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英雄不只是那些在边疆奋勇杀敌的人，还有这些在专制恐怖中敢于言说，敢于呐喊的人。
第一次党人事件时，帝国高官陈蕃上书皇帝：
“我听说贤明之君，信任辅佐的大臣；亡国之主，听不进耿直的意见……李膺、杜密、范滂等人，都是正人君子，忠于社稷。因为忠诚而忤逆了您的意思，现在横遭逮捕、审讯，有的死去，有的流放。堵塞天下之口，将一世之人变成瞎子和聋子，这与秦朝的焚书坑儒，有什么两样吗？……”
这份上书对皇帝的指斥既大胆又尖锐，皇帝当然不高兴，找个理由就免了陈蕃的职务。
第二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上书为党人求情，皇帝的怒气稍解，于是都赦归田里，终身不得录用。而党人之名，还记录在王府中。
《后汉书》上记载：从那以后，正直的人被废弃不用，邪恶之徒的气焰日益高涨。
党人的称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相当负面的词汇，甚至到了宋代，元祐党人一开始也是被贬低打压的。但是汉帝国末年的党锢之祸，固然源起于党人们的嫉恶如仇，源起于党人们坚持以正直改变邪恶的社会风气，但是其中名士们与太学生们的集结，已经很有些结社的雏形了。
这是专制尚未达到极端的年代，在士大夫层面、在朝廷官员的层面，由于理念上的相通，形成了对皇权的很大的压力。可惜这种势头因为皇权和阉奴们的打压，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权力制衡系统和惯例。不仅如此，集结的趋势被遏制后，士气和言论空间进一步被摧残……最后演变成征服者王朝大清“万马齐喑”的状态。
169年，党锢之祸再起。阉奴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为所欲为。张俭揭露弹劾侯览及其母的罪恶，请求朝廷诛之。侯览扣下了这一奏章，怀恨在心。张俭的同乡朱并，素性佞邪，为张俭所看不起，对此朱并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就上书告发张俭与同郡24人为党，朝廷颁布命令捉拿张俭等人。张俭被迫亡命天涯，狼狈不堪，夜晚只好到处投宿，百姓们莫不重其名行，宁可家破人亡也愿意收留他。连前来追捕他的官兵头目都感于他的名气品行，叹息而去。张俭出塞，幸免于难。他所经过、借宿的人家，
被杀害的有十几家，有的连家族都被株连，郡县也为之残破。
这是什么样的恐怖年代，又是什么样的民气未衰的年代，人们对于正义的渴望和追慕，人们对于暴政的蔑视和反抗，人们收容流亡者的勇气，这些无名勇士的人数与规模，是我们先民可歌可泣的章节。《后汉书》的史家评论说：“张俭激怒了皇帝，颠沛逃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相做他的东道主。甚至不惜为此弃城丢官、破族屠身，大约有数十百起，难道不是贤人所为吗！”
名士范滂，第一次党锢之祸就被关押在黄门北寺狱。狱吏准备拷打囚徒，范滂看见同囚的人体弱多病，就自请先挨打，与同郡的袁忠争着受毒打，后来被释放。
在公元169年的迫害狂潮中，朝廷大诛党人，诏命急捕范滂等人。督邮吴导接到命令，抱着诏书，关闭驿舍，伏床而泣。范滂听到后，说：“一定是为了我。”于是自己投奔监狱。
县令郭揖大惊，要同范滂一起逃亡。
郭揖问道：“天下辽阔，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呢？”范滂回答：“我死了大祸也就停止了，怎敢以罪牵连您，又牵连老母颠沛流离！”
范滂与他的母亲诀别时，对母亲说：“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您，我随着龙舒君一起奔赴黄泉，存亡各得其所。只是请母亲不要伤悲。”范滂的母亲说：“你现在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美好的名声，还要长寿，可能兼得吗？”范滂跪而受教，再拜而辞。回头又对他的儿子说：“我要教你作恶，可是恶是不能做的；我要教你为善，可是我生平并没有作过恶，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路上的行人听说后，没有不流泪的。范滂时年仅33岁。
这是怎样的乱世，怎样的英雄时代，素不相识的人为了义，可以牺牲性命；当官的为了正直的逃犯，可以弃官一起逃亡；母亲教育儿子要为大义和荣誉而勇敢，要舍生取义。古中国的先民们，你们的英风豪气尚存否？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11、12世纪,中国仍然涌现出不少这样的汉子。陈东、欧阳澈、马伸等人就是当时的“言论英雄”。
陈东、欧阳澈因为议论国家大事而激怒了皇帝赵构。当皇帝派去的夺命官吏要逮捕陈东时，陈东笑着说：“我是陈东，害怕死就不敢说话，已经说了还肯逃避死亡吗？”
