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废止禁酒法【废止了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在三十年代初期，“废止”（Repeal）这个词只指废止禁酒法。】之前，本尼托·墨索里尼公开说过，“美国的事情，两句话就说完了：一是酒禁问题，一是林白事件【指林白的婴儿被绑票并且遭杀害事件。——译者】。”这是极权主义者定下的教条：美国是走私犯和绑匪横行的国家。接着人家问他，美国的外交政策怎么样。他回答说，“美国没有外交政策可言。”这回可惜“领袖”的话倒是近乎事实。罗斯福在首次当选总统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到国外的事情。他不准官方提出任何参加国际联盟的主张，而且第一回在国际舞台出现，就把1933年的国际货币和经济会议（这是旨在使金本位国家团结一致的会议）搞垮。在经济学家中，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人为此高兴，他以为管理通货制比金本位制好，所以说罗斯福“做得对极了”。可是总统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受到凯恩斯的理论的影响。他要先把国内事情整理就绪，再去对付海外的威胁。他这是有意识地先处理国内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不顾对国际友好关系有无妨碍。
五年之后，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挥舞铁拳，罗斯福就改变做法了。可是世界和平岌岌可危，早已显而易见。在罗斯福竞选第二任总统之前，墨素里尼已经强占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已经战火熊熊；德国已经重整军备，占领来因区，而且尽管赫尔安慰美国人，说德国政府不再迫害犹太人了，犹太人在那里还是活不下去，1935年逃住美国的有八万之多。在东京，好战的少壮派军官加紧促使昭和天皇政府走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有个日本小兵溜过芦沟桥去逛中国窑子，日军司令就硬说中国人把他绑架，发动对北京和天津的进攻。阿米莉亚·埃尔哈特当时是美国最有名的女飞行员，她大概在飞行途中发现了日军在委任统治地马里亚纳群岛构筑工事；至于日军逼她降落，把她杀害，这看来几乎是毫无疑问了。她的惨死当时无人知道，可是各报首页屡次登载过日本人挑衅的新闻，所有这些挑衅行为的目的似乎都是想试探一下美国是否怕战争。
果然，美国是怕战争的。国务院也曾向日本提过抗议，并且不着边际地谈过什么“道义上的制裁”。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都表示，他们对“世界舆论”的作用具有信心，好象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种神秘的东西，独裁者们一碰到它就不敢动了。国会通过了几个保持中立的法案和决议，总统颇为勉强地一个个签署了。他之所以感到勉强，是因为不愿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限制，其实总统的外交方针和国会的意见很少出入。罗斯福的新政对外国没打什么主意。美国跟二十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签订了中立协约，在签订协约时，赫尔说得一清二楚：美国最希望的是不受干扰。前任总统胡佛的决定，罗斯福赞成的虽然不多，但是拒绝与英国联名谴责日本侵略满洲却是其中之一。
在大萧条时期，这样做基本上是对的，因为国内问题要政府全力以赴。可是1934年的“约翰逊拖欠战债处理法”（禁止贷款给战债未清的国家）和1935年的“皮特曼中立决议”（明白告诉世界各国，美国决不帮助被侵略的国家）可就毫无道理了。这些法案只能使德意两国独裁者横行无忌，却把美国总统的手脚绑住了。因为总统发表过意见，说上述办法有毛病，又说应该支持世界法庭，孤立主义的高级吹鼓手就大为生气。查尔斯·A.比尔德写道：“罗斯福总统相信自己有责任帮助解决欧亚两洲年深月久的争执，所以每逢美国国会和人民要限制他干预外国事务的权力，他都要抗拒。要是欧亚两洲发生大战，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很快就要把美国拖进去。可是结果会如何呢？无论美国战败也好，战胜也好，在和平会议上，美国总要上当吃亏。”
事实上，即使美国当时想立即干涉国外事务，也不可能。在罗斯福总统首任期间，美国军事建制继续削减，以致全国兵员还少于福特汽车厂的工人。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说，美军当时的真正敌人是“经费问题，或者说，经费不足的问题”。1934年总统出巡夏威夷瓦胡岛，驻军司令为他举行军事演习。这场演习本来想搞得宏伟壮观，结果却变成了笑话：军用卡车半数发生故障，十二辆旧坦克（第一次大战遗物）也有七辆在总司令【美国总统是三军总司令。——译者】面前突然抛锚，叫他大吃一惊。据1935年《幸福》月刊的报道，虽然美国步兵决定采用M－1式加仑德半自动步枪，可是总数还不够装备一个团。这个月刊估计，“照现在的采购速度，单是把这种新式步枪装备美国常备军，就大约要三十年。到了那时，这种枪早已过时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美军中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文内说，在现役军人中，竟有一个四十七岁的中尉，一个六十五岁的中士班长。上尉平均是四十三岁。
