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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仔之所以成名，与一般太监不同，他是少有的的“文化太监”。据载，安仔知书能文，勤于学问，能给小皇帝同治讲解《论语》、《孟子》等书，尝自称“太子伴读”，隐然要与饱读经书的南书房侍从大臣分庭抗礼。安仔死得早，亦与此有关：因他既会办事又有文化，能兼顾内外，故慈禧极为信宠，于同治八年派他往广东置办龙袍。清代有条祖训：太监不许出都。慈禧这次派安仔赴粤，是无心偶忘还是有意违规，不得而知。安仔服务内廷多年，按理不该忘了祖训，而敢于以身试法，估摸是仗太后的势，不信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邪。话虽如此，安仔此行还是安静一些好，毕竟不无顾虑。安仔却不管这些，只担心“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刻意增饰裘马车舟的规模，搞得跟王公出行似的。这么一来就出事了。船队甫入山东境内，巡抚丁宝桢便得到线报，说太监违规出都。素以清正廉直著称的丁宝桢不禁大怒，当即派兵将安仔拿下，同时以“太监私自擅出”上奏，请“从严惩办”，以“肃宫禁而儆效尤”。当时，慈禧尚未如光绪年间独掌大权，遇事须与慈安和恭亲王领衔的军机大臣们协商。大家开会研究，都赞成“从严惩办”，慈禧不能公然违抗祖训，于是，批谕从严从快，“即行就地正法”。

安仔读书不得间，竟没看见祖训背後的刀锋；李莲英没文化，乃不学有术，从未行差踏错。可见，死读书真是不好，不但误人不浅，太监也不例外。

脚後跟上吸鼻烟

同治间，满洲人瑞麟作了九年两广总督。这幾年，适逢“同治中兴”，重要职位的任命，基本上都是“选贤与能”的结果。实事求是地说，瑞麟才能庸下，不足任此重任，举个例子：某年，广州米价大涨，他问手下这是什么原因，答曰：因市侩囤积居奇所致。他竟不知道“市侩”是什么意思，乃说：四怪？这是谁啊？必得从重惩处方好。如此不学无术，竟能在“中兴时代”站稳脚跟，瑞麟实在是个特例。他凭什么？一查档案，我们才明白此中奥妙：原来，瑞麟在咸丰年间曾大力接济同族人惠征的遗孀孤女，而惠征的大女儿，即是同治朝的“圣母皇太后”——慈禧。知道了这层关系，瑞总督再如何荒唐，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了。

清代上流社会，流行吸鼻烟，瑞麟未能免俗，不过，他的吸法，与一般人大异。瑞府中有幾个粤籍梳头妈（高级女仆），样貌姣好、柔婉解语以外，她们的脚後跟尤有特色，盖“日用细石、净水相磨擦”，故“洁白而光滑”，不似常人那么粗糙。粤地湿热，梳头妈平日多著拖鞋，乃以其“水磨之脚跟”为“勾引之具”。瑞麟每看到这“玉痕宛宛，略如纤月”的脚跟，便要慨叹“令人之意也消，有过于柳眉樱唇者”——据说，变态性爱中有一派叫做“恋足癖”（FootFetish），瑞麟盖可划归此派。不过，瑞麟之癖更进乎此：他的烟瘾、足癖竟然合在一起了。闻烟之时，他必令各位梳头妈将玉足“罗列于前”，将鼻烟置于脚跟微陷处，以当盛烟之碟，而後搐鼻猛嗅，皱眉阖眼，大声赞叹：象牙之碟，翡翠之碗，不如此也；木瓜之香，橙柚之味，不是过也！这种吸烟法，当然会引致批评，说他“近秽”。瑞麟笑曰：元代杨维桢当筵脱下妓女的鞋子当作酒杯，饮至大醉，成为千古美谈。我这个脚跟鼻烟，风流蕴藉，开千古未有之创举，杨氏若得闻此，必当欣然赞叹。尔辈俗人，瞠目结舌，不解风情，可叹啊可叹！

鼻烟如此吸法，当属瑞麟专利，不过，他在粤督任上，也有过一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善举。瑞麟精于烹饪，对烹制鱼翅尤其有心得，经他指点，不仅瑞府厨师，广州高级官员家的厨师以至一些饭店的厨师，都学会了这道手艺。由此，瑞麟对广州鱼翅烹制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当然，瑞氏鱼翅是否因羼了脚跟味而鲜美异常，今天就无法考证了。 　　

咱们旗人混蛋多

按照今日“愤青”的月旦标准，肃顺绝对是个“满奸”。他身属旗籍，却瞧不起旗人，平日里一贯“亲汉疏满”：对待满族僚吏，恣雎暴戾，如指挥奴隶；对汉员，特别是有见识有文化的文人能吏，则一派慈和，礼敬有加。

肃顺幕府人才济济，堪称後来名扬天下的曾国藩幕府的雏形。通过幕府，他为初建的湘军能够茁壮成长做了很多工作，湘军所以成功，中兴所以实现，与肃顺的运筹帷幄、未雨绸缪有莫大的干系。可惜，他被早早砍头，来不及享受最後的荣光。不过，以命换命的话，他这个头颅早已值回票价，因为经他建议变作刀下之鬼的当朝大佬，至少就有两位。先讲前大学士耆英。

