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当然不是什么后现代思想家，他的身上也没有什么“后现代”精神，更无所谓“后现代”方法，虽然他曾一再强调世上没有什么终极的真理、强调文化的多元、强调只有怀疑是今日哲学的真正精神等等——这些已成为今天的后现代思想的标识——甚至他居然还使用了“最后的人”这个绝对后现代的短语，可我们仍然不能说他是后现代的。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高级浪漫主义者，是一个早期现代主义者，但决然不能说他是一个德里达或福柯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不能说他是一个詹姆逊意义上的反后现代的后现代主义者。他的确是“反”后现代的，可那是出于他的观相的透视能力，而非出于他有所谓的后现代心灵或精神。
我们不要忘了，斯宾格勒是一个观相学家，一个以内心的天眼透视过去和未来“面相”的思想家。若是依据他的文化阶段的划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时期，正处于他所说的“文明”的阶段，文明阶段的一个标志就是世界都市的出现，而后现代文化一定意义上说不就是世界都市的文化吗？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对这种世界都市的心灵的描述，也看到了他对这个文明的未来命运的“面相”的透视，从这些描述和透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犬儒式的眼光，一种超然于时代之外的冷峻。今天的我们已经彻底地成了“文明”的奴隶，已经完全地丧失了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决断力，而这恰恰就是斯宾格勒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与“后现代”所能发生关联的境域。一个反后现代的后现代理论家也终归是后现代的，这就是后现代的魔鬼逻辑，斯宾格勒是反后现代的，可他不是后现代的，所以他能够逃出后现代的逻辑，以观相的慧眼目击“后现代”的“面相”。在此，我们再用两个例子来看一下斯宾格勒的这种观相的艺术的透视力量。一个是关于民主政治的，一个是关于新闻报纸的。
斯宾格勒认为，政治是生命的存在川流借以维系自身、发展自身并战胜其他生命之流的必要手段，政治生活即是人类决定自身将成为一种命运还是将遭受一种命运而作的伟大的决断，是各个民族借以完成其历史的一种形式。在一切文化的早期政治中，统治权力都是预定的，严格地保持着家长式的和象征性的形式，所谓的政治改变，只是在既定形式中的一种“派系”更替，固有的神圣秩序是不可改变的，因为那是上帝所赐予的。但是，随着世界城市以及“第三等级”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政治的形式”变成了争执的对象。才智和金钱的力量起来反对血统和传统，政治的主体不再是有机地自然形成的“等级”，而是组织起来的“政党”。“政党纯粹是一种城市现象”，自从城市脱离乡村以后，各处的等级政治就都让位于政党政治。政党总有一个“纲领”，它以“人民”的名义通过政党政治的各种策略，如演说、报纸、出版等，把这纲领灌输给人民，直到它们真正代表人民的呼声为止；政治与社会理论也是政党政治的基础之一，但却是一个必要的基础。这类学说是“真”还是“伪”，这对于政治史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于政党政治而言，真正重要的只是：这类学说是否有效，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效，以及其效力能持续多久，等等。因为人们若是相信，现实可以通过一套概念体系来加以改良，则这信念本身就会变成政治必须加以考虑的一种真正的力量。“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无限相信理性万能的时代。自由、正义、博爱、进步，这些伟大的一般观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的理论即是福音书。而这些理论的说服力，并不是仰赖于逻辑前提——因为一个政党的群众既不具有批判能力，也不具有脱除影响、严肃地验证理论的超脱能力——而是仰赖于它们的关键词所具有的神秘本质。……在那段时间里，它却具有新的天启那般的全部不可抗拒的力量。群众皈依它，狂热地迷恋着它的词句及其传道者，甚至到营寨、战场和绞架上去献身；他们的目光注视着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彼岸世界，而枯燥乏味、一本正经的批评则似乎是卑鄙的、不敬的、该死的。”但是，这些抽象理想的力量，在时间上不会超过政党政治的两个世纪，它们的终结，不是由于被驳倒，而是由于被厌弃，人们最后不是放弃了这种或那种理论，而是放弃了对任何一种理论的信仰，以及那种认为不如意的现实可借概念加以改良的空洞的乐观主义。由此，斯宾格勒说，这种厌弃早已致卢梭于死命，不久也将致马克思于死命。
其实，在世界城市时代，真正左右政党政治的还不是理论和口号，而是一种更加现实的力量——金钱。金钱不仅控制了世界城市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而且也控制了他们的政治生活，一句话，“只有当人们有钱时，才能利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斯宾格勒说：
