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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国内战线.3

作者:美-威廉·曼彻斯特 当前章节:12527 字 更新时间:2026-6-4 17:46

这一年盟国最高级会议频繁举行。在卡萨布兰卡,这位最高统帅估量了艾森豪威尔的能力,对轴心国家提出了引起争议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接着,他又在魁北克(又是同丘吉尔)、华盛顿(同丘吉尔和联合军事参谋长们)、开罗(同丘古尔和蒋介石)、夏威夷(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德黑兰(同丘吉尔和斯大林),然后回到开罗(又再同丘吉尔)会谈。在这一年里,领导权已由英国首相转移到美国总统手中。这点两个人都心中有数。领导权易手同个人能力无关。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比英国投入更多人力物力,所以在未来的大战中美国的将军们,特别是艾森豪威尔,将指挥盟国的联合部队。

罗斯福作为最高统帅来说,并不是无可责难的。事实上在他一生中没有什么事能够不受责难。斯大林认为,罗斯福坚持要敌人无条件投降,只能迫使德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战争拖长。大多数历史学家同意他这种看法。在太平洋战场上,总统给麦克阿瑟权力可能太大,而太平洋战争主要是海战,要由尼米兹海军上将来打赢。但并没有人怀疑,罗斯福从1943年起就是盟国陆海军司令。早在1942年11月,罗斯福的一个特别助理威廉·哈西特就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总统越来越成了这场全球战争的中心人物,提出创议,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当然,所有责任都落在他身上。”路易斯·约翰逊从新德里拍出电报说:“在这里,罗斯福的名字具有魔力。”大多数职业军人都钦佩他的领袖才能。艾森豪威尔写道:“罗斯福先生的某些政治措施,我是永远不会赞同的。但是他是战时国家统帅,我完全是从他这个身份认识他的,——而且从这个身份来看,我觉得他是完全满足了大家对他的期望。”史汀生则说:“陆军从来没有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统帅。”乔治·费尔丁·埃利奥特写道:罗斯福深谙全面的、全球的战略,这使他成为“最伟大的战时总统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的伤亡,相对来说,比之其它任何国家要轻,但是总统在1944年海军节时却可以这样说,1943年美国武装部队曾经在敌人的滩头阵地前参加过二十七次登陆战,而且“这二十七次登陆战每次都取得巨大胜利。”

从外表看,他确不象一个军事天才。他每次访问部队,老是穿着他的绒布衬衫,戴着旧帽子,还有那漫不经心地打起来的蝴蝶领结。看上去,他倒更象一个衣着随便、精神饱满的老爷爷,要去度周末钓鳟鱼的样子。但话得说回来,他所统率的军队,本来也是很随便的。美国不是欧洲国家,它和欧洲国家不同,而这个国家最好的代表就是这个住在白官的美国人了。戴维·利连撒尔律师可以这么写罗斯福的“脸孔是世界上最英俊的战斗的脸孔”,艾森豪威尔将军可能对总统熟知地形、掌握和记得一个乡野的所有特点的天赋感到五体投地;然而,对于美国士兵和水兵来说,他的最大天赋还是他对人热情关怀,以一个卷起袖子实干的美国的卷起袖子实干的总统的面貌出现于世界舞台之上。乔纳森·丹尼尔斯写道:“在他那个时代里,没有谁能象他那样,在美国人惊惧之时,能唤起美国人的内在信心。由于他深信美国人的自尊感,所以他要求或者期望美国人拿出勇气来的时候从来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最能说明罗斯福的风格,说明他体贴民情的是,有一次他视察夏威夷陆军医院。他到夏威夷本来是要跟海陆空军高级将领谈话,制定计划,发动巨大攻势,迫使日本屈膝投降。但在他离开夏威夷之前,他要人用轮车推着他穿过病房,去看看那些被截除上肢或下肢的伤员。他向他们微笑,挥手致意。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他的出现就代替了他要说的一切的话。坐在这轮车上的是一个两腿早已完全瘫痪的人。他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他也有过这种心情。然而他克服了过来,当上了总统,他们没有理由感到灰心丧气,以为不再能实现战前所抱的理想。

