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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瀛，安徽六如人，因为选对了专业（理学），跟定了大佬（吴廷栋、曾国藩），一生顺风水水，终于官历极品（湖广总督），寿比蛇龟（八十三）。宗瀛的书房有一条长案，案上左边堆满理学书籍，右边则放着一架天平。这架天平干什么用呢？答曰：秤银子。原来，官场有个不成文法，每当节日、生日，下属须向上司馈赠礼金，称“节敬”、“寿敬”。可有些觉悟低的顽劣僚属，常在例行馈敬时作些手脚，银两的成色、轻重常与礼单不符；这些人算准了交接礼物不像纳粮入库，用不着严格盘点，故以此法蒙混过关。今日路边“礼品店”常有伪造的高级烟酒出售，顾客明知其伪，却欣然购归，明日再转赠他人；其心术即与上述官吏相同。宗瀛从基层一步步升上来，这些套路怎会不知？待得自己升了官，他却把脸一抹，不甘心受此蒙混了。于是，他买来天平，每到收礼之时，“必审其银色及轻重，少差者皆令补足”。下官没料到上司来这么一手，看着天平，不由呆了，宗瀛淡淡一笑，语重心长的说：“此我分所应得者，犹原思九百之粟也”——原思尝任孔子家总管，孔子发给他“粟九百”作俸禄，他推辞不受，孔子曰：“毋”。——下官听他这么理直气壮，哪还有话说，都乖乖回家取钱，再来“补足”。

一是一，二是二，务必钱账两符、毫厘不爽，完全摒弃传统士大夫只求面子好看、不顾内里难受的虚荣做派，这当然体现了宗瀛活学活用、绝不迂拘的“优良”作风。此外，宗瀛还有更高的招。节敬、寿敬是经常性收入，若欲拓宽财源，势必要开展主业外经营，为此，宗瀛“时以刊书或代故人求贷”之名，遍发笺启，广开财路。所谓“代故人告贷”，是利用自己的广阔交游为友人债务担保，提取巨额佣金。所谓“刊书”，即借为先贤出版遗著之机，号召大家捐款，自己从中牟利；例如，他主持出版了老师的遗著《拙修集》，死後犹得“沾润”不少，吾爱吾师之心遂更坚定。 　　

讨个小老婆挠痒痒

同治元年初夏某日，湘军水师大帅彭玉麟提剑闯入曾府，声言要斩了韩正国这个小人。韩正国是曾国藩警卫连连长，彭玉麟杀他干什么？

原来，韩正国在外访得一湖北籍陈姓女子，介绍给曾国藩当了小老婆。四月十四日，陈女被接进曾府，吃过午饭（相亲），饭後便和曾大帅拜堂成亲。在此之前，曾家老五国葆曾为大哥介绍过两次对象：第一个“体貌厚重，特近痴肥”，国藩不满意；第二个匆匆一见，“未有成议”，没了下文。韩正国这次作媒，恰合事不过三的规矩，双方一见钟情，郎有情来妾有意，一顿饭的功夫，便结成一桩婚姻。

但是，彭玉麟不乐意了。其时，湘军正在筹划对南京的总攻，为振肃军纪，严禁将弁掳掠民女；身为统帅，曾国藩自应以身作则，节骨眼上却讨个小，同志们怎么看得下去？清廷规定：地方官不得娶辖区民女为妾；曾国藩正总督两江，陈氏虽是湖北籍，却在安徽生活多年，勉强也算两江部民。曾国藩娶了她，或多或少违犯了干部管理条例。此外，妇人在营不吉利，也令讲迷信的旧式军人无法接受——胡林翼在湖北，就为了不惹这个闲话，自己老婆都不让来营。而最令彭玉麟气愤的，尚不在此。他一直奉曾国藩为师，认他是道德楷模，当代圣人；孰料圣人竟也贪享声色，娶个小老婆，那岂不是偶像崩溃，上帝死了？这可怎生得了！只是，尊卑有序，他也不便露骨干涉曾大帅的私生活，于是，彭玉麟提着三尺剑，口里喊着小贼韩正国的名字，便直奔曾国藩而去。曾国藩何等样人，一见便知来意，乃佯问道：雪琴（彭玉麟字），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彭玉麟刹住脚步，绷着脸，一口气讲出上述幾条道理，末了要老师务必给个说法。讲道理，曾国藩自然讲不过，但是，曾氏此次讨妾却另有苦衷，并非贪图男女之欢。他将彭玉麟拉到一边，说：没办法，为师痒得难受啊。

原来，自少年时代起，癣疾就一直陪伴着曾国藩。幕友薛福成亲见曾氏下围棋时，一边长考，一边遍身挠抓，洒得整个棋盘都是皮屑。每当时势紧张、公务繁冗，癣疾发作还特别厉害。眼下总攻南京的大战即将展开，曾国藩之痒也就日甚一日，难以忍受，再不找个夜里挠痒痒的人儿，革命工作就干不下去了。痛可忍而痒不可忍，谁都知道。故此，彭玉麟闻言，反倒有点不好意思，只好对着老师尴尬一笑，了结了这段风波。

当然，谁非得说除了挠痒，曾大帅和妾陈氏不定还干点什么，那就非我所知了。 　　

曾文正公的难言之隐

自三十馀岁起，曾国藩“遍身癣毒”发作，痛痒难耐；此疾于少年时代即现端倪，这次全面爆发。此後，癣疾不时发作，尤以事务繁忙时发作得最为厉害。小资作家张潮说：“痛可忍而痒不可忍”；曾国藩对这句话的体会必较常人深刻得多。据通行说法，曾氏此疾当定案为牛皮藓；其实不然。

