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位“师臣”和“周公”，在帝国北部的屏障——襄阳被围困，情势十分急迫的状态下，仍在修建亭台楼阁，娶宫女、尼姑中美貌的为妻。帝国一位将领名叫余玠，对帝国的防守贡献良多，他的一条玉带被贾似道看上了，去索要时却发现那条玉带已经做了余玠的殉葬品，老贾居然就把余玠的坟墓掘开取出玉带。帝国要人的精神腐化道德沦丧竟致于此！
对宋国权臣们的腐败，诗人用他们的笔触记录了历史：“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试问如今事如何？金也消磨，谷也消磨。《拓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民事如何？”（杨佥判《一剪梅》）朱门日日买朱娥，大船将沉的前夕，永远是有人在夜夜笙歌。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沉没在历史深处的英雄们
1273年，襄樊保卫战前后将近五年，蒙军用巨炮（巨型发石机）轰击襄阳，襄阳守卫者们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守将吕文焕哭着把浴血守卫多年城池交出，投降。帝国北面的屏障被攻破，东方拜占庭——宋帝国雪崩的局面加剧。
在东方拜占庭沦陷的若干年后，我，凌沧洲先生从历史深处，从宋史中，从不再被人提起的故事中，打捞出这艘沉船遗骸中的英雄风骨——
襄阳沦陷的时候，参与守城的范天顺仰天叹息：“生是宋国人，死是宋国鬼。”就在他所守卫的地方自缢而死。
牛富，守卫襄阳五年，移守樊城，两城六年不被攻破，牛富也有不少功劳。“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战，死伤不可计，渴饮血水。转战前，遇民居烧绝街道，身被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副将王福见牛富死，叹息说：“将军为国而死，我怎忍独自偷生！”也跳进火中自杀。
边居谊，防守新城。吕文焕派人来劝降，边居谊命令伏弩乱发，射中吕文焕三箭，“并中其马”，马倒下了，几乎被俘的吕文焕，在兵士的救助下换了一匹马逃走。每当招降的人来时，边居谊都回答说：“你们想得到新城吗？我誓死守卫这里，你们怎么能得到呢。”吕文焕指挥部队攻城，边居谊把家中财产尽散将士，往来督战。当黄昏来临时，敌军攻破城楼，大火蔓延到民居，边居谊见大势已去，回家拔剑自杀未遂，随即投进火中死去。
陈炤是朐山县的长官，蒙军南下进攻常州，常州长官赵与鉴跑了，有人对陈炤说：“现在逃难有了理由啊。”陈炤回答：“乡邦沦没，怎可坐视，与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于是，积极准备防守。蒙军杀到，血战城破，陈炤带兵巷战，家人对他说：“城东北门围未合，可走常熟到临安去。”陈炤说：“离开这里一步，就不是我应该死的地方！”正午时分，敌兵来了，陈炤牺牲殉国。
王安节，年轻时就跟随他父亲王坚守合州，并立下了战功。1275年，贾似道溃师芜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弃城而逃。王安节后来再守常州，蒙兵破其南门，安节挥双刀率死士巷战，因臂伤被俘虏。有人问他叫什么，王安节呼曰：“我是王坚之子王安节！”来人劝他投降，被他一口拒绝，蒙军将他杀害。
尹玉，跟随文天祥抵抗蒙军。战斗中许多部队溃败了，只有尹玉残军五百人仍在殊死战斗。尹玉手刃数十人，“箭集于胄如猬毛，援绝力屈”，于是被俘。蒙军把他活活打死。他被俘后他的残部仍在夜战，直到死亡没有一个投降的。
李芾，是在东方拜占庭沦陷时不可不提的名字。
李芾的高祖李升曾中进士，为吏有廉名。1127年，金人攻破开封，用刀锋逼迫李升的父亲，李升上前捍卫他，与父亲一起牺牲。当蒙军攻取鄂州时，李芾为湖南提刑。贾似道兵溃芜湖，李芾接任潭州长官兼湖南安抚使。湖北州郡皆已投降，他的朋友劝李芾不要去，李芾哭泣说：“我岂能只考虑自己的安危？我深受国恩，只能以家报国。”此时正逢李芾爱女死亡，他在悲痛中毅然前往。
1275年7月，蒙军兵临城下，潭州兵员已经调用尽矣，敌人的游骑已入湘阴、益阳诸县。李芾仓促招募了一支不满三千人的队伍，誓死抵抗。10月，蒙兵攻西壁，李芾亲冒矢石督战。城中箭尽，李芾命令收集民间羽扇，制成箭具。苦于食无盐，李芾取库中积盐席，焚取余盐作为补给。在战斗中负伤的人，李芾亲自抚劳，“日以忠义勉其将士”。尽管守城将士死伤渐多，但人们仍在浴血奋战，捍卫家园。有来招降者，李芾一概杀之。
12月，城围益急，诸将哭泣请求：“形势急迫，我们可以为国而死，但城中老百姓怎么办？”李芾骂道：“国家平时厚待你们，就是为了今天。你们必须死守，再有动摇军心的我先杀了他。”
这一年的除夕，蒙古大军登城，尹谷及其家人自焚，李芾祭酒纪念他。在国破家亡的前夜，这些东方拜占庭人——南宋的精英贤达表现出了对祖国和家园无尽的热爱。那一夜，李芾留宾客和部将共进晚餐，当夜传令，犹手书“尽忠”字为号。这是东方拜占庭人最后的夜宴，当宾客与部将离开后，参议杨震投向园中的池塘自尽。
