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晚秋季节。
哈里·杜鲁门每天在天还未亮以前总要打开特别放在他白宫总统卧室附近的装满食物的冰箱光顾一番，因此他在六点不到就起床，洗淋浴，刮胡子，穿上白衬衣，打上蝴蝶领结，着上一套双排扣的衣服，干净利落，不离服饰商人的本色。按惯例，总统可以有个贴身男仆照顾穿着，但他不屑这样做，还是自己照顾自己。接着他身子挺得笔直，一本正经，摆出他在小学里学写字时就养成的那种架势，坐在办公桌前，一边翻阅当天早报，一边匆匆给工作人员写几道指示。7时正，他走出白宫，在人行道上作早餐前的保健散步。陪同他的有几个特工处的保镖，几个上气不接下气的记者，而他则以每分钟一百二十步的速度，精神抖擞地穿过拉斐特广场，沿康涅狄格大道向北至K街，向东转到第十五号街，又往南到纽约大道，然后走过财政部大楼，走过约翰·斯奈德未来的办公室。前财政部长弗雷德·文森提升到最高法院以后，杜鲁门就想让斯奈德继任。他的顾问们认为斯奈德太保守，一再说他不适宜参加民主党政府的内阁。杜鲁门不以为然，说斯奈德和他的军事武官哈里·沃恩将军一样，都是老朋友。这位新总统是主张依靠老朋友，信赖老朋友的。
总统府里8时进早餐，内容有水果，烤面包片，腌熏肉，牛奶，咖啡，此外，这位一家之长还在谈话里给早餐加些胡椒粉。他会对贝丝和玛格丽特说，最好吉米·贝尔纳斯不要再把他当作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亨利·华莱士不要轻易上俄国的当，麦克阿瑟不要在东京俨然以总督自居，而那些该死的海军上将们，特别是那个婊子养的雷德福，不要让部下公然对抗政府统一武装部队的计划。
当时总统还没有谈到的话题有：爱闹事的学生、黑人权力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总统所得税申报、劫持飞机、交换老婆、吸毒风气、心脏移植、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胡说八道、太空飞船、取消种族隔离、国内动乱、赤裸裸的色情书刊、冒风险的经济计划、爆炸办公楼、中央情报局、中东问题、红色中国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克里比亚申、法律与秩序问题，音障问题、满嘴粗话的女大学生、难于管理的城市、共生派解放军，避孕丸、生态学与领袖人物的天生魅力——这两个词当时还只在《星期六评论》的字谜栏中出现——还有约翰·伯奇协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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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塞尔学院1939年毕业生，二十七岁的约翰·伯奇上尉的残缺尸体那天早上安葬在俯瞰中国苏州城的绿树成荫的山旁。他是个浸礼会圣经原义派信徒，勇敢的美国战略悄报处的军官。他所遭到的结局使那些原来了解他的许多熟人认为几乎是命定的一样。事情发生前，他的上级古斯塔夫·克芬斯少校，就在日记里写道：“伯奇是个好军官，但我担心他太卤莽，会闯祸。”1945年8月25日，这个过分热心的上尉碰上了一支中国共产党巡逻队，和他们的队长发生激烈的争吵，巡逻队就扑上前来。克劳斯事后说：“我本来指示他在遇到混乱情况时要用外交手腕处理问题。但伯奇却使那个共军少尉在部下面前丢脸。从军事上说，约翰·伯奇是自己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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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年秋天，贝蒂·戈尔特施坦对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心理学研究感到了失望。她原是史密斯女子学院1942年毕业的高材生，在校的时候就把贝蒂的名字改为贝德。她主张女性独立，如果有个男人替她开门让她先行，她就会睬他一脚。现在她回到东海岸来，嫁给一个名叫卡尔·弗里登的夏季旅行剧团的班主。这个人又做广告生意，在赫德逊河畔买了座漂亮房子，雇一批佣人，生了三个漂亮的孩子，夫妇两人都高兴异常把她们当作宝贝。在邻居们看来，照郊区太太和母亲的标准来说，贝蒂——现在不再叫自己是贝德了——可算是生活过得很美满了。在操劳家务之余，贝蒂·弗里登还开始动手为一些妇女杂志写短篇小说，都以女性为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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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金斯伯格已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同时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当焊接工，半工半读，想成为市场研究专家。他很少出口骂娘，每天总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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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政治事务处处长阿尔杰·希斯，在弗吉尼亚大道新建的国务院大厦里，搬进了一间较大的办公室。