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13日清晨，天气和暖。那天是星期五，《我的一天》的作者没有送出专栏文稿。【指罗斯福夫人。见第二章附文。——译者】早上6时30分，哈里·杜鲁门在西北区康涅狄格大道1701号，尚未起床，蒙胧中似乎有件特别紧急的事情使他再也睡不下去。突然，他想起他现在已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了。于是从床上一跃而起，一把抓过衣服来，好象要准备立刻行动似的。因为，他长期观察罗斯福，觉得“当了总统，正好象骑虎难下，他只能骑下去，否则就会被老虎吞噬……想停一下了也不行。”这是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的。
杜鲁门倒是一个可以不下鞍子的骑手，因为小时就是个黎明即起的密苏里州农民，具有中部边界人民那种骡子般的劲头，敏锐的头脑，而且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比之大多数美国总统都要深刻，连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比不上他。这一切当时还看不出来。《时代》周刊写道，“在上星期，他的朋友几乎一致认为，他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总统。”萨姆·雷伯恩议长认为杜鲁门是个“大事都正确，小事错误多”的人。可是在他刚刚就任总统的时刻，没有出现什么大事。《堪萨斯城明星报》的罗伊·罗伯茨说，“哈里·杜鲁门不是一个给人使坏的人。”大家也都同意这种看法。对罗伯茨和其他保守派来说，新总统是个脾气好、能力差的政客。这个衣冠楚楚，一度是男子服饰用品商店的老板，讲话不冷不热，节奏单调，他那中西部口音比之艾尔弗·兰登还要平板。他们私下议论说，这人把罗斯福总统第四次总统任期坐满，以后再没有人记得他了。
他们就是这样看新总统的，而他最初给人的印象，也的确如此。华盛顿政界认为，他当上1944年副总统候选人，只是党内力量妥协的结果。这点罗斯福从来不加否定。如果回忆录是信实可靠的，那么罗斯福在他和杜鲁门同选获胜之后，几乎没有向谁提到过杜鲁门。结果是，杜鲁门上台时，成了美国历史中最缺乏准备的总统。
本来任何过渡都有些尴尬的时刻，而且罗斯福政绩辉煌，谁也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他的继任者给人的印象，活象个乡下佬进城，自惭形秽，似乎只是来华盛顿作短期旅行。按照他自己的回忆，他当了总统后的第一个早上，特工人员来到他的公寓带他从后楼梯下来。尽管有特工人员在场，他总是忘记自己已是总统。一个新闻记者称呼他“总统先生”，他竟不知所措说，“我希望你不必这样称呼我。”他在白宫匆忙宣誓之后，发表第一次公开讲话说，“我将按照我认为是总统的作法，努力继续做下去。”对于他和大多数美国人民一样，那位已在温泉逝世的人仍然是“总统”。
那个星期五早上，他一出大门，就和一个美联社记者打招呼说，“喂！托尼，你要是去白宫，干脆上车来罢！”特工人员露出颇伤脑筋的徉子。到了市中心区他又坚持要步行去银行，特工人员就不只是不高兴，而且紧张起来。总统走路，他们是不习惯的。新总统步行的消息很快传遍附近街区，造成前所未有的交通阻塞。杜鲁门才后悔地承认警卫是对的——总统是不能去银行的，只有银行来找总统。人们对总统表示敬意，他倒满惬意，但是，人家一提到他的新职务，他就神色不自如。他对白宫记者团说，“老朋友，如果当记者的也祈祷的话，替我祈祷祈祷吧！”
从实际情况看，他这种表现是很自然的。那个伟大领导人的去世使每个人都有点慌乱。昨天，杜鲁门在忙乱中找到一本《圣经》，就宣誓就职。慌张中来监誓的首席法官还以为新总统中间名字的“S”是指司比，其实，那个“S”本来什么也不代表。宣誓以后，杜鲁门感情激动地吻了《圣经》。那时他对指挥战争的知识，和《华盛顿邮报》的一般读者差不多——事实上，《华盛顿邮报》一直是他的主要消息来源。罗斯福什么也不告诉他。杜鲁门从来没有进过白宫的作战室。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他当上总统的第一天，还没有听说过原子弹，而约瑟夫·斯大林对曼哈顿计划，反而几乎了如指掌。史汀生曾想把新总统拉到一旁，向他作一个简要汇报，可是当时没有时间。第二天，按照杜鲁门的说法，“吉米·贝尔纳斯来看我，虽然他郑重地说，我们快要完成大得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一种炸弹，但也没有把细节告诉我。”这个来自密苏里州的杜鲁门听了只好干瞪眼。大约将近两个星期以后，他才听到关于洛斯阿拉莫斯的进展情况的全面汇报。当时，李海海军上将又一次以爆炸专家的身份愤慨地说，这个计划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金钱，说“这是最蠢不过的事。”
华盛顿阅历很多的人，都爱议论关于杜鲁门笨拙的故事传闻。这些传闻并不象攻击罗斯福的那样带有恶意，而且有时还满滑稽。新总统出席帕德列夫斯基的音乐会之后，被邀请到后台去会见那位演奏家。杜鲁门当副总统时，曾和劳伦·巴考尔【劳伦·巴考尔是四十年代著名女明星。——译者】一起拍了一张照片，杜鲁门弹琴，劳伦高坐在大钢琴上，露出长长的腿。帕德列夫斯基这时彬彬有礼地低声对杜兽门说，“总统先生，我知道您也弹钢琴。”总统却谦逊地回答，“噢，不，艺术大师，比不上你”。象这样的故事，其有趣之处在于杜鲁门总统也能够一笑置之。嘲弄使他毫无所动。他有自知之明，这点品质在华盛顿是少有的。他以自己朴实无华为荣，而这品质则更是少有。
