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元首的局限还不仅在于自卑，更重要的是对天下、民族、政权的判断，已经完全经过了洗脑。虽然我不否认，朱元璋在反抗元暴政上有功劳，但是他对元朝统治的认识是完全模糊的，是否可以这么说，这种不能分清文明角逐、民族存亡的意识，也遗祸了几百年，以致在几百年后明帝国沦陷时，许多人都无法反弹起足够的民族意识。
根据《明史》中太祖本纪的记录，1368年，朱元璋对徐达说：“中原百姓，流离相望。将帅北征，救民水火。元朝祖宗有功德于民，其子孙不顾百姓死活，老天厌弃他们。”
元的早期征服者有何功德于民？西征南下，杀人无数，屠城无数，难道是功德？朱元璋无法解释古中国的灭亡，无法解释汉族权力沦陷和权力真空的事实，必须以王朝天命的观念来解释民族的更迭。
1370年，当北征将士俘获元的“嗣君”买的里八喇到京师时，群臣请杀俘献祭，朱元璋不许。群臣以唐太宗为例对朱元璋进行过劝说，但朱元璋的逻辑是：“太宗那是对付王世充。要对付隋的子孙，恐怕也不会这样。”
从现代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不杀俘当然是对的。而在唐太宗的时候，在大街上杀俘献祭，起到了鼓舞民气的作用。但是朱元璋的逻辑并非不杀人，看他杀功臣和自己的百姓时的残暴，就能推理。朱元璋的逻辑是杀谁不杀谁，他的理论是：买的里八喇那是前皇朝的后裔，杀不得。
难怪许多末代皇帝都活得津津有味，而功臣和知识分子都如同生活在地狱中一般。皇权的继承逻辑和思想根源在此！
当时的捷报中可能充满了全民族同仇敌忾的词汇，而朱元璋先生却对宰相说：“元朝统治中国百年，我和你们的父母都赖其生养，为何如此菲薄，要改掉。”
这是什么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古代统治者们自私的逻辑，如果不认元贼作父，谁来承认他朱元璋的绝对独裁和权威呢？！
明帝国的半野蛮化体现在其对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上，它基本上接受了元的行省政制。我们知道，像西方的现代民主，除了建构在自由、人权和票选上，地方自治也是其分权制衡的一种方式。在唐宋时代，虽然也是承袭秦制，但皇权并没有膨胀到像明帝国这样。
帝国的政治是野蛮和血腥的，胡惟庸和蓝玉两个“阴谋反朱集团”的被打倒与株连九族等做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统治的实质。蓝玉，可以说是民族的功臣和英雄。敌国灭，功臣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帝国的集权体制与百姓的懦弱奴性，无法挽救功臣的性命。连敌国酋长的命都可保住，而功臣和英雄的命却不保，为何？权力的排他性使然。
当帝国一再书写这种忘恩负义和“苏丹式的司法残暴”（孟德斯鸠语），你有什么理由指望被虐待的人们和他们的后裔不做汉奸？
帝国的才子解缙是在雪天被特务头子灌醉后活埋在雪中的。这样的帝国，难道不是半野蛮化的吗？！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政权，也为汉族百姓免受游牧民族的压迫和奴役提供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当明帝国在1644年先被“流寇”困扰得半死，然后遭到清帝国铁骑的征服，人们就会尝到什么是更底层的奴隶的滋味了。
在朱明王朝的统治下，人们的血性继续败坏，中原和江南将因为帝国君王的昏暴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将因为它的精英和百姓的性格的堕落而戴上几百年的枷锁和桎梏。
“暴政开始时常常是缓慢而软弱的，最后却是迅速而猛烈的。它起初只伸出一只手援助人，后来却用无数胳膊来压迫人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清朝的暴政，与老孟说的何其相似。当它入关时，当明朝臣民还梦想他们向“流寇”复仇的时候，那无数压迫的胳膊早已藏在铁蹄后面。当铁壁合围的大幕拉开，当剃头易服的大幕拉开，当文字狱的大幕拉开，古中国的后裔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牢笼，而牢笼的大门在1644年已经砰然关上。
明朝沦陷后，有星光的长夜变成了没有星光的长夜，人们再次向地狱深处坠落，继续向下，向下……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走向东方奥斯威辛——明帝国的最后报应
明朝末年，内外更加交困。帝国从它创立之初，就不停地陷入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几乎每隔几年，边患即会重来，无论是鞑靼还是瓦剌，都在与明帝国摩擦。无论是因为边市的关闭，还是因为饥寒而为生存苦斗，最终的结果都是游牧民族的铁骑不断践踏明帝国的北方，有时甚至直逼京师附近。
