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间，据当时流传全国的一则传说，有个女人在公共汽车上大声说：“现在可好啦！我丈夫的工作从来没有那么好的，挣钱比以前多。所以我倒希望战争再打下去。”这时另外一个女人站起来迎面给她一个耳光，气冲冲地说：“这一下是为我死在珍珠港的孩子打的，而这一下”……接着又是啪的一声——“是为我在巴丹的孩子打的。”
这个传说看来有点不足为信（哪里会有个母亲有个儿子在瓦胡岛又有一个在吕宋岛呢？）。可是它既然广泛流传，这就说明它反映了战时美国的一些情况。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故争繁荣的确是发财走运的好机会，大萧条时期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但是他们感到问心有愧，不过当然不是惭愧到连钱都不想要了——这样未免要求过高，违反人性，而且对前方作战部队也没有什么好处——只是惭愧到也想做些有益的事，比如帮助收集废铁，购买战时公债，参加民防队服务，或者偶然遇见一个孤独的士兵，就请他喝怀酒。
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大变革。这场战争光从它的规模来说，就必然会使美国大大改观。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纽约每日新闻》真的认为：美国士兵之所以在打仗，就是“为了要回来看球赛，为了要让汽车的油箱装满汽油。”至于美国士兵们，有时却以为他们在打仗是为了亲爱的妈妈和爱吃的苹果馅饼。但历史并不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那么容易地如愿以偿。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历了美国在1941－1945年那样剧烈的变化以后还是依然故我，不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国内战场实际上是各种观念、各种习惯、经济理论、外交政策、两性关系，社会各阶级关系进行较量的战场。不但到处都有美国大兵，到处也有离开家庭当工人的女人。她们再也不会和战前一样了。
产生这些变化，有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原来国内经济捉襟见肘，而现在有了大量的游资。1942年，华盛顿每天支出三亿元，这些钱就到了男男女女的钱包里。1945年战争结束，战争总开支估计达二千四百五十亿元。这个数字，比之美国从1789年到1940年各年度预算的总和还要大，而这段期间，美国还应付了五次战争。193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就是说美国人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总值是九百一十亿元。而在1945年，则高达二千一百五十亿元。生产总值这样激增，是史无前例的。失业本来是个顽固的肿瘤，到了1940年还有八百万。现在这个肿瘤消失了。就业人数已从四千五百万增加到六千六百万，其中五百多万是妇女。保罗·布尼安【保罗·布尼安：美国西北伐木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伐木巨人，能用一把斧创造奇迹。——译者】回来了。美国人原来在股票市场崩溃以前固有的自信心又恢复了。1943年公司的利润，就超过1929年。
约瑟夫·保罗·戈培尔曾叫嚷说：“美国人已不可救药，他们只能一再依靠吹嘘自己物资丰富。他们大言不惭，说每天差不多生产一千架飞机和坦克，可是要用这些武器的时候，他们又没有了，结果，他们一再挨揍。”这种讲法是没头脑的，甚至是可笑的。美国能派出一支一千二百万人的军队，同时和两个可怕的帝国作战。又能建立一支比敌人和盟国的海军加起来还要大的海军，与此同时，民用开支又比1939年增加百分之二十。这样一个国家确实是使人感到有些不解的。这种现象使有些评论员们感到困惑。“我们生活轻松，比较舒适，完全有保障”，爱德华·R·歇罗说：“这次战争开始以来，生活水平还能提高的，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整个欧洲都已弄得筋疲力竭，而我们却没有。”埃里克·塞瓦赖德看到美国国内大多数人的生活因为战事反而好了，就告诫人们说：“如果说困难能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那么舒适也会有影响的。”
《时代》周刊大肆宣扬说，“美国骤然富起来了——似乎全国各地一下子都富起来。”但是，真正发财的美国人并不多。经营有术的大公司把许多小生意挤垮，这是事实。但是从税收情况看，战争繁荣的真正受惠者是在大萧条时期全无积蓄，或者积蓄很少的小家庭。这一切情况都不是事先有计划安排好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民族性。有二十世纪的托克维尔【托克维尔（1805－1859年）法国政治家、著名作家。——译者】之称的D.W.布罗根，向其他欧洲人解释说，他们的新盟国对战争的看法和他们不同。“对美国人说来，战争是一种买卖，不是艺术。他们对道义上的胜利并不感兴趣，只对战争的胜利感兴趣……美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公司，股东们都希望它不亏本，而他们的整个历史也证明这个希望是有根据的。”
