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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乾隆朝文字诸狱中还有一些案例，则既非统治者借刀杀人（如雍正年羹尧、乾隆胡中藻案），亦非文禁严密，因寻章摘句得罪。此类案例，借用周树人的术语，乃因“隔膜”而得罪。他说：

“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

他并举“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为例。冯起炎，山西临汾县生员，闻弘历将谒泰陵（胤禛墓，在河北易县），便身怀著作，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他的著作，实为不学无术、信口开河之作，固无足论，惟末附一段“自传”文字，煞是有趣，略谓：

“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冯生要跟皇帝讲平等礼，故告诉弘历，臣“字是南州”，希望皇帝不要直呼其名，而宜“字之”。他还认皇帝做“老友”，请他顺手帮个忙，解决自己的终生大事——将两个表妹（张三姨家小女，杜五姨家小凤）娶进家门。不仅此也，他还很有襟怀，表示，即算皇帝帮不上忙，他也不会怪他（“必以此等事相强乎？”），也就那么一说而已（“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冯生冲突御驾、以意解经、请天子做大媒，正是前揭周树人语所谓“卤莽”、“迂儒”和“不识忌讳”。他也因此稀里糊涂堕入文字狱（“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遂被“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其人可悯，其遇可悲，然其事不无可议。冯起炎之所以这么做，自有其逻辑：帝制时代有两个词，一曰“君父”，一曰“臣子”，这是将君臣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冯起炎既自认为臣，则不妨事君如父，作儿子的请父亲做主搞定一桩婚事，恰又符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这就是他的逻辑。然为君者是否真以臣僚黎庶为子，则未必然。于是，周树人才会用“隔膜”二字定义此类文字狱。

由此可知，文字狱之构成，略有三端：一则因君主欲加诸罪，何患无词，乃挑剔文辞细故，借刀杀人；一则士人遣词造句，有意无意触犯忌讳，因而得罪；一则因上下“隔膜”，情形睽格，造成惨案。然谓此即能摧折士气以至于无，从而造就乾隆以降“万马齐喑”的“衰世”，则犹嫌说服力不够。略以乾、嘉学术之兴盛为例说明。乾、嘉之际，为近代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学者们通过整理、复原古籍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的承继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人讲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直到今天还发生影响。有探究其故者，常谓此因专制政权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导致学者对现状噤声，竞相埋首于故纸堆，阴差阳错，这才出现一个学术上的“盛世”。文字狱倘有如此功效，则战国、宋、明等代，并未出现大规模文字狱，何以也能造就学术昌盛、迈前启後的局面？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文字狱之频次、力度远超乾隆之世，何以学术界反而出现凋敝荒芜的现象？难道，後世之人，不仅其心不古，连智商也降低，学不会乾、嘉时代的“学术避祸法”？对文字狱和学术的这种关系，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认为自明末清初以来，学者越来越重视“道问学”，而不再一味关注“尊德性”，因此才有乾、嘉之际的学术“盛世”。思想禁锢、政治打压固然是外因，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很重要。窃谓此论极有道理。清代文字狱之成因，固有前述三个原因，清代学术之兴盛，自应有其内在的逻辑，而非全部因应政治上的变化而出现。然则，自乾隆至道光，约近百年，形成一个士气低迷却学风大盛的“怪现状”，存不存在一个“内在理路”？若有，那这个“理路”又是什么？窃谓，此一“内在理路”，便是宰相制度的废弃。 　　

“假维新”中的真改革 引子

1900年8月17日，侵晨。

八达岭外，岔道城中，某院落。

院中，有一条板凳。板凳上，有一男一女，“贴背共坐”，仰天沉思不语。男子年纪约在三十左右，身著半旧黑色湖绉锦袍，“髪长逾寸，蓬首垢面”；女子看似六十开外，“布衣椎髻”，一副“乡姥姥”模样。虽仅初秋，晨间却是“寒气凛冽，森森入毛髪”，而这一男一女，竟已枯坐了一夜。这男子，便是光绪皇帝；这老妪，则是他的姨妈，慈禧太后。