明朝末年，税负更加繁重苛酷，政治更加黑暗混乱，而天灾正在迅速逼近——地震、干旱、蝗虫、瘟疫。最后，暴政和饥饿把帝国苦难的百姓逼上了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道路。明帝国的灾民为造反准备了大量的干柴，帝国政治的专制与昏聩成了助燃的汽油，而饥荒与瘟疫成了点燃火山的火种。
明帝国仿佛一个被蛀虫掏空了的庞大骨架，“流寇”们捅倒了它最后的支点，而等着收尸的竟是关外铁骑——一个为了蒙蔽中原和江南百姓修改自己国名为“清”的“后金”。
我觉得，一切的历史可能都会追随着报应。明帝国持续两百余年的好运已经到头，在他们当政的岁月，构建的每一桩冤狱，喝下的每一滴民血，都驱动着报应的轮盘朝着不利于帝国的方向前进。
没有明帝国的苛酷，那些流落东北的汉人能心生背叛之意，投向后金？
但是，即使苛酷如斯，明帝国仍是中原和江南百姓抵挡外族的一道脆弱屏障。
在明帝国沦亡后，登场的清帝国，成为了压榨百姓的利器，成了摧残天下民气的绞肉机。
清帝国的宁古塔、尚阳堡，流放着成千上万的中原和江南志士。在东北的苦寒之地，清帝国构建起一座座庞大的集中营——东方的奥斯威辛（凌沧洲先生首创的学术命名）。这些被剥夺了自由、财产和尊严的仁人志士——其实许多也是不合作的特立独行之士，在此遭受着非人的折磨。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在半路上就会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发往披甲人为奴”者，妇女多数会被奸污，而男人几乎没有不被杀掉的。
诗人丁介写道：“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一个古老文明中的勇气、骨气在“集中营”里被摧残，百姓们生活在黑暗和恐惧之下，清帝国就像一个奴隶大杂院和大集市！
这是明帝国的报应。帝国君王的昏暴、愚昧而短视，帝国士大夫阶层的懦弱媚骨，换来了一座巨大的东方集中营——野心与贪欲、罪恶与血腥由权贵与精英们造成，代价却要由全体百姓来背负。
当学术老包衣和家奴们在胡吹乱侃，把苦涩吹成甜蜜时，请留心看看，留心听听，你会发现——在清帝国，不仅是东北，帝国本身又何尝不是一座巨大的东方的奥斯威辛？！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祭奠表演：极权与谎言的谱系
1645年，就在清帝国纠集各部，连同汉奸吴三桂的部队，攻陷北京城后的第二年，明帝国的余部并没有放下武器屈膝投降。而明帝国的敌人李闯王的部队也在一边抵抗一边后退，正月，李闯王在潼关再战清联军，败退西安，再退商州。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出塞进击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现在登场的戏剧是入关。“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的梦想早已给铁蹄践踏，中原和江南已经群龙无首，中原大地现今只有血腥的搏击，这个曾经在12世纪以前辉煌的文明将会重新回到黑暗中。
1645年农历3月，清帝国的攻心战端出一道祭奠大菜。在沦陷了的北京，清帝国年幼的首领福临在众多谄媚者的簇拥下，进入历代帝王庙，而祭奠的居然是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
太祖，以及辅佐他们的主要大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离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基。（见《清史稿》）
能把这一堆人撮合到一起倒真是一大本事。但不知这一群人在黄泉路上会打架否？
这个奇怪的祭奠名单肯定是经过清帝国高层精心研究定夺的。表面上看来，是消融了界限，颇有几代统治者、不同利益头目抱成一团的感觉。但是，名单中把宋太祖赶了出去，把唐高祖赶了出去，何故？！
凌沧洲先生大胆为这份祭奠名单做个解读：宋是金国的世仇，蔡州之战，宋军灭了前金，是后金的战略和精神敌人，决不能入选。而唐太宗时代，是中华民族最辉煌的时代，清帝国的元首对唐太宗贬损有加，曾在一次与汉奸大臣的对话中谈到唐太宗不如明太祖，因为明太祖的制度，在后金元首看来是可传之万代的。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佐证凌沧洲先生的论断，专制的明帝国确然已经半野蛮化。
