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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中国谈判的大门在哪里呢？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是啊，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杜鲁门政府在中国的形象是“耗子上街，人人喊打”，他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入侵台湾海峡阻挠中国统一、侵略朝鲜……可谓坏事做绝。在出兵朝鲜的同时，中国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美国势力在中国大陆的残余被扫荡一空，所有的联系渠道已彻底闭塞。杜鲁门为了打开和中国接触的大门，可谓挖空了心思。他甚至还派人到香港去碰碰运气，结果无功而返。用这种方式与中国联系，仿佛是“把一封信塞进瓶子里，放入旧金山附近的大海里……”
看来直接与北京打交道此路不通，在国务卿艾奇逊指示下，驻欧洲、联合国的美外交官员频频向苏联外交同行送出“秋波”，但对方却毫无反应。艾奇逊只好厚着脸皮让国务院顾问凯南去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间接向北京传达美国想和谈的信息。
信息很快传递到中朝方面，毛泽东、周恩来心如明镜，对形势的判断实际而又客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已经取得了毋庸置疑的巨大胜利，将战线从中朝边境向南足足推进了400公里，但是，想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取得这场战争的彻底胜利，以现有实力也是不现实的。既然如此，那么和谈就很自然地提上中朝方面的日程。
6月3日，金日成与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经过会晤协商，很快确定了停战谈判的政策和方案。这样，在双方都有意和谈的情况下，谈判的车轮很快便启动了。6月23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发表了希望双方和平谈判的演说。马立克的讲演很快得到美国的响应。6月25日，杜鲁门在田纳西州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李奇微发出如下指示，并命令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
奉总统指示，你应在30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在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动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艘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签字）
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复电：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在1951车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战争史上最艰难的谈判开始了。
在作出和美国人和谈的决策的那一刻，毛泽东脑海里就浮现了戴着眼镜、留了两撇漂亮胡子的李克农的形象。这种工作，自然是非号称“红色谍报之王”李克农莫属了。
毛泽东亲自点将的李克农智勇双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和胡底、钱壮飞三人曾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了整个中共中央机关的性命，被称为中共情报界“前三杰”。他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以后又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职务，具有丰富的秘密战线斗争经验和炉火纯青的谈判技巧。西安事变时，他协助周恩来同张学良谈判；国共和谈时，他协助叶剑英与美蒋谈判国内和平以及停战问题。现在，他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选择李克农，毛泽东可谓知人善任。
不过，李克农此时严重的哮喘复发。由于担心病重误事，李克农提出是否让其他人代替，但毛泽东还是坚持这个人选，他在菊香书屋会见李克农时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有人参加。”
“我马上准备出发！”李克农不顾病痛，毫不犹豫地回答。
考虑到李克农的身体，周恩来为李克农配上了一个得力助手，这就是当时被称为“老乔”，后来蜚声国际外交界的乔冠华，其实他此时不过38岁，风华正茂，思维敏捷，对国际问题颇有研究，出任李克农的助手是再合适不过了。
临行前，周恩来送给李克农、乔冠华一句意味深长的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9月5日，柴成文专程从平壤赶到安东迎接两人过江，一行人随即拜见金日成。经中朝两党协商，朝鲜停战谈判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考虑到朝鲜特殊的对敌斗争现实，这两人只在幕后工作，不直接出面，正面与美国人接触的是五位谈判代表。
另外，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金昌满（改名张春山）任首席联络官，中国驻朝武官柴成文为志愿军联络官。为进行有力的谈判斗争，朝中方面事实上组成了三线班子。第一线，是朝中代表团谈判代表，与美方在谈判桌上进行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第二线，是中方派出的李克农等坐镇开城直接指挥谈判斗争；第三线，是毛泽东、周恩来、金日成，协商确定有关谈判的总体方案、方针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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