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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既如此杰出，那么，江苏“沦陷”期间，百姓绅商们在他的管理下过着一种幸福生活——战争年代的幸福生活往往是相对的——也就可以想见了。当然，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官方人物，是绝对不愿也不能承认这一点的。如果太平军占领区的人民并非处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官方发动的攻剿将具有何种合法性？如果因为官军的攻剿破坏了敌占区人民的安定生活，李鸿章们又将如何阐释自身存在的意义？因此，李鸿章及其他“光复”将领每打一次胜仗，每复一座城池，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各种透露出太平天国“德政”的物事，一旦发现，必然掩藏销毁。于是，到了今天，留传下来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的文物并不多见，而其中大部分又有赖于当时亲历其事的外国人妥为保藏，出口转内销後方被国人知晓。

鸿章入驻苏州，即发现一块石碑，上刻赞颂太平军及李秀成的文章，文後并有数十个江苏巨家大室的名字，以纪念他们捐献巨资支持太平军的革命事业。李鸿章在江苏作战，饱受军饷不继、军备不整之扰，不得不耗费大部分精力用于筹饷集资。好容易办上一次募捐，认捐者却寥寥无幾，捐款数额聊胜于无；与这块石碑所记人数、金额相比较，真让人怀疑到底谁是兵、谁是贼。鸿章不愧为第一等聪明人，他很快便压抑住内心的羞恼，令手下将碑文拓印後再毁掉石碑，随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向苏籍富户募捐。富户们刚享受了幾年的轻徭薄赋，谁愿意让淮军吃冤枉？故反响极不热烈，报上来都是幾十百把两的小数。鸿章早料及此，再次出面召集众人——在德政碑上签名者——开个恳谈会。会场挂有先前拓好的碑文，鸿章起立发言：髮匪在此，你们争先恐後的捐钱；官军来了，你们倒扭捏起来！我划个道儿：今天不凑齐五十万，明儿就将碑文送到北京去，我倒看谁捱得住！说罢，拂袖而去。

不出所料，这一日，鸿章发了笔。 　　

教天下骂老子

自淮军建立到甲午战争，湘、淮两系人马从来就是面和心不和，逮着机会就要摔桌打椅。当然，双方老大关系不坏，问题出在各系某些高级将领以及广大的基层干部身上。

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源于权与利的争夺。湘军这边认为：同治、光绪（中前期）二朝之黄金时代，乃由我军十年血战辛苦换来，可是，淮军不过跟在我军屁股後在江苏、中原打幾次胜仗，竟然後来居上，俨然是国家干城，并加官晋爵、发财致富，实在令人心理不平衡。淮军则认为，攻打南京时的湘军已是强弩之末，曾国藩在南京克复後立即裁撤湘军，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藏拙之举，淮军则朝气蓬勃，前程远大。而湘军一帮老朽竟长期把持全国最富裕的地区——四十年间，90%以上时间都由湘军人物出任两江总督——并全面打压淮系，实在令人愤恨。同治九年，接替曾国藩、任职甫一年的马新贻被刺，曾被解读为湘、淮两系为争夺东南控制权而激发的政治谋杀——此一假设并无确凿证据，但空穴来风，决非无迹可寻。

鲍超恶搞刘铭传，固因三年前刘铭传说要向他开炮，乃以此报复，然其背景则是湘、淮两系长期而激烈的矛盾。鲍超此次恶作剧，经刘铭传向李鸿章汇报，投诉到北京政府，乃有下旨责问之事；其时，中原战事由李鸿章全权负责，淮军势力正旺，鲍超混迹其中，索然无趣，因此，不久他便告了病假，回四川养老。此後十馀年，虽偶有调用，他或推辞或拖延，至死，也再未曾披挂上阵、亲历疆场。故将军回籍後，求田问舍，其乐融融，全然忘记了从前的江湖恩怨。但是，他却想不到：光绪十四年，他刚一咽气，尚未下葬，家中的寡妇孤儿便迎来一桩大劫。前曾加入霆军的族人某氏，到夔州府控告鲍超克扣军饷，润家自肥；知府汪鉴据以立案，秉告总督刘秉璋；刘氏上奏，建议朝廷下令赔款、抄家。汪与刘，都是淮系人马。此奏一上，轰动朝野，立时便有“持清议者”上书抗议，强烈谴责这种薄待忠臣、欺负军嫂的做法；而私下传言，则认为这是李鸿章指使淮系，迫害湘军元老，再次将湘、淮之争摆上台面。但是，李鸿章实未插手此事，刘秉璋事先也未与他通气。李鸿章可不愿意背这个黑锅，乃大骂刘秉璋：“辱娘的，作事卤莽，！”经此一骂，此案叫停，家产得以保全，鲍将军灵柩才能入土为安。 　　

李鸿章的主考梦

科举考试，以及因之引发的得失荣辱，让很多人失去平常心，近代史上三大巨公也未能免俗。曾国藩一生怕听“同进士”三个字，左宗棠每以不中进士耿耿于怀，李鸿章则在主考官这顶帽子前方寸大乱，风度尽失。

每届科考，都由皇帝向各省派遣主考官。主考官操持“衡文选士”之权，“主持风雅”；对于不甘心仅为“俗吏”的公务员来说，是宦途中莫大的荣耀。考官中，尤以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最为尊荣。顺天府，就是彼时的京师，今日的北京。清制：顺天府主考，必由进士出身的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一二品大员充任，较他省级别为高。

