时腾播人口。

其时，曾国藩正在北京埋头练习对联作法，尤其挽联，更是他重点攻坚的项目。挽联颇有盖棺论定的意思，数十个字的篇幅，既要总结生平，又要表达情感，兼要发表评论，不下苦功夫实在写不好。只是，可作挽联的人多为亲朋故旧，有数量上的限制，练习的机会实在不多，倘若死一个才写一幅，估计得等到熟人死光光才能练出一手好联法。操作机会过少，逼得曾国藩想出一个损招——生挽，凡是有机会让他作挽联的师长、朋友，他都给预拟了挽联。当然，这事儿得偷偷得干，决不敢让被挽者知道，谁乐意没事被人当素材编排出一段唁辞啊。却说道光某年正月，曾国藩正利用春假闲暇在书房中杜撰挽联，比他大十岁的好朋友汤鹏适时前来拜年。二人关系素来密切，汤鹏也就不待通报径直到书房来找国藩。说来也巧，国藩这时正写到“海秋（汤鹏字）夫子千古”，陡然见到被挽者现身，赶紧手忙脚乱的藏掖条幅。汤鹏以为他在写春联，只是好奇为啥用白纸不用红纸，便要看看写了什么。国藩死死捂住，汤鹏秉性霸蛮，兼好奇心重，乃不管不顾一把扯将过来看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差点晕倒：好朋友竟在这新春吉日给自己写挽联！这还了得，当下宣布断交，拂袖而去。

对联发烧友曾国藩的故事很快传遍京城，成为当时上流社会最猛的八卦。更有好事者联想到江忠源千里送灵柩的典故，乃凑出一条广告语，将忠源和国藩虚拟成某殡葬事业服务公司的合伙人，其词曰：“江忠源包送灵柩，曾国藩包作挽联”。

若当日有谁擅长挖坑，加上江、曾，就可以开个三包公司了。文献不足征，可惜。 　　

大姑

幾个月前，曾在网上写了个帖了，摘抄曾国藩日记中一部分自我修练的内容，例如：某日参加聚会，与人口角争胜，日记里便说自己犯了“妄语”戒，一定下不为例，否则“明神殛之”；跟同事交流黄段子，听说谁谁谁姿色尚可“而心艳羡”，日记里便骂自己是“真禽兽”；给地方官写信，语气亲热了点，就有“饵他馈问”的嫌疑，唯利是图，“鄙极丑极”，赶紧重新写过一封，改作“作疏阔语”；最有意思的是戒烟，某日起床後吃水烟，“口苦舌干”，觉得有损无益，于是“将水烟袋捶碎”，“从此永禁吃烟”。某网友看到後，回帖示意：如此修炼，矫枉过正，人生没甚乐趣！

读毕回帖，我的心中“啪”的一声，就像折断了一根筷子。是啊，这么个过法，真是口里淡出个鸟来，不如死球算了。但是，人又是一件很复杂的物事，既有规行矩步、一丝不苟的一面，难道就没有放松神经、娱人娱己的一面？李鸿章就透露过曾老师的另一面：

“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後，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

听大人物讲笑话，历来是件苦差，其一般运作程序为：大人物埋头讲毕笑话，随即亲自大笑数声，尔後抬首四顾，围观群众心领神会，乃轰然大笑。由鸿章这段回忆却可看出曾氏不落窠臼，俨然是个搞笑高手。有人曾说曾氏一生三变，由理学信徒一变而为躬行的墨家，最终升华到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之学；曾国藩讲笑话的风采，与前引日记中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姿态，两相比照，似乎可以印证这种评价。曾氏全集收录挽联共计七十七副，排在末尾的是这么一副：

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

此联题目为《挽妓》。青年时代谈色“而心艳羡”，曾氏会自责为“真禽兽”，悼念妓女，是否可称为“老禽兽”呢？当然，倘已抛弃了那套道学规矩，不妨称之为真性情。至于此联悼念的是哪位女士，读者可以抬头看看本文的题目。 　　

如夫人和同进士

今日大学有公费生、自费生之别。这个区别，不仅仅是每年多花、少花幾千块钱的区别，而隐隐有能力高低、脸面显晦的差异。旧时科举考试，也有这么个问题。

清代每科考毕，录取人数自一百至四百馀名不等，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诸人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这个“同”字，其实，就是“不同”的意思。“同进士”着实令人尴尬：好似饥肠辘辘之时，旁人端上好饭好菜，却赫然发现盘中粘着一只青头苍蝇，为肚肠计，不能不伸筷子，一伸筷子，又恶心得难受。因此，稍稍自尊自爱之徒，都会将“同进士出身”当作一分不能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