李芾命令他的部下沈忠：“我已经尽了全力了，现在应该是死的时候了，我的家人也不应该被俘受辱，你可以全部杀了，而后杀我。”沈忠伏地叩头，推辞说“不能”，李芾坚决命令，沈忠哭泣着答应了。在李芾的家人喝醉之后，沈忠将他们一一杀掉，李芾也引颈受刃。随后，沈忠纵火焚烧了李芾的居所，回家把自己的妻子孩子杀掉，再次来到大火燃烧的李芾住地，自刎而死。李芾幕属顾应焱、陈亿孙都自杀了。潭州百姓听说后，很多人举家自尽，因为投井自尽的太多，城无虚井，在树林中上吊自杀的也比比皆是。
李芾视死如归，用生命换回了自由和尊严——决不屈服做异族奴隶。同时，他也有着中国式的智慧，他早就知道死亡是无法抗拒的，刚到潭州时，就让一个儿子离开了潭州，并对他说：“让你活下去，是为了保持血脉和香火！”
或许，中华文明千年不绝，总是在游丝命悬的时候能够续命，与这种智慧有关？！
你可以想象潭州城被攻破时人们悲壮决绝的场景，城内满是火光和尸体，人们以这样的勇气书写了捍卫自由、不做奴隶的决心！
可有当代中国人知道这一幕？犹太人几百死士在一个山冈绝地抵抗罗马人多年，最后全都自杀的故事，在荧屏上可以看到，在书卷中可以读到，他们为自由而死的勇气感动了千年时空；而古中国的潭州城为了自由而悲愤抗争，从容赴死的这一幕，可曾在电视剧、电影中看到？！荧屏上看到的多是飞舞的辫子，多是奴才的请安声，多是长跪的一个王朝的背影。
“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我们只能从南宋诗人郑思肖《咏制置李公芾》的诗篇中去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去想象当时的悲壮。
这种“仰面青天哭断云”的时刻，不是第一幕，也不是最后一幕，历史还会在1644年重演，但举家自杀的自由抗争精神，在后来的历史中已经稀薄乃至难觅踪影了。
赵卯发，在池州供职。蒙兵渡江，池州守卫长官王起宗弃官而去，赵卯发代理执掌州事，“缮壁聚粮，为守御计”。第二年正月，蒙兵至李王河，赵卯发知道守不住了，于是摆下酒席招待亲友，与他们痛饮诀别。赵卯发对他的妻子雍氏说：“城池就要被攻破了，我是防守者不能走，你先走吧。”雍氏回答说：“你要做忠于国家的男儿，我就不能做忠于国家的女子吗？”赵卯发笑道：“这怎么是女人能做的呢。”雍氏说：“那我就在您前面死。”赵卯发笑着制止了。
2月，敌兵逼近池州，赵卯发早上起来在桌上书写道：“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节义成双。”又写诗告别兄弟，与雍夫人穿好衣服，一起自缢在从容堂。从前赵卯发建此堂时，名“可以从容”，等到兵临城下，他领客人到堂中，指着所题匾额说：“我必死在这里。”客问其故，赵回答：“古人谓‘慷慨杀身易，从容就义难’，这几乎就是先兆了。”
唐震，饶州长官。当时兴国、南康、江州诸郡皆已投降，大兵进攻饶州。蒙军派使者劝唐震投降，唐震呵斥道：“我能忍辱偷生背叛国家吗？”城中少年被唐震的话激励，杀了使者。当敌人攻克饶州，唐震的仆人请求：“事情危急，番江门敌人还未占领，现在逃生还来得及。”唐震骂道：“城中民命皆系于我，我要听你的话得不死，城中百姓死，我有何面目活着？”左右不复敢言。敌人来后，把笔墨铺好，让唐震签署投降书，唐震掷笔于地，宁死不降，遂被杀害。他的哥哥唐椿和家人也全部遇害。
赵淮，与蒙军作战兵败，被俘虏到瓜州，元帅阿术想让赵淮招降李庭芝，并许以大官。赵淮假装许诺，到扬州城下，大呼：“李庭芝！男子汉死就死了，不要投降！”元帅阿术大怒，把赵淮杀害，弃尸江滨。
东方拜占庭沦陷的时刻，帝国哀鸿遍野。为了不做异族奴隶而自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浮尸出海面的有十多万人”
“一切都已昭然若揭，你所渴望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现在，我只能转过身去，独自面对上帝。我放弃所有与你达成的誓言与条约，我将紧闭城门，为我的人民战斗到流完最后一滴血。”
这是拜占庭最后一位皇帝康士坦丁十一世写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的最后一封信。1453年，一场改变世界历史的攻城战就要在两个国家之间打响。（参见《人类大历史》）
拜占庭灭亡的前夜，传说康士坦丁十一世带着朝臣和将领在教堂祈祷，他说：“我的朋友们，我们的祖先罗马人曾被汉尼拔的大象吓破了胆，但是他们没有逃走，有理性和智慧的人是不缺乏勇敢的！”
1453年，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对着他的将领们作攻城动员：“这城里的男人、女人、小孩、财富都是你们的，我只要一件东西，那就是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行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它的富庶、它的文明，曾经引来了那么多羡慕和嫉妒，也为它招来了别人的觊觎和自己的灭顶之灾！