他刚刚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完成了秘书长的工作，现在是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的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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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玛·琼·贝克，一边因为战争做了工人，获得了优异奖状；一边又让《扬基》周刊拍摄和刊登她的照片。那张照片引起了蓝皮书模特儿介绍所的注意，到对日战争胜利时，她就在所里参加模特儿训练班。她的丈夫还在海外服役，对此事一无所知。她一面保住那份战时工作，一面又每月请十天病假当女招待来赚回训练班那一百元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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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麦卡锡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于1945年重新当选巡回法庭的法官。到任伊始，他就马上定出计划，准备第二年在州内巡回演说，竞选参议员，口号是：“威斯康星州在参议院里要有个机尾炮手”，向州里的选民们吹嘘，他怎样在太平洋作战时出生入死。其实，麦卡锡是在办公室度过大战的。他是侦察轰炸机第二三五中队的情报官，任务是在办公室听取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的汇报。战争期间他只受了一次伤，跌断一条腿，那是因为参加一次水上飞机供应舰的宴会喝醉了酒，从梯子上摔下来跌伤的。现在回到国内，他就向听众说他怎样在战壕和蔽体里，渡过难熬的长夜，给他领导下阵亡战士的家属写信，表示他一定信守对烈士作出的诺言，把一团糟的国内政局清理一新，因为这种局面使“我的战士们从内心中感到厌恶。”有时他会用那条跌断过的腿跛着走路。有时又没有留意，用那条好腿跛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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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一位曾任海军中尉的瘦削的二十八岁青年回了家。他曾以国际新闻社记者身份，在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在伦敦采访英国大选情况。可是，当记者前途渺茫，到大学教书又缺少一个学位，做生意又不感兴趣，于是约翰·肯尼迪决心在马萨诸塞州第十一选区竞选众议员。他的主要条件，就是他父亲有钱，在他童年时外祖父就当过波士顿市长。这时，他在金顶的州议会大厦拐弯处的鲍登路一百二十二号租了第三十六号公寓，作为他的正式住址。名门闺秀在这里进进出出，为数惊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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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第十二众议员选区的议员杰里·沃勒斯任期届满，他原是受到厄普顿·辛克莱提携的自由派。共和党人急需一个象样的候选人和他竞选。该党“公民事实调查”委员会在1945年暮春在报上刊登广告征求一位合格的竞选人，但没有人应征。这时，惠蒂尔学院院长提到他们的校友理查德·尼克松。共和党就派出两个调查人员去访向他的父母。他们回来报告，说这位青年还在部队，在巴尔的魔市为海军谈判合同，等候退伍。调查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一个名叫赫尔曼·佩里的银行家，就向马里兰州挂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长途电话。原来佩里放不下心，因为进一步调查结果发现尼克松虽然是个律师，但在廿五岁前，还没有投过票。甚至他属于哪个党还是个谜。但是尼克松在电话里说，当然他愿意竞选，佩里问道：“那你是共和党么？”尼克松停了一会才回答：“我想是罢！上次大选我投杜威的票。”佩里说那就行了，叫尼克松尽快飞向西部。共和党调查委员会总算找到一个候选人，虽然他的竞选方法还有待于提高。他当时想到的竞选的方式，就是穿上藏青军服，跑到工厂大门，等那些当过兵的人下班出来，然后就眼瞪瞪地望着他们，伸出手来，严肃地说：“我是海军少校理查德·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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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另一个前海军少校林登·约翰逊这次又代表得克萨斯州第十众议员选区。他对和平后马上就搞复员感到遗撼。他在众议院讲坛中大声疾呼：“我们必须保持强大！必须有足够军事实力来履行我们对全世界的道义责任。我们现在最崇高的职责，就是要保证未来。