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断往上升，这个巨大气柱的内压化为一个人世所无的蘑菇云，然后再向上冲，又再形成一个蘑菇云。最后在四万一千英尺的高空中，在比埃佛勒斯峰【即珠穆朗玛峰。——译者】还要高的夜空里消失了。奥本海默想起了《薄伽梵歌》【用梵文写的印度著名史诗《摩诃婆罗》（Mahabarata）中的哲学对话，原义为“世尊歌”。——译者】的两段话：“千日齐观，照耀中天；大我之光，辉煌若此。”“夺一切之死神乃我。”人们各有各的讲法。一个高级军官叫出来：“我的老天爷，那帮头发长长的家伙定是控制失灵了！”而一个兴高采烈的物理学家则叫道：“大阳也不能望其项背呢！”那倒是千真无确的。5时半的时候，在“零”区的温度，高达华氏一亿度，等于太阳内部温度的三倍，等于太阳表面温度的一万倍。在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西部正在睡梦中的美国人被那神奇的闪光惊醒，接着那阵暴风往他们的窗户狂吹时，他们更是为之胆寒。
在“零”区里，人们什么都看不见。弗尔米坐着内部镶了一层铅的谢尔曼坦克向“零”区开进，用一个机械抓铲采集泥土样本，以供实验室检验。但是要进行彻底研究，还得推延一些时候，因为辐射太强。当科举家们可以安全进入现场时，他们发现距“零”区一英里以内所有的生物，无论植物和动物，包括响尾蛇，仙人掌和沙漠荒草全都毁灭。B－29机群原来在离爆炸点若干英里外发现的一队羚羊，也己消失。在新墨西哥州其他地区的牛群，皮上出现了灰色斑点。离“零”区八百码的一座三十二吨重的钢塔变成一堆歪歪扭扭的废铁。“零”区周围沙漠，被冲压成一个白热的盘子，直径有八百码。沙也不再是沙。高热把它化成为一种翠玉般的物质，象是一种沉甸甸打不破的塑料，人们不知它究竟是何物。农舍和铁架也不知去向，干脆没了，原来已变成气体，随风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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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平静下来的是格罗夫斯将军。他对他的副手说：“战争结束了。有一两个这样的东西，日本就完蛋了。”站在他周围的科学家们没有说什么。其中一个把两指绕在一起【按习惯，这是希望幸运之意。——译者】，因为他们就只有“一两个”这样的东西。洛斯阿拉莫斯试验的代号是“三位一体”，指的是那三个现有的“玩意儿”。要是东京知道个中真相（日本天皇的一个军阀头目，后来就曾经怀疑过），美国的处境就很困难。要再搞一个炸弹，又要多花大半年时间。但是，现在来两次爆炸说不定就会带来和平。
下一步怎么办，只有一个人能作决定。当杜鲁门启航去波茨坦时，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己迸入最后阶段。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他一直在“焦急地等待试验的消息”，因为“爆炸这个完整的原子弹结果会怎样，谁都没有把握。”7月16日晨，信使专机将两封以临时密码写成的信送到波茨坦。第一封是格罗夫斯将军向总统代表团报告的：“今早动了手术。诊断还未结束，但看来效果不错，已比原来估计更好。”第二封是陆军部长用个人专用信笺写给丘吉尔的。史汀生说：“婴儿已生下来，情况良好。”首相嘟喃道，“耶稣再降临了，人们将遭到天罚。”据杜鲁门回忆说，他曾对斯大林元帅“随便提到”，美国制成了“一种破坏力非常大的新式武器。”那个俄国人本来还可以把知道的一些细节向他补充一下的，但没有表露多大兴趣，只是回答说他听了很高兴，希望美国人会“好好地利用它来对付日本。”
杜鲁门曾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有一句座右铭：“这里要负最后责任。”现在是要由他负责决定了；他不能将责任推卸给任何人。他那临时委员会的顾问们，把最后结论用电报向他汇报：“我们提不出仅用技术上显示威力的办法来结束战争。除直接用之于军事外，看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所以从杜鲁门看来，他别无其他选择。他的军事顾问们已经敦促他，让他们从速执行他所谓的“对日本本土诸岛进攻的现成计划。”
八天后，即7月24日，总统初步批准使用原子弹：“第二十航空队的第五○九混合大队约在1945年8月3日以后，一遇天气条件可以进行目测轰炸时，就应携带第一颗特别炸弹，轰炸下列目标中的一个：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这个命令白纸黑字，杜鲁门也觉不忍。史汀生也有这样感觉。早在6月19日，陆军部长就在日记写道：必须向东京发出一次“最后警告”。在总统的建议下、由杜鲁门本人、丘吉尔和蒋介石向日方广播了后来人们所称的波茨坦公告。其开头七点是详细保证给予人道待遇，不进行报复，允许日本建立“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新秩序”，给予言论、宗教和思想自由；允许日本建立新工业，“参加世界贸易”和对（日本）本土诸岛的战略要点进行有限度的占领——而且一旦局势稳定，占领就将迅速终止。第八条即最后一条号召东京宣布其全部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就将遭到“迅速而彻底的毁灭。”
