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竟没有人想起要到退伍军人管理局那里去查一查档案，未免疏忽，这使历史家对胡佛政府没有好评。“远征军”惨遭催泪弹袭击，反而变成了“破坏法律和秩序的暴徒”。其实在此之前，管理局早己详细调查过他们各人的身分了。据该局统计，这些人百分之九十四曾在陆海军中服役，百分之六十七曾远征国外，而且百分之二十还是残废军人。格拉斯福德将军曾为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仗义执言，上面这些统计证明，无论是他还是退伍军人，都没说过半句假话，但是证据虽然有了，却无补于事。在各报新闻栏里，转载管理局的调查结果的寥寥可数，至于他们的社论，更是多数对此事只字不提。《纽约时报》把退伍军人描绘成“侵犯别人产权的一般罪犯”，又说他们“不听命令”，“闹乱子，几乎酿成暴动”。《波士顿先驱报》公然说：“美国人民……被无赖流氓任意抢劫已经受够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说，“远征军”所作所为，“不论在哪里也不会得到一点儿同情。”《克利夫兰实话报》认为，“在国会园子里安营扎寨”，这是“不值一笑的耸人听闻的行为”。尽管《时代》周刊批评了政府，可是《幸福》月刊还是说，麦克阿瑟知道“只有亮出刺刀和显示不可抗拒的威力才能防止出人命案”，（事实上出了人命案，可是这个刊物只字不提，）这就“巧妙地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出事后第二天早上，美国有钱人家一般都感到政府这回已经挫败了蓄意作乱的人们。不过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在“远征军”大吃苦头的那段时间，总统先后接见了重量级摔跤冠军、EUG女大学生联谊会【原文以希脂字母命名，叫做the Eta Upsilon Gamma Sorority。——译者】会员以及中学论文比赛的得奖学生。沃尔特·李普曼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便写道：“胡佛先生并不怕多开会，多发表谈话，为什么他不抽一点时间跟退伍军人谈谈呢？”
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市的州长公署里，气氛格外阴沉。罗斯福州长的夫人埃莉诺在看着报纸，据她后来说，“当时心里十分不好受。”罗斯福本人似乎更感到难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当时在他家住过几天，主人曾把他请进卧房。罗斯福当时在卧房里躺着，周围是一堆堆的新闻纸。他一走进去，罗斯福就用双手盖住首都出事的照片，仿佛觉得丢了美国的睑。罗斯福对教授谈起往事，说1920年自己也曾提出胡佛为总统候选人，此刻他感到错了。他生气地说：“现在看来，胡佛这个人一点胆子也没有。也许他从来就没有胆子。为什么他不请退伍军人喝咖啡，吃夹肉面包，倒要放出帕特·赫尔利和道格·麦克阿瑟那帮家伙去对付他们呢？”罗斯福没有把这事看做原则问题，重大政策问题，而把它看做一场人间的灾难，那是他的独特的着法。他告诉特格韦尔说，要是他不是觉得退伍军人和家属们太可怜，他也许会怜悯胡佛总统的。他异常感慨地说：“退伍军人们这会儿可能正在华盛顿市外的路上露宿。他们的情况一定是够惨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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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军人的情况的确很惨，但是也没有在路上露宿。因为由民主党人担任的弗吉尼亚州长和马里兰州长都早已设法防止这种事情了。在阿林顿县警察局长霍华德·菲尔兹封锁波托马克河上的各座桥梁之前，大约有两百名退伍军人已经窜入县境。警察局长警告他们，限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弗吉尼亚州，否则波拉德州长便要出动民兵了。马里兰州长里寄给州警察局的命令是：“如他们来本州，要沿着那通往巴尔的摩市的公路干线走，否则不准进来。”