甚至从事农业的人在战争景气中也兴旺发达起来，而且有个重要原因。最初，他们对于过去曾使他们倒霉的农产晶过剩存有戒心，不敢放手生产。但到了1942年秋，他们的政府领袖说服了他们，他们必须成为全世界粮食的供应者。于是他们又着手生产粮食，收成比之过去最高产量还要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上述的那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大萧条期间，发明家、化学师、工程师和农艺师都已发明了新肥料，高产种子，杀虫药和新的农业机械。这种种科学技术，改变了大地的面貌。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战争迫使大家通力合作：科学家、军官、经济学家、公司经理和国家官员都在群策群力，不但对战时各种问题，而且对战后世界的棘手问题也要找到立即见效的解决办法。三十年代没有加以利用的发明创造，现在却对战争作出了贡献。象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副教授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那样有经营管理天才的青年人就认为，象雷达、预制构件建筑的房屋、冷藏食物、柴油机以及原油的催化分裂蒸馏等等，到了和平年代，必然会使人们生活更为富裕。战时繁荣已为大规模的市场奠定了基础，显然，胜利之后，这种大规模市场还会进一步扩大。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战争期间，肯定地发生了思想上的相互启发，使各方面受到激励。总的说来，美国的科学技术在战争期间发展非常迅速，就有如在温室里培育的植物一样。”
这种生产奇迹早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它的深远影响在三十年之后，才开始显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力，促进了社会的平等。确定社会地位的传统的标准，已经不再起作用。以前财富、阶级、年龄，种族、性别以及家庭出身等等，现在都己不再是使人本能地发生敬重的因素。从前人们由于“出身”受到尊敬；现在战争带来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谓“人身平等”，把这种传统破坏无遗。星星监狱再也不会把象理查德·惠特尼那样的人视为贵宾。甚至靠事业成就而取得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些曾经对美国解放生产力作出贡献，开辟了科学技术新纪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很快就被人们称之为“书呆子”了。
这并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社会大变革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早已在酝酿成熟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禁酒年代、大萧条以及后来的冷战和核弹头威胁的阴影下，所有的政府领袖都无能为力，这种种因素都使一切权威的象征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从国旗到十字架，从白官里的总统到每个家庭的父亲。尽管这样，从珍珠港到日本投降之间的岁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实行全国总动员，人人都一视同仁，阶级界线已经不那么明显。更重要的是，战争把经济力量转移到那些本来是无权无势的人身上。在战争未带来繁荣之前，美国是人找商品的国家。战后出现了所谓消费者社会，商品要找人。下层阶级变得富裕，那是因为四十年代初期所攒的工资。同时，大手大脚花钱被认为是不爱国，而且物资缺乏，政府又采取种种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措施，人们也不想拚命花钱。但是，银行存款不断增多，经济学家也为此担心。到1943年夏，财政部估计美国人在国内已储蓄了约七百亿元的现款、支票帐户存款以及可兑为现款的战时公债。财政部总顾问伦道夫·保罗称之为“活性炸药”。考虑到它后来对美国生活的性质和特征会产生什么影响，这种说法也并不是过甚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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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还未稳操胜券之前，这些考虑让步于当务之急。轴心国还未打败，就去盘算和平时期所面临种种难题，那未免过于冒失，甚至是危险的。1942年政府曾建议由全国资源规划局负责，研究战后问题。可是国会把这个局撤销了。这个建议也被扼杀了。总统很多时候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问题。在1943年12月28日一次记者招待会后，他就曾对逗留未走的一位记者说，他对“新政”这个提法感到腻了。他说十年之前，“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1941年12月7日碰到“一场严重的事故。”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一位矫形外科专家”。