这个广播在东京引起各种各样的想法。有些人从公告中看出，日本人获准在美国军队撤退之后，自行决定本国政体。这是对的，那正是杜鲁门要对日本人说的。但是当时武士道影响太深。东乡外相主张待机决定，因为不予置理，总比内阁中的军人强行断然拒绝为好。但铃木首相（海军大将，男爵）犯了一大错误。他在7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波茨坦公告不过是老调新弹，日本人不屑理会。贝尔纳斯于是告诉记者们：这个答复是“使人失望的”。杜鲁门还希望敌人回心转意，所以直等到8月2日他回到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返航回国时，才对提尼安岛开放绿灯。于是，命令就译成了密码，通过无线电向远在地球对面那地方发了出去。这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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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子”由三架超级空中堡垒分载空运到提尼安岛。到了8月5日星期日下午，它已经部分地组装起来，挂在B－29机“埃诺拉·盖伊”号的弹舱里。“埃诺位·盖伊”号是第五零九混合大队的长机，是大队长保罗·蒂贝茨的座机。他很久以前就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座机。他接到通知，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他和他的座机就将名列史册。这时侯，他的部下也猜出来，他们闲得发闷的日子已告给束。载着高级军宫们的吉普车在岛上驶来驶去。格罗夫斯的副手法雷尔准将，从洛斯阿拉莫斯区到达，向明天乘着“埃诺位·盖伊”号飞往“帝国”的海军军械专家威廉·帕森斯上校讲解这个装置。帕森斯越听越皱眉头。自从他到这个岛以来，他已见过几架B－29机在起飞时撞毁。如果一架载着组装好了的这种炸弹的超级空中堡垒出事，那就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惊人的事件。法雷尔说那就只能祈求上帝不要出事。但帕森斯坚持说：“如果等飞机飞离这个岛之后，再由我来负责完成组装这颗炸弹，就不会发生这样意外。”法雷尔问他，“你以前组装过这样的炸弹玛？”帕森斯说没干过，但他还有一天时间可以学习。这个决定意味着在“埃诺拉·盖伊”号上唯一一个全面了解这个秘密装置的就是他。假如命运不巧，他可能会落在敌人手中。为了保险起见，他先向一个年青的情报军官借了一枝手抢。
当晚，第五0九混合大队奉命在会议厅集中。在那里，蒂贝茨上校第一次对他们说明任务。“我们的任务，是要去把一个你们未见过也未听说过的炸弹扔下去。这颗炸弹的破坏力是二万吨梯恩梯。”
他停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提问。没有。看来飞行员都吓呆了。
他于是继续讲下去，特殊的武器需要我们采用特殊的战术。他们过去的练习那么异乎寻常，就是这个道理。几小时之后，在凌晨1时45分，三架超级空中堡垒将飞去“帝国”。它们将负责报回目标地区和其他代替的目标地区的上空天气情况。2时45分，第二组三架B－29机起航。他本人将驾驶“埃诺拉·盖伊”号，负责投弹。两架僚机在天亮以后十五分钟飞抵硫黄岛上空同他会合，然后一起进入日本本土上空。当晚12时，又传达了最后的行动命令。谈了洛斯阿拉莫斯区的试验情况，并说明为什么有个海军军械上校在长机里。然后，这些飞行员躺下休息，但谁都睡不着。大多数人都怀疑帕森斯上校是否真能够在机上将炸弹组装好。而帕森斯本人，恐怕比谁都更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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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切都顺利异常。他们避开小笠原群岛南面的大片云层，在闪烁着星光的天空里飞行到天亮，在硫黄岛上空约定位置上和僚机会合，然后向左转个大弯朝西北日本方向轰鸣而去。除了一簇高高的薄云之外，太空万里无云，蔚蓝一片，也没有发现敌机。飞行人员开始有点紧张，很少人说话，更没有人开玩笑。
他们的心情，在蒂贝茨的副机长罗伯特·刘易斯上尉在飞行途中所写的一封家信中可以看到一些。他在机中写道：“4时30分，我们朝东方看，月色已很朦胧。要是我们已经把炸弹扔给日本人，并在返航途中，我想大家就会感到轻松下来。当然能回到了家，那就更好。”早上5时，刚才破晓。大概一小时以后，刘易斯写道：“此刻是5时51分，看来我们将有一段较长的航程是晴朗无云的。汤姆·费雷比（投弹手）一直没有说话，我想他心里早已飞回美国中西部的老家去了。”一分钟之后，“现在是5时52分，我们离硫黄岛仅有几英里。我们开始飞上新的高度。我们将在这个高空飞行，直到距离“帝国”大概一个钟头航程的地方。”