马伸常说：“我志在行道。以富贵为心，则为富贵所累；以妻子儿女为念，则为妻子儿女而改变志愿，道不可行也。”还说：“孔子言：‘志士不怕抛尸在沟壑，勇士不怕丢掉自己的脑袋。’今天是什么日子，那深沟是我死亡的地方。”
因为勇敢地言说国家的事务，马伸被贬官放逐。在流放的路途上，当权者害怕这勇敢者的声音，遂将之谋杀。
即使在明代，你仍可以感受到这些英雄的豪气，海瑞备好棺材向皇帝讽谏；与权阉们作斗争时涌现出的一批批正直勇敢的人：冯恩、杨爵、周怡、沈束、沈炼、杨继盛、杨涟、左光斗……
他们在黑暗时代发出的良知的声音，岂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一队“杀手”下“贤良”
权力刀锋
——追寻大清王朝的真面目
窃国大盗们把所有不向他们宣誓效忠的人
宣布为乱臣贼子。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
来，阴沉的黑夜，
用最昏暗的地狱中的浓烟罩住你自己，
让我的锐利的刀瞧不见它自己切开的伤口，
让青天不能从黑暗的重衾里探出头来，
高喊：“住手，住手！”
——莎士比亚《麦克白》
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
北京，1730年。正是雍正统治期间，帝国吹吹打打落成了贤良祠。
据称，“贤良祠是祀王公大臣之有功于国家者。清世宗宪皇帝御书额曰‘崇忠念旧’。贤良祠初祀王、公、侯、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将军、总督、巡抚、副都统共78人，后增祀21人。总共祀99人。”
凌沧洲没有去过贤良祠，读《清史稿》的时候屡屡见到一些朝廷大佬死后被隆重追悼，不仅皇上发放丧葬费白银500～1000两不等（郭成康先生在《乾隆大帝》中说，乾隆年间一两白银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150～200元，丧葬费也就在10万～20万元了），而且还精心研制死后的称号——谥号，也就是朝中大佬要戴一顶什么样的精神顶戴花翎，去见他们的老祖宗努尔哈赤。最后是丧亡后，能进入哪种祠庙，关系到生前的业绩道德评价，关系到死后的荣誉规格。
第一等的朝中大佬，如三朝元老张廷玉，雍正腊肉（此称谓乃凌沧洲先生之发明，其来源后文有详述。）答应他死后配享太庙——在太庙犄角旮旯里给他挤个地方坐坐，也闻点皇家冷猪肉的残香。1749年，张廷玉要退休回原籍，因为雍正遗诏中答应他死后配享太庙，但现在是新腊肉高悬执政，会不会执行老腊肉的遗言，此老有点不放心，请求乾隆腊肉给他一纸承诺，作为凭据。这样不放心腊肉，此老是不是老糊涂了？同时由于他没有立即前往宫中亲自谢恩，乾隆腊肉很不高兴，几乎要传旨对张廷玉加以诘责。要不是朝中同僚和门生后学援手，临退休，张廷玉还得给腊肉呵斥一顿。第二天一早，张廷玉赶紧屁颠屁颠地跑到宫中谢恩，才算逃过一劫。
第二等的朝中大佬，如果所谓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忠心被腊肉认可，可以从祀孔庙。想一想，当孔庙的先贤们大嚼其冷猪头肉的时候，他们可是熬了多少年才成精的，有的都两千年的岁数了，而今大清国的后生们，也在孔庙的众“楼主”旁边挤个沙发、板凳什么的坐坐，吃点冷猪头肉的残羹，是何等荣耀！大清国的兴亡史上，只有康熙年间的三位名人，有幸挤入了孔庙，这三位即是汤斌、陆陇其和张伯行。这三个人，以大清的立场看，确属于清官、好官的行列，并且儒学功底深厚，也有著作问世。然而，放到文明的大视野看，这三个人也无非是大清的走卒而已，在稳定大清的吃人统治上，也没少立功劳。像汤斌不仅参与了清朝的宣传事业，出任辫子版《明史》的总裁官（要知道为了争夺明史话语权，大清初年的斗争无比激烈。朝野上下都在编撰《明史》，像庄廷鑨、戴名世也是因为写《明史》而丢掉了性命）。在鲜血淋淋的民间话语权被钳制的后面，朝中的编写者们谁不是踏着尸体和鲜血前进的呢！更何况，这些人为官一方，也以整顿民风的理由，钳制当地百姓的声音，比如，汤斌、张伯行都对当地的洗脑教育抓得很紧，把个什么《孝经》和其他儒学思想狠狠地灌输下去。汤斌甚至还焚毁所谓的“淫秽小说”（许多践踏言论自由的旗帜都写满了对淫秽的围剿，极权统治是一定要打压性自由的。
当小脑袋开始揭竿而起，不服管制的时候，也就是大脑袋要开始压制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推断，凡专制国家必是理论上禁欲的国家，反之亦然），为培养清帝国“思无邪”的合格忠臣和奴才尽职尽责。
第三等的朝中大佬，如果一生没犯重大路线错误，没有明显腐化堕落的证据（主要是大贪污，至于搞个二奶什么的在清帝国属于正常），不仅给腊肉“精神按摩”得舒服，而且政绩斐然、政声良好，腊肉考虑他们死后把雕像送进贤良祠吃冷猪头肉。仅从《清史稿》中看，就有很多看上去像清官的朝中大佬挤进了北京贤良祠，比如刘统勋、刘墉父子、来保、刘纶、福敏、钱陈群、鹤年、吴达善、高斌、阿里衮、舒赫德、彭元瑞、陈宏谋、史贻直等。