社论作家们听了如获至宝。《时代》周刊在题为“新政病逝”一文中写道：“新政，年仅十岁，在长期患病以后，终于病故。死因营养不良和被人废弃。新政在1932年总统竞选运动时出生，出世后四年内身体健康。1937年开始在眼部出现黑点。后患战争休克症，始终无法完全康复。其尊翁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已在上星期宣布新政去世。”但是他真的宣布新政死亡了吗？换个名堂，继续进行改革，这对罗斯福说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正准备向国会提交两项重大法案：一个是美国士兵权利法案，给退伍军人以受教育及其他种种权利，另一个是凡是军人都有投票权利的建议。
在这些日子里，他每采取一次行动，对国会都得小心冀冀。国会把他当作一个立宪制的君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新的第七十八届国会中，保守派联盟的势力有所增长。尽管这样，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孤立主义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参议员阿瑟·范登堡长期以来已开始朝着赞成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方向转变，现在他正处在这种历史性转变之中。只有加利福尼亚的海勒姆·约翰逊，坚持美国应该“单干”，但是他和他的主张一样已入垂死之年。1943年秋，约翰逊发表了他最后一篇鼓吹孤立主义的重要演说。然后，在“参议院是否决定同意美国参与建立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这问题投票，结果是八十五票赞成，五票反对，六人缺席。众议院则已通过一项类似的决议。票数是三百六十票对二十九票。这是由阿肯色州的一位年青众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提出的。这样在华盛顿举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条件都具备了。这次会议拟订了美国参加联合国的初步草案。参议院以八十九票对二票批准了这个草案。同时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外交官们也在那里斟字酌句，拟订出一个协议，准备建立国际银行和一个世界基金，使被战争蹂躏的国家可以稳定币值，进行重建。温德尔·威尔基为他在1943年出版的书似乎取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名宇：《天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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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大工厂的装配线日以继夜地转动，为俄国、英国、英联邦、自由法国的军队和美国自己的武装人员提供装备，准备1944年的决战。八五八书房连打字机工厂也制造机关枪；汽车工厂则在制造轰炸机。在康涅狄格州，伊戈·西科尔斯基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生产直升飞机的装配线。另外一个在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德城的工厂，则在制造六千架以上的“海盗”式战斗机。克莱斯勒汽车厂就为陆军制造了二万五千五百零七辆坦克。
由于机器精巧复杂，谁都没有办法预言下一周民用物资又有什么东西脱销。只有专搞囤积居奇的人，既有大批助手，又有无数资金，才能抢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之前预防价格突涨。糖、牛油、酒、肉、香烟——这些东西缺少，还讲得通，因为军队或战争工业都需要。但为什么这个星期有了香烟供应，各家商店反而又没有火柴呢？为什么在汽车胎实行定量配给后，用汽车的人决定改乘自行车，而赶到城里买车时，又发现昨天刚又开始实行自行车定量配售呢，又为什么卷发夹、假发、厨房用具、剪草机、纸张、束腰，茶叶、尿布、铜棺材、烤面包的电烘炉、烤饼铁模、拌蛋器、玩具兵士和玩具电车、芦笋夹、啤酒杯、痰盂、雀笼、照相机、鸡尾酒调制器、爆玉米花器、外来皮货和龙虾叉等等也都用去打仗呢？意见很多，回答却只有一个，而且老是粗声粗气：“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吗？”是呀，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这样讲法仍不太讲得通。主持战争动员局的吉米·贝尔纳斯是知道这点的。这个局还挤在尚在修建中的白宫东侧楼办公，贝尔纳斯的新闻收报机没地方放，只好放在男厕里。当然，在不少情况下，小商品之所以缺少，是因为这些制造商要生产凸轮和嵌齿，为战争服务。象民用游船，烤饼铁模和龙虾叉等在战争期间就再也不制造了。但这不是没有及时抛售积存的商品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象这样大规模的全国动员，必然会有些缺点和错误。对大约一亿二千二百六十万零四千美国人——占全国人口91％——发给配糖证，你总不能希望一点岔子都没有。错误总是有的，有些说来还难以置信。费城的配给办公室，就因为配给燃料忘记了配给自己一份，结果得暂时关门。凡是领略过房荒滋味的人都会听到过洛杉矶的一件谋杀案。当地一个记者名叫奇克·费尔顿到现场采访，亲眼看到被谋杀的人确已死去，便立即朝死者的住处飞奔。“我可以租他的公寓吗？”他气喘喘地对女房东说。她摇摇头说：“我已经租给那边那个警长了。”