统统不让他们进来是不可能的，所以骑摩托车的警察就到州界迎上那些疲乏不堪的退伍军人，押送他们穿过正在沉睡的巴尔的摩市，直到宾夕法尼亚州边界上。在宾夕法尼亚州，少数几个退伍军人在约翰斯通市理想公园里找到了临时栖身之处，大多数却被该州的警察赶往俄亥俄州边界去了。在那里，又有穿制服的押送队在等候着他们。这样一路过去。有些人看见路边有人同情他们，便讨乞去了。有一家铁道公司开了一列专用车，把要回到大平原各州【北起加拿大边界，南至得克萨斯州的美国西部中央各州。——译者】的人一次运走。为了防止火车中途停站，堪萨斯市的居民领袖们筹集了一千五百元送给他们，好让这列棚车象载着列宁的密封车厢一样继续飞驰。【传说列宁在1917年坐密封车厢由西欧回俄国发动革命。“棚车”是没有窗户的铁棚货车。——译者】这列火车最后停在哪里，历史上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到了秋天，大部分“远征军”已跟1932年流浪全国的大量流民合在一起了。
那年约有两百万美国人到处流浪——其中有二十五万以上是在十六至二十一岁之间。《幸福》月刊称他们为大萧条时期的“漂泊无依的人”。各州警察押送退伍军人从这个州的边界到那个州的边界，都依照各县法警警长在大萧条初期早已定下了的规矩来做。由于各地方政府都有大量的人等待救济，所以贫苦的外来人就被指控为流民，解送到邻县边界上去。只有东圣路易等几个城市声誉很好，因为有救世军分站分发救济品，但是多数城市见外来人就赶，名声很坏。加利福尼亚州首先建立了强迫劳动营，随后又在通往该州的各条公路上布满岗哨，阻止穷人入境。在亚特兰大市，衣衫褴褛的外来人被判刑三十天，解往富尔顿县用铁链锁成一串，强迫劳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埃里克·塞瓦赖德才二十岁，就已经成了流浪汉。后来他回忆说：“我们当时说某个城市好不好，就是看那里的市民是否乐善好施，看铁路货车场的警察是否脾气和善。只要有一条路可走，谁都不想到怀俄明州夏延市去。那里的车场，往往不只有警察拿着棍子追，还会有手枪打过来。要是想从夏延市走到另一个车站，路又那么远。”
这些漂泊无依的人是什么人呢？基本成员是长期流浪者，他们的“丛林”（露营地）可以让别人暂时栖宿，但是多数还是头一回远走他乡的。其中有两手空空的分成佃农，有因为大旱三年，田庄被扣，只好离乡背井的农场主，还有一大批刚从中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衣裳破烂的青年人，当时叫作“走投无路”的一代。塞瓦赖德本是银行家的儿子，其他青年也有不少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爱到各地跑跑，这本是美国人的传统。美国人喜欢说：“别嫌我们风尘仆仆，”“要发迹就得出门。”“我要到处走走。”“老子逛地方去”。失了业，就一家人挤进一辆旧汽车，乐观地漫无定向地四处找工作；可是到头来，却一贫如洗，浪迹天涯。
牛顿·D.贝克当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些人是我们邮局在信封上标着‘地址不详’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谓‘过路人’。这里边有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有大学毕业生，也有从没进过教室的儿童。临产的孕妇，生病的婴孩，还没生过孩子的年轻夫妇，一辈子干一种活、忽然失业的愁眉苦脸的中年汉子——所有这些人天天奔波、流浪。有社会情况不安定的国家，就有这种生活不安定的人，我们常常想起沙漠地区的游牧部落，而今我们也有了大萧条时期的流民了。”他说得很对。在每个城市排队领面包的人群里，都有若干衣冠楚楚的人。预审法庭的法官无法知道，那些犯了流浪罪，带到他们眼前的，是些什么人物。有一个被告承认，他在布鲁克林区空地上睡了四十六天，谁知道他竟是个科罗拉多大学毕业生，还曾先后在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过，当过土木工怪师呢。另一个被告是二十年代最出名的厨师之一，他一直住在规定要拆除的危房顶楼上，天天读着自己的旧菜谱，越读越伤心。