美国的早期思想家安德鲁?汉密尔顿曾经有一段著名的法庭辩护，他说：“对于高尚的人，失去自由，不如死。可是我们知道各个时代都会有那么一些人，为了晋升或虚荣，就随便帮助，不，来摧毁他们的国家。这使我想起不朽的勃鲁托斯说的话，当他看着凯撒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是大人物，但决不是什么好人——时，他说：‘你们罗马人，如果我还能这么称呼你们的话，那么你们想一想你们在干什么，记住，你们在帮助凯撒打造锁链，正是这些锁链，他有一天会强迫你们戴上的。’这是每一个珍惜自由的人所应当考虑的问题。”
如果说凯撒这样的大人物都决不是什么好人的话，那么，贤良祠中这些吃冷猪头肉的家伙，这些在小民面前威风凛凛、在腊肉面前战战兢兢的“奴才”或“臣”，他们是些什么东西，不是很值得怀疑的吗？
他们是大清帝国的中流砥柱，是国之“肱股”，是腊肉要“念旧”、要推给天下人模仿的“崇忠”偶像，从大清的角度上来说，他们政治上是正确的，他们的工作作风是扎实的，他们的敬业精神是完美的，但是，从文明的大趋势看，他们又一个个都是大清这具专制僵尸的看坟人与守灵人，他们是维护大清统治最得力的人，许多人在镇压百姓的反抗上最得力，而更有一些人，直接参与了文字狱的制造，直接屠杀言论自由，稳固大清国的江山，指控他们是大清的帮凶、鹰犬，是自由思想和言论的“杀手”，应该是不成疑问的。
比如，上面提到的名单中有出任督抚者，大清因为没有权力分治和制衡，督抚既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司法官，对当时发生的文字狱案，以及百姓的抗粮抗税等事件的镇压，手上的血肯定是洗不掉的。至于出任过刑部尚书、侍郎的，更是在镇压机器的核心部位卖命，说他们不是“杀手”，谁信？
清初，江山已经被腊肉们坐于臀下，开科“取士”，让天下英雄作狗刨状游入科举的考场，成为“招安”知识分子的重要举措，不过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不屌这一招，但到了顺治三年再行会试，告病观望的众知识分子，都纷纷参加考试，有人做诗刺之：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顶帽，腹中打点旧文章；
当年深自愧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
非是一朝顿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凌沧洲先生追慕古代讽刺诗人的“先贤遗风”，也作一首讽刺打油诗，吟咏朝廷鹰犬挤进贤良祠一事：
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
祠堂将有冷猪肉，家中已备哭丧棒；
人民悲愤泪万顷，朝廷赏赐银千两，
非是一朝黑白混，志士刨棺官荣光。
弘历年间的鹰犬，像尹继善死后，腊肉就赐祭葬，发丧葬费5000两白银，合人民币将近百万之巨！尹继善进没进贤良祠，《清史稿》中没有说明，但在书中，老尹是大大的贤臣清官，可别忘了，正是1751年，老尹在两江总督任上，当时云贵和山东发现了“伪撰奏本、朱批”，“旋据江督尹继善奏报线索，派员赴江南查办。”（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版）。透过尹继善附庸风雅的一面，人们完全可以认清其盖世太保的真面目，正是他大力搜索情报、向上反映，促成了文字狱的恐怖继续向江南蔓延。
“志士刨棺官荣光”一句，指的是：大清绵延数百年的文祸，摧残自由和民气的手段以刨开仁人志士的棺木戮尸为家常便饭，那些落实执行大清腊肉刨棺戮尸令的帮凶官员，肯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在雍正腊肉落成贤良祠的60年后，位于欧亚大陆西侧的法国，人们也在为纪念死去的人而大兴土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法国的先贤祠(lePantheon)于1791年建成，是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看看法国人纪念了哪些先贤，他们的先贤与清朝的“贤良”有什么质的区别？
先贤祠内安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柏辽兹、马尔罗和大仲马等。至2002年11月，共有70位对法兰西作出非凡贡献的人享有这一殊荣。
据说，路易十六在没上断头台前，读到了伏尔泰与卢梭的著作，他说：这两个人摧毁了法国。