除了做黑市买卖的人，或者所住地区确是得天独厚的人（比如底特律市的居民，就可以溜过加拿大边境，把繁荣的温莎港的商店满目琳琅的商品一扫而光），对大多数平民来说，就不得不清心寡欲，但是他们也是乐意这样做的。当时有一幅战时公债广告，画着一个垂死的美国兵，下面的标题说：“他献出了他的生命——而你不过是把钱借给国家。”站在这样的广告画下面，还敢嘟囔抱怨，确实是要有胆量的。当然，有些东西缺乏，还是较易忍受的。比如战时生产局从1942年秋起到1944年夏止，很少威士忌酒供应市面。但除了潦倒流浪的酒鬼而外，很少美国人为此感到恐慌。（喝酒成习的人只好凑合喝奥尔德斯卜德那样的代用品，这是从人们扔掉的马铃薯和皮蒸馏出来的。吸烟成瘾的人们则拚命抽着什么佛里特伍德这一类谁都没听过的牌子的香烟）。
另一个问题是交通。1942年2月1日，底特律市把最后剩下的一条汽车装配线也转入战时生产，那时宝贵的新汽车的库存还有五十万辆。物价管理局把它全部买下，放在政府仓库里，购买都要申请。谁该优先照顾，都有极其严格规定，比如乡村医生等。到了1944年7月，就只剩下三万辆汽车了。这个数字，和平时期即使是在颇为寒酸的三十年代，也只够汽车推销员三天之用。物价管理局又把每月出售定额再裁减百分之二十二。
即使有了汽车，还有汽油短缺问题。一个普通市民，没有担任国防工作，他的汽车挡风屏上就盖上了一个黑色的“A”字，一星期只能买三加仑汽油。这就等于把什么赛车场、郊外小旅店都判处死刑；他们只好关门大吉。城市里无轨电车变得很普通。当然距离不远的话，可以步行解决。但是即使走路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平民每年只配售两双鞋子。埃德加·胡佛报告说，路劫犯的目标中，鞋子列居第三位，仅次于酒和人造纤维。到了战争最后一年，美国的交通工具，真是五花八门，花样很多：什么两轮马车，改装的双人自行车，精巧的贝克电动车，以及噗噗喷汽的斯坦利牌汽车，这种汽车最新的是1925型，即斯坦利公司停业那年制造的。
政府机关办事手续繁多，官僚们盛气凌人，人们对此至感不满。在这方面，年青的理查德·尼克松曾正确地分析过当时人们的心情。男人长裤脚没有翻边，上衣没有翻领，他可以不在乎；妇女可以把丝林画在腿上，用画眉铅笔把袜筒线画下来，她们也没有意见；儿童吃不到牛油，牛肉减少，猪肉完全没有，这点他们也习惯了。但物价管理局发的那些代用币和配给票，很多人都弄不清楚，连杂货店老板也莫名其妙。后来连肉类、脂肪和乳酪也列入配给，用分数制度限制购买，他们几乎急得发疯了。使得这种情况特别不能忍受的是，几乎人人都从朋友那里听到传说，在那些舒服的战俘营中，被俘的纳粹分子吃得如何如何好。
但是政府有时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罗斯福把铁路接管过来，给铁路的经理人员们穿上上校军服：这是他使要罢工的火车司机回到火车上去唯一办法。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董事长休厄尔·艾弗里拒绝遵守战时劳动局的一条命令，就由兵士把他从办公室赶走。（于是那个星期就流行这样的笑话：“你见过蒙哥马利·沃德公司新商品目录册的封面么？‘如蒙订货，一概照办！’”）【“订货”和“命令”在英语中是一个词，故有此笑话。——译者】战时人力管理署署长保罗·麦克纳特真的把底特律市六十万名技工，西海岸十一万商船船员，一百五十万名飞机制造业工人全部“冻结”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1942年是战争最困难的一年。轴心国击毁了一千六百六十四艘船只，超过七百七十九万吨。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获当时这样计算，如果他的“狼群”战术潜艇突袭小队每个月平均能击沉七十万吨，英国就要挨饿，他的计算极其准确。他取得多次胜利以后，得意洋洋，就想把全部潜艇派到美国沿海地区去。这样做会改变整个战争进程，后果不堪设想，使人不寒而栗。可是希特勒不让他的海军上将这样做。他当时又灵机一动。他强调说，挪威才是“决定命运的地区”。什么？挪威？邓尼茨简直难以相信。他把地图摊开，说明在美国海岸附近只有十二艘德国潜艇，而在几个星期里，就已击沉船只近五十万吨，其中百分之五十七是油船。但是希特勒把眼睛一翻，转向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就是挪威”，他又重复一遍。于是德国的后备潜艇就往那边驶，盟国的海军将领们正是求之不得呢！
当然，那时盟国是不知道这个调动的。大西洋上的威胁还没有消除，德国每个星期都有新潜艇下水，被击沉的舰船吨数继续上升。英国人绷着一副苦脸。美国人叫他们鼓起勇气来。要打赢大西洋战役，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在潜艇生产上超过对方。就在这个时刻，一位六十岁的勇于创新的实业家亨利·凯译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凯泽在建筑波尔德水坝、大库利水坝、波尼维尔水坝、大沙斯塔水坝和奥克兰与旧金山之间的海湾大桥工程中，都曾经是一个关键人物。1942年3月，他刚把加利福尼亚州和奥勒冈州造船厂收购过来，在那里革新技术，用预制构件和装配的方法，大规模生产船只，而质量又不受影响。
