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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在联大对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义正词严，理直气壮，最重要的是面对面指着美帝国主义的鼻子直斥其罪行，不但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该是第一次。这一行为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特别在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著名的华人海外学者，如吴仲华、李铁铮等，甚至包括蒋介石集团派驻纽约的总领事宗维贤，从伍修权的发言中对新中国有了深入了解，毅然作出了返回大陆的决定，先后克服种种困难回到祖国怀抱。
美国统治集团则被戳中了痛处，奥斯汀承认，中国代表伍修权的发言，使“我的政府感到不愉快”。那位在会场故作镇静的反共老手杜勒斯则声称自己当时“被一种悲哀的情绪支配着自己的感情”。
最没有风度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听到中国代表的发言后，恼羞成怒，称伍修权的发言“猛烈而完全荒谬”。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口不择言地向中国发出威胁说，美国有可能使用原子弹！以下是当时的谈话：
记者：总统先生，进攻满洲是否有赖于在联合国的行动？
总统：是的，完全是这样。
记者：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向比现在更远的地方推进的话，他会这样做吗？
总统：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记者：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总统：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记者：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
总统：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用之于与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尽管几个小时后白宫新闻办公室就发布了一份“澄清声明”，解释杜鲁门“并不是说已经决定要使用原子弹”，但是，美国记者已经把杜鲁门的这番话飞快地传遍了全世界，并且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大哗——人们普遍认为，杜鲁门的话意味着，性格本来就难以捉摸的麦克阿瑟已经领受了总统的授权，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原子弹了。
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让全世界万分惊骇，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对新中国进行核威胁，此举大大激发了新中国领导人搞出自己尖端武器的决心。很快，中国就开始了研制核武器的人才准备。杜鲁门没吓倒中国人，倒把欧洲人吓坏了。
杜鲁门考虑使用原子弹讲话一结束，欧洲驻联合国的各国大使就围住奥斯汀，许多人“眼泪汪汪”地询问奥斯汀是否有机会避免战争的扩大。此时，欧洲还徜徉在二战留下的废墟中，他们实在害怕爆发新的战争。而且他们认为，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敌人苏联才是对欧洲的真正威胁，现在美国人不顾在东欧陈兵数百万的苏联的巨大威胁，还要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和可能出现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把他们拖进亚洲战争的泥潭”。
英国人更是慌了神，100多名英国议员在交给艾德礼首相的抗议信上签名，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原子弹”。连最有名的反共主义者、前首相丘吉尔也站在反对者行列。丘吉尔认为，扩大亚洲的战争会削弱欧洲的防御力量，威胁美国的安全。
面对空前巨大的压力，艾德礼飞赴华盛顿与杜鲁门会晤。艾德礼认为，联合国除了谈判撤出朝鲜外没有出路，甚至连台湾占据的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也可以让给北京。杜鲁门则坚决不放弃南朝鲜和台湾或是让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除了教训一下中国，什么都不欠他！”经过一阵争吵，艾德礼飞回了伦敦，得到了杜鲁门“不使用原子弹”的承诺，同时也与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勉强达成共识：“在军事上被赶出去之前，要驻留在朝鲜，而且在局势好转之前，不同中国进行谈判。”
刚把自己点燃的火熄灭，杜鲁门又想到了恼人的麦克阿瑟，他不但不反省自身的指挥错误，还在不停打电报给华盛顿告之自己“面临灭顶之灾……”要求大批增援，同时却召开记者招待会不断颠三倒四地说：“华盛顿的官僚们惊慌失措是没有道理的，我的部队不是失败，而是进行一次巧妙的撤退……”
这个老家伙显然已经被中国人打得神经错乱了，杜鲁门狠狠地想，他告诉艾奇逊，必须寻找一种既能保住面子又能停止战争的办法，经过权衡利弊，美国军政首脑们得出了继续而不扩大战争的几个原则：战略重点在欧洲；不能卷入亚洲的持久战争；不向朝鲜增派军队；保持三八线的稳定；恢复三八线战前的状态……当然，前提是能够守住朝鲜，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突然向中国外交部转交了一份由13个国家联合倡议的备忘录。该倡议提出，作战双方先在三八线停火，然后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这个备忘录强调：“如果中国宣布不超过三八线的话，则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看完这个备忘录，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这一定是美国人放的试探气球，但要求中国不超过三八线的是中国共产党最注意团结的第三世界中间力量，如何处理好这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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