同治三年秋，刚刚收复南京，曾国藩即奉命北上剿捻。同时，他还要主持裁撤湘军的工作，时刻担心退伍兵勇因欠饷而发动叛乱。更恼火的是，对于幼天王的下落，左宗棠与他各执一词，在私函公牍中连连发难，搞得他意绪大恶。身心俱疲之际，癣疾应时大作，他给曾国荃写信通报病状：“湿毒更炽，遍身发烧”，而接下来的一句话，则令读者瞠目结舌：“余于（道光）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皆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余不敢服攻伐猛剂，吴竹如劝每日服槐花一碗，亦无寸效”。如此说来，曾国藩竟得了梅毒？

钱锺书借方鸿渐之口，说鸦片和梅毒“都是明朝所收的西洋文明”。其实，元代和尚继洪《岭南卫生方》中已有“治梅毒疮方”，并谓梅毒原名“木棉疔”或“天皰疮”；钱先生于此不免小眚。回头再说曾氏的“杨梅疮”。“医者皆言”云云，似未确诊为梅毒。他且不敢服用专治梅毒的“攻伐猛剂”，如牡蛎散、五宝丹之类——明末名医陈司成治疗梅毒，将“矾石（即砷）、云母石、硝石”等烧制而成“生生乳”，即为避免“轻粉（砷）内服”而产生“水银中毒”；曾氏所见与之略同——似更证明他的癣症并非梅毒。不过，“日服槐花一碗”，又透露出一点消息。据医学名著《景岳全书》之《新方八证》介绍，槐花炒制成炭，可用来治杨梅疮；然则，国藩虽拒“猛剂”，而所服槐花，仍是用于治疗梅毒。如此说来，曾国藩真得了梅毒！

李时珍斩钉截铁的说：梅毒“皆淫邪之人病之”。曾文正公是人间楷模，竟厕身“淫邪”之列，这可怎么办？思来想去，我为曾公找了一条“厕遁”的解法：“先患疮之人，在于客厕之後，其毒气尚浮于厕之中，人不知，偶犯其毒气，熏入孔中，渐至脏腑”（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其实，还有一种解法，更能令曾公脱离“淫邪”之嫌，不过我不敢用，因为，那种解法将梅毒归咎为“父母胎中之毒”（窦书），我怕曾公怒其辱及父母自九泉之下来找我的麻烦。 　　

下围棋穿什么鞋？

淝水之战，东晋大败前秦，捷报传来，统帅谢安正与客围棋，接过捷书草草看过，随手放在边上，了无喜色。客问战况如何，谢安轻轻说了句：“小儿辈遂已破贼”；便再无言，继续下棋。棋终客去，谢安入内室，跨门槛时“不觉屐齿之折”。对谢安这种表现，房乔评曰：“其矫情镇物如此？！”谢是中兴名臣，房为唐代开国功臣，二人见识、心术应较接近，故“矫情镇物”四字可视作吾国宰相级大佬们的共同追求；不过，“矫情镇物”被人看破，就是美中不足了。

自少年时代起，曾国藩便喜欢上了围棋。围棋是一门易学难精的游戏，务必耗时耗神进行大量的技巧训练，一旦沉迷于此，极易招致玩物丧志的批评。对律己甚严的人来说，这种批评往往来自自己，三十四岁的曾国藩便在端午节那天发下重誓，戒掉围棋，否则“永绝书香”。但是，围棋的魅力太大，立誓不过一月，他便破了戒，气得自己在日记中破口大骂：“全无心肝矣”。骂归骂，棋反正戒不掉，此後他也就破罐破摔，耍赖到底了——死前一日，他还下了两盘。

不过，曾国藩既成为谢安一样的中兴名臣，围棋于他的意义，就非只一项业馀爱好那么简单了。戎马倥偬，军书旁午，曾文正公犹能从容镇定，每日不废围棋，早已成为美谈；他布置军事，常以棋理作譬，谙合兵法，更成为曾文正公一通百通、贤明睿智的明证。只是，经过文献统计，我们发现，上述美谈、明证俱非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只是“主席什么都伟大”式的谀词。曾氏日记中，若某段时间频繁出现下围棋的记录，即可断定此时必为军事吃紧之时；闲暇较多之日，下棋的纪录反不多见。看来，棋之于曾，不过是killtime的心法，故此，他棋龄甚长，棋艺却极不高明。某人曾问吴汝纶：近日与曾帅对弈，感觉如何？吴连连摇头，答曰：臭棋篓子一个！我的棋也跟着变坏了。然则，曾氏如此臭棋，欲求乎大益于军事，似不可得。

因此，对谢安与曾国藩来说，围棋都不过是“矫情镇物”的道具。不幸的是，谢安穿了一双木屐，倘若如鄙人此刻足下踏一双塑料拖鞋，再怎么内心狂喜，都不致露出“屐齿之折”的破绽，更不必被後辈如房乔者阴阳怪气的说闲话。曾国藩则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一族，无齿折之虞，有藏拙之妙，故能将围棋的宣传功效发挥到极致，成就一段美谈。 　　