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警察力量，保护我们对付罪犯，有一支强大的陆，海军，足以履行我们帮助联合国为全世界担任警察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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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海军军官，本杰明·斯波克少校原是康奈尔医学院儿科讲师，现在是海军军医，正在把他写的第一本书《婴孩与儿童护理常识》进行最后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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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河内，日军刚撤出，法国殖民军就接踵而来。当地一个政界人物胡志明，背景复杂，但最近据说受到蒋介石的支持。他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要求法国正式承认他受到人民拥护的越盟（即越南独立联盟），但是戴高乐将军的代表蒂埃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不肯接见他。当时胡志明还没有依附那个大国，还主张和平解决，于是他就去巴黎提出要求。如果在那里都不能解决，他就准备命令他的拥护者炸毁河内水库，然后上山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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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志明在巴黎的住处隔开几条街，三十七岁的威廉·弗·诺兰少校是陆军部战史组的负责人。他刚按到通知，成为美国参议院中最年轻的一位参议员。加利福尼亚州长厄尔·华伦认为他条件最好，选他接替刚去世的海勒姆·约翰逊。他的优点就是年轻、服过军役，在州议会有六年经验，搞慈善事业颇有名气，夫妻和睦，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父亲约瑟夫·鲁塞尔·诺兰。华伦州长政治活动经费，主要是这人捐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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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一位性格坚强的寡妇玛格丽特·奥斯瓦德又再结婚。但到了秋天，就知道这段姻缘错配了。不管他们夫妇到那里去，这位夫人都要带上她那五岁的孩子李，于是丈夫和儿子都在她面前争宠。李本来对继父颇有好感，见到父母争吵感到惶惑不解，于是变得郁郁寡欢，落落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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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简·阿尔珀特、马克·拉德，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安吉拉·戴维斯、黛安娜·奥顿、伯纳丁·多恩、拉普·布朗、凯西·布丁、索尔达德哥儿们、比尔·艾尔斯、休伊·牛顿、杰里·鲁宾、琳达·菲茨杰拉德、威廉·卡利、汤姆·海登、凯思琳·威尔克森、和帕特里夏·坎贝尔·赫斯特等人还未成名，所以他（她）们的大名还未在报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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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9时不到，第三十三任美国总统就从白官楼上总统寝室乘小电梯到楼下，昂然阔步走进白宫西厢的椭圆形办公室，立即投入工作。他确有干劲，作风直爽。罗斯福欢喜玩权谋耍手段。杜鲁门却欢喜作出明确的决定，愈难愈好。为了免得发生误会，一切决定都要写成书面。他从不后悔，从不因此失眠。对他说来，拖拖拉拉就是罪过，他最瞧不起。他的神气往往象个精明的店主，一切都跟做买卖一样，事实上，这位总统把每天会见的客人，从安东尼·艾登，以至全国家禽周的赞助者，都称为“顾客”。对每位来客都有力地握两下手，招呼他到总统办公桌前坐下。那时转入和平已有几个月，他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犁头的模型，换下了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前的大炮模型。他总爱请来客看看这个犁头模型。“东西虽小意义可大。”他往往语简意赅地说：“有这个新的小玩意儿放在这里，我心里感到很踏实。”
消息灵通的来客看见他那副乐观神气往往感到不安，他们心里纳闷，他在什么时候就得面对大萧条势所难免的重新出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他1940年出版的《昨天以来》写道：“什么战时景气？这种景气带来的好处决不会持久的。”伯纳德·德沃托在《哈泼斯》月刊告诫他的读者，要有思想准备，诸如迫害劳工、库格伦神父那样的人物，街垒上的肉搏战等等，随着“美国未来几年反动浪潮”的逐步高涨，都会再次出现。利奥·彻思在展望未来时，看到有一股“冷风”横扫美国。他预料捱饿的复员兵士将会结队成群，在街上徘徊游荡。“有时你会看到他们在罢工、暴动。……新成立的职业介绍机构，特别在最初一段时期，效率会很低。……为了维持生计，可能有个别兵士要在街角兜售欢迎回国的纪念章。有一些则会穿上军服，挨家挨户去推销。”有些经济学家预言，可能又会再出现一个1932年，又有一千五百万人失业。政治学家还谈到革命。H·G·威尔斯1945年在病榻上断言，人类对科学进步已经失却信心，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很快就要遭到灭亡的命运了。
