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狂热分子正在给一封伪造的致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的信作最后的润色，指责马斯基在南方竞选时，极为失礼地把法裔加拿大人叫做“加纳克人”；这将使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便无取胜希望。尼克松手下的另一些人，则采取类似的步骤来破坏这位参议员的竞选运动，或者由霍华德·亨特夜间去盗窃拉斯韦加斯报纸一个编辑的保险柜，因为据说那里有许多不利于马斯基的黑材料。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正在扩充班底。约翰·米切尔将在一个月内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去担任他实际上早已承担着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与此同时，共和党的竞选经费正迅速得到充实，而民主党却仍然负债600万元。民主党一向指责共和党是大企业的党，这话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一年则更是肯定无疑了。4月10日要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公布两党主要捐款人姓名。共和党的两个主要的资金筹集人，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和总统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正在国内四处奔走，在最后期限来临之前向有钱人征募捐款，取得了很大成功。尼克松的人越干越起劲，最后不免有失检点，有时甚至完全出了格。总共11.4万元的赠款都存在迈阿密银行伯纳德·巴克的户头里，那人是亨特那次派去盗取文件时的主要窃犯。虽然从各公司募集竞选捐款即使根据过去的法律也是非法的，资金筹集人却公然仍去征募并且募到不少——阿希兰石油公司10万元，海湾石油公司10万元，菲利普斯石油公司10万元，美国航空公司5.5万元，固特异公司4万元，明尼苏达采矿机械制造公司3万元。最后，数目在10万美元以下的捐款，他们干脆不要，因为几万块钱值不得麻烦一趟。在白宫，总统秘书罗斯·玛丽·伍兹的办公桌里保存着一份2000名秘密捐款人的名单，白宫的人把它叫做“罗斯·玛丽的小乖乖”。
募集的款项达到几千万元，于是，怎样使用这笔捐款，使许多人煞费苦心。最大胆的主意，都是戈登·利迪头脑中的产物，他于1972年1月27日下午4时，在司法部部长办公室里说出了他的种种设想。当时听他讲话的有米切尔、马格鲁德和总统特别顾问约翰·迪安。利迪摆出许多标着“靶子”和“宝石”一类代号的彩色图表，花了半个小时讲了他的开支100万元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窃听民主党的电话，威胁反尼克松的示威者，绑架反战领袖，打算在共和党于圣地亚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把这些人关进墨西哥兵营去。这个计划中一个比较想入非非的项目，是要在民主党在迈阿密海滩召开代表大会期间，在那里租一艘游艇，雇用一些妓女（利迪保证这些姑娘都将是“这个行当中最出色的”）从贪色的民主党人那里骗取重要情报，勾引他们去干淫秽勾当，随即用隐藏的照相机把他们拍摄下来。
所有这些对听到利迪建议的那些头面人物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我们无法知道。利迪本人后来宁可蹲监牢，也不愿向联邦检察官交代此事。米切尔后来对国会调查人员说，这项建议“出了范围”；马格鲁德说，他听了“大惊失色”；迪安则称之为“莫名其妙”。可以肯定的只是，第二周内又请利迪回去另搞一套办法。2月4日下午，他提出一项花费较少，约需50万元的新计划，重点是偷偷拍照和窃听。他拿出一张长十英寸宽八英寸的图表给大家传阅，提出了潜入迈阿密海滩枫丹白露饭店、华盛顿西南一号街麦戈文竞选办公室和水门大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华盛顿总部的行动方案。据马格鲁德说，司法部长对这些计划也“感到不安”，他要利迪再搞一个方案试试。
冬天一天天过去，尼克松飞往中国又回来，而利迪却一直没有得到批准他的计划的绿灯。3月初，他和亨特去找科尔森，求他向共和党最高当局说说这件事。科尔森打电话给马格鲁德说：“戈登·利迪很不安。他很想开始搞情报活动，但他似乎谁也见不着。”他敦促马格鲁德“高抬贵手，批准利迪计划的预算”。现在，这计划的预算是25万元。殴打、绑架或雇用妓女等项都取消了，但对潜入民主党和麦戈文总部和安装窃听器的项目仍旧保留着。3月30日，米切尔正在比斯坎岛的阳光下度假，马格鲁德乘飞机赶到那里把这最后的方案交给了他。当时在场的有三个人——马格鲁德、米切尔和南方的共和党战略家弗雷德·拉鲁，而后来各人对当时发生的事的记忆却全不一样。不管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反正这项计划是被接受了，而当时只有米切尔有权这样做。利迪获得了放行的绿灯。