在土耳其人围城的最后时刻，战船已经开进了君士坦丁堡的金角湾。拜占庭守军腹背受敌，士气开始涣散。康士坦丁下令死保君士坦丁堡，冒着炮火在城墙上指挥战斗。当他的副官提醒他这样太危险，要他尽快撤离时，他吼道：“在这种危急时刻，我怎么能这样离开先祖留下来的基业和王冠？我又如何面对世人的评说？我向你祈求，我的朋友，以后只能对我说，‘不，陛下，不要离开我们！’我永不会抛下你们！决心已定，誓与你们共存亡！”
这是拜占庭帝国末代君王的勇气和人格。
但是上帝已经抛弃了圣城君士坦丁堡。康士坦丁在城门战死。守军溃散，土耳其人蜂拥而入。
1453年5月28日，罗马帝国最后一个城堡——拜占庭沦陷。胜利者在城内进行了3天疯狂的抢劫、奸淫和屠杀，男子统统被处决，妇女、儿童沦为奴隶（参见《人类大历史》）。
拜占庭的陷落永久地改变了欧亚的地缘政治，也极大地改写了世界历史。欧亚大陆上，土耳其人的势力奇迹般地崛起，欧洲基督教世界骤然失去了保护的屏障，不得不立即感受到来自土耳其的威胁。同时，丝绸之路关闭，欧洲人被迫向西寻找通道，发现的时代即将来临。拜占庭在血与火中沦陷，促成了大航海时代，间接地把美洲、大洋洲甚至南北极推上了历史舞台。
而在此前的两百多年中，拜占庭东方的难兄难弟——南宋中国，拥有了相似的苦难，却远没有如此的幸运。
1276年1月18日，在已经攻克南宋的许多领土后，蒙古大军兵临杭州东北的皋亭山。宋国皇帝命人奉表投降，献上传国印，投降书上说：“宋国主臣谨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奸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兴师问罪。臣非不能迁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这番言词卑微谦恭的投降表，也可以说是宋国几百年来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交出的最后的成绩单。
但是，我推测宋国朝臣中也许有人会不同意太后和皇帝的决策。那天晚上，丞相陈宜中出走杭州，而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各率所部兵将离去。从张世杰等人后来决不投降的态度来看，他们是不同意皇帝的决策的，但又有什么用呢？兵临城下，敌强我弱，长安固然不能长治久安，临安就更不能临时苟安了，杭州城的战争地势正如若干年前陈亮所言——无险可守。
往昔生活一去不返。蒙古人已经进城。查封了府库，接受了史馆和图书馆，解散了官府和侍卫军，宋国君臣、太后、宫女连同宫廷琴师都被浩浩荡荡地押往大都。
蒙古军在杭州的作为，历史上讳莫如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不多。但是《新元史?廉希贤传》里的片言只语，仍能使人感到血雨腥风。宋末词人张炎的祖父张儒在杭州沦陷后，被元军“磔杀”。而张炎的父亲和他的妻妾，或杀或掳或卖，家破人亡。
在临安易手之后，太后和皇帝一行被押北上，诗人和宫廷琴师汪元量全程见证了其过程。在扬州，抵抗运动并没有停止，扬州的守卫者李庭芝、姜才等人在蒙军的围困中坚守。临安沦陷之际，就有使者带着太后与皇帝的诏谕前去劝降，李庭芝登上城墙说：“我奉诏守城，没有听说有诏谕投降的！”
当太后和皇帝一行人路过瓜州，再次诏令李庭芝：“现在我与太子都已经臣服于元，你为谁守扬州？”李庭芝没有回答来使的问话，下令发箭射杀来使，杀毙一人，其余的都退走了。
李庭芝、姜才等人散尽黄金玉帛给将领兵士，以四万人夜捣瓜州，想夺回太后和皇帝，战斗三小时，蒙军簇拥着他们手中的俘虏——太后和皇帝而去，姜才追击到浦子市，夜晚仍不撤退，但终于无功而返。这年5月，益王在福州被陈宜中立为皇帝。7月，派使者以左丞相的职务给李庭芝。李庭芝命朱焕驻守扬州，自己与姜才带七千人进至东海，到泰州。但是，朱焕投降，把城池献给了蒙军。泰州副将也开城门投降。李庭芝、姜才等人落入敌手，被送往扬州。
奴隶一旦投靠了新主子，往往心肠更硬手段更狠。朱焕请示蒙古将领说：“扬州自用兵以来，尸骨满地，这都是李庭芝、姜才所造成的，不杀他们还等什么呢！”这真是想到强盗的心眼里去了。
当蒙古军将领阿术驱使扬州守兵的妻子、儿女到泰州城下，恰逢姜才肋下痈疽发作不能战斗，泰州守卫副将们献城投降，都统曹安国进入姜才的卧室捉住姜才献给蒙兵。阿术欣赏姜才的勇敢想招降他，姜才怒骂不止。阿术在扬州将姜才凌迟处死。临刑前，一位投降的将领出现在姜才身边，姜才咬牙切齿地说：“你见到我难道不羞愧死吗？！”
“你为谁守扬州？”这个问题提得好。
李庭芝、姜才等人的结局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父母之邦、为了家园、为了兄弟姊妹，也为了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他们宁死不屈！