二人贵为帝后，境遇却这般凄凉，形容竟如此狼狈，何也？原来，二人刚刚逃出京城，正走在“巡幸山西”的路上。“巡幸”，换作今日习语，客气一点，叫战略撤退；不客气，则叫避难。二人身为中国最高领袖，统领文武，保育黎元，难从何来？难，即所谓“庚子之难”（公元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以干支纪年，则称庚子年）。庚子仲夏，慈禧下诏，对万国宣战，不幸，反被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帝、后不得不仓促“西巡”，暂避风头。

宣战之举，固然丧心病狂，但非事出无因。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指两年前“戊戌变法”後，“帝党”中人虽被杀或黜，慈禧仍对“帝党”愤愤不平，乃有废光绪、另立“大阿哥”（溥儁）之意。风声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随即大倡“保皇”之说，鼓动舆论，各国公使对此亦持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慈禧认此为“粗暴干涉内政”，愈发愤怒。近因，则指去年以来在直隶、山东等地闹得沸沸扬扬的“义和拳”运动。拳民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捣毁教堂，大肆捕杀“老毛子”（谓外国人）、“二毛子”（谓入教之中国人）。时人有诗“赞”曰：“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慈禧则嘉许为“朝廷赤子”，并有意利用这种群众暴动，对各国施以“惩戒”。怎奈“义和拳”吹嘘的各类“神功”毫不见效，一遇外军的长枪大炮，则望风披靡作鸟兽散，战守俱无可恃，终于导致首都沦陷，辇毂播迁。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忆二年以来种种风云变幻，自问今日残局何以致之，又将何以了之。左思又想，竟琢磨出一段为期十年的“新政”。

晚清新政

若将“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而以清朝覆灭为终篇。以下，请略具纲目，稍加点评，看一看亡国之前的回光反照是何等气象。

1900年8月20日，下诏罪己，并总结中国积弱之由：“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谓“私”字，即指传统中国建基于宗法血缘组织，造成“惟知有家，不知有国”的事实。梁启超讥李鸿章，谓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其实就是“私”字作怪，盖“朝廷”者不过是帝王之“家”而已。梁启超之政见，一度称“保皇”，终改为“保国”、“保种”，则是突破了这个“私”字，不再汲汲于作什么“最後的贵族”，而以新时代国民自居。所谓“例”字，则指国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统，文法程序过于繁密，操作效率低。窃谓循“例”虽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极後果，但是，有例可循总较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为优。一个国家，虽不免有非常之事，虽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时一地，或不能尽守成法、尽遵定例，但时过境迁，还是要走回依法治国、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年1月29日，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实际操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能更动，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4月21日，诏设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为督办政务大臣，主持、推动变法事宜。按，清代二百馀年间，新设机构为前代所无而极重要者，有三，分别为办理军机处（省称军机处，雍正时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称总署或译署，咸丰时设）及督办政务处。设立新机构之初衷虽不同（分别为处理军事、外交和变法事宜），然而，随着事态发展，原本只具有临时、机动性质的机构，却因主其事者莫非显贵，及所办事项为当务之急，最终都变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点，也是专制政体内最易产生的现象。因情急势迫，政府将一部分本属于常设机构的权力集中至某个新设机构，对于提高效率、解决问题来说，固能收取速效，只是，这么一来，便破坏了分权制衡的格局——君主专制国家似乎谈不上分权制衡，但就其制度设计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为监督，确具分权制衡的性质。并且，此举实具“秘密政治”意味。平素应公开、循序、多层级办理的公务，此时皆由一二主事者（或独裁者，或权臣）于密室之中、密札之内决定，办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处置之妥当公平与否，大可怀疑。古今中外之“秘密政治”因不受监督，莫不具有事与愿违的反动性，督办政务处亦不例外。此一机构若能切实推动变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机构于明诏大诰以外，别有授受，只是片面变法乃至阻挠变法，那就好事变成了坏事。事实证明，督办政务处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轻，翻云覆雨，不仅未能有效推动变法，反而成了变法的阻力。

1901年7月12—20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响应中央号召，联名三次会奏，拟议变法，此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变通中国成法为主；第三疏介绍西法之“切实易行者”。“江楚会奏”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其主要内容幾乎被全部批准，径可视作晚清“新政”的操作大纲。因本文仅述废除科举，故此下除非必要，于“新政”其他内容不作介绍。