日後成为中兴英雄的曾国藩，每一念及个人档案中这一段不算风光的记录，依然无法释怀。所谓英雄不问出身，一般来讲，专就行伍出身而言；一旦入了文网，对这种出身，就往往讳言之。今日农工商吏，一朝发达，首要之事，即是钻山打洞搞张文凭、补个出身，也算是这种心理的传承。但是，腐朽的旧社会自上而下，却很看重那张文凭，任你使尽解数，依然顽固的坚持“惟名与器不可假人”的封建思想。因此，曾国藩纵然封侯拜相，极尽荣光，却也没办法去掉那个讨厌的“同”字。

不能洗底，只有免提。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说，就让那“同”字随风而去吧。但是，历朝历代，皇帝的禁讳也时常被触犯；终其一生，曾国藩这个痛处倘若不被人揣上一脚，那未免有悖于“历史之长期合理性”。谁来揣这一脚呢？历史选择了李元度。

一日饭後，曾国藩与幕客们休闲扯淡，出个上联求对，联云：“如夫人”。按：如夫人就是小老婆，如者，实不如也。引申之，此联其实有七个字：“如夫人不如夫人”。如前所述，同者，即不同也；可以揣想，在座才子脑中闪现的佳对，十之八九都是“同进士”；明摆着，同进士非同进士嘛。只是，李元度口舌伶俐，一举抢答成功，脱口而出：“同进士”。自保和殿传胪（唱名）以来，幾历三十年之久，曾国藩从未听人当面说过这三个字。想不到，今天听得如此亲切。自然而然，面色大变，聚会不欢而散。

六十老翁，终于看不破一个“同”字，可叹。只是，世间之人，搞得清同与不同其实无甚区别的，又有幾个？ 　　

名教

什么是？之名，大约相当于今日所说的意识形态，即利用集体历史、个体经验以及因果逻辑总结出一些理念、原则，并以此直接或间接的规束现实生活。欲达到规束的目的，除了刑罚等强制性手段，也要使用一些宣传推广的手段；之教，就是宣传推广。那么，所谓，就是政治思想宣传工作。

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幕府既是东南军事、经济的指挥中心，也是程朱理学的宣传中心，不如此，不足以“转移天下风气”。因此，入幕之宾，既有军事、经济方面的专才，亦不乏大量政工干部。其中佼佼者，乃有“三圣七贤”的品题；不过，这些人事，暂且按下不表，单说说幕客杨长年的“不动心”。

杨长年，安徽池州人。他在曾幕的理学家排行榜进不了前十，但是，他写的《不动心说》，却让我们在百年之后还忍不住吟诵一番，其中警句，云：“置之二八佳人之侧、鸿炉大鼎之旁，此心皆可不动”。按：吕洞宾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杨先生却说，如果让“二八佳人”睡在我身边，我不会动心。“鸿炉大鼎”，热不可当，杨先生却说，如果让我靠近，我不害怕。他为什么不动心呢？因为他修的是正心诚意之道，不仅修了，还已修成正果。这种道行，集柳下惠、孙悟空的优良品德于一体，想来只应天上有，红尘无处著此人。

不过，宣传有优劣之分，修道也有高下之别。杨长年这种无赖标榜，实在缺乏技巧，适合自慰，而不足以感染读者。此文的第一个读者，与杨同幕为客的李鸿裔，便受不了这种低级趣味，大笔一挥，在文后题诗一首：

“二八佳人侧，鸿炉大鼎旁，此心皆不动，只要见中堂”；

凭什么李鸿裔能断定杨长年的心事就是“只要见中堂”呢？因为，只有多见几次中堂，才有可能睡在二八佳人之侧，才有机会接近红得发紫的名利场，才有条件进行“动心”实验的社会学研究。倘若不见中堂，则红粉变为骷髅，鼎沸顿成冰水，万事休矣。

杨文李诗，曾国藩都看到了。立召李至，正色道：“小李，你晓得什么叫作‘’么？”鸿裔一听：不得了，要责备我的轻率了。低头不语。孰料曾国藩微微一笑，缓缓道：“莫慌，莫慌。我告诉你，所谓‘’，就是他们以道学为‘名’，我顺水推舟，以此为‘教’而已。只是，这层意思，却不便说破。不说破，两得其宜，说破了，两败俱伤。以后，你就别管这些人名不名、教不教的闲事，安心做好本职工作就够了”。