可以肯定，他确实缺少风度，并不老练，并不英明，也缺少领袖的魅力。但是，成百万对罗斯福那种高高在上的威严气势感到畏缩的人，对于杜鲁门平易近人、朴素无华则感到高兴。罗斯福打算和胡佛竞选总统，事前连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告诉，而杜鲁门在宣誓就职后，就给住在密苏里州格兰德维乌的九十一岁的母亲去了电话。自从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从温泉传出，他在格兰德维乌市的老家一直就被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包围着，有打电话的，有按门铃的，有在窗外窥视的。杜鲁门老太太一律不予理会。但她接了儿子来的电话。“妈妈，我非常忙。”杜鲁门说。他请她放心，一切会顺利的。可是，他说，“你大概会有一段时间收不到我的信。”他带着很多文件回到家里，就跟贝丝和玛格丽特到隔壁的单元。那家很好客，用他的话说，“他们请吃火鸡，然后再弄些东西给我们吃。我从中午起一直没有吃过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上床睡觉，把那一天的一切事务都撇在脑后。”杜鲁门一家连想也没想到去麻烦白宫的厨房，也没想到打发人到外面饭店叫饭菜来。他们和经过大萧条的很多家庭一样，精打细算已经成为生活习惯。在他每周必定写给密苏里自己家里的信里，他谈到他知道罗斯福去世后自己如何感到谦慎自卑。“当我到达宾夕法尼亚（原文如此）大门口进入美国最著名的大厦时，有两个接待员迎接我，”——接着他便提到关于他在康涅狄格大道那套公寓的遗留问题——“我们的家具现在还放在那里，还会放一些时间……但是，我已付了本月房租，而且下月他们如果还没把白宫重新布置好，我还要再付一个月房租。”他最后写道：
『“过去六天，真是非常紧张。我是在4月12日（东部战时暂用时间）下午7时零9分宣誓就职的，而现在是4月18日下午9时。当了六天美国总统！简直难以相信。今天也是很不寻常的一天。我要睡觉了，但是，我想还是给你们写一封信。我们在白宫一安顿下来，你们两人就来这里小住。烦恼甚多的儿子和兄弟祝您们好。
哈里”』
在等待埃莉诺·罗斯福迁出白宫以前那段时间，新总统一家临时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总统府斜对面的布莱尔宾馆，衣服都没有从箱里拿出来。玛格丽特兴奋已极，她在日记里写道：“美极了，一切都那么古雅，名贵无比。来访贵宾住在这里。美国总统住在这里，爸爸是第一个。”当然，这些日子里她总是兴高采烈。她4月22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我和妈妈、爸爸今天到沃尔特·里德教堂去。然后，我们去探望潘兴将军！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呀！”在1945年，象平庸（campy）和古板（square）词义经过贬化的词儿，人们都还不知道，但粗俗（corny）这词已经流行。在宦海生涯中弄得精疲力竭的华盛顿人，也把“粗俗”这个词用在玛格丽特和她那衣着整沽的父亲身上。他总好穿一套灰色的双排扣上衣和长裤，两色的花包头皮鞋。他第一次对全国发表演说时，竟忘记让萨姆·雷伯恩先作介绍，那位议长不得不粗声打断他说，“哈里，先等我介绍一下。”《华盛顿邮报》巧妙地说“犯错误是杜鲁门的常事。”至于贝丝·杜鲁门的情况，人们知道很少。后来有个记者找到一个和她一起长大的密苏里州独立市雇员。“她是个了不起的姑娘，”亨利·P·察尔斯兴高采烈地说，“我有生以来认识的姑娘中，能够从牙缝里吹口哨的，她是第一个。”
哈里·杜鲁门对别人的指摘，通常不以为意。但损害他妻子和女儿的名誉，就是另一回事了。玛格丽特在宪法大厅以职业歌唱家身份首次演出后，发生了一件最为哄动一时的事。《华盛顿邮报》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著文说，总统的女儿“唱得不太好，”“很多时候声音不清”，“对她所演唱的曲调几乎完全表达不出来。”白宫收到《华盛顿邮报》后没有几分钟。这封亲笔信就发送给休姆：
『我刚看完你对玛格丽特音乐会的蹩脚评论。……看来你是个事业很不如意的笔头。……我希望有朝一日会遇上你。到时，小心你的鼻梁会断，你将要用很多鲜牛排来贴你淤黑的眼睛【在美国，有些人被打伤了眼睛时，往往贴上鲜牛排来医治。——译者】，说不定下面还要戴上个护身腹带。
H·S·杜鲁门』
玛格丽特对此感到羞愧。她对报界说，“我绝对肯定我父亲不会使用这样的语言的，”接着就含泪跑回楼上去。休姆在他第二篇音乐评论里，劈头就说“假如我可以斗胆发表意见的话……”于是，杜鲁门低声下气地承认：“我感情脆弱，有时控制不了自己。”这件事大家从此也就认为了结了。但共和党人，包括众议员理查德.M.尼克松在内，却不肯罢休，他们说当总统的应该言行十分庄重。