1901年8月29日，谕：今後科举考试禁用八股文程式，改以策论试士。

张之洞是急先锋

科举创自隋代，至此已历千年；八股文创自明代，至此已历数百年。其利弊得失，言者纷纭，不胜指数，然括而言之，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第一句话，科举，是维持传统中国内部阶级流动最有效也最公平的制度性保障（拙文《废除科举得与失》略论此义，读者有意了解，不妨参观）。第二句话，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乃至唯一方式，是废除科举的主要原因。

废除科举的急先锋之一是张之洞，张之洞最为後人称述者，是“中体西用”理论，若借用张氏的体用论概括清代的科举制度，我们可以说，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科举为体，没问题；八股为用，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八股文根本就没用。八股文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读者可参看邓云乡撰《清代八股文》，此不赘言；其消极作用，则以梁启超所论最为晓畅警切。

梁氏谓，因八股程式规定，禁用秦汉以後之书，于是，大多数应试者皆不读书（除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四书”），乃“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然而，就是这帮人，一旦考取功名，竟也“致大位，作公卿，老寿者即可为宰相矣”。国民皆以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为表率，读书人既如此，则国民尽成愚民。以此，欲不亡国，“岂可得乎”？“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梁氏此番议论发表于戊戌变法以前，并直接促成1898年废止八股，改用策论。但变法失败，八股旋被恢复。然不过两年，八股被再度废除。可见，八股无用，渐已成为当时人士的共识。前云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现在八股业已废除，则科举一变而为“赤身裸体”。当此大变革的年代，科举之“裸奔”必须叫停，则又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早在1895年，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初次见面，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意见便令对方佩服。1897年末，张之洞派姚锡光赴日本考察“其国立学、练兵，兴革之由，训练之法”，似已有废除科举的谋划。1898年，他所著《劝学篇》被光绪皇帝钦命刊发全国，俨然作为维新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但是，变法失败，他谨守“政治正确”（此为洋话，中国话叫做“明哲保身”）的信条，再不敢轻易吐露与康、梁等“维新派”相同的意见，尽管其立论基础大相径庭。至此，风向再变，连皇太后都认可废除八股，那么，前此未竟之“妥议科举新章”的话头，不又可以重新提起了？于是，“江楚会奏”中这才有了“酌改文科”的建议；于是，张之洞这才成为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入京前，在地方力倡教育改革；入京後，任大学士，派管学部，主持教育改革）。

然张之洞力倡废除科举，并非全无阻力，而此种阻力，又不可径以“保守”、“反动”名之。先讲个故事。1904年的科举考试，是中国最後一届科举，其时，张之洞正大力推进废除科举。之洞侄婿林世焘，在此届考试中以候补道身份考中进士，世焘本欲“请归原班”（即补一个部、省的实缺），之洞闻信，乃一日内连发五封电报，严责世焘，命其无论如何，一定要考取“馆选”（即入翰林院）。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问题。一，张之洞素以自己中进士、点翰林、是纯粹读书人为傲，不太瞧得起非“正途出身”及没有学问的人。若论出身正、有学问，天下之大，谁比得上翰林学士？以此，他要劝侄婿努力跻身翰林院。二，他对废除科举之後的情形并不乐观，生怕再有反复，侄婿因“误入歧途”而影响日後的发展。事实上，在废除科举後一段时间，对于“学堂”、“留洋”出身，旧日士大夫乃至一般舆论并不引为荣耀。一生欲作“帝王师”而不得的王闿运，于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赠诗张之洞，对“新学後进”大加调侃，诗曰：“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後尘”；“齿录”，指科举时代同榜中式者汇刻之姓名籍贯三代履历，即同年录。“前辈”，後入翰林院者对先入者的尊称。“牙科”，谓学制改革後，“海归”学者亦可获举人、进士头衔，其中有医科毕业生；闿运特标以“牙科”者，盖有意引人发噱也。

琉璃蛋变硬骨头

回头再说废除科举的阻力。

当时大臣，阻挠废科举者，以王文韶为领袖。文韶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一贯以“明于趋避”著称，人送外号“油浸枇杷核子”。怎么讲？盖“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者”。他还有个外号，叫“琉璃蛋”，亦是滑不溜手之义。谁成想，这么个老滑头，在讨论是否废除科举时，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一棵难啃的老骨头。有人问他对废除科举有何意见，他说：“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

