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学期,学校提前开了学,却并没有上课,全市所有的中学、大学都在停课闹革命。尽管学校里有些老师对此颇有微词,但也只是不敢怒不敢言,退到了一边,看着我们这群“慨而慷战斗队”的小将们热火朝天地战斗着。
起初,我们只是在校园里聚集,喊口号、背语录,群情激愤,后来索性走出校门,和市里其他兄弟学校的战友们连成一片,挺进四旧场所。
记得我们去的第一个寺庙是市南的凤华寺。那是城里最大也是香火最旺盛的寺庙,以前在乡下,奶奶总跟我提起她在城里帮佣时曾到过的这家寺庙有多么的灵验,好像里面真的住着活菩萨似的。我当然不相信奶奶的话,在我心里,寺庙,只是富人炫富并挥霍廉价善心的地方。真有那么慈悲,为何不直接把钱用来救济穷人,却去为什么菩萨供奉金身?
奶奶生在旧社会长在旧社会,她的奴性与生俱来,可我不,我就是要推翻这些腐朽愚人的玩意,让真正的公序良俗得以建立。所以,当我将寺庙主殿如来的头用铁帚硬生生敲碎时,别提有多么的畅快。那群蛀虫似的和尚只敢唯唯诺诺地双手合十闭目抽气,哼,如果是真的信仰,难道不该为之拼命吗?可见,都是骗人的伎俩。
我的行为引来同伴们的一致喝彩,大家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间,声浪此起彼浮,我也被大家英雄一样高高架起,簇拥着抛向空中。那一刻,我满足且享受着,丝毫未对自己的作为有过怀疑。
如果,当时我们只是止步于此,这革命也许不一定便不正义。
不久,学校开始组织我们开揭发会,要求每个年级必须揪出两到三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当然,这样的揭发会只是在学生干部中进行,规模并不大。团委的老师拼命地暗示着我们,这样的典型抓得越多越好,只有除去这些伪人民教师,才能还校园一个最纯净的学术氛围。
第二次内部揭发会上,我被点名要求发言。对于揭发老师,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抗拒的,毕竟师道尊严,我在上课时对他们是怀着尊敬之心的,不然也不会真正地去吸收他们传授的知识。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谦,有不对的苗头,指出也无可厚非。
我提了一位老师的名字。他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一次课上,讲到□诗词,他评论到,主席的诗词虽宏伟磅礴,但篇篇如此,有失平常之心,亦有矫作之嫌。我当时深不以为然,心里暗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于是我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团委老师很快给予了肯定,“这太反动了,根本就是妄图抹黑主席形象,是想颠覆我们的政权,居心太叵测了!”
第二天,揭发会上被指出的十位老师的大字报便贴满了学校的板报栏,对于我提名的那位老师,战斗队宣传组的同学把我在会上的发言一字不漏地写了上去。
然后便是批斗会,先在年级里开,再是全校开。十位老师一字列开,齐齐在胸前挂上了罪名牌,站在了主席台上。尽管此时武斗还未盛行,革命还只停留在文斗阶段,可看着曾经在讲台上或激昂言辞或循循善诱着教导过自己的老师如今如此低头,我心里不免恻然。
只是很快,将被□接见的喜悦冲淡了我的这些情绪。
十一月,我作为学校的红卫兵领袖代表,跟着市里其他学校的十几个同龄人一起,大串联到首都去取造□经并接受□接见。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远门,只带了套换洗内衣、一本□语录,兜里没有一分钱,心却大得像能装下整个世界。
我们就那样,凭着一身衣服和一本语录,从S城一路走到首都,沿途火车、旅店、饭馆全部免费,还要接受人们的喝彩,真正主人一样。
天口门比我想像的还要大,放眼望去连着天边似的,我们一百多万人,把那里塞了个满满当当,整个广场一片红色的海洋。主席将在二十六日接见我们,前一晚,我们便在那里安下营来。十一月,首都的深秋寒冷异常,我们却像打了鸡血似的彻夜狂欢。
隔壁方阵的是邻近首都的省份来的,人多势众,准备充分,他们整夜拉歌、舞蹈,连乐器都搬了过来,手风琴、笛子、小号、琵琶,中西结合,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常。我们在旁边看着,不停鼓掌,长夜也变得不再漫长。
在一组热闹的手风琴伴奏的舞蹈结束后,上来了个女孩子,她拿的乐器竟是小提琴,我当时直觉眼前一亮。只见她表情严肃,很认真地拉了首《红色娘子军》,但不知是因为之前手风琴的声音太响还是她拉琴的力度不够,又或是周围人声太鼎沸,那曲子几乎被拉得听不出什么旋律。
只是我的眼前,那身影却和另一个人慢慢重合,也是这样的姿势,头朝左侧低着,身体微微倾斜,双眼轻阂,清秀的脸庞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嘿,X省的姑娘蛮水灵的呵?”身边的师兄忽然撞了撞我,口气轻松,“看那么入神呢!”
我脸颊一热,有些尴尬,只道,“哪里,就是觉得红色娘子军挺好听的。”
我将目光转开,望向远处天边,快要天亮了,天色却异常的暗,映得满目的红微微泛黑。这样的场合,子清是决不会出现的,□子女的身份使他完全被我们的组织拒绝,只能远远旁观,永远不被接纳。不过,也许他也不屑于参加。毕竟,他的世界,“我们”是不懂的。
只是,在这陌生而遥远的北方,一片喧闹中听着耳边细弱的提琴声,我却忽然有些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