闻言，李鸿裔恍然大悟，唯唯而退。 　　

曾国藩在祁门

自咸丰十年五月开始，曾国藩过了大半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他刚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是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NO.1；本应呼风唤雨，拳打脚踢，马到功成。可是，那会儿的他，却处于“百感交集，怫郁忧烦”之中，到了“以速死为乐”（左宗棠语）的地步。什么事弄得总督大人如此之烦？

原来，他呆错了地儿，他不该将湘军大营驻扎在安徽祁门。登录祁门政府网，我们能看到这么幾句：祁门县，境内群山环抱，森林覆盖率达81.3%，被称为“森林王国”。这有什么不好么？若来探险、旅游、考察，确实没什么不好，可要将幾万湘军驻扎在此，问题就来了。据曾国藩亲自定下的湘军营规：营地务必靠近水边，以解决饮水和运输问题，水师和陆军最好能同处驻扎，便于互相接应。此前，大营驻地便都选择宿松（近长江）、湖口、建昌（近鄱阳湖）这些靠近大江大湖的地方。可是，祁门边上只有一条小河，水师无法停泊，只好停靠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长江，运兵运粮都不方便。其时，曾国荃正围攻长江边上的安庆，隔这么远，哥俩互通情报也很麻烦。更可怕的是，“环祁皆山也”，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湘军大营驻扎于斯，特像瓮中待捉的鳖。我都能三言两语讲清楚祁门地势的不利，太平天国名将李世贤就更不用说了，因此，短时间内他就调派大批兵力来围剿曾国藩。

打战，不是你围着我剿，就是我围着你剿；本是一件平常事。但是，人家来围剿你，你若外无精锐救兵——曾国荃攻安庆、左宗棠打浙江、鲍超防皖北，都脱不开身，内无可以死守的地利——例如城墙、壕沟、背山面水，那好，我告诉你：你死定了。更糟糕的是，这时，曾国藩身边竟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将领！包括他自己在内，全是一帮善于运筹却无法决胜的文人，好容易挑出一个曾经“躬亲军旅”的李元度，派去防守徽州——徽州处于太平军进攻的必经之道，也是祁门的最後屏障——不到三天，竟就城破人逃。李世贤站在徽州城头遥望祁门，说不定已脱口讲出这三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下围棋有个理论：应不好时不应。棋迷曾国藩想起这条理论，灵机一动，索性不琢磨如何突围，而是从幕客冯卓怀那里借来《红楼梦》，开始研究红学。当然，此前他已写好了遗嘱。

咸丰四年，曾国藩在靖港战败，自杀，未遂。两年後，在湖口战败，他再次自杀，未遂。四年後，在祁门，眼看要被围捉，他又一次想到了自杀。三次自杀，在细节上有些改进：第一次，他先自杀，未遂，再写遗嘱，再自杀，又未遂。第二次，他先写遗嘱，然後立即自杀。第三次，则提前很久写了遗嘱，静静等待太平军的到来，表现得很从容。好朋友欧阳兆熊曾简练评价曾国藩的“一生三变”，说他一开始是个拥护程朱理学的激进分子，出山治军後变成现实主义的法家信徒，最後，升华为讲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黄（帝）、老（子）之学的忠实拥趸。若就三次自杀的不同表征来看，欧阳先生的话很有道理。

欧阳先生在事过境迁之後固然可以从容评论，但是，当日身在祁门军营中的诸人是否也能像领悟了黄老之学的曾国藩那样平心静气看待将要来临的变故，实在是个问题。前述王闿运事，已讲过他在祁门被围时作了“逃兵”的经历；多年以後，他回忆这件糗事，依然秉持可贵的自我批判精神，老实写道：“直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文人幕士的腰间“短剑”也好，如椽之笔也好，在硬碰硬、较真儿的时候，大半只可用来点缀“看山”的风景，并起不到实际作用，套用时下流行的话语，这也算是“人文精神的失落”罢。李鸿章以翰林身份在祁门大营作参谋，他的“人文精神”也因此次危机“失落”了一回，不过，他的身法比王闿运要强上许多。