李鸿章大半生顺风顺水：二十五岁，中进士，点翰林；四十出头，封伯爵；五十岁，拜大学士，总督直隶。这时候，再出任一回顺天主考，那就算得上功德圆满了。谁知道，自具备主考资格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熬成七十老翁，他也没轮上一回。其间，凭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下称总署）的身份，他还做过一次“演习”。中国第一所官办新学堂——京师同文馆归总署管理；某年，他安排属下将同文馆年终考试的中文科答卷送到办公室，闭门三日，逐卷评分，过了一回干瘾。只是，演习终归不是实战，不能真刀真枪作一次主考，犹不免于遗憾。

光绪廿三年七月三十日清晨，内阁学士、刑部侍郎瞿鸿禨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七十五岁高龄的李鸿章。进门後，李鸿章请瞿鸿禨屏退左右，低声说：“今日登门，是要告诉老弟一个秘密：今年顺天府主考官已经内定，老夫与你俱在选中。但是，数十年来，戎马奔驰，交涉中外，老夫的八股功夫退步得厉害，实在不知能否胜任。到时候，老弟你务必多费点心，为鄙人作个圆场”；一般来说，主考人选不到内廷宣旨之时，旁人不会知晓。但是，鉴于李鸿章的身份以及郑重其事的态度，瞿鸿禨不敢也不便多问，只好连连点头示诺，姑妄听之。

据说，此前某太监遣人密告李鸿章，倘能“报效”若干两银子，则当在此次主考圈选中作些手脚，令其当选。并顺便透露瞿鸿禨深得太后欣赏，此次必能当选。李信以为真，当即如额缴款。“贿选”以後，兴奋之馀，想到自己年老学退，真要做了主考，怕是不能胜任。因此，一贯细心的李鸿章这才屈尊拜访瞿鸿禨，请他届时帮衬一下，免得自己出丑。

然而，事实证明，李鸿章这次闹了个大笑话。拜访瞿氏後第二日，旨下：瞿鸿禨充任江苏主考。八月六日，顺天主考人选公布，其中并无李鸿章的名字。四年後，李鸿章辞世。

一生未酬的强国梦，终于幻灭的主考梦，伴随着口中的晗玉，与他一起永息泉壤。 　　

当筵不让其兄

曾国藩死，李鸿章撰联挽之，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上联述及逝者与自己的师弟关系，俨然以“班长”（门生长）自居。且不论彭玉麟、李元度等先他入室的曾氏弟子是否承认他的“班长”地位，只说鸿章的大哥瀚章，怕就不会认同乃弟的自高身份。瀚章入曾幕为门生，时间上远较鸿章为早，弟弟何能后来居上，“长”住哥哥？

但是，鸿章这么写，自有他的道理。

据李宝嘉《南亭笔记》：当兄弟俩同在曾幕，鸿章的主要任务为起草章奏，瀚章则分管后勤行政。一日，曾国藩命鸿章起草一份将于次日拜发的摺稿，不巧，适逢鸿章外出，一时半刻找不着人。无奈，暂令瀚章代笔。瀚章办事虽干练，文翰却非所长，于是，闭门伏案，抓耳挠腮，久久未能成章。正窘迫间，鸿章回来了，听闻其兄代草，赶来书房探视。他扫了几眼瀚章的草稿，不禁大笑，说：“你也会弄这个吗？”二话不说，“挥之使出”。随后，鸿章“吮毫伸纸，顷刻而成”。其间，瀚章惟“愕视”而已，臊得满面通红。

又据汪康年《穰卿笔记》，谓，数十年后，鸿章奉命去日本马关议和，途经上海，官场设宴饯行。其时，瀚章亦在上海，主人自然要请他来陪客；只是，席间座次如何排定，煞费周章。此宴为鸿章而设，固应请他上座；但瀚章是鸿章大哥，似不应坐其弟下首。商量不出结果，主人乃决定先不标明座次，到时候随机应变，看着办吧。及期，宾客大至，鸿章与主人寒暄过后，径直坐了首席，且说了几句客气话：“今日诸君特为我盛设，不敢不坐此”。主人再看瀚章，则已不发一言，“逡巡坐次席矣”。

从这两件事，可见得李家兄弟的“长幼有序”似与别家不同，亦可推知鸿章自称“班长”实在有他的道理。

不过，曾幕中另有一李——李榕，对这个“门生长”却不买账，并在挽联中暗寓讥讽。其下联云：“茹悲还自慰，前佐东征，后随北伐，八年戎幕，犹及师门危难时”。“东征”，谓攻太平天囯；“北伐”，谓攻捻军；“师门危难时”，则谓咸丰十年末，曾国藩驻军祁门，差点被太平军围歼的故事。若仅望文生义，此联不过表彰李榕的忠诚劳苦，可要往深里琢磨，则言外之意，某人一逢“师门危难”，则已不“及”矣。很不巧，某人便是李鸿章。那年，差不多正是“危难”前夕，鸿章借故——如何处置败军偾事的李元度（亦为曾氏幕客）——和曾国藩大吵一架，不辞而别。曾国藩为此致憾，与人谈及鸿章，便尝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鸿章“”，其兄无可如何。惟临难苟免，则同门师弟不许可他为“门生长”，鸿章除了“颇恨其言”，亦无可如何。 　　