企业主愈看就愈肯定：要把工业界广大的超级生产力转向和平生产而又不陷入灾难，简直绝无可能，他们对上次大萧条及其后果心中犹有余悸，但他们都忽视了胡佛时代的美国和杜鲁门时代的美国有一点很不相同。在1932年时，人们不能到商店里去，因为身上不名一文。在那艰难竭蹶的日子里，如果人们没有吸取什么教训的话，起码也懂得一条，攒点钱是很重要的。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人每周平均收入几乎增长一倍。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工资从廿四元二角增至四十四元三角九，而且杜鲁门又在联邦雇员中开了先例，工时不久将减为每周四十小时，工资不变。一方面大萧条教会他们勤俭持家，另方面是商店里的货架上商品奇缺，于是美国人在这四个战争年头，把钱花在买进自由公债，或者纷纷到银行存款。特有公债的人就有八千五百万。战争结束，美国人在储蓄银行和活期证券里，就储存了一千三百六十四亿元。现在就有一大笔钱等着花，政府的真正难题是如何防止全国人民在黑市到处抢购。而要把这个向题解决到人人满意，是绝无可能的。
因此，认为失业士兵又会冲工厂的想法，只不过是多余顾虑，不过是满目疮夷的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余悸而已。触目惊心的岁月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失业补助和士兵权利法案都是明证。要为复员军人个个安排工作是要一段时间的，但他们可以趁机会学点手艺，做点小生意，或者进大学念书。而且职业也不是那么太难找，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不再在工厂工作，要回家生孩子了。
《纽约每日新闻》有一条头条标题：
『物价飞涨，买主气涨
牛肉价高，高过月亮』
美国总统在堪萨斯市参加美国退伍军人团的游行，他走在前头，大摇大摆地通过市区。他开服饰商店时的老搭档埃迪·雅各布森在行人道上大声向他叫道：“哈里，通货膨胀怎办呀？”
“我已经注意这个问题了。”杜鲁门回答说。
他要注意得眼快手快。经济情况瞬息万变，想法赶上把一对尼龙袜卖五元，一件衬衣十五元，一个再生轮胎二十元的黑市商人。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经济调整的动荡正处在最高峰。将来肯定会有人人富裕的一天，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经历一场痛苦斗争。文森预言，将来会出现要学会如何适应生活改善一半这种又愉快又难办的局面；不过他没有提到：在生活未提高之前，人们首先要对付物资短缺、暴乱、罢工、和战后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物价飞涨。
但是，物价管制确是令人恼火。到了战争结束时，物价管理局已成为政府里的一个独立王国，专职人员就有七万三千，志愿工作人员又有二十万，从上到下直到镇的一级都有一个办事处。它跋扈专横，无可容忍，成为对自由制度的讽刺。要为这个机构辩护的话，只能说，非它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它总算把价格控制在1939年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之内。但要说句不大好听的话，1946年的经济，就象靠着那些红红绿绿的各种配给票背上的胶水把它粘合起来的。即是这样，还是混乱不堪。不管物价管理局有什么条例，逃避的方法总是不可胜数，钻空子的人样样精通。你给侍者领班二十元的小账，一盘上等的烤肉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也可以用一部汽车换一所公寓，或者用汽车电池换威士忌酒。至于那瓶威士忌的来源，可能是要买一箱葡萄酒或啤洒才搭买进来的。这种办法叫“搭配买卖”，可以千变万化，无奇不有。举个例说，在俄克拉何马市，一个汽车代销商会答应卖一部汽车给你，条件是你要用四百元的代价买下他的狗，而过后不久，那条狗又会自动跑回老家。又有一些汽车代销商答应卖给你新车，但你得要把旧车折价两元钱卖给他。在辛辛那提，有一个顾客别出心裁地对汽车代销商说：“我和你打赌，我可以停止呼吸三分钟，你输了就算欠我七百元。”除了这些以外，到处都要“酬金”——如果房东太太让你租个只有冷水供应的公寓，每月房租八十元，那你就得给酬金一百五十元，如果肉店老板从冰箱里找块厚肉的牛排给你，酬金就是三元等等。
要使黑市绝迹，靠重额罚金或从严判刑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战争已经结束，要想两党都继续支持物价管制，也不可能。现在共和党人又蠢蠢欲动了。1945年8月，他们勉强同意杜鲁门把工资与物价的管制逐步减少的“暂时坚持”的行政命令。但到了9月，两党在这个问题的尖锐对立就非常明显。这种情况是珍珠港事件以来的第一次。总统召开了国会特别会议，要求给他处理内政的广泛权力。部分的管制条例，原定是在战后六个月就自动失效，他现在要求把配给制度维持下去。此外，他还要求国会同意他的社会和经济工作纲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措施是：每小时最低工资定为六角五分，把房屋建筑工业收归国有，扩大开发自然资源，失业补助由联邦政府负责管理，和一项颇为严格的公平雇用工人的法案。共和党众议员们把这个建议搁置起来，拒不讨论。少数党领袖约·马丁，说总统“比新政还要更新政”，而查理·哈勒克则说，“现在开了球。1946年的竞选运动开始了。”