罗斯福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了,这也表现在他的外表上。驻白官的新闻记者都深信,他不想在1944年再竞选总统了。总统本人也写信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说:“我的心灵深处,总是对我呼唤:要我回到哈德逊河的老家去。”但是也有各种各样的压力要他继续任职。他和任何美国总统一样,在考虑将来历史如何对他评价。他对战后美国有个蓝图:他要支待联合国组织,如威尔逊总统当年要支持国际联盟一样。此外,还有那些人民来信。有一个人在信中说:“罗斯福总统,当前世界忧患重重,请不要把我们撇下不管。现在我们正需要你。我从心里相信,上帝将你放在世上这个地方,就是要你做我们的北斗星。”还有许多请愿书。其中有一份有六千多炼钢工人在上面签名:“我们知道你很劳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让你退职。”从第三帝国那面,也传来了道格拉斯·钱德勒的声音。这个家伙原来是赫斯特报系的人,后来做了美奸,为柏林电合广播,化名为保罗·利维尔。他说:“把那个人从一度是白色的白宫里赶出去!”

罗斯福是一个老练政客,决不会为这些呼声所动,哪怕是略有所动。他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温德尔·威尔基。他们俩人看法相同,暗中也互相钦佩。总统把桑姆·罗森曼叫到办公室来,要他去见威尔基。罗斯福说:“我们应当有两个党——一个自由派,一个保守派。但从现在情况看来,两个党党内都有异见派。”他认为在大选后两党都应重新组合,并要罗森曼试探一下威尔基的意见。威尔基对罗森曼说:“你告诉总统,我准备为此目的而全力以赴。”如果是在1940年,他们可能会想出某些办法来的(虽然现在很难想象有什么办法),但现在又过了四年了。威尔基刚在威土康星州共和党预选中失利,落在杜威,麦克阿瑟和史塔森之后。他也精疲力竭了。他对共和党元老派很生气,对这种选举方法不再存有幻想。他也病了,发了三次心脏病后,于10月8日逝世。

共和党自从1916年出了个休斯以后,到现在为止,最引人注目的总统候选人就是威尔基。他的逝世使共和觉中反威尔基的元老派乘机报复。他们欢喜用“天下一家派”来嘲笑威尔基。自从珍珠港事件以后就消声匿迹的极右派的代言人,在1944年又重新露面。象劳伦斯·邓尼斯、伊丽莎白·迪林夫人,和约瑟夫·麦克威廉斯这些人,提到罗斯福时,就称之为“犹太国王”。众议员费什的秘书被判犯有作伪证罪,因为他作证说,某些众议员直至1941年11月还未曾使用过议员的免费邮寄权利来邮寄纳粹宣传品。如《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每日新闻》、埃利诺·帕顿森办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等报纸以及赫斯特报系都不肯保守军事秘密。有一个《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实际上已把美国破译日本“紫色密码”的情报透露出来,但日本人没有注意到他的报导。总统认为司法部应当对这些报纸采取严厉措施。事实上政府也的确遇到过一桩严重的煽动事件,但司法部长比德尔认为,在大选年头把一些保守派的报刊出版人监禁,对争取选民不利,所以他对罗斯福敷衍了事。但这问题仍然使总统忱心忡忡。孤立主义者在一些报社和国会里,仍然地位牢固。胜利以后,他们仍可能煽动国内人民,凑够一股力量,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看来这种威胁对总统作出再次竞选的决定,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前一星期,总统写信给汉尼根说:

『“假如人民命令我继续担任这项职务,进行这场战争,我就象一个在火线不能离开岗位的士兵一样无权退下来。

就我自己来说,我不想再竞选。到明年春天,我就做了十二年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了……