从一开始起，凯泽在造船工业上的奇迹就使他成为传奇式人物。从安装龙骨到交货的时间原来要两百多天，他一开始就把一艘万吨级自由轮的平均生产时间减为四十天。到了9月份，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十个月，他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一万吨自由轮“约翰·菲奇”号，在安装龙骨后仅仅二十四天便下水了。而那时候，他在大西洋已建造了一百艘轮船。这还只是开始。到了1944年，他每一个星期就有一艘护航航空母舰下水——他和他的同业们可以在十七天内便把整条货船建造出来。1945年的头二百一十二天，他们完成了二百四十七艘这样的货船，一天不只完成一艘。但是这时凯泽早已在瞩目于别的方面了。他在华盛顿提出，如果他能制造自由轮，为什么就不能造运输飞机呢？他立即陷入政府的设计师和工程师的重围，他们都说他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但他的一生，干的都是被认为不可能的事。而这一次他又多了一个合伙人霍华德·休斯。凡是凯泽干过的事，休斯几乎都干过，而且还创造过一些世界飞行纪录。1942年末，他们两人达成协议：每人投资一半，获利也是两人对分。
凯泽和休斯都是天赋神佑的人才，很快就声誉雀起。但是最好还是把他们当作时代的代表。生产奇迹是由千万个干劲十足的经理人员和几百万工人造成的。他们有些是熟练的老工人，有些则是来自厨房或商店柜台的年青女人。美国的资源和美国的自由把他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一点无论是日本天皇的神威，墨索里尼的口才，或阿尔贝特·施佩尔【阿尔贝特·施佩尔，当时纳粹战时生产的负责人。——译者】的组织生产的天才都是不能比拟的。当然，对现在这些在超音速飞机轰鸣声中长大的一代人说来，有些奇迹看来似无惊人之处。比如说，七十年代的空间飞行设计人员，很容易就会把B－17飞行堡垒看成是老古董，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斯佩德”式或“德哈维兰灯蛾”式飞机一样。可是在四十年代初期，B－17就是很大的技术成就，是在那时条件下最好不过的东西。如果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的武器已经变为陈旧过时，这也无损于那时在那里辛勤劳动的人们的功绩，他们跟克鲁伯工厂，菲亚特工厂，三菱工厂里同样拼命干的工人们相互竞赛而压倒了他们。
要对美国军事生产有个正确的了解，我们就要注意下面的事实：1940年5月10日，当德国军队冲入低地国家和阿登高原【法国东北部、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译者】时，那场历史驰名的闪电战，是在三千零三十四架飞机，二千五百八十辆坦克，一万门大炮以及四千辆卡车的配合掩护下进行的。但在法国崩溃之后五年内，美国却制造出：
『军用飞机 296，429架
坦克（包括自动炮） 102，351辆
大炮 372，431门
卡车 2，455，964辆
军舰 87，620艘
货船 5，425艘
飞机炸弹 5，822，000吨
小武器 20，086，061件
小武器弹药 44，000，000，000发』
1943年末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元帅举杯祝酒时说：“为美国的生产干杯，没有美国的生产，这场战争就会失败。”在这以前十二年，美国政府还发代币给总司令的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少校坐电车公出。1938年乔治·马歇尔将军还作证说，美国的军队太弱，无力击退入侵的敌人。1941年8月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美国是个软弱的国家，“美国人的生活态度，完全是由贪婪成性的生意经所形成的。”他应该看一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那位前辈的文件。1919年停战之后，保罗·冯·兴登堡谈及美国的战时生产时，只概括为一句话：“他们了解打仗是怎样一回事。”
但是他们却不了解美籍日人，他们对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世”和“二世”【一世、二世为日语，一世即第一代美籍日本人，二世即第一代美籍日本人的子女。——译者】的态度，只能说是我们国家的耻辱。那些爱在知名人士头上贴上标签的人应从这里得到教训，因为这次种族压制并不来自右派，而按照自由派的教条，种族压制总是来自那一方面的。但实际上这次鼓吹和执行种族压制的人，都是那些以没有种族偏见而知名的人——厄尔·沃伦、沃尔特·李普曼、亨利·史汀生、阿贝·福塔斯、米尔顿·艾森豪威尔、雨果·布莱克和约翰·麦克洛伊等。内阁里只有一个部长呼吁要采取同情的态度。那就是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而且他又得到埃德加·胡佛的支持。有一个参议员在参院发言反对，他是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脱。受迫害的移民有十二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是已归化的公民（其实如果不是因为移民法中有歧视的话，也许全部都已归化了），他们当中许多人还有儿子参了军。对这些移民进行迫害，就是侵犯他们的权利，就是政府推卸责任，就是对美国为之战斗的原则——如果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还有什么意义的话——的抛弃。