1279年农历2月的一个黄昏，天色已晚，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南宋的最后一支余脉在崖山遭受蒙古军队的攻击，陆秀夫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毅然背着赵昺跳海而亡。随从跳海者不计其数。“七天后，浮尸漂出海面者有十多万人”。（脱脱《宋史》）
13世纪70年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转折点，自此，蒙古大军在东亚完成了最大的征服，中原大地彻底沦陷。
“蒙古兵锋下高原，铁蹄席卷扫西东。山河染血余晖里，国运飘摇破絮中。浮尸十万出碧海，丹心万古照苍穹。闻说自由已远逝，使人到此泪如倾！”（凌沧洲《怀古 崖山》）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
在东方拜占庭——宋国沦陷后的许多年，大批南宋遗民沉浸在心灵创伤和悲痛中。其中一些坚决不与征服者合作的特立独行之士，思念其故国和失去的美好家园，怀着对征服者和奴役者的无比憎恨，用他们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时代心灵的创痛与荒芜，为未来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诗人和画家郑思肖是这些不服从、不合作者中的代表，宋国灭亡后，他坐卧必向南，因自号所南，以示不忘故国。专工画兰，花叶萧疏，他画兰不画土、根，寓宋沦亡之意。他的《德祐二年岁旦》其一：“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
其二：“有怀长不释,一语一辛酸。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
郑思肖《心史》的出炉颇富传奇色彩。明朝末年，吴中久旱。崇祯十一年冬，苏州承天寺狼山中房浚疏古井，僧人达始忽挖得一物，冲洗干净发现是一个铁函（即铁箱），打开后发现里面又有一个锡匣，匣内封有蜡漆，最里面有个纸包。是折叠成卷的《心史》稿本，内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各一卷，共有诗250首，另有文30篇，前后自序5篇。全书深寄亡国之痛，对宋亡经过及蒙古征服后的时事言之甚详。这就是郑思肖《心史》发现的经过。
此书在清朝即遭遇诋毁的命运，先是有人称《心史》为“伪书”，但当即遭人反驳。当清朝大力钳制思想和言论自由，大搞奴民愚民把戏、兴起文字狱的血雨腥风之时，御用“三通”、“四库”馆臣正式判其为伪书，并编凑“理由”，同时官方又以“军机处”的名义“奉上谕”将其列入“应毁”书目。
“不信奴民终愚黯，人间应有未烧书。”经过清朝的文化过滤和信息屏蔽，我们还是能读到自由思想者的灵魂和泣血的悲歌。
与郑思肖自由思想相呼应的是，宋国遗民们通过诗歌吟唱的结社。
想象在1287年春天，兵火战乱的余痛还回荡在人们心中。在浙江浦阳，吴渭（清翁）组织的月泉吟社，延请乡遗老方凤、谢翱、吴思等人评审诗歌比赛的作品。当时出的题目是《春日田园杂兴》，体裁是五七言律诗。共收得2 735卷。最后罗公福（连文凤的化名）诗获得第一名：“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一犁好雨秧初种，几道寒泉药旋浇。放犊晓登云外垄，听莺时立柳边桥。池塘见说生新草，已许吟魂入梦招。”
无心出市朝，就是坚决不与征服者合作。在亡国的创痛中，人们理性而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独立追求。若干年后，连明朝的士人都羡慕当时的结社：“噫！安得清翁复作，余亦欲入社厕诸公之末，幸矣夫。”
1653年，吴中慎交、同声两社在苏州召集的虎丘大会，弥合两社分歧。这次大会声势很盛，东南各郡到会的士人有近千人之多，慎交、同声两社共同推戴吴梅村为盟主，调和双方冲突。当时的情形可谓盛况空前，“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声歌竞发，达旦而止”、“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亦一时盛举”。
然而征服者和奴隶主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早就看出了这种结社自由的危险。幕后的收买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年秋天，社团领袖吴梅村无耻叛变，被清廷授予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之官职，当他被召时，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之。酒半，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乃绝句一首，诗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借问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默然。