1946年1月14日，国会复会听取杜鲁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心问题是要求物价管理局继续存在一年，随着每种商品的供求关系恢复正常，就逐个商品取消管制。然而，他这一手早在上年9月就对外吹风，现在就有一股极其厉害的联合势力和他对抗，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和共和党的头头们。他们准备了一大套复杂的图表，想把有关委员会说服：如果国会不砸烂“套在美国工商业的枷锁”，就不再有什么自由企业了。除了在参院那个大理石的会议厅进行辩论而外，各个公司搞舆论宣传的人，又在外面动员了一批批小职员、低级企业管理人员、牧师、医生、美国退伍军人团团员、扶轮社社员、卖报报童在那里游行，争取由卖主主宰市场；这些人对约翰·斯图阿特·来尔【约翰·斯图阿特·米尔（1806－1873年）英国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哲学上主张功利主义，经济学上主张经济自由。——译者】都赞扬备至，把卡尔·马克思视同洪水猛兽，说他是真正敌人。参加游行的甚至还有一队愁容满面的破产商人，向人们诉说从前买卖自由的年代他们怎样生意兴隆，而那作恶多端的物价管理局人员，又怎样把他们搞到倾家荡产。
双方都抓紧对议员们进行游说。物价管理局局长切斯特·鲍尔斯出动一批专家，到国会去作见证；总统与国会联系的人员也云集国会大厦，拉住国会议员们不放；各个工会、消费者组织、妇女俱乐部则高举着拥护物价管理局的牌子，在国会外面的广场上游行。4月19日游行规模最大。翌日《纽约时报》称之为消费者“十字军”游行的“最高潮”。有一千个家庭妇女，各个州都有代表，向国会山进发，要求将物价管制延续一年，而不要通过任何修正条例使它的工作瘫痪。按照《时报》的报道，这次示威：
『……突出地表明，在国会内外，围绕着物价管理局的斗争，已经到了积怨成仇，口出恶言，使人困惑的程度，为多年来所未有。……全国制造商协会带头开始这场斗争……，屠宰业、零售商、地产公司和其他行业的协会也热烈响应。……战斗进行愈激烈，两方也愈信口雌黄，相互漫骂，还搞一些不够文明的小动作。』
国会对这样尖锐的斗争的机械反应是折衷调和。但是，正如鲍尔斯早就指出的，工资和物价管制要不是全面实施，就等于全面取消。物价管理局就此进入奄奄一息状态，而通货膨胀也就接踵而来。不出一个月，食品价格暴涨一倍，愤怒的消费者组织了“消费者战斗协会”，对一些商店进行纠察抵制。养牛的则把牛养在牛栏，等牛肉价格上涨到每磅一元才屠宰上市。总的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三，接着又上涨到百分之七十五。到了8月份，忧心忡忡的众议员们又开会，通过对物价进行新的管制，取消了塔夫脱的修正案，但已经迟了。经济局面已如脱缰之马，物价管理局已经控制不了。物价扶摇而上，要使它降回原价已不可能。10月，杜鲁门向无法抗拒的力量屈服，物价管制开始逐一全部取消。两年以后，选民们对物价管理局的印象已经比较淡薄，他提醒他们说他当初是一直要对物价进行管制的，而共和党则站在全国制造商协会一边。不过这时，他已顺应时势了。至于目前这次塔夫脱－杜鲁门对峙的第一回合里，最多也只能说是胜负未分。在民意测验中，总统的声望已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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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杜鲁门很少把民意测验放在心上。一般说来，他的脾气适合于对困难向题作出当机立断的决定。即使他的决定对他的政治支持者不利，也是这样，而在战后那些动荡不定的牟代里，他的决定是常常伤害老朋友的。对一个民主党总统来说，同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较量，不算难事。但是要使工会就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年罗斯福一手奠定的政治联盟，工会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1944年劝罗斯福让杜鲁门当副总统候选人的，也有些是工会头头。要是没有工会支持，他现在不过仍是个参议员，而在白宫当总统的将是另一个人，不是吉米·贝尔纳斯，就是亨利·华莱土。但是现在在物价问题上责备资方是没用的，除非政府对工资也采取同样强硬态度。但是如果工人老是罢工，那么采取强硬态度也不解决问题。在1946年，工人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在这战后的头一个整年中，前后罢工的有近五百万人，损失了一亿零七百四十七万六千个工作日。这一来，生产屡次停顿，加深了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对立情绪。等待买第一辆汽车的新婚夫妇，看见汽车工人罢工照片就冒火。他们用两种不同尺度，对工会严对老板宽，但中产阶级的态度历来如此。甚至杜鲁门这位美国中间派的代表人物，对白领阶级也比对蓝领阶级客气些。
蓝领阶级对美国在1941年至1945年间出现的生产奇迹的贡献，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评价。工厂里能够插上陆海军的生产优异奖旗，是因为工人们和雇主们一样，都想望和平与胜利，在生产线上出汗出力，同意采取加强劳动强度的措施，自愿加班，赚了钱又买战时公债。在日军突袭夏威夷后那一周内，罗斯福要求工会保证，战争一天未结束，工人一天不罢工。工会领袖都答应了，而且除了1943年发生的两次煤矿罢工，一次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而外，他们都信守诺言。即使把为数很少的自发性罢工计算在内，生产时间的损失还不到一百万分之六。但是到了对日战争胜利时，工人们不满悄绪愈积愈多，已经忍无可忍了。