伏尔泰一生致力于探索自由、反对专制。1778年，84岁的伏尔泰去世，教会拒绝把他葬在巴黎，1791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他的遗体被迁葬在巴黎先贤祠，并补行国葬，他的心脏，被装进一只盒子，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伏尔泰、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等人都经历过流亡的颠簸，不能像大清国的“贤良”们居庙堂之高、享富贵之尊。像雨果，不仅写出了《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世界文学名著，更致力于反对暴政；左拉，在他老来已经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所谓“不朽的人”的时候，为一个并不相识的人——德雷福斯呼吁，写作《我控诉》，而被迫流亡英国……这些大写的人，这些高尚的人生，岂是腊肉治理下的大清鹰犬能望其项背的？
法国的先贤祠不仅供奉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也供奉法国的民族英雄让?穆兰。1943年，曾任查尔努瓦卢省的省长，后积极组织地下抵抗的让?穆兰，被德军抓入监狱。在监狱中，他备受折磨，痛苦地死去。
我们的目光再从法国转移到英国的祠堂墓地。
西敏寺是英国历代君主加冕的地方，也埋葬了不少英国帝王和名人。这座教堂值得参观的地方很多，其中包括大祭台前英国君主加冕所用的宝座、埋葬了英王亨利七世和王后的豪华壮丽的教堂、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坟墓、圣爱德华的圣骨匣、纪念英国文人的所谓“诗人角”（Poets’Corner）和西敏寺博物馆等。诗人们能埋骨西敏寺，靠的是诗才；而王侯则往往凭借自己的地位和血统，哥尔德斯密斯曾嘲笑这类人的无能，说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在西敏寺留下一座坟墓。”（见哥尔德斯密斯《世界公民》）“诗人角”里，有这些诗人们的墓石和雕像：乔叟、莎士比亚、德莱顿、拜伦、劳伦斯……据我所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在拜伦的诗歌中，自由也是他们曾经吟诵的。
北京贤良祠里的大清权贵，其中肯定不乏附庸风雅的诗人，他们甚至写得一手上好的书法，与腊肉们进行过诗歌吟唱。但是，朝廷中这些粉饰太平的诗歌，有哪一首流传到了今天？又有哪一首走向了世界？
因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黑暗、血腥与卑污，因为他们的膝盖是常跪下而头颅是常触地的，因为他们的奴性，他们不可能写出充满人文关怀和自由精神的力作。
看一个时代的魂魄和走向，不需要看别处，但看其祠堂里供奉的是哪种人就明白了。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谎言的谱系和选择性记忆
先看看《清史稿》里这些肉麻的吹捧。看着这些吹捧，你会感到辛亥革命仿佛并未发生，大清的腊肉和奴才们还活着似的：
吹捧康熙腊肉的——
康熙天生仁孝，智勇双全。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说是守成，实同开创啊。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在日理万机之余，研究学问，穷天人之际，是古今所没有的。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向往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啊，康熙盛世何其伟大啊！
吹捧雍正腊肉的——
清圣祖康熙政尚宽仁，世宗雍正以严明继之。评论者把他们比作汉代的文帝和景帝。只是文帝的兄弟之谊，似乎还不够深厚。然而淮南王骄横犯上，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雍正帝研求治道，尤其忧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县收入进账多，应该减少其俸禄。雍正训斥：“你没有做过州县官，怎么知州县官的难处？”这话说得太好了，可谓了解行政的关键啊！
吹捧乾隆腊肉的——
乾隆正逢昌盛之时，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征讨四方的反叛者，繁荣文化，发展军备，使各方面都达到鼎盛。在位时间之长，同于康熙帝，而寿命则超过了他。自夏商周以后，未尝有也。只是到了老年有所松懈，受了奸臣的蒙蔽，使日月般的圣明受到损害，令人为之叹息。
吹捧大清国高级奴才的——
乾隆间要说高级官吏中的贤者，以尹继善与陈宏谋为最。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从容有余；陈宏谋劳心焦思，不分昼夜，百姓都很感激他们。陈宏谋学养深厚，每到一处都关心民风，这正是古代所谓大儒的风范。
……
马屁年年有，清史特别多。
这本《清史稿》由大清国遗老们编成，这些遗老多是当年大清国的中高级官吏，属于典型的既得利益者，民国革命后成了文史馆员，已不复当年威风，怀想往昔的美好岁月，当然屁股往哪边歪，笔墨往哪边写，是一清二楚的。