清廷确实手段狠辣，一方面怀柔安抚做戏，包括康熙、乾隆在明太祖陵前叩头的把戏；一方面出重拳铁索追夺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的命，创下了空前的文字狱历史，以无边的恐怖巩固其专制奴役的权力。
若干年后，孙中山在评价清朝政权时也说：“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之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举其主要者如下：……（六）它们压制言论自由。（七）它们禁止结社自由。……”
东方拜占庭——大宋已永久沦陷。1285年（一说为1284年，《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一书称1278年），几个乞丐模样的人来到会稽山中,悄悄地拾取了一堆骨骸。那一年,蒙古汗国总统江南释教的杨琏真珈(江南释教头目)为了盗取宋皇陵中的宝藏，把在会稽的徽、钦二帝以下的宋朝历代帝王后妃的陵墓全部发掘，把剩骨残骸抛弃在草莽中，惨状目不忍睹。消息传出,人们悲愤交加,但暴政之下,无人敢去收拾。林景熙当时正在会稽，出于民族义愤，与唐珏等义士扮作乞丐(一说扮作采药人)，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拾取骨骸。林景熙收得残骨两函，埋葬于兰亭山中，并移植冬青树作为标志，写下了《冬青花》诗：“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底月。蜀魂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宗山竹裂。”又作《梦中诗》四首，凄怆地记录了埋骨的经过，书写下自己的悲愤，并坚信读到这些诗的人，会知道民族正气依然存在，没有随着国家的沦亡而完全消失。
2006年,凌沧洲先生在古大都皇城,不是读历史著作发现这一线索,而是读宋诗的注解,才摸着这一蛛丝马迹。历史在这里已经变得讳莫如深,面目模糊。一些公开出版物中,不仅所谓的蒙古汗国以王朝史实代替,一概称之元朝,连1271年前的蒙古汗国历史也进入元代大事年表,要知道,这一年才有了元的称号。在一些历史著作中,甚至吹嘘记录蒙古屠杀的《蒙古秘史》为“神鹰飞扬”！
东方拜占庭——大宋国沦陷的历史意味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终结。这个文明尽管有种种黑暗,但也无法掩盖其光辉——对文化和诗歌的热爱,对士子的尊重,有限的言论和结社自由；而被蒙古大军征服之后，这有限的自由和光芒已完全坠入黑暗。蒙古汗国基本上是一个奴隶大杂院，不仅以其四等人的划分和歧视界定了这个文明的愚昧和野蛮，而且在此国中，无数人沦为奴隶,与畜生无异。
黑风夜撼天柱折，万里风尘九溟竭，
谁欲扶之两腕绝，英泪浪浪满襟血。
龙庭戈铤烂如雪，孤臣生死早已决。
纲常万古悬日月，百年身世轻一发。
苦寒尚握苏武并，垂尽犹存杲卿舌。
膝不可下头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
哀鸿上诉天欲裂，一编千载虹光发。
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
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
（林景熙《读文山诗》）
13世纪末,我们的先辈林景熙写出“膝不可下头可截”,“大丈夫心一寸铁！”他的自由精神、特立独行的风骨,难道不值得我们回忆景仰吗？！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跪着，有相对的言论自由
他们在权力剃刀边缘行走一个雅典公民在干他自己的私事时不会漠视公众事务……我们不是把那些对国家漠不关心的人看做无害，而是看做无用；而且，尽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评论它。
我们并不认为讨论有碍于政治行动，而是认为这是明智行动的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
——伯里克利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文天祥《正气歌》这是一趟发现之旅，去追溯我们先民们言论勇气的源头，去发现自由和特立独行的精神怎样在岁月的河流中沉没、消失；这是一个关于古代世界的官员和文化人不畏强权、探索言论空间和极限的故事，他们因为大胆言论和上书，因为关心国家和同胞，而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仿佛行走在权力剃刀的边缘——这个故事，也可以称为古中国勇气与信仰的故事。