得道成佛的李瀚章

淮系大员中有幾个著名贪官，被人编了口诀，曰：“涂宗瀛偷窃；刘秉璋抢掠；潘鼎新骗诈；惟李瀚章取之有道”。同是贪污受贿，涂、刘、潘要钱不要脸，手法拙劣，就被人瞧不起，而瀚章却得了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优评，可见，“盗亦有道”这句话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瀚章是鸿章他哥，入湘军幕府，犹早于鸿章。早年以“临事缜密，所为公牍简洁得要”，大为曾、胡欣赏，不过十馀年，便从知县升到总督。战争时期，他管理湘军後勤，军队那会儿正缺钱，他没好意思搞腐败。和平时期，任职所在地都是川、粤等富裕之区，再不往家拿点儿，就说不过去了。只是，憋了这么久，猛一放松对自个儿的要求，下手不免失了轻重。入川为督，途经彭山——眉山属下小县——他要求县令置办灰鼠皮帐盖四顶、燕窝若干盒。小县哪能办出这么高级的“供应”？县令“哭乞”减免，瀚章愣不应允，最终还是拿了笔巨额现金走人。

贪官也要慢慢历练，不断成熟，调任两广总督後，瀚章便摒弃了“如盗贼然”的风格，走上“取之有道”的“正路”。其时，广东巡抚是满洲人刚毅，背景深，後台硬，“任官多自专”——买官卖官最具效益——瀚章不敢得罪他，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尽鬻（售）各武职”。某年，瀚章生日，有杨某者送礼金一万两；杨某，原系李鸿章家厨子，“积军功保至提督”，然徒有空衔，并无实任，听说李家大老爷可安排补缺，赶紧凑足银子到广州来“跑官”。瀚章二话不说，给他补了个钦防统领。杨某到任，一打听，此职月薪不过三百，且无油水；欲收回投资，至少在三年以外，回报率如此之低，早知道做什么官啊！杨某跑到督府诉苦，瀚章一听，骂了声“蠢材”，便不理他，令门丁去开导。门丁将他叫到一旁，说：“大老爷让你做官，可没说让你靠薪水生活。你手下不有那么多管带之职么？我告诉你，如今想作管带的人可海了去了。你那榆木脑袋就不能开开窍？”杨某一听，大彻大悟，回营，便将现有管带全部开革，所有空缺职位“竞标”上岗。不幾天工夫，不但收回成本，还净赚三千。

行贿买官如杨某者甚多，瀚章都让他们“未尝有亏耗”，由此获得“取之有道”的美誉。瀚章又能将心比心，任官三十年，从未以“贪酷”参劾过任何人，人送外号“官界佛子”云。 　　

亚父山河，永永崽坐 诗人洪秀全

刘邦脱口而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吾国诗史便多了一种体裁，曰：帝王体。黄巢落第，志气不衰，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後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脍炙人口，与刘邦大作前後辉映。洪秀全考试落第于先，造反成功于後，一身兼具枭雄、帝王的遭遇，其诗歌创作更是超乎二者，极为可观。

二十五岁那年，洪秀全去广州参加乡试。到得考场门外，碰到一个留长髪穿道袍老者，捧着一部没有书名的书，“见赠”——用法依余秋雨先生例——给他，并说：“功名二字，尔应大受，切勿忧，切勿病”。言罢，飘然而去。秀全一心考试，将此闲书塞在包袱内，不去管它。苦战数日，秀全还是落榜，根本记不得老者“切勿忧”的教诲，在归舟上“忧愤”交并，吟了一首绝句：“龙潜海角恐惊天，暂切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坤乾”；说自己是潜龙在渊，并将乾坤写成“坤乾”，倒转了天地，这气魄可比黄巢那首杀尽百花来得大。不过，他到底是“忧”了，接下来大病一场自不在话下。这人一病，不免恍惚，一恍惚，不免胡言乱语；秀全病了幾日，自觉来日无多，乃召集家人，宣布遗言：

秀全必不久于人世，有负父母兄长教育大恩矣。秀全这两日魂游天堂，在那金砖金瓦、辉煌无比之地，被天使们换洗了衷肠五内，有一老妇叮嘱我“不要与众人顽弄，致污己身”，又见到一位金须黑袍高大老人，赠我一剑一印，垂泪对我说道：“召尔来此，令尔知：天下人尽是我生我教，尽是食我食、衣我衣，即眼所见、耳所闻，都是我造的；卒无一人知恩谢恩，反将我所造的物认作木石偶像之恩！世人何无本心，一至于此？尔切勿效之！”言毕，老人便教我上路。我晓得，这一上路，便再无回头，必不生矣！

讲完遗言，秀全号啕大哭，晕了过去。数刻後，秀全稍稍恢复了知觉，半梦半醒间，却看到一龙一虎一雄鸡来至床前礼拜，陡然精神大振，猛一翻身，危坐床头。这么不发一语坐了幾个时辰，天渐放亮，窗外鸟语喧哗，秀全突然开口，又念了一首诗：“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乌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原来，前此礼拜床前的三头动物（龙虎鸡）竟是诗料。吟毕，“东窗红日射入御床，遂一身麻木，毛骨悚然，昨夜卧不能起之病，亦不知消归何处矣”。

