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鲁门总统离开缪尔巴赫旅馆回到华盛顿之前，他得到通知说不要到白宫去。不是发生什么政变；只是房子不安全。这座美国最著名的住宅有马上倒塌的危险。房主人听了并不觉得惊奇。根据国家档案馆资料，“杜鲁门总统因为觉察到书房的地板震动而感到不安。”其实还不止此。在没有风的时候，东厅的大型吊灯也会叮铛作响。总统用他的医生的听诊器压在墙上，可以听到格格的震裂声。
他早就派人进行检查。从后来情况发展看，可以说是颇为及时。在竞选运动最后那一周，工程师们发现那些1814年被英国人烧焦而又从未更换过的横梁就要塌下来，他们大吃一惊。彩画的天花板，每平方英尺就重达七十磅，已经下垂了六英寸。总统一家刚刚踏出前门，前往独立城，建筑工人就急急忙忙地带着支柱和脚手架从后门赶进去。修缮费用估计要五百四十万元，也许盖一座新楼还会便宜些，但是把白宫拆毁是不可想象的。修好以后，新主人就会有空气调节设备，防火装置和多频道电视线路。而在修复以前，杜鲁门一家只好在斜对面座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48号的布莱尔宾馆委屈一下了。
“公平施政”就是在布莱尔宾馆诞生的。杜鲁门在担任总统的头三年，只把自己视为罗斯福政治遗嘱的执行者。但是，这时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无虞温饱。经济状况的改变，需要一种新的自由主义，正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富裕现在已快成为可以实现的现实”，这种自由主义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创造财富和实现公平分配上”。甚至在这次选举胜利以前，一群杜鲁门的得力助手，已经在联邦社会保险局局长奥斯卡·尤因在沃德曼公园公寓里，连续几个星期，每星期一晚上举行讨论会，拟定出一个规划。尤因主张搞一个全国医疗计划，不久将使美国医疗协会惊惶失色。【参加者除尤因外，还有克利福德、查尔斯·墨菲、吉拉德·戴维森、戴维·莫尔斯和利昂·凯塞林。】他们的一系列建议的雏型，当初都在总统在“芜菁节”会议期间向国会提出的建议中提到。现在加以发展后，内容包括民权、住房建筑、失业津贴、农业补助、控制通货膨胀等等方面的新措施，对低工资收入者削减三十二亿元的所得税，由联邦政府对学校进行补助，废除塔夫脱－哈特利劳工法。这些措施，加上尤因的医疗照方案，后来便成为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的施政核心。
选举结束以后，杜鲁门在基韦斯特休整了一周，接着就埋头于准备将要发表的国情咨文。这篇咨文后来确是会改变历史进程的。但在1948年最后几周所出现的新设想中，那个后来被认为和杜鲁门名字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却不是在1月5日那个国情咨文中发表的，而是等到又过两周总统就职的演说中发表的。（据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回忆说，“12月末我们在起草就职演说稿时，我们确实觉得不好办。我们的头头在选举中获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大胜，他和我们大家都认为，到了1月20日他宣誓就职时，他应该有些规摸巨大的、崭新的、吸引人的东西向全国提出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论述了国内问题，就职演说就应着眼于国外问题。困难是杜鲁门的对外政策的重大环节已经在希腊、土耳其、柏林和欧洲复兴计划方面体现出来了。于是，克利福德想起“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前，有一份国务院备忘录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当时在拉丁美洲已经在进行一个小规模的技术援助计划。这份备忘录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计划能不能运用于远东，仿佛欧洲复兴计划。在我记忆中，当时提出这问题，并不认为是完全可行的。”