反对杜鲁门的人，把他看成是个笑柄，而且是个蹩脚的笑柄。罗斯福的举止，至少总象个国家元首。他总不会忘掉自己的身份去严厉指责一个音乐评论家，也不会象杜鲁门在一封怒气冲冲的文件里说海军陆战队的“宣传机器，几乎可以和斯大林的比美”。在华盛顿以外的地方，他的举止就象一个美国退伍军人团成员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那样。在佛罗里达州，他头戴白帽，身穿花色怪异的夏威夷衬衫，手里拿着特大号的手杖。他和温斯顿·丘吉尔一起去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途中，头上戴着火车司机帽，快乐地开着机车。在堪萨斯城，他走进弗兰克·斯平拿的理发店，对弗兰克说，“别用什么名贵的东西，什么带香味的我都不要”。报界把这一切都照登出来，还刊登了他登上“圣牛”号前对他母亲吻别，他母亲最后说的话：“要做个好人，又要有点刚强劲儿”。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下葬在海德公园后的若干天乃至若干周内，并没有人对新总统寄予多大的期望，只有少数的人慢慢地得出结论：认为哈里·杜鲁门按某种标准还算得上是个好人，而且是有点刚强劲的。马歇尔和李海发现，在白宫作战室里，他们向他汇报，从来不必重复再说一遍。都队番号、军舰舰名、作战计划、敌人部署、后勤供应的数字——他都记得住，而且进行扼要分析时也都能引用。就任的第一周还未结束，他已着手处理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为在旧金山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会议作准备，改组了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并变动了三个内阁成员。他差一点否决了艾森豪威尔的意见，而主张命令美军攻入柏林和布拉格。他一生中只有少数几次没有凭直觉预感办事，这是其中的一次。要是他当时按直觉预感办了，战后欧洲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在莫斯科的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由于对新总统几乎全不了解，坐着大使馆飞机，横渡亚洲、欧洲和大西洋回国汇报（当时是创纪录的了），以免杜鲁门会被斯大林的欺诈行为所欺骗。4月23日星期一，哈里曼被带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晋谒新总统：
『我和杜鲁门先生只谈了几分钟，就发现这个人对形势是真正了解的。我感到多么惊奇和宽慰啊！他把我和国务院之间所有来往电报和报告都看了，几个月以来的都看了。他了解当前实况，也了解发展过程，并能敏锐地领会这些事态的意义。』
罗斯福试图博取俄国人的欢心。杜鲁门却对他们直言不讳。当莫洛托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直接了当地指出，美国和联合王国对雅尔塔协定的每一规定都已履行，但是，信守诺言不能是单方面的。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也同样一直是守约不渝的。杜鲁门反驳说，在波兰问题上就不是。他当场立即向莫洛托夫说清楚，只要红色傀儡还在东欧当权，波兰就不会被接纳进联合国。而且，他希望莫洛托夫一字不漏地将这意见转告斯大林。莫洛托夫愤怒地回答说，“我有生以来，从没有人对我这样讲过话。”杜鲁门冷冰冰地说，“如果你们履行协议，就没有人对你这样说话了。”当时哈里曼陪同会见，后来他追述说，“他对莫洛托夫很粗暴，粗暴到连我都有点担心。但是，我确实为新总统感到很自豪。”
从海德公园回来，杜鲁门就邀请贝尔纳斯参加新阁，当国务卿。用总统的话来说，贝尔纳斯当时“几乎跳起来表示不同意。”新的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4月30日去信给他儿子时说：“新总统干得十分出色。”接着他说，在罗斯福死前两天，他偶然有机会和杜鲁门详谈过，“从此就对他有个明确的印象。他为人坦率、果断、单纯、非常老实，……我想他会很快掌握总统工作，取得人们信任。由他当总统而不是亨利·华莱士，我认为是天赐之福。”
马歇尔、李海、哈里曼和艾奇逊等人是第一批改变看法的人。其他的人经过较长的时间才佩服他，而有些人则几乎要在他们脑袋上猛击之后才转过来，而杜鲁门刚巧又长于此道。他己决定任命密苏里州一位老朋友约翰·斯奈德为联邦贷款局长。于是，他把前任局长杰西·琼斯召来，把决定告诉他，琼斯感到突然。他原以为事前会和他商量一下的。他问，“总统逝世前，就决定这个任命吗？”
“不”，杜鲁门回答说，“总统是刚刚决定这个任命的”。