我现在作为一个模范的军人,勉为其难地重申,我将接受并担任现在这个职务,如果我们大家的总司令,即拥有最高权力的美国人民要求我这样做的话。”』

7月20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会,提名罗斯福为该党总统候选人,这时罗斯福却在加利福尼亚州,坐在矗立的悬崖上,视察一场两栖作战演习,有一万名海军陆战队从希金斯艇上用铰链放下船头板在海岸登陆。在他看来,政客们在搞走过场的老一套时,他在忙着办公。然而,每四年举行一次的民主党大会,从来都不可能是走过场的老一套。对于提请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对于党纲,大家没有异议。但对于副总统人选问题,他们都吵嚷不休。在这个问题上,总统也许是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或者他还拿不定主意。总之从当时迹象看来,他是举棋不定。他认为亨利·华菜士当副总统没有当好,没有尽到责任,不必要地触犯了国会的领导人。但罗斯福又不想把他抛开。华莱士本人则认为他仍然是候选人,而他这样想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罗斯福在给大会主席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他说:“我喜欢他,我尊敬他,他是我的好友。因此,如果我是大会代表的话,我个人会投票再提名他。”

但是威廉·道格拉斯和艾尔本·巴克利也同样认为,罗斯福已属意于他们,吉米·贝尔纳斯也认为已得到总统的支持。哈里·杜鲁门也同样肯定地认为贝尔纳斯可能性较大,已经同意提名他。但罗斯福既然没有表态,全国委员会就想物色一位对总统最没有什么不利影响的人。他们最后决定提名杜鲁门。他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人,在国会里他一直支持政府所提出的法案。他来自中西部边沿的一个州,他领导过一个委员会调查过军事工作。这是个艰巨任务,他的领导手腕颇为熟练得体。总统本人不认识他,几乎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当汉尼根提到杜鲁门时,罗斯福喃喃作声说:“哦,对……对,……我不是任命他主持那个军事调查委员会的么?”当然,罗斯福并没有任命过杜鲁门,可是汉尼根提出的理由,在政治上是有道理的。于是罗斯福同意了,就提杜鲁门罢。

这位密苏里州参议员听到这个消息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说“我的天哪!”他甚至没有考虑过竞选。后来他在电话中亲耳听到罗斯福对他说,他这才相信——他用一贯的口吻对他的朋友说:“他妈的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呢?”——于是他就去找贝尔纳斯进行政治交易。尽管如此,大会还是投了两次票才通过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然后罗斯福从圣地亚哥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广播演说接受提名,而美国人就互相打听究竟杜鲁门是何许人。《纽约时报》称他为“第二次密苏里妥协”。詹姆斯·哈格蒂则把这件事说成是“政界头子的胜利”。他的对手,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约翰·布里克则说:“杜鲁门——这个名字我没有记错吧?”他搔搔头,又喃喃说,“我总记不住这个名字。”《时代》周刊在7月31日那一期里,用老三老四的口吻把罗斯福这位竞选伙伴称之为“密苏里州来的、头发灰白,个子矮小的后辈参议员。”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是个有才智和勇气的人,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如当选,会成为一位很能千的总统。但民主党取得的成就太大。美国已再度繁荣起来,人民提到共和党就想起胡佛;美国武装部队天天打胜仗,而罗斯福本人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经验的政治家。他有一次对《纽约时报》说:“没有比好好地斗一场更使我高兴的事了”。随着年月的推移,他更欢喜斗了。他心目中的斗法就是把他的竞选对手放在一边,而专心致志地进攻共和党的元老派。这种战术使他击败胡佛,兰登和威尔基;而且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他又使用一种更为致命的新武器——对对方恣意嘲弄。他挑选出共和党一个对政府议案总是作梗的三人集团,即乔·马丁,布鲁斯·巴顿和汉密尔顿·菲什,来作为对象,为他就任以来的成就进行辩护说,除了“马丁……巴顿……和菲什”而外,人人都同意。到了他第三次谈到这三个人的名字时,听众早跟上了念这三个人名字的节奏,就跟他一起叫:“马丁……巴顿……和菲什。”这样搞使听众很开心,并且在政治策略上也很有效。除此之外,他更抓住共和党传播的一个小道消息,说他在阿留申群岛时忘了把他的狗斯科蒂带走,后来又派了一艘驱逐舰去把狗接回来。他用讥讽的口吻,对卡车司机工会(并通过无线电对全国广播)说:“这些共和党领导人攻击我、我的妻子、我的儿子还不够。不,他们还不满足,现在还要把我的小狗法拉也带进来。……我认为我有理由感到愤懑,对诽谤我的小狗提出抗议。”