克利福德向总统提出这个计划，总统考虑片刻以后说，“看来可行。我们就采用这个计划吧。如何执行的细节我们以后再制订。”杜鲁门原来己决定在就职典礼时对群众说明：在和别国打交道时，美国作为后盾的将是它对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和新的北大西洋联盟的信念。除了这三点以外，他现在又加上了一点，就是对落后国家进行技术援助。在最后的演说稿中，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第四，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大胆的新计划，使我们科学进步与工业发展的成就可以用于改善和发展不发达地区。……』
“第四点计划”轰动了世界。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于1949年3月表示赞同这个计划。这在人们心里激起了希望。有了美国的技术，就可以把原始的农业技术进行革命，提高亚洲非洲的生活水准，以及有象田纳西河流管理局那样的办法来驯服它们的江河。“尽管有人批评总统不问情由先开了枪再说”，詹姆斯·赖斯顿在华盛顿写道，“但此间普遍赞同他这个殖民地发展计划。”《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杜鲁门总统把美国的技术用来为世界上那些不够幸运的人们改善处境，打开了英国和全西欧有识之士的眼界。”可以预料，美国国会会有人持有异议而发出不满之声的。迪安·艾奇逊称他们为“原始人”。参议员肯尼思·惠利和乔·马丁就在那里抱怨，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詹纳说这都是厄尔·白劳德出的点子，参议员塔夫脱则提出他想知道钱从那里来呢？
塔夫脱知道的。钱当然只能来自国会。但许多靠着总统选入国会的民主党人，原来却是忘恩负义之辈。共和党和南部的民主党又一次联在一起反对政府。参院中十八个有权力的委员会主席都是来自南部各州，而参院的临时议长、众院议长和两党领袖都是这个联盟的人。第四点计划和它的微不足道的四千五百万美元的拨款，要到1950年6月5日才来到杜鲁门的办公桌上，而且还有很多限制性的条文，正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大大降低了“在杜鲁门最初提出时所具有的巨大宣传价值”。
大选以后，国外问题特别紧急，都压在杜鲁门身上。马歇尔将军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切掉一个腰子；他在总统举行就职典礼之前，仍继续担任国务卿，但总统就职时他就辞职。杜鲁门再三考虑继任人选。挑一个密友、一个无籍籍名的官僚或一个捐助大选竞选经费的人都不行。后者如路易斯·约翰逊在3月份就要代替詹姆斯·福雷斯特出任国防部长。但马歇尔的继任者必须是受到各友好使节的尊敬、受到莫斯科尊重和在国会里享有令誉的人物。
在当选后三星期，总统请退职后私人开业当律师的迪安·艾奇逊来。据艾奇逊回忆，他穿过总统府，这座大厦只剩下外墙，那是为了“留为纪念”。接着他就被带进布莱尔宾馆里总统的“小型办公室”。总统请他坐下，接着笑着说：
“听到我就要对你说的话，你还是坐下来好，”他这么开场，接着马上就说，“我想请你回来任国务卿，你愿意吗？”
按照艾奇逊回忆，他当时“瞪目不知所答。”总统建议他回去和妻子商量一下。艾奇逊夫人没意见，她的丈夫就接受了。他在1月21日宣誓就职，成为第五十二任国务卿。可能除了西沃德以外，美国史上他是引起最多争议的国务卿了。
就在一批工人修缮白宫的同时，另外有很多批的工人以美国各大城为中心，在修建新郊区——诸知希伦代尔、加登维尔、诺思伍德、派克维尔、斯通利、贝思斯维尔、德鲁姆卡斯尔、安妮斯利、威尔顿代尔、邓巴顿和塞达克罗夫特等这样的小镇。莱维特镇已成为美国的特色，效法营建这样市镇的数以千计。在芝加哥市外，一群商人又破土动工，建造另一种新型住宅区，叫帕克福雷斯特。他们知道复员军人小有积蓄，工作稳定，迫切需要房子，于是他们先营建出租的“花园公寓”，中间辟个市场中心。然后，在承租人存款增加时，再由他们自己出资增建错层式住宅。结果是居民层层增加，数达三万，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就由市场中心供应，而这些商店，又是这些商人所拥有，住在那里的人知道他们是被剥削的，但也乐于如此。连那里的建筑工人也很眼热，都想捷足先登，成为这些郊区居民。