大病一场，起死回生，不仅诗歌创作水平有所提高，洪秀全的性情、面目也迥然大变。以前的洪秀全，恃才傲物，颇有些“才子气”——照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有点痞里痞气——病愈的他，却成了一个“默然静思，行止肃然”的君子。不过一个月时间，他便干净利索戒掉了“烟花酒僻”等一切不良嗜好——当然，待得作了天王，他还是不能忘怀于穿肠毒药（酒）和刮骨钢刀（色）；或许，这是做大事者乐于采用的变本加厉的“远期投资策略”？近代史家罗尔纲先生倒是有个特别的见解，他说，秀全这次洗心革面，真正的原因是他得了精神病。但是，我们拿不到秀全的病历资料，只好借鉴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心法，在百年以後，对秀全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试着作一次实习的“蒙古大夫”。

自病中做了一首“鸟（向晓兮）”诗，隔了四十多天，他又写了一首：“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此诗在“伟人体”中属于正宗：首联，讲替天行道；第二联，说志向远大；第三联，以龙自喻；末联，则是庄严宣告：我来了！作为常人，我们不难明白这首诗的意思，但要让我们相信这首诗的内容全都会实现，似乎有点难度；此诗作者若是我们身边某人，彼且喁喁不休，亟欲我们信以为真，进而对之顶礼膜拜并矢志追随，我们将何何反应？窃以为，十之有九，会要白眼一翻，啐一口，说：“精神病！”剩下那一个，稍有人文关怀，必将自掏腰包为这个朋友挂号于对口医院去也。这么说来，秀全确实有病。可是，不幾年工夫，秀全便在南京作了天王，太平军西征北伐，搅动了大半个中国。上千万人口，每日跟着秀全念念有词：“爷（耶和华）哥（基督）朕（己）幼（天王）坐天堂”，都接受了禁止男女同居（母子也不行！）的命令，个人财物全部上缴“圣库”……种种前无古人的宏伟措施，那首诗所表达的理想，都在秀全的号召下实现了。这么说来，秀全没病，我们有病？

由此可见，“蒙古大夫”很难做，碰上秀全这样具有诗人气质的“患者”，很容易我们就糊涂起来，搞不清到底谁有病。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别给他瞧病了，赶紧脱下白大褂，老老实实“做番自己”吧。 　　

想考秀才的幼天王

天京天王府左殿内，养着一只青羽鹦鹉，住在银质笼中，每见幼天王过身，便振羽高唱：“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只是，“亚父”洪秀全的残山剩水，幼天王没“坐”多久（不过半年），便都被清军收复，幼天王自己也被湘军捉住。太平天国覆亡，幾个“扑克牌”上的大头目都被捉住。其中，英王陈玉成、干王洪仁玕最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魄，杀身成仁，流芳後世；忠王李秀全写下洋洋数万言供状，中有露怯的文字（也有说这算“诈降”的），晚节不保，有愧于忠王的封号；而在审讯时痛陈今是昨非、亟欲洗心革面的，只有幼天王洪天贵福一人。

同其他俘虏一样，幼天王也写了一份供词，开头是自我介绍：“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个母后（啧啧，咸丰只有十八个妃嫔，比天王差远了），九岁时就给了我四个妻子，就不准我与母亲姊妹见面（此即洪秀全推行的‘严别男女、整肃後宫’政策）”。可见，幼天王尽管有丰富的物质享受，但对母子、姊弟间的亲情感受不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洪秀全自宗奉“上帝教”後，便禁止军民阅读儒家书籍（称为“妖书”），幼天王却不爱那些宗教书，而从书库里偷出《史记》之类的书，私下里看得津津有味。小孩子的成长史，幾乎就是一部对长辈的各项禁令的反抗史，贾宝玉偷看《西厢记》，幼天王偷看《史记》，看的书不一样，其标示的意义却差不多。但是，贾宝玉从“淫书”里学会了不少恋爱的花招，幼天王却没有从儒书中学到“士可杀不可辱”的骨气；讲完逃亡、被俘的经过，他笔头一转，写道：“那打江山的事都是老天王做的，与我无干。就是我登极後，也都是干王、忠王他们做的。广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我只愿跟唐老爷（唐家桐，抓获幼天王的军官）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的”。末了，他还赋诗三首表明心迹，其一云：“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跑”。

蜀後主刘禅一句“此间乐，不思蜀”，被後人责骂千馀年；幼天王如此表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刘禅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幼天王只是十六岁的花季少年，对他责备求全，是否过于苛刻？随後，幼天王被“寸磔”，并未如刘禅那样安享馀生，他的哀求只让他显得更加可怜，而非可恨。 　　

湘军逼我作烈女 有用之学

湘军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民间起兵，一是书生带兵。郁达夫最喜欢的诗人黄仲则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湖南湘乡的老书生罗泽南却用行动证伪了这句话，并赢得生前身後的“青眼”。