在紧接着的一周内，马格鲁德批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小休·斯隆付给利迪8.3万元。其中6.5万元于4月12日转交给了麦科德，他把这钱大部分在纽约花在电子监听设备上了。5月1日，麦科德和一个名叫艾尔弗雷德·鲍德温三世的人接触，把他拉进正在拼凑中的水门班底，这个人是麦科德在联邦调查局退职特工协会会员名册中发现的。对所有新招募来的人员都说是要他们充当马莎·米切尔的临时保镖——鲍德温后来发现，没有额外的收入，不过他获得保证，如果他干得好，他可能“通过这一工作获得一个固定职业”。马莎却认为她的新保镖不怎么样。后来她说，他故意领她到敌对的示威人群中去，还告诉她所有的朋友说他是个民主党，并“在纽约大庭广众之下光着脚到处溜达”。她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不善交际的人”。但是麦科德却喜欢鲍德温。他提拔他，让他搬到华盛顿的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里隔着弗吉尼亚大街正对着水门大楼的419号房间去住，并且告诉他，在那里他得对首都的激进分子进行一些暗中监视。5月26日星期五下午，这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回到那个房间时出乎意外地发现麦科德已在屋里拨弄着一架精制的无线电接收机的度盘。“我们准备今天晚上到那边去按装一点设备，”麦科德边说边用手指着大街对面，“由你来监听了。”为了给他看看窃听器如何使用，他把那旅馆房间里的电话拆开，接上一个装置，然后拨号接个本地的电话把要说的话录下音来，以试验窃听器的功能。他对鲍德温说，如果他能把这件工作做好，他们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给他安排一个类似的差事。
四天前，一批古巴流亡者在巴克的带领下从迈阿密飞来华盛顿，在另一家旅馆化名住下。现在，他们搬进了水门饭店。鲍德温的汽车旅馆房间的优点，是能看到水门大楼六层楼上的民主党总部，而古巴人新搬的房间则靠近这个目标。更为靠近的是水门饭店的大陆厅，那天晚上，亨特、利迪和那些古巴人在那个大厅里揭开了后来成为一出典型的错中错喜剧的第一幕。反正有富有的共和党竞选经费捐款人付账，他们要了236元的酒菜——差不多一人合30元。餐后，除亨特和维吉利奥·冈萨雷斯（巴克的锁匠）外，一个个都离开大陆厅走了。这两个人藏在旁边一个房间里，等到侍者们把门锁上的时候，冈萨雷斯便出来想打开大厅那一头的一扇门，从那里他们便可到通往六层楼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楼梯。但是，那个门锁很紧，冈萨雷斯打不开。使他们惊愕的是，餐厅另一头他们要脱身的那扇门的锁也很紧。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坐下来度过一个不愉快的漫漫长夜，让自己的胃液把宴会上吃下的酒菜慢慢消化掉。
其余的人并没有闲着，不过也同样只是空忙一场。在利迪带领下，他们离开弗吉尼亚大道，前往一号街和麦戈文的总部。入口处被邻近的一盏街灯照得通明。利迪打开一个公文包，掏出一支裹在毛巾里的高效能的珠弹手枪。他指着那盏明亮的街灯问道：“要我把它揍灭吗？”他有这种本领；几天前，他在白宫对面，隔着拉斐德广场的老派的海－亚当斯饭店厕所里曾打灭过一盏灯。这一回，麦科德阻止了他。这次任务反正完成不了了。一个醉汉在楼前入口处闲逛。他老也不离开，到5点天亮时，他们只好作罢，回到弗吉尼亚大道睡觉去了。
第二天傍晚，亨特乘电梯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又从楼梯上走下来，一路把门锁都打开，用胶布粘住，这一来，麦科德和那些古巴人就可以从水门大楼底层的车库上楼，到他们的目的地。那伙人，戴着橡皮手套，携带着步话机、照相机和闪光灯，于午夜1点半到达指定地点。两小时以后，麦科德在劳伦斯·奥布赖恩的秘书和民主党官员斯潘塞·奥利弗的电话机上装上了窃听器。巴克当时以为他们是在寻找卡斯特罗资助民主党的证据，但他没有找到。事实上，这一夜同前一夜一样，毫无所获。他们又不能破门进入麦戈文的办公室。窃听器也都令人非常失望。一个完全失灵，而另一部电话，鲍德温发现，都是些女秘书用来和已婚的政客安排幽会的。据马格鲁德讲，米切尔检查了鲍德温所监听的大约两百次谈话以后说，那些情报“毫无价值”，钱都白白浪费了，但他要求他们再试试看。
这出喜剧的第二幕和最后一幕，是在6月17日星期六夜间演出的。开幕的戏是古巴人住进水门饭店214号和314号房间，又坐下来大吃一顿。麦科德打开车库的门锁，用胶布粘住，然后穿过大街到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鲍德温的房间，在那里检查了他白天买下的新设备——焊接用铁器、电池、电线和螺旋钻。夜里12点45分，一名重要的新演员登场了。他名叫弗兰克·威尔斯，是水门大楼守夜的黑人。他发现了卡住锁簧的胶布，以为是维修工留下的，他就把它扯掉，然后穿过大街到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喝咖啡去。大约在同一时候，麦科德从鲍德温房间的窗户往外瞧，看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电灯熄灭了。他打电话给正同利迪一起待在水门214号房间的亨特，告诉他，可以下手了。麦科德拍了拍无线电接收机对鲍德温说：“你见到街对面有什么动静，马上就用这机子告诉我们。”接着，他就到车库去和那几个古巴人——巴克、冈萨雷斯、弗兰克·斯特吉斯，以及欧亨尼奥·马丁内斯——会合。当他们发现门又锁上时，都吃惊不小，只得再求助于冈萨雷斯，这一回，这个锁匠倒是把门锁打开了。他们议论了一下，再继续干下去是否风险太大。他们最后仍打定主意干下去，从楼梯上爬上六层楼，一路把撞锁都打开粘住了。夜里1点50分，守夜的威尔斯喝完咖啡回来，发现车库的门锁再一次被人打开粘上了。他给警察局打电话，1点52分，他的电话转到727号警车上去。这是一辆没有标记的巡逻车。车里是三名身穿短袖汗衫、皮夹克和廉价裤的巡逻队便衣。