4月底，《日内瓦论坛报》一条标题说：局势发展迅速，大事似乎接踵而来。确实是这样。5月1日公布了德国元首的死讯。公布那天晚上朱莉·安德鲁斯第二次看到伦敦入夜后灯火通明。5月2日攻占柏林。同一天晚一些时候，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两天后，在荷兰，丹麦和德国西北部的德国国防军司令官们宣布投降。然后，5月7日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当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译者】及其属下人员在兰斯市签署无条件投降的文件，而德国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当时德国最高统帅部长官。——译者】则在柏林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面前举行同样的很不好受的投降仪式。那时是晚上11时半。在现代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三军全体官兵，都同时成了战俘。接着那一周，各军的指挥官都把部队移动到指定位置，取消战斗命令，把手表校准，以便同时实行停火。一下子欧洲胜利日到来了——1945年5月8日，正好是杜鲁门六十一岁生日。上午9时总统发表广播演说。（同一时刻，丘吉尔在伦敦，斯大林在莫斯科也向他们的人民公布这个消息。）他第一句话是：“盟军在上帝的帮助下经过牺牲和全力以赴之后……”这句以后，几乎再没有人还记得他讲了什么。人们走上街头，走到《时代》广场，从华尔街上大楼窗口抛出无数整卷的彩带，他们在芝加哥市的卢普中心区，在波士顿公园，在好莱坞和文兰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战士纪念碑周围，在华盛顿公园，在校园、在兵工厂到处跳起舞来。只要有地方跳舞，就跳起舞来；有时没有空地方也跳，连百货公司的橱窗，公共电话间和电梯里也有人在跳。男人想找女的接吻，女人们也想人们来吻她。人们觉得有权利暂时忘记还有一场更伤脑筋的战争。那个帝国比之德意志帝国还大，更有决心继续战斗，甚至谁备不惜毁灭自己民族每一个成员，以便迫使敌人付出尽可能高的代价。欧洲胜利日并没有使东京的土气受挫。天皇仍然是神圣的：为天皇而牺牲，仍然是不朽的保证。东京对任何和平试探都作这同一的回答：不投降，将来也永远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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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2月26日巴斯托尼解围以后，历史以飞快速度向前发展。既然一直到这年9月底，历史发展都很快，很自然，当时的幸存者对事态发展经过往往是模糊的。许多人反正已没有心思注意新闻。战士们还都留在兵员补充中心、在兵营小卖都、在医院、在飞机座舱、或在军舰上。他们正在怀念死去的同伴，经过外科手术后正在休养，正在反复阅读家里的来信，正在请同机同船的人签名留念，正在想方设法消遣无聊的时日。在国内，妻子和母亲则在欢迎残废士兵回来，或者焦虑地查看伤亡人员名单。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台评论员广播往往没有人听，大堆大堆报纸没人看便扔掉，几个月的事态在人的印象中，活象个万花筒，杂乱无章。
震撼世界的事件出现了。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便过去了。联合国宪章已经在旧金山签字。温斯顿·丘吉尔，这人在美国人眼中原是英国不屈不挠精神的化身，在大选中却被工党的压倒优势赶下了台。麦克阿瑟重新占领菲律宾群岛，疗效极好的药物（当时药物这个词，还是正面意义的词汇）【原文为drug，后来这词是指例如海洛因一类的毒物。——译者】从各个战时的实验室中制作出来。当了十一年纽约市长的非奥雷洛·拉瓜迪亚也下台了。在《时报》广场上，人们已经熟悉了的号召购买战时“公债”的牌子也拆了下来。无人驾驶的V－2型飞弹出现了。美国人还来不及详细了解，便听到纳粹集中营中有六百万犹太人遭到杀害；日本“神风”飞行员在军用飞机上装满弹药，对着美国军舰俯冲等等消息。最后还有两个日本城市完全被摧毁，而这竟是出自美国之手。这两个城市，一个和丹佛市一样大，一个则比之纽瓦克市还要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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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在欧洲结束，使东太平洋战区的人有了盼头，但还不是兴高采烈。欧洲战场是别人在那里打。对在这些岛上作战的人们说，欧洲胜利日的意义，是希望早日从欧洲得到增援。太平洋战区的老兵们都念着一些拙劣的诗句：什么“45年活着回家，”“46年重返乡下，”“47年回到天堂，”“48年抵达旧金山。”除非他们幸运地这样受伤，（就是严重到不能再参加战斗，但干其他什么事都还可以）这些和日本作战的士兵，知道45年、46年，甚至47年回家都还不是现实的。他们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其中大多数人认为能在48年回家，就已经满足了。随着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重伤而牺牲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同意这种看法。攻克方圆不足八平方英里的、堆积着火山灰烬的硫黄岛，就已经付出二万五千八百四十九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的生命，占登陆部队的三分之一。占领冲绳岛的代价是四万九千一百五十一人。在冲绳岛外，神风机俯冲美国军舰，炸沉了三十四艘军舰，还重创三百六十八艘舰艇。如果说日本人在他们防御圈的外围诸岛上，就已经使那么多人伤亡，那么，在日本本土的五个岛的一十四万二千零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他们会是多么可怕的敌人呢？在本土，他们将和塞班岛那样，每个拿得了手榴弹的老百姓，都会和军队一起作战。【日本由九州、本州、四国和北海道四个主要岛屿组成。东京在本州的东南部。1945年，这四个岛屿的人口共有七千二百五十九万八千零七十七人。东京电台提到一亿日本人时，他们把移住在殖民地的人也计算在内，例如根据凡尔赛条约委托日本天皇代管的塞班岛，便是这样的殖民地。】