耆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後代表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人，签约後，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兼办各国通商事。在任期间，耆英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与“英夷”交涉。“英夷”是各国中最蛮横最狡狯的外交对手，总在谈判桌上提出“我朝天子”万万不能应允的条件；而道光皇帝痛恨多事之人，尤其受不了大臣跟他鸹扰“夷务”。耆英夹在圣明天子和野蛮夷人之间，不胜其烦，遂造出一条两全之计：每当英国人有所要求，他从不上报，而是根据个人判断当场拍板——当以表示同意的次数为多——这么一来，既保持了“国体”，又抚慰了“西夷”，更保住了头上的顶戴。不过，此计终被“英夷”识破，发现他说尽假话，于是“深恶之”。

咸丰八年，英、法、美、俄四国武力威胁，要求修改条约，耆英作为“资深外交官”被派往议和。英国人一看，派来的是这个不诚实的小人，乃拒绝与他谈判。耆英害怕因此翻出旧案，遂“惶恐求去”，并不侯下旨就跑回北京，“于是欺谩之迹益彰”，从前两边讨好的伎俩全部曝光。下狱议罪，判了死缓——死缓即缓死，而可终于不死，古今一律也——这个死缓其实是咸丰给二朝元老耆英一个面子，饶他一条狗命。孰知肃顺跳将出来，要求痛打落水狗，奏请立即正法。依法：欺君必死；无人点破的话自可蒙混过关，有人吱声了，咸丰也压不住台，只好“赐耆英自尽”了事。

肃顺曾说：“，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只笔厉害得很啊！”汉人的笔是否厉害，不好评价。但是，後人之笔一定会赞扬他此次的追魂夺命手，似毋庸议。 　　

家人犯法，宰相砍头

自道光六年中进士、入仕途以来，蒙古人柏葰一向以谨慎正直著称。咸丰登基後，对他甚为倚重，曾命他担任吏部、户部的负责人，并入阁升大学士，入军机处做领班大臣——清代不设宰相；私下里，兼领军机的大学士往往被称为宰相。咸丰八年，柏葰出任顺天（即北京）乡试主考官。对进士出身的文职官员来说，被选派为首都的主考官是龙恩浩荡的兆征，不幸的是，柏葰竟因这次殊荣被砍了头。

考生中有罗鸿禩者，学识疏浅，本是考不上举人的；不过，他重金贿赂了柏葰的家人——靳祥，请他“运作”一把。柏葰阅卷时，已将罗卷定为副榜——考试被录取者称正榜，未录取称副榜——靳祥却借着整理考卷的机会，从正榜内取出一卷，与罗卷对调。于是，罗鸿禩变成了正榜。不过，正榜取中之卷，还要进行“磨勘”，也就是复审。罗鸿禩的卷子不但文理乖谬以极，甚至错别字就有三百多个——清代八股文有字数限制，一般在三百以上，七百以下——磨勘官看到这份遍纸错字的试卷，不由大呼：太过分了！但是，此卷由柏中堂选送，磨勘官慑于权势，并不敢驳回；不过，他实在顺不下这口气，便向御史孟传金透露了此事。孟御史忠于职守，闻言後立即上奏。咸丰听说这么一张荒唐试卷，不禁大怒，立派太监到礼部找出罗卷，亲自复审。一看，果然满纸错字，这还了得？

慎重起见，咸丰决定再给罗鸿禩一个机会，让他到南书房重考一场，并遣肃顺监考。罗同学不负众望，做到了前後如一，又交上一份“疵蒙谬累”的考卷。于是，此案钦定为“通关节”，命交刑部“穷治”。靳祥闻讯吓得赶紧自杀，希望以自己的死保住老东家。会同刑部审案的肃顺却不为所动，不但挖出柏葰这条“大鳄”，还检获另外五十多份有问题的试卷，纠拿涉案人员幾十名，办成了一桩大案——“戊午科场案”。柏葰按律当斩；咸丰却顾念老臣，颇有放他一马的意思，肃顺按律力争，坚执不可。没奈何，咸丰“垂泪”签署了死刑判决书。

三年後，肃顺因政变被杀，某御史疏请为柏葰“昭雪”。那会儿慈禧倒能就事论事、明辨是非，批示：“柏葰不能谓无罪，该御史措词失当”；拒绝了提议。自此，科场肃清达三十年，奉慈禧为“女中尧舜”、骂肃顺为“奸逆”的《清史稿》编者们也不得不赞叹：“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 　　

不让老娘吃好？斩！

1861年11月2日，咸丰帝尸骨未寒，慈禧便联手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次日即在密云抓住头号政敌肃顺。肃顺非杀不可，但用什么罪名杀，颇费周章；高层们密商三日，想出这么幾条：一，矫传遗诏，自封顾命大臣——这条已被史料证伪；二，擅坐御座——这条无法证实，也不可证伪；三，“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这是唯一一条可以落实的罪名，今天就讲讲这个第三条。

什么叫“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翻成大白话就是：当日老娘让他上菜，他愣敢不上！俨然正经的圣旨怎么说到饭桌上去了？这得从去年秋天咸丰带领臣下“扫墓”说起，9月22日，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大慌其神，匆匆布置恭亲王留京与夷人周旋，自己旋即逃往承德“避难山庄”。不过皇家规矩多，逃难不能叫逃难，得换个词儿，例如这次就用了扫墓（即谒陵）的说法。