中产阶级是破落得迅速而令人痛心的。在加利福尼亚州水库工地上干粗活的工人当中，有好些先前是农场主、牧师、工程师，还有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个密苏里州某银行的前任行长。在芝加哥市，有两百名妇女在格兰达公园和林肯公园露宿。她们一无窝棚，二无铺盖，什么遮身保暖的东西也没有；到了晚上，就躺在冰凉的地上打颤，直至第二天黎明。在纽约州的巴比伦，长岛警察发现有一个注册护士在一个私人庄园的槭树丛中捱饿：整整两个星期，她都睡在一堆破布和新闻纸当中。在衣阿华州的奥斯卡卢萨市，有一个失业女教师带着两个孩子，准备在一个上头扯起帐篷的地洞里度过第二个冬天。正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几个月或一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地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所谈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的副经理。”
1932这一年，名作家也在赤贫者之列，其中有些留下了自己的流浪生活的记载。约翰·斯坦贝克用猪油加草木灰和盐做成肥皂来洗衣服；他连寄稿件的邮费也付不起，是代理人代付了，可是稿件却没人要。后来他回忆说，那时的流民，一想到害病就不寒而栗。“生病也要有钱才生得起。看牙医我看不起，所以牙齿一颗颗烂掉了。”斯坦贝克当时是在乡间，如在城市住下等客栈那就更糟了。托马斯·沃尔夫常常上纽约市政厅前面的公厕，他看到人们在那里一边争马桶，一边从破外衣的口袋里掏出些面包皮或者粘着臭肉的骨头来啃。他说，那里的流民：
『在经济总崩溃中，就象破船烂木，随处漂流。其中有的是诚实而正派的中年人，他们贫穷劳累，满脸皱纹；有的是青年男子（十几岁的不少），满头长发，从不梳洗。他们穿城过镇，到处流浪；或是搭乘铁路上的货车，或是揩油坐私人汽车。这些人都是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的美国男性公民，他们走遍了整个美国，冬天到了，才在各大城市集中起来；忍饥受饿，到处碰壁，肚子空空，前途茫茫。心烦意乱，辗转奔波，到处找工作，到处找仅能糊口的面包，可是就是没法找到。这群流离失所的人现在来到纽约，来到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挤成一团，歇一下，暖一下，暂时不再乱闯乱跑。……这种情景是那么丑恶，那么令人作呕，使你感到十分难过，简直无法形容。』
多年以后，林登·约翰逊太太还记得，她丈夫在想出法子，让孩子们都“离开货车，正正经经地干工作”的时候，曾经多么得意地狂叫过。青年失业，到处乱跑，流民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在美国儿童福利局和全国旅客服务社的工作人员看来，有时好象全国的青年都在铁道上受折磨，一直到死。1932年，买票坐卧车的旅客只看到一两张卧铺上有人，可是躲在车厢底下和棚车里面的却数不清。平均每天有七百个无票乘车的人经过堪萨斯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告说，在十二个月里，管车人就从货车上赶出了六十八万三千名这样的人。火车开了，还呆在车厢下面，是危险的。第七十二届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开会，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密探长米切尔曾到会作证，他说他在本子上记下有三十八万七千三百一十三名失业的人无票乘车，其中三百三十五名因失手伤亡。人家请他讲得详细些：
『科斯蒂根参议员：你看到人们在这种条件下旅行，对健康有什么不良后果吗？
米切尔先生：在冬天，健康状况……是个严重问题，衣裳单薄、体质很弱的人，天寒地冻还留在车厢外面，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看他们要不得肺炎才怪呢。
科斯蒂根参议员：危险很大吧？
米切尔先生：是的，先生。』