清帝国元首皇太极先生屡次推崇金世宗，认为他是明君。1636年11月13日，皇太极先生下诏：“金世宗即位后，担心子孙效仿汉人，便告诫他们不要忘记了祖先的法度，要练习骑马射箭，可惜他的后人们没有记住他的告诫，终于亡国。……我担心后世的子孙忘记这一点，仿效汉人而忘记了骑马射箭的武艺，这一点足以让人忧虑，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
把蒙古的统治者列在祭奠名单上，有现实的战略考虑，既然公主们都可以一个个地嫁给蒙古王公来巩固政治分赃的联盟，这些嗜血者们当然得高高供奉祭奠。
在这次奇怪而丑陋的祭奠表演中，朱元璋扮演了一个道具的角色。只要想一想，屠刀已经霍霍地磨向了朱元璋的子孙，姓朱的王族后裔在其后的征服中大部分被诛杀，甚至在1673年一个侥幸活下来的朱元璋子孙因为抗拒剃发令而被玄烨先生发配给八旗为奴，从这里就知道这祭奠实在是猫哭耗子，收买人心，是典型的自卑者玩弄权术的套路之一，我想朱元璋先生若在天有灵也一定会为他的后裔子孙哭泣的。
更要哭泣的是徐达和刘伯温。徐达，这个多年出塞、浴血奋战的将军，他的亡灵遭受如此捉弄，不觉得羞辱吗？
刘伯温，这个写下了“手执大刀九十九”的人，你的灵魂在九泉下是否会哭泣？你智慧的眼睛是否看到了即将来临的禁锢自由、加深奴性的几百年惨剧，是否看见了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正在向一个民族招手？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腊肉”对刨棺戮尸喜爱
盛世领袖的攻心术
——清朝文字狱及其心理后果
来，使人盲目的黑夜，
遮住可怜的白昼的温柔的眼睛，
用你的无形的毒手，
毁除那使我畏惧的重大的绊脚石吧！
天色正在朦胧起来，
乌鸦都飞回到昏暗的林中；
一天的好事开始沉沉睡去，
黑夜的罪恶的使者却在准备攫捕他们的猎物。
——莎士比亚《麦克白》
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
对专制政体，品德是绝不需要的，而荣誉则是危险的东西。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腊肉”，是网络上创造发明的词汇，专指僵尸、干尸之类的古董玩意儿；“康雍乾腊肉”，是我凌沧洲的发明，专指被吹为盛世明君实则专制暴君的康熙、雍正、乾隆的僵尸。
17、18世纪正是欧洲日新月异的时代，尤其是18世纪,启蒙时代解除了套在人身上的枷锁，反观东方大地，在康雍乾腊肉的带领下，套在中国人身上的枷锁不是没了，轻了，而是多了，重了，恐怖笼罩大地，血色密布乾坤，神州沦为鬼州，人间化作地狱。
“腊肉”们对刨棺戮尸情有独钟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
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
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囚车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她母亲温言相呵，女婴只是大哭。囚车旁一清兵恼了，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婴一惊，哭得更加响了。（金庸《鹿鼎记》）
这是文学家描写的清朝文字狱时押解《明史》案囚犯的一幕，我相信，真实的历史远比这更残酷。
1663年的《明史》案，是清王朝套向中原百姓身上的一根铁索，写作者、参阅者、刻工、刷匠、买书的、藏书的都被斩。妇女均发配边疆为奴，死至少七十余人，牵连七百余家。并且把主编者庄廷鑨戮尸。
显然，对这些不合乎清朝统治者标准的历史观必须扫荡干净，才能让江山永固。
1713年，康熙腊肉杀历史学家戴名世，戮方孝标尸，因为戴的历史著作中记录了南明三王的历史和纪年。看来，腊肉的屠杀和攻心战非常成功，三百年后，人们还以1644年的王朝纪年为清朝开篇，而忘却了此时明朝并未彻底亡国。
1717年，自私的康熙腊肉为了闭锁国家，对出海贸易做出诸多限制，出国不返者，拿不住本人，就将知情同去的人关押起来。
1725年，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雍正腊肉对功狗年羹尧的幕僚文人汪景祺大开杀戒，汪的诗集中居然有“皇帝挥毫不值钱”的句子。立斩，妻子为奴。
次年，该腊肉又吹毛求疵，查出所谓江西乡试试题有问题，拿了查嗣庭大兴文狱。并且借此报复江南知识分子，停止浙江的乡会试，因为汪、查是浙江人。
1727年，查嗣庭在狱中病故，腊肉也不放过，戮尸泄愤，其子受株连，家属遭流放。
1729年，雍正腊肉掀起一个迫害思想、迫害文化的高潮。曾静、张熙、吕留良案起。无耻的是，腊肉竟然要全国知识分子表态。万民无声，唯有山西夏县出现了一反动帖：“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看透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