此次扫墓，路上花了8天时间。8天等于192小时；这192小时写在纸上不过一行字，而对亲身经历的慈安、慈禧来说，不啻一场噩梦。皇家排场大，逃难也不例外，帝后以外，宗室、宫女、太监、大臣加上卫队，足足幾千号人。由于没想到英法联军这么快打到北京，甚至都没想过万名联军竟能突破十幾万“八旗精锐”的防线，因此这次扫墓的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到位，途中所需的食物储备尤为不足。仓促启程後，不敢奢谈让大家都吃好，至少要做到尽量调剂，别出现饿死鬼，这便是活动总指挥肃顺的首要任务。当然，再苦不能苦皇帝，肯定得让咸丰吃饱，不但吃饱还要吃好。照常理，其次得让两位娘娘也吃饱吃好，可是，肃顺原则性太强了，他只能容忍天子一人享有免于物质匮乏的自由，其他人都得遵守战时食品管制。于是，出现了慈安、慈禧“不得食，唯以豆乳充饭”——干饭都吃不上一口，顿顿喝豆奶——的局面，这个局面整整持续了192个小时。更可气的是，肃顺借着给万岁爷解闷的机会，与咸丰同进御膳，酒足饭饱之馀，却对饿得奄奄一息的二位娘娘视若无睹。娘娘们实在抗不住饿了，乃向他下达改善伙食（“传取应用物件”）的懿旨，如前所述，肃顺“抗违不遵”，愣没让姐俩沾到半点油星。

拒不上菜的恶行严重损害了两位太后的身心健康，令她们永生铭记，故此，政变这等大事，她们也不忘在降罪诏书上捎带一笔，以泄私愤。 　　

为肃顺同志平反

一般所谓忠臣、奸臣，往往是跟据其对手为谁、结局如何所作的的仓促结论，绝非盖棺定论；时过境迁，回头一看：嗨，那哥们也不是很奸嘛。孔圣人的学生中，最具批判精神的子贡就说过：都说商纣王不是个东西，坏到疮头脓足；我看，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于是他慨叹：是以君子恶居下流——下流者，即下风也，被打倒也，被批臭也——否则，天下之恶皆归焉。

据官方史书记载，晚清最大奸臣这顶荆冠当戴在肃顺的头上。咸丰十一年七月，皇帝驾崩，临死前将大清江山托付给肃顺等八人，请他们好好照顾幼帝同治。孰知不到三个月，慈禧便联合恭亲王发动一场闪电政变，收拾掉先皇钦命的八大臣，开始了长达四十馀年的垂帘听政。作为头号政敌的肃顺被斩首，法律中并无砍政敌脑袋这一条，慈禧罗织了什么罪名呢？

说来好笑，当日宣判书中竟无一条说得过去的罪名，不过是“当（太后）面咆哮”（工作作风问题）、不能按质按量为皇室提供餐饮服务、“擅坐御座”（并无证据）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非非杀不可的重罪。但是，诛杀肃顺的诏旨发下後，朝野上下齐声喝彩，且绝大多数都是发自内心的赞叹，这又是为甚么呢？

原来，肃顺的群众基础极差，因为他在执政期间得罪了国中绝大多数的“既得利益集团”。他整顿户部（相当于今日财政部）的贪污腐败，杀了一批大贪，关了一批小贪；他关心夷务（外交），强烈要求将欺上瞒下、丧权辱国的耆英斩首；他鉴于满汉分治制度的弊端，建议削减国家对旗人的福利；他敢于打破清代二百年来不信任汉人的陈规，鼓励咸丰放手任用湘军将领；他具有现代政治家的风度，唯才是举，不论左派（“清流”）右派（“洋务派”），只要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都纳入他的智囊团，且礼敬有加，关怀备至。在那个时代，具有如此眼光和能力，实在令人佩服；遗憾的是，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他损害了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官员、旗民、保守主义者——权利，并因此付出生命代价。

肃顺被押赴刑场途中，愤怒而狂喜的旗民一边高呼“肃老六，你也有今天”，一边捡起板砖泥巴扔向囚车，不一会儿，他就“面目模糊不可辨”。

所幸千秋自有公论。肃顺突破阶级局限，勇于改革，即使当时“面目模糊不可辨”，终必在今日被我辈引为同志，并平反昭雪。 　　

小聪明

十幾年前的电影《火烧圆明园》有一段讲到僧格林沁大胜英法联军；那会儿年纪小，愣没整明白：王爷的军队如此威猛，怎么还是被鬼子们打进北京、烧掉了圆明园？後来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不过是僧格林沁乃至清廷的偶尔得逞而已。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後，道光皇帝与英法签订《南京条约》。约定割让香港给英国，广州、上海等五城市对外开放，赔款2100万元（限期四年付清）。

十馀年後（咸丰八年），由于对《南京条约》中具体条款的理解未形成共识，英、法外交官在广东与清廷官员争执不下，激变为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英国海军驶临天津大沽口，号称护送本国使臣入京谈判。其时，咸丰皇帝已经下定决心不再遵守由他老豆签订的《南京条约》。孔子说：“（父亲死後）三年，（儿子）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豆死了八年，咸丰才决定毁约，“可谓孝矣”。但是，他的智力有点问题：欲撕毁不平等条约，其志固然可嘉，但在没搞清实力对比的情况下贸然毁约，其结局往往是自取其辱；反言之，真有实力的话，别说不平等条约，即是平等条约，当作擦屁股的草纸亦无伤大雅。实力决定一切，这个道理已经历史反复证明；咸丰却昧于此道，在不堪一战的情况下，悍然毁约，任命原驻通州的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移防天津，指示他酌情度势、剿灭来犯的夷人。