张之洞虽系一时人望，变法虽为当务之急，文韶此语既出，教育改革却不得不放慢步伐。文韶哪来这等威望？原因是，他在庚子之难时立下一桩“大功”。帝、后“西巡”，备极苦辛，而军机处共八位大臣，因公因私，竟有七人未能“侍行”。惟有文韶，当风烛之年（七十一岁），以蒲柳之资，自京而晋而秦，随扈左右，未尝少离。考虑到他的仕履——出身正途（咸丰进士），久经考验（历任道、司、抚、督及北洋大臣），谙练政事（历官户、兵、礼三部），政治过硬（戊戌政变後取代翁同龢进入军机处）；再加上这分患难君臣的交情，文韶的发言，对朝野上下来说，实在是极具分量。

督办政务处以军机处为班底组成，张之洞与刘坤一、袁世凯作为封疆大吏，不过“参与政务处事宜”而已，故一事一议之可否，其决定权仍在军机大臣手中。当日军机领班为庆亲王奕劻，其人最大特点为“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彼时教育改革尚未进步到产业化阶段，看不出油水何在，奕劻对此事不置可否，可想而知。其馀幾位，荣禄、崑冈、鹿传霖及瞿鸿禨，对废除科举或多或少持赞成意见。那么，只须搞定王文韶，科举即可废除。但是，他已立誓“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难道，此老不退不死，则科举不能废？从事实来看，确实如此。1905年6月30日，王文韶“免直军机”，二月後，颁布废除科举之谕。

然自1901年8月下诏禁用八股至1905年9月下诏停止科举，足足四年时间，朝野中外，有心有力废除科举者，就啥也没干，光等着王文韶退休？是又不然。改革既不可直线速成，那么，道路迂折一点，手段隐蔽一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学堂不立科举不破

科举不能骤废，固因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反对派施加阻力，此外，用以代替科举的学堂制度犹未完备，亦是重要原因。

按照官方说法，学堂制度系“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以佐我中国二千馀年旧制”（张百熙《拟进学堂章程折》，1902年8月）。所谓“二千馀年旧制”，即指科举制度。从这句话看，似犹以学堂“佐”科举，而非以学堂代科举。

但是，欲令学堂收到辅佐、维系科举的效果，实无可能，因为，二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冲突的，而非互补的、相成的。科举虽不考八股，改试策论，“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学堂，则注重积少成多的知识增长，以及文、史之外的理、工素养。不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和方式，则学堂所学无可评判；若仍迁就科举考试以文章取士的传统，则违背了举办学堂的初衷——培养具备科学知识及实用技能的人才。而且，科举一日不除，则“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一日存在。学堂生虽可获取各种现代知识，但因学堂教育并不提供有针对性的文章训练，他们去参加传统的科举考试，并无优势，甚至可说绝无胜算。那些不入学堂、只读文史琢磨文章作法的人，反而比学堂生更具入仕发财的机会。若真如此，那么，即使学堂硬件建设再完备，也不会吸引生童士人来就读。更何况，基于以上原因，只要科举不废，学堂硬件建设也无法完备。处此两难之际，1903年3月，张之洞与袁世凯（其时，刘坤一已卒）联名奏请“递减科举”。

科举制度有两个术语，“学额”与“中额”，前者指各省府、县入学的名额，後者指乡、会试中式的名额，略与今日各级学校招生定额相似，然其数量较为固定，决不轻易增减，遑论大量“扩招”。张、袁之意，欲令各省学政及乡、会试的学额“分三科减尽”——以三年一科计，将耗时九年；而将这些学额全部置换为“学堂取中之额”。此後，“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这个方案若能实施，则上文所述科举与学堂之矛盾将不复存在。进一步说，这个方案的本质，即欲逐步废除科举；盖学额减尽之後，人才进退俱由学堂，科举不过徒存虚名，不废亦废矣。张之洞致书张百熙，尝对此一方案进行“自战解说”，他说：“近数十年来时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历不爽”。