跪着，但是有相对的言论自由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罪，展示了一代明君的理性与宽容。汉文帝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疏通治理的道路，同时也接纳建言的人。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妖言之罪，这使众臣不敢尽情言说，而君主没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招徕远方的贤良之人？应该废除这条法令。老百姓有咒骂皇上的，官吏认为是大逆，要有别的言论，而官吏又以为诽谤。这是小民之愚昧无知，却要处死，我很不同意。自今以后，有触犯这条的不要加刑。”（《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也就是说，至少从国家的法理上来说，言论的空间大大增加了，批评后被迫害的恐惧感大大减少了。比起秦帝国对言论的打压，汉文帝确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闪耀人道主义光辉的统治者。当然，你可以质疑：帝国君王的旨意能落实到哪个层面，嘴上说的、文件上写的，与实际情况有多大反差？
公元前84年，孔僖、崔骃因在太学议论汉武帝而被人告发，说他们“诽谤先帝，讥刺当世”，孔、崔随即受到审讯。孔僖上书说自己只是“直说书传旧事”，汉昭帝下诏命令不要追究，还拜孔僖为兰台令史。不仅没有追究批评言论者的罪责，还给了他一个官职！
当我们为司马迁因言论被投入监狱，因无钱赎罪被阉割而悲痛的时候，也别忘记：在古代中国的黑暗中，也曾经有过人性的光芒，也曾经有言论相对宽松自由的时期。
汉帝国末年，朝政混乱，统治者的治理能力和鉴别力急剧下降，外戚与阉奴也时时在朝中把握权柄，正直之士面对黑暗的时政，表现出了极大的言论勇气，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公元142年，汉帝国的朝廷委派八个使者去巡视社会风俗，这些人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知名老儒生。只有张纲年轻，职位和资历都浅。其余的人接到命令后就立即启程，而张纲却独自埋轮于洛阳都亭，说：“豺狼当道，何问狐狸！”他用埋轮表示了对邪恶的蔑视，看清了豺狼盘踞而拿狐狸开刀的荒谬。于是上书，指出大将军梁冀受外戚援引，元凶恶首，贪残无度，一心贪财，培养一群马屁之徒，陷害忠良，应该处以极刑。
要知道，那时梁大将军的妹妹是当朝皇后，正得到皇帝的宠爱，而朝中也遍布梁家的人马。这篇上书让京师震动，皇帝虽然没有采用，但也没有加害上书的人。大将军当然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收拾张纲，只能下绊子给张纲穿小鞋。这时正好广陵张婴等人起事，杀刺史、聚众数万人。梁大将军暗示尚书，任命张纲为广陵太守，想借机攻击陷害他。
张纲不仅有勇而且有谋，他单车到广陵上任后，只带吏卒十几人直接来到张婴的阵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张婴投降。张婴哭了，说：“边远愚人，不堪官吏的压迫欺侮，聚集在一起，苟且偷生，好像鱼游釜中，只喘一口气罢了。”随后，张婴带着一万多人投降了。一年后，张纲在任上死去，老百姓扶老携幼，前去郡府哀悼的人不可胜数。
汉顺帝的时代，帝国虽然已经开始衰微，但是仍不乏明智的官吏为开放的言路而鼓与呼。有一个名叫赵腾的人上书说灾变，讥刺朝政，皇帝把写给自己的信批转到有关部门，管事的人把赵腾等人逮捕起来拷问，
东汉顺帝
牵连了八十多人，罪名都是诽谤朝廷的言论罪，有关部门还准备给这些人施以重刑。这时朝廷重臣张皓先生致信给皇帝劝谏道：“我听说尧舜设立敢谏鼓，三王设立诽谤木，《春秋》采好事、写恶事，贤明的天子，不加罪于草野的小民。赵腾等人虽然与朝廷的意志拧着，没有统一思想，但他说话是想尽忠提建议。如果这样也会被诛杀，那么提建议、提不同意见的源头就会被堵塞，这不是弘扬道德以做天下人表率的方法。”《后汉书》记载，皇帝竟然感悟，而减了赵腾的死罪一等，其余的人只判了两年的监禁。
这是汉帝国时代的言论空间，因皇帝个人的秉性气质与好恶而伸缩。
比起秦暴君的焚书坑儒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但相比同时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汉帝国在言论自由和探讨公共事务的自由度上，却已经是大大落后了。