蒙汗药?拍花?汉奸

水泊梁山的好汉们利用“蒙汗药”，劫走生辰纲；七侠五义亦曾以“密魂药”屡建奇功。同治九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就遭遇了似乎只存在于小说的“迷药”。

其时，天津民间哄传法国传教士配制出一种迷药，每日清早在望海楼教堂门口散发给市井无赖，令其“外出拐人”——简称“迷拐”；拐回来後，则“挖眼剖心”，“用以配制某种特效药”——称为“采生折割”。这年五月，有人发现教堂内抬出的棺材内有婴儿尸体，且有“一棺装运数尸者”；于是，二十三日，大批市民齐聚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领事丰大业紧急约见通商大臣崇厚，要求他派兵弹压，丰氏并于会见时鸣枪恫吓，更在归途中枪击天津知县刘杰，误伤随从。示威群众悉知此情，怒不可遏，当场将丰大业“殴毙”，并放火烧掉望海楼、领事署等洋楼，打死教士、商人共计二十人。法、英等七国立即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清廷立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赶来处理此事。

极短时间内，曾国藩便掌握了案情，理清了头绪。丰大业激怒群众，市民因而放火杀人，事实昭然；但是，此案却不能简单定性为聚众暴乱。若此前洋教士真的支使无赖进行了“迷拐”、“折割”等犯罪行为，则不但此次事变情有可原，且可对入华传教的洋人进行刑事追诉。而要求证“迷拐”、“折割”等事的真实性，则教堂是否配发迷药、进行折割的细节，十分关键。故曾国藩认为：“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一开始，涉案人员招供：迷药来自教堂，拐人用于配药。但是，曾国藩亲自审讯，却发现这些犯罪嫌疑人曾被“稍事刑求”，都有不同程度的“跪伤、棒伤、踢伤”；再就采生折割的细节进行详讯，一众人犯的供词漏洞百出，卯不对榫。最可笑的，是传说教堂内有坛子浸泡了幾十枚眼珠，实地勘察，却发现不过是两坛腌葱头。後又查出“一棺数尸”，俱属病亡贫民，并非教堂致死者。由此可知，教士并未做出“折割”活人之事。但是，教堂是否派人“迷拐”民众，却未因此澄清。

教案发生前，曾国藩就已接到过迷拐案的报告：“保定、河间现皆获有迷拐之犯，而江南近日亦闻有此匪”；而涉案人犯对教堂派发迷药一事，却坚持前供。那么，法国神父与蒙汗药，到底有没有关系？

歌云：“我就象那花一样，在等他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田震《野花》）；这句歌词说的是，“我”在等“他”，却被“你”给“拍”走了。清代之“迷拐”，又称“拍花”，即可用这句歌词来形容。曾国藩没听过这歌，却不妨碍他对“拍花”的了解。

教案发生前，天津曾拿获一起“拍花”案：天津某木匠店一个学徒，在城门口行走，忽被安三“自後拍其肩，伊遂昏迷”，稀里糊涂跟着安三走到西南三十里之某村。幸运的是，学徒昏然之状被村民发现，将他救下来，并将安三捉住，送到官府。安三自供“系天主教中人”，“惟问其迷药（来源），则供词闪烁，不能一定”。教案发生後，涉案人王三供称：望海楼教堂谢神父（法国人，死于暴乱）向他提供迷药，他则“每早在天主堂门外交武兰珍迷药一包，令其外出拐人”，被捉的安三，和武兰珍一样，也是王三“令其外出拐人”的“下线”。由此可见，洋教士支使本地无赖进行“迷拐”似非无因。

“拍花”案在清代并不稀见，即“拍花”所用迷药，其配方亦可考证。例如，“闹杨花、巴亚、蒙香、卤砂、山葛花、口口口”，即是配方之一种（为公共安全计，配药不宜全部列举，故用口口口代替其中某一成分）。清代刑部档案中有一件乾隆年间的“拍花”案（档案内“拍花”案件极多），与安三此案极为类似：河北文安人刘进喜，十三岁那年净了身，到庄亲王府内当太监，後因“打碎茶盅，心里害怕”，乃逃出王府，投奔别家作了佣人。一日，主人令其出外放驴，遇到一个道士，“他让我吃了一袋烟，我就迷了。他拉了我住店……我心里明白，又不能说话。他又给了我一袋烟吃，我越发迷了，他夜里就奸了我了。到第二日，将我的驴子卖了，我还糊涂，有当差人拿冷水给我吃，我才苏醒”。除了没被鸡奸，天津木匠店学徒被“拍”的遭遇和进喜一模一样。

作为勤于公务的地方长官，曾国藩稍加访查，便可对“拍花”一事了若指掌。但是，在天津教案的结案文件内，曾氏却说，教堂不但无“采生”、“折割”之事，且“无被拐情事”。要知道，除了王三的口供、安三的旧案，当日经他亲讯，业已知道“仁慈堂救出之男女，即有被拐者二人”。按：仁慈堂是隶属教会的慈善机构。这些证据恰可用以令“洋人理曲”，他却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

且不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何以要隐瞒对己有利的证据，先探讨一下传教士是否有“迷拐”的动机。