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在雅尔塔会议所作的红军将全力支援英美部队的保证，作出一个有根据的估计。如果11月1日在九州登陆，在仲冬进攻本州，估计阵亡人数将超过欧洲战场和太平详战场所有战役中的阵亡人数总和。史汀生在1947年2月号的《哈泼斯》杂志上写道，“我得到的汇报是，这样作战光是美国部队，伤亡就可能超过一百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在太平洋突破日本外围防御圈时伤亡总数是十一七万零五百九十六人）麦克阿瑟将军估计伤亡还更大。他说，迄今为止，和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作战的是孤立无援的岛上驻军。至于为数达五、六百万的日本皇军在地洞里储备了成万吨的弹药，还没有打败过。这时他们正从中国调回来去保卫大日本的神圣领土，并掘壕固守。除非把日本诸岛全部封锁，让老百姓挨饿——当然这是最不人道的解决办法——否则，总得要对付这些部队，加以击溃。麦克阿瑟预言，这将是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战斗。他预料光是在11月1日建立一个滩头阵地，就会伤亡五万人。在进攻本州之前，盟国海军还必须想出办法对付那五千三百五十架神风飞机。这些飞机正藏在地下飞机库，准备与许多舰艇同归于尽。最后，麦克阿瑟警告华盛顿说，还有可能找不到有组织的敌军作战，因为日本鬼子可能躲到山里打游击。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估计要打十年，而盟军的伤亡将无法预料。
杜鲁门总统在准备参加即将在柏林西南十七英里波茨坦的勃兰登城堡举行的会议时，对事态发展的前景就是这样估计的。他必须争取红军参战。佩顿曾对英国听众讲话说，联合王国和美国战后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因为毫无疑问，统治世界乃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史汀生知道后赶忙对报界说，那位将军说的只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美国报纸的社论劝佩顿将军发言应只限于“开步走”，“刺刀”和“射击”这类口令。马歇尔将军对报界说，假如俄国不是美国的盟国，在欧洲战场的美国军队，就得要增加一倍。艾森豪威尔将军飞到克里姆林宫，进一步加强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友谊。红军元帅们佩服他，政治委员们喜欢他，约瑟夫·斯大林也对这位贵宾赏以微笑。苏维埃独裁者把自己一张照片送给艾克，并促使授与这位美国将军苏沃洛夫勋章和胜利勋章。后者是华丽的勋章，在艾森豪威尔所获得的奖品中，可能除了荷兰女皇威廉明娜授予的镶有珍珠的金剑之外，这就是最贵重的勋章。这个星形的白金勋章，直径三英寸，镶了九十一颗大小相同重达十六克拉的钻石。历史的讽刺是：受到这个勋章的人后来当了美国总统，在他统治下的美国，一切受过苏联奖章的人，竟都因此失业，遭到国会各种委员会的威吓，乃至受到邻居的跟踪。但是，在1945年这一切还没有发生。这两个国家刚刚成为世界上新的超级大国，还在握手言欢。艾森豪威尔博得了斯大林的欢心，大为有利于他的祖国。假如那年夏季没有那两个磨菇云柱的干扰，他的这一功绩也许还会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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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那时是个忙人，他要在克里姆林官接待盟国最高统帅，要在波茨坦对美国新总统作出估量，还要研究美国那时还没有进行试验的超级武器的有关情报。这种武器英国人当时叫作“管道合金”，史汀生叫它“X”，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叫它S－1，橡树岭市那少数受命参加这计划的人叫它S－Y，而在存放这件东西的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区那为数更少的科学家却叫它“新玩意儿”。