奏折递上，奉上谕：“交政务处议奏”。然王文韶此时犹在政务处，“议奏”而无下文，不问可知。

1904年1月，心有不甘的张之洞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奉上谕：“著自丙午科（1905）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後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时隔大半年，事情似有起色，然细读上谕，却又发现，此事吉凶，仍未可料。第一句话，是好消息，说自明年起递减科举学额。第二句话，是坏消息，虽然递减科举学额，但并不同意将递减出来的学额立即转移到学堂，而要“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後，再行转移。问题出来了。如前所述，科举不停，学堂不兴，二者间存在一个明确的逻辑联系；谕旨却说只有学堂“一律办齐”，才考虑停止科举、转移学额，这不是自相矛盾、拿人开涮么？最末一句话，“届时候旨”，也暧昧的紧。退一万步说话，届时科举学额减尽，学堂也一律办齐，若无专旨，则学堂取代科举仍不可行。

自光绪元年（1875）撰成《輏轩语》（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专为省内士子所作，书中对八股颇作讥弹），至此已近三十年，其间张之洞一直关注教育改革，及至总督湖广，摸索出“中体西用”辩证法，适逢外患日蹙、祖宗之法不可不变之时，眼看大好机缘既至，本拟一展拳脚，不料，天不遂人愿，一厄于戊戌政变之形势比人强，再厄于王文韶之人比形势强，终落得个劳而无功的结局。任是铁人，此际亦不得不灰心丧气，只好学前辈龚自珍，说一句：“且看他国运如何”。

“时趋”与“国情”

“国运”确实不怎么样。

日、俄因不满对方“侵夺”己方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的“利益”，于1904年2月开战，战场即设在东北地区。此一役打得天昏地暗，尸横遍野，清廷竟置国土国民不顾，“严守中立”，史称“国耻”。明年5月，战争以日本胜利终局。

然“国运”虽不佳，教育改革的运气却极佳。晚清之世，是“万国交通”之世，非“闭关锁国”时可比，其内政外交往往互相影响，而外交影响内政，更多且巨。日、俄战争无疑是一件大事，其必能影响中国内政无疑。举其大者而言，内政受此役之影响有二，一为立宪，一为废科举。立宪非本文范围，不赘，仅述废科举。日俄战争刚一结束，在教育改革问题上沉默了一年多的袁世凯、张之洞终于寻着“话欛”，重提旧事。其事则旧，其言则焕然一新。从题目看，此折题为“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不再说“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从内容看，此折不再就事论事，而有“挟洋自重”的味道。

其折大意，谓去年会奏，奉上谕：“届时候旨遵行”；看得出，皇太后、皇上是要“徐俟乎时机之至”。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发现废除科举的“时机”业已到来。自“大局”（国内外局势）论，“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强，必遭刀俎；欲致富强，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从出，舍学堂再无良法；但是，如前折所述，不停科举，学堂无由兴盛。那么，“大局”决定了不得不早停科举，推广学校。自“时趋”（时代潮流）论，日本所以能战胜俄国，有识者皆归功于其国教育之发达，“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我国所以“相形见绌”，则因教育改革力度太小、步伐太慢。“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此外，诸人皆能读懂慈禧的喜惧，特别在折内加了一段软硬兼施极具针对性的话。先是吓唬她：“近数年来，各国盼我为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接着又哄她：“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自庚子年後，慈禧一改前此对外人的倨傲态度，逐渐接受了国际平等交往乃至人际平等交往——当然，此所谓“人际”之“人”，仅限洋人——的理念，经常邀请在京各国公使夫人至颐和园，进行盛情款待。如此前倨後恭，自然是被西方完全震慑的结果，袁、张等人在奏折中便利用了这一点。

此折递上，效果极佳，1905年9月2日，奉上谕：“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馀论

科举终于废除了。六年後，清朝却灭亡了。

人有病，吃药，是想早日康复，但不排除吃错药加速死亡的风险。国家落後，改革，是想早日富强，但不排除越改越乱以致亡国的风险。清朝灭亡，不能排除自己越改越乱、他人乱中造乱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非如此。晚清“新政”，或有称之为“假维新”者。为什么说是“假”的呢？因为清政府不兑现。