这才出现了《火烧圆明园》中僧军“大胜”的一幕，僧格林沁这一战怎么打的呢？原来，他耍了一回。英军先遣队登岸，见僧军正修筑工事，问：“此何军也？”告曰：“民兵团练也”。英军再问：“欲战乎？”答曰：“民团只用来防火防盗，不欲与贵军战矣”。又问：“听说僧王爷被贵国皇帝派来布防，人呢？”答曰：“不晓得”。这套由僧格林沁预先安排的问答，骗过了英军。随後，英军登陆，阵脚不稳之时，僧格林沁即令放炮，击沉英舰四艘，击毙英军六百馀人。教科书称“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取得的最大胜利”，咸丰一朝文武也深受鼓舞，以为洗雪国耻的日子即将来到。但是，明年，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僧格林沁碰上同一支夷军，却被杀得丢盔弃甲。尔後，北京告破，圆明园被烧，双方又签了个比《南京条约》更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看来，治国治军，还是少用不用的好。 　　

圆明园是谁烧的

先抄一段笑话。历史课上，老师讲到火烧圆明园一节，小明一直在打磕睡，老师怒问：“小明，？”小明吓得睡意全无，惊慌答道：“不是我烧的！”次日家访，老师举此为例，要求小明家长加强对子女的管束。小明他爸愤愤不平：“老师你莫错怪我儿，我儿一贯老实，他说不是他烧的，那就一定不是他烧的！”

老师的教科书上有正确答案：圆明园是英法联军烧的。从宏观来讲，这个说法没问题，从微观来讲，这个说法有问题。所谓宏观，即指咸丰十年联军攻占北京後，圆明园被焚毁。所谓微观，则须找出圆明园纵火案的“首事”之人。迄今为止，到底是谁点燃或者建议点燃投向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有三种说法颇具代表性，这三种说法都认为带头烧园的是中国人。

当时正在北京的王闿运多年以後曾撰长诗《圆明园词》追忆此事，他说英法军首领惊叹于这座万园之园的“陈设巨丽”，双方“相戒弗入”，怕入园後搞坏物件，分不清也承担不了巨额赔偿的责任，决定在园外驻军。而破落贵族（即指满人）乘机“倡率奸民”，假借联军之名，入内纵火，并哄抢财物。联军这才跟进园内，士兵们眼红“中国暴民”的收获，于是在军官默许下加入劫掠的行列。中外强盗边烧边抢，大火三日不息，局面终于失控。

第二种说法则指出：联军入京，龚橙导之毁园。龚橙是著名爱国主义诗人、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宝贝儿子，也是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中国密友，曾说过“中国天下，与其送与满清，不如送与西人”的名言。当时士大夫幾乎一致认为是他向联军提出烧毁圆明园的建议，终其一生，龚橙也未对这个指控进行辩白。

最後一种说法则直接点出了带头放火之人的姓氏。此人姓李，联军入京後，他充任进驻圆明园的向导，并在联军犹豫不决、“相戒弗入”之际，用一把火坚定了联军入园劫掠的信心；同时，他也大发了一笔国难财。只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他便被有关部门抓获，判处死刑，没收全部家产。

由此可见，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自己点着的；但是，这并不能减轻英法联军的丝毫罪责，他们才是应被追究的主犯。1861年，法国政府在巴黎展出“远征中国”的战利品——圆明园文物——大文豪雨果评论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三十年後上演的剧本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落得个里外不是人的结局，正在此时，南京发生总督被刺案，慈禧赶紧替他找了个台阶，命赴南京查案，教案则交由李鸿章接手。其时，法、英等国不断在外交和军事上对清廷施加压力，国内舆论也渐形激烈，当此内忧外扰之际，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出谋划策，要帮政府渡过难关。其中，嘉兴人朱采的建议书尤有特色，值得介绍。

朱采的建议异乎流俗之谈，而如南粤某画报促销语所谓：“另有一套”。当时言论，多倾向于两个极端，不是悲观的求和派，就是激愤的主战派。求和，即谓无条件接受法国人的一切要求——不仅要处死“暴民”，还要指名处死幾个与此案有关的官员，此外，赔款、改约更不在话下。主战，则谓拒绝法国人一切要求，不惜玉碎。在朱采看来，求和，“亏国体，失人心”；主战，则是不谙利害，徒逞一时之气。俱非善策。他提供了第三种思路：“外示和，内严备，而以众怒难犯胁之”。外示和，是说不温不火继续谈判；内严备，则谓调兵遣将、各地严防，准备打仗。这两句话的理论根据是：“能战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算是车轱辘话，听上去大有道理，只是操作起来无所适从。他的意见最重要的还是末尾那句：“以众怒难犯胁之”。他说，政府应对各通商口岸所在省份的督抚下发密旨，让地方长官组织爱国民众“编造”各式各样的“讨夷公檄”，说尔等法夷在天津等地犯下“挖小儿心眼”诸般罪行，不自反省，还要“索取官长及百姓头颅以泄其愤”。我国政府“顾惜大体，仍讲和好”，但是，我辈爱国群众可不吃这一套，决“不甘与挖心挖眼之虎狼同国而居”。今已组织若干“义旅”，只待战斗在第一线的天津民众振臂一呼，我辈群众必将“约定日期，同心灭夷”！尔後，再由督抚出面安抚民意，“令众百姓无妄生事端”。云云。原来，朱采的建议乃是一个剧本，让民众唱红脸，政府唱白脸，以吓阻法国人。当然，若法国人不懂得欣赏戏剧，执意闹场，那咱也没办法，只好假戏真做，“集兵力，结民团”，大战一场了。