“民主政治和财阀政治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希望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知与行。世界改良家和自由的教导者事实上都是使金钱发生效力的帮凶，可他们却去绝望地反对金钱，这一战斗真是一出悲喜剧。要尊重大多数人——体现在人人平等、自然权利、普选等原则中——如同舆论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一样，不过是无阶级者的阶级理想。这些都只是理想，而实际上，舆论自由还涉及到舆论的准备，那是要花钱的；出版自由则存在一个拥有印刷机的问题，这也是与金钱有关的；随选举权而来的是拉选票，在这里，也是谁花钱，就由谁作主。观念的代表总只能照看到一方，而金钱的代表却能对另一方也发挥作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只有靠金钱才能发挥效用。”
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所谓的“普选权”的观念。普选权，表面上是“民众自决”，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漂亮的辞藻，选举早已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因为那所谓的选民不过是一些无机的存在，没有形式，没有传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真正的权力完全旁落到新兴的政党领袖的手中，这些政党领袖通过一切智性的强制机器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他们把舆论仅仅当作一种可以制造出来、用来打击对手的武器。
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竞选。在古典时代，例如罗马，竞选是在广场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的，为了拉选票，候选人用尽了各种手段：煽动悲情的啜泣，对观众的无耻奉承，对对手的恶意攻击，华丽的辞藻，拉拢人心的礼品，甚至使用恐吓和打击，等等；而处于“同时代”的英美的民主政治，除这些手段以外，现在还利用才智和金钱发明了新的“远程武器”——报纸和电台，在这里：“人们再也不必面对面说话；出版及其同行新闻电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全部的民族和整个大陆的醒觉意识置于由论点、口号、观点、情景、情感所汇集成的震耳欲聋的猛烈炮火底下，以致每一个自我都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智性的东西的纯粹函数。从政治上看，金钱并不是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它不会把自己变成请帖和美酒。它变成了力量，它的多寡决定了它能发挥影响的强度。”
在此，重要的不是斯宾格勒对民主政治所怀有的那种贵族式的愤懑之情，而是他透视这一政治形式时所展示的现代心灵的特征：无机性、反历史性、浅表性等等，而这一切与后现代的心灵并无本质的差异，而只有程度的差异，且是愈演愈烈。并且，在此，斯宾格勒提到了报纸的作用。我们进一步需要看一下他对“报纸”这一文明时代的载体作的形态学描绘，这整个地就是对“后现代”的一次观相式的诊断。
斯宾格勒讨论过一个重要的概念——语言。但他的讨论并未局限在18世纪以来欧洲语言学家的范围，即把语言视作一个实体或原子性的存在，通过对字词、句法或文法的分析去探究语言的内部规律。他是把语言视作文化现象中的一个单位、视作一种表现和交流的工具，来考察其形式的发展，也就是说，他关注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作为一种传达手段的方面。他认为，人类的语言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表现，即为了在世界面前实现自己，为了对自己显示自己的存在，他把这称之为出自于生命本然的需要的“表现性的语言”；另一种则是为了让自己能被确定的存在所了解、为了在醒觉存在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的语言，他把它称之为“交往性的语言”。表现性的语言仅仅证明了一个“我”的存在，而交往性的语言则假定了有个“你”的存在。表现技术的基本单位是“动机”，交往技术的基本单位则是“符号”。
在前文化时期，人类的交流还是面对面的“言语”交流，所有的动机和符号皆是当下时刻的产物，只对积极的醒觉意识的单个行动有意义，它们的实际意义与它们被感觉到或被愿望的意义是同一的。但当“符号”储备到一定量、可以为运用符号的行为服务的时候，交流的活动就从它的手段中分化出来了，而手段也从它们的意义中分化出来了，言语与它的意义之间出现了分离。文字的语言出现了——先是名称和概念的出现，接着是句法和文法体系的出现——“借着文字言说之助，理解已获得了对醒觉意识的绝对控制，如今，它还要从可感觉的文字机制的种种限制中挣脱出来，向着纯粹的智性的机制迈进。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借助的是心智，而不是感觉。”
到高级文化阶段，又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言语，一种距离性的言语——书写。这是一种具有巨大的内在力量的发明。因此，在文字语言的命运中，又一次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决定性的转变。“书写文字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它意味着人的醒觉意识的各种关系的彻底改变，因为它把醒觉意识从现时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了。”斯宾格勒说，书写是“久远”的伟大象征，所谓“久远”，不仅指空间广延上的距离，而且首要的是指绵延、未来和追求永恒的意志。说和听只在近处和现时发生，但通过文字，一个人可以向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甚至于还没有出生的人说话；一个人的声音在他死后数个世纪还可以被人听到。