空袭珍珠港后，迫害就开始了，1942年日本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在美国的白种人中激起了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有些人就是这样辩解的。要是纽伦堡的法官们当初没有作出这样的裁决：战争狂热不得作为辩解的理由，那种说法也许就会有说服力一些。德国人以种族借口惩罚老百姓，美国人也是一样。当然美籍日人还没有被拷打，被毒气杀害，被焚化或用来作残忍的医学实脸。但是美国当局朝着暴行的方向走上了这条黑暗的道路。他们同时代的人没有判决他们；历史必须判决。
为什么西海岸对美籍日人会特别不能容忍，这是极为费解的。在夏威夷，东方人占人口的比例大得多，但军队迅速采取了行动，处理得合情合理。日裔的代表们跟军事情报处和联邦调查局紧密合作，只有少数几个嫌疑分子受到了侦讯。但没有发生种族政视的情况，连这类谣言也没有。可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世”和“二世”只占人口百分之一，却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早晨，就开始出事。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和州检察长厄尔·沃伦，同各县的法警长和各地的检察官一起，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一世，二世都被开除公职，被吊销了律师和医生的开业执照，有些地区什么生意也不让他们做，有些原来以捕鱼为生的被禁止出海。州检察长沃伦满口歪理，说什么美国国内没有出现日裔的破坏活动，正好说明他们是诡计多端，阴险隐蔽。后来当他当了最高法院院长，人们也用同样的推理来对付他。他还向华盛顿汇报说：“本州执法官员的意见，都认为这里土生土长的美籍日人，比之日本侨民更为危险。”
政府官员这样掀起了人们对黄祸的仇视，并且经报界进一步煽动以后，这场仇视运动就越演越剧。1942年1月29日西海岸一个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写道：“我们这儿为什么要对这些日本鬼那么好呢？他们把我们停车的位置占了；邮局排队买邮票他们站在你前头；在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他们占了座位。能让他们去受苦挨饿罢！让他们去碰钉子吧！我个人就恨日本人，一个也不例外。”他主张把全部美籍日裔（不管是婴儿或是年老体弱的）都要逐到内地去，一个不留。他还说：我的意思也不是让他们到内地的好地方去，而是把他们赶在一起，撵到穷山恶水的深处。”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说，加州每个日本人都应管起来，“什么人身保护！到了危险过去以后再说。”专栏作家达蒙·鲁克恩和亨利·麦克利莫都表示赞同这个意见。
羊群是跟着牧羊人走的。于是保脸公司就把一世和二世的保险单注销。送牛奶的就拒绝给他们送牛奶，杂货店商人就不卖食物给他们。沃伦把他们的存款都冻结，银行就拒绝兑付他们的支票。在1942年初一段时期内，加利福尼亚的白人对美籍日人愈来愈担心多疑。州政府向美籍日人暗示：他们是不是愿意搬到内地去。接着三个星期里，接受这个暗示的就有八千人，他们处境之困窘，可见一斑。
这并不解决问题。这只是将问题往别处转移了一部分。种族主义的病菌继续扩散。内华达州律师协会通过决议，说：“如果日本鬼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市是危险的话，那末他们来到内华达州同样也是危险的。”爱达荷州州长蔡斯·克拉克对新闻界说：“日本鬼生活象老鼠，繁殖象老鼠，所作所为也象老鼠。”阿肯色州州长霍默·艾金斯跟着也宣布“我们州的人民对日本人的风俗或怪癖都不了解。把任何日本人安置在阿肯色州是否明智，我有怀疑。”堪萨斯州州长佩恩·拉特奈命令州警察禁止日本人汽车往州内开来，他解释说“堪萨斯州不要日本鬼，不欢迎日本鬼。”
这八千人背乡离井，生活愈来愈困苦不堪。在理发店窗子挂的牌子上写着：“日本鬼来刮胡子，发生意外事故概不负责。”饭店橱窗挂的牌子上写着：“老鼠、日本鬼，本店一概毒杀无误。”加油站不肯卖汽油给他们。他们弄不到水，甚至公共厕所也不让他们进去。有五个二世到了新泽西州，一个农民把他们雇用了，当地治保委员会就把这个农民的谷仓付诸一炬，还声称要把他的幼儿杀掉。一个二世姑娘在丹佛市找到一个职业，想到教堂做礼拜。谁知牧师亲自在门口挡驾，他说：“你去你们自己的教堂不是更好些吗？”陆军中将约翰·德威特是美国西部防务司令部司令，也是个菲律宾问题的老手，他认为让美籍日人在农村里到处流浪，这办法不管怎样说也是很蠢的。“日本鬼总是日本鬼呀，”他说，“不管他是不是入了美籍，也没有什么两样！”
加利福尼亚州催促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罗斯福给这个问题弄得厌烦了，而且他正全神灌注着各个战场的战况，就把这事交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当时陆军部长助理麦克洛伊去处理。他只提出一条，就是要他们尽可能合情合理，合乎人道。史汀生又忙着他自己的作战地图和战局进退，因此便把处理权交给麦克洛伊，后者就成了把美籍日人重新安排定居的重要的积极策划者。按照德威特将军的指示，陆军部外侨处处长卡尔·本德森少校，本来拟好了一个疏散计划。他在旧金山对这个计划进行最后修改的时候，麦克洛伊突然在2月8日打电话给他说：“我们想怎样办就可以怎样办，总统方面是不成问题的。”德威特本来已经签署了本德森的草案，听见这样就立即把计划寄到华盛顿去了。