那时好多美国人竟然觉得，军队大可不设。学者们一般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大战，是上了欧洲那些坏家伙的当，普通群众（据盖洛普民意测脸占百分之七十一）这回居然也赞成这些教授的看法了。他们以为美国经济萧条咎在欧洲，因为欧洲人拖欠了美国的战债。在“三个军人”【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反战小说。——译者】、《告别干戈》【海明威的反战小说。——译者】，乃至《胜利的荣誉值几个钱？》【马克斯威尔·安德森的反战小说。——译者】里，知识分子们都竭力主张，为了和平，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要是阿米莉亚·埃尔哈特惨遭日军杀害的事传了出来，当时也无人相信，因为大战时有过关于德军惨杀比利时人的夸大宣传，美国人再也不听这一套了。有个抱理想主义的中学公民科教师对学生说，“我们有的是‘战争部’【美国的陆军部原文为“战争部”（the War Department）。——译者】。孩子们，要是我们也有个‘和平部’，岂不是好？”这句话中学生理查德·H.罗维尔【后曾任《新群众》副主编，《民族》周刊副主编等。——译者】记住了，好几百万别的中学生也记住丁。1934年，主教派教会主教会议决议，“‘和平时期要备战’，这是不值一钱的爱国主义者所提出的口号，教会决不响应。”对于这个决议，教徒们全部赞成。（希特勒也赞成，因为他说，“赞成和平主义的理想的人，到头来必然赞成彻底征服世界的事业。”）这位德国新元首，美国人谁也没注意；甚至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也开展征集二千五百万人签名运动，要说服国会必须制订更多的中立法案。不过对于北达科他州参仪员杰拉尔德·P.纳埃以及不少同事，呼吁倒是用不着的。这位先生是参议院军备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主要助理法律顾问就是阿尔杰·希斯；纳埃是最善于归罪于无辜的人，他竟说，美国参战，是由该死的华尔街银行老板和外国战争贩子一吹一唱造成的。他到全国各地演讲，大声疾呼说，“上次大战，我们的参战目标半点也没达到。我们做到的只是不惜重大的生命牺性，让银行老板不愁收不回债款罢了。”
在出身富家，敢于违反传统的大学生中，激进的和平主义蔚然成风。家境比较清贫的同学虽然通常保持沉默，也心里赞成。某次全国民意测验结果，大学生竟有百分之三十九说他们不论什么战争都拒绝参加，有百分之三十三说只有美国被侵略时他们才愿意打仗。在和平主义堡垒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只有百分之八的学生表示愿意无条件打仗。虽然哈佛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纽约市立学院的学生受到威胁阻挠，1935年全国各地仍有十五万以上的学生为参加争取和平的罢课运动而游行示威。随后又有五十万大学生联合宣誓，如国会宣战，他们将拒绝服兵役。他们当时对“现存体制”的看法，和下一代对深恶痛绝的“现有建制”【“现有建制”（the establishment）指美国统冶阶级的核心层。——译者】的看法相去不远。他们反对办强制性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反对侵犯学术自由和学生权利，反对各种法西斯活动；他们要求改革大学管理机构。激进分子参加了产业民主学生联盟【产业民主的意思是关于工人福利问题，要由资方和工人代表共同制订方针。——译者】，这是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前身。他们的经典是《产业民主学生联盟行动纲领：革命学生手册》。喜欢捣乱、使人经久难忘的学生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韦克斯勒，明尼苏达大学的埃里克·塞瓦赖德，斯沃思莫尔学院1932年届毕业生克泣克·克尔等等。
这个“运动”（这是大学生自定的名称）的性质各校不同。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说，“我们不喜欢我们看到的那些政界要人：我们也不喜欢我们的大学当局，我们觉得他们只为现存体制效劳，并非为真理奋斗。”塞瓦赖德回忆说，“我想，在当时的政治制度的支柱当中，我们最憎恶的是军事机构……我们甚至连‘爱国主义’这个字眼也讨厌起来，因为觉得它已丧失原有的祟高意义，只是沙文主义的同义词罢了。”学生示威反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塞瓦赖德参加了示威），最后明尼苏达大学只好把它停办。