“无湘不成军”一语在今日已成套话，其实，这句话由“无湘乡，不成军”衍变而来。而“湘乡”二字当日也不是用来指称曾湘乡（国藩），而说的是以罗泽南为首组织起来的湘乡团练。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抗日期间任教于兰田国立师范学院（湖南涟源），撰《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就直接说“无泽南，无湘军”。由此可知罗泽南在湘军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泽南少时，家境十分贫困，父亲不事生产，母亲多病体弱，全靠伯父接济。伯父也不宽裕，实在没办法过日子了，就到当铺应急，伯父一件布袍来来回回竟曾当走过七次！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泽南的性情却甚平和。十一岁那年，根据家门左边是药店、右边是染坊的地理特征，他写了副门联：“生活万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寥寥十二个字，泽南的安贫乐道，醇和忠厚跃然纸上。只是，更大的考验在後头。从十九岁起，十年之内，他的母亲、大哥、大嫂、伯父以及三个儿子先後逝世，妻子也因伤心过度而哭瞎了眼睛；人伦惨变，令人难以承受。当此艰难时世，泽南益发表露了硬汉本色，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

这种身无分文、心怀天下的精神状态，泽南保持了十五年。咸丰二年，太平军自广西北上，势如破竹，杀到长沙城下，湘乡人开始组织团练；修炼了十五年的泽南终于有了试验“所学深浅”的机会。他带领弟子们训练乡民，“以宋儒理学治兵”：白天打仗，夜里讲学，上马杀敌，下马读书。军队这种机构，极易流于“以义为利”（拿命换钱）的庸俗化，而导致最终的失败，只有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到位的军队才有可能在艰苦环境中崛起，并保持百折不挠的韧劲；湘军初起，宋儒的坚忍刻厉之学，就起到了很好的政治教育效果。

起兵後，泽南率军转战于湘、鄂、赣三省，历经大小数十战，时称名将。咸丰五年三月，泽南在湖北洪山作战，右额中弹，继续指挥作战七日，终于不治。临死前，他给前去探问的胡林翼留下十二个字的绝笔：“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两位慈悲名将

湘军初兴，统帅、裨将都是书生，若无行伍出身的塔齐布筚路蓝缕，奋勇当先，日後“书生带兵”的佳话能否兑现，实未易知。塔齐布统军，有个特点：“临阵，好匹马冲锋，尤好单骑薄贼垒觇虚实”。每出阵，塔齐布背负火枪一杆，腰悬佩刀二把，左手持套马竿，右手挥长矛，纵马疾进，“不令士卒出己前”。战前，须侦察敌情、地势，塔齐布便衣独骑，或登山，或渡水，务求取得翔尽的第一手资料，以为作战参考。待被敌军察觉，他已一骑绝尘，追之莫急，“贼中惊以为神”。这种超近距侦察方式非常危险——今日各国大力发展无人侦察飞行器，亦即此理——而塔齐布从未失手，不由得後人慨叹：“濒危得免，有天幸”焉。塔齐布殁後，曾国藩因属下情报工作不得力，亦屡屡感叹：塔齐布此种才能绝无仅有，当代一人而已。自咸丰三年至五年，正以塔齐布的亲身表率、大力护持，自曾国藩而下的读书人、农家子才能有效整合、不断成熟，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

军人以战胜攻克为目的——至于以“吊民伐罪”、“自由解放”或其他名义发动战争，其孰是孰非，自由政治家负责，非军人所思虑矣——杀人只是手段，故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能不杀人，善莫大焉）；纯乎以杀为乐、嗜血成性者，那是屠夫，不配称为军人。咸丰四年八月，湘军猛攻武昌，太平军禁不住湘军围攻，弃城而逃；塔齐布伏兵东北门外，予以迎头猛击。突围之师被困于“沙湖塘角间”，无处可逃，“争赴水，填尸幾满”。太平军编制中，有称“童子军”者——由十馀岁少年组成，陈玉成即出身于此——此时，便有数百童子军“幼孩”争先恐後赴水逃命，淹毙甚众。塔齐布在血海骨山之中目睹惨状，号啕大哭，立即下令拯救，最终捞上二百多名。太平军馀众见“辫妖”亦非丧尽天良，犹有恻隐不忍之心，“因而乞命”，塔齐布再度传令拯救，又捞上七百多人。

塔齐布的辞典中，自无“人文关怀”一类词语，对翻云覆雨、今是昨非的“民族英雄”之定义亦当不甚了了。他怀抱一种朴素的人类情感，只知道“忠心报国”（他的左臂刻此四字）之馀，儿童少年多属无辜，即使敌人也不应滥杀（且可施救）。此种情怀，或可称为“慈悲”；太平军中亦有一位名将，与塔齐布同此慈悲，斯人即忠王李秀成。

咸丰十年春，李秀成率军击溃围困南京的江南、江北两大营，为死不挪窝的洪秀全第六次解除了“京围”。江南大营统帅张国樑，“骁勇无敌，江南恃为长城”，此役战死于乱军之中，尸骨都无觅处；亏了李秀成，在丹阳南门护城河里找到他的尸体，以礼葬之，一代名将才入土为安。李秀成回忆此事，说：“两囯交兵，各扶其主，生与其为敌，死不与其为仇，此是恤英雄之心”。

嗣後，李秀成攻克苏州和常州。入城後，“苏民蛮恶，不服抚恤”，镇日在城内搞“恐怖行动”。部将怕局面失控，建议屠城，秀成不许，毅然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安抚居民。他亲率数只小艇，深入乡镇，苦口婆心劝民众放弃无谓的抵抗。乡民却手执器械，将他围住，“随往文武人人失色”，秀成已立志“舍死一命来抚苏民”，故不许下属动手，只是继续劝解。终于以诚动人，“各方息手，将器械收”。用这个办法，七天之内，“以近及远，县县皆从，不战自抚”。以故，苏、常虽被战火，百姓却免遭荼毒。