1945年9月，开始出现不稳的第一个迹象。福特汽车厂因为属下零件制造厂屡次自发罢工而停产。接着，在1946年，通用汽车厂罢工之后，全国由蒙陶克角到马立布海滩都发生了罢工浪潮，石油工业、木材工业、纺织工业和电力工业都陷于瘫痪。各报开始谈起什么工人的“造反”、工会的“叛乱”了。到处都这样乱，要说这不是事先策划好的，而是艰苦的战争年月告终以后自然而来的反应，确是使人难以相信。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停产的积累起来的后果威胁到和平生产的恢复。如果有可能发生威协公共利益的罢工，总统可能觉得自己有责任采取比较长期的措施，而不仅只限于成立几个软弱无力的委员会。后来果然发生了这样情况。但这样一来，杜鲁门的总统声望就下降到最低点。
他感到生气是可以理解的。通用汽车公司工潮刚解决，七十五万的钢铁工人又停炉封火，罢起工来。过了八十天，他们才复工，可是全国人民还没舒一口气，遍布二十一个州的四十万烟煤工人又离开矿井。4月18日，矿工还未复工，两个主要铁路工会又宣布在三十天内把全部工人撤出铁路。这样，全国运输网就会陷于停顿。这两个工会的头头，长期以来都支持民主党。在他们提出的限期之前三天，杜鲁门把他们请来白宫，提出条件很宽厚的仲裁决定，以为他们会接受。但事出意外，他们固执地摇头拒绝。
“你们简直是发疯了！你以为我会坐在这里，让你们使全国交通陷于瘫痪么？”他说。
“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总统先生，这是我们工人的要求！”一个工会头头回答说。
杜鲁门站了起来。“好吧，”他说，“我就把决定权交给你们。你们刚好还有四十八小时——也就是说到星期五这个时刻——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要不，我就要以政府名义接管铁路。”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僵局还未打破，于是他在1946年5月17日星期五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把铁路接管起来。他现在是工人们的新雇主了。他以这个身份给他们宽限五天，结果还是毫无动静。对他的宽容的报答是一封简慢的复信，最后一句说：“你的建议不能接受。”这时已是第二周的星期五了。煤矿工人罢工的后果已开始影响到各城市。为了要把手里不多的存煤节存下来，有些城市已实行每天停电几小时。如果这时再来个铁路工人罢工，就无异于全国大罢工。他绝不能听之任之。其实，问题主要不是他采取什么措施，而是他采取措施的方法。他采用的方法是令人遗憾的。
他召集内阁阁员开会，告诉他们星期六两院联席会议时他将出席，要求国会授权给他，把所有铁路人员全部征召入伍，不管其年龄如何，职位如何。司法部长说：“这样做违反宪法。”总统马上反驳说，“找们先把他们征召入伍，再考虑法律问题。”他吩咐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要所有广播公司腾出时间来，当晚他要对全国发表炉边谈话。他把写在横格稿子上长达十二页的手稿交给他，厉声说：“这就是我要讲的话。给我打印好。我要把这些狗崽子们连皮剥掉。”
罗斯回到办公室看着稿子，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白宫有史以来肝火最旺、措词最烈的一个文件，而且所谈情况与事实不尽符合，有诽谛中伤的味道，到了末段，达到煽动群众的危险程度。原来他准备对全国人民说，尽管美国青年“为了争取胜利，冒着炮火，疾病的危险，”但煤矿和铁路工会的领导人却“拿着枪恐吓政府”，那就等于“在背后狙击我们的战士。”他说，他们都撒谎。他特别点名指责约翰·刘易斯和“默里先生和他的共产党朋友”威胁那“胆小怕事的国会”。接着就来一句非常离奇的话：
『每个罢工工人和妖言惑众的工会头子，都是养尊处优，高兴时才干点活，而工资收入比之战士多四倍到四十倍。』
结尾说：
『让我们把国家还给人民吧。让我们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绞死几个叛徒，确保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来吧，弟兄们，我们动手干吧！』
这样说法不如干脆用“冲呀”来结尾。这儿有一位这样的总统，他竟然要求吊死几个工会头子来还政于民，恢复民主。即使是在情况最糟糕的1937年，住在格罗斯角那些堂皇华丽公馆里的汽车公司的经理们，也没有这样咒骂工人。罗斯认为杜鲁门并不是真想煽动群众吊死工会头子，至少不是有这样具体想法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也同意。他俩一起劝总统把讲话稿修改。但即使这样，讲话还是够凶的。“珍珠港危机，是外敌突袭的结果。今天晚上的危机，则是国内一小撮人造成的。他们置私人利益于国民福利之上。”他宣布，他请国会在星期天下午4时开会。如果到时火车司机和列车员还不肯上班，他就把他们交给赫尔希将军管理。
总统的顾问们心里暗想，用这种方法管理铁路，确是稀奇少有，但是总统却执意这样干下去。到了星期天下午，铁路工会还是拒不让步。总统请工会头头们到第十六号街与K街转角的斯塔特勒饭店的一个房间，关起门来，和一位政府人员谈判。后者不断施加压力，工会头头渐渐动摇。总统这时则乘车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众议院，穿过议长室，进入大厅，踏上讲坛，要求国会授权给他，让他以总司令的名义，“把所有对自己的政府罢工的工人，全部征入美国武装部队。”与此同时，克位克·克利福德则在议长雷伯恩的办公室守候电话。杜鲁门开始发言不过五分钟，电话铃响了。负责谈判的官员说：“签了字啦！”克里福德赶忙写一张纸条，“总统先生，协议已签字，罢工结束，”送到讲台。杜鲁门看了一眼，抬起头来，对大厅里坐得满满的议员笑了笑，说：“先生们，罢工已经解决了。”