普林斯顿大学生把军人看成笑骂的对象，并自称为VFW①（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的会员。最爱闹事的美国学生联合会在瓦萨女子学院召开全国大会。纽约市立学院院长接见意大利法西斯学生代表团，校内学生纷纷起而反对，嘘声四起。院长骂学生为“小流氓”，第二天他们就都在衣领上别上个徽章，上面写着“我就是小流氓”。有些造反的学生召开会议，院长竟然挥舞雨伞，把他们驱散。这种你硬我也硬的做法不多，可是不是没有。匹兹堡大学使用的方法不那么简单幼稚：大学请麦克阿瑟将军在毕业典礼会上演讲，看见有些学生集体示威反对，就请法院把他们的领导人逮捕罚款。经过上诉，上级法院撤销原判，可是到了次周，所有入学新生都被勒令宣誓遵守美国宪法、宾夕法尼亚州法令和匹兹堡大学规程。大学总务处长向报界解释说，“我们要的是思想纯正的学生。”
【①VFW本来是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的缩略语，这里学生借用VFW这个写法，却改为Veterans of Future Wars（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的缩略语，表示决不参加未来战争。——译者】
不过，当时大多数大学生如果不是思想纯正，至少也是行为规矩的。那时也跟现时一般，爱造反的学生只居极少数——纽约市立学院只有百分之一，全国大学只有千分之三。这些人举行示威，为工人争权利，为斯科茨博罗市黑人冤狱筹款，在戏院四周劝阻观众看赫斯特报阀的新闻纪录片，一时甚嚣尘上，可是这跟几年以后，另一些大学生生吞金鱼，弄得遍登各报首页，性质相去无几。看见小小的孤立事件就当是普遍现象，这是美国人的通病。三十年代有些大学生举行过马拉松跳舞比赛，留下个照片，1970年有一家全国性广告行把它登出，加上一个俏皮的问题，“你们当年如此，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青年又要说三道四呢？”他们以为三十年代参加马拉松舞会的人是想出凤头，事实恰好相反：他们跳个不休，不辞劳苦，不过是手头太紧，想赢得一笔奖金救救急而已。
这些大学生是所谓“走投无路的一代”，多数只想学到一些能赚钱的本领。青年人受大萧条的打击最为沉重，1935年正月，靠救济过活的还有几百万十六岁至二十四岁的青年。有个大学校长对四年级生说，“今年6月得到学位的十五万大学生，将要走到社会上去，可是人家不要他们。”《幸福》月刊在二十五所大学举行过民意测验，结论是大学生都希望有个安定的长期的工作，借以安身立命。他们在唱一支满腹牢骚的歌：
『我为大学唱赞歌，
硕士博士街头多，
学问越来越高深，
肚子也越来越饿！』
这是开玩笑，可是意味辛酸。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家长都交不起学费，大学生要熬到毕业，就得苦战四年。上课期间每周做工四十小时，放假期间每周做工八十四小时，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的。有人在杜肯大学做过调查，不少学生在汽车加油站当服务员，在殡仪馆当助理员，在铁路当火车司炉，在钢厂当杂工，在石厂刻墓碑，有个学生在校内和附近的匹兹堡市竟然干过二十七种不同的工作。在密执安大学，阿瑟·密勒【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著有《推销员之死》等剧本。——译者】做厨房杂工挣饭钱，又为全国青年总署喂小白鼠，每月工资十五元，他就靠这过活。在明尼苏达大学，休伯特·汉弗莱买不起教科书，只好从大学图书馆借用。
勤工俭学念完大学，从来不是易事，何况经济萧条，生活艰窘，竟能完成学业，可真了不起。对于有志上进的青年，大萧条的煎熬直到珍珠港事件才算完，可是对于不在大学念书的中产阶级成员，就不一样了。罗斯福执政的第三个年头，美国已摆脱最困难的局面，乔纳森·米切尔觉得不妨在《新共和》周刊发表如下言论了：“手上又有点钱，真高兴。……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当然，情况还不太好。……工人还会被解雇，今天一个解雇，明天能有十个排队补缺。可是向来总有失业的人。谁也不能指望我们永远枯坐家里，为别人失业而愁眉不展。”非但如此，这些中产人家除生活费外，还有点余钱给将近成年的孩子们零花。固然，为数有限，搞不起伍德斯托克那样的音乐盛会，可是青年人弄点新鲜名堂，来点古怪花样，是足够的了。
在这些新玩艺儿中，第一个是音乐。最好是参加音乐会，亲眼看乐队演奏，可是从现场转播的好音乐，在各校校园也可以听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有个学生乐队，由哈尔·肯普领队；杜克大学有“蓝色魔鬼乐队”，由莱斯·布朗指挥。在不出名的舞厅和酒吧间里，有好些未露头角的艺人演奏，例如阿尔文诺·雷伊（他开风气之先，弹一个电吉他，这是美国人听到的第一个扩音乐器）或者年青的弗兰克·西纳特拉。1933至1937年间，西纳特拉是薪水最微薄的艺人之一。他参加业余音乐竞赛，在各地小电台临时客串，在学生联谊会上为七角钱车费放声高歌。后来他的捧场者很多，音乐会票价很高，可是那时青年人还不能出那么多的钱买票，而且除音乐之外，他们还要搞很多别的名堂：看“大型小蓝书”【青年们的故事读物。——译者】，烫“雪莉·邓波儿式”头发，穿“G人式”内衣【“G人”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简称。——译者】，看耶鲁大学出身的大侦探佛拉什·戈登连环画，买自行车把手狐尾【这是一种装饰，事实上往往是松鼠尾或飘带。——译者】，并且把装橙子的板条箱安上滑冰鞋改为踏板车。