当政者并未采纳朱氏的建议，但是，这并不是说朱氏的建议就此湮没无闻。三十年後，政府与广大爱国群众对这个剧本稍事修改，演了一出大戏，剧情轰轰烈烈，极为可观，只是结局不太理想。朱采似因此伤心过度，大戏落幕不一年，他便悄然辞世。

先上车，不买票

清代各部最高长官是尚书，其次是左右侍郎，此辈即所谓堂官；其下便是郎中、主事，此辈即所谓部吏；再下，就是负责文案、收发、拟稿、誊缮的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并不是各部“在编”人员，而类似今日之“临时工”，待遇不高，福利全无，却承包了单位上最累最苦的活——即所谓胥吏。清代历朝会典、律例及各部则例所载法规，叠起来差不多有幾个人高，能初步熟悉一遍就很不容易了，胥吏们却烂熟于心，能做到遇事援引，毫厘不爽。那些已将半辈子光阴消耗在八股无用之学的的干部（旧称老爷）们，又有幾个做得到？因此，对经胥吏整理出来的处理意见，堂官、部吏总是画诺同意。但是，胥吏工作繁冗，作用重大，所获报酬却微不足道，无疑极不公平。部费，便是用来消弭此种不平的经济上的解决方案。因此，某胥吏尝作大言，说：衙门若像一辆车，来衙门办事的就都是客，我辈则是车夫，堂官不过是拉车的骡子，“鞭之左右而已”。

当然，想坐车却不愿花车钱的赖皮不是没有。例如，乾隆爱将福康安，在西藏平乱，军功显赫，回京後至户部报销军费，他依仗军功，且自忖深得帝心，乃悍然不提部费。胥吏们却不吃这套，推举一个代表到他家“讲数”。福康安大怒：小胥竟敢公然索贿？代表不卑不亢，说：岂敢岂敢。但您这次报销军费多至数千万，账务繁冗，势必多招一些会计，日夜赶办，争取在数月之内清账，乘着皇上心情好，批上“同意报销”四字，才叫皆大欢喜。若舍不得花钱增雇人手，仅就现有之人陆续办理，则幾年下来都搞不定。届时，皇上一见：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必然生厌，万一说出两句重话，被那些承风希旨的言官们听到，借题发挥，说不定就办出一件贪污公款的巨案。因此，让您及时缴部费，实在是一片好心啊。福康安一听，还真有道理，立即批了二百万的部费。这个例子说明，部费面前，人人平等。

湘军大功告成，曾国藩却犯了愁。他可没有福康安的大手笔，能拿出数百万的部费将手头的巨额发票——共计约三千万两——给报掉；可部费又赖不掉，怎么办？正在为难的时候，慈禧开口了，说，湘军所有军费不必上交明细账目，只须“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即可。照那胥吏的逻辑，可以说，慈禧越俎代庖做了车夫，让曾国藩先上车，不买票。

此物比道德文章更贵重

清代京官，职位较地方官为清贵，收入却远逊之。单靠一份工资，不要说中产阶级，大部分京官们的餬口养家都成问题。外官则不然，除了薪俸以及政府发给的养廉银（京官无此收入）以外，各种灰色收入组成的“陋规”更是大笔进项；“陋规”并非贪污受贿的“黑钱”，而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财政系统中的诸多“特性”，向绅民设立的收费项目，人称“无形之加赋，有形之勒索”。京、外之间收入悬殊，但是，京官亦可利用行政系统的“特性”去影响外官的铨评升降，其喜怒直接关乎外官的乌纱，其间利害，孰敢小觑？于是，京、外之间便形成一种经济上的调剂。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此三敬便是这种调剂的主要形式。炭敬（冬季）和冰敬（夏季）是外官每年两次的常课。外官因迁调而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临走向相关官员告别，都要赠送财礼，这就是别敬。

冰、炭两敬，属常年账目，细水长流，为数不巨。别敬是机动项目，乃动辄过万。曾任陕西粮道、河南布政使的张集馨，自撰年谱便记录了数次别敬的数额，平均一算，每次花费约一万四千馀两。这些钱的绝大部分，都会送给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堂官等高官，自不必论。有意思的是，授受之间偶尔也发生一些具有“人情味”的特例。例如带曾国藩出道的老大——穆彰阿，任大学士，入军机处，兼掌翰林院（高级干部培训中心）；大小官员向他进贡，数额惊人。但是，纯乎以官自肥，并非穆彰阿这种“权迷”型权臣的风格。为构建、维护和扩充权力网，他固然需要钱；然而，这些钱大部分都用于权力建设的“滚动开发”，不会单纯提现，以满足一己之私。对有才学、有能力的中下级僚属，他还能设身处地，少收甚至不收。劳崇光——国藩友，同属“穆党”——外放为道员（约当今日地级干部），临行至穆府道别，奉上别敬五十两。穆彰阿手一挥，说：州道小官那里送得起如此厚礼？此去好自为之，（发了财），来日回京再补行礼数不迟。