在本州上空，帕森斯一言不发地着手安装那个装置。副机长刘易斯的字迹开始变得歪歪斜斜，难于辨认。“……帕森斯上校的组装工作已最后完成。现在我们机上已装有那个特种炸弹，时刻可以爆炸。知道它就在你背后，是很不自在的。但愿老走好运。”接着，“自动控制器己经开动。我们已到了指定的高度……亲人们，快了……”
他们在目标区的晴朗的上空顺利地作了四英里的飞行。费雷比的眼晴紧紧盯在瞄准镜的交义线上。9时15分他把拉杆压下，把那单颗炸弹放开。不到六十秒它就掉了下去——地面上各种时间，其中有些是后来在断肢上发现的手表，都证实了炸弹落下的时间——在下落中，它的精确调整的齿轮系统和机械装置，准确无误地向触发点移动。刘易斯上尉刚给他的双亲写完：“在轰炸目标的过程中，暂停一下”接着他胡乱草书：“我的天哪！”
他们透过电焊工式的护目镜首先看到的是紫红色的小火点，但还不到一毫秒的工夫，就扩大为半英里宽的紫色火球。整个沸腾翻滚着的红紫相间的大火团腾空而起，一圈一圈的灰色浓烟围着这支火柱。冲到一万英尺高空时，沸腾翻滚的火团往外卷去，形成了第一个蘑菇云。火柱的底部现在有三英里宽，它把目标“零区”周围剩下来的那部分市区全部吞没，全部可燃的物体都化为灰烬。在五万英尺高空，出现第二个蘑菇云。“埃诺拉·盖伊”号和两架僚机不断东躲西闪，快速拍了一些镜头，就飞逃而去。他们远离广岛二百七十英里时，还能够看到蘑菇云进入同温层，向着周围闪射着各色的辐射线。
9时20分蒂贝茨用无线电向提尼安岛报告：“任务胜利完成。”“胜利完成”这个词似乎不很恰当，但是确实无词可以形容的。突然间蒂贝茨意识到第五○九混合大队的飞行员们回到提尼安岛，将会象国王那样受到尊敬了。基地上再不会有谁敢于再取笑他们。而美国国内将有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或者已经胜利在望。但是，也有所失。广岛早上9时14分还是生机勃勃拥有三十四万四千人口，到了9时16分就损失了六万零一百七十五人，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四平方英里的城市文明，化为乌有。不久，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宣布：“十六小时之前，一架美国飞机在广岛投掷了一颗炸弹。……说明我们已开始驾驭宁宙中的基本力量。这种力量——太阳也从它那里吸取力量——已被用来对付将战争带到远东的人。”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当他补记说美国“已经把二十亿美元押在历史上最大的科学赌注上，而且赢了”的时候，那就是错误的了。将这样的屠杀说成是赌博赌赢了，是很不得体的。在监押中的赫尔曼·戈林，用粗野的讽刺口吻谈论这件事，说得还更贴切些，他说：“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不愿和它发生任何联系。”
在进入原子时代的初期，有很多不得体乃至完全是粗俗的说法，可以归之于不理解。这个概念太大，人们马上掌握不了。根据爱因斯坦的公式，相当于一角镍币的十分之四的一克物质，能把一百万吨重的东西举到六英里高的山顶上，或者说，一口气就可提供充足的燃料，使威力强大的飞机日夜飞行一年。这样说说是一件事，但是要你接受已经出现的事实，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脱衣舞名舞星在广告里可以把自己标榜为“原子弹”。萨姆·戈尔德温【美国著名电影制片商。美语称戈尔德温主义，意即用词往往离奇古怪。——译者】不幸说过：“原子弹么，那是象炸药一触即发的。”但他们和阿肯色州新港市一个农场主一样，对核裂变一无所知。那个农场主以为橡树岭市真有一个“原子弹公司”，于是他写信给这个并不存在的公司说，“我地里有些树桩，想把它炸掉。请问贵公司有无这样规格的原子弹？要是有的话，请函复我并把价格告诉我。我想用原子弹该比用炸药好些。”很多人嘲笑阿肯色那个乡巴佬，其实他们对链式反应的知识，也和他一样无知。更多的人根本就不能相信或者不肯相信链式反应。《纽约时报》的威廉·劳伦斯准备随同第二颗原子弹去长崎，他好奇地看着那个“胖子”。他想，这东西“造型真精美，任何雕刻家要是能够塑造这样的东西，都会引以为荣的。”尽管他曾参观过在阿拉莫戈多沙漠上的试验，他还是怀疑，“这个看上去好好的、设计又是那么精美、操纵又是那么安全的东西，难道会在不到转瞬的工夫就把整个城市和它的人口全部消灭么？”其实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干过一回了。8月9日又再干一次，又毁灭了第二个目标城市的三万五千人。甚至就在这时，还是有人怀疑。在提尼安岛上，太平洋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中将把从新墨西哥州运来准备飞往长崎的U－235那个箱子的尺寸观察了一会，就对康耐尔大学的查尔斯·贝克博士说：“当然啰，这里面装着的物质的原子，只是起着引爆作用，引起长崎上空的原子爆炸。”“不，将军！”多贝克说，“爆炸完全是从这箱子里的物质发出来的。”斯帕茨将军瞪着眼对他说：“年青人，你可能会相信，我可不相信呢！”