腊肉狂怒，批示：“悉心根究，莫令奸匪漏网。”
清朝腊肉们在疯狂打压和屠杀言论自由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精神上的同化政策。
1716年，编了一个腊肉牌《康熙字典》。
1725年，颁布《圣谕广训》，当然肯定用的是百姓的血汗钱。
1735年，历时多年的官修版《明史》成书。凌沧洲通读了该书的白话文版，客观地说，该书在细节和文采上是不错的，但在清朝文化和思想审查的大气候下，该书的阴险心机也是不言而喻的，一般读官修版《明史》，只会得出明代皇帝比较昏聩的结论，无奈清朝的这点把戏唬得住庸人，却唬不住老凌等睿智之士。一、读完明史，你会发现明代的知识分子言论的空间是很大的，百姓们的骨头还是硬的，当权者还没有彻底把他们玩残；二、如果清朝不心怀鬼胎，又何必把民间写的各种版本的明史一一诛杀？
相比之下，朱元璋的史官们就太不敬业，只编了不到一年，就弄出一本《元史》，不仅粗糙，而且由于王朝史观作怪，不能公布中原被征服的真相。
1732年，思想家，不合作的特立独行之士吕留良先生在死后多年，被腊肉及其帮凶无情地从坟墓中拽起戮尸，家族也惨遭株连。
搞笑而残忍的是，为了让腊肉爷爷的《康熙字典》，一花独放，腊肉孙子乾隆在1777年制造了一个案子，当时，江西有个举人叫王锡侯，为了混口饭吃，就编了一部字典《字贯》，被人告发。乾隆腊肉找了碴儿，就把王先生给斩了，这下，谁还敢编字典呀？腊肉的字典，连同其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都能畅通无阻了。
乾隆腊肉时代的法国思想大家辈出，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将完成推动人类历史的著作，百科全书派的启蒙亮光照亮了人类的黑夜。而在东方，在乾隆腊肉的统治之下，编一部字典就能送了命；此时的东方民族就像一头喝醉了的盲牛，从容走向黑夜的屠场而不自知。
就在查抄字典案的当年，一个手上也沾着无辜文人鲜血的封疆大吏高晋建议武闱舞刀改为鸟枪，乾隆腊肉不同意，因为怕民间会放枪的人增多。
清朝腊肉其自私愚昧之心，从此可见一斑：民众会放枪，就有可能造反，就可能危及其黑帮政权的生存。这个禁令，与清朝禁止汉人养马，禁止民间制藤牌是一样的心理。
1746年，清朝下了一道禁令——禁止百姓出山海关。
这道命令，对现今清朝腊肉的粉丝来说，不啻为一记响亮的耳光。腊粉们胡言：清朝带来了东北等土地的嫁妆。
看看这份嫁妆吧，在腊肉们的时代，民众只能悄悄出关！而在近两百年后，清朝的末代腊肉溥仪，将会把这份“嫁妆”献给日本人，成立伪满洲国。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雅正群言与删改旧籍
东方专制国家的权柄，传到了腊肉孙子乾隆手中时，这位聪明过人的独裁者，这位英明而阴险的皇帝，平均两年就要兴一次文字大狱，等于平均两年就要吃一次人血馒头。
凌沧洲先生必须悲哀地承认：乾隆的专制是空前的，虽然并不绝后。
把乾隆以前的腊肉们都拿出来晾晒晾晒，就会发现没有像乾隆对文化和思想控制得这么紧的。暴君嬴政最多烧了一次书，埋了一批儒生而已；暴君汉武最多去了司马迁的势而已，如果司马迁理财有方，能赎买自己，还是有救的；及至中华文明最为辉煌灿烂的唐宋时期，文字狱几乎是没有的，李白被流放是因为站错了队，苏东坡入狱是因为新旧党争，并且都获得了释放。
在清朝糊弄历史、篡改历史、混淆历史多年后，实际上，就已经把中华民族的灵魂、思想、骨气、血性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清朝腊肉的粉丝们至今仍然在提明代文字狱，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光天之下以身作则”，触犯了朱元璋“光”和“贼”的忌讳，且不说这种史料是否真实，明代大规模兴起文字狱的证据又何在？可有人因为一本书而被凌迟，连带全家为奴的？可有人因为一首诗歌而被杀害，死后还被戮尸刨棺的？可有株连得丧心病狂，连买书的、刻书的、印书的、卖书的、藏书的也一并杀了的？
无边的极权专制恐怖渗透到了每个中原百姓的家里、灵魂中，因为在这样一个热爱诗歌、热爱文化的国度中，诗歌和文化已经成为了恐怖的代名词，成为了家破人亡的导火索。即使不为自己着想，总得为家人和孩子着想吧？
把专制的大刀磨得更快，伸向文字狱、思想狱后面无辜的妇女、老人和儿童，这就是伟大的清朝帝国的发明，伟大的腊肉们的杰作！
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把康熙、雍正、乾隆等腊肉推向人类末日的审判台！
人类历史上没有像腊肉粉丝这样的人，以色列人不会歌颂达豪集中营，不会播放罗马人对他们的屠杀。
日耳曼人播放的是日耳曼人反抗罗马、追求自由的影视，凌沧洲先生就亲眼看过这种影视。
俄国思想界、文化界对金帐汗国的奴役也是深恶痛绝的，这从他们对蒙古汗国的蔑称就能看出。他们以帐篷的颜色来称呼蒙古汗国，从来没有认他们为正统。即使现今还有两个蒙古人聚居的共和国，但他们也并没有把蒙古大汗的臭脚捧了又捧。