这个科学智慧的最高成就，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金属制品，原来设计就是要成为最有效的大规模屠杀的工具——如果能制造成功的话。但是，事前谁都没有把握。那时军事保卫部门，还不知道富克斯——戈尔德——罗森堡——格林格拉斯的泄密事件，所以不但对具体细节严格保密，连存在有这个“玩意儿”，也绝不透露消息。那年春天早些时候，七十五名飞行员被选拔派到犹他州的温多弗机场集中，组成第二十航空队第二十一轰炸指挥部第三一三飞行大队的第五零九混合大队。他们谁也不知道五零九混合大队的任务是什么。他们都是志愿人员。当他们问到他们志愿搞的是什么的时候，回答是这个队伍“将担负某种特殊任务”。
特殊任务，这点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飞行训练很独特。一架B－29机佯作高空袭击，另外两架则负责监测可能出现的异常的天气，特别是闪电风暴。那架负责袭击的单机并不携带巨型炸弹，即不携带B－29通常投掷的巨型的爆炸性能很高的爆破弹。它装载一个大的形状怪异的配有普通炸药的投射器。事实上，这个投射器是接照在洛斯阿拉莫斯制造的那个装置的外壳进行精确复制的。它是按照那个装置的蓝图制造的。与此同时，原子弹正在最后完成阶段。第五○九混合大队摸不出这是什么名堂。即使派到了提尼安岛，距离日本的轰炸里程已经很近的时候，还是一无所知。在这岛上他们继续进行飞行练习。同时一个年轻的原子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博士负责在这个岛上监建一个前线实验室。没有人向飞行员介绍这个莫里森是谁。对他们说来，这个人说不定只是在这里成立一个随军小商店。还有一点使他们更加如坠五里雾中。上级髻告他们要预防一些危险，而就他们所知，这些危险并不存在。看来华盛顿有些人认为他们都有丧失视力的危险。他们接到训令，飞行时候要戴上电焊工用的护目镜，而当投弹手打开弹仓之后，绝对不要朝轰炸目标那个方向看望。
每天黄昏，其他B－29机都飞去日本执行任务。后来莫里森博士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说，“我们常常跑到珊瑚礁那里，坐在最高处，怀着钦佩的心情，观看着第三一三飞行大队的出击。第二天早上，大多数出击的飞机都飞回来，长长的单行队形，好象项链上一颗颗珍珠，从头顶一直排列到远空。你一眼看去，可以看到十架或十二架飞机，每架相隔约二英里。一架飞机着陆，另一架又马上出现天边。你一眼看去总是看到不多不少的飞机。这个原来空荡荡的机场又会停满飞机，因为在一两个小时内，所有飞机就都飞回来了。”
对莫理森来说，这景象非常壮观。但是对第五○九混合大队来说，这简直是天天使他们难堪。他们原来都是十分出色的飞行员，而现在差事太闲，反而士气低落。他们飞来提尼安岛时，“东京玫瑰”在广播中点了这个大队的番号，说不定她是了解情况的。但最难堪的还是第三一三飞行大队其他飞行员们的奚落。他们每晚都要在“帝国”（B－29的飞行员们都把日本叫作“帝国”）上空闪避高射炮火。有些一去不返，有些回来时挂了花。但是，这个五零九混合大队的任务，只不过是在这个“帝国”的荒芜地带和战略上毫无用处的地区巡航，因此，从没有受到高射炮的射击。偶然他们也接到命令投个炸弹——但只是孤零零一颗小炸弹。真是有辱他们的身份，使人迷惑不解。更使他们感到羞辱的，则是另一个混合大队中一个投弹手写了一首咖弄他们的诗：
『秘字大队飞上天空，
没人知道他们行踪。
明天他们安全返航，
谁也不知到过何方？
请勿打听我们战绩，
除非你想挨顿训斥；
知情人士却会指出；
五零九在决定胜负。』
“东京玫瑰”似乎什么消息都能打听到，现在她也拣起这首讽刺诗。她讥笑地说，“知情人士却会指出，五零九在决定胜负。”
5月下旬提尼安岛上这些被遗忘的人，见到新来的高个子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他们不知道，这个阿尔瓦雷斯所冒的生命危险，比他们任何人都要大；即使知道，也是不会相信的。他在荒僻的峡谷里，完成了原子弹的复杂的冲放装置。这些峡谷都距离住宅区和洛斯阿拉莫斯的技术区所在的台地很远。他把这个冲放装置称为“枪式”装置——就是说，这个炸弹内有两个半边：一个半边的铀－235，充当子弹去撞击另一半边的铀－235。这个阿尔瓦雷斯装置，精确度已达到百万分之一秒。一年半以前在芝加哥的阿隆索·斯台格运动场空旷的看台下面所提出来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现在已有了完满的技术上的答案。
在1945年春天，那个炸弹的样子和它的秘密，是这样的：
它是黑色的，状如鲸鱼，制作异常精巧，直径二十八英寸，长十英尺。全部组装后重九千磅；但其中大部分是镇重填料，其铀芯重不过二十二磅。（如果能够达到设计的百分之百的效率，仅需二点二磅的铀就已足够。但当时还在原始阶段，能够获得百分之十的成效就已经是很可观了。）这二十二磅或者说十公斤的铀芯，不但要隔成两边，使铀无法在预定时间之前过早地结集成为“临界质量”，而且两边的铀的重量不能相等，这点也是重要的：“子弹”部分重量大概是五磅，“靶子”部分大约是十七磅。很明显，把这两半边分隔开来的隔屏是极其重要的。这个隔屏（或者叫封套）的基本要求，就是使分裂铀－235原子的快中子不能直接冲击。如果隔屏起不到这个作用，五零九混合大队就什么也做不成，因为它将被炸为乌有，连同挖苦它的人和整个提尼安岛都将荡然无存。在芝加哥的反应堆里，是使用提纯的石墨来起到防止中子冲击的作用的。但是，制造炸弹比之建立反应堆困难得多。古茨密特说，当德国核物理学家们听说美国爆炸一个核武器时，他们“认为我们投在广岛的是个完整的铀反应堆。”