在所有的高级文化中，文字一开始主要掌控在僧侣及少数文人的手中，以致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成为真理的唯一代言人和圣言的合法阐释者。“无时间的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决非通过言语，而只有通过将其形诸于文字。” 但随着城市变得凌驾于乡村之上，随着市民也开始具有了渴望至高权力的贵族精神、僧侣精神和都市精神，书写就从作为贵族声誉和永恒真理的使者，变成了商业和科学的交际手段，尤其随着16世纪印刷术的发明，使西方文化一定程度上成为书籍文化，而19世纪近代大学教育的改革和普及，阅读已成为文明时代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
斯宾格勒称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是浮士德式的“远程战术”的两种伟大手段，前者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战争的性质，而后者则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包括政治在内许多事情的性质，尤其世界城市中报纸的出现和广泛运用，使它成为了一种“可怕的武器”，成为了战争延续或战争准备的另一种手段。报纸导致了世界城市时期的一幅奇异的景观：
“今天，我们在这种才智性的炮火的攻击之下生活得很胆怯，以致几乎没有人能真正做到超然物外，而对于清晰地观看一出怪异的戏剧而言，这种超脱又是必需的。在纯粹民主政治的伪装下，权力意志的运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作为客体的人民自以为是获得了自由，而实际上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奴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人士颇为自负于废除了最后一道束缚，即新闻检查制度，可是新闻出版的独裁者……却把他的读者当作奴隶一样供他的社论、电讯和图片新闻驱策。民主政治凭借它的新闻报纸已经完全把书本从人民的精神生活中驱逐出去了。书本的世界及其迫使人要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为少数人所真正占有。人民读同一种报纸，读‘他们的’报纸，这种报纸每天成千上万地塞进住户的前门，从早到晚蛊惑着人们的理智，凭借其更为动人的版式设计把书本赶进了湮没无闻的角落，假如竟然有某种书籍面世了，就用‘评论’的办法来阻击和消除它可能的影响。”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真理是什么呢？”对于大众来说，不断地读到的和听到的就是真理。当下时刻公众的真理，不过是新闻出版的产物。“新闻出版所欲望的，即是真的”，它的控制者召唤着、改变着、交换着真理。新闻出版工作三周，其真理就会为每个人所承认，它的根据是驳不倒的，只要有钱在那里支撑着。我们的新闻出版要求的是永久的有效，它必须把人的心灵持续地置于它的影响之下。一当处于优势的财团势力转向了相反的论点，并使这些论点日益频繁地让人们耳濡目染，那先前所宣传的那些论点就会立即被推翻。在那个时候，舆论的指针就会摆向较强的一极。人人立刻就相信了那新的真理，认为自己是从误信中清醒过来了。“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从于这些巨头的淫威，晚期民主政治的虚幻的自决权，经由印刷文字所服从的权威而在人民的彻底决断中出现了。”
在今天，新闻出版是一支“军队”，拥有精心组织的武装和兵种，新闻记者就是它的军官，读者就是它的士兵。但是，跟任何队伍一样，在这里，士兵也要盲目地遵从，而且战争目的和作战计划的改变是不让士兵知道的。读者既不知道、也不容许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被利用的，甚至也不知道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象是对思想自由的骇人听闻的讽刺。以前人们是不敢自由地思考的。现在他敢，但却不能；他的思考的意志只是一种按照指令去思考的意愿，而他还觉得这就是他的自由权利。
这种过时的自由还有另一方面——即允许每个人去随意地说话，但是新闻出版却有注意或不注意他所说的话的自由。单凭不向世界广为传播，新闻出版就能宣判任何“真理”的死刑——这是一种可怕的、“消声”的检查制度，由于作为报纸读者的群众根本觉察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就越发有力。
“恰如早期哥特的表现意志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中再度迸发出来，但迸发得很冷静、很有节制、很文明一样，哥特教会追求控制心灵的钢铁般的意志也会再度出现——以‘民主政治的自由’的面目。‘书本’的时代受到传道的时代和报纸的时代的两面夹击。书本是一种个人表达，传道和报纸则要服从于一种非个人的目的。经院主义的年代为一种智性规训的世界历史提供了唯一的例证，这种规训被普遍运用，它不允许出现任何写作、言论和思想与所意愿的统一性相抵触。这是精神上的动力学。古典人、印度人或中国人一定会对这种景象深感惊惧。但是，同样的事还是不断发生，并且是欧美自由主义——即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自由对暴政的专政’——的一种必然结果。巨大的消声代替了火刑柱和烈柴。政党领袖的独裁通过对新闻出版的独裁而获得支持。竞争者努力用金钱的手段来使读者——不，是使各民族——集体地放弃对敌方的效忠，而由他们自己去对其进行心理训练。人们从这种心理训练中所学的，全都是被认为他们应当知道的东西——因为有一种高级意志已经为他们把他们的世界图景综合起来了。现在，已没有必要像对待巴罗克时代的王公那样把兵役的义务强加于那主体了——有人可以用论文、电讯和图片来驱策读者们的心灵，直到他们吵嚷着要求武器，并迫使他们的领袖加入纷争之中，而这种‘迫使’，正是领袖们所愿望的。”