巴尔的摩城一下子就出现不下于十六个新扩建区。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一个名为洛克·雷文村的郊区中，小学家长会的主席是第十装甲师的复员军人，名叫斯皮罗·阿格纽。他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居民区房产业主的一个典型。尽管他担任过军官，但他却是个狂热的平等主义者（“叫我特德好了”）。他参加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和基瓦尼俱乐部，颇为活跃。他虽然没有开业，但却是领有执照的律师，这样，当然热中竞选公职，但他的作风是搞新派政治的。当时巴尔的摩市的市长小托马斯·达历山德罗，还是住在小意大利区的房子里，来标榜他的美籍意人的背景。阿格纽本人也出身于市中心外裔聚居区，但他对这点却讳莫如深。他到主教派教堂做礼拜。他最喜爱的音乐家是劳伦斯·韦尔克。他的业余兴趣，都是中产阶级文化：在电视里看巴尔的摩科尔特球队比赛，收听曼托瓦尼的音乐和阅续《读者文摘》喜欢压缩的那类文章。他喜欢一切有条不紊，事事随俗从流。每逢星期六早晨，他就和洛克·雷文村的人们一起给他们的1948型雪佛利车、1949型别克车和奥尔兹莫比尔88型车冲洗上蜡。每逢星期一他就穿上他的双排扣全套衣服——后来又是单排三粒扣的——把他的呢帽方方正正地戴在头上，8点45分准时到达他的施赖伯食品商店办公室工作。9点以后到来的人都听到是这样的。阿格纽经理坚决主张行动要准时、做事要及时、干活要勤快。
如果他和比他大一岁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小威廉·怀特认识的话，他就会引起怀特的职业兴趣的。怀特是《幸福》杂志的撰稿人，他已把阿格纽这类型的人称为“组织人”。他们可能会说工作单调，或者说竞争激烈，但他们是属于公司的——属于他们的职业脐带另一头的不论什么组织的，因为住在这些新郊区的各种人物中，小经理们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类型罢了。此外，还有那些正在医院实习，准备合伙开业的年轻内科医生、牙科实习医生、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而仅拿薪金的年轻律师、在参谋学校进修的年青有为的少校、大公司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在药物实验室工作的什么哲学博士、在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的见习工程师；甚至还有最后能混到一个主教职位的教区牧师。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很意识到他们彼此之间有些共同东西维系着他们的关系。正如有些人所爱说的，他们“都是在一条船上的”。这条“船”会驶到那里，他们是毫无疑问的。在四分之一的世纪内，到了他们出头的时候，他们和其他象他们那徉的人，就会左右全国的社会风尚，成为《时代》周刊后来所称的“指挥的一代”。那时他们就会忙个不了。现在呢，趁还可以享受家庭之乐的时候尽情享受一下家庭之乐，在社交场合和同辈们交际交际，参加新郊区的公共娱乐——比如玩玩坎内斯塔牌戏、乒乓球、中国象棋等。还有，在那个他们所拥护的人竞选总统失败的那一年，悄俏地低声议论一下后来以所谓“金西报告”名闻世界的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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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的彼得·阿诺的漫画中，有一个十分震骇的妻子放下那份“报告”（《男子的性行为》，八o四页，售价六元五角，1948年销售二十七万五千册以上），抬头问她的丈夫，“金西有没有太太？”有的，而且他们还有三个孩子，都是在他从事这件重要工作之前生下来的。并不是说他在这以前闲着没干活。他对自然分类学的爱好，早在他在新泽西州南奥兰奇市上学的时候就有了。当时他向一家自然杂志投了一篇记述飞禽在雨中的活动情况的文章，这家杂志登了这篇文章。