六天之后司法部长比德尔力劝罗斯福采取谨慎态度，他说，“这件事军队方面并没有将决定告诉我！”可是在这当儿他正在和内阁实权人物史汀生斗法，后者觉得一定要支持麦克洛伊和德威特。比德尔在二十年后提及这事时说：“当时史汀生显然并不认为必须大规模疏散。如果史汀生坚决反对，总统本来会接受他的意见。再说，如果……我当时力劝这位部长顶住他的僚属对他施加的压力，结果可能也会不同。但是当时我新进内阁，不愿意对老一辈的政治家坚持我的观点。”
那个星期六，又发生一件事。沃尔特·李普曼也参与进来，后来比德尔的僚属们都认为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李普曼在2月14日发表专栏文章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沿岸侦察，想对美国防务进行试探，已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事实。”华盛顿不愿采取“大规模疏散和大规模拘留的政策”，他是理解的。可是“太平洋沿岸已正式划为作战地区，有些地方随时可能成为战场。宪法上没有规定任何人可以在战场上居住和经商的权利。”德威特将军也不可能提出比这更加有力的理由来。内政部副部长福塔斯和战时安置署署长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都接到通知要配合做好这件工作。2月19日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陆军部划定“军事区”，可以不让“任何人或一切人”进入这些地区。
这不是一件值得罗斯福夸耀的事。他大笔一挥，便把一批清白无辜、莫名其妙的人们交给德威特自由摆布，这些人象其他各族大多数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一样，比以前的殖民者还更忠诚于他们入籍的国家。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年的一世种出来的水果和蔬菜，就占加利福尼亚产量一半以上。按美国的传统标准衡量，他们已奋斗成功。至于二世，还只是十多岁或二十来岁。他们土生土长、在加利福尼亚公立学校中教育长大，无论讲活、衣着、行为举止以至跳舞，都和他们的白种同学并无不同之处。
按照德威特的解释，总统第9066号行政命令规定自愿迁居于3月27日结束。日裔只有四十八小时来料理家务，结束生意和处置家产。他们到新地区定居，只准携带个人衣物，装在手提箱里。剃刀和酒都要全部充公。私人投资和银行存款都要没收。没有上诉或甚至抗议权利。这样一世就丧失了价值七千万元的农地和设备，三千五百万元的水果和蔬菜，接近五亿元的年度收入。储蓄、股票和债券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3月30日星期一，从黎明开始，德威特的第20号平民迁离战区的命令，就象防疫通知书一样，一张张钉在日裔的各家门上，这次行动有如军事行动那么迅速。对那些初学走路还不会讲话的婴儿，每人发一条标签，等于行李那样处理。不久，卡车队就在门前停下。士兵们就在人行道上喊着：“日本鬼出来！”这个命令叫起来象安·弗兰克在荷兰的人行道上听到的德国士兵叫喊“滚出去，犹太人，滚出去！”一样令人胆战心惊。卡车把他们运到十五个集中区，其中有华盛顿州亚克麦市的一个酿酒厂，加利福尼亚州帕萨丁那市的玫瑰碗体育场，以及在圣·安尼塔市和坦佛兰市的赛马场。住在赛马场的条件最差，一家家就住在马厩里。
这些集中区只是临时集中区。这点在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和福塔斯的报告中就说得很清楚。犯人们（他们现在的身份就是犯人了）都发了身份证，他们的衣物和人身都要不时受到检查。政府准备着建设十一个巨大的“安置中心”，虽然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件事。由于各州州长们对他们既然不表欢迎，安置中心就只能设置在联邦政府的土地上——那就是国内最贫瘠荒芜的地方。
总统本人从没有视察过这些阴冷荒凉的营房，但有一次他称之为“集中营”。情况确是如此。一个六口或七口之家配给的“住房”只有二十英尺宽二十五英尺长。没有一间装上煤气炉或自来水。一排营房共用一个洗衣间、一个食堂、一个厕所和露天的淋浴间，妇女在那里洗澡，哨兵完全看得见的。怕羞，是一世和二世妇女同她们的祖先共有的特点。可是当她们提出这问题时，监视她们的哨兵就说算了甭提了。她们现在不已是美国人了吗？
在内华达山脉东部的惨淡凄凉的地带，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荒凉孤寂的欧文斯山谷，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偏僻荒芜的锡斯基尤县的图利湖畔，他们要度过未来的三个年头。在铁丝网的重围内，在瞭望塔上的强光探照灯每晚照射着他们房子的情况下，他们挣扎着，尽力保留一些战前的生活习惯：教养他们的孩子，参加教堂礼拜，举行了一千一百二十次婚礼，五千九百八十一次洗礼和一千八百六十二次葬礼。