这是跪着的年代，言论自由，有时看上去好像是有，但大多数时候，那几乎是要付出肉体和精神被摧残、被毁灭的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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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6年，帝国朝廷的权力斗争更加白热化，一场卑鄙的政治谋杀正在上演。
大将军梁冀的地位炙手可热，他极力要控制废立皇帝的局面。145年，梁冀就不顾太尉李固的反对，立了八岁的刘缵为皇帝，以为好操控。谁知这个少年皇帝虽然缺乏大智慧，却聪明异常，竟当着朝臣的面，注视着梁冀说：“你是跋扈将军。”梁冀担心皇帝的聪慧将产生后患，叫左右进献了鸩毒。少年皇帝痛苦不堪，派人把李固也召来了。李固问：“陛下怎么得的病？”皇帝说：“我吃了饼，现在腹中胀痛得很，找到水来还可以活命。”当时梁冀在侧，竟然说：“恐怕呕吐，不能喝水。”话音未落，皇帝已经死了。
李固身处权力旋涡中，是那个年代国家的良知，是那个年代正直勇敢的发言人。早在133年，李固就与经学家马融、科学家张衡一道被荐举到朝廷。在对策中，李固名列第一，被拜为议郎。李固的对策主张斥退宋阿母（顺帝乳母），罢退一些宦官。顺帝看后，多有所采纳。但是宋阿母身边的一些阉奴，嫉恨李固的言论太直，就捏造罪名来陷害李固，多亏那时的大将军梁商和仆射黄琼的庇护，李固才得以免去一灾。
当146年这桩政治谋杀完成后，梁大将军又要立自己中意的刘志为皇帝，因为他的妹妹就要嫁给刘志了。李固、杜乔等人想立刘蒜，李固还写信给梁冀：“国家立帝，没有不访问公卿，广泛征求意见的，务必要上应天心，下合民愿。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家兴衰，在此一举。”
讨论国家元首大位属于谁的会议在第二天继续进行，梁冀气势汹汹，言辞激烈。绝大多数官员都非常害怕，都说：“只要大将军发令就是。”唯有李固、杜乔坚持意见，不为所动。梁冀气急败坏，大声宣布：“散会！”
散会之后是会后的权力运作和密谋，路障必须清除，钉子必须拔掉。梁冀会后找到太后，先罢免了李固的官。刘志也就顺利“当选”为汉帝国的皇帝了。
一年以后，刘文几个人又想立刘蒜为天子，梁冀就借机诬陷李固与刘文等人散布妖言，将他们关进监狱。杜乔也被梁冀派出的骑兵逮捕入狱。
当李固、杜乔沦落于权臣之手时，汉帝国的民气并未凋零——
李固的门生们带着枷锁上书，为李固鸣冤。赵承等数十人也愿意带着刑具到朝廷申诉，太后明白这些人的意思，就赦免了他们的罪，当赵承等人被放出牢狱，京师的老百姓们都高呼万岁！这种民意令梁冀大感震惊与恐惧，他害怕李固的道德和声望对自己有大害，于是再一次在君主那里力奏前事，肯定是上了一堆不肯帮助刘志登基的“眼药”，最终，朝廷下了杀手，杀害了李固。
李固的两个儿子李基、李兹也被逮捕，都死在了狱中。他的小儿子李燮逃亡。但梁冀还不解恨，命令把李固的尸体暴露于交通要道上，有敢接近的人就治以重罪。但是帝国的专制恐怖并未阻断民众的勇气。年轻的汝南人郭亮，游学到洛阳，他向朝廷上书，请求为李固收尸。朝廷不许，郭亮就到李固尸体旁哭泣，陈词于前，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斥他说：“李、杜二公为大臣，不能让君主觉得安全，而无端兴事。你是什么书呆子，竟敢公然违背诏书，想以身试法不成？”郭亮说：“义之所动，岂知性命，怎么能用死亡来吓住我呢？”亭长叹息说：“生活在不能安全保命的世界里，天高不敢不弯腰，地厚不敢不累足。耳目也许可以视听，嘴却不可以妄言。”太后听说这件事后，没有杀郭亮。南阳人董班也前往哭李固，要与尸体共存亡。太后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听任董班把李固的尸体收敛归葬。
曾经有位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当他做到平原令的时候，感觉朝廷黑暗，阉奴横行，不愿屈身事权，于是借口身体虚弱，回家养猪去了。这个人就是杜乔的门生、陈留人杨匡。当他听说杜乔死亡的消息，号泣着星夜兼程赶到洛阳，假装是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长达十二日，终于被官员捉拿。梁太后觉得此人义气而不加罪于他。杨匡于是带着刑具到朝廷上书，请求收敛李、杜二公的骸骨，太后答应了他的要求。（均见《后汉书》）
梁冀权势炙人，夫妇俩比赛看谁更奢侈腐败，居然“对街起宅，备极奢靡，金银珠宝，异国珍奇，充斥仓库”，国家的将士在为开拓疆土而浴血奋战，梁大将军却把从大宛弄来的汗血宝马作为自己的玩物。又广开园圃，多拓林苑，还开了个兔苑遍布数十里，曾经有个西域来的生意人，不知禁令，误杀了一只兔子，人们辗转告发，牵连致死者多达十几人。梁冀的二弟曾偷偷派人到他的园子里打猎，梁冀知道了，逮捕宾客，杀了三十余人。同时还把无辜的百姓抓去作为奴婢，多达数千人，号称是“自卖人”。
159年，飞扬跋扈的梁冀先生好运到头。汉桓帝与宦官们密谋，派兵包围了梁冀的府宅，梁冀夫妇自杀。第二年，朝廷寻访李固后裔。李固的小儿子李燮改名换姓，逃亡十余年，终于能够回到家中与姐姐李文姬相见。请想象这一家人因为正直和言论付出的代价，请想象姐弟相见时的泪雨纷纷。姐姐告诫弟弟：“幸而得到宽免，应该避免与人往来。谨慎些，不要对梁家说一句坏话，说梁家就会牵连到皇帝，大祸就来了！”