第二批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从长崎回来，就听说俄国进攻满洲，而B－29机正在日本本土上空各地，撒下数以百万计的传单：
『告日本人民书
美国请你们马上考虑这张传单所谈问题。我们现已拥有最大的摧毁力量，这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
传单警告说：“我们刚刚开始在你们本土上使用这种武器，”并劝告看到传单的人，停止抵抗否则将被全部消灭；还敦促他们“向天皇请愿，结束这场战争。”这些传单在西方人看来很合情理，但却使东方的日本人无所适从。裕仁是个神，不是政客。神是不理睬呼吁和民意向背的。而且，宣传这时也没有必要。全世界的大国都已对日宣战，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已到了失却理智的地步。各式各样的思想感情的浪潮，拉着它向不同的方向走。但斗争最剧烈的是在两种人之间：一些人想活下去，另一些人要以身殉国。后来过了很久，美国学者才知道，当时有人要求全民族殉难，险些儿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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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也和希特勒一样，在宫殿的底下有一个防空地堡。那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就是在这里，在情绪激昂和互相攻讦的气氛中，举行了许多最关紧要的会议。最初，政府对广岛已被彻底摧毁的情报知道很少。8月6日一整天，东京没办法和这个城市恢复正常联系，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一清早，陆军副参谋长河边中将接到一个报告，里面只有一句活，使他看后莫名其妙：“一个炸弹顷刻之间把整个广岛市摧毁了。”接着报来具体情况，他听起来有点象胡言乱语。原来广岛市并不是没有军事意义的，这和后来很多说法正好相反。日本陆军第二集团军原来驻扎在那里。8月6日早上，9时1刻整个部队在巨大的阅兵场上做体操。这时“瘦子”几乎就在头顶上爆炸，于是全军一扫而光。这就是河边中将收到的许多电报中的一份。情况突然，就有如五角大楼收到了报告，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练滚翻动作时，在不到一秒钟就全被消灭了一样。
日本人虽然自己制不出核武器，可是他们倒有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核物理学家仁科芳雄。那天早上，9时日本参谋本部把仁科芳雄召来，向他提供了有关广岛的情况概要。仁科芳雄虽然在珍珠港事件后和国外同行失去联系，但他一直担心制成核武器的可能性，甚至对这类武器的破坏力，作过粗略的估计。现在他所听到的一切和他原来的估计是一致的。当然，那些将军们从他的报告中，听不到什么安慰他们的话，于是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日本官方新闻社同盟社的记者跑到仁科芳雄的实验室采访。他说美国人正在传播消息，说他们有了原子弹。这不可能罢，可能么？科学家转过身去，没有回答。他这时几乎肯定是原子弹了。接着政府让他坐着飞机在那己成废墟的城市上空观察。后来美国军官向他提问，仁科芳雄说：“我从空中观察破坏情况，一眼就可以断定除了原子弹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破坏得那么厉害。”
8月9日星期四，天还未亮，斯大林对日宣战的消息就传到东京。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然而早晨11时零1分，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恶耗传到正在开会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第二颗原子弹刚在长崎上空爆炸。与会全体人员立即进入皇官，裕仁刚从这里向铃木首相发出密令，敦促他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首相和文职顾问看法是一致的。别的国家在这情况下，肯定就会立即实现投降。但在日本则并不如此。尽管这个国家已在火海中沦为废墟，但是按照日本人的习惯，还要十分注意保存面子，特别是裕仁的面子。当然，如果军方和全国一致行动，这也可以办到。天皇可以躲进皇宫深处，好象战争完全与他无关。