这时那些年岁大一点的青年人逐渐搞出了一套二十年代（那时爵士音乐盛行）以后才新兴的青年生活方式。他们有俚语（keen［漂亮］，gas［扯谈］，capacetic［顶呱呱］），有秘密的滑稽语（Confucius say［“孔子曰”］，knock，knock［“吃吃喝喝”］），有显示男子雄伟气概的标志（破汽车），还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胶底白褐双色皮鞋，啤酒会茄克衫（由朋友亲笔签名在上），晴雨两用大衣（弄脏更好）。姑娘们白天的标准服式是双层式的毛衣（有钱的要穿开士米或安哥拉羊毛织品），长达小腿的方格褶裙，短统袜（后来叫做“少女袜”），俄式头巾。男青年要穿便装上衣和长裤；如果不穿双色鞋，可穿粗革厚底鞋（鞋底钉上V字钉，走起来格噔格噔响）：要是有女性密友编织的菱纹毛衣，那就更神气了。到了参加正式舞会（中学每年开一次，大学至少四次），服装就要全部换过。舞会在体育馆开，天花板挂上绉纸花，地板打了蜡，姑娘们身穿薄纱晚礼服，左肩别上兰花或者栀子花，男青年穿上租来的“德西多”【半正式的男子晚礼服，没有燕尾。当时男青年很穷，自己没有这种衣服，只能租来穿。——译者】或者深色便服和白麂皮鞋，一双双翩翩起舞。
如果只是慢吞吞地跳“狐步”或者稳稳重重地眺“卡里奥克”，那就不免沉闷，可是乐队一改用轻快的旋律来奏乐，舞步就活泼得多了，到三十年代中期，“吉特巴”已风行全国。“吉特巴”是由“查尔斯顿”、“林底跳”和“得克萨斯汤米”舞（这可以追溯到1913年达克镇杂耍团）一脉相承的，种类繁多，有如体育径赛会，动作也有时相似。在“吉特巴”中，有“查尔斯顿摇摆”、“开货车”、“啄虫子”、“追棒球”、“苏西球”、“绕目摇摆”、“赞美阿拉”、还有“踢骡子”；在跳“踢骡子”时，男女青年按着对方的背部一跃而过。因为迹近淫猥，姑娘们跳得高兴时还露出内裤，陪她们参加舞会的大娘大婶就不那么喜欢这种舞。直至1942年，杜克大学的舞会还不许跳“吉特巴”。
对于性爱问题，当时还是讳莫如深，这反映出三十年代动荡不安（无论按什么标准看都是够动荡的），人们唯恐一切老规矩都被一扫而空了。女人怀孕被当成不光采的事，甚至已婚妇女也这样看；出售孕妇专用衣服的广告，说这些是特殊设计，“有保密作用”的服装。凡是与性有关的事，都百般遮掩。最近似色情刊物的是《长统袜大展览》了，可是那里所登的青年妇女照片都是穿着整齐的，只不过跳起舞来裙子扬到膝盖以上五六英寸而已。色情图书作者这时很少有市场。清规森严的社会把他们束缚住，理由与禁止女大学生跳“吉特巴”舞相同。再看另一场合，也有同样情况：汤姆·多尔西刚用摇曳舞旋律奏起《洛曼德湖》来【这是苏格兰民歌，本来旋律很慢，汤姆·多尔西把它加快，这是违反老规矩的。】，电台经理就赶快把线路掐断。经理先生觉得，就是不搞这个，好多人已经太不尊重传统了。许许多多世代相传的老规矩正在失效。最显著的现象是，先前在胡佛总统执政末期还无力造反的工人，这时已上街游行了。劳工队伍走起来声势浩大，使美国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胆颤心惊。可是工人运动勃兴的时代已经到了。许多工会组织起来了；市街战爆发了；矿务公司和工厂门外血染通衢，而且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情况呢。
从许多方面看来，约翰·卢埃林·刘易斯都是个离奇古怪的人物。他胸圆背厚，眉毛浓密，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俨然是个巨人。读莎士比亚戏剧、《圣经》、《伊利亚德》、《奥得赛》、奥斯瓦德·斯宾格勒的著作和东方寓言集《五卷书》，这是他的消遣方法。他的父亲是个威尔斯矿工，曾被列入黑名单。他四十岁时被选为联合矿工会的主席，可是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工会人数竟减少了一半。1930年有个矿工小组批评他说，“他非但把我们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弄走，连工会的灵魂也被他搞掉了。”到了三十年代，他就要变成战斗的工会的旗帜，爱他的不少，恨他的也多。可是在1930年，他还是个支持胡佛的共和党人和自由企业的拥护者，是拚命反对进步工会各种策略的人。
在私人谈话时，刘易斯谈吐风生，娓娓动听，善于为被压迫的工人们出谋画策，争取权利。在公共场合，他好象把传教士、悲剧演员和杂耍丑角三者合为一体。他出语惊人，而且为自吹自擂的习性辩护。他说，“你自己不吹，谁还替你吹？”有一次开工人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说：“听听这来自工人心底的‘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声吧！【这是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九段所谈的事：圣保罗做梦，梦见一个人要求他到马其顿去，救救那里的人民。——译者】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前途，我看就取决于这次大会的决议。”他在批评他的对手威廉·格林（劳联的主席）时大声嚷嚷说：“啊哟，格林这小子我还不懂得他吗？他想随大流，畏首畏尾，止步不前，同时又唉声叹气，说什么‘人心不古啊，世风日下啊！’【这里引用的是古代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公元前105－43年）的话。——译者】”他把统一的全国性工人组织分裂为两派，还洋洋得意地说：“他们对我下毒手，我对他们也痛痛快快地饱以老拳。”