这时已是2点，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巡逻队停下汽车进入水门大楼，鲍德温全看在眼里，他那时站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房间的小阳台上，用他后来的话说，正在欣赏“美丽的夜色”。由于这三名警察身穿便服，未引起他的警惕，但是，当街对面的灯都亮起来时，他马上用无线电叫话：“基地总部，一号基地，听到我的话了吗？”在水门饭店214号房间里的亨特回话说：“听到了，说吧，有什么动静？”鲍德温说：“整个八楼上的灯都亮了。”亨特说：“这我们知道，那是2点钟的警卫检查。要是有别的什么事，就马上告诉我们。”此时，在听他们对话的巴克，为了省电却把步话机关掉了。几分钟以后，六层楼上的灯开始这里灭了那里又亮了，鲍德温看见有两个便衣在那里。其中之一拿着手枪。鲍德温叫话说：“一号基地，一号分队，我们的人穿着整套衣服还是穿着随便？”亨特回话说：“我们的人都穿着整套衣服。怎么啦？”鲍德温说：“事情不太妙，那边有几个人，穿着随便，已经掏出了手枪。”亨特——据鲍德温讲，“颇有点发慌地”——想警告那伙闯入的人注意，嚷道：“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但因为那个巴克过于节约，他们那边没有任何回答。反正为时大概已经太晚了。麦科德正在拆卸奥布赖恩的电话机的时候，警官中有一个看见了一条胳膊。他喊道：“住手！站住！出来！”鲍德温和亨特听到步话机开关打开了，一个嘶哑的嗓子低声说：“他们把我们逮住了。”接着，警官们看见五双戴橡皮手套的手举了起来。麦科德问：“诸位是市警局的长官吗？”便衣人员给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水门五犯”便被拘捕了。
亨特向霍华德·约翰逊旅馆叫话：“你还在街对面吗？”鲍德温答道：“我还在。”亨特便对他说：“好，我们就过来。”鲍德温从阳台上俯视，看到亨特和利迪出来。不一会儿，亨特闯进了他的房间。他急急问道：“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鲍德温说：“你过来瞧吧！”下面大街上满是穿制服的巡警、摩托车和警察局的巡逻车；他们正把麦科德、巴克、冈萨雷斯、斯特吉斯及马丁内斯铐上带走。亨特唉声叹气说：“我得去一下厕所。”他跑进去用了厕所后又跑了出来，给一个律师打电话，还向鲍德温打听麦科德的住址。他们环顾一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子设备。原来截听到的谈话记录扔了一地；麦科德的钱包和钥匙也扔在床上。“把这些东西全都给弄走，连你自己一块儿离开这里！”亨特说。“我们回头再联系，我们会通知你下一步怎么做的。”他向门口冲去时，鲍德温在后面叫着问道：“这是不是说，我就不必去迈阿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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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关于闯入事件的报道，刊登在该报星期日版的头版上，但是很少几家报纸给它那样突出的地位。《纽约时报》在里页上登了占版面13英寸的一篇报道，题为《五人被控夜间潜入民主党总部》，大多数其他报纸编辑甚至对此事更未加以重视。然而，对美国政府和共和党的某些高级官员来说，这是报纸上所发表的使他们最为关怀的事，在这些官员中有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约翰·米切尔、莫里斯·斯坦斯、查尔斯·科尔森、戈登·斯特罗恩、约翰·迪安、杰布·马格鲁德和弗雷德·拉鲁，而且大概还有合众国总统。
一年以后，在由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萨姆·欧文主持的参议院总统竞选活动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期间，有人问马格鲁德，这伙违法的头面人物是什么时候决定要掩盖他们的罪行的，他有点感到莫名其妙地回答说：“我认为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掩盖不掩盖的问题。”这就无意中露了馅，掩盖活动是于6月18日那天早晨在洛杉矶开始的。那时他们之中的几个人在那里开会讨论竞选策略。他们在贝弗利山饭店吃早饭，大约上午8点半，马格鲁德在餐室接到利迪打来的电话。利迪问：“你能找一个保险的电话通话吗？”马格鲁德说找不到，并问他出了什么纰漏。利迪说：“出问题了。”马格鲁德问：“什么样的问题？”利迪告诉他：“我们搞完全工作的头头在水门被抓了。”“你是说吉姆·麦科德？”“是的。”马格鲁德一边挂断电话，一边咕哝着对拉鲁说，“你也知道，昨天夜里是他们要到民主党总部去的日子。”拉鲁告诉了米切尔，米切尔说：“这简直不可信。”