俄国作家索洛维约夫和克列皮科娃在《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后面》（中译本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一书中说：
在俄国历史的许多要素中，最悲惨的和最痛苦的是不断遭受外敌的侵略。在俄国1000年的历史中，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这些民族灾难被记忆了下来……
然而，中国人面对征服，面对这样的民族灾难，有记忆吗？如果有，那么这记忆是真实的记忆、真相的记忆，还是被篡改的记忆？!
专制愚昧的天朝不是自清朝开始的，朱元璋就无法解释汉民族为什么会被元朝征服。因为天子是天下的主宰，于是，元朝依然是正统。
王朝史观实在是一种愚昧的历史观点，它无法解释民族、地缘的裂变。
18世纪,东方帝国在康雍乾腊肉的强力打造下，向着更深的奴性进军。
除了编辑《康熙字典》之外，腊肉还下令颁行十三经和二十一史到各州县。
1739年，颁发《钦定四书文》。
1746年，《明通鉴纲目》修成。
1773年，开设四库全书馆，要把天下著作都统一到腊肉的思维方式上来。
1775年，又下令查阅各省上缴的应毁书籍，并为个别书籍作结论。令文化弄臣们收集天下图书，“务须详慎抉择，使群言悉归雅正。”
1776年，乾隆腊肉下令删改旧籍。也就是说，不仅要禁书，而且还要篡改别人的著作，撒谎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
康雍乾腊肉所造的孽，绝不止于文字狱、思想狱，其实质是对东方民族民气的全面摧残和折磨。
而康雍乾腊肉这些伟大的“政绩”一点都没有在
影视剧中反映，这真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清朝思想家的真知灼见
清朝两位思想家的真知灼见“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一根专制腊肉，搞得东方大地臭气冲天，玩残了千千万万中原百姓，许多人“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
以21世纪文明的视野来看，专制统治下的所谓盛世、治世（比如清朝造出的康雍乾盛世，还造出了乾嘉盛世），所谓新政（比如同光新政），均是赤裸裸的谎言。稍微动动脑子就能明白，康熙腊肉之前，帝国的天下还未一统，还有人在为自由奋斗，天下还没阉阉然全化作奴隶、奴才，当然，腊肉们自己也不好意思称之为“盛世”；而康雍乾三根腊肉之后，烽火遍地，西方炮舰即将轰开大门，腊肉们再吹盛世，更是不好意思，于是就吹新政。新政？光绪腊肉还有点想革新的意思，无非也是在亡国亡权的逼迫下的思变；而同治，莫非新政到烟花柳巷？时人讽刺为“不爱家鸡爱野鸡，可怜天子出天花。”老凌说实话，这些清朝统治下的民谣作者，思想水平比辫子戏作者的水平都高。
腊肉们大兴文狱，禁锢思想，闭关锁国，好关起门来治理家奴。若干年后，清朝国的思想家龚自珍先生如何评价腊肉们的政绩呢？
“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见《龚自珍全集?西域置行省议》）“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贫；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见《龚自珍全集?平均篇》）“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诌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见《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龚自珍先生哀叹人才的凋零，讽刺挖苦说：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见《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先生更揭露了腊肉们恶毒的攻心术、洗脑术和宣传欺骗术：“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于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见《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腊肉们为了维护专制极权的绝对权威，他们“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一》）。整个国家，上上下下假话连篇，逢迎谄媚、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高居庙堂，英才沦为下流，特立独行之士要么到监狱中寻找，要么刑场上见，整个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