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对“迷拐”、“折割”传闻嗤之以鼻：“这些谣言之荒谬是任何受过教育和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都无法相信的”。但是，同为美国人，同为外交官的西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却说：“在中国人当中流行的关于洋人杀害儿童的流言蜚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现象的依据”。他的第一条“依据”是：“天主教徒据说对儿童受洗後灵魂得救的效验深信不疑。结果是，他们在幼孩病倒的濒危之际，将其接到他们的育婴堂施行洗礼。这种做法和死亡的频繁发生，支持了人们相信他们需要幼孩躯体供诡秘目的之用的看法。”其次，他说：“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守的保密制度，或者应该说幽闭状态，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怀疑”。即此可知，那么多小孩死在“幽闭”的教堂内——尽管都是即将殇亡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往往将“洗礼”当作挽救儿女生命的最後一次努力，并不一定具有教士所谓“灵魂得救”的宗教自觉——不能不令“暴民”们心生疑虑。

此外，教堂在华开展“福音事业”，除了用宗教义旨召唤那些迷途的羔羊，对耶稣基督负责，还得对业务拓展的“指标”负责。“指标”不够，则拿不到源自本国的“慈善”款项；因此，千方百计扩充慈善堂、育婴堂的收养员额，乃是传教士们的必修功课。在普遍不具宗教信仰的中国民众中发展业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于是，某些“不肖”教士便琢磨出一套迹近教唆的发展策略：“这些机构的管理人员（为了完成指标），便对那些把幼孩交给他们看管的人，按人头逐个提供一笔钱”。于是，“一些教民及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为了赚钱，便拐骗幼孩送入堂中”。以上都是驻华外交官的观察与分析，堪称“自供”；由此，可以确定天津的传教士们具有“迷拐”的动机——尽管他们自己不参加“迷拐”，而委托中国人执行。

回头再说曾国藩。他对洋人教唆“迷拐”、国人受托“拍花”并非全不知情，定案却矢口不提此事，原因有二：一、迫于中外强弱悬殊之势，办案之初他即确立了“曲全和好”的原则；二、洋人并未亲自“迷拐”，要以此追究洋人责任，说他们被杀是咎由自取，实在不能理直气壮。故此，他以杀天津暴民二十人、赔款五十万两结案，落得个“汉奸”的骂名。 　　

刺马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两江总督马新贻阅兵回府途中，遇其同乡王某跪道求助，新贻正欲询问，道旁突然窜出一人，向新贻打千请安，而不转瞬间，此人已自靴筒拔出一把利刃，直刺新贻左胁。匕首由下至上刺入後，此人又急转刀刃自上而下拽出，据目击者称：碎肠随刃而出，匕首也卷成螺旋弯刀。行刺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随行军士救护不及，待一拥而上捉住刺客，总督已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午夜，新贻伤重不治身亡。

消息传到北京，慈禧“不胜骇异”，即命江宁将军魁玉对所获刺客“严行讯究”，同时，又命直隶总督曾国藩火速赶往南京，接任两江总督，弹压局势。这一边，魁玉提审刺客，孰料此人除了自称张文祥、河南人氏以外，便不再言语，故审讯多日，茫无头绪；那一边，曾国藩闻命调任，即上摺告病，请朝廷收回成命，另请高明。这么一拖延，便过去了五十多天。

自太史公首创《刺客列传》之体，大力表扬曹沫等五位刺客，其後，吾国史书中便再无显著的刺客事迹。秦以前之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据，无一定之尊，故匹夫行险，以刺敌君，或有望于改变局势；秦汉以後，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完善，帝王承继俱遵血统，即能刺杀皇帝，不过令其子孙兄弟提早继位而已，并不足以改换天下。以此，刺客逐渐消亡。张文祥实为元、明以来六百年间出现的第一位刺客，其动机究竟如何，实在令人困惑。慈禧亟欲解惑，故对临事告假的曾国藩十分不满，于九月末急召国藩入京，促其赴任。

二十六日，养心殿内。慈禧先慰问曾国藩的病状，国藩称右眼已经失明，慈禧曰：我看你行走磕头，精神尚好？国藩说：“精神总未复原”。见他还有请病假的意思，慈禧不再客气，单刀直入问道：“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国藩答：“这事很奇。”又问：“马新贻办事很好？”答曰：“他办事和平精细。”尔後，又问了幾句何日启程的话，国藩便退出殿门，回寓整理行装。只是，他这一去，又是十幾日不见动静，慈禧不得已，于十月九日，又将他召进宫里，问他到底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国藩盖欲采用能拖一天算一天的对策，答曰：“明日进内随班行礼，礼毕後三两日即启程。”慈禧对这种态度很不满意，加重了语气，说：“江南的事要紧，望你早些儿去！”再拖不下去了，十五日，国藩启程南下。

去南京之前，曾国藩刚被天津教案搞得焦头烂额。撇开排外、媚外的道德判断不说，自今日平心而论，曾氏办理此案，确实不尽人意。他既未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及法律原则，也未能实现一己心愿，大事化小，安抚民众，而终于落得个进退失据、里外不是人的下场，所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时候，中央命他南下去处理谋杀案，正可借机离开是非之地，何尝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他却迟迟不动身，难道真的心力交瘁，不堪任重？或者，江南那件案子竟有隐情？

我们先看看他动身之际，南京方面的办案情况。魁玉、张之万经过两月之久的“熬审”，终于向北京提交了案情综述：张文祥前曾加入太平军，太平天国覆亡後，又与海盗有染。马新贻曾任浙江巡抚，捕杀海盗甚众，其中多为张氏死党，故文祥怀恨在心。又、张妻被人诱逃，文祥尝至抚署击鼓鸣冤，新贻却不受理这桩绿帽案，文祥乃萌杀心。此後，文祥私设当铺，以为糊口，新贻却发布一道禁令，将全省私当尽行关闭，文祥因此“本利俱亏”。于是，家破人亡的文祥“追念前仇，杀机愈决”。在同治七、八年间，文祥即数次图谋行刺，因种种原因不克得手，直到本年七月二十六日，才找着机会，刺杀成功。