还有别的危险呢。四十年前，男女界线是分明的。姑娘们第一次加入流民队伍，常常女扮男装。但是她们很快就让人看穿了。比方，她们首先就没有男子那种力气和胆子，不能白天躲在涵洞里，等载运农产品的卡车一过，就跳上去抢东西。为了活命，她们只得向同路人出卖肉体。然而，一场交易通常代价只有一角钱。为了这一角钱，她们不但有怀孕的危险——九个月以后也未必能够找到医生——而且最后还可能染上性病。
南方各州还有另外的危险。那时不分白人黑人，一起挤上货车。黑人跟白人性交是犯罪的，所以白种妇女如被怀疑做了“黑市买卖”，常常就推说这是强奸。这样一来，她那个顾客就得被打死。事实上，前一年在由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开住亚位巴马州斯科茨博罗的一列敞篷慢车上就发生过这种事，在三十年代，自由派曾为被告仗义执言，使这个案子成为重大案件之一。案子是九个失学的黑人青年被两个犯案累累的南方白种幼织女工指控，说他们恣意非礼，因而被判处死刑。女工当中有一个在作证时满嘴粗话，连报纸也不敢登载。此案经过无数次上诉，最高法院还两度驳回原判，可是还是要到二十年后，关在牢里的最后一个黑人死于癌症了，才算结束。共产党把这一件“斯料茨博罗青年冤狱”公布于世，美国黑人知道了自己人这样无辜受害，愈想愈感到绝望，后来就起而斗争。
然而，在1932年，即使你不是黑人，过流浪生活也是要吃尽苦头的。坐牢常常被看作享福。正如密探长米切尔对科斯蒂根参议员所说，在警察声言要逮捕那些流民时，“他们便笑着说：‘正好。这样一来，我们倒有个睡觉和吃饭的地方了。’”为了弄清为什么他们宁愿吃牢房里的饭，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托马斯·迈尼汉特地穿上破农服混进一群青年流民当中去。他发现，要有吃的，就得排队领面包。领面包的地方或者是教会，或者是教堂，或者是慈善收养院，或者是救世军流民收容所，或者是市办救挤站。准确点说，这应该叫作施汤站，“而且所施的汤一律是——我亲自吃过——清谈如水，既不热，又无味。就给这么一点汤，那怕是隔宿面包也不给，苏打饼干当然更没有了。一碗汤只有一小杯那么多，”而且再也拿不到第二碗了。如果领过一两天，还不准你再来领呢。
迈尼汉到处都看到营养不良的症象：肋骨突出，肚皮凹陷，胳臂和腿上皮肤松松地包着骨头，饥容满面，神情焦躁。牛顿·D.贝克问道：“难道我们能让年青一代的健康这样备受催残吗？”可是人家认为他是一个多嘴多舌的政客。等到八年之后，大萧条时期的儿童都长大了，应征服兵役了，他的话才证明是对的。国民健康委员会主任约翰·B.凯利（格雷斯·凯利的父亲）发现，受体格检查的青年男子，有百分之四十不合格，不合格的应征者多半是有牙病。其他疾病最常见的是视力差，其次是心脏和循环系统有病，再其次是臂部腿部出现畸形，或者神经失常。此外还有种种看不见的创伤，那是在流民露营地里得来的。在那里，盗窃犯、吸毒犯和有痼习搞同性恋的（有一个大汉想只花二角五分钱就诱奸年青的塞瓦赖德）给了他们不少伤害。
但是亨利·福特【有名的汽车大王（1863－1947年）。】却不是这样看的。他说：“嘿，到处流浪，这才是教育青年的最好方法呢！他们只要流浪几个月，得到的经验就比在学校里读几年书还要多。”要说胡佛总统不赞成福特的话吧，他可从没吭过一声。凭他的经历，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理由要反驳福特的意见。不过胡佛倒是不忍看到别人受罪的，所以尽管威廉·艾伦·怀特再三劝他去看看穷人怎么排队领面包，怎么拿救济品，他一次也没有去。他坐着轿车出去，在绕过街角时从不回头看看那些卖苹果的失业者。自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以后，胡佛从没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到各州走走，只有1932年秋天才出去走了一趟。只有那一次，他才在黑夜里，从戒备森严的车厢望出去，首次看到自己治下的美国人民成千上万地露宿，遍地营火。露宿的多半是青年男女，据吉恩·史密斯说，他们“白天在公路上乱跑，晚上就在路边过夜。”
胡佛曾经考虑过节约白宫的膳食，可是后来认为，总统也节衣缩食，这对美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太不利了。每天傍晚，他打好黑领结走进饭厅——他是最后一个坚持穿上礼服进晚餐的总统——向他那七道菜奋勇进攻。1928年共和党竞选总统时，有个记者曾经为他想出这么个竞选口号：“每家锅里有一只鸡，每家车房里有两辆车。”这位记者现在已经穷得要命，靠贷款来养活他那三个孩子了，但是胡佛还是认为，如果总统自己一家人也不相信美国会恢复繁荣，那全国人民更将陷于绝望了。