1899年，清朝腊肉国行将走进坟墓的时候，谭嗣同的遗作《仁学》出版。
其中对专制的批判，尤其是野蛮专制的批判，值得一看：
天下为君主囊中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然而有如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猰象之巨齿，效盗跖之奸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燃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着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缘饰皮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
夫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其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茍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畜，横来吞噬。且其授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转使之谢恩，又薄其禄入焉。何谢乎？岂非默使其剥蚀小民以为利乎？
虽然，成吉思之乱也，西国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着《大义觉迷录》也。……其祸可胜言哉？
谭嗣同的以上文字可以为清朝腊肉们的丰功伟绩作一完美鉴定。
凌沧洲给谭嗣同这一大段文字梳理出关键词几个：征服、钳口、掠夺、无赖。
谭嗣同提到文字狱，提到中原百姓被征服的血泪史，西方国家都能记录言说，但中国人自己不能。被屠杀已经够可悲的了，不能说被屠杀更可悲。
还有，谭嗣同也提及乾隆腊肉屠杀准噶尔部的历史，并且指斥他们篡改历史的无耻。康雍乾腊肉们的南巡，无非是隋炀帝行为的翻版而已。谭的思想觉悟，比今之捧康雍乾腊肉臭脚者，又何止高明百倍！
康雍乾腊肉，是一个悲怆时代的碾碎机，碾碎了中原百姓的自由、人权和思想进步的可能，把中国碾碎成世界文明的孤儿，把中国成千上万的男女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变成了精神太监，令中华文明堕入万劫难复的深渊。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清王朝的最后报应
1928年7月5日，统治中国达两百多年的清王朝终于遭到了最惨烈的报应。
下午，清朝王陵炸药爆发，声震山谷。此次暴力和野蛮考古（实际上也可以说是盗墓）的对象是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东陵。
8月，消息传到溥仪的耳中，令其大受刺激。8月18日，清朝宗室前往被盗地区查看情况。
清朝遗老们从墓地发回如下报告——
关于乾隆弘历先生：
乃募人匍入探之，果得头颅骨一。命检验吏审视，确为男体，即高宗也。……下颊已碎为二……腰肋不甚全，由缺左胫，其余手指、足趾诸零骸，竟无从觅。
遗老们见状，老泪纵横。“一代伟人”、“盛世明君”的弘历先生，“十全天子”、“古稀老人”的乾隆先生，竟然受到这样的待遇！头骨之所以不全，据说是盗墓者要从其口中撬取夜明珠。同时遭难的有孝贤皇后与皇贵妃三位的骸骨。
关于慈禧女士：
开视慈禧玉体在焉。面朝下……头发散乱，上半露体……遍身皆生白毛。
凌沧洲先生评曰：这是20世纪来临时野蛮的暴举，对亡灵和死者的糟蹋；但同时，又是清朝王朝最后的报应，因为他们所作的恶，所造的孽实在太多了。
13世纪80年代，当江南刚落入胡人之手时，番僧杨琏真珈就盗取了宋帝之墓，当时尚有义士林景熙等人冒死收集宋帝遗骸，但历史著作对此讳莫如深，我还是读林景熙的诗歌注释时才了解到这一幕。
若干个世纪过去了，风水轮流转啊。
弘历先生，在你对中华民族进行文化和精神摧残，遍兴文字和思想大狱的时候；在你逮捕、屠杀、折磨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东方习俗掘墓挫尸的时候，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一天吧？
每一样邪恶都有它最后的报
应。想一想，如果不是死后还要糟蹋百姓们的血汗，可能对盗墓贼的吸引力就小多了。
清朝的邪恶，在于当世界文明日益进化、自由人权越来越得到保障的时候，它却将中国隔离于世界之外，使其成为世界孤儿。