这使杜威感到很生气。罗斯福的讽刺腔调己经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从那时起,有人说,竞选就成了“罗斯福的狗和杜威的羊”之间的竞选了。罗斯福的竞选运动,似乎一次比一次激烈,好象是由一部无形的但是恶意的发动机推动似的。这一次竞选运动越来越不留情面。至于共和党,它的一个攻击目标是西德尼·希尔曼。他是产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组织工人投罗斯福的票。于是就有人传出消息说,当提名杜鲁门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时,罗斯福曾经说:“去征求西德尼的同意。”于是,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那出现这样的标语:“去征求西德尼的同意。”“西德尼·希尔曼和厄尔·白劳德的共产党员都已登记了,你登记了么?”在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杜威一再提到共产主义的问题。要是在十年以后提出来,这样的指控就会使政客们胆战心惊。但那时是1944年,俄国还是一个受欢迎的反希特勒的同盟国,这种指控当时能收什么效果,很值得怀疑。

刘易斯·赫尔希当时还是征兵局长,而且已晋升少将。有一次他公开说,让士兵继续留在军队里,和让他们退伍又成立一个机构来管理他们,两者花钱差不了多少。这使共和党人走了运。赫尔希将军的名字,本书以后还要谈到。后来几任总统的政府都因为他闯的祸而闹得狼狈不堪。但是这一次罗斯福立即制止了他。罗斯福命令史汀生封上他的嘴巴,公开阐明政府计划是要迅速复员。但不管怎样,一个将军失言是不足以把杜威送进白宫的。对小狗法拉或西德尼·希尔曼的攻击,也是如此。杜威所需要的是有一个可以展开争论的问题。而罗斯福却憋死了他。

在芝加哥军人操场上,总统坐在他的汽车里发表演说。当时坐在圆形看台上的听众有十万人,站在外面的又有十万人。总统说,这次竞选,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可说是最奇怪的一次。共和党人一方面骂民主党无能,一方面又赞扬它所通过的法案。他们一方面说“唠叨的,疲惫的老家伙”把军队建设成为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支陆海军,这一切都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又说“因此,现在该是变的时候了!”罗斯福说:“他们实际上是说:‘那些无能的、疲惫的老怪物真的为世界持久和平开始莫定了基础。如果你们选举我们,这种情况我们一点也不会改变的。但是,’他们又悄悄地低声说:‘我们会做得甚至连杰拉尔德·纳埃或杰拉尔德·史密斯也不会不支持我们——我们会使任何相信孤立主义的竞选资助者都支持我们。是的,我们甚至做到连《芝加哥论坛报》都满意!’”

但是罗斯福的对手们有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那就是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如果当初对这问题进行了认真辩论,并把所有诊断材料在选民面前都摆出来,那么结果就可能不同了。但当时这是不可能的。谁都不知道总统健康的真正状况,甚至连总统本人和总统的医生们都不知道。而且如果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必然招致手段卑劣的指责。然而那些狂热反罗斯福的报章却不顾一切,全力攻击。那年10月《纽约太阳报》在第一版社论中这样开头:“我们用不着有所忌讳,……不许公开谈论总统有可能由他的副总统接任的,不是宪法规定,而是惯例如此。我们历史上有六个总统是在任内死去的。”《纽约每日新闻》每次出版,都一成不变地提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已是六十二岁,而托马斯·杜威却只有四十二岁。《时代》周刊说:“六十二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已是一个老人了。”

白宫答复由麦金太尔医生提出来,因此他对此负有重大责任。他也象大多数总统私人医生一样,领有海军中将的军衔,是一个有资望的眼、耳、鼻、喉科医生。在治疗罗斯福的窦炎方面,他是个药到病除的神医。麦金太尔医生对报界公布罗斯福的状况如下:

『“……体重略轻,比他的平常重量少八、九磅。坦率地说,我希望他会增重几磅。在他去魁北克之前就没有游泳。但他就要恢复。他游泳很有耐力,可以得到很好锻练。水的浮力使他的腿能够活动,所以他在游泳上的收效,是其它运动所得不到的。他的器官毫无毛病,完全健康。他每天担任非常繁重的工作,但他担负起来,精力惊人。在大选期间,有种种传说,说他健康很差,其理由不言而喻。但这都不确。”』