这话是有意逗哏，可是没人笑。自由派认为刘易斯独具远见，反对派可觉得他是个活魔王。在某些人看来，他十分可恶，只有罗斯福能与之相比。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解职后执律师业，有一次代表矿业公司出庭，谈起自己的出身，满得意地说，“青年时代我也参加过联合矿工会啊。”刘易斯愤然起立大声说：“我这个联合矿工会会员看见有个会友投身政界，走南闯北，弄得全国知名，倒也觉得光采。”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可是叫人痛心的是，这位仁兄竟然忘了本，连青年时所参加的工会也背叛了。”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再说，“而且他的卖身价才不过是三十块臭银元呢！”【《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中说，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元出卖了耶稣。】赫尔利朝他猛扑过去，别人只好拦住。路易斯毫不在乎地说：“那么就取消‘三十块臭银元’这几个字吧，可是‘背叛青年时代所参加的工会’，这话半个字也不能改。”
话说得太没分寸了，可是也说得够大胆。1969年，美国总统所任命的暴乱行为调查委员会在报告里说，“在全世界工业国家中，美国劳工史上流血事件最多，斗争最残酷。”这是暗指三十年代而言，那时产业工会干组织工作的人有不少被害。各州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闹事工人。佐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搞了一个集中营，专关工人纠察队员。宾夕法尼亚州杜肯镇（典型的媒矿城镇）的煤矿老板一年之内就花了一万七千元买军火，派人住矿工家里扔炸弹，又在山坡上烧十字架【这是恐吓人家的手段。——译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镇（全镇都是公司私有财产），市长对记者说，“世界上要是没有保卫团，”（他明说这是指公司的私家武装人员而言）“就无异于没有音乐了。”当地法院检察官再加上一句，“给我两百个武装好打手，我就把那些狗娘养的工人纠察队统统收拾掉。”在剥削惨重的纺织厂里，有些女工闹罢工，《纺织杂志》就在社论里扬言，“让他们出几百次丧，局面就会平静下来了。”
奇怪的是，各工会虽然备受迫害，竟能坚持下来。在罗斯福刚就职时，工会力量十分薄弱，刘易斯那个联合矿工会会员己减至十万人以下。劳联会员减至只占全国工人总数百分之六；交会费的工会公员，每周少了七千；1932年，劳联对资方俯首听命，连举办失业保险也反对起来了。咄咄逼人的企业老板们相信，跟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人斗争就是跟恶魔斗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934年12月，拉福莱特所主持的公民自由委员会查明，有二千五百家以上的公司雇用打手破坏罢工，最大的打手帮会是珀尔·伯哥夫服务社跟平克顿美国侦探代办所这两家。伯哥夫这个流氓头子家财数百万；平克顿一伙是底特律市各汽车厂的宠儿，1933至1936这几年间赚了将近二百万元。这两个帮会都养着一支小小的“常备军”，什么自动手枪呀、瓦斯枪呀、棍棒呀，样样齐全，哪里罢工就开到哪里去。他们都在工人队伍里安插坐探。有个参议员问克莱斯勒公司副总经理赫尔曼·L.韦克勒，为什么要雇用密探，他回答说，“对付工人要有情报，不用密探不行啊。”数以千计的工人简直在枪口下干活；比方匹兹堡煤矿公司就在矿井口架上机枪对着矿工。众议院有个调查委员会问起此事，董事长理查德·B.梅隆回答说，“不这样，矿就休想办下去。”
情况如此恶劣，工人们仍然急于组织起来，可见已经横下一条心了。备受恫吓的矿工，曼哈顿区流血流汗的服装工人，底特律市布格里斯厂一小时工资一角的钢铁工人，底特律市商店里一小时工资五分的店员都知道，组织工会是唯一的出路。有些州曾试用立法手段保护工人，但是徒劳无效。宾夕法尼亚厂主强迫童工每周工作九十小时，依法被罚一百元，他们便硬把童工的工资一律每周扣减三角三分，以为补偿。钢铁工人因缺乏安全设备，平均每周衣服让火星烧坏一次。匹兹堡的钢厂宁可每年让二万工人因工伤事故变成残废，也不肯花钱搞必需的设备。出售五分一角杂货的伍尔沃思公司女老板巴巴拉·赫顿小姐漫游欧洲，到处跟贵族攀亲。每小时工资五分或一角的店员们听到这个消息，就一肚子怨气地唱起歌来：
『赫顿小姐有的是钱，
钱打哪里来人人看见，
店员个个做牛做马，
——在伍尔沃思公司，
小姐剥削无法无天，
给了我们几文工资？！』
关于《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的制订，大腹便便的威廉·格林（刘易斯嘲笑他，管他叫“坐着不动的威廉”）间接地出过力。《全国复兴法》原来规定，要按行业订立规程，格林和好些工会领导人都为此不安，他们提醒约翰逊，资方可能利用这一条来扼杀工会。约翰逊性情急躁，连忙加上了这一条，以便保证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可是格林没看出这里有什么文章可做。条文其实很笼统；它没有规定雇主要承认工会，只说如雇主愿意，可以跟本公司的工会谈判，而且工人怎么选出谈判代表也没说清楚。可是刘易斯一眼看出，细节可暂且不谈，重要的是这一条很有宣传价值，因为条文其实公开表明了政府的意图。刘易斯认为这个条文的重要性不下于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他派出雄纠到的助手到各矿区去，用宣传车广播，散发传单，这样说：“罗斯福总统要你们参加工会。不参加就是不爱国啦。工会的人就在这里。先别忙交会费，签名参加就行啦！”