总统所吃的东西，往往是不合时令，难于找到的，桌上摆的鲜花也是这样。一个特制的保湿烟盒装着又长又粗的雪茄，那是按特定规格在哈瓦那用手工卷制的，总统每天要抽二十支。胡佛一家进餐时，有好些人在周围侍候着：有一名男管家，有一些仆役（身材都要一样高）。他们笔直地立正，鸦雀无声，主子不出声，他们就不得动一动。每个门口都有海军陆战队派来的值日官，穿着蓝色礼服，威凤凛凛地站在那里。还有些穿着童话世界里的制服的号手，总统每次吃晚饭，那怕只有夫人一人陪席，在入席或是退席时，号手们照例都要吹响那光闪闪的喇叭。胡佛觉得他的太太很了不起。她能流畅地讲五种语言，还是美国女童子军的司令。她的食谱据说是白宫历史上最讲究的。不过胡佛吃饭总是那么狼吞虎咽，他的夫人有时怀疑总统是否会食而不知其味。
胡佛执政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全国都觉得他是个不可理解的人了。有一个得克萨斯州人写信给一位到首都请愿的退伍军人，他这样挖苦胡佛说：“胡佛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发放救济品的人，你近在咫尺，肯定不愁没得吃了。”然而，胡佛以前确是那样的人。他拯救过大批比利时饥民的功劳，直至现在，仍是年代悠久的美国人道主义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马克西姆·高尔基写过这样的信给他：“你把三百五十万儿童、五百五十万成年人救活了。”芬兰语新添了“胡佛”这个动词，它的意思是“帮助”。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全国人民越来越恼火，脸色越来越难看，传说也越来越多：有人说胡佛在比利时办救济事业发了大财；有人说连狗都本能地讨厌胡佛；还有人说他是1932年3月把查尔斯·林白的儿子绑架并加以杀害的主谋。用破铁罐、纸板和粗麻布搭起来的棚户叫做“胡佛村”（纽约市曼哈顿区就有两个大胡佛村，一个在河边车路下方，另一个在中央公园的尖顶方碑附近）；“失业的”（原来是个形容词，这些年变成了名词）手里提着的装破烂的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北卡罗来纳州，乡下的贫民把破汽车前部锯掉，套上骨瘦如柴的骡子，叫做“胡佛车”（政府想改名为“不景气车”，但没人买帐）。在公园长凳上躺着过夜的人用旧报纸裹身取暖，叫做“胡佛毯子”：衣袋翻过来，一个钱也找不到，叫做“胡佛旗”；野兔被饥饿的农民抓来吃，叫做“胡佛猪”。杂耍演员插科打浑说：“什么？你说生意好起来了吗？你的意思是说胡佛死了吧？”有的还说：胡佛向财政部长梅隆要五分钱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梅隆回答说：“这里是一角钱，你把两个都挂了吧。”
按照二十年代的标准，胡佛本来算得是一个自由派政治家；现在让人这样挖苦，这可真是命运的捉弄。在他精神奕奕地当商业部长的时候，柯立芝总统取笑过他，说他这人是“奇迹创造者，”“了不起的人物。”胡佛规定商营广播由官方管理，无线电波不能由私人垄断，共和党内那些保守派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在宣誓就职那天，胡佛一心要做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师。他想控制各种工业，为公众谋利益。这种政策，共和党并不太赞成。他的就职演说开头几段刚由记者用电报打到《芝加哥论坛报》社，社长麦考密克上校就拍电给华盛顿分社说：“胡佛这个人不行呀。”胡佛严厉批评过柯立芝总统和梅隆部长决定的低利货款政策，他断言这对经济不利。他继任总统以后，第一步就是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缩信货，以免美国经济遭受太大的打击。