大佬们对油水丰厚的地方高官就没这么客气了。曾国藩以“中兴领袖”的身份入京，各处码头一拜，开销二万两。李鸿章、左宗棠进京，别敬花费各在四万两以上，算是中兴时期的豪举。所以，曾国荃说：“有时，此物比道德文章更觉贵重，其势使之然也”。 　　

王闿运之永失我爱 “帝王师”的青年时代

咸丰七年，王闿运考中举人。次年，他往江西湘军大营作客。其时，曾国藩在军中大力提倡“艰苦耐贫”，他却不以为然，并以实际行动表示杯葛：军中皆著棉布衣服，他却里绸外裘；晚餐大家都吃酸菜罗卜，他却无肉不欢。“行为艺术”进行了十多天，宾主在不愉快的气氛中道别。随後，他又游历杭州、苏州，于咸丰九年三月抵达北京，参加会试。十幾岁时，王闿运便已成为湖南著名的新锐诗人，此後岁月也顺风顺水，恰如今语所谓：在通往牛逼的大道上一路狂奔。但是，这次考试却令人失望，他被迫在通往牛逼的大道上紧急煞车。在京城四月的晚风里，在寓所法源寺的丁香花下，二十八岁的王闿运吟诵着朋友的赠诗：“行藏须早决，容易近中年”；不禁感到一阵眩晕。

正当彷徨无路的时候，少年时代的朋友龙汝霖、李寿蓉找到了他。此时，他们都拜在同一个老大的门下——一个在肃顺家当家庭教师，一个在肃顺主管的户部任主事——正遵照老大的吩咐，四处奔走，“延揽英雄、以收物望”，家乡的大才子王闿运来了，岂有不赶紧推荐的道理？四十四岁的肃顺一见王闿运，十分欣赏，当下便欲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王闿运傲骨犹存，生怕因此被士人们讥讽为“悻进”，乃婉言谢绝。肃顺不以为忤，又说要花一大笔钱为他捐个官职，王闿运书生气重，并不想放弃再次会试、博一个进士出身的“正途”，再次谢绝。如此一来，肃顺更为敬重他的人品，以上宾待之。一次，升任浙江布政使的徐宗幹进京述职，专程到肃府送上五十两银子的“炭敬”；适逢王闿运邀集一帮人在某处宴饮，肃顺即吩咐徐宗幹将“炭敬”转赠给王先生，并不许透露这是他的意旨。一个布政使——相当于今天的副省级干部——慕名而来，且代为买单；王闿运再矜持，也必因虚荣心被大大满足而窃喜不已。是故多年以後，王闿运已成老翁，与弟子辈谈京华旧事，于此犹津津乐道。

王闿运不是安于温饱之徒，不能切实作些事情，总觉得对不住肃顺。其时，俄国在东北生事，清廷大忧。王闿运乃向肃顺请缨，说要学习汉代张骞去作一番和戎的大事业。肃顺固然钦佩他的才识，但知道他并未研究过“夷务”，冒然前去，搞不好就毁掉一个人才，因此，“笑而不答”。

孰知王闿运因此犟劲大发，不久，竟拜辞出京去济南散心了。

离京後，王闿运去济南玩了两个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令他郁闷，转而念及在北京的好处。于是，王闿运又回了北京。肃顺见他回来，大喜，立即馈赠高级伏特加酒一瓶，聊表未能让他出使俄国的歉意。

其时，太平军在名将陈玉成、李秀成率领下，连获大胜，清廷形势岌岌可危。肃顺幕府中的“湖南帮”——包括王闿运在内的六个湖南人被称为“肃门湖南六子”——经过商议，向肃顺提出一个建议：奏请皇帝将东南军政大权授予曾国藩。六年来，曾国藩率领湘军战斗在长江两岸，有力扼制了太平军的攻势，但是，出于满汉偏见，咸丰帝并不放心将兵权毫无保留的交给他。曾氏挂着个钦差大臣的虚衔在前线博命，各省地方官多视之为“雇佣军”，急则招之，缓则厌之，曾氏每每有“呼应不灵”的怨叹。肃顺听取了“湖南帮”的意见，遂去运作此事。果然，不久便下旨：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并督办江南军务。“帝王师”一番筹划，乃能决定千里之外的人事任命，此举令王闿运十分高兴。随後数月，凭藉肃府高参的身份，王闿运更深入了解了湘军的情况及太平军一方的“匪情”。“帝王师”坐不住了，他要去前线施展身手；他将此意告知肃顺，肃顺极为赞成，于是，他再次奔赴湘军大营。