这位医生以为这一番解说,应当使人满意。但罗斯福却不满意。他也许因为患有麻痹症,所以对关于他健康的谣传特别敏感,于是决定亲自经受一次体力考验来证明他的医生所说属实。第一个机会在纽约出现。他的车队要走四小时,途经五十英里,由布鲁克林区的埃比茨棒球场穿过昆斯区到布朗克斯区,然后到哈莱姆区经过曼哈顿中心,穿过百老汇大街,直到巴特利公园。那天正下着雨——倾盆秋雨下个没停,寒气袭人,没有遮挡的话,任何人都会衣服湿透,狼狈不堪。这样乘车淋雨,简直就是发疯。然而罗斯福却不肯结束这次旅怪,甚至缩短也不同意。途中他只是停下来两次,擦擦身,迅速换了衣服,一次是在布鲁克林区海岸警卫队车库,一次是在他夫人在华盛顿广场的公寓。其余时候他都是站着——面带微笑,挥动着他的软呢帽,但样子十分狼狈。

埃莉诺坐在随行的特工人员的车上,焦急万分。她乘的车是有顶的。她认为罗斯福的帕卡德牌座车有活动帆布顶篷,起码他该叫人拉起来遮雨。坐在罗斯福前面的摺坐的是拉瓜迪亚和瓦格纳也已衣服尽湿,为他担心。雨下得愈来愈猛,把罗斯福的黑色海军斗篷淋得闪闪发光。总统的头发被大雨淋得贴在头上,比起四年前显得就更疏更白了。他戴着夹鼻眼镜,几乎完全看不见东西。但几十万个美国人却打着雨伞或者顶着湿透了的报纸,打着哆嗦,想亲眼看看他那闻名全国的微笑,而罗斯福也决定让他们看到,哪怕他本人一路上要咬紧牙关。六天以后,他又在费城乘着敞篷车,冒着冰冷大雨,游行几个钟头。事后,那些白宫新闻记者团都说他似乎活力充沛,精力旺盛,连那些憎恨罗斯福的报纸记者们也不例外。

11月7日那天,他又照样和埃莉诺在海德公园村的投票站上露面,他对站里的官员们说,他的职业是“种树”,让他们认真验明了投票证251号,然后第一次给带到投票机前。可是他不会操纵这个机器。在喃喃自语,东摸西摸了一番以后,幕帷后面传出来他那与众不同的声音:“该死的机器,怎么不灵啦?”于是就有人隔着幕帷告诉他怎样使用那个机器,他就解决了他在选举那天碰到的唯一困难。因为即使不算不在国内投票的军人选票(而他们都是非常拥护罗斯福的),那天他已经获得了百分之五十四的选票。按选举人团的票数计算,他和杜威的票数对比是432对99。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康涅狄格州的麦克马洪也叨着他的光进了参议院,而海伦·盖海根·道格拉斯和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也进入这届的众议院。汉姆·菲什和吉罗德·纳埃在选举中都被击败。而且尽管约翰·刘易斯在各个矿区支持杜威,民主党还是囊括了这些选区。罗斯福高兴异常。他在竞选活动中曾一再对投票人说,这次总统选举也是对美国应否参加联合国的公民投票。这个到死一直使伍德罗·威尔逊不安的幽灵,现在永远消失了。

竞选虽然胜利,总统仍然悻悻不平。他曾说过,杜威这种给人戴赤色分子帽子的做法是“十分可鄙”的。凌晨三时,共和党宣布竞选失败以后,总统在纽约坐着轮椅到他的卧室去时,对哈西特说:“我仍然认为他是个婊子养的”。当热,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这样说。从一切表面迹象看来,美国这场战时总统竞选的难关是渡过了,没有留下任何创疤。