一经号召，矿工们就那么痛痛快快地响应起来，连刘易斯也不禁惊异。《全国复兴法》本来是为复兴工商业制订的，没想到倒是促进了工会的发展。在罗斯福签署这个法案以后还到不了三周，联合矿工会退会工人就有十三万五千人重新入会，1934年初，会员甚至增至四十万。跟着，西德尼·希尔曼和戴维·杜宾斯基也到纽约市用宣传车广播并散发传单，不到一年，国际女衣工会会员就增至三倍，共有二十万人，后来在1939年还超过了四十万。
罗斯福一向对政治苗头很少看不出，可是这回却很晚才注意到这事。他出身富家，并没有跟工会携手合作的思想准备。他把自己看成救世主，愿对被剥削的工人施点恩，可是这跟做工会的盟友是两码事。他想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进安全设备，可并不认为刘易斯的办法最好，甚至不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工会在经济界成为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总统就不能象他所希望的那样，超然于劳资冲突之上了。因此头几年他老是犹豫不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海伍德·布朗曾大声疾呼，“工人的头号公敌就是罗斯福！”这是无稽之谈。可是罗斯福确乎觉得，弗朗西丝·帕金斯和弗朗西斯·比德尔【1934－1935年任劳工关系委员会主席。——译者】二人未免太偏袒劳工了，而在为劳工说话的国会议员中，罗斯福又只佩服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一人。瓦格纳力主制订新劳工法，他慢慢地使罗斯福回心转意了。可惜当时局面太不安定，想要从容不迫地讲道理已经来不及了。
刘易斯吸收进工会的人越来越多，——格林看在眼里，忧在心里，再三劝他“约翰，慢慢来嘛！”——一场阻碍生产的大罢工也越来越有不可避免之势。资方组织了准备血战街头的队伍，甚至街垒也筑了起来。军火在国内空前畅销。1933年夏季，只在八周之内，肯塔基州那个小小的林奇镇的资方保卫团就买了四十一枝步枪，二十一枝左轮，五百发子弹，一批催泪弹。联邦法院执行官警告他们，谁使用暴力，谁就要吃官司，可是资方说，“本镇是公司私有财产，华盛顿政府无权干涉。”罗伯特和海伦·林德调查组在印第安纳州芒西镇查出，通用汽车公司在那里扩编保卫团，以便把那些被怀疑为工会组织者的人统统关起来。两洋茶叶公司资方下令克利夫兰州各地分店停业几天，却怪店员不上班，工资照扣，弄得他们莫名其妙。老板这样做的用意，是警告店员，如果他们参加工会，就要大吃苦头。1934年刘易斯号召宾夕法尼亚七万矿工全体罢工，三十年代的大工潮从此开始，延及阿勒格尼盆地各处。杜肯镇镇长发表谈话，竟把罢工工人当作是造反的印第安人，要在关口对他们迎头痛击。他说：“我们要守住桥头，这些家伙一来到，我们就把他们的狗头全都砸烂。”
1934年罢工案共有一千八百五十六起，多数是为了争取资方承认工会的。这是牺牲惨重的年代，资方的恐怖手段使这一年的劳工史血迹斑斑。在弗立克矿区，公司派出的凶手守在井口，参加工会的矿工一走出来就被枪杀。在威斯康星州的科勒镇（整个镇是资方私产），破坏罢工的暴徒向劳联纠察队开枪，死两人，伤三十五人。刚组织成立的联合汽车工会跟托列多车灯公司谈判，资方气焰嚣张，国民警卫队枪杀了二十七个工人，因罢工而惨遭杀害的，还有旧金山市的若干码头工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若干卡车司机，以及新英格兰和南方各州的纺织工人（多达十五个）。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资方有两个特派代表，其中之一是商人，也被误杀了。埃里克·塞瓦赖德当时是《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采访罢工消息的记者，他目睹寻仇报复的保卫团事前不出一声，就向赤手空拳的群众连发霰弹枪，打伤六十七人，二人伤重不救。他触目惊心，后来写道：“在一刹那间，我打心眼里明白什么叫法西斯主义了。”刘易斯也感叹说：“美国的工人象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心里有说不尽的悲哀。他们家里的妇女为死者守灵，为生者的前途放声恸哭。”