粗一看，魁、张的报告用层层渐进的方式，揭示了张文祥在友谊、爱情、财富等方面受到马新贻“无情”打击的事实，似能重构张文祥的杀人动机；但是，慈禧仔细一琢磨，觉得尚有“不实不尽”之处。毕竟，捕杀海盗是政府行为，而非马氏一己所能决定；老婆跟人私奔了，丈夫机算憋屈，终究不能拿地方官做出气筒；因宏观调控而导致生意破产，心生怨恨，情有可原，而以此便决定刺杀一省之长，且历三年之久不改其志，也不能令人信服。既有这么多疑窦，慈禧便不甘心就此将此案了结，乃批示：此奏“不足以成信谳”，著曾国藩抵任後再审再报；同时，命刑部尚书郑敦谨也赶赴南京，会同审讯。此案定性似已由恶性刑事案升格为政治案；若是政治案，则张文祥背後必有“主使”，或另具更为险恶的动机。

当然，若说曾国藩因此案过于复杂而惮于南下，则是小瞧了他；他能率兵平定大半个中国的叛乱，难道还搞不定一件谋杀案？但是，他又确实表露出不愿南下的意思，莫非，其时哄传于士民之口的“非官方”案情版本吓住了他？

张文祥为何刺杀总督？除前述魁、张所奏案情外，还有以下幾个版本。

一说。张文祥原为捻军，眼看造反事业江河日下，遂“怀反正之志”。适逢清军徐姓者被己军俘虏，文祥乘机与其结纳，共誓：苟富贵无相忘；随後，二人一齐逃出太平军营。徐为山东人，与时任浙抚的马新贻有乡戚之谊，因此关系，作了巡抚标兵营材官；文祥以“髪逆”卑职投诚，无法在清军中谋职，徐氏便给他本钱，助他在宁波开了间小当铺。虽未富贵，文祥对徐氏慷慨疏财还是十分感激，日思有所报效。一日，文祥到杭州看望老友，二人畅饮叙旧，酒酣，徐慨然曰：老话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可真一点不假！我辈小人，不幸被掳，辛苦逃归，官老爷们犹时刻提防，动辄以“重治贼党”相威胁。早知今日，当日我竟从了贼党，也落得个清爽！更教人寒心的是，那堂堂节帅实为大大的奸臣，却无人识破。老弟你说，天下更有比这不平的事体么？文祥一听，徐大哥话里有话，“固询之”。徐氏这才透露了一桩阴谋：马新贻是“天方教”（即伊斯兰教）徒，半个月前，西北回部“叛军”颁给马氏一份密诏，说目今大兵已定新疆，不日便将“剿灭”与之作对的左宗棠楚军，入关东下。所有江浙一带征讨事宜，俱都委托马氏办理。马氏旋即复函，称“大兵果定中原，则东南数省悉臣一人之责”云云。文祥一听，拍案大呼：“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不久，马氏下令禁止私人开当，文详失业破产，遂正式谋划刺马。

一说。被捻军俘虏的不是什么徐某，而是马新贻本人。新贻善辩能言，被俘後，说动了张文祥及曹二虎、石锦标，与三人结拜为兄弟，一齐出逃。新贻随後官运亨通，文详等人也鸡犬升天，各得优职。然世间自有一种贵人忘旧的传统，新贻未能免俗，对把兄弟们逐渐冷淡起来；世间又有一种朋友妻尽可欺的陋德，新贻不幸沾染，一来二去竟勾搭上曹二虎的美貌娘子；世间更有一种奸夫淫妇谋杀亲夫的恶行，新贻躬蹈其辙，设下毒计，终以谋反罪冤杀了二虎。文祥笃于友道，经此人伦巨变，伤心欲绝，乃辞职亡命，隐藏形迹，苦练近身格杀之技，终于复仇成功。

前说谓其为国锄奸；以常理论，文祥对大清国之爱似无此深沉，至多检举而已，毋庸轻生犯难。後者称其为友复仇，较合乎人情。但是，还有两种版本，更为惊险。

两江总督，名义上管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事务；而仅在江苏一省之内，总督（南京）、巡抚（苏州）、提督（清江浦）、漕督（淮安）便构成四分天下之势，总督“号令不出一城，遑问皖、赣”。两江是全中国最富之区，若督抚不和，争执必较他省更形激烈。同治元年至七年，两江总督由曾国藩担任，苏州巡抚则依次为李鸿章、李瀚章和丁日昌；鸿章为曾氏弟子，瀚章是曾氏老下级，日昌则由鸿章一手提拔。此四人不啻一家人，故无所谓争斗。直到同治七年，慈禧将曾氏调到直隶，任命马新贻为两江总督，久违了的督抚相争才开始上演。演到激烈处，丁日昌连儿子也赔了进去。