他们的事业应该是每一个相信自由的人的事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后来称之为“美国历史上大规模侵犯公民权利最严重的一次。”可是当时一般舆论并不这样看。如果联邦政府要听信加利福尼亚人的意见，这些营房也就很可能改为永久的了。别人怎样议论是一回事，那里的种族主义者可不打算让美籍日人获得自由。最高法院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甚至最高法院对维护公民自由也并不热心。1944年12月18日星期一，法院把裁决公布。这样的裁决，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想象的。法官道格拉斯对是否合乎宪法的向题，避而不谈。法官布莱克在这个现在研究法律的人都还认为很不好的决定中写道，加利福尼亚一直受到入侵的威胁，军方的权威是最高的权威，反正这些日裔并没有因为种族偏见而被驱逐！（对此，罗伯茨、墨菲和杰克逊提出不同意见）。在两个问题上法院出现了分歧意见。一方面它认为大规摸疏散是正确行使进行战争的权力，另一方面它又裁决说，继续拘留并无不忠嫌疑的美国公民是没有理由的。于是在12月19日，军方又开始把美籍日人运回太平洋沿岸，——但他们受到反日的治保队员们的围殴痛打，共有五十七起。赫斯特系报纸更火上加油，它狂热地报导图利湖营的所谓犯人暴动，以此作为这些被拘留的家庭“不忠于国”的证据。
可是图利湖并没有发生过暴动。在整个拘留期间，无论那个营里，都未有过骚乱。美籍日人不管受到怎样虐待，还是那么爱国，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他们以使人难以置信的克制精神，接受一种双重的标准。举个例说，请一个白人实习医生作一次检查和小手术要付五百元，而旁边一个有经验的美籍日人医生，做着同样工作，只得到十九元。他们种树，为发展人造橡胶做试验，为陆军招兵画宣传画，明知没有报酬。使哨兵迷惑不解的是，他们每天早晨集合，升起星条旗，行升旗礼，童子军的军鼓军号队（每一个营都有一个）还奏着美国国歌。在多巴兹营，有三千二百五十人报名学习，其中两门课程选读的人最多，就是英语和美国史。每逢星期六晚上，他们就唱“美丽的亚美利加”，在1943年1月28日之后，那些到了服役年龄的人，还做了不少事情，不只是唱唱歌而已。
就在这个星期四，史汀生宣布陆军接受二世志愿参军。立刻就有一千二百多人报了名，而到了战争结束，参加军队的日人就有一万七千六百名，在围着铁丝刺网的集中营里举行了效忠宣誓。在意大利，他们在第100步兵团和第442步兵团服役，表现非常出色。没有一个二世开过小差。在意大利战役中，单是第442步兵团，损失就已达到其原有兵员的三倍，但他们获得三千枚紫心奖章，其中有五百枚是橡叶簇紫心奖章，八百一十枚青铜星奖章，三百四十二枚银星奖章，四十七枚殊勋十字奖章和十七枚功勋勋章。部队的英勇事迹传遍欧洲，简直有点传奇色彩。比尔·莫尔丁写道：“就我个人所知，他们忠心耿耿，勤劳勇敢，勇于牺性，军队里没有那些战斗单位能出其右。很多看到海外各种部队作战的同业们也是这样看。他们的人几乎都受奖两次以上，而伤亡率则是惊人的。”
和二世并肩作战的人，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勇敢。他们认为，只要他们战绩传回加利福尼亚，人们对他们的家庭就会好些，一世在战前的财物就会还给他们。但这仅是空想而已。美籍日人的房子，农场和生意都己经被加利福尼亚州的白人占了。而在赫斯特系报纸气焰逼人的支持下，他们大多数都把掠夺所得占为己有。二世穿着军服回国时，发现理发店和饭店都拒绝接待。《旧金山考察家报》放出标题说“放任日裔士兵在海岸乱逛”，于是，一个在欧洲战场失去一条腿的二世竟然又当众挨打。这样做法，即使顽固分子也觉得太过分了，于是公开的暴行才告平息。
要是说这个州里人们都仇外成性，那也有失公允。可是很大多数的人都默不作声，视而不见。陆军部对二世遭到的事例开始关心起来，就派那些曾和他们一起服役的白人军官到西海岸去对农民和商人作巡回演讲，宣传他们的英勇事迹。一个瘦长的农民向一个中尉问道：“你们连里有多少个日本鬼给打死了？”中尉回答说：“在我排里一起作战的美籍日人士兵到战争结束时，除两个外，全部牺性了。”这个农民说：“他妈的真可惜，没把那两个也打死。”别人仰望着天花板，有些人看着地上，有些人望着膝盖。总之，没有人说一句话。
至于那位约翰·德威特中将，由于西部防务司令都任务紧迫，整个战争年代他都在远远听不到炮声、受不到战斗考验的办公室里度过。但是他这样尽忠报国，倒没有被人忽视。陆军奖给他橡叶双簇殊勋奖章，海军也授给他殊勋奖章，法国授与他荣誉军团勋位，墨西哥也授予他阿兹台克鹰勋章。到了1947年他光荣退休以后，成为日美友好协会的一名热心的会员。西方人的不可思议，他这番表演可谓是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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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以后第三个星期，农业部长克劳德·威卡德漫不经意地给美国人走漏了一个消息。他说，农民要供养军队，将忙得够呛了。老百姓如果喜欢吃新鲜蔬菜可以搞个家庭菜园——他管这叫“胜利菜园”。千千万万的城里人，本来是耙铲不分，只知道“耙”【英语rake，是长柄耙，但口语作放荡不羁的人解。——译者】这个词是指电影演员埃罗尔·弗林那样的人。现在他们见缝插针，那里有空地就把豌豆、胡萝卜、菠菜、西红柿、小萝卜、甜菜、莴苣、包心菜都种上，不管是家里的庭院、还是因为汽油要配给而空出来的停车场、运动场、芝加哥市的阿林顿跑马场、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动物园、埃利斯岛和阿尔卡特拉兹岛，都种上蔬菜。在农业部和种子公司的指导下，这些胜利菜园的农民们取得的成绩使大家既惊奇，又高兴。1943年美国的新鲜蔬菜有三分之一来自二千万个胜利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