如果没有其他文明作比较，如果没有其他政体作比较的话，或许，这三根腊肉和这一堆奴才，也算得上明君、贤臣。然而坐标系
纪晓岚赫然矗立在那里，在他们的时代，世界文明又朝前跃进，而征服者的自卑和恐惧，掠夺者的贪婪与残暴，驱动他们必定会向前朝的百姓下残暴之手，制造一起起的文字狱和其他血案。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大清帝国如此黑暗、血腥、残暴，而当时为其歌功颂德的文字还不绝如缕——那你就必须明了：历史的话语权掌控在谁手上？
据说，文学弄臣、大清奴才纪晓岚，在乾隆腊肉的五十大寿时曾作了一副让腊肉欣赏的对联：
二万里河山，伊古以来，
未闻一朝一统二万里，
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往，
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该联可以说是古今马屁绝联第一。比起大清电视剧中唱的“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气势宏大得多，马屁的分贝高得多！
如果专制的思想不探索清楚、分辨清楚、讨论清楚，邹容说的“一千年后，中国人也必为奴隶”的预言恐将成为现实，而奴隶主子们喝血的梦想也将得以成真。
大清奴才纪晓岚的梦想比邹容的预言又多出了八千多年,好一个“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杀气来关外，浮云变古今
萧森杀气来关外，沧海浮云变古今
——对历史话语权、诠释权的争夺
1642年，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还未沦陷。大清正在东北边陲蓄势待发，准备给大明帝国以致命一击，其内部却发生了一桩言论和文字的罪案。这起文字狱多半为后世研究者忽略，是否是大清第一桩文字狱，凌沧洲目前尚不能下结论，但至少比广东僧人函可的案件早了好几年，而且以大清一位汉族文人人头落地而结案。
故事的起源是这样的，在大清与明帝国争夺东北期间，上升期的大清攻城掠地，一批汉族士人投降了大清，而大清又有效地笼络了他们。这其中，有范文程、沈文奎等人。孙应时也可能是这样的汉族士人，与沈文奎同时入值文馆。祝世昌，算是投降大清的明帝国军官，参与过大清攻打大凌河的战役。
祝世昌在1633年曾经奏请皇太极攻伐大明帝国，并为其出谋划策：
攻城当专用红衣炮，国中新旧三十余具，沈阳留四具，城守已足，其余都可随军。师行克城邑，当得练达谨慎之吏，不求小利，不贪财贿，乃能收集民心、保疆土，宜预选令从军备任使。用兵当兼奇正，轻兵先发，夺人畜，掠物资，然后整军挟红衣炮自大道徐进。
此处国中，指大清国。
这个时候的祝世昌，可以看做是大清忠心耿耿的好奴才。
然而在九年之后，不知是祝世昌良心未泯还是怎的，1642年，他上了一道奏折给皇太极，请求禁止俘获良家妇女卖入风月娱乐场所当三陪妓女。皇太极大怒，发下指示——
“世昌难道不知道我禁乐户？还要写这公开信？不过偏袒汉人，借机沽名钓誉而已。我想世昌身在我国，内心仍把明国作为故乡。”
一场狱案随即兴起。会审结果，判定祝世昌死罪。“其弟世荫同居，知其事，启心郎孙应时为其改疏稿，都得处死。礼部官员姜新、马光先见疏稿称善，当夺职坐罚”。皇太极命令杀掉孙应时，而假意宽大，把祝世昌、祝世荫流放。
孙应时何其不应时也！在大清国草创的宣传作坊，在大清国初期的文化宣传方面，孙也曾经和沈文奎等人共同为其出过谋，划过策。像范文程、沈文奎等都向主子提到过“多疑好杀，百姓离心。攻伐抢掠，百姓以为我们只是看重金帛子女。”这些高级奴才都向主子建议要有长远战略眼光，要立“大志”，变短期抢掠为“长期搜刮”。应该说，这些建议，在大清征服中土时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祝世昌、孙应时这几个人可能又或多或少没有彻底丧失人性，对于俘获汉家妇女卖到妓院这种事情，有一种人道心和同情心在起作用，因此促成了上书。
而野蛮的专制政体是不容许任何异议的声音的。之所以杀孙应时而保住了祝世昌的命，也说明了：一、专制政体是功利的，武将的用处比文人要大，刀剑的力量胜于口舌的力量，对武人宽大而严加惩处文人，算计上合理。君不见曹操杀杨修吗？二、知识分子的独立思维一定要泯灭，因为这对专制政体的危害远大于一场武装叛乱，所谓“破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任何独立的思想、人道的呼吁，都是对野蛮王权的公然挑战。
孙应时必须死，祝世昌必须受到惩罚。内部人都不能容忍异心，更何况是圈外人。
1642年的血案昭示着大清掌控整个中国，征服整个中国后的杀机，大清自己称为江山一统，而在凌沧洲看来，铁幕就要从东北向关内合围，血腥和黑夜将降临到本已苦难，本已昏暗的中国大地……
17世纪50年代左右，历史并不像历史纪年表述一个朝代的开篇那样尘埃落定，各地的抵抗还在进行，大清想统一天下的努力还必须进行一段时日。