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设法保护麦科德，在那五个在押的人中，他们只认识麦科德。据马格鲁德说，米切尔提出，由利迪去同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联系，要求他准许把麦科德保释出来。米切尔否认有此事，然而有人于加利福尼亚时间上午9点——在华盛顿是正午——在贝弗利山饭店打电话给利迪，叫他去干的正是这件事。利迪在火树乡下俱乐部找到了克兰丁斯特，在更衣室里向他提出此事。克兰丁斯特不仅当即加以拒绝，还下逐客令，要利迪立即离开俱乐部，并随即打电话给司法部刑事司司长亨利·彼得森，指示他对水门五犯绝不可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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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了这桩案件，案情也越来越离奇了。在巴克的口袋里找到了牵连到亨特的文件。犯人身上带着票面100元的钞票13张，在水门饭店古巴人住的房间里又发现100元的钞票32张。利迪企图销毁牵连到他的全部证据，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部用文件销毁机处理掉了他手头所有的全部材料，包括他的票面100元的一些钞票。斯特罗恩根据霍尔德曼的指示，清查了他在白宫的档案，抽走了他和那潜入案有关的一切材料。马格鲁德打电话给他的一名助手，指示他把一份关于“宝石”计划的卷宗拿回家去，他说，原因是他怕民主党人进行报复也到他的办公室进行窃盗。另外，霍华德·亨特已逃跑了。
迪安、科尔森和埃利希曼匆促地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讨论他们应该给亨特出些什么点子。据迪安说，埃利希曼提出，应该叫亨特出国去。迪安打了电话，随后又担心起来。他问另外两人，由白宫发出这样的命令，是否得策？“为什么不得策？”埃利希曼答道，“他又不是逃犯。”但是科尔森同意迪安的意见，又打个电话，撤销那个指示。不过亨特反正已决定要逃跑。他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一空，只留下一个空酒瓶和几片利眠宁，然后飞往加利福尼亚，躲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一直到他再也顶不住压力出来投案为止。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追踪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利迪，他因拒绝同他们谈话而引起怀疑。米切尔也就因此把他解雇了，他这样做好像是耍两面派，但是利迪心里当然明白；他对马格鲁德和迪安讲过，他“闯了大祸”，并说：“我是个好兵，永远不会招供的。”还说：“如果有人要在街上枪杀我，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同时，总统的一些部下却伤透了脑筋，他们要洗刷亨特与自己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亨特一直还列在白宫雇员名单上。迪安安排人把行政办公大楼552号房间里亨特的保险柜给清出来。一名助手把柜里的东西交给他：一个黑色公事包和一个纸箱子，纸箱内除别的东西外，还有四个步话机，一个催泪性毒气罐，四副手枪带，伪造的国务院1963年发到越南的电报（这是他试图说服《生活》杂志使它相信这些伪造电文的证据），一个装着五角大楼文件的公文夹，中央情报局搞的埃尔斯伯格简介，以及亨特关于查帕奎迪克岛的报告。迪安看了一眼这堆离奇古怪的东西，倒抽了一口冷气说：“真是一堆破垃圾！”
同时，米切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匆匆发表了一项声明，想把麦科德的事解释过去，他说麦科德：
『……是一家私营搞保卫工作的机构的老板，几个月前受我们委员会的雇用，协助装置我们的安全系统。据我们了解，他同不少主顾有来往，其中的关系我们并不了解。我们需要着重讲明的是，此人以及其他那几个人的活动既不是为我们干的，也不是经我们同意的。那些报道使我感到震惊。在我们的竞选运动和选举过程中，是没有这类活动的地位的，我们决不会容许或纵容这类活动。』
知道这是说谎的人中，有米切尔的妻子。米切尔星期一回华盛顿时，劝说他的妻子待在洛杉矶，在那里，她后来说，她受到接替鲍德温做她保镖的人的监视，活像一名“政治犯”。据她说，她有一次给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通电话，说“他们不让我讲话”时，这个保镖把电话线从墙上拉断了，还将她按倒，让另一人个在她屁股上打了一针镇静剂。尽管如此，他们仍无法使马莎·米切尔保持沉默。三天以后，她再次给记者打电话说：“我不能容忍这一切卑鄙事情。”马莎的话可以写条很精彩的消息，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信她的，倒是接受了官方的说法，那就是说，政府对这些卑鄙事情是一无所知的。星期二上午，前广告商、现任理查德·尼克松的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就提出了官方的说法。他满脸轻蔑的神态，甚至拒绝对米切尔的声明再作任何补充。齐格勒说：“我不打算代表白宫就一件三等窃案发表评论。这不是什么属于政治范围内的事。”可是，《华盛顿邮报》少数几个记者一个劲儿地抓住这件事，齐格勒却又终于代表白宫发表评论了。他说：“我瞧不起《华盛顿邮报》搞的那种新闻报道，那种下等的新闻报道。”米切尔在提到这家报纸的发行人时，对该报的一名记者说：“卡蒂·格雷厄姆看来会让人把她的奶头塞进挤奶器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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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接下去的竞选运动中，尼克松越来越稳操胜券。