其实，比之古代以色列人，美国工人心中还要更悲哀，哭声也更凄切，因为有那么多人好象竟然白白地牺牲了。托利多市、旧金山市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工会总算已得资方承认，可是在大企业中，如钢铁、纺织、汽车、橡胶工厂等等，拒不承认工会的厂主却占了上风。国会决议成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马上硬要会员们不去睬它，在一次考验性的争执中，厂商果然违抗委员会的命令，结果仅仅是禁止厂商挂兰鹰徽就算了事。罗斯福政府还是三心二意，举棋不定。1935年11月底，某区级联邦法院判决《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违反宪法。这时瓦格纳参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威廉·P.小康纳里众议员立即提出法案，要设一个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确定工人有权选出某些工会作为代表（选举时由联邦政府派人监选），跟资方集体谈判，并规定什么样的劳动操作规程是不公平合理的。瓦格纳对罗斯福说，除非提高工资，让工人们买得起自己所生产的商品，大萧条的惨状就不会消失，罗斯福给他打动了心，7月5日把这个法案签署了。可是资方态度强硬如故。自由联盟散发了一个由五十八位著名律师签名的声明，说《瓦格纳法》也跟《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一样，是违反宪法的。显而易见，劳工运动距离自己的目标还远着呢。老板们仍然顽抗，1935年又有三十二个正在罢工的和赞成罢工的工人被杀。南达科他、伊利诺斯、内布拉斯加、肯塔基、佐治亚和俄亥俄各州纷纷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罢工。工人运动进展缓慢，在许多工厂里，还有大量工人没参加工会，没得到应有的工资，没获得合理的劳动条件。
从格林的行动看来，好象他从没有看过瓦格纳提出的那个法案似的。可是刘易斯是看过了。远在国会专门委员会开会讨论时，他已经把这个法案仔细研究一番，懂得工人可以仰赖政府的庇护，建立起一个新型的全国性工会来。劳联是个旧式的全国性工会，缺点太明显了。它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盟，所属工会都由一些互相猜忌的小头头把持，这些大多数是美洲早期移民的后裔。除矿工和纺织工会外，劳联所有下属工会都按手艺组织起来，其中有什么锅炉制造工会、木工会、机工会、家具工会、冲床操作工会、油漆工会等等。俄亥俄橡胶工厂工人想成立工会，劳联派了个代表去，马上把他们分成十九个工会，因为橡胶制造有十九种技艺。格林觉得，联合汽车工会是个怪物，只能让它暂时存在，将来要分为一百个手艺工会才行。
刘易斯那个“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声是在1935年10月在大西洋城召开的劳联代表大会上发出的。他要求按产业成立工会。把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按产品性质连成一气。比方钢铁工人共同组织一个工会，建筑工人又联合成立一个工会等等。他坚持说，只有这样，在大企业里举行罢工才有成功的希望。可是这话人家当是耳边风。提案被代表大会否决了。随后大会进行议会式的舌战，把持木工工会的大个子比尔·哈奇逊竟咒刘易斯为“杂种”。这一骂可未免欠考虑，刘易斯当着格林和几千代表的面，挥拳痛打这个恶语伤人的家伙，弄得他鲜血直流，人家只好把他扶下讲台。刘易斯抖抖衣服，点起雪茄，扬长而去，这一走，事实上也就是退出劳联。他写给格林声明遇出劳联的信只有一行字，而且还对新闻界说，“劳联不求进步，眼睛只会向后看。”之后，他就宣布成立一个与劳联对立的工会联合会，叫做产业工会委员会，后来经过改组，称为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
拳打哈奇逊也许稍久斯文，可是在数以百万计的非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的心目中，刘易斯更成为了不起的英雄。这些工人备受经济剥削，切盼解放，刘易斯这个器宇轩昂的悲剧演员式人物，这时眼里好象有一把火，把整个劳工运动点燃起来。产联每次开会，都歌声嘹亮。会员按《共和国战歌》【这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流行的反奴隶制度的歌曲，作者是朱利亚·瓦德·豪，1862年在《大西洋》月刊发表。——译者】的调子，齐唱那纪念被暴徒惨杀的乔·希尔的歌：
『是我们开辟草原；是我们建立城市，
让大老板做买卖；
是我们开矿建厂；是我们把几千英里铁路铺起来。
如今大功告成，我们倒变成了丧家狗，
挨饥忍饿受迫害。
可是有了工会我们的腰杆就要硬起来。
大家永远一条心！
大家永远一条心！
大家永远一条心！
有了工会我们的腰杆就要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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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产联是1936年在共产党外的美国左派的代表，那么，新政派有不少人逐渐觉得，在法西斯党外的美国右派的据点，大概就是最高法院那座宏伟的宝殿了。1935年秋审，就在这所新建大厦开庭。大厦与国会在华盛顿东北第二街隔街对峙，正面大理石墙上刻有几个大字：“依法审理，公正平等。”在白宫看来，什么叫做“公正”，最高法院那“九个老头子”（德鲁·皮尔逊和罗伯特·S.艾伦这样描写那九位法官）似乎自有其不可动摇的与众不同的高见。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尘土坑”的农民和刘易斯领导下的煤矿工会，也有同样感想。谁都知道，解释宪法是最高法院的职责。远在三十年前，首席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就说过，“美国政府要照宪法办事，可是什么合乎宪法，什么不符合，这由最高法院法官们决定。”