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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战役之谜
1951年5月26日，中南海，菊香书屋。屋子里飘浮着一缕缕淡蓝色的烟雾，毛泽东时而坐在一张圈椅上，时而不停地在室内踱步，抽着烟陷入了沉思。
悲壮、惨烈、规模巨大的第五次战役给毛泽东极大的震动。双方投入百万大军，不仅是我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也堪称二战后最大的战役。在近两个月的作战中，志愿军歼敌8.2万人，虽然摆脱了第四次战役所处的被动局面，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伤亡8.5万人，是朝鲜战争中唯一一次我军伤亡多于敌军的战役。
为什么兴师动众、准备最充分的一次战役，只得到了一个不圆满的胜利呢？
仗打到这个份上，不总结教训是不行的。对付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人，大歼灭战是打不得的，得采取打小歼灭战的方针。毛泽东敏锐的军事思维一旦运转开来就难以停下，他略思索片刻，就伏案起草了一份指示电报：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5月27日，彭德怀接到指示后欣喜地立即致电表示：“军事方针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当按照执行。”
这一指示发出的第二天，即5月27日，毛泽东接见志愿军陈赓副司令员和解方参谋长，又对这一指示精神作了进一步阐述。
他说：“打这么大不行，打这么大会影响经济稳定……打仗的规模要和经济问题相适应。”他形象地把采用打小歼灭战的办法，称之为“零敲牛皮糖的办法”。在打歼灭战的方法样式和规模上，他说：“一次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一点），其它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如此轮番作战，在夏秋冬季将敌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
1951年6月10日，美国政府已通过中立国和苏联，提出在朝鲜谈判停战的要求。彭德怀在7月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对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均有利。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彭总还设想：如敌北犯甚急，第3、第19兵团准备不及，即以担任一线防御部队加2梯队4个军于8月中旬“进行中等性的战役”。
彭总根据他上述构想，即指示志司作战处拟制准备第六次战役的作战计划，预定先以第1梯队10个军发起战役反击，集中兵力歼灭美军第3师和土耳其旅。第二步，伺机歼灭美25师（两个团）和南朝鲜军第2师。另以5个师作为战役第2梯队，视情况继续发展战果。志司作战处遵照彭总的意图和指示，即拟制了第六次战役预定方案，准备待朝鲜雨季过后，于8月中旬实施。这就是至今争议不休的第六次战役计划。
1959年，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有人翻出“第六次战役计划”的旧账，说这一计划是彭德怀擅自制定的，违背了毛主席确定的打小歼灭战的方针，脱离了当时我军的实际，“搞左倾军事冒险”，并以此定为彭德怀“与中央对立”的罪状之一。
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彭德怀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打小歼灭战方针的，何谈同毛泽东对立，“同中央对立”？不赞成打小歼灭战的人是有的，但却不是彭德怀。据俄国公布的前苏联档案透露，5月29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就认为轮番打小歼灭战的计划是“冒险的”，“很容易被敌人识破”，如被识破就不再会“给我军实施机动的可能性”，并说“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还有人也不太赞成，认为“在朝鲜延长军事行动……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对我不利，”主张要利用朝鲜雨季敌机活动困难时，对敌进行“决定性的攻击”。从这一情况看来，说彭德怀不赞成打小歼灭战，“同中央对立”，根本是胡说八道，别有用心，当然也有很大可能把内外情况混淆了。
事实真相是，彭德怀在7月1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之后，7月26日毛即复电同意彭总意见，毛泽东电报说：“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9月攻势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第六次战役计划，是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是配合停战谈判的。
7月27日，彭德怀正式下达作战命令，计划出动志愿军13个军和人民军4个军团，以及航空兵22个团，一举攻破“联合国军”防线，然后打到三八线以南。进入8月后，大军已箭上弦、刀出鞘，蓄势待发。就在此时，名将邓华提出了不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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