初期的预测曾表明胜负不分。后来，到了夏末，总统一路领先，最后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他将得到60％左右的选票。从那以后，便谁也远远追不上他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经费充足的有利条件——它有6000万元，而民主党只有2500万——对选举结果实际并未起什么作用。水门窃听更无关紧要。四年前，他在抗议越南战争的浪潮高涨时当选。此后他便似乎全力去结束战争，而在他这样做时，那里已有大约1.7万个美国人丧了命，但是到1972年初，他已将投入越南的美军从54.95万人裁减到13.9万人；五角大楼的每周伤亡人数表，在他进入白宫时，一般在三百名左右，到1972年9月21日，表上的数字便将是零，而且一直维持在近于零的数字上。尼克松是个政治动物，他自会抓紧时机利用这一点以及出现的其他机会。例如，在佛罗里达州民主党预选中，乔治·华莱士提出这个口号来竞选，“给他们捎个信”，如果佛罗里达州人投他的票，“尼克松总统在30天之内就会想办法制止使用公共汽车接送儿童”。华莱士深知尼克松其人。这位总统没有等30天。那边的选举结果报告刚送来两天，他就要求暂停使用公共汽车。
尼克松的全部本领就是由一位不管过去的经历如何、现在以主张和平与缓和为标榜的被提名的候选人来领导一个统一的党。在共和党内和他争取提名的只有两个对手，比他偏左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保罗·麦克洛斯基和比他更右的俄亥俄州的约翰·阿什布鲁克。他们的作用仅仅是突出了总统独占着共和党内中间派的地位。由于迪塔·比尔德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已使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无法在圣地亚哥召开，它便迁到迈阿密海滩来，这时麦克洛斯基带着他仅有的一票来到了。这一票按照新墨西哥州预选法是只能归他的。他希望会在代表大会上得到提名，这样就使一些对尼克松的种族政策和军事政策进行抨击的人有机会在会上发言，但是规章委员会规定，候选人至少得控制三个州的代表才能被提名。第一次投票的最后结果是：尼克松1347票，麦克洛斯基1票。这位孑然一身的新墨西哥人向大会表示抱歉。
这件事的舞台效果令人肃然起敬。总统宣布打算仍把阿格纽的名字保留在候选人名单上，这样就打消了一切犹豫顾虑。党内人人都似乎愿意听从他的吩咐。罗纳德·里根主持大会，纳尔逊·洛克菲勒提名尼克松。大会工作人员知道总统喜欢一切秩序井然，便有意把拥护他的示威的时间限定为整整20分钟，为了驳斥民主党代表年轻的美国的论调，把3000名衣着规矩的青年用租来的大轿车载到了迈阿密海滩。这些青年头发都剪得很短，看来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要使人明白的当然就是这一点。
当然，到那里去的美国青年并不仅是他们这些人。5000多名衣着随便的反战战士也在该城火鸟公园安营扎寨。在民主党开会的那一周内，他们比较安静，但是，共和党人一到，他们就大发作了，1200人因刺破车轮、阻塞交通、砸商店橱窗、在大街上点篝火、阻挠代表参加会议而被捕。共和党人大为高兴。他们好像是在对那些反对他们有条不紊地进行会议的人讲，如果你允许在竞选活动中任意乱来，其结果就必然如此。在其后的竞选运动期间（尼克松本人很少参与，他把大多数的竞选活动交给他的代理人去办，并且从不提及他的对手的名字），共和党发言人自豪地谈到他们的团结一致，反复强调对方是混乱不堪。
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民主党于四年前在芝加哥分裂以来，一直陷于残酷内争。这次总统角逐，不仅唤起他们之间所有的旧怨，而且也造成了无数新仇。在初选的数月内，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想争得该党的提名，他们是马斯基、麦戈文、汉弗莱、乔治·华莱士、尤金·麦卡锡、俄克拉何马州的弗雷德·哈里斯、印第安纳州的万斯·哈特基、华盛顿州的亨利·杰克逊、纽约市的约翰·林赛、洛杉矶市的萨姆·约蒂、阿肯色州的威尔伯·米尔斯、纽约州的雪莉·奇泽姆，还有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年轻的社会工作者爱德华·科尔。这人在一场电视辩论中，拿一只橡皮耗子在一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女委员面前晃着，把她给吓得灵魂出窍。这次夺魁之争成了一场混战，哈里·杜鲁门曾把预选叫做是“全然瞎胡闹”，他倒是完全说对了。像1964年共和党的斗争一样，民主党的这一场混战把有前途的候选人全都搞垮了，剩下来获得提名的人完全缺乏竞争能力，在大选中无法获胜。事实上，在这场他赢得提名的斗争过程中，已充分表明了他的弱点。
巴里·戈德华特在参加那次时运不济的竞选活动的那一年年初，曾在新罕布什尔州发表演讲，由于他实际上等于提倡要结束社会保险，而使自己失去了获胜的希望。八年以后，几乎是同一天，在1972年的1月13日，乔治·麦戈文对艾奥瓦州艾姆斯的一所大学的听众讲，他赞成从国库里拿出钱来，给每个美国人1000元，并且把遗产继承权限制在每人不得超过50万元。这次演讲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因为麦戈文那时还是个次要人物；在数月前一次民意测验中，支持他的仅不过2％。但是后来，那次讲话却一再使他后悔莫及，因为不论是那些认为政府已经过于慷慨大方的人或者梦想有朝一日能中头彩或者发一笔大财的人，都对他不满，而那两种人为数甚多，何止成千上万。