清政府陆续推出的改革方案，包括政治、军事、法律、实业和教育五个方面，军事、实业和教育的改革，皆有成效，尤以教育改革最为彻底。但是，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如先後宣布的“筹备立宪”、“厘定官制”、“三权分立”，皆不过徒有其表，并未付诸行动。教育改革培养出越来越多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公民，实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并发展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军事改革则造就了“新军”——虽不可称之为（思想）现代化的军人，但较旧日军队而言，终是一种进步。但是，落後的政治体制不足以承载其他改革带来的巨大冲击。此种现象，可以科幻电影之永恒主角——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为譬，身体成熟，四肢发达，其心智却不足以调控其身体，最终，或发狂而死，或被人捕杀，此外别无生路。“假维新”後的清国，国家与人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朝廷与军队之间，满族与汉族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莫不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百毒攻心，发狂自戕，至于奄奄一息，再被人补上幾刀，一命呜呼。

不幸中之大幸，则是“假维新”中还有“真改革”（陈旭麓先生语）——废除科举，推广学堂。欲评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进行量化分析，只须对民国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认识——今人艳羡的诸多学贯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师”，莫不得益于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项改革的重要意义。不妨设想一下，其他方面的改革若也能如此彻底，清朝的结局，或曰民国的基础，或直接说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更好看一点？

奈何，历史不容假说。 　　

废除科举的教训

今年，是废除科举一百周年，也是日俄战争一百周年。日俄战争在春天结束，废除科举的命令于秋初颁布。废除科举虽早经酝酿，但是，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战胜俄国取得最终胜利，对于制定国策的清国君臣震撼极大，我们若说日俄战争是废除科举的催化剂，未尝不可。因此，在重估废除科举得失之际，有必要对日俄战争略作回顾。

黄白对决

日俄战争，有个绝对“第一”：这是人类历史上至此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奉天（今沈阳）会战，双方合共投入兵力达六十二万四千人，前所未有。此役另有一项相对“第一”：若排除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战胜意大利人的阿杜亚（Adowa）之战，则此役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非白种人战胜白种人的战争。规模之最的纪录，保持不了多久，此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皆远愈此役；然而，因一战之胜负，乃能显现一种契机，借以逐渐祛除前此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人种优劣”或曰欧亚强弱的成见，则意义重大。

十九世纪的世界，无论文治武功，堪称白种人或曰“欧洲文明”的天下。然至世纪末，白种人反躬自省，对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控制力不再居之无疑；黄种人穷极思变，则对本国本族的前景推导出一种“创见”。文艺、舆论最能反映时代面目，兹举数例，以说明世纪之交，白人世界对黄种人（亚洲）的警惧，以及东亚人士（特别是中、日二国）对未来百年的期望。日俄之战前十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手绘一图，内容为欧洲女武神（Valkyries）与乘龙之佛陀作战，用示保持优势、继续捍卫基督教西方的决心；1898年，日本人近卫笃麿发表全球范围内种族战争的预想，呼吁本国与同种结盟，为将来之黄白人种大对决作准备；1904，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撰文，对“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及“中国人口之巨大劳动能力”表示恐惧；更有趣的，则是英国作家H.G.威尔斯继《世界大战》之後，新撰《空中之战》（WarintheAir）一书，谓未来美国与德国交战，中国、日本联合组成强大的高科技的空军，对交战双方进行突袭（转引自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第12-4页）。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亦撰文唱和近卫笃麿之人种对决论，写下一段煽情文字：

“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与白色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83页）。

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了日俄战争，并以日本获胜终局。然则，预言中的人种对决不仅在现实里发生了，近代以来受尽欺凌的黄种人竟还战胜了白种人。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们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西方的科学和工业引进自己的国家，但必须像日本人那样摆脱欧洲的控制，自己掌握现代化进程，并保留自身的民族特点。嗣後，伊朗（1905）、土耳其（1908）先後爆发民族独立革命，盖即受日本战胜之启示与鼓舞（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第885-8页）。与战胜国同属黄种的中国人，战後反思所得，不能逾此范围，但是，别有一分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异于他国。

先说悲从中来。因为，这场外国战争竟在“禹域”（中国领土）内展开，而战争的目的，则是争夺对满洲（约当今东北三省）及朝鲜的控制权；更甚者，迫于形势，中国在此战中竟不得不宣布“局外中立”。自时人视之，此役较诸十年前的甲午惨败、五年前的庚子之难，不啻更形耻辱，而瓜分、亡国的危机感接踵而来。危机者，危险中孕育机遇也（据说这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训诂”）。日本，以前不被中国重视、近代屡受西方“列强”打压的“蕞尔小岛”，经过明治维新，竟摇身一变，晋级“列强”；中国若能知耻後勇，见贤思齐，不仅如此前“师夷长技”，更在政治、经济方面向西方取经，则实现保国保种之梦，未必就是奢望。时人悲痛之馀，想到这一点，不禁破涕成笑。