但有一个障碍。军队不跟着走。在宫中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笔直地握着镶着宝石的武士军刀，提出他们的条件。陆相阿南惟几大将，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大将，坚持要华盛顿接受三个条件：日军由日本军官自行解除武装，战争罪犯由日本法庭审判，敌军占领事前事项要加以限定。要是这场战争不那么野蛮残酷，这些条件或者可以接受。但是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残酷不留情的战争，美国人这时自然也无意讨价还价。东乡外相照直说了这一情况：日本已经战败，立即恢复和平是势在必行的。阿南，梅津和丰田脸色铁青，搂着胳臂不说话，于是会议陷入僵局。
接着，内阁会议吵吵闹闹进行了七个多小时，中间打断了几次，都是由于接到从广岛、长崎和满洲前线送来的令人震惊的消息。8月9日晚9时半，铃木和东乡觐见天皇，报告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都争执不下，陷入僵局。他们建议让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防空地堡内作为御前会议召开，请天皇驾幸聆听。裕仁同意了。会议从11时30分开始。激烈争论持续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两个陆军大将和一名海军大将顶住文官不让。问他们有什么解决办法。他们的回答表明，麦克阿瑟是多么洞悉敌人的心理。他们顽固地坚持，战争迄今还不过是无关大局的小接触。这时候是日本的最好时机——把美国人“诱引”登陆，然后把他们“全歼”，就象1281年“神风”的始祖消灭忽必烈的军队一样。这番话很象罗斯福逝世时戈培尔给希特勒打气的话。有人要他们不要忘记，硫黄岛和冲绳岛的保卫战就是采用这种策略的；他们绷着脸说，不管情况如何，“民族的荣誉”要求“在日本本土进行一次决战”。铃木最后奏请天皇作出“圣断”。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按照传统，天子仅仅只要在场就够了。他亲临参加就已经为他们添福了。但不管怎样，这次裕仁却马上赐复。他站起来，说唯一可行的是立即结束战争，说完就离开会场。散会时，铃木宣布说“天皇陛下的决定也就是这次会议的决定。”
表面看来是军界失败。但谁也比不上军阀之顽固。从外表看，议定的细节都得到仔细遵循。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一结束，内阁就开会——那时已是8月10日星期五晨3时——一致通过在保留天皇统治地位的谅解下，接受杜鲁门的波茨坦公告，并批准向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发出的一式电文。电报上午7时发出。因为怕发生政变，这个重大消急没有让日本公众知道，而日本人还以为日本在打着胜仗。这样做是有理由的。那天早晨，全帝国级别最高的将领阿南大将，把在东京的中校以上的军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讲了事实情况。如果说，叛变的种子需要适当的土壤，这些人就是肥沃的土壤。很多种子真的生了根。到了晚上，就有报告说陆军部和舰队越来越不稳。阴谋进行叛乱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华盛顿的美国人却无意中给了他们时间。杜鲁门、贝尔纳斯、史汀生、福雷斯特尔和李海还在考虑：美国人要是知道裕仁保留皇位，在政治上会有什么反响。这次，责任又一次落在杜鲁门身上，他决定让日本人保留天皇，并通过瑞士将决定告知铃木。那是8月11日星期六。但是，使人气急如焚的是，格仁似乎在拖。接着三天，东京电台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似是不祥之兆，于是总统考虑恢复大规模轰炸。有一次实际上有一千多架B－29型飞机已经腾空向帝国飞去，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撤销了原来的命令。
就我们所能解释的来看，裕仁当时的想法是下决心要使好战的阿南、梅津和丰田就范。在皇宫的防空地堡里，双方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意志对杭的斗争。与会者中，至少阿南大将一人，知道首都某地的军官们正在策划夺取政权，虽然他还没有让他们利用他的名义起事。8月14日星期二午后不久——在华盛顿时间是8月13日——裕仁行使了天皇权力。他把对臣民的广播讲话录了音——而臣民过去从来是不准听到他的声音的，——要臣民向征服者俯首，并在讲话最后说：“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一俟美国同意投降的程序，这个录音就准备在第二天中午通过东京电台播出。
杜鲁门在星期二下午3时50分获悉日本已经停止抵抗。下午7时他向全国宣布了这消息，并宣告放假两天，以示欢庆。
可是，在东京还存在着叛变的危险。8月14日晚至15日晨——在天皇已作出决定，而老百姓还未知晓以前——叛乱的煽动者仍在策划推翻政府。他们找到裕仁近卫师的师长，要他下令给部下，拒不执行即将下达的投降命令。他拒绝了，他们就杀害了他。他有两个部下参与了叛乱，伪造了天皇圣旨，以便把天皇隔离起来，并扣发投降敕令的录音。上午8时，假圣旨已准备好，并盖上了巧妙仿造的裕仁御玺。就在那时，另一个近卫师的将军赶到，把他们逮捕。