其时，被曾国藩派去防守徽州的李元度（也是文人），不到三天便丢了防地，羞惧交并之下，竟不敢回祁门复命，而在外游荡一个多月，玩起了失踪游戏。曾国藩不禁大怒，于是，命李鸿章起草奏折，参劾李元度。于情于理，身为曾幕第一公文高手的李鸿章都不应推辞这个指令，孰料他竟冒出一句：“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闻言，先是一愣，又一转念，以为李鸿章和李元度交情太深，不忍动笔，乃说：“我自己写。”话音未落，李鸿章竟又说出一句：“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傻眼了，没想到二李的交情深到这份上，兼之正在气头上，乃说：“听君之便！”李鸿章再不说话，卷铺盖就去了江西。明年，祁门解围，朝廷让曾国藩保举江苏巡抚人选，多人推荐“才气无双”的李鸿章，曾国藩大摇其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正在万分紧急关头，北京方面又传来坏消息：英法联军进攻都城，咸丰帝急命曾国藩、胡林翼派遣鲍超率三千精兵北上“勤王”。其时，胡在皖北，曾在皖南，正在施行对太平天国的“四路进剿”，鲍超率领湘军中最精锐的游击部队在其间策应；陡然要调开鲍超的队伍，曾、胡的战略将完全落空。更重要的是，被困祁门的曾国藩已经通知鲍超放弃在皖、赣交界地区所有的军事行动，火速南下救援；倘若他中途转向，北上勤王，那曾国藩除了长叹一声“我命休矣”，随即挥刀自刎，就再也找不出其他应景的姿态。

局势之混乱，恰如刘姥姥入大观园後面对一桌佳肴，不知何处下箸——彼时，曾国藩每日读《红楼》，不妨有这般感触。不过，咸丰这道命令实在是病急乱投医，除了让曾、胡加重思想负担，并无可操作性。英法联军距京不过数十公里，而鲍超距京“五千馀里”，且全是步兵，即能不眠不休、日夜兼程，也要三个月後才能赶到。届时，北京必已被敌军攻占，难道指望鲍超以三千远道疲惫之师，使用大刀长枪等冷兵器，去克复由“船坚炮利”的夷人所控制的王城？但是，自古以来，超现实主义的圣旨、天命多了去了，身为人臣者早已习惯，故此，奉旨後，曾国藩“且愧且愤，涕零如雨”，也写了一篇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奏折，聊作报命。他说，鲍超率军勤王，固然远水救不了近火，但是，“此次北行，专言君臣之大义”，重要的是表明心迹，不要管有没有实效；于是，他建议，勤王之师应由自己（或胡林翼）亲自统带，人数也应增加，以纾解大难。

方寸一乱，笔下就未免荒唐：祁门之围能否解除，尚未可知，他却建议由身在围城的自己代替鲍超，率兵北上去帮皇帝解围。当然，荒唐正是超现实主义的妙处，以荒唐奏折回复荒唐圣旨，更是为人臣者必修的功课。而且，形式上的荒唐往往可视为常识（或称真理）的镜像——正着看，反着想——“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嘛。咸丰帝年纪小一点，性格冲动一点，但并非一味使性的“无道昏君”，待看到曾国藩的覆奏，心下自有了幾分明白，于是，不再不切实际指望曾、胡的勤王大军，而是乖乖去热河“扫墓”，免去了亲眼看到圆明园大火三日不息而导致的“情何以堪”。

毋庸北上勤王，鲍超军队以“生死时速”赶到祁门，救出了曾国藩。

徐枫、丁进军《新发现的曾国藩遗折钞本》：“曾国藩之遗折，以往《曾文正公全集》等有关书刊均未见刊录，故有人认为曾氏由于在两江任所病逝突然，并无遗折上奏。近于我国著名钱币收藏家、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徐枫先生家藏之历史文献中，见到一件曾国藩遗折的钞件，系曾国藩之幕僚于同治十一年二月末钞存”（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 　　

人不忍欺

市面上有数种曾国藩相人秘诀之类的书，概可归类于社会科学中“领导学”或者“成功学”范畴，我对这些专业不感兴趣，因此没看过这些书。清末以来的笔记小说，业已举出很多例子，试图说明曾国藩在“相学”上确有独到的造诣。案例太多，指不胜屈，有兴趣的人随便抓一本与湘军有关的书，就能发现幾条。此文也要讲一个曾氏相人的故事，用的却是反面教材。

湘军克复南京後，政府工作的重心由武统转移到文治，需要大批文职人员。因此，被“髮匪”们“荼毒戕害”了十幾年的东南士子，纷纷出动。原任公务员的，忙着恢复身份；资格不够或者志存高远的，则投身各位大帅的幕府（湘、淮两军幕府中的佼佼者甚至作到督抚级别的大官）。曾国藩幕府，天下第一，理所当然成为各位准幕客的首选志愿。入幕跟入学一样，需要考试。考试则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不一定当庭挥毫，缴上幾首过得去的诗文即可交差。面试则由曾氏亲自主持。