八年九月某日，乘其父因公出差，丁公子惠衡带了帮朋友出外嫖娼。在妓院内遇到一群水师勇兵，双方争风吃醋，导致群殴。惠衡一帮打不过，急招巡抚亲兵营助拳。亲兵人多势众，将水勇全部拿下。丁公子下令“棍责”，不想行刑者下手太狠，竟将水勇钱有得乱棍打死。闹出人命，事情就搞大了；何况，水师一贯嚣张——曾国藩都称之为“长江之害”——要摆平此事，难度极大。当然，日昌与李鸿章交情极深，倘由李氏出面斡旋，水师的元老新贵——元老是杨岳斌、彭玉麟，新贵是李朝斌、黄翼升——都会给面子；只要处理及时，局面亦非全不可控。只是，命案发生後，日昌尚在外地，总督马新贻得以审办此案。对于盘踞两江、一贯耀武扬威的湘、淮势力，新贻早就看不惯了，如今有机会给淮系红人上嚼子，他那里会放过。于是，不留情面，将丁家公子破坏风纪、酿成刑案的报告递到北京。若由日昌处理此案，必有另一种写法；例如，只讲水陆兵勇械斗，找一个替罪羊（直接用刑的亲兵）销案，完全不用提及主持策划的高干子弟。

马奏一上，事情无可挽回，更糟的是，丁惠衡闻讯竟畏罪潜逃了。管区出事，要负领导责任；儿子跑了，还得背上不能齐家的批评，这一回，日昌的脸可就丢尽了。他不能不对落井下石的马新贻“深致怨怼”；明年，马被刺死。于是，江湖传言：文祥刺马乃丁日昌主使。传言且愈演愈烈：日昌与湘、淮二系都有渊源，他若杀总督，则亦可将此次谋杀解读为湘淮集团对中央政府人事任命的激烈反对。

慈禧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答：“很奇”。“奇”在哪？我说，就“奇”在这个版本。

前面讲了刺马案的三个版本，都不是空穴来风，不过，下面讲的才是实情：

道光末，捻乱方作，苏、皖一带地方不靖，地方官多在刑名、钱谷以外，特聘一位“司捻事”的幕友以为辅佐。马新贻恰于此时署合肥县令，也请了位“捻事”幕友，这人便是张文祥。宾主相处甚欢，两家女眷也时相过从，只是，新贻忙里偷闲，竟与张妻有了私情；此时，文祥尽心公事，懵焉未觉。幾年後，二人分道扬镳：新贻战败军溃，革职回籍；文祥没了依靠，投身捻军。咸丰末，新贻经翁同书荐拔，从头再来，竟咸鱼翻生，于同治三年担任浙江巡抚。文祥亦已自“贼”中脱身，听得老东家作了大官，便来杭州投靠。或许考虑到文祥有一段不光彩的经历，新贻对他甚为冷淡，“不以礼接”；但是，他对文祥的老婆却不能忘情，只问“眷同来否”？张眷抵杭後，新贻找了个“王婆”，劝说张妻：捱苦受穷没意思，不若从了马大官人；张妻动心，乃逃入马府做了姨太太。老婆失踪，文祥到县里告官，这县令早得了巡抚指示，说他一贯“招摇”，咎由自取，此案本官不予受理。数月後某日，文祥闻得风声，说逃妻在某处露面，他急忙赶去，找到了老婆。带回家讯问，老婆说前次是迷路走失，他半信半疑。孰料不过月馀，老婆又跑了——此系新贻派人接姨太太“回家”——文祥经人指点，这才知道老婆死心塌地从了奸夫；这奸夫还不是别人，而是老东家。遭此人伦巨变，文祥万念俱灰，杀心顿起。依《大清律》，本夫杀死奸夫奸妇是不论罪的，但是，有个前提：捉奸在床（所谓“奸所”）才能杀；若在别的时候杀，都将据情定罪——除非奸夫“供认不讳”。目今情形，文祥不可能跑到“奸所”——巡抚家後院的某张床——去将老婆和新贻“登时杀死”；他只能随机应变，分次分批将奸人杀掉。于是，他整日巡抚官邸外侦查，不久，逮着他老婆外出购物，“手刃之”。只是，要杀奸夫就没这么容易了；巡抚出外，例有护卫，闲杂人等实难近身。直到两年後，文祥才把握住机会，在南京杀掉了奸夫。

照当时法律术语，刺马案应阐述为：“本夫”（文祥）在“奸所”以外地方，将“不拒捕奸夫”（来不及抵抗的新贻）“杀死”。依例，当“照罪人不拒捕及已就拘执擅杀律，拟绞监候（即死缓）”。只是，当日审案的高官们会这么判么？

经过前面的梳理，我们知道：张文祥因为马新贻屡教不改、多次勾引他老婆，才痛下杀手。不消说，受命审案的魁玉和张之万也会了解这个情况；但是，他们向北京汇报，却要说：文祥因老婆与人私奔，告到官府，官府不理，乃迁怒于马新贻，并致其死命。慈禧固然位高权重，对基层情况有些隔膜——其实，她本就出身基层，绝非毫不懂得民间情伪——但是，你非得让她相信张文祥仅因为政府不帮他找回老婆就去谋杀政府首长，这怎么做得到？故此，她认定此案另有隐情——她这会倒没想到是马新贻给张文祥送了顶绿帽子，而是猜测有幕後主使（或与南京官场的权力斗争有关）——乃改派曾国藩和郑敦谨前去审案。一个是中兴元老，一个是刑部尚书，放眼全国，再没有比这个组合更能压住场面的了。