星期三整个上午，东京电台一再通知全国注意，中午有“极重要广播”。这几个小时首都动荡很激烈。头脑发热的人企图谋杀铃木和他的两个阁员。阿南大将因为丧失民族尊严，在绝望之下，剖腹自杀。有四个叛乱头子也步他后尘。那位当天早上8点钟刚平息了叛乱的将军竟也跪在地上，把剖腹刀插进自己的腹部，这是西方人很难理解的。海军中将大西淹治郎，这个神风特攻队之父，也跟着自杀了，他倒是罪有应得的。
英国人对日本人这样驯服地认输感到奇怪。其实当时千钧一发，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日本的将军们愿意堂皇自杀，但在少壮派军官中，这样那样的策划和反策划一直进行到8月28日。那天，美国军舰“密苏里”号驶进东京湾接受日本投降。武装的海军官兵和第四海军陆战队师同一天也在横须贺登陆。准备顽抗到底的叛乱者已经发誓要将登陆的部队杀尽，神风轰炸机群则已驶进厚木机场的跑道待命。座仓中的飞行员也以祖先的荣誉发誓，要俯冲炸沉“密苏里”号。当舰只下沉时，已准备好的战斗机飞行员就扫射东京湾，直到“密苏里”号上的全部人员包括海军上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将军全部死掉为止。这个计划要是成功，美国人必然认为这是日本人最恶毒的阴谋诡计，对他们会怎样报复，想象起来也很可怕。但是，这样的事竟然几乎当真发生。在投降前最后的狂乱时刻里，裕仁把他的皇族成员派到各个要塞据点，要求保证执行天皇的诺言。他的弟弟高松亲王，及时赶到厚木机场，劝阻那些杀气腾腾的人，要他们不要起飞。整个局面一触即发。后来有人问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轰炸广岛、长崎是否必要，他说：从所有情况来看，“胜利有如摇摇欲坠的一座拱门，而原子弹则是拱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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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举行的投降仪式，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纽约时报》说，自从1939年，9月1日以来，世界各地都没有发表战报，这还是第一次。伦敦报纸的标题中有这样一条，“这是六年来第一次未经审查的《每日快报》。”政府觉得和平来临，但人民并没有感到和平。对非职业军人说来，只有在他们真正踏上归途，战争才算结束。1944年陆军部就制定了一个合理的复员计划。欧洲胜利日前十天，陆军部己开始把那些最勇敢、最劳累的美国大兵遣送回国。
这个计划就是有名的“服役分制”。在陆军中服役一个月就记一分，在海外服役一个月加记一分。参加一次战斗记五分，战斗负伤或立功得奖的也各记五分。这样，四十个月前应征入伍的一个士兵，在海外呆了三十二个月，参加了六次不同的战斗，负过两次伤，回国时他就有一百一十二分。其他半数的美国大兵，只要达到八十五分，全体陆军妇女服务队员，只要达到四十四分，也可回国。对当了父亲的士兵，对嫁给即将复员战士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员，以及未经合法结婚而怀了孕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员还有特殊的规定。
这个制度是再公平不过了，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却气坏了，因为他们的军种没有安排。到了夏天，海军部才宣布计算服役分的方法。可是底线太高，够格的人寥寥无几。六个给国会议员写信抗议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被关了禁闭。与此同时，史汀生又把陆军服役分制底线放低，从而更得人心。到了1945年7月，经过多少文牍手续以后，大规模横渡大西徉的客运终于开始。有一天，七艘停靠纽约码头的运输船载回来三万一千四百四十五个美国大兵。“伊丽莎白皇后”号载回来一个师。“玛丽皇后”号也载回来一个师。有一次，在七十二小时之内，陆军航空兵运输总队从欧洲和地中海战区空运回来十二万五千三百七十名战士。到了复天，尽管联邦政府的预算还准备对日本长期作战，但已有五十多万人回到家里。
原子弹把形势改变了。在投掷原子弹之前，整师的增援部队还在由进攻型运输舰运往太平洋，而服役分较高的大兵则在布雷斯特和勒阿弗尔市等候什么“皇后”号或空返的C－54运输机把他们运走。现在驶向国际日界线的轮船奉命改变航线了。其中一艘是伦纳德·佐旦船长指挥的“亨利·泰勒将军”号。在庆祝对日作战胜利日后几天，这条船通过巴拿马运河，由东往西驶向夏威夷群岛。突然，前甲板的扩音器响了——“大家听着！我是船长。看看这艘船的役影罢，……”他停了一会说：“本轮现在转驶纽约。”这时从欧洲战场调往亚洲的三千人欢呼起来。现在他们相信战争真正结束了。他们在归家途中。家！虽然1945年的家和他们记忆中的家是很不同的。世界变了，美国变了，“亨利·泰勒将军”号上的人们也变了，虽然他们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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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红发佬」