在可以运送的炸弹里，使用石墨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新墨西哥州的盟国科学家们花了多少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其他防止中子冲击的物质。这种物质，用洛斯阿拉莫斯的技术区的说法，要起到“中子反射器”的作用。这种中子反射器必须是一种密度大的金属。黄金是一种可能，奥本海默就曾一度认真考虑要申请一些黄金。但后来有一种合金证明同样可用。于是，就用这种合金把两半边的铀一235包起来，就象一个双胞胎把两个卵子包起来一样。外面则是一层又一层的弹片，使得整个装置适合B－29机弹舱的大小。这个炸弹和人们后来的普遍想法相反，并不是用降落伞投向目标的。B－29轰炸机飞得很高很快，驾驶员和机组人员来得及躲避，所以，就象一般炸弹那样自由降落下去，但又并不要它着地。为了取得最好效果，阿尔瓦雷斯装置使炸弹在目标区上空就触发爆炸。用洛斯阿拉莫斯的行话来说，目标区叫做“零”。至于真正的引信，就是戴维·格林格拉斯给哈里·戈尔德草绘的那种透镜，这张草图现在莫斯科手里。在那神奇短暂的一瞬间，通过遥控触发，使得中子迅速聚结，在千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内，就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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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格罗夫斯将军本人顾虑如何，他还是不得不假定，装置不会走火。他是个军人，又承担着这一重任。这项计划已花了二十亿元，而这笔钱又是分散在无数的拨款项目中，瞒着国会弄来的。现在不管有什么理由，他也不打算将这项计划放弃。早在1944年12月30日，在巴斯托尼的居民还实行着定量减半的食物配给制；太阳旗还在硫黄岛和冲绳上空飘扬的时候，格罗夫斯就已给马歇尔将军打报告说，他“有理由可以肯定”，在来年某日，这个枪式炸弹就可以用于实战。当时，格罗夫斯认为没有必要预先进行试验。他估计第一颗炸弹大约在1945年8月1日可以准备就绪，第二颗则要在1946年1月1日，第三颗还要迟一些，时间难以确定。
4月24日，杜鲁门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第一次听取史汀生和格罗夫斯关于曼哈顿计划的全面介绍。总统站着听完以后，猛然坐下来。史汀生对他说，对原方案已作了一些变动。准备在7月中旬前后在靠近洛斯阿拉莫斯的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带进行一次试验。史汀生说，要是成功的话，这个试验装置的当量是五百吨梯恩梯，而第一颗“实战”炸弹，威力将是这测试装置的二倍，当量一千吨梯恩梯。从他们提出的数字就足以说明，这些人对这个行将出世的怪物，了解得很少。因为，后来试验表明，蕴藏在第一个炸弹中的实际威力超过二万吨梯恩梯当量。尽管按当时的估计，杜鲁门还是持谨慎态度的。4月24日：听完汇报以后，杜鲁门当场对这颗炸弹作出第一项决定：要探素不使用原子弹还有无其他办法。决定交由两组人员研究，一个由军人和非军职人员联合组成的临时委员会，一个是科学家小组，5月31日和6月1日，两个组织碰头，发现他们虽然是分头研究，但得到了同样结论。
他们没有忽视道义影响问题。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史汀生、马歇尔将军、詹姆斯·贝尔纳斯、万尼瓦尔·布什、卡尔·康普顿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康南特。他们知道，原子能“不能简单地作为军事武器加以考虑”，而必须同时作为人类“对天地万物的新关系来加以研究。”同时，这些负责调查的人也了解，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有一批原子物理学家，不管美国作出什么决定，原子武器迟早要诞生的。除了把原子弹用于实战以外，临时委员会和科学家小组委员会（奥本海默、弗尔米、E.O.劳伦斯和阿瑟·康普顿）都研究过其他最可行的替代办法——或是预先就原子弹投掷的具体后果提出警告，或者在某一无人居住的地区进行爆炸来显示威力。这两个方案都被否定了，因为行不通。原子弹爆炸的性质如何，人们还不了解。即使将在洛斯阿拉莫斯进行的试验成功，也不能保证从B－29飞机投掷下来的炸弹会爆炸。沙漠上的试验是在静止状态下进行的。这个试验对于用一个复杂而又未经试验的装置在预定高度去引爆原子弹的问题，并不能给技术人员提供任何新的情况。实战中失灵是一个很现实的可能。如果美国人先对日本人发出警告，然后投下一枚哑弹，敌人士气就会顽强起来，更加负隅顽抗。还有一点，美国人没有多余的原子弹。除了要在沙漠爆炸的静态装置而外，就只有两颗，分别叫作“瘦子”和“胖子”。