可是，到了事情不妙时，就可以看出他毕竟不是那么离经叛道的。原来他的所谓“控制工业”，不过是指由政府加以监管和协调。他说，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创造“一种有助于私人企业健康发展的条件”。他还说，摆脱经济萧条的唯一“正当”做祛是各人自己想办法：美国人民看到“各大厂商、各铁路公司、各公用事业、各商号和各公务人员”那么尽忠竭力，应该振奋起来。但是广大民众从1932年起就看请楚，那些大工厂主和跟他们同恶相济的人都是一伙骗子，所以出现了信用差距，而且这差距还越来越大了。
可是对这一点总统装作不知道。他是一个竭力鼓吹后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08－？）。】所谓“传统的聪明办法”的人。他认为金本位制是神圣的，甚至在十八个国家（由英国带头）已废除了金本位制之后，他的看祛还是不变。他相信平衡预算是“必不可少的”，“绝对必需的”，“经济复苏的最基本的因素”，“国家的无上需要”，“一切公私财务获得稳定的基础”。虽然1932年他已经弄得联邦预算出现了四十亿元赤字，他仍然坚持这种意见。到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政府必烦想点办法了，便创立复兴金融公司来支撑那些岌岌可危的银行，并且还同意支出两千五百万元给农民买家畜饲料，不过有个附带条件，那就是拨款十二万元救济饥民的议案，国会必须把它搁置起来。
今天看来，这些主张是荒唐可笑的；但当时那些有识之士却把它当作圣经。《斯克内克塔迪明星报》争辩说：“如果联邦政府救济饥民，这就会开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这将象英国的失业救济法一样，有使工人不想干括的危险。美国总商会会长赛拉斯·斯特明说：“要是国会通过失业救济法的话，国家就一定走下坡路。”人人都知道英国是怎么变得精神萎靡的，因为《美国杂志》已报道过，在英国，那些把小酒店挤满的醉汉，都是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亨利·福特宣称，实行失业保险只会使更多的人失业，人们认为这话完全正确。《幸福》月刊聪明无比的编者说，如果让非经济性因素侵入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良好作用就会被破坏，所以工商界人士不要以为自己应对社会负什么责任。沃尔特·李普曼主张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可是连他也坚持说，款项应由各州立法机关筹措，而不应由国会拨给。
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搞实业的国家，所以需要一个为实业界服务的政府。他还进一步指出：“建一座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在工厂干活就是在那里做礼拜。”在共和党执政的二十年代，办实业不只是赚钱的手段，它还成了教育界、出版界、乃至宗教界所崇拜的对象。这一类的虔诚的祟拜者都在读着布鲁斯·巴顿那本关于耶稣基督的畅销书，书名叫《不为人所了解的人》。书中有许多妙论，其中之一是：如果耶稣在世，他也会到广告社去当会计主任。那些自小听过收师说耶稣出身于木工家庭的人，会觉得这种说法是很惊人的。
时世越艰难，胡佛对实业界的信心就越足。他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因而在改府极端需要增加岁入的时候却缩减了税源。他任命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G.道斯为复兴金触公司的总经理，道斯就从公司里拿出九千万元借给自己的银行。不过全国性难关还是过不了，总统只得请梅隆出主意。梅隆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自由竞争，对于竞争失败的人不给任何帮助】，所以他回答说：“凡是破了产的，不管它是工会，是股份公司，是农场，是地产公司，一律要清算它的财产。”正如加尔布雷思后来写的那样，看来几乎每个被胡佛请来提意见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传统的聪明办法，提出不少把事情搞得更糟的建议来。”