在武力征服、镇压、屠杀的同时，对思想制高点的争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的争夺，对历史的话语权、诠释权的争夺，一刻也没有停息。
1647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带的一本记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受了一年严刑折磨后，此人被流放沈阳。次年，又爆出毛重倬等人的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触犯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这几桩案件拉开了大清思想狱、文字狱的序幕。
大学士刚林何许人也？这位清朝贵族对大清如此忠心而对言论如此敏感，对打压言论如此敬业卖力，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大清的忠臣孝子了，然而其下场竟然也是被杀，不由让人感到专制权力下并无完卵。这位刚林算是大清的一个文化人，姓瓜尔佳氏，早年被授予笔帖式的职位，掌管翻译汉文的事宜。1636年，此人被授予大学士之职。
在皇太极的扩张征服过程中，刚林多次奉命出使军前，宣扬皇太极的“威德”，让主子感到很满意。作为宣传方面的干将，大清的“肉喇叭”，刚林功不可没。1649年，刚林出任《太宗实录》的总裁。1651年，刚林因为在编辑《明史》的过程中发现缺少天启四年（1624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的这几年的明朝实录，请求顺治下赦令悬赏求购；崇祯时期的事迹，如有野史、外传，也下令一并送来。刚林为了大清帝国的统一，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有没有傻子上当，有没有人中了刚林引蛇出洞之计，我不知道。
充当专制极权的“肉喇叭”的下场，通常也并不美妙。刚林在多尔衮死后获罪，罪名是党附多尔衮，并且擅自修改《太宗实录》，增加多尔衮的功绩。刚林被杀，家产也被查抄。
透过充满谎言和迷雾重重的《清史稿》，我们仍能捕捉思想镇压和文字屠杀大戏的蛛丝马迹。有时，思想镇压仅仅是为了思想控制；有时，思想镇压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
1654年，大学士宁完我弹劾曾任吏部尚书的陈名夏，罪名有N多条，但核心是：陈名夏曾对大臣们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
当此大清国专政时期，提出要“留发复衣冠”，不认同其文化风俗，当然是致命的叛逆之语。陈名夏在《清史稿》中被描述得很不堪，先是作为明朝兵部的官吏投降过李自成（《清史稿》没透露究竟为何投降），后又受到马士英、阮大铖的排挤，最后投靠了清廷。在清廷期间，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晋升为少保，兼任太子太保等职。在宦海几度浮沉之后，面对清廷的审讯，陈名夏对宁完我的指控一一辩驳，抗辩不屈，唯独承认说过“留发复衣冠”的话，于是，陈名夏被皇帝下令处以绞死，家属流放盛京。
凌沧洲不知道这位历经变乱时代、宦海浮沉已久的陈名夏先生最后的心态，只能推测：在一个人的垂暮之年，在一个人看透沧桑尘事之后，在一个人人性未泯之时，他想起了他的故国家园，想起了自己死后的定位，于是带着他对异族文化的蔑视，决然走向刑场。
不然，何以解释陈名夏对其他罪行，如结党营私等都予以否定，独独承认这一条大罪？作为帝国高官，他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是大清最重要的心理防线。还是其“留发复衣冠”的话有人对证，无法推卸？但他如果此时仍想苟活，完全还可以再做一番“是为了大清国稳定”的解释。历史并没有留下这样的记录……因此，或许可以这样推测，在一个人屈辱了一生，荣华了一生后，在一个人犯下许多无可追悔的错误后，才做出了这样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判断。
大学士宁完我何许人也？在努尔哈赤时代就已经投降了大清，是贝勒萨哈廉家的一个家奴而已。此人向大清统治者提出了很多建议，在他的奏言中，哪是大清国哪是别的国家分得很清楚：“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这样一个家奴出身的文化宣传者，也曾出任《明史》的总裁，却用他卑鄙的一击将陈名夏送上了不归路。1665年，当宁大学士死后，康熙腊肉为了表扬这个“杀手”的效忠，赐他谥号“文毅”。雍正年间，更是录用了他的曾孙，还赐给住房、银两。
这种告发，在大清的官吏们看来是投资小见效快的产业，一个双手沾满言论罪血迹的人，不仅自己死得具备哀荣，而且泽被子孙，当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有此典范，大清国的朝廷和知识分子能不日趋下流乎？卑鄙乎？