只是，当意气风发的王闿运来到安徽祁门，他再次发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此时，太平军正逐渐收缩对湘军大营的包围，试图聚而歼之。王闿运先前设想了种种“廓清东南”的大计划，在目前这个局面下竟毫无可以施展之处。更要命的是，曾国藩也找不到突围的好办法，索性写了遗书，准备一死了之。军中一片萧杀景象；幕客程桓生垂头袖手，逢人便问：“死在一堆如何？”尤令王闿运心神摇动。足智多谋的“帝王师”千里迢迢赶到此地，竟是为这个死脑筋的湘乡人作陪葬来了！像他这么想的，大有人在，曾国藩怎会不知？不过，他并不强求大家“死在一堆”，他曾下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那有血性之人听了这道命令，必热血沸腾，反能视死如归。崇尚智谋的文职幕客则未必如此，因此有一批人闻命即行，王闿运即在其中。

，便以不光彩的逃兵行径草草收场。当然，他也毋庸太过羞愧，名气更大的李鸿章比他还先走一步呢。 　　

王闿运的一声叹息

福州诗评家陈衍对清末民初人物作过一番品题——差不多都是刻薄话，难得找见幾句好话——他的弟子钱钟书将其完整记录下来，印成一本小册子，题为《石语》。其中，王闿运逝世後上海某报刊出的恶作剧式挽联：“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尤为陈衍所津津乐道。闿运个头不高，故有“武大郎”的比拟；“文中子”是隋朝人王通的弟子给老师私拟的谥号。王通平生以“圣人”自命，模仿孔子，作了六部“经”书，称《续六经》。比照通常的价值观，王通是个妄人，武大郎是个丑角，那么，闿运的特点竟在妄、丑这两个字？

个不高是天生的，矮则矮矣，丑从何来？小个子没必要为此承受他人的指责。从小，老师就教育我们不要取笑、欺负小个同学，陈衍所受的启蒙教育还缺乏这种人文关怀的内容，老大以後做不到“政治正确”，我们不必多加责怪。上联寓意的妄字，倒能说中王闿运的幾分神采。

俗语狂妄连用，不狂又如何妄？狂，又有两种解法。一种如孔圣人所谓“狂者进取”，是褒奖；一种则是丧心病狂，是病症。然则，闿运之狂又如何？曰：他狂在欲作“帝王师”也。论级别，皇帝的老师在官阶中算最高一级，属于“三公”之列，称“太师”。但是，终其一生，闿运连进士都未考中，一般的座师、房师——进士出身、派任科举考官的人，被其录取的举人、进士尊其为师——他都做不了，他竟要作太师！看来，他确实有够狂。难怪在他还没翘辫子的时候，就有人编排了一段故事来腻味他：

闿运作客两江总督府，曾国藩听他畅论天下大势。闿运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後，曾氏亟应利用因此获得的天下重望，麾军北上，推翻满清。国藩闻此，一语不发，径直端茶送客。後来，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满桌都是曾大帅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下的“妄人”二字。

只是，根据时间、地点及人物行踪这些要素来核察，我们很容易便发现这个故事是假的。不过，故事里的重要细节——劝曾国藩麾师北上——竟确有其事。咸丰十一年，皇帝驾崩，遗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同治。皇太后慈禧则暗中勾结恭亲王，密谋发动政变。闿运为肃顺座上客——肃顺幕府中有“湖南六子”，王闿运是其中最年轻、最有想象力的人——闻到政变的气味，赶紧致书曾国藩，希望他以柱国重臣的身份，带兵到北京“入觐”，支持恭亲王配合顾命八大臣共同辅佐幼帝同治，同时“声明祖制”（妇人不得干政），以粉碎慈禧垂帘听政的阴谋。这不就是“麾师北上”搞兵谏么？但是，曾国藩一生谨慎，这会儿正担心自己“功名太盛”，生怕惹上“权臣干政”的嫌疑，故未采纳闿运的意见。果然，两个月後，慈禧政变成功，肃顺等人全军覆灭，闿运不禁“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

肃顺是咸丰朝的权臣，他对咸丰帝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若成功顾命，对幼帝同治必亦具有同等甚至更强的影响力。肃顺又极为看重闿运，闿运献言建策，必能间接影响到同治帝。那么，打一点折扣，他也算是个“帝王师”了。最终，曾氏的谨慎扰乱了闿运的好局，他怎不“太息痛恨”呢？

临死，闿运对此都不能释怀，他写了副自挽联，再次太息：纵横计不就，空留馀咏满江山。 　　

王闿运之永失我爱

同治二年十二月，听闻老朋友毛鸿宾升任两广总督、郭嵩焘署任广东巡抚，一直郁郁不得意的王闿运决定去广州度岁，聊以排遣满肚的不合时宜。到得广州，该见的人见了，该喝的酒喝了，乃受人邀宴，去妓馆作个彻底的放松。他写信给妻子，描述粤省欢场的情状：

“凡倡女野客，多乐隐蔽，独此邦中，视同商贾：或连房比屋，如诸生斋舍之制；或联舟并舫，仿水师行营之法。卷髪高尾，白足着屐，燕支涂颊，上连双眉。当门坐笑，任客择视。家以千计，人以万数。弦歌撮声，尽发鸠音。远游之人，窈窕之性，入于其间，欲抱虎狼”；