废制契机

其时，具有这种“辩证法”思维的人士，略分二类，一为“立宪派”（呼吁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精英），一为“实力派”（以袁世凯、张之洞为代表的封疆大吏）。“立宪派”认为，日俄战争不仅仅是“军队之竞争”，更是“政治之竞争”；日本终能“以小克大，以亚挫欧”，似乎违背了近代以来大国克小国、西方胜东方的“公例”，但是，之所以会这样，则在于：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俄国为君主专政国家。不论国内政治，还是对外战争，都可看出立宪对专制的优越性。这种“泛政治化”的时评在学理上是否妥当，容有商榷，但是，现实效果不错。不久，清廷便派五大臣出洋，周游列国，考察宪政。“实力派”则借此机会，向科举制度开刀。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夏，袁世凯领衔会奏：

“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教师。即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而我国独相形见绌者，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实力派”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立宪派”如出一辙，盖以为一国政经文教之优劣，莫不应以战争胜负（或富庶程度）来验证；战胜国之政经文教，无不佳者，俱应奉行“拿来主义”，袭用不疑，而对本国固有传统及实际情况之优劣得失，则无暇检讨。这种思路，较诸“洋务运动”——道光末期以来，仅限于“师夷之长技”而绝不考虑变更根本制度的思路，似为大大进步。但是，二者俱未能在制度引进的本土化方面多加留意，则淮橘为枳、画虎类狗的风险必然存在。当然，苛责前人并无必要；局外论事，贵得其情，後人述往，贵知其要。我们且看当时诸人因日俄战争之结果，而渲染出不得不立停科举的形势；因积弱已久之现状，而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虽可谓狗急跳墙，亦可谓墙倒众人推，然而，袁世凯固是枭雄，西太后又何尝不是解人？

自当时言之，满清覆灭、民国肇造之契机固在乎是；自後世观之，迄今犹未结束的百年现代化之契机亦在乎是。然欲讲清楚这个“契机”，不得不先对科举制度的沿革及其在传统政治中的作用稍作介绍。

程序正义

通俗地说，科，指考试科目的科；举，是举用人才的举；科举制度，则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有广义、狭义二种说法。狭义的科举，谓自隋代设进士科，历经唐、宋之修正，迄于明、清而完备的考试制度。广义的科举，则谓东汉（章帝、献帝）时已经出现科举的萌芽，尔後经历了魏、晋九品中正制的“插曲”，因积弊太深，乃在隋、唐时以诗、文进行考试，方形成科举制度（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569-72页）。

中国最後一个“探花”——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一甲第三名——商衍鎏，曾对科举制度作扼要总结：“自汉至隋，轻于文字而重于选举。自隋、唐至宋，重在考试而不核行能。自宋神宗後，专以进士为贵，降至于明、清，守之而勿失”（《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序例》）。由此可知，中国二千年来选拔人才有一个趋势，最初，注重候选者的品行、声誉（汉代举孝廉，分四科，以“德行志节”居首），衍变至末期，则一篇短文定终身（清代，八股文限定字数为七百）。若自理想主义层面评论这个趋势，必曰每况愈下；然自现实主义层面检讨，则不妨说，科举制度的嬗变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以品行、声誉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立法之意固然不错，无奈，执行起来实在无法客观。孔子在家乡，也不过是邻居眼里的“东家邱”，他若碰上郡国选举，能否被推举，委实难知；魏、晋时实行九品中正制，自下而上，层层推举，选出来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所谓“王、谢”世家的子弟，出身于寒门庶族者，无与焉。今人都知道，起点公平确难实现，惟可寄托者，在于程序正义。汉代的郡国选举，魏、晋的九品中正，虽都强调自下而上的选拔，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却未考虑到“群众”最易受俗论的蒙蔽，最易被强权所压制，由“群众”来“为国抡才”，滞碍最甚，掣肘最多，实在不具程序正义。反之，自上而下的统一考试，不分富贵贫贱，惟成绩是尚，却能最有效的保持程序正义。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句话，准确把握了时代精神，亦可视作程序正义的“制度化”。同时，中国官僚制度的“现代化”亦告完成，而且，引进这种“现代化”成果还令朝鲜、日本乃至英国受益。孙中山遍考欧美各国政治，回国演讲，尝说：“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1921年，《五权宪法》）。西人，如伏尔泰（法）、马礼逊（英）、杜兰（美）等，亦尝赞美科举制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更从学理层面探讨，谓科举制度使被统治者在专制国家趋向平等，堪称“消极的民主化”（passivedemocratization，余英时译）。