无须我们赘言，斯宾格勒的这些描述正是我们称之为“传媒时代”的“后现代状况”之一。对无权力的“主体”的“消声”、无处不在的“监视”和“控制”、传媒帝国的“超真实”的话语编码、“意识形态主体”的建构，后现代理论家和思想家所讲的这些，不就是斯宾格勒以其观相的语言所诉说的吗？
吴琼
2006年7月于北京
*附注：本文的写作参照了《史宾格勒》（商戈令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和《西方文化的诊断者——史宾格勒》
（邓世安著，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印行）两本著作，一并致谢。——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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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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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定稿是三年的劳动成果，其实在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它就已经完成了。到1917年春天，我又对它做了一次修改，在某些细节方面予以增补和润饰，但由于当时的形势所限，迟迟未能付印。
尽管本书的范围和主题属于历史哲学，但它也包含有一个更深层的用意，那就是对一个划时代的重大时刻加以评论，这一重大时刻的不祥预兆在其主导观念正在形成的时候就已清晰可见。
书名早在1912年就已经确定，它十分切题地表达了本书的意图，即以古典时代的没落为殷鉴，来描述一个历时达数世纪之久、而我们自己现在正在进入的世界历史的样态。
事件已经给出了甚多的验证，但于反驳却无所益处。显然，这些观念必然地要于此时此刻在德意志提出，尤其是，战争本身就是那使新的世界图象（world-picture）清晰地呈现的诸多前提之一。
因为我确信，这不仅仅是从若干可能的，且只能逻辑地证明的哲学中提出一种哲学的问题，而是撰写我们时代之哲学的问题，这一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是所有的人都能朦胧地预感到的哲学。这样说并无冒昧揣测之意；因为一个具有历史之重要性的观念并不是产生于某一个时代，而是它自身就创造这个时代，它只在一个有限的意义上才是那个注定孕育它的人的所有物。它属于我们的整个时代，它影响着所有的思想家，只是他们不自知罢了。个人对此观念——包括它的缺点和优点——偶然的、一己的态度（无此则任何哲学皆不可能存在），即是个人的命运和幸福。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1917年12月于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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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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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从最初简要的概述，到最终成为一本完全没有预想到的大部头，前后历时十余年；在这项工作宣告结束之际，回顾一下什么是我想做的和什么是我已经做到的，回顾一下我当初的观点是什么而现今的观点又是什么，这应当不算是多此一举。
在1918年版——无论从内部看还是从外部看，它都只是一个切片——的“导言”中，我说过，我相信我已经对一种观念给以了不容争辩的阐述，那观念一旦形诸于文字，便无人能够反驳。其实我应当说，那观念一旦被理解了，便无人能够反驳。为此，我越来越认识到，我们不应只着眼于这一个事情，而且要放眼于整个思想史，并期待于生而具有这种理解能力的新生一代。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本书应当看作是一个初次的尝试，里面充斥着惯常的谬误和不足，而且也不是没有自相矛盾之处。书中的言论远非它所指望的那样受到认真的关注。凡是深入钻研过活生生的思想所给出的各种假设的人都会知道，活生生的思想决不是外加于我们的，从而使我们能透视生存之基本原则而毫无情感的冲突。思想家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职责就是按照自己的眼光和理解去把时间象征化。他别无选择；他只能照应当的思考去思考。对他而言，真理归根到底就是他诞生之时就已经在此的世界的图象。真理不是他所发明的，而是他在自身之内发现的。还是他自己：他的存在被形诸于文字；他的人格的意义被诉诸于一种学说，这学说就其关系到他的生命而言是不可改变的，因为真理和他的生命是同一的。这一象征主义（symbolism）是本质的，是人类历史的容器和表现。由此而产生的那些学究式的哲学著作是多余的，仅仅徒然增加专业文献的数量而已。
因此，我可以称我所发现的东西的本质是“真的”——亦即，对于我是真的，我相信，它对于未来时代的杰出心智也会是真的；可如果它脱离了血气和历史所赋予的条件，其本身就不是真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承认，我在那些暴风雨的岁月中所写出的东西，只是对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的事物的一种极不完整的论述，在今后的日子里，我的任务就是联系事实，寻找能使我以最有力的形式表达我的观点的表现手段。