广州的开放前卫，令闿运瞠目结舌。素已养成的的审美观，令他无法接受这些梳高髻、穿拖鞋、化浓妆的豪放女。在喧哗的妓馆内，他感到孤独；无独有偶，在场另有一人，亦形落寞。这是一位南宁歌女，蹙眉不语，楚楚可怜，闿运怪之，问她为何一脸愁容。此女柔声答曰：刚搬家不久，下午回旧寓取什物，也不知为什么，便觉悲从中来，无限伤心。这个回答，没头没脑，适如言情小说所谓“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众人听了，哄然大笑，莫不说这个小姐有点呆。闿运不然，他是诗人，天生哀乐过人，闻此莫名其妙之语，大为欣赏，当筵赋诗一首，以为定情。此诗云何，已不可考，鄙意其风味，较之晏小山那一阙“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当极相似。明年春天，闿运便带她回到长沙，娶为长妾。这位女子，便是莫六雲。

这段韵事，不久便在湘、淮两军高层中传开了，这些人大都是闿运的故旧好友，于是，“俱腾书相告，以为谈柄”。闿运因此十分自豪，一待要向外人介绍他的如夫人，便会说，此女来头极大，“惊动六省督抚”矣。当然，妾之佳恶，并不能以高官追捧作标准，终视乎德容颜工的评分情况才可论定。古之娶妇重德，今之包二奶重色，我们先看闿运如何评价六雲的容貌。他的朋友丁取忠有个“好窥观人家姬”的习惯，闿运娶妾，丁氏自然要看一眼，可也就看了一眼，闿运欲让他再看一眼，他却死活都不愿意了。于是，闿运说：“貌可知矣”。然则，闿运对六雲的爱，不在颜貌，而在才德。

王、莫共同生活近二十年，闿运日记中记录了大量六雲的言行，即此观之，六雲确是贤女子。作为读者，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同治九年二月六雲的一句说话。其时，一夜春雨，庭院中海棠尽謝，夫妇二人共赏落花，若有感触，良久，六雲说：“春雨愁人，富贵离别者甚；秋雨愁人，贫贱离别者深。”闿运曰：“然。”

请为交待此段对话的背景：明年，闿运将北上，再次会试。闿运之志向甚大，闿运之心性极高，虽有一帮不富则贵的朋友随时可以援手，他却宁愿选择一条堂堂正正的道路：考进士，点翰林，实现作“帝王师”的夙愿。只是，他的科举工夫实在平常，欲得一第，难度不小。而此时他已三十九岁，明年再不考上，“四十曰强而仕”的理想便将落空。于是，他处身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名满天下，却没有功名；交纳英豪，却自惭形秽。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余正居富贵贫贱之间，所谓出入苦愁者矣”。明了这层背景，再回味六雲那句话，妙于形容之才，温柔蕴藉之性，一览无遗。

十三年後，六雲弃世。依然“居富贵贫贱之间”的闿运再一次感到“离别”的巨大悲伤，遂在梦中（据其日记，窃以为托辞耳），许下一愿：余誓与六雲生生世世为夫妇。 　　

史林识小 对袁世凯的“同情之理解”

“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世凯）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对近代史稍有涉猎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句话的句式，乃戏仿谭嗣同的名言：“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个戏仿者，便是当代史学名家唐德刚先生；而对袁世凯“正面评价之书”，便是他写于1998年的《袁氏当国》。

长期以来，有关袁世凯的著作、论文，尤以论述自戊戌变法至洪宪改制之间史事者，幾莫不以全盘否定为宗旨，厉声痛骂袁氏告密（出卖谭嗣同等人）、卖国（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窃国（改制当皇帝）的诸般劣行。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史观上的调整及新史料的发现，经杨天石、房德邻、孔祥吉、茅海建等史家“联名”“辩护”，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犯下告密罪、与日本磋商“二十一条”时犯下汉奸罪的指控已被驳回；唐德刚此时犹然自诩己作为“正面评价”的开山之作，且此书又题为《袁氏当国》，那么，可以想见，对于袁氏最大一宗罪状——在共和年代突然开倒车、做皇帝，唐德刚此书将会有一番与众不同的阐释。拜读毕，窃谓此书固非人云亦云，然亦非强求立异、刻意翻案者，实在是深具“同情之理解”的“一家之言”。

所谓“同情之理解”，指的是唐德刚在“读破千卷史书”後，既已对洪宪登基前後之时局（历史事实）洞若观火，乃能结合自创之中国社会“转型”说（历史哲学），用以“正面评价”袁世凯及同时诸人乃至那个时代。唐德刚认为，三千年来中国经历过两次“转型”。第一次，即“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使中国“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转向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宇宙帝国（UniversalEmpire）”（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第37页，岳麓书社版），这次转型肇端于战国时的商鞅变法，完成于汉武帝时的“盐铁专卖”，历时二百馀年。第二次，则肇端于辛亥革命，将“从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此一转型，在唐氏看来，虽历时近百年，犹未告成；如舟行三峡间，沿途尽是激漩急湍，凶险万状。然唐氏又坚信，“不论时间要拖多久”，此一转型必将完成，因为，这次转型“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都改变不了的”（本书第92页，後仅标页码）。袁世凯在民国建立後践踏法律、悍然改制，正是转型期内必然会出现的怪现状之一种，无足诧异；正如此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虽是“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毕竟是时代的反映，是转型中“不可或缺的恶政（anecessaryevil）”（97页）。前途光明，道路曲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二语，庶幾为唐氏历史哲学的宗旨，然更可视作他对中国之爱的真情流露。他常常强调，“历史学家也是人嘛”，著书立说哪能毫无情感呢。由此，在“理解”唐氏的历史哲学之後，我们更易体察到他对人物及其时代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