多年以后，理查德·尼克松得出结论说，“胡佛是不幸的，他那个总统做得不得其时。”没有疑向，胡佛是竭尽全力去寻求解决办法的。他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有远见地提出缓收各国战债，甚至削减了自己的薪金。他觉得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他以为，他那所谓“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最后还是会得胜的。
总统反复说明，教济穷人必须靠私人捐款和地方政府或州政府自己筹款。当然，在纽约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创设公共福利部之前，哪一个州都不曾有过这么一个部门；不过后来各州都不得不照样做了。但是这时胡佛总统还坚定地说，美国政府决不仅仅为了表示自己在“想办法”，就搞什么不负责任的试验。1932年5月20日，他写信给一位提倡举办公共工程的人说：美国不可能“靠乱花钱得到繁荣”。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通过了一项二十亿元的救济法案，胡佛把它否决了，并且发表一篇措辞严厉的咨文，称之为“空前未有地滥用国家巨款”的议案。他补充说，“我们的国家不是以分肥自利为基础的，我国成为伟大的国家，也不是靠政治上互相捧场、讨好得来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当局开始发现所谓“外来的煽风点火的人”了。他们说，煽动群众胡作非为的总是些陌生人，决不是那些“值得同情的穷汉”。早在十年之前，胡佛就在他的著作中流露出藐视无知愚民的思想。他在一本名叫《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的小书中这样说：“尤其要当心群众！群众只有情感，没有头脑，不会想法子。群众容易受骗，会任意破坏，乱花乱用，怨天尤人，而且会想入非非，可就是不会建设。”他的结论是：可想而知，群众所发表的那些“破坏性批评”会引起大乱。工人在福特的迪尔伯恩汽车厂外举行过反饥饿游行，退伍军人因索取补偿金闹过事，尤其是肯塔基州哈伦县发生过动乱，所有这些他都归罪于“破坏性批评家”。共和民主两党中的“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们，都把参与肯塔基州事件的大学生作为攻击的靶子。邢些学生被殴打，被监禁，还被县里检察官斥为“少数大言不惭的人，亵渎神明、自命不凡、乱七八糟、离经叛道”。
现在回头翻看一下胡佛那些文件，人们有时感到奇怪：这位总统竟把当时的大萧条看作仅仅是公众关系不好所引起的问题。他相信，只要把美国实业界的形象弄得焕然一新，光彩照人，困难局面便会结束了。信仰实业界，这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对“实业界前途缺乏信心”，这是个大罪过。胡佛最初把随着股票市场崩溃而来的不景气看作一种心理现象。他亲自选用了“萧条”这个字眼，因为不象“恐慌”或“危机”那么吓人。1929年12月，他宣称“形势基本上是好的。”过了二个月，他又说最坏的情况将在六十天内结束。5月底，他预言经济将在当年秋天恢复正常。6月，市场急剧崩溃了，但是那时有个代表团前来请他举办公共工程救济失业，他竟还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来晚了六十天。萧条时期已经过去了。”
批评家们已经多次驳斥了总统的预言，但1930年12月2日，他在提交国会的咨文里（当时共和党在国会占多数的局面快要改变，民主党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了大胜，）还硬说：“经济的基本力量没有受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国际苹果装运公司因苹果过剩，决定五分钱一个，成批赊给失业者们去零卖。第二天，到处都有冷得发抖的小贩叫卖苹果。有人问胡佛这是怎么一回事，胡佛回答说：“很多人丢开本行去卖苹果，因为这更有利可图。”记者们说了些挖苦的话，总统生气了。正如他的秘书西奥多·乔斯林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胡佛此时也象别的总统那样，看得出是七窍生烟，情况不妙了。他已经认为某些批评是“不爱国的言论”。不过，他还不肯认输，考虑着用什么新方法来进行心理战。他对克里斯托弗·莫利说过：“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一首好诗。”1932年春季，他又对鲁迪·瓦利说：“如果你能唱出一支使人们忘记经济萧条的歌，我便送给你一枚奖章。”可是这个奖章瓦利得不到，因为他所唱的歌是：