1655年，大清的铁幕已经基本将中土合围上了，尚有少数朝廷官员看不清言路已经封闭的趋势，跃跃然要做忠臣孝子，要对帝国的政治指手画脚一番，没料到碰了一鼻子灰，落了个流放荒凉，客死异乡的命运。
这一年有两位朝中要员撞到了专制皇权的枪口上。一位名叫季开生，字天中，江南泰兴人，顺治六年进士，在帝国的兵部出任给事中。
1655年，乾清宫建成，朝廷拨款派内监往江南采购陈设器皿，民间传言是去扬州买女子，季开生上疏极谏。顺治发话了：“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我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太平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我虽不德，每思效法贤圣主，朝夕焦劳。若买女子入宫，成何如主耶？”因此责备季开生肆意诬蔑，沽名钓誉，下狱到刑部判处杖刑，经赎买免杖刑，流放尚阳堡，不久死在流放地。1660年，天旱，在老季死去多年后，皇帝下诏罪己，假惺惺地下指示道：“季开生建言，原是为我考虑，准其复官归葬，荫庇他一个儿子入监读书。”人死了，还能恢复官职，还能恢复名誉，还要玩平反的把戏，清帝国的戏演得真堂皇啊！
也是在1655年，曾经出任大清顺天府府丞的魏琯出任大理寺卿。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魏琯上疏言其不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管其事。又言：“逃人日益增多，因为投充者很多。本主私纵成习，听其他往，日久不还，都告发为逃人。逃人再怎么样，惩罚只是抽一百鞭子，而窝藏逃人的却要被处死，没收人口、财产给本主。这与叛逆罪没两样了，不符合法律公平的宗旨。”
皇帝把老魏的言论批发给朝中众要员讨论，把对窝藏者的处罚改为流放，免除没收财产和人口为奴的处罚。老魏又建言：窝逃的人如果死在监狱中，他的妻子儿女应免流徙，如果遇热审（热审也是明朝的一种审判制度，是在暑热季节到来之前，对在押的没有审判定罪的囚犯进行清理发落的制度。这种审判制度开始于明成祖永乐二年，即1404年。具体时间是每年小满之后的十多天开始，到农历6月底为止。这种会审制度分中央、地方几个级别分别进行。清朝时将热审制度也继承下来，继续在实践中执行），也应减罪一等。
老魏看不清清初残酷的形势，人道之心未死，同情之心未泯。帝国没有奴隶，吃什么？喝什么？帝国专制不恐怖，权柄谁能紧握？
顺治指责魏琯出卖君王的恩典，让王公大臣讨论魏琯要求放松刑罚的问题，讨论结果是：魏琯应当判处绞刑。几经周折，顺治把老魏撤职，结果，魏琯流徙辽阳，死在流放地。
对待另一位指出逃人法弊端的官员李裀，大清统治者也没有放过。
大清攻下中原土地后，八旗军队把俘获的百姓当做奴仆，对待他们凶残暴虐，因此逃亡的人很多。当时还有汉族地主带着奴仆一起投靠旗人的，这被称为“投允”，如果碰到主子暴虐，也一并逃走。逃人法自此起。顺治十一年（1655年），一名王姓大臣评议：匿逃人者给其主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皇帝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王大臣原议上。顺治十二年（1656年），李裀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人’，已歧而二之矣。”李裀描述了这种悲惨的状况：“法愈峻，逃愈多。从逮捕到审问，道路驿骚，鸡犬不宁。其中很多是冤狱陷害，以及顺藤摸瓜式的牵连，以至于市场上镣铐都卖完了。饥民流离，妇女躅踯于郊原，老幼僵毙于沟壑。”由于李裀描写大清暴政的“七可痛”真实展示了百姓被奴役的凄惨场景，触到了大清朝廷的痛处，于是，李裀被流放到尚阳堡，一年后郁郁而死。
顺治皇帝
1660年，大清朝廷的言论罪再次吞噬了两个高官：刘正宗、张缙彦，这两个人都是从明朝投降过来的官员，后者还出任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有人告发张缙彦为刘正宗的诗集所作的序文中有“将明之才”一词，词意诡异，不能明白，同时御史萧震告发张缙彦编剧《无声戏》，张自称“不死英雄”，迷惑人心，伤风败俗。对刘的最后处罚为：罢官，家产一半被没收，人入旗，不许回乡。对张的处罚是没收全部家产，流放宁古塔。不久张缙彦死于流放地。
这些悲惨而残忍的案例，仅仅是大清帝国践踏人权的冰山一角。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总数就在150万以上。诗人丁介吟唱道：“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是大明王朝无法寻找出自我更新的体制，无法做到畅通言路的报应，这是中原部族王权暴政的报应……而这些报应却要由老幼妇孺来承担。这也是大清王朝的阴毒——对一切可能产生威胁的苗头的扼杀，对这个国家民气、骨骼的摧残。150万流人，这种恐怖专制产生的心理冲击波，产生的奴性能量，我们不难想象。