但是……

如果说,罗斯福在演说中提到他的小狗法拉,使杜威生气的话,那末,说罗斯福身体不行的含沙射影的攻击,就不仅触到罗斯福痛处,而且还历久不消。每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总要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饱满。当他象当年凯旋而归的凯撒那样,回到华盛顿时,首都刚巧又大雨滂沱。说来奇怪:他每次从这一个城市到那一个城市时,总是大雨如注。十年前,农民们对罗斯福每次访问带来的倾盆大雨,都雀跃欢呼,而他的部下认为这是罗斯福的运气。但现在,这就是倒运了,对于象他这样年纪的人,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总统叫人们不用担心,命令把帕卡德牌汽车的篷顶放下来。到了联邦广场,有三万淋得象落汤鸡那样的人在等着看他。他坐在杜鲁门和华莱士之间,拿天气说着玩儿。接着他的轿车缓慢地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穿过去,有三十万华盛顿人夹道欢呼。罗斯福(杜鲁门和华莱士)都象刚从水里出来一样。但到了白宫,罗斯福还是容光焕发,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好象他从没有现在这么健康。

但是……但是……

一些时间以来,那些接近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人,都颇为担心他的健康问题。那年十月《时代》周刊曾报导说,窦炎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健康的最主要问题”。但实际情况远不止此。他整个心血管系统都有病,而麦金太尔医生对于这门专业又没受过什么特殊训练。早在1937年,总统已经被确断患有收缩性高血压,过了四年,又加上更严重得多的舒张性高血压。麦金太尔还是很乐观。虽然他的病人锻练减少,操心的事增加,他仍然很乐观。但是罗斯福已不如他的医生所说的那样健康了。早在1943年,他就患过两次重病,一是流行性感冒,一是发烧,病因无法查明,他本人则认为是北非之行所引起的。由德黑兰回来以后,他又染上流感。晚上总说头痛。在很好地休息了一夜之后,过了半个上午,他就精疲力尽了。有时候,他一边谈话,一边就睡着了,而有一次,他一边签字,一边倒头便着了,钢笔掉下来,纸上都沾上了墨水。他的女儿安娜和他的秘书格雷斯·塔利怕起来,就私下把情况告诉麦金太尔医生。麦金太尔说他和他们一样,也很焦虑,主张把罗斯福送到医院检查;但一想到要向他的固执的病人提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他又似乎有点胆怯。最后安娜把情况告诉了她的母亲。埃莉诺干脆告诉总统立即到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去检查,1944年3月27日,他就乖乖的去了。这次他就不仅是由一个医生检查,而是由一大批专家来检查了。

参加检查的专家中,有海军少校霍华德·布鲁恩。他是心脏内科医生,也是贝塞斯达医院的心电图部主任。罗斯福的病情使布鲁恩吃惊。总统很疲乏,发烧,又患支气管炎。更糟糕的是,他的心脏肥大,心脏周围血管膨胀,血压高得惊人。布鲁恩大夫的检查结果是高血压,高血压心脏病,和心力衰退。其他医生都同意他的诊断。他们建议总统休息。总统是个听话的病人,就去哈布柯,到伯纳德·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那个植物园那里休养,躺着晒阳光。饭前的酒喝少了,减为一杯半鸡尾酒(后来连睡前也不喝酒了),抽烟,由每天二、三十支骆驼牌香烟,减少为每天五、六支。他写信给霍普金斯说,他假期过得非常愉快,每夜睡十二小时,每天晒太阳,修心养性,“外面的事管他娘”。露西·拉瑟弗德经常去探望他。

他对病况满不在乎,服用绿色小药丸时,他从不问那是什么。其实那是洋地黄丸。本来布鲁恩少校或任何贝塞斯达医院的内科医生都可以把他的病情说给他听的。但有谁读医科时学过该怎样把总统病情严重的消息告诉他本人呢?而且他们官阶不高,而在战时这一点倒是重要的。所有检查结果和图表都送给麦金太尔海军中将。贝塞斯达医院的医务人员认为麦金太尔会把情况告诉罗斯福的。但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曾向总统汇报过。总统离开南卡罗来纳州以后,还是日日夜夜工作,显然不象个该休息的病人。那年他旅行了五万英里,指挥两线的战事,还竞选连任总统。与此同时,他还得照顾国内战线,处理美国人民堆放在他桌上的乱七八糟的琐事。1944年他要处理的内政包括:接管芝加哥的蒙哥马利·华德百货公司;起草美国士兵权利法案;劝说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阿尔本·巴克利收回辞呈;批准按照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模式成立一个密苏里河流域管理局;劝说史汀生部长不要退休;提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那么大的预算;在纽约市长竞选期中到纽约市发表演说;研究保险公司延期偿付权问题;签署一个战后科学研究计划;跟有关原子裂变的秘密工厂中的劳资双方进行秘密协商;对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击毙一头受伤的小牛的军事法庭判决进行复审。还要由他决定是让马歇尔还是让艾森豪威尔去指挥欧洲登陆。当然要由他作决定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事情要他操心显然不合理:比如只有总统才能说服海军和陆军共用五角大楼,(海军将领们要有自己的五角大楼),而且只有他才能决定是否取消陆军和海军的球赛。史汀生后来说:“一个人不能样样事都包下来的,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做,就要了自己的命。”