其後，秀成挥师围杭州。总攻之前，他便开展思想工作：不分军民，不论满汉，“肯降者即可”不杀。前此，太平军于克城後，对“满妖”甚为仇恨，杀戮甚于汉人；这次，为了“和平解放”，秀成特向洪秀全申请投降满人亦得免死的“御照”。御照批准，自南京颁至杭州，需二十馀日；御照尚在途中，秀成已攻入杭州，他为遵守诺言，特令暂停对内城——满人皆居于此——的攻击。杭州将军瑞昌，是当日在杭满人的首领，却不信“髪妖”的承诺，拒不投降，且乘太平军停攻，遣洋枪队偷袭军营，打死一千多人。秀成无奈，只得进攻。满洲兵本无战斗力，一击即溃，瑞昌自焚死，连带其他满洲人，亦大半死伤。秀成入城後，亦未因满人顽抗而屠城，且以德报怨，将瑞昌的一副焦骨棺殓妥葬。他并发布公告，安抚城众，云：“尔逢尔主之命镇守杭城，我丰我主之命来取，各扶其主，尔我不得不由。言和成事，免伤男女大小性命之意。愿给舟只，尔有金银，并而带去；如无，愿给资助，送到镇江为止”。秀成之攻占，有礼有利有节，不仅不滥杀，且准许老百姓自定去留，欲走而无旅费者，甚而提供资助。以愚所见，咸、同间战争持续约二十年，交战双方数十支军队，惟有秀成之军，真不愧为堂堂正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躲不开的炮弹

湘军最终成功，水师功不可没。水师作战，除了注意风向和江水流向，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防御炮火。攻击船只的炮火来源有二，一是敌方船舰，一是江岸炮台。每当进攻江面要塞，水师船只便须应付来自前方和左右两侧的炮火，如何防御这种“交叉火力”，是水师统帅彭玉麟久思不得其解的大难题。湘军的营制、阵法大都脱胎于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彭玉麟也到这部书里找答案。戚氏书中提供了两件宝贝，一个叫做“罟网”，即用十幾层渔网悬挂于舰船左右两面，以备轻度炮火；一个叫做“刚柔牌”，以湖棉和头髪搓揉成团，压成板状，外蒙漆牛皮。彭玉麟依法制作，并实战演习，结果令人沮丧：“炮子一过即穿”。国防科技日新月异，西式重炮大量流入中国，老办法行不通了。

技术引进不可行，只有自行研制。在彭玉麟的亲自指导下，湘军科研人员作了大量试验：打湿的棉被；生牛皮加藤牌；用编竹、牛皮、湿棉被、头髪压缩成盾牌；等等。花样百出，结果依然是“炮子一过即穿，不能御也”。当时，大炼钢铁的洋务运动尚未展开，从技术上来说，彭玉麟已经山穷水尽。可是，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的关卡一日不破，湘军恢复东南的理想就一日不能实现，怎么办呢？只好硬上。彭玉麟与水师将领闭门开会，想出这么一招：弃用各种舰船防护措施，“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则避之，不可避者听之”。

湖口一战，就采用了这种“新战法”。据载，当日彭玉麟亲率水师幾百艘艇列阵冲锋，众将士遵令“植立船头”，其时，太平军船炮、岸炮齐发，湘军水勇“出其矫捷之身手，与敏锐之眼光”，能躲则躲，不可躲则成仁，勇往直前，视死如归。太平军一看傻了眼，赶紧疯狂发炮，无奈那时的炮火攻击有其局限，霰弹不多，频率不快，并不能真正织成一张无法逾越的交叉火力网；因此，湘军死伤虽众，到底还是有百十艘突破防线，杀到太平军水师跟前。两军水师面对面交战，湘军的装备、经验极具优势，故一举击溃太平军，夺下湖口。

自今日看来，这种战法太过残忍，缺少人文关怀。但是，不这么干，湘军就控制不了长江；控制不了长江，就围不住南京；围不住南京，历史就得改写。过程与结果，何者更重要，历来是两难之局；彭玉麟斯人已矣，这些思考都留给後人，後人找得到正解么？ 　　

报应

程学启，安徽桐城人，原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麾下猛将，咸丰十年，被派往安庆帮助叶芸来守城。他受命在城墙外修筑堡垒，充当第一道防线。当日攻城者是曾国荃、曾贞幹两兄弟，枪炮地道各种战法，轮番猛攻，深处最前线的学启实在有点吃不消；兼之他与叶芸来的关系不咋的，每日孤悬城外，军火粮草各类接应也时常失误，憋了一肚子气。内气不顺，外压严重，这人的心思就不太好掌握，果然，明年二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他便率领一干人马，跳槽到了湘军。不过，降人历来难做，曾氏兄弟对他只是半疑半信，并不敢托付太多。湘军当日在安庆城外挖了一道长濠，曾国荃命令学启带队驻扎在城、濠之间，湘军大部则在濠外驻扎，声言没有统帅手令，学启不得退扎濠外。湘军这边且备炮数门，瞄准学启之部，一旦违令後退，就炸他个血肉横飞。隔在太平军和湘军之间的程学启，恰如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