麦戈文所以有实力，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组织巧妙地利用他的默默无闻这一点。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时，他们成功地宣传了这样一种看法：既然马斯基是领头的候选人，而又是从邻州来的，他所得票数只要低于50％，这就意味着他的失败和麦戈文的胜利。这就使得马斯基这位缅因州参议员感到极大的压力，那伪造的所谓“加纳克”的字以及《曼彻斯特联合导报》说他的夫人喜欢讲黄色笑话的无聊的攻击，本来已使人受到很大打击。在这家报纸的办公室外举行的一次电视讲话中，马斯基称该报发行人威廉·洛布是一个“没骨气的胆小鬼”，又说“他很幸运没有在这个讲台上站在我身边，”并且哭了——这也许是一位政界人物流出的代价最高的眼泪了。虽然如此，3月7日，马斯基仍赢得46.4％的选票，而麦戈文仅只37％。这样的差距虽不能说是压倒的胜利，也算是极大的优势了，然而这位南达科他州参议员的助手们却无比巧妙地把他描绘成一头冷门黑马，使他处于人们注意的中心。
预选之争的下一个回合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参加角逐者共11名。麦戈文明智地说，在这个州他不存“有多大成功的希望”，结果也很不理想，仅得到6.1％的选票。华莱士大获全胜，人人都感到惊讶，包括他本人在内——他吹嘘道：“我们打败了民主党的头面人物。”抛在他后面的是汉弗莱、杰克逊和马斯基。在随后一周内，马斯基在伊利诺伊州获胜，他以63％对37％挫败麦卡锡。接下去是威斯康星州，麦戈文的队伍在那里组织得极好，在12名候选人中，他以30％的票数领先，抛在他后面的是华莱士、汉弗莱和马斯基。麦戈文在自由派的马萨诸塞州获胜；汉弗莱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领先；在内布拉斯加州，麦戈文以多得6％的选票击败汉弗莱；在西弗吉尼亚州，汉弗莱以67％比33％，击溃了华莱士，而华莱士又在北卡罗来纳州获胜。
5月中旬，马斯基退出战场，这场马拉松竞赛最后成为华莱士、汉弗莱与麦戈文三方面的角逐。普遍认为，对这位亚拉巴马州人华莱士的支持是一种抗议性投票。他说，他将利用这种支持去争取全国代表大会的让步。接着便是马里兰州的5月15日。华莱士接连在弗雷德里克挨了一块石头，在黑格斯敦挨了臭鸡蛋，在索尔兹伯里挨了冰棍砸，最后在劳雷尔挨了六颗枪子。次日，他赢得了马里兰州和密执安州的预选胜利，但是由于他受伤并已瘫痪，一切也就全完了。实际上，全部民主党候选人也就此完结了。再没有华莱士的偏右的第三党吸走选票的威胁，尼克松的胜利已肯定无疑了。但是当时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因而6月6日决战性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成了剩下的两名民主党候选人之间的一场恶战。选举结果，麦戈文得票1527392张，占47.1％；汉弗莱得票1352379张，占41.7％。打这以后，这位南达科他州人便一天比一天走运，他来到迈阿密海滩时，已有149275个代表将投他的票——实际上，提名已稳操胜券了。
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影响了麦戈文的名望。在那以前，还没有一个人苛刻地剖析过他的竞选纲领。他在人们眼里是一个英俊的、正派的、直言不讳的、被越南战争所激怒的人。但在三次电视辩论中，汉弗莱毁掉了他的这种形象，指出在以色列、国防开支、福利、劳工法、失业救济、税收等问题，甚至初期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上，麦戈文有时出尔反尔，或往往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态度。民意调查人罗伯特·蒂特事后说：“搞垮麦戈文的是休伯特·汉弗莱，民主党内任何其他的人都不可能做到像休伯特那样。不仅如此，而且这也是麦戈文第一次受到敌对的待遇。”
第二次是在迈阿密海滩，当时全国都看到了民主党内发生的情况。四年以前，在1968年8月27日那个闷热的夜里，芝加哥代表大会用口头表决通过了代表证书审查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要求改革挑选大会代表的程序。改革委员会在乔治·麦戈文的主持下，以十对九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了一定数额的黑人代表，接着，又规定了——委员会一个成员提议说：“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理由不应有50％的妇女，和10％～15％的年轻人”——一定数额的妇女和青年代表。委员会的多数人认为这样做很有道理，但其实不然。这种限额分配的规定，等于全盘否定了代表制的原则。更糟的是，其实际效果是使对所有未获得分配定额的其他类别的人——例如，民主党实力的三个传统的来源：中年以上的人、种族集团和有组织的劳工——的歧视合法化了。