可是，如前所述，曾国藩一开始并不愿南下；去南京处理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刑事案，总比留在天津处理中国人杀外国人的外交危机要轻松一点。他何必趋难避易呢？翻阅曾氏日记，似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据日记，接到南下之旨前，丁日昌因被派协助处理教案，已来到天津；刺马案发生後，他俩曾有过幾次长谈——只是未说明谈教案还是谈马案；二人是否担心去年丁家少爷惹发的风化命案会被影射到此案呢？此後不久，太常寺少卿王家壁便上奏说：此案有可能是“其子妄为，而该抚不知”，也可能就由丁日昌主使，而故意选择他赴天津出差之时动手，以掩人耳目；而且，“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此案必与他大有干系。纵观前後，似可明了曾氏迟迟不愿南下的原因：此案真要与丁日昌或者淮系势力有关，作为湘、淮两军的祖师爷，他这一去，就算趟上了浑水，进退维艰。所以，他不愿去；三番五次，被逼无奈，他也尽量拖延。

教案完结，丁日昌回到江苏巡抚的本任，了解到此案的内情，放下了心。于是，他主动上奏，“请饬曾国藩迅速赴任”。曾国藩从社会各界收到的消息也越来越多，基本证实了此案与政治无关，他舒了一口气，整顿行装，轻松上路。

自接奉调令到抵达南京，曾国藩花了三个月时间。政治上的顾虑既已消除，两江之地又是旧辖区，并无其他掣肘的人与事，理应加快程序、早日结案才是。可是，到南京後，曾国藩一直按兵不动，两个月间，竟从未提审过案犯。这又是怎么了？

曾国藩迟迟不开锣，原因有二：一，结案报告不好下笔；二，奉旨会审的刑部尚书郑敦谨未到。若照实说，那么，马新贻人虽死了，名声却极不光彩：堂堂一品大员，诱奸下属老婆，终于恶有恶报，被本夫杀死。这个说法，死者家属接受不了，马氏的也亲朋故旧接受不了，最重要的是，朝廷恐怕也接受不了。

马氏无赫赫战功，也无优秀政绩，而不过五十岁却做了总督；谁都看得出，此乃最高层精心培养出来的政治明星。最高层之所以要培养他以及其他新锐人物，目的很简单：不能教天下的大官都让湘、淮系人马作了。同治初年，八个地方总督席位，湘淮系常占五位；十六个巡抚席位，湘淮系经常保持十一位以上——用王闿运的话说，湘淮两军，“偏、裨皆可督抚”。湘淮内部，固有龃龉，然自外视之，这个集团气焰嚣张；自上瞰之，更令治国者寝食不安。曾国藩何样机敏？他当然能体会到中央对以他为首的强力集团所抱有的那一份“淡淡的哀愁”。攻克南京，他立即下令裁撤湘军；中央将他从两江调往直隶——有点就近看管的意思——他毫无怨言，闻命即行；与沈葆桢、左宗棠吵架，中央偏袒後者，他也“打落牙齿和血吞”，缄口不言。种种行迹，莫不是在向中央表达善意：请组织放心，我决无二心。在此背景下，他宣布马新贻——中央重点培养的高级干部——因男女苟且之事而死，岂不是狠狠嘲笑朝廷的用人失当？前此苦心营造的上下无猜、和衷共济的局面，岂不又有变数？故此，郑敦谨一日不来，他一日不提审张文祥。不能照实定案，则只可谎报案情，这么作实有枉法之嫌；但若刑部尚书在案卷上签了字，那就有人分谤，毋庸独受其责。同治九年的最後一天，郑敦谨到达南京；短暂休息後，大年初二，曾国藩就拉着他开庭审案。从此进度加快，正月以前，即将案审毕。结案报告怎么写的呢？跟五个月前魁玉、张之万的初审报告一样：因张妻为人诱逃，呈控未准审理，心怀忿恨，乃乘间刺杀总督大员，“请将该犯仍照原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

张文祥杀马新贻，本应算杀害“不拒捕奸夫”，依“擅杀律”，判个缓期执行的绞刑。曾国藩为维护马氏声誉及朝廷体面，却判他“谋反叛逆”，将其“凌迟”、“摘心”。

不妨猜一猜：接受酷刑那一刻，张文祥最恨的人是谁？ 　　

龙猪汉奸曾剃头

曾国藩是名人，名人免不了被编排，一编排，就有了各式绰号。

最著名的绰号，叫作“曾剃头”，後人多以为这是因他与太平军作仗、杀敌过多而得到的荣称，其实不然。咸丰三年，他在长沙设立审案局（类似今日之严打办），仗着钦命襄办团练大臣的威风，从省府抢过全省治安大案的管辖权，凡被举报从匪、抢劫及其他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犯罪嫌疑人，都解到审案局听候发落。审案局不遵循正常办案程序，一干人犯都是“闻信即提来”，并不通知各级司法部门，提来後，讯问从快，量刑从严：重的砍头，次则杖毙，再次也要抽上幾百鞭。半年间，曾氏大笔一挥，就地正法二百馀人，鞭子抽成重伤约上千人。就凭这日均“剃”一个人头的纪录，长沙人给他起了个“曾剃头”的雅号。