一番血战後，安庆告破，学启挺过了这段艰难岁月。但是，不被信任的阴影并未与硝烟俱散，因此，李鸿章受命赴援江苏并创立淮军，学启毫不犹豫选择了跟这位安徽老乡去闯天下，对湘军并无半点留恋。抵苏一年内，学启率开字营一千人进攻退守、所向克捷，并成功整合西洋（戈登常胜军）与本土（淮军）资源，摸索出一套土洋结合的犀利战法，打得太平军节节败退。同治二年秋，他与戈登联手围攻苏州，水陆并用，长（西洋炮）短（单兵搏杀）结合，步步逼近。城内士气低迷，便隐然有了和平解放的意思，经过秘密谈判，以郜云官为首一干不肖将领谋杀了主帅，献城投降。故事讲到这，若能戛然而止，未尝不是皆大欢喜的团圆局面，哪晓得受降当日，学启却将降将们杀个干干净净，不仅引发一场外交风波，且埋下“杀降不祥”的伏笔。英国人戈登是这次交易的保人，闻知降将尽诛，勃然大怒，拎着手枪便要与鸿章决斗，与学启“开仗”。在沪西方舆论也是骂声一片，并闹到北京总署，称须严惩涉案人员。幸亏鸿章是洋务先锋、公关高手，立即启动危机公关，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是，对学启来说，却逃不掉，次年三月，他在一次战役中头部中炮，脑浆迸裂而死。

据说，汉代名将李广因为杀降，终身不得封侯。学启则以降人之身杀降人，情节更为恶劣，中炮而死也算是不爽吧。 　　

少年杀人事件

在以美国内战为背景的电影《冷山》中，与英雄（裘德?洛）美人（妮科?基曼）为敌的一伙人，叫做民兵（HomeGuard）。美国南方“叛军”于战时设立民兵组织的初衷，乃是希望民兵协助正规军队保卫乡土，兼且维护战争时期的地方治安。然而，大多数民兵的实际作为，却如影片所述：鱼肉乡民，掳掠奸淫，无所不用其极，比敌军还可怕、可恨。咸丰、同治间，各省为抵抗太平军和捻军，也组织了许多类似的团体，一般称为“团练”，其上者固能不辱使命，甚且超水平发挥，一变而为正规军，如湘军和淮军。其不肖者则与美国民兵隔海呼应，地痞恶绅们纷纷出动，充任团总、练总，带领一帮乡里“莠民”，欺压良顺，无恶不作，刘铭传家乡安徽肥西一带的团练，就是这种“劣团”的典型。

某日，当地团总传唤铭传之父刘惠到团部，踞坐马上，责问老汉近期“军需供应”工作为何屡屡延误。刘家世代都是普通农户，自开办乡团後，家中钱谷已被折腾一空，实在没有办法继续供办；老汉据实禀告，并请求捐免。团总大怒，扬鞭立马，当众将老汉骂了个狗血淋头，并严厉警告：若再延误，老不死的你可得小心着你的老命。老汉回家，且羞且惧，全家人面面相觑，一筹莫展。适逢铭传自外归来，了解状况後，振臂而起，对众人说了句：我还不信就没天道王法了，我要跟他死磕！话音未落，十八岁的铭传已经纵身出门，直奔团部所在地，要找那无良团总单挑。

小伙子怒冲冲找到团总，下了战书。团总仰天大笑：哈哈哈，你小子有种！来来来，我的佩刀给你，真有种你就砍了我罢。团总身边，练勇簇拥，剑戟森严，他料想这个少年慑于形势，必然不敢接刀；孰知铭传眼明手快，不转瞬间，已握刀在手，再一转瞬，则刀起头落。随後，左手提着首级，右手挥动钢刀，铭传跃身上马，面对呆若木鸡的观众发表演讲：某团总为害乡里，兄弟我已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从今往後，就由兄弟我带领大伙儿办团练，愿意跟我干的站左边，不愿意的站右边，啥也不干的站中间。演讲毕，全场肃然。幾分钟後，掌声雷动，数百人争先恐後站到左边。自此，不管是抵抗太平军、捻军，还是与其他民团进行械斗，铭传率领的这支民间武装都能所向克捷，成为安徽境内知名的劲旅。後来，铭传带着这支队伍投奔李鸿章，更成为淮军中的第一王牌军。

七年後，铭传投到李鸿章麾下，南征北伐，战功赫赫，其所统领的“铭军”，遂成为淮军乃至天下的第一劲旅。 　　

含冤的铜盘

同治三年初夏，刘铭传攻克常州。入城後，生擒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磔”（肢解）之，并入驻护王府。一日夜深，铭传未睡，闻得窗外丁当有声，如剑佩相击，乃掏出手枪，出外察看。下到庭院，除亲兵拥枪肃立外，别无人迹，而丁当之声不绝，不觉纳闷。循声追踪，发现丁当之声来自马槽，近前一瞧，却是马儿吃草，笼头铁环和槽沿碰撞发出声音。铭传心细，知道铁环、石槽相碰，发声不应如此清脆，其中定有蹊跷。便仔细观察这具马槽：其色，则黝黑污秽；以手叩槽，其声却“清越以幽”，如作铜鸣。铭传大奇，嘱咐亲兵将马槽擦洗干净，明日抬来见本大帅。