到白宫访问过的人们彼此间都在议论,说总统面容如何“憔悴”。7月间,詹姆斯·罗斯福亲眼看到他第一次心胜病发作。那时海军陆战队在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快要进行演习,他们俩在总统专车厢“费迪南·麦哲伦”号上。突然,罗斯福脸色惨白,眼睛紧闭,他痛苦地扭动着,气吁吁地说,“吉米,我怕是支持不住——我疼极了。”他的儿子想把这次露面取消。但过了几分钟,罗斯福恢复过来,他儿子的意见又被否决。这件事没有报告布鲁恩大夫,因而无法知道他患的什么病。但第二次发作,则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中。他将他的儿子留在加利福尼亚州,自己应邀去西雅图市演讲。特工人员建议他坐在一艘停泊着的驱逐舰上,以舰上大炮为背景,对民众作演说。总统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一切都准备就绪,总统刚开始他讲词的第一段。忽然心脏病又发作。当时虽然没有人知道,但实际上是一次非常剧烈的心绞痛。接着那十五分钟,他感到剧痛阵阵,横扫胸膛,肋骨架和双肩各处都极度疼痛。奇怪的是,他的脚居然还能站得住(本来在倾斜甲板上,他的支架是不稳的),更不用说发表演说了。

但这次只有他本人知道。布鲁恩就站在他后面,也没有察觉到总统有什么问题,而且是在很久以后才觉察出他发生过一次心脏病。至于他的听众,则感到很失望,认为这次演说极不象样。他讲话时咬字含糊不清,平凡无奇,而且有时声音低到难以听见。内容又杂乱无章,不知说些什么。甚至声音听起来也不象罗斯福。萨姆·罗森曼在收音机里收听,搓着手干着急。现在,到处都传说罗斯福活不了多久;加上报上登了一幅用心刻毒的新闻照片,把他照成有气无力,张嘴结舌,面容憔悴,两眼深陷。特工人员迈克·雷利告诉罗斯福说,有些新闻记者硬是认为总统当时不是去了南卡罗来纳州,而是进了医院。总统显得紧张地说:“迈克,那些新闻记者都是该死的黑心鬼。”

他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不合情理的。有时候,在一个重要人物行将去世的时候,新闻界有责任加以密切注视。这次就是这样的情况。长期以来,由于他们对他感情深厚,所以很少报导他的外表如何。那个拍摄罗斯福这张可怕照片的摄影记者,已遭到了同业们的排斥摈弃。然而,总统的内阁成员和老相识却比较直言不讳多了。多年来的紧张工作已经使他积劳成疾,现在似乎要一下子总爆发出来。一个观察家写道:仅仅在一个星期里,总统仿佛“从壮年进入了老年”。劳工部长弗兰西丝·帕金斯对于有关罗斯福和对于有关她自己的闲话,历来都置之不理,关于罗斯福健康日益恶化的一切传说,她都拒不相信。但是在罗斯福第四次就职典礼之前一天所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她委实大吃一惊。他的两眼呆滞,着上去就好象挨了一拳似的;他的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他穿的衣服似乎大了一号。他的两手颤抖,双唇发青,他似乎不得不用手托住他的头。迪安·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统的脸色使我们都大吃一惊。他消瘦、憔悴,两眼下陷,眼框发黑,只有他得意地拿起那个烟嘴,和他漠视困难的轻松愉快的态度,才使人想得起当年的罗斯福。”第二天,约翰·根室看见罗斯福后写道:“我看见他的脸孔就感到很吃惊。我感到肯定他就要死了。皮肤下面已经毫无光彩,就象在发暗的电灯泡上面的羊皮纸灯罩一样。他脸上的表情,完全变了样,看了以后使我久久准以释怀。他的面孔是灰色的,憔悴的,松垂的,他的嘴唇的控制肌似乎巳经有点不听话。”根室又写道,有时他己经精疲力尽,“连简单问题都不能回答。他讲的话已经是近乎胡说。”