十全天子骨难全，慈禧玉体露白毛。当清王朝和其统治者的报应来临时，又有谁能阻挡得了呢？！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清朝的攻心术与切尔诺贝利
二十年前，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控制室，操作员的一连串致命错误引发了那场举世罕有的核事故。二十年过去了，切尔诺贝利仍然未能从灾难中复苏。据乌克兰卫生部公布的数据，在乌全国4 800万人口中，共有包括47?34万儿童在内的250万核辐射受害者仍处于医疗监督之下。
核电站方圆30公里范围内，是被当局划定的“禁居地”。在这里，随处可见残破的居民楼、杂草丛生的院落、废弃的设施和人们匆忙撤离时留下的物品。由于久无人烟，这里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鬼城”。最可怜的是那些灾难发生后出生的孩子。大批孩子因他们的父母体内或血液中含有辐射物，从生命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带有先天性疾病。畸形、癌症、败血症已成为虐杀这些无辜儿童的主要杀手。
然而，切尔诺贝利最为险恶的遗赠，恐怕还是心理创伤——那些家园尽毁、流离失所的人们，以及数百万仍然留居在被污染的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创伤。明斯克物理学家米哈伊尔?马利科说：“心理上的后果一直是毁灭性的，许多人觉得自己终将死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切尔诺贝利的伤口》，新京报2006年4月27日）
物理学家米哈伊尔?马利科的判断，为凌沧洲先生判断清朝对中华文明的劫持提供了思想上的启发：清王朝就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清朝幽魂，就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后遗症。
中世纪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衰败，不仅与中华文明本有的文化基因的缺失有关，与宋后的异族入侵，也大有关联。尤其是清朝的文字狱，就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高潮。谁在看到朋友、亲戚因为吟一首诗歌、编个字典、收藏一副字画或书而遭到砍头的命运后会不感到恐惧？谁在看到朋友的妻子、儿女被发配给黑龙江披甲人为奴，祖先被刨棺、挫骨扬灰后，还敢乱说话而招致祸患？
清朝已经给这些奴隶们生存的权利了，但不包括言论的权利。
凌沧洲先生觉得很奇怪：许多俄国的文豪都谴责蒙古人的奴役对他们国民性的伤害，而中国的诸公对此却很漠然。反之，讴歌清朝的小说、电视不绝如缕，好一派“反把他乡当故乡”的戏剧场面。
心理上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许多人已经或者终将死于清朝的文字狱和文化上的强力洗脑，至少，那些热捧清朝王权和朝廷的人是这样。
虽然，清王朝的实体已经消亡，但是，康雍乾腊肉的神话仍然迷惑了不少人，荼毒了不少人，影视剧的推波助澜也难辞其咎。然而，天道昭昭，总有一些不甘受迷惑、不愿听谎言的人会去寻求真相，传播真相。
“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凌沧洲先生不敢说自己已然不受惑，但是，敢说自己愿与无数不愿受惑的人一道探求事物的真相，追溯中国先民们苦难和不幸的根源，即使这伤口让人不忍正视，但仍然勇往直前。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玻璃笼子里的下半身
领袖们的西门庆综合征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嘿，生活在汗臭垢腻的眠床上，让淫邪熏没了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
向上天承认您的罪恶吧，忏悔过去，警戒未来；不要把肥料浇在莠草上，使它们格外蔓延起来。
原谅我这一番正义的劝告，因为在这种万恶的时世，正义必须向罪恶乞恕，它必须俯首屈膝，要求人家接纳它的善意的箴规。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玻璃笼子里的下半身1998年秋天，是人类性权力史上的重要时刻。美国的政治家、媒体人士、普通民众都把目光紧盯在克林顿的下半身和“小脑袋”上。他们美国的“国长”比尔?克林顿先生的“小脑袋”是否乱动到足以违法的地步，“国长”与小蜜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性过程究竟如何，“国长”是否滥用性权力、滥用公权力谋一己之性享受，“国长”究竟有没有撒谎……一切都已进入他们的审判程序。