佛罗里达州州长鲁宾·艾斯丘在他的基调发言中说：“看到这群人，你不可能不感到见到了美国的面貌。”他眼里看到的那群人当然是那些进入政界的新手。每十名代表中有八名是初次参加代表大会的；15％的代表是黑人，36％是妇女，22％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一位总统候选人说，“对要求搭便车的人可一个也别拒绝，他们可能是大会代表。”代表中有搭便车来的，也还有另外一些人。加利福尼亚代表团，由于急切地要保证穷人获得代表资格，代表中竟有89名是靠福利救济生活的。麦戈文打定主意不得罪一个少数派，因此他对在电视节目中高唱“二、四、六、八，我们不搞人口过剩”和“三、五、七、九，搞同性恋的女人顶呱呱”，对“欢乐解放运动者”【搞同性关系的男人的别称。——译者】也百般殷勤相待。同时，数目惊人的被选出的民主党人被拒之于大会之外：其中有该党255名国会议员中的225名，以及费城、底特律、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地的民主党市长。
这些业余政客必然会犯下职业政客们知道避免的种种错误。少数还能参加大会的职业政客痛心地觉察到了这些错误。在伊利诺伊州选出的代表团被麦戈文的狂热拥护者逐出会场时，弗兰克·曼凯维奇闷闷不乐地说：“我看今晚我们可能就已失去了伊利诺伊州的选票。”在政纲委员会上，本·沃顿伯格叹一口气说：“他们搞的那汽车接送学童一条，今天就把密执安州断送给共和党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去年秋天，马科姆县的一次公民投票，以14票对1票反对汽车接送学童。”休·斯科特斥责麦戈文是提倡“吸毒、大赦和流产”的“头号”鼓吹者。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不过在有些场合，有些麦戈文的支持者确实为这三件事说过好话，尽管像戴维·里斯曼一类的观察家不安地指出，在全国性的政治代表大会上是不宜于讨论流产这类敏感的问题的。所有这一切究竟对全国电视观众产生何种影响现在很难确定，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由于要求在种族、性别和年龄等方面“合理地”反映选民比例而被争取到的黑人、妇女及青年的数目，远远不及因看到迈阿密海滩的场面而不高兴的选民群众。这三方面的人中，只有黑人在11月间还支持麦戈文，而他们是本来早就支持他的。
到麦戈文最后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或许已不存在多大意义了。凌晨3点，绝大多数选民犹在梦乡，麦戈文发表了他的接受提名的演说，这就进一步降低了此事的意义。八五八书房此后不到12个小时，他在枫丹白露饭店的枫丹厅会晤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一系列灾难中的第一桩于是便发生了。麦戈文一上来就宣布劳伦斯·奥布赖恩已经“决定不愿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了”。这并不确实，奥布赖恩是愿意继续留任的，在场的许多人都知道这一点。琼·韦斯特伍德夫人被挑选出来当新主席。麦戈文提名皮埃尔·塞林格任副主席。查尔斯·埃弗斯站起身来说：“既然我们要按麦戈文规定办事，我要……强烈主张，我们既有妇女担任主席，那我愿意提名一位黑人来担任联合主席或者副主席。”他于是就提名一个不知名的黑人——麦戈文接着说他对此并不反对，这样就当众把塞林格给否定了。
倒霉的皮埃尔随后又被耍了一回。同一天的晚些时候，麦戈文要他充任自己的代表，去巴黎同北越人会谈。塞林格便飞往法国，不料此事泄漏出去让合众国际社知道了，于是麦戈文向报界发表声明说：“皮埃尔·塞林格并没有得到我的任何指示。他告诉我，他要去巴黎，他还说，他在那里的时候，可能对谈判情况做出一些判断。但是，我压根儿就没有给过他什么指示。”吃过这亏的人不止一个，其中之一便是充当过麦戈文与河内之间的联络员的戴维·德林杰。指责尼克松不诚实的候选人，自己也在迅速地丧失掉自己的信誉。
接着，伊格尔顿事件爆发了。麦戈文正开始在黑山饭店度竞选前的假期时，记者们获悉他的竞选伙伴，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因精神病曾两度住院治疗，并用电休克疗法。到那时为止，谁也还不能说要这位候选人对这一不幸事件负责。他在挑选伊格尔顿做竞选伙伴时，并不知道此人有这种病史，而且，曼凯维奇曾经问过伊格尔顿有无不可外扬的丑事，答复是没有。这位密苏里州人这一点是不对的。美国人对精神健康状况非常无知，一个从政的人只要有轻微的忧郁症病史，就被剥夺竞选全国性公职的资格，而一个要接受电休克疗法的人，他的病情是不会轻的。解决办法显然只有让伊格尔顿体面地自己退出竞选。麦戈文却没有这么办。
相反，他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百分之一千支持汤姆·伊格尔顿”，并且“无意让他退出竞选”。黑山饭店的油印机余温未散，国内最开明的报纸：《纽约邮报》、《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都表示伊格尔顿非下台不可。一位知名的纽约民主党人马修·特罗伊，本来是一贯坚决支持麦戈文的，现在报上引用他的话说：“我有九个孩子，我不愿见到他们，因为有个精神状态靠不住的人有可能当总统而被毁掉。”民主党总部，信件、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副总统候选人退出竞选，这时总统候选人决定不再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他，同意让韦斯特伍德夫人在“会见报界”节目上说，如果这位密苏里州人退出竞选，实属“高尚之举”。但是麦戈文在见到伊格尔顿时却又对他说：“汤姆，相信我，她当时要去讲些什么，我可完全不知道。”他的竞选伙伴回答说：“别糊弄我了，乔治。”据伊格尔顿说：“乔治假笑了一下。不是暗自心喜的微笑。不是稍感恼怒而皱眉头，就是假笑，就是那么一个表情。”7月31日，伊格尔顿的名字从选票上划去。后来在包括马斯基在内的五位民主党人都拒绝出来顶替他后，萨金特·施赖弗终于答应下来。这一插曲在总统竞选史上可说是具有灾难性的事件之一。麦戈文再也无法挽回此事所造成的影响了。