议员们热烈鼓掌。总统还是继续讲下去，要求通过法案，将来如有危害公众福利的罢工，授权他把罢工工人征召入伍。议员们大声赞成，当场通过。但是，这远远不是杜香门最得意的时刻。这一下子，他使得工人运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自由派人士、每个读过总统在就职时宣誓要推护的那部宪法的有思想的保守派人士，都同他疏远了。在参议院里，罗伯特·塔夫脱本来不是支持工会的人，可是他也利用他的影响把这项议案搁置起来。他说总统这个建议，“非但违反宪法，而且也违反美国共和政体的每一条基本原则。禁止罢工就必然侵犯到我国政治制度的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由。”怨忿异常的铁路工会主席宣布他们将动用工会四千七百元的全部经费，使杜鲁门在1948年不能当选。在纽约，产联称总统为全国“第一号工贼”。约翰·刘易斯，在他西弗吉尼亚州的山区别璧里叫道，“用刺刀来采煤是绝对不行的。”
也许不行，但白宫里这位人民利益的卫士劲儿已经上来，准备一试。刘易斯是在自找麻烦。杜鲁门不怕破坏罢工这个罪名，他后来把反工会的凯斯法案和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加以否决，就重新取得工人的好感。他现在受不了的是这位矿工领导人骄横狂妄，愈来愈不择手段。他说刘易斯“在战时发动两次罢工，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自大狂”，这话衡近乎事实。刘易斯命令四十万煤矿工人始而罢工，继而复工，始终没有考虑到海外作战的士兵的利益。他们对他也是心中有数的；1943年，《星条报》中东版有一篇社论在结尾指出：“我们代表美国士兵说话——约翰·刘易斯，你的煤炭一样黑的灵魂该进地狱！”民主党不欠这个老戏子什么人情。他没有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已有十年了。因此，这两个怒气冲冲的领导人进行较量的条件已经成熟。煤矿县工，联邦政府有必要出头干预，因为美国经济还是以煤为主要动力。它供应全国电力百分之六十二，工业百分之五十五的燃料。如果煤矿工人不上班，铁路工人上班也无济于事。因为美国每二十部机车有十九部是烧煤的。
杜鲁门已下定决心要把刘易斯压倒，所以没有等铁路工会低头就范就已开始行动。在他们在斯塔特勒饭店让步之前五天，他就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把煤矿接管过来。那时刘易斯领导的罢工已进入第六周，当初看来，总统这种威胁手段注定要失败，过去历次都是如此。“杜鲁门认为我们的要求不合法？”他对一个记者咆哮说，“他在哪个问题上懂得什么叫合法？”可是这次总统却懂得要小心一些。他一边让内政部长接管资方的权力，一边和煤矿工人联合会达成妥协，使他们的要求大部得到满足（但付钱的是资方，他们暴跳如雷，可毫无办法。在这场斗争里，是否理直理亏，是否合乎宪法，似乎都没多大关系）。然后总统就等待煤矿工人联合会的这个头子采取下一步行动。刘易斯虚声张势，大叫大嚷，肯定是要找个空子，空子找不到，他就制造一个。他把假期工资这个问题小题大做，10月份就拒绝执行集体合同，并宣称合同内所有条款都要重新谈判。他要求付给工人“从口到口”的工资（即从矿场门口到矿井口的走路时间也算工资）。杜鲁门要内政部顶住，他和刘易斯一样，也想找个藉口采取行动。使他手下崇奉新政的律师们感到狼狈的是，他们发现除了动用为人所不齿的反工会的法院禁令而外，找不出任何别的办法，而这禁令的法律效力早被诺里斯－拉瓜迪亚法和瓦格纳法否定了。
但这难不倒杜鲁门。他认为上述立法只对私营企业的雇主有效，对政府无效。这种解释真是别出心裁。但既然双方决战已公开化，谁要退让就必然丢脸。甚至当法院文件送到刘易斯在第十五街和I街转角的联合矿工会大厦时，刘易斯的助手们还是往矿里传达他的指示：“不订合同，就不开工。”他本人躲在亚历山德里亚的寓邸里，而煤矿却一个接一个地停产。不到十天，各城市又缩短供电时间，工厂又再关门，机车和空煤车又在支轨上闲放。到了这个时候，这场斗争快已达到高潮。联合矿工会的律师已智穷力竭。11月21日星期四，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艾伦·戈尔茨巴勒指责刘易斯藐视法庭。11月26日星期二，戈尔茨巴勒宣判，“被告约翰·刘易斯和美国联合矿工会无疑已犯有并继续违犯民事性质与刑事性质的藐视本法庭罪。”所处罚金达三百五十一万元。
刘易斯当场目瞪口呆，颓然坐下。在美国劳工史上，从没有人被处罚过这样大的金额。他知道他没有更多的其他办法。他不能象德布斯和冈珀斯那样宁可坐牢，因为政府已撤回对他刑事性质的藐视法庭的指控。他也可以与法官为敌，当他嘶哑地说“先生，既然我已被判决为藐视你的法庭……”时，看来就是打算这样做的。但是他说到这里就停下来。他的律师把他拉回来坐下。这样一个敢于课罚为数几百万元的法官是不好惹的。提出上诉是不可免的了，但看来也只能是使判决缓期执行而已。而在这个期间，被告却纠缠在一大堆法院的命令、传票、诉状、限令等等的法律文件中间。他晕头转向，放过了他的对手。哈里·杜鲁门到哪里去了？