因此，总统的顾问们在6月1日建议“尽快地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投向有双重意义的目标，即投向一个军事设施而其附近又有容易受到破坏的建筑物，并且“事前不提出警告”。四位科学家提出一项一致的意见：“我们不能保证仅用技术上显示威力的办法就可能结束战争；除直接用于军事外，看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史汀生接着在向杜鲁门提出的备忘录中提出：“实际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一旦开始，”——如果杜鲁门否决使用原子弹，准备进攻就得马上着手进行——“我认为我们要进行的决战，比之在德国所进行的还要惨烈。我们的攻击，将促使日本种族团结，同仇敌忾，迥异于德国的情况。”一年以后，卡尔·康普顿在《大西洋》月刊上谈及原子弹时说，“我相信，如果有这炸弹而不用，事后就无法向自己国人交代。”康普顿对广岛死了八万人这个可怕事实并非视而不见。但他建议持批评意见的人，应该回忆一下轰炸德累斯顿市和汉堡市时所引起那场火暴，和B－29两次对东京空袭投掷的燃烧弹，其中一次杀死了十二万五干名日本人，另一次则近十万人。他意思是说，如果道义这个问题可用统计数字来衡量的话，那么，决定使用核武器对付日本的人，远远不是最大的战争罪犯。
7月13日星期五，正好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温泉逝世后三个月，那试验装置的两个半边铀－235，中子反射器和引爆用雷管，从技术区的“后门”，就是说，一条秘密通往S发射场的路，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S发射场是离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五十英里的一片半沙漠地带。距离那里最近的村子叫奥布斯库罗，西班牙语是“黑暗”的意思。当地居民管发射场所在地区叫作霍尔纳达·德穆尔托，意即“死亡地带”。这种名字上的偶然巧合，对核物理学家们来说，并没引起可怕的感觉。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向人类未知的领域迈进一大步。他们向第五0九混合大队提出要注意闪电，并不是出自臆想。这是整个方程式中的一个无法估量的未知数。一场暴雷雨中的一道闪电也会使他们全部化为乌有。而且由于链锁反应的范围究有多大还是未知的，整个地球也是有可能被摧毁的。科学家大多数认为不会这样，但谁都不能肯定。他们在黑暗中驶过奥布斯库罗，没有一个人多说话。
在霍尔纳达·德穆尔托的中间地段，靠着一间旧农舍的正面，搭起了一座一百英尺高的铁架。炸弹的核心部分将在农舍中组装，但是要等到最后一刻才进行。对闪电的顾虑这时更大了。在这块荒芜的土地上，7月份是雷暴雨很多的月份。几天以前，在这里曾用普通炸弹进行一次预演，刚把炸弹吊装上，来了一道叉状闪电，击中了它，把它炸掉了。这个铁架和农舍就是绝对的“零”区。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核弹物理小组的领导人罗伯特·贝彻博士，这天在这农舍里面安装那颗真的原子弹。到了大约黄昏时分，他感到很不顺手。本来每个部件都是车磨得精度极高，但竟有一件塞不进另一件里，他停了一下，又试一试，又停一下又再试一试，终于放进去了，部件全部啮合无缝。
奥本海默和科学家小组其他领导成员，个个手里拿着表，在西南十英里以外的一个掩体里等着。同时两架B－29机在上空巡逻，用无线电向地面报告天候。奥本海默的那个掩体S－10是控制中心，也是总指挥部。在离“零”区一万码的周围其他点上，还盖了三座钢筋水泥堡垒。原来的计划，是在早上4时爆炸。但是天气恶作剧，每次上空放晴时，B－29飞机又报告地平线上出现闪光。爆炸时刻延迟到早上5时30分。这次可以了，没有暴风雨迹象了。7月16日5时29分15秒——也就是进入原子时代前的45秒——一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家拨动了主导传送器的开关，每个预先收集了的电子就在预定的极其准确的微秒时间内，进入指定位置，这样，第二、第三级的链式传动器就开动了。
5时29分50秒。
有人唤道：“还差十秒！”这是第一次报时，于是在这新颖的仪式中，人人无声地用嘴唇默示——5时29分51秒，5时29分52秒，5时29分53秒，5时29分54秒，5时29分55秒，5时29分56秒，5时29分57秒，5时29分58秒，5时29分59秒——
5时30分，一刹那间一切都同时发生。当然，人们对以几百万分之一秒来计算时间是无从辨别的，所以可以说没有人看到了原子弹的第一道闪光。但是他们的确看到了在遥远群山映出来的耀眼反光。他们全都多少吓了一跳——奥本梅默紧抱着掩体里的柱子——30秒钟后，一股飓风，还有震耳欲聋的吼声，在这个沙漠中横扫过来，又把他们震动了一下。与此同时，在“零”区上空愈升愈高的放射出来的物质更使这群发明家目瞪口呆。威廉·劳伦斯写道，它就象：
『人们前所未见的一次日出。一轮巨大的绿色超级太阳，在不到一秒钟里，就升到八千多英尺的高度，愈升愈高，直抵云层，光亮刺目，把大地与周围天空照得通明。一个直径大约一英里的巨大火球往上升去，颜色不断变化，从深紫色变成橙黄色，扩散了，变大了，愈往上冲扩散愈厉害，这是一种被禁锢了千万年的自热力从自身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在一眨眼之间那颜色绿得非常奇特，象人们只有在日全蚀时才看到的日冕一样。仿佛地球张了口，苍天裂开来。人们感到似乎亲眼得见开天辟地时上帝说：让世间有光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