在2005年，小布什说：“人类的文明进步就是把权力者像狮子一样关入笼子，现在我就在笼子里面和你们说话。”可以说，1998年，美国的统治者不仅被民主、自由、人权的体制关入了笼子，连他们的下半身和“小脑袋”都关入了玻璃笼子，既不能用权力来交换性贿赂，也不能用权力来交换性服务。
这是自由民主的力量，当然自由民主不是万能的，像肯尼迪、密特朗这样的花花公子，西方的准西门庆，就巧妙地逃脱了新闻自由、权力制衡的点射，肯尼迪与梦露的性事是否建立在滥用权力的基础上，我手边没有相应的证明材料，至少密特朗看上去比西门庆毫不逊色，以下是一位学者的描绘——一个相貌堂堂的政治家，一个活跃热情的男子汉，怎么不叫女人心动。密特朗又偏偏是个多情的种，他喜欢女人，哪怕再忙，只要他心仪的女人有约，他总能挤出时间来。密特朗从不讳言这一点，他周围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这句话：政治在我的生活中并不占第一位。在密特朗死后，他的一个助手写了一本叫《左行》的书，把他描绘成风流成性的人，曾经一个晚上分别和三个情妇偷情，还和中东某国的王后幽会。上世纪60年代初，密特朗邂逅18岁的安尼小姐——巴黎罗浮艺术学校的高才生。安尼的父亲是法国的一位著名实业家皮埃尔?潘若，密特朗是应潘若先生之约，到潘府赴宴见到安尼的。两人很快陷入情网。密特朗是有妇之夫，这一点叫当地名门潘若一家难以接受。好在总统有了权力。这位新任法国总统很快把自己的情人安排得十分妥当，他在附属于爱丽舍宫的布朗利码头11号住宅楼的四层，安排了一套豪华住房，安尼母女搬了进去。而三楼，密特朗安排了自己的亲信格罗苏弗尔。而整栋楼住的都是总统特别参谋部的高级军官和爱丽舍宫的几位特权官员。从他们嘴里，什么秘密都出不去。总是藏在这栋楼里，再豪华也腻味，所以，密特朗还为母女俩安排了一处乡间别墅，是位于巴黎附近的苏齐拉布里西城堡，精美的建筑隐藏在240公顷郁郁葱葱的树林中。在密特朗的整个任期里，他常常借口工作，溜进布朗利码头11号，或者躲到苏齐拉布里西城堡，和安尼共度良宵。（节选自周志兴《钢丝上行走的总统》）在有着自由、民主、人权传统的法国，领导者都可能滥用权力、滥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自己的“小脑袋”服务，又怎么能指望专制极权国家的酋长们不滥用性权力呢？
让我们的目光从当代西方回到古代中国，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中国宫廷的历史，就会发现，那里正是大小西门庆的聚居地。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性权力史上的“大巫”们
大约在16世纪左右（明代中后期），我们的帝国文坛糜烂不堪，不仅涌现出才子屠隆这样男女通吃的双性恋，而且赤裸裸描写性爱的文学也跃马文坛。这些文学在描写男女之间灵与肉的交流时，更多地把性事看做了男与女的“肉搏”，是一种“战争”。我们看一看《金瓶梅》中描写性活动的诗歌就一目了然。明帝国人们的感情与肉体欲望面临如此大的撕裂，一方面，社会的说教、主旋律要求人们道貌岸然，另一方面从皇帝的后宫到普通地主的家庭，性生活普遍淫荡糜烂。《金瓶梅》应运而生，它为我们的帝国文坛奉献了一位淫棍的典型。如果说《水浒传》中的西门庆还是一个破落户的角色，那么《金瓶梅》的西门庆就是泡妞狂加恶霸加师奶杀手的角色，最后在与女人的“肉搏”过度中死去。西门提刑官“潘驴邓小闲”（貌帅，性能力强，有钱，脾气好，还有自由时间可支配）样样了得，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怎样滥用权力来为自己的小脑袋服务。比方说，西门庆在与王六儿上完床后即在司法审判中为王六儿请托的人开脱。
然而西门庆先生比起我们伟大帝国上下几千年的那些君主，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果我们从性权力发生学、统计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进行严肃的学术比较，就不能不悲哀地承认：西门庆在极权、专制的性奴役史、性淫荡史、性盘剥史、性交易史上的手段太小儿科了。把西门庆称之为淫棍，那么那些比西门庆更大权在握的皇帝就得称之为“淫霸”或“淫荡之神”了！
我们第一个大帝国的老板嬴政先生，雄霸天下，一扫六合，虎视人民，“每消灭一个诸侯，就仿照该国宫室，在咸阳北面建立宫殿，宫殿绵延不绝，从各诸侯国掠夺来的美女，充盈其间。”史料上记录：“后宫列女上万人，气上冲于天。”这气，是嬴政先生的淫暴之气，是后宫无辜女性的怨愤之气，是暴政淫政下百姓的血泪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