两个星期后,在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安东尼·艾登认为总统和他们第一晚会见时,思想模糊混乱。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看了总统一眼就肯定他是垂死的人。他们这种印象,和华盛顿方面对罗斯福健康情况的印象凑在一起,就使人们后来形成一种理论:认为罗斯福这个“雅尔塔会议上的病人”,被狡猾险诈的俄国人骗了;认为他的亲友们让他竞选第四任总统,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美国。按照共和党五十年代的说法,雅尔塔会议是一场“出卖”。

但是按照这种说法,还有一些疑点不易解答。首先,这里有个假设,以为有人可以把罗斯辐说服放弃竞选。1940竞选年埃莉诺就曾再三劝他不要竞选,但他没有同意。其次,他的病情起伏极大,变化无常。布鲁恩医生今天的检验结果可能说明总统已进入病危,明天他又显得非常有活力了。布鲁恩在他的检查结果与病者实际病情之间,简直找不出什么变化规律。显然,他在大雨滂沱中进行竞选活动使他很劳累,竞选之后他就脸色苍白,没有胃口。但是他的血压却已下降(到210/112),他的肺是清晰的,而且一切迹象也表明连他的心脏也非常正常。他在西雅图市离开了驱逐舰的甲板后,就把心绞痛的情况告诉布鲁恩。于是一小时内布鲁恩就检查了血球数值并作了心电图。结果都很正常。

他在必要时振作精神的能力是很惊人的。艾伦·德鲁利当时是合众社记者,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宴会,看着罗斯福坐着轮椅进来时,觉得他脖子骨瘦如柴,老态龙钟。但是在总统退场之前,他仍然“用大家熟悉的姿态回答记者们的欢呼,因此我们最后看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头往上一仰,顿时笑容满面,举起手来向大家挥动,姿态和过去一模一样。”1944年9月25日,他在华盛倾新建的斯秦特勒旅馆对工会领袖和民主党的工作干部发表演说。罗森曼和总统的女儿很早就到场,两人心情都紧张。那一天早上,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很差。安娜对罗森曼细声说:“爸爸会熬得过去吗?……假如讲得不好,那就很糟糕。”听众也很紧张,因为他们都听到这些小道消息,看到罗斯福在加利福尼亚时拍的新闻照片,听过他在驱逐舰上那次可怕演说。这次罗斯福坐着发言。头几个字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按照伯恩斯的说法,“仿佛总统就是只是在嚅动嘴巴。”但是后来,他恢复过来,发表了一个很好的,战斗性很强的演说,干净利落,声音宏亮,和他第一次就职演说时差不多。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的工作人员(哈里曼、贝尔纳斯、海军上将威廉·李海、爱德华·斯退丁纽斯)都认为他能有效地、熟练地代表美国利益。在会议的初期,他有夜咳,但布鲁恩进行检查后还是发现肺部清晰,心脏和血压无变化。2月8日(跟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争吵以后),罗斯福血压情况不好,医生也担心起来。于是就把他接着那两天的日程改动了一下。但两天以后,这些病状又消除了。这时,艾登对他的看法也变了,他感到他的第一个印象必然是错误无疑了。依照艾登的看法,尽管罗斯福面色不好,体重减轻,但他在谈判中判断问题时能力的卓越,实属不可多见。他不但跟丘吉尔每日工作份量一样,而且还能找出时间,和斯大林举行小型会议,就苏美在亚洲的作用问题进行会谈。

毫无疑问,克里米亚会议加速了总统的死亡。1944年他跟一个猛烈攻击他的共和党对手举行竞选,并且要精力充沛地担任直接领导作战的三军总司令,这两个因素也同样加速他的死亡。人们将来会怀念雅尔塔会议,因为总统个人在那里作出了巨大牺牲。但除此以外,他就没有牺牲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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