1663年农历5月26日，在江南人文荟萃的杭州城，大清王朝的杀手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血泪飞溅，人间天堂沦为人间地狱，“未见花开西湖侧，但闻啼哭满天地，新鬼冤烦旧鬼哭，奴族坟头多少血！”“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包括妇女儿童受牵连被流放到荒凉的边地，可以想见她们悲惨凄苦的命运。学者吴炎、潘柽章均死于此狱。作为吴炎、潘柽章朋友的顾炎武满腔悲愤，在旅程中遥祭亡友。他在诗中写道：“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后来他又在《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庄家《明史》案的始末，对吴、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高度评价，特别颂扬了他们在刑讯时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
这个《明史》案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被征服民族的悲剧，故事的主人公被无耻的同胞叛卖，与《宾虚》中的犹太人不肯出卖自己同胞的行为正好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在血雨中顽强抗争的义人的故事，大清王朝的著作将之全部淡化，只有拂去历史迷雾才能发现真相。
时至今日，网络上有人在为康熙腊肉辩护时称，明史案时，康熙腊肉年纪尚幼，不能对该罪行负责。多么好的辩护者啊，不敢否认腊肉们手上有血，只好推到鳌拜这个替罪羊身上。
那么我就继续举出康熙腊肉手上的鲜血，来证明大清的罪恶。
“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入金徽”。你能想象，这样的好诗是出自一个前明官员的笔下吗？你能想象，他的作品在当时几乎尽数被焚毁吗？
黄培，山东即墨人。黄家世代为大明帝国的官员，黄培16岁时荫袭锦衣卫指挥佥事。
清兵南下，在家居闲的黄培的叔父——黄宗昌组织民众守城抗击，成为反清英雄，后忧愤成疾而亡。这都给黄培以极大的影响。
黄培隐居乡间，在被征服时代的恐怖中，这位特立独行的人不惧剃发令，依然蓄发宽袍，这不是明摆着向大清强权叫板吗？黄培还受客居即墨的诗人宋继澄父子影响，原来闭门谢客的他开始参与宋所组织的诗社的活动，借诗明志。
1662年，黄培把27年来所作280余首诗编成《含章馆诗集》，刻刊传世，赠与亲友，他实则是以笔为刀，抒发心中郁郁怨愤。据说他在崂山以大石建室居住，题为“丈石斋”，以示坚贞。
在一个征服的时代里，风云变化，确实是考验一个人的人格，考验一个民族的族格的时候。
1667年，有人把黄培告到官府。告黄培的人是他家的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同时纠集小人从《含章馆诗集》中断章取义地摘抄了若干句子，指控黄培要反清复明。因此，酿成一桩颇大的案子。
黄培等人的复明反清的“罪状”一共被诬告了十条之多。很快，大清朝廷下旨从严审讯，包括刻工、装订者在内的217人被牵进此案。
顾炎武
1669年，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营救才得以出狱。
1670年，该案结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黄培文字狱案以定黄培隐叛诽谤之罪而告终。四月初一，黄培在进南受绞刑。死后葬于即墨水清沟。大清朝廷和玄烨腊肉腊肉手上沾满了多少无辜者的鲜血！
如果说《明史》案的时候康熙腊肉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按脱罪洗血妙法可以往鳌拜等人身上推，1670年，康熙腊肉有认知能力、行为能力吗？能负责吗？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使用了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腊肉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16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15岁以下男子，发给大清功臣家做奴仆。其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康熙腊肉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都流放黑龙江，提供资料的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