事有凑巧，沃尔特·鲁瑟恰好是在1907年劳动节前夕诞生的。沃尔特的祖父雅各布是个社会民主党人，1892年逃避普鲁士军国主义，从一个德国农场移居美国。雅各布的儿子瓦伦丁，后来成了美国社会党员和酿酒工会的激进领导人。瓦伦丁又把他的儿子培养成为尤金·德布斯、大比尔·海伍德【尤金·德布斯（1855－1926年）和大比尔（威廉）·海伍德（1869－1928）均为美国社会党领导人。——译者】的信徒，崇信社会正义。当红头发的沃尔特和兄弟维克托从弗吉尼亚州西部惠灵市来到底特律市时，就已经走上了要与汽车制造工业巨头们互相对立的道路了。
他们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在中学读书，毕业后考进韦恩大学。在大学里领导过一次学生运动，抗议后备军官训练队问题，获得成功。1932年诺曼·托马斯参加总统竞选，沃尔特为他演说，被福特解雇。于是，兄弟俩便拿出全部积蓄，买了统舱票去欧洲。他们在德国反抗纳粹，又在俄国一家工厂工作了两年，然后坐西伯利亚铁路来到亚洲，在“胡佛总统”号轮中当船员，横渡太平洋，回到底特律。正好赶上那里的静坐罢工。
在头一批的静坐罢工中，沃尔特就担任了领导。他当时已是产联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第一七四地方分会的主席。他借了三百美元，雇了一辆宣传车，租了一间办公室，坐在电话机旁指导工作。维克托则在凯尔西－海斯工厂开冲床，每小时挣三角六分半。在维克托的煽动下，制动器装配线的工人静坐罢工。一个人事处职员惊惶失措，哀求维克托把工人叫来开工。维克托说：“那只有求沃尔特·鲁瑟才行。”这个职员没考虑可能产生什么后果还问他：“谁是沃尔特·鲁瑟？”沃尔特接电话后来到，站在一个包装箱上，号召工人们参加第一七四分会。那个焦急不安的人事处职员说：“请你来是要叫他们复工，不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沃尔特双眼闪闪有光说：“如果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又怎能叫他们复工呢？”
最后签订了一个协议，规定最低工资为七角五分。于是六个月内，这个分会的会员一下子从七十八人激增到二千四百人。霎时到处可见这个红发佬活动，满城吸收汽车工人入会，为罢工出谋献策。这样他就成了受人注意的人。1947年5月26日他站在迪尔本市福特的红漆厂外的跨桥上散发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传单。汽车公司雇用的暴徒用橡皮管和皮包的铝棍向他袭击，把他和另一个工会领导人打瘫在地。一年之后，福特雇用的持枪歹徒又闯进鲁瑟在拉萨尔大街的公寓，威胁要他的命。
这样做唯一的结果是：红发佬在底特律工人中声望更高了。1939年他成为联合汽车工人工会通用汽车公司总部的主任，1946年他当上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两年以后，在4月的一个清爽夜晚，沃尔特在厨房和他的妻子梅伊谈话，一个受雇的凶手，站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拿着装有“○○”铅弹的10号双筒散弹枪向他射击。沃尔特倒在地板上，他的右臂几乎断掉，伤势十分严重。在他住院期间，一个凶手又把维克托的右眼射瞎。还有人携炸药企图把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总部炸掉。
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但是他们未必就是资方雇用的。沃尔特还树了不少其他敌人。他把共产党人赶出工会，把股票掮客赶出车间。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社交场合里，他又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也得罪了顽固派。他的名字惹人攻击，有如富兰克林的避雷针引摄雷电一样。吉米·霍法说他是一个扒手；约翰·刘易斯说他是个“笨蛋，假知识分子”，亨利·华莱士说他是进步党的“最大的绊脚石”。另一方面，他在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世界联邦推进者联合会都担任领导工作，使他赢得很多自由派的爱戴。1952年他成为产联的主席，英国工党的知识界人士认为他是美国最能鼓动人的人。在鲁瑟的崇拜者中，有切斯特·鲍尔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埃莉诺·罗斯福。埃莉诺认为鲁瑟当总统也够条件。