民主党的竞选运动从此开始江河日下。总统候选人这时才极力讨好林登·约翰逊、戴利市长、有组织的劳工和犹太人，希望得到他们的选票。但为时已晚，他们都会极为冷淡。他设在华盛顿的总部已四分五裂，重要信件无人回复，演讲约会一一取消。有名望的民主党人前来帮忙，却遭到粗鲁的青年志愿人员的侮辱，全被打发走。曾经有一度（在5月），在民意测验中麦戈文与尼克松相差不出5％。到了7月，民主党举行代表大会的那个月，麦戈文落后了20％。伊格尔顿事件发生后，他更落在后面了。10月间，他在全国来回奔忙，飞行航程6.5万英里，稍有进展。但也不过昙花一现。大选前夜，盖洛普和哈里斯两家的民意测验，预言尼克松将得61％的选票，麦戈文39％。实际结果是60.7％比37.5％，其他候选人的零星选票占1.8％。
尼克松赢得了49个州；仅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倒向麦戈文。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参加投票的选民是24年来人数最低的。在全国登记的选民中，只有55％投了票；其余的人，大概对这两位候选人都表示反对。总统虽然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可是他的党却干得不好。民主党国会候选人在众议院中比共和党多12个席位——不是他们为控制众议院所需要的41个席位——在参议院中增加2个席位，两党相比成为57对47，同时另外多得了1个州议会的领导权。
麦戈文说，他并不泄气。他的中心问题一直是越南战争，他相信他为结束这场战争已做了不少工作。他在承认失败的同时，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我希望诸位人人都记住，如果我们把和平的日子哪怕只推近了一天，那么，在这次竞选中花费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和所作每一个艰苦的努力，对于我们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有价值的。”这是在尽可能地为自己的失败贴金。当然并非人人都同意这种看法。马奎斯·蔡尔兹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不快的选举运动之一”。不难理解，尼克松是不会这样看的。他在华盛顿的肖尔哈姆饭店会见他的支持者时说：“我还从来没有在一次全国性选举后这么早上床睡觉。”当他转身离去就寝时，他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齐声高叫“再来四年”！在场的全是共和党内第一流的人物，修饰入时、衣着讲究。电视观众当时无从知道这些头面人物中有一些实际是重罪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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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谈及水门事件时，麦戈文曾称尼克松政府为“历史上最腐败的”，但是盖洛普民意测验在10月报道说，仅有半数选民听到过潜入水门事件。在这些人中，五个里有四个人并不认为因此就应投民主党的票。蒂特的测验发现仅有6％的人认为总统曾参与其事。其他人则倾向于责备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由此可见共和党领导在白宫以外建立一个争取总统连任总部是何等明智。这是一种错觉，重大的竞选决策都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做出的。尼克松周围的人继续更深地卷入水门事件的掩盖活动，根据后来在欧文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这一活动的过程如下：
约翰·迪安在见过亨特保险柜里存放的东西后，他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他同埃利希曼商量此事，后者建议他“销毁文件和沉掉公文包”。埃利希曼说：“你夜里开车回家时不是要过河吗？你过桥的时候把公文包扔进河去好了。”迪安指出，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白宫雇员中，看到过保险柜里一部分东西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助手。埃利希曼的解决办法是，把帕特里克·格雷叫到他的办公室来。从埃德加·胡佛5月去世以来，格雷便是联邦调查局代局长。6月28日，水门窃案发生后11天，迪安便在他办公室把这些碰不得的材料交给了他，他称它为“政治炸药”，“永远别让它再见天日了”。格雷一直把它保存到年底——可能有意留着等万一总统不推荐他正式任局长，就可用来对白宫讹诈，后来同圣诞节扫除去的废物一起烧掉了，这就注定他最后只能落得个不光彩辞职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