『他们总说这是建立理想国，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干。
不论有田要犁还是有枪要扛，
我不怕出力流汗，
我们建筑一条铁路，
日夜加班，让火车快通。
如今铁路已经筑好啦，
赏一角线可以吧，老兄！』
可是并非人人都叫胡佛失望。据总统派出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国家当前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法律和秩序向题”，这是说犯禁酿酒卖酒法【1929年到1933年期间，美国联邦法令禁止酿造、运输、出售酒类。】的歹徒太多是当前主要问题。胡佛说这份报告写得很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发言人又说总统的话说得很对，“所谓大萧条产生了不良后果，无非是大惊小怪，夸大其词。”实业家们被总统的乐观神气带动起来，大家也装成很乐观的样子。不过，由华盛顿至纽约那一段宾夕法尼亚铁路，倒给胡佛政府找了一点麻烦。沿线原来竖着几千个广告牌，这时有一半空了下来，看到这，火车旅客们未免迷惑不解，产生了思想问题。后来有些钦佩胡佛总统的人租下了这些广告牌，统统刷上一条标语：“早些时候经济箫条闹得很凶吧？”雄狮俱乐部国际协会认为这样提问题很对头，先前是很萧条，可是已经事过境迁了，于是就搞一个商业信心周，庆祝一番。
总统爱看的连环漫画有个主角，叫小孤儿安妮，她老是叫喊说：“老天爷！谁说生意不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博士是没有说过生意不好的，他安慰本校的师生们说“有勇气就能战胜不景气”。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也没说过生意不好，他说大萧条的“高峰”已经过去了。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欧文·D.扬格也没说生意不好，他公开说，“大萧条的危局”曾经出现过，但已经过去了。商业部长托马斯·拉蒙特也没说生意不好，他报告说，“我国银行一般都是稳固可靠的。”《纽约时报》早在1931年元旦就发表过高论，说先前形势坏透，今后必然好转；这也就是说，人们总会把积攒下来的钱花掉，把“破烂的衣物”更新的。
报纸上确实没有多少危言耸听的论调。扬斯敦市市长受到了本地报纸的责备，说他想要救济失业是“自找麻烦”；报纸的编者认为，大萧条时期将很快过去，用不着举办什么救济事业了。1932年7月28日，（正是那天，赴京请愿的退伍军人和家眷们象畜性一样被赶出了首都，）国际新闻社发布了头条新闻：“我国各地的发展情况表明，新的繁荣时期的太阳，正在开始穿过经济灾难的云层，冉冉升起。”国内各报在同一周内也出现了这样一些标题：
『实业界脉搏加快
全国各地工厂重新开工
生意好转
新英格兰各纺织厂复苏
据报有些城市开足马力大搞生产，
失业人员都找到了工作
东部各州商业复苏方兴未艾
资方感到繁荣指日可望
马克·沙利文报告说，工商界镇静乐观
经济回升已无障碍
近数周来各州储备银行
情况十分良好
预计九十天内生意好转
繁荣好景日见增加柯蒂斯估计前景美好』
可是，所有这些报纸偏偏都只字不提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那就是：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里，有一千五百万以上的人到处找工作，可是哪里也没有工作可做。
第一部 应运而起（1932－194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