李文姬的话浓缩了一个家族的悲哀。这种因言致祸的恐惧越广泛，人们的勇气就越容易消亡，民族的性格就愈加猥琐。岁月的河流上，恐惧、创伤带给民族的记忆是深刻的。
153年，另一位中华民族的言论英雄刘陶先生以其勇气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冀州长官朱穆因为反贪，得罪了阉奴赵忠。不仅被免了职，还被罚作工匠。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为其鸣冤。想想这是何等浩大的声势，这是何等浩然的民气！数千知识分子不畏强权，为一个不相识的人，为正直的人呼吁呐喊。这个民族是老迈的吗？特立独行的精神被摧残干净了吗？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朱穆被赦免。
在大将军梁冀专权的时代，连年荒饥，灾异常见。刘陶上疏陈事，奏章中对皇帝进行了言辞尖锐的指斥：
“陛下既不能为祖宗的典章增加光彩，又忽略了高祖的勤劳，国家的利器随便授人，国家的权柄也委托旁人，致使群丑官员和执掌刑权的人，残害小民，遗祸华夏，暴虐遍布天下，所以上天降下许多异象来警戒陛下。陛下不醒悟，反而竟令虎豹在鹿场里做窝，豺狼在春天的苗圃内哺乳。这是古代仁君治理国家、爱惜百姓的方式吗？再有，现在的各级官员，上下贪财，这好比肥猪长蛇，蚕食天下，为国家增加财富的人成了穷冤之魂，贫穷的人成了饥寒之鬼；高门招致杀身之祸，富裕的家族蒙受反叛的罪名；死者在坟墓中含悲，生者在朝野内外哀伤。这正是愚臣之所以经常长叹的原因。秦朝将亡时，直言进谏的人被害，溜须拍马的人得到赏赐，好的言论，忠臣轻易不敢说，国家的命运被操控在谄媚者手中……那时的统治者，权力不能掌控也不知道，失去了威严也不管不顾。古今都是一样的，成败一个道理。希望陛下能远看强秦的衰亡，近察哀帝、平帝时的变乱，得失昭然，祸福可见。”
这样措辞强硬的奏章，在此后多少年的历史中都极为少见，刘陶几乎预见到言论者的悲剧命运：“我敢在这讳莫如深的年代说这么不合时宜的话，就像冰霜见日，必至消灭。我开始悲天下之可悲，现在天下也会悲我的愚蠢啊！”
这封书信送上后，皇帝并没有感悟，不予采纳。
155年，有人上书朝廷说百姓的贫困是因为“货轻钱薄”，请求改铸大钱。
皇帝把这个建议给百官和太学生们讨论。刘陶上书说：“我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而在于老百姓的饥荒……我看见多年以来，蝗灾吞噬了良苗，纺织不能满足公私的需求，人间所急是早晚的粮食，所害怕的是国家的劳役不停，还谈得上钱货的厚薄？就算当今沙砾化为黄金，瓦石变为美玉，但若百姓渴了没喝的，饿了没吃的，就算再圣明，也不能保证不祸起萧墙。因为百姓可以百年无货，却不可一朝有饥，所以粮食是最急需的东西……我曾诵《诗经》，读到“鸿雁于野”的篇章，叙及百姓的劳苦，可怜之极，总是长叹。最近听到征夫饥劳之声，比这个鸿雁之歌更凄惨……我真怕最终役夫穷匠，在工地上把工具一扔，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国家社稷就不保了。到那时就算有方尺宽的钱，又怎能有救？这就像把犀牛一样大的鼎，挂在腐烂的木头尖上。”
看到了刘陶的上书，皇帝竟然不铸钱了。现代人尽可以说：刘陶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才这么说的，但是这篇奏章所显示的言论勇气和他的人文关怀却透过千年的黑夜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
185年，在张角等人起事，国家局势混乱的时候，刘陶再次上书言事，称：国家的灾祸由宦官而起。
言论之船这回可在朝廷触礁了。阉奴们岂能容言论如此嚣张，于是，捏了“通贼”的罪名，把刘陶投入了监狱。在黄门北寺狱中，天天受到鞭打拷问的刘陶选择了自杀。四海之内，士大夫和百姓无不悲痛。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杀人案改变帝国言路历程
一桩杀人案改变帝国言路的历程
166年，一桩缉捕杀人罪案凶手的事件，点燃了帝国打压言论、迫害士大夫阶层的导火索。
帝国名士李膺时任河南尹，有一个名叫张成的人唆使儿子杀了人，李膺督促下属收捕他们。不久，遇上朝廷的特赦，张成获免，嫉恶如仇的李膺，竟然把张成逮捕处死了。早先，张成用算命占卜勾结宦官，皇帝也曾问过他的占卜。于是，张成的弟子就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逮捕党人，布告天下，将李膺逮捕入狱，并牵连了二百余人，也有逃遁抓不着的，都悬赏通缉。帝国的搜捕者四面出击，道路上络绎不绝，形成了一片专制恐怖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