要使那一形式达到尽善尽美，将是不可能的——因为生命本身只有到死的时候才能得到完成。但是，我再一次做出尝试，以求使这本书最早写成的部分也达到现在我已能言述的明确的水平；我怀着这样的愿望完成了这本书，任它带着自己的希望和失望、优点和缺点。
同时，就我自身而言，其结论已获得证明；从它对广大学术界正在逐渐发生影响而言，亦即就他人而言，亦可判断出它的效果。但是，谁也不要指望这里会事无巨细地谈到一切。它只是我所见到的眼前的东西的一个侧面，是对历史和命运哲学的一种新的看法——可它的确是这类看法的一种首创。它彻头彻尾地是直观的和描绘性的，其行文谋篇力求说明性地显示对象和关系，而不是罗列一大堆的概念。它唯一地只供那些阅读时能够深入体会字句和图象的读者们阅读。这无疑是很困难的，尤其是我们面对神秘时的那种敬畏之心——歌德所感受到的那种尊敬——会使我们不能领受到把剖析与深入视为一体的思考所获致的满足。
当然，那些永久地生活在昨天而又欢迎每一种仅为明天打算的观念的觅路者的人们，立刻会发出“悲观主义”的呼声。但是，对于那些把探究行动之源泉等同于行动本身的人而言，对于那些只会搬弄定义而不知道命运为何物的人而言，我的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
我所说的理解世界，即是与世界合一。至关重要的是生活的严峻现实，而不是唯心主义的鸵鸟式哲学所提出的关于生活的概念。凡是不为浮词所动的人，就不会认为本书所述是悲观主义的；至于其他的人，则不足挂齿。为了便利那想要窥视生活而不是寻求定义的认真的读者，我已——由于正文过于压缩——在附注中提到了许多著作，它们将把那种匆匆的一瞥带到更远的知识领域。
最后，我觉得应当再次提及两个人的名字，我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应归功于他们：歌德和尼采。歌德给了我方法，尼采给了我质疑的能力。——如果有人要求我用一句话说出我与尼采的关系，我会这样说：我把他的“展观”（outlook）变成了一种“俯瞰”（overlook）。至于歌德，在整个的思维方式上，他乃是莱布尼茨的门徒，尽管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故而，这份终于（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在我手中形成的东西，虽则这些年来我遭受过不幸与唾弃，我还是可以自认、并骄傲地称其是一种德国哲学。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1922年12月于哈尔茨的布兰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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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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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该中译本是据查尔斯·弗兰西斯·阿特金森（Charles Francis Atkinson）的英译本译出，该英译本的第一卷出版于1926年，第二卷出版于1928年。
二、《西方的没落》在国内已有两个中译本，一个是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出版的（齐世荣等翻译），该版只译出了原书的第二卷，另一个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于1986年出版的（陈晓林译），该版是原书的一个缩译。这两个译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为新的中译本打下了一个基础，它们的作用乃至影响在这个新译本中有所显示。在此要对前辈们的工作表示真诚的敬意和感谢。
三、《西方的没落》是一本写得并不算晦涩、但却十分难读的著作，书中几乎每一页都涉及到大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而作者又对这些人物和事件未作任何注释，尤其许多国王或皇帝的名字，他都只提到帝号，可在西方历史中，使用相同帝号的人常常有许多，而英译本对这些也都没有给出注释，这给一般读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方便读者，该中译本对书中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一些特殊术语在第一次出现时尽可能给出注释，相隔较远者或语境不同者，将依据需要重加注释。但限于篇幅，有些注释可能还过于简单。
四、书中的人名、地名、关键名词，首次出现时，一律附英文，有些术语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译法，也附以英文。书中还有大量希腊文、拉丁文，在译文中也附出原文。
五、中译本的边码为英译本的页码。
六、书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尽可能采用约定俗成的译法，有多个译法的选其一种，没有惯例的则由译者自译。
七、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每次面对完成的译稿，总有一种“距离感”（与原文有距离），总觉得还应当推敲得更准确、更妥帖一些。对于斯宾格勒的这本书而言，这种感觉犹甚。正是因此，我把每一本译作皆视作“未完成稿”——有待更有识见的读者和批评者去完成。
八、感谢我身边的所有朋友和我的充满朝气的研究生们，他（她）们给我的孤独的生活添加了无限的乐趣，他（她）们的期许，是我需要在这个世界中挺身而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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