这具“马槽”，公元前815年铸成，学名为“虢季子白盘”，今日宝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铭传当日只知这件宝贝多多少少有些来历，具体怎么回事还搞不大明白。第二年，读了学者吴云的一篇论文，才知道：这个铜盘于道光年间在陕西宝鸡出土，被常州人徐燮钧购得，运回常州；太平军占领常州後，铜盘为陈坤书霸占，称镇宅之宝。淮军克复常州，打进王府，财宝妇人被士兵们哄抢一光，剩下这个幾百斤重的铜器，无人识货，遂作了马槽。铜盘来历搞清後，铭传心中狂喜，赶紧运回安徽老家妥密收藏。七年後，捻军被淮军消灭，铭传功成身退，隐居安徽大潜山，在山中建起一间“盘亭”，专门用来供奉这座铜盘。

故将军只拟在青山绿水间与此盘偕老，隐居期间，却闹了一出风波，铜盘幾乎不保。文物发烧友翁同龢听闻一介武夫刘铭传侥幸得了这么一件宝贝，牙根不觉发痒，乃托人示意，说要巨资收购。只是，世间并无缺钱的淮军将领，何况人称第一名将的刘铭传？因此，翁的提议被否决。不甘心，同龢又出一招，说欲与刘家结个儿女亲家，预备日後见机而动，玩儿阴的。名将当然洞烛机先，这条建议又被否决。明里暗里，路都堵死了，同龢索性耍泼，跑到西太後跟前说这个盘子是国宝，不该让刘家私藏，得运到京城里纳归国库。不让我玩儿，我让你也玩不成，此招够损；铭传不免恐慌，赶紧找到李鸿章，让他给调停。彼时鸿章还算有幾分薄面，一封奏折上去，朝廷也就顺水推舟，说铭传战功赫赫，这个盘子就当作军功章赏与他罢。

後来，有史学家分析光绪年间主和、主战两派龃龉的原因，说这个盘子也要付点责任；因为主战派的领袖正是翁同龢，而主和或曰缓战派的後台则是李鸿章，铭传则是鸿章手下的第一员大将。盘子就这样被冤上了，真是无辜。 　　

将军刀下风流鬼

沈从文介绍他的故乡，如此写道：“一个好事的人，若从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寻找，一定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筸’的小点”；镇筸，即今日著名旅游胜地——凤凰。咸、同间，湘军中有四位出身镇筸、後任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的名将，沈从文的爷爷沈宏富即是其中之一；若论战功之烜、官阶之高、名气之大，则宏富的战友田兴恕当为四人之冠。

兴恕幼年，本是要“从文”的，无奈应童子试成绩级差，并被学官摁在地上狠狠打了顿屁股，乃“愤而投军”。十六岁那年，兴恕便与五百镇筸兵一道来到省城，当太平军以地雷轰塌城墙、蜂拥而上之时，五百壮士挺身而出，浴血死战，将敌军挡在城外。兴恕表现尤为突出，受到巡抚骆秉章的大力表彰。二十岁，兴恕便独领一军转战江西，与太平军名将石达开周旋，以寡临众，胜多负少，四年後即升为总兵。咸丰九年，石达开自江西来攻湖南，兴恕率四千五百人回援，甫至邵阳，便被十万敌军围住。苦战八十日，未能突围，即将弹尽粮绝，于是，兴恕于营中精选五百人，号称“死勇”，与敌军决一死战；适逢自湖北赶来的援军从围外杀入，遂里应外合冲出包围，并大创敌军，石达开不得不“遁入广西”。此役後，兴恕奉命赴援贵州，战绩优异，升任提督，并兼署巡抚；一省文武大权集于一身，这年，他才二十五岁。年少官高，固然荣耀；但是，阅历嫌少，涵养稍欠，以致“予夺任意”，闯下大祸。同治元年，法国人文乃尔入黔传教，兴恕“恶其倔强”，不请示朝廷，将其就地正法，由此引发严重的外交危机。随後，他被革职，并发配新疆，途中经左宗棠奏留，他留在甘肃效力，又打了八年内战。自离乡从戎，至此他已在外征战二十年。所经之地，多为瘴疠之乡、苦寒之区，所对之敌，不是百战名将，便是苗、回劲卒；最终，勋章满胸，创痕遍体。不久，他便因伤逝世，终年四十一岁。

兴恕杀敌无数，不在话下，他还手刃过一位战友，则事甚蹊跷。兴恕“眉目英武”，是美男子；一日与副将某饮酒，彼人乘着醉意，越桌牵住兴恕之手，“语多狎邪”，竟要非礼他，兴恕大怒，拔出副官佩刀，“即席上杀之”。倘有好事者欲编龙阳佚事一类书，切勿落下这位“将军刀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副官。

不得好死的更生和尚

军人须具死志；死志，即置之死地而後生之志。军人若死，只有两种方式：一死于敌，一死于法；法，即军法。除此之外，军人别无死法，否则，就不称其为军人。是故，无论古代现代、东方西方，不幸作了战俘，总是一种莫可解脱的尴尬，所谓生不如死。更可悲的是：未死于敌，侥幸逃生，回来後却被正法；既得不到烈士的美誉，也享受不了战俘的苟活，堪称不得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