第二个绰号，叫“癞龙”，这个外号由两个典故整合而成。吾国传统史书每说到大人物诞生，便不免作蛊作祟，渲染出一些“异象”，或者是祥云满室，或者是电闪雷鸣，或者是神仙托梦。据说，某夜，曾国藩他爷爷梦见一条蜿蜒盘旋、金黄灿烂的大龙，次日，曾国藩便呱呱坠地，应了这个吉兆。这是绰号中“龙”字的来历。自少而老，曾国藩的皮肤病——银屑——就没痊愈过；银屑，即俗称牛皮癣者，亦有松皮癣、干癣、风癣、白壳疮等各种叫法，一言以蔽之，则曰“癞”。因此，人称曾国藩为“癞龙”。不过，还有一种恶毒的说法，说他这身皮肤病并非天然生成，而是因嫖娼得性病所致，只是，这种说法得不到医学上的证明，故未能流传。

第三个，叫“猪子”。咸丰四年夏，曾国藩生平第一次指挥战役，便在靖港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他愤而投水自杀，被幕僚救起。出水後，曾国藩馀恨难消，口口声声要再死一次，左右只好轮班看护，并给他的好友左宗棠报信。左宗棠闻讯，特地从长沙来探班，只见曾国藩呆坐房中，身上还穿着跳水那天的湿衣湿裤，不言不语，“污泥满身”，“气息奄然”。见此情状，不由哈哈大笑，赞一句：“好像猪子”。调侃过後，左宗棠好说歹说，总算挽回了曾国藩的必死之心。

第四个也是最後一个绰号，则叫“汉奸”。同治九年夏，因怀疑法国传教士迷拐儿童，“挖眼剖心”（即“折割”），用来配制“欧洲到处都在搜求、并不惜以重金收购的某种特效药”，天津发生民众暴乱。暴乱中，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神甫谢福音被群殴致死，望海楼天主堂和法国领事馆被焚毁。暴乱後，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被派全权处理此事。当时，法、英、俄、美诸国都向清廷施加压力，慈禧则将此压力转加到曾氏头上，令他来不及彻底调查此案的关键——传教士是否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迷拐”和“折割”——而被迫草草结案：处死16名天津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发配黑龙江，赔款50万两。判决一出，举国大哗，于是，曾国藩头上多了一个“汉奸”顶戴。

1943年，史学家范文澜为了影射蒋介石，特地借古讽今，做了一篇曾国藩传记，标题便借用了上述绰号，称《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左宗棠的“伟人体” 李鸿章的“精神导师”

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人所共知；而曾、李实非同一种人，亦有口能说。窃谓并不是曾国藩，而是胡林翼。

“胡林翼之才，十倍于臣”；曾国藩在奏折里这么说。湘军将领李续宜对曾国藩说：“胡公待人，不能无权术”；曾国藩以为然。胡林翼殁后，门生为其编订遗集，曾国藩特地致函编者：“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言外之意，即谓胡林翼生前多用“权术”，留下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文字，不宜刻入遗集，免得引发物议。若将李鸿章一生的道德文章，与胡林翼作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极为相似。鸿章之才，晚清无出其右者。曾国藩就不止一次说过“汝才胜我”，后人梁启超则如此总结：“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鸿章）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鸿章运用“权术”，不仅在湘、淮两派的争斗中屡屡得分，在“帝党”、“后党”之外能独辟蹊径，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上也不无斩获，较诸胡林翼，或有青胜于蓝之处。反之，其师曾国藩为人处世，最为讲究“诚”、“敬”、“惧”——或不免诚而近伪、敬而实慢，然大体而言，都能落实——三个字，在李鸿章身上却看不出有几分薪传。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李鸿章要算是胡林翼的嫡传弟子。

以上终归是揣测，有没有事实证据呢？当然有。

咸丰十年秋，因李元度玩忽职守，导致徽州失守，湘军大营遂被太平军围困于祁门，危在旦夕。曾国藩欲奏劾李元度，李鸿章力阻，不可，竟“愤然”离去——论其迹，不过是意气之争；论其心，则有临难苟免的机巧。对此，曾国藩极为不满，不在话下。即在曾、李产生矛盾几乎无可弥缝之际，胡林翼致函曾国藩：“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曾国藩再三思量，才未狠心断绝与李鸿章的关系。待到明年，湘军收复安庆，局面为之一变，在南昌赋闲的李鸿章，专函道贺，暗喻浪子回头之意，曾国藩复函乃云：“足下行踪亦颇突兀。昔祁门危而君去，今安庆甚安而不来，何也？”虽有讥讽，却不反对重修旧好。于是，李鸿章再巢曾幕，开始谱写风生水起的下半生。

这一段风波的原委，尤其是胡林翼信中的那段话，十年后，由曾国藩亲口告诉李鸿章。鸿章听到以后，反应如何，已不可考。然而，若无胡林翼的此番提携，李鸿章的下半生必是另一种模样，可想而知。

鸿章晚年，与人谈旧事，赞不绝口的固然是“先师曾文正公”，但“前辈胡文忠公”的一句名言，他也经常挂在口边，这就是“阴阳怕懵懂”。什么是“阴阳怕懵懂”？因篇幅所限，只能留待下篇再讲了。 　　

阴阳怕懵懂

咸丰十一年末，湘军攻克安庆，统帅曾国荃欲率师东下，围困南京。其时，长江航道尚未全部肃清，苏、浙大部仍由太平军控制，国荃行将以万人孤军顿守于坚城之下，心中不免忐忑；但是，南京的最后屏障——安庆既已撤除，再不顺势进军，一旦太平军喘息稍定，反攻倒算，或将前功尽废。正在进退两难之际，胡林翼写信给他“打气”，信中，便讲了“”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