杜鲁门见刘易斯不准备再斗，就非常明智地暂时不再说什么话。但他是否赢得胜利还是个未知数。主动权仍在刘易斯手上，要把他的主动权夺过来，只有一个稳妥办法，就是消灭或者威胁他的力量基础。如果两人都保缄默，让刘易斯的律师搞些新的法律行动来掩饰真相，那么这场全国危机，就不只是难于理解，而且变得无法忍受。煤矿工人也许并不喜欢刘易斯，有些人可能还恨他，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他们需要他的保护。他要是不命令他们上班，那么矿井和坑道还会是空荡荡的，除非有个有同样号召力的人发出上班的命令。也许总统有足够的号召力吧！哈里·杜鲁门决心试试。在珍珠港事件五周年的星期六早上，查尔斯·罗斯向记者宣布，总统将于当晚发表广播，直接向煤矿工人呼吁，要求他们不要再理会他们的头头，马上回去上班，把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这场赌博使人屏息凝神，总统以自己威信孤注一掷。但是，他成功了。刘易斯招架不住。清晨4时，他在联合矿工会大厦召开记者招待会。他一方面声称最高法院的审议，“不应因为人们对经济危机惊惶失措，而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另方面，他又说，“各地区的各个矿井，要立即恢复生产。……每个会员均应上班。工资与雇用条件，还是按1946年11月或这以前的规定。”说完这几句话，他就蹒跚下台，以后就寂寂无闻，他再也不能对全国人民进行勒索了。他的失败也就是杜鲁门的胜利，使得总统觉得自己当了名副其实的总统，这大概还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对《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说：“我可以告诉你，从那时起，老头子大不一样了，他终于自己当家作主了。”另一位总统助手说得更直接了当，“他大摇大摆回到白宫去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两个睾丸碰得叮铛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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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鲁瑟的得力助手艾米尔·梅齐，那年冬天不在汽车工会。他甚至连底特律的情况都一无所知。这位梅齐中士是应征入伍的。由于他是马尼位士兵闹复员的骚动的头子，就被日夕监视，不准对外通讯，也不让接见来客。可是这样监视制止不了骚动。示威游行风起云涌，蔓延到东京、关岛、中国、加尔各答、夏威夷、伦敦和维也纳。勒阿弗尔、巴黎和法兰克福也出现游行示威。到了春季，美军士气大受削弱，美国在国外威信也下降。美国陆军都受到严重打击。
士气本来已经到了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最低点。因此士兵们很容易听信手腕巧妙的煽动者。原有的计分复员制在战胜日本以后就告冻结。从那时起，服役就不算分数，不能以此争取早日复员。本来计分制就已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够公平之处，后来太平洋战事又出乎意外地提前结束，这就更不公平了。1945年夏天，陆军部发现把服役分数高的国外部队运送回国，不如让从未出国的服役分数低的部队先复员方便得多。其实那时最尖锐的问题还不是复员。最尖锐的问题是士兵普遍不满，他们感到上级存心虐待他们。
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力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人人平等的思想。军队里的等级制度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士兵们也还是反对专断独裁。现在已经和平，士兵从战壕回到兵管，上下之间的鸿沟扩大了。《纽约时报》的军事编辑汉森·鲍德温，谈不上是反对特权的人，他后来也得出结论说，“确实有理由使人不满。”他指出，将军们吃的是鱼子酱，喝的是香槟酒，确是一点不假，而士兵们吃的却是C级军用干粮。一般下级军官认为自己理应住最舒适的宿舍，和最漂亮的红十字会女郎来往，在最好的电影院里坐最好的位子，最好的房子都留给他们做俱乐部，有士兵在那里的酒吧间里给他们端美酒，又有当司机的士兵把他们安顿上床睡觉。有些指挥官保留了不必要的人员，仅仅是为了要推迟放弃他们在战时的临时军衔所享受的待遇。正当的不满日积月累，更由于最高当局特别是陆军部长罗伯待·帕特森不可原谅地不明下情和轻易动火而达到了爆发点。
但话得说回来，1946年陆军闹出近乎哗变的事来确实是有点不光彩的。上一年9月份，平均每月已复员近一百万人，复员分数起点亦已从五十降为三十八。海军士兵意见本来更大，却没有发生那么多使人难堪的事情。海军陆战队没有示威游行，因为它干脆下令禁止这种行动。如果陆军里闹复员的都是曾在前线浴血奋战过的战士，那还不至太不光彩。但闹复员的又不是这些人。到了1945年圣诞节，比尔·莫尔丁笔下的威利和乔那样的士兵，早就已回家脱下军装了。
头一个使人对陆军复员方针感到怀疑的人，竟然是麦克阿瑟将军。他没向华盛顿任何人请示，就在1945年9月17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驻日占领军将在六个月内从四十万减至二十万。记者们向杜鲁门总统问到这问题，杜鲁门软弱无力地回答说，他事前虽然没有接到报告，但麦克阿瑟既然认为不需要他原来设想的那么多部队，他听了倒是很高兴的。迪安·艾奇逊则说：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究竟要多少，应该由政府的决策人来决定，不是由那位将军来决定。这一来，他就立即和国会里拥护麦克阿瑟的人发生冲突。（后来艾奇逊就这事这样写道，要是当初政府能够预见未来的话，“我们本来可以看到，这场交锋不过是后来导致麦克阿瑟在1951年4月11日被撤职的一场大斗争的开锣戏而已”）那些等复员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就认为，如果一位五星上将可以把驻军减少一半的话，那么军阶低一些的将军，应该也可以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