工会领袖很容易生活腐化，但沃尔特却被公认是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对寻欢作乐不沾边，有时连正常的宴乐也不参加，而且从来不好出风头。在几次几乎丧命之后，他承认该有保镖。可是工会要帕卡德汽车厂给他制造一部价值一万二千元的漂亮防弹车，供他外出时用，他却反对说“我不能让人家看见我坐小轿车。”这点他真的做到了。他到市中心去看电影，总是不顾最起码的安全警戒措施，坚持在偏街小巷下车，使保卫他的人很伤脑筋。后来他的车子在加拿大发生故障，把别人的车撞坏，他从车里跳出来，不由分辩地说：“行了，我无论如何再不乘它了。”他改坐公共汽车来完成了这次旅程，以后，再也没有坐那辆小轿车。
工会为鲁瑟一家提供安全的住宅，倒是做到了。在郊外找到一所单间的避暑用家屋，和别的房子不挨着，容易保卫。沃尔特既然是沃尔特，他马上就考虑加以改进。他的医生告诉他，要避免受伤的手成为爪形手，就有必要经常使它运动。于是他花了四年功夫，把那家屋搞得适宜居住。他首先添盖了几间：这边加个厨房，那边加间卧室和书房，又加盖一层二楼，把走廊围上纱窗。他甚至自己做家具，还自制了精致的高传真度收音机。最后，他的手全好了，他的家也应有尽有了。除了起坐间那几根用手工劈出来的横梁和屋内的水落管还可以看出是原来的房子的以外，其余都是新的。
他的精力旺盛，尽人皆知。他也以思想新颖而闻名。别人从密友，烈酒和烟中得到欢乐，他对这些却一无所好，而总是从思维活动中取得乐趣。他对任何题目都可以谈起来没完。默里·肯普顿说他认识的人中，沃尔特是唯一对未来了如指掌的人。《圣路易邮讯》的斯潘塞·麦卡洛克说：“你要是问沃尔特几点钟，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制造钟表。”有时他谈得兴起，会突然冒出一些完全乱扯在一起的隐喻。有一次，沃尔特指责霍法、戴夫·贝克和约·麦卡锡是“睡在一张床上，互相勾结”。又一次他把一个公司谈判代表说成为“他的心脏就象个计算机，喷出来的都是冰水。”
那个谈判代表自然不觉得好笑。因为在谈判桌上，红发佬喋喋不休的发言就是他的有力武器。他那工会在市内不同的地点，同时和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特公司进行谈判。这又是沃尔特的“个别对付”的策略的运用。他这个策略的根据，是三大公司之间的竞争比他们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对立不信任还要强烈。把三大公司中一家分化出来就好对付，没有哪一家愿意冒罢工的危险而让其他两家夺去它的市场的。这个策略果然奏效。当沃尔特把公文包和牙刷收起放在一张桌子下面时，就说明谈判对他有利，猎物己经到手了。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才，是使他致胜的一个因素。他鼓起下巴上强有力的肌肉，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说着，提出这个建议，那个建议，时而详细论述，时而愤然驳斥，时而后悔表示歉意，接着又转而谴责对方，用干巴巴的单音调告戒别人。总之，搞到对方无言以对为止。
有时，他们给他气得说不出话。工会里霍法和贝克的信徒们认为工会的任务是为工人多争点钱，至于是由股东还是由公众来付，应由资方决定。沃尔特不同意。他争辩说，如果公司提高汽车价格，刺激通货膨胀，提高生活费用，那么，就算在工资袋里增加五分钱，对工人是没有好处的。他要求三大公司在不提高产品价格的情况下增加工资。对于公司的董事会说来，这简直就是要夺老板的传统特权。而更坏的是他还要求查公司的帐簙，说这样就可以证明他的论点是对的。（用鲁瑟低音悦耳的声调说，这叫“经济领域的民主”）他没有达到目的，可是他还是把劳资关系这个概念改变了。
这是因为：尽管其他工会领袖嘲讽他是个“书呆子”，寻求“天上掉馅饼”，尽管资方的代言人嘲笑他说的尽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东西，这个来自惠灵市的红发佬却成功地指出了一个问题，工会工作决不仅仅是底特律工人所说的要卡迪亚克的钱而已。沃尔特·鲁瑟在劳资协议中取得年薪的底限，工资按生活费用升降的伸缩条款以后——在蓝领无产者已上升到中层阶级以后，他就发动他那个“团结大厦”里的工会工作人员，为意义广泛得多的问题去斗争——例如消除贫民窟，让老年人有文娱活动的权利，在广播中有定期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广播时间，工会出版报纸，组织不分种族界线的滚木球球队等等。工人们也真地跟着他这个领导人走。他们往往感到莫名其妙，有时甚至是不满，可是他们还是朝着沃尔特父亲所说的“人皆兄弟”的方向前进。
1970年5月9日沃尔特和梅伊乘坐一架包机，在密执安州佩尔逊市附近失事身死。沃尔特的灵柩上覆盖着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会旗——蓝底和一个白色齿轮。马丁·路德·金夫人致悼词。丧礼结束时，送葬人都唱起那首最扣人心弦的工会歌曲：
『在每个矿山和工厂，
从缅因到圣地亚哥，
哪里劳动人民保卫自己的权利，
哪里就会找到乔·希尔。
也会找到一个红发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