据《时代》周刊说，“难就难在这一点：休斯这人早年也曾发出过自由主义的烈焰，可是如今只有一堆保守主义的热灰了。”在思想保守方面，休斯可以作为当时司法界和律师界的典型。罗斯福所提的法案，是独立战争后最有革命性的创议。对这些新法有裁判杖的下级法院法官们，都是些旧秩序的拥护者。这些在联邦地方法院审理讼案的人，大多数是为共和党效过劳，或者为大公司当过辩护士，由此出名的。他们已经都成为公司股东、受托管理人、名流俱乐部的会员。产业界的巨头都是他们的知心好友，彼此心心相印，都觉得新政派闹得天翻地覆，十分可恶。罗斯福执政还不到三年，各下级联邦法院已有一百多位法官发出大约一千六百个指令，禁止施行新法。除此之外，那些名牌律师还大写其文章，抨击他们所不欢迎的新法，无异于以私人资格作出裁定。自由联盟批驳《瓦格纳法》的声明，可以作为使用这种伎俩的典型例子。全国制造商协会把这个声明印发给会员们，怂恿他们违抗那已由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法律，理由是法案是“违反宪法”的。
最高法院法官们地位崇高，理应不为旧时代所束缚。其实，他们内部也有不少分歧，不过好些人还没有察觉。在穿上黑袍端坐高堂时，他们好象铁板一块，可是一回到各人自己的办公室里，便分为三派了。第一派是威利斯·范·德万特、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乔治·萨瑟兰、皮尔斯·巴特勒，他们向亚当·斯密顶礼膜拜，比胡佛总统有过之无不及；如果有谁胆敢干扰自由经济的基本“定律”，他们就认为简直是犯罪。另一派是休斯和欧文·J.罗伯茨，他们处于中右，投票时一般也采取这种立场，可是因为信念不坚，人家认为他们是左右摇摆。只有第三派本杰明·卡多佐、哈伦·菲斯克·斯通、路易斯·D.布兰代斯这三位完全是二十世纪的新头脑。
罗斯福和最高法院的冲突，早在1935年春初已经开始。这时据报又发生了三百八十九宗指控新立法的官司，罗斯福认识到，所谓“违反宪法”是个不能久延不决的问题了，因而在某联邦地方法院判决《全国复兴法》违反宪法时，同意立即上诉最高法院。别的不上诉，偏偏挑上这一宗，未免失算；尽管最高法院九位法官所持理由各异，却都一致认为这个法案无效。五月二十七日，休斯宣读了他们的判决书，新政派管这一天叫做“黑暗的星期一”。其所以“黑暗”，还不是因为当时已成累赘的《全国复兴法》被判无效，而是因为休斯的意见非常激烈。他几乎斥责总统违法乱纪，甚至破例对总统和国会提出警告，说不要以宪法授权管理州际贸易为理由，乱订内容广泛的法规。
在整个美国里，最瞧不起保守派法官那种盛气凌人的指令的，莫过于罗斯福了。他自己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辩护士，到星期三他就召开记者招待会据理力争。在会上，总统夫人坐在他身边起劲地织毛衣，就象新政开头那一百天那样。总统宣布说，最高法院星期一的裁定非同小可，“自德雷德·斯科特案①以后，大概哪一个裁定都没有它那么重要。”他评论首席检察官休斯的意见书，说休斯认为做买卖基本上是地方性活动，应由各州自行管理；即使这些买卖对全国产生影响，联邦政府如出面干涉，也是违法行为。首席检察官拒不承认四十八州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大集体，因而可以说，他似乎是在暗示，无论发生了多大的全国性经济危机，华盛顿政府也无权过问。总统说，“这样看待州际贸易，是‘马车时代的老黄历’”。休斯警告总统，总统也在对休斯发出警告了。
【①斯科特是南方黑奴，但是被带到伊利诺斯州住上了几年，该州没有黑奴制度，因此他向法院起诉，说自己应该是自由人了。但是1856－57年最高法院判决他仍是奴隶，原因是法官中有五个是南方人，他们要维护南方奴隶主的利益。——译者】
司法部长卡明斯认为，最高法院跟总统势成水火，难以妥协。他愤愤然说：“总统先生，我告诉你，他们就是存心把我们毁掉啊。”接着又说，“总要想个办法，把最高法院现在那班家伙搞掉。”不过，有个时期罗斯福还比较乐观。直至1935年12月，他还这样写信给伦敦海军会议的美国首席代表：“尽管最高法院多数法官反对我们，赫斯特报系和全国百分之八十五的报纸也唱反调，形势依然良好。”然而一到新年，他的看法就不得不改变了。1936年1月6日，最高法院以六对三票判决《农业调整法》违反宪法。罗伯茨法官代表多数意见，宣布农业是地方性生产事业，要是把它也当是全国性生产事业之一，那就是侵犯各州政府的权利，“中央政府势将乘机对各州都肆意干涉。”这样解释宪法，出人意表，衣阿华州艾姆斯附近的农民深感愤慨。因为同意这个解释的有六个法官，农民就照样扎六个草人处以绞刑。可是保守派法官毫不在乎，又进而废止《证券和交易所法》（六票对三票）。萨瑟兰法官说，谁调查华尔街的交易，谁就是滥用职权，这与“星法院”【这是英国封建式法院，没有陪审制度，滥用非邢，任意判案，1641年才废止。】的非法行为同样难以容忍。跟着《格菲－斯奈德煤矿法》又被推翻（五票对四票），理由是虽则煤会运销全国各地，采煤仍纯然是地方性企业。这以后，《城市破产法》也被宣布无效（五票对四票），可是论据极其薄弱。如果这样下去，全部新法，包括社会保险法和《瓦格纳法》，都大有宣布作废的危险。《城市破产法》的要求实在有限，只是说地方政府公债可由各州和中央合作加以调整，但是否要这样做，主动权仍在各州。显然，在保守派法官看来，中央政府不论帮助地方解决什么问题，都要作非法行为着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