某日，一人赴考，自称萧山人，曾在浙江省教育系统工作。见面之後，他先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类的宏大叙事开始，煽乎得老曾一愣一愣。接着，谈操作实务，老曾提问：属下“欺蔽”上司，是一个行政难题，阁下有何高见？此人面色一变，语调一转，说：属下欺与不欺，是个伪问题。上司受不受欺，才值得探讨。曾氏肃然起敬，说：愿闻其详。此人不疾不徐，说：我看当世衮衮诸公，在受不受欺这个问题上，不外乎三种状况：像胡文忠公（林翼）那种人，综核名实，精明强干，人不能欺；左大帅（宗棠），心细如髪，性猛于虎，人不敢欺；都不愧是当代豪杰。说到这，他有意顿了一顿。曾国藩正听到兴头上，赶紧问：那第三种情况呢？此人微微一笑，说：但是，胡公和左公，都要比中堂您稍逊一筹。为什么呢？因为，您以诚感人、以礼待人、以道化人，已经做到了“”的境界。不能也好，不敢也罢，那都是用外力压制属下的欺瞒之心；不忍欺，则发自内心，是一种道德感召，弥足珍贵。前者是法家的恐怖主义，後者则庶幾实现了儒家理想。所以说，欺蔽问题的解决之道，胡、左二公，都比不上您。

无疑，这套欲扬先抑的“宏论”打动了老曾。明日，即派他督造船炮。

此文篇首，就说了这是一个反面教材；因此，幾天後，这个萧山人携款潜逃，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卷逃案报到督署，属下纷纷建议通缉此犯，曾国藩默然良久，叹口气，摆摆手，说：算了，算了，由他去罢。回到内室，曾国藩黯然独坐，自言自语：“？！？……”。

这到底是谁相谁的面呢？ 　　

养活细民

同治三年夏，湘军攻克南京。前此，洪秀全在南京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湘军围城三年，南京城弹尽粮绝，物资匮乏，洪氏“共产主义”宣告破产。洪秀全鬼迷心窍，竟然丧心病狂号召全城军民以“甘露”为食。什么是“甘露”呢？就是苔藓。由此可知，湘军入城以前，南京之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到了何种程度。而湘军入城之後，按照旧日军队惯例，弛禁三天，任由将卒烧杀抢掠。历此二劫，南京经济遂全面崩溃，再无丝毫六朝金粉的气味。破城後，两江总督曾国藩入城办公，看到这么一副惨状，不觉头大如斗，如何恢复生产、促进经济乃成为曾氏执政的当务之急。在曾总督的指挥下，如火如荼的经济重建工作全面展开，除了引进外资搞开发区，其他诸如移民回迁、减免税赋、地产开发、交通建设等措施，与今日大多数地区搞经济的套路如出一辙。不料，没多久，理学界知名人士、江宁知府涂宗瀛却给他出了个难题。

涂氏汇报工作，说：最近以来，秦淮河两岸的色情业死灰复燃，总督务必要防患于未然，明令禁止，不然淫风大渐，必生事端。在道德家眼中，画舫妓女无异洪水猛兽，理当驱禁；从地方长官来看，这却是经济复苏的表征，甚至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且清代只废除官妓，禁止公务员嫖娼，并不禁止普通民众的有偿性交易。但是，曾氏是“理学名臣”，处理事务自应秉持比经济、法律更严格的道德标准，涂氏找他批禁令，看准的就是这一点。曾氏若冒然以法律未明令禁止者即为合法权利此一现代法学原则答复，必令拥趸失望，清誉受损。于是，他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

次日黄昏，国藩换了便服，叫上钟山书院山长李联琇，租了一条游船，对秦淮河地区色情业进行调研。只见得满河的画舫，只听得盈耳的笙歌，游人如织，美女如云，一派升平景象，哪有半点滋生事端的征兆？二公徜徉其间，不觉东方之既白。清晨，下船後，曾国藩直接去了办公室，即召涂宗瀛来府，见面便说，昨日与李山长在秦淮河上游玩通宵，“但闻歌舞之声，初无滋扰之事；且不少”。原来，曾氏不仅看到表面的繁荣，还看到此地色情业“拉动内需”，为“细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涂氏借口治安隐患的担忧，与此相较，自然无足轻重了。闻言，涂宗瀛唯唯而退。

某人极为欣赏曾氏此举，说：“政治之精意，即在‘’四字”；用今天的话说，这也算是“执政为民”罢。 　　

精于“理财”的道学家

吴廷栋，清代“理学名臣”，某次朝会，咸丰帝问吴氏平日读什么书，吴以程、朱著作对。咸丰说：“学程、朱者，每多迂（腐）拘（束）。”吴答曰：非也非也。不会读书的人才这样。然後侃侃而谈，最终申明：好读、善读程、朱著作者，绝不会迂拘。吴廷栋的得意弟子——涂宗瀛，便不是一个“迂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