因此，我们才说，二千年科举制度的嬗变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是，科举制度终被废革。难道，早在一百年前，科举制度便因本身的“现代性”作茧自缚，便已不合时趋，不得不被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冲溃？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么？

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得使用“杠杆”理论。

神奇杠杆

科举制度的本质，若单以唐太宗名言“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而论，则不过是一种笼络人才、销磨士气、缓解内部矛盾的政治手腕。然考察历史，我们发现，唐太宗过于强调科举制度对统治者的益处，而对科举制度的本质及其与传统政治的深层联系认识不够，其言似是而非。窃谓王亚南以“杠杆”比喻科举制度，能得其要，他说：

“科举制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做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96页）；

按，王氏认为支撑传统中国的“杠杆”有两根，科举以外，则为两税制。以王氏此论与前揭韦伯的评价合而观之，不仅对科举制度，甚而对作为“官僚帝国社会”（韦伯语）的传统中国，我们将获得一种深刻认识。“封建社会”此一术语并不适用于秦、汉至清的中国，传统中国具有“帝国”特征，逐渐成为共识；而具有内部弹性、赖以维持“帝国”长期运作的制度核心，则是科举。然谓科举既是支撑帝国的“杆杠”，又是帝国的“构成部分”，此喻似凿枘难合。但是，我们若将科举制度与“士以天下为己任”联系起来，此喻之妙味就体现出来了。

天下，是谁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天下是人民的，所谓“十亿神州尽舜尧”。但是，在“帝国”时代，天下只可能是天子一人的，否则，就不是帝国，而是共和国了。不过，以天下之大，单靠天子一人，是没办法统治的，于是，选谁来“共治”天下，便是身为天子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帝王曾挑选、倚重过各类人马，如外戚，如宦官，如佞幸，然史有明鉴，此类人众俱属治国不足、肇乱有馀，惟有倚重读书人、士大夫的时候，天下方称乂安。是否因史书都由读书人编纂，利用话语霸权，故意贬低其他集团，抬高自己身份？似不尽然。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最瞧不起读书人，未得天下，即有“溺儒冠”的恶习，既得天下，更有“乃公马上得之（指天下），安事《诗》、《书》”的狂言。但是，登基不久，他对读书人的态度便来了个大转弯，诏曰：

“贤人已与我共平之（指天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这道诏书，固然是汉代选举制度的滥觞，也为接下来二千年的历史定下基调。诏书中的“贤士大夫”，自然指读书人。然而，战国时代的“士”，“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顾颉刚语），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倾人城倾人国者不知凡幾，时称“游士”。待到天下一统，再不妥善安置这些“游士”，令其尽快转变为“贤士大夫”，君主专制的国家安全实在堪虞，因此，刘邦才会发出邀请，请“从我游”，并许以“尊显”。于是，才会有科举的制度设计，让“贤士大夫”尽为我用，不致成为国家的隐患。不论如何本领高强的人，他只要有一丝入世之心，便不得不参与这个游戏。偶有游戏水平不够，愤而搅局，所谓“秀才造反”者，结局无一例外，都是“十年不成”，如黄巢，如洪秀全。所以然之故，无非在于科举制度的包容性极大，团结了有能力造反的绝大多数，足以对付极少数的反抗者。历史学家雷海宗尝对此现象作精辟评论：贵族制度解体後的中国社会（自汉代开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天下太平，士大夫掌权；天下大乱，则流氓得势。可叹的是，“流氓集团”侥幸造反成功，如刘邦，如朱元璋，成事之後，还是得将部分甚至全部权力让渡给读书人，大家坐下来，继续玩科举抡才、共治天下的游戏。士大夫“实际等于一个政党，并且是惟一的政党”（《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12页）。倘如所言，科举制度直可称作“士大夫党”的党内民主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