从那时起，他就努力搜集详细资料。在他对印第安纳大学学生某些课外活动发生兴趣之前，和他一起工作的动物学家对他的印象是，他对中美洲东部一种无害的五倍子蚜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将使他的名声留传后代。他旅行了八万英里搜集各种标本，他测定、分类、保存了三百五十万个标本，说明他们之间的差异。他透过显微镜观察，记下了每种标本的二十八种不同的测定数据，《下午报》称之为“昆虫学史上的里程碑”。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自然是无所偏爱的。每一个五倍子蚜时他来说都是一样；他对它们的活动不作任何评价。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态度对他甚至更有用，而且也使全国为之惊奇。
直到三十年代后期，艾尔弗雷德·金西的生涯，和他的成千成万的同事们完全是一模一样。哈佛大学毕业，入研究院学习、在大学担任年青教员多年，受聘担任教授，还有那些五倍子蚜等等。在布卢明顿的校园里，人们都熟悉这个人物：身材高大，结实粗壮、黄中带红的头发，专心致志的神情。他的耐心和克制，赢得学生的钦佩。一个教授的典型癖好，他无不应有尽有，比如园艺、远足、陶器、古典音乐等等。任何丑闻都碰不到他身上，甚至传不到他的耳边。总之，如有老成持重的教务长要请一位教授讲述婚姻问题，他就是适当不过的人选。毫无疑问，印第安纳大学的教务长从来没有想到他这样的人会引起问题——而且，还使这所大学竟然成为色情作品搜集家朝拜顶礼的圣地。
金西认为，他要对婚姻上发生的困难问题有个初步看法之前，必先掌握关于人类配偶的生物学上的关系的大量材料。他到该大学图书馆去，这使他吃了一惊。无论印第安纳大学或在别处，都没有什么材料可言。令人惊奇的是，男人和女人间的互相了解，远不及他们对五倍子蚜的了解。人类对自己同一性别的成员的性行为也一无所知。因此，当然没可能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是正常的了。对于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他下定决心，要将情况扭转过来，就是这种决心在他内心燃起的火焰支持着他进行长期的透彻研究，至死方休。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金西夫人说，“自从他研究性行为问题以后，我晚上就几乎没有见到他了。”
他的友人们倒见到他，不过不是在社交场合里。在工作时他是不把他们当作朋友的。他是个客观的研究人员，把他们看作是无数样本中的一种，要进行测定，按其差异进行分类。他在他们身上工作，搞出一套历时两小时半包括三百到五百个问题的基本调查内容。它包括性生活的各个方面。
研究对象有银行家、流浪汉、罪犯、作家、外交官、诗人、拉皮条的、编辑、牧童、牧师、出租汽车司机、出版代理商、医院护理员，闲居的寓公——他们的反应都用密码录下，编档保存，后来还馈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计算机。到了完成数千人的调查时，金西就有了一个工作班子。除了大学研究基金而外，还有国家科研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到关于男子性行为的第一卷材料达到手稿阶段时，金西和他的三个主要调查人员己花了四十个工年的工作量，编纂了一万二千个病例材料。现在，他们又对女子的材料进行分类。第一卷定于1948年1月在书店出售。
从那以后就看腻了关于交换配偶或者关于圣路易斯市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实验室——那里的护士和医生们的妻子以科学的名义，自愿和素不相识的人性交——的书笈的美国人可能会发现，要在性的方面恢复到金西报告以前的单纯无知状态，己不再可能了。十三、四岁的青年和其他的青年低声议论性问题时，不过是互相传播愚昧无知。成年人只会对他们的配偶谈论，而他们也只是以讹传讹。金西向数以千计的婚后夫妇做过调查，他们说他们从未有过性交的经验，对那些妇女进行妇科检查，也证明她们所说属实。有一个金西的调查人员发现，有一千个已婚妇女还是处女，而她们对为什么婚后一直没有子女却不知究竟。（她们的丈夫也同样困惑不解。）对数以百万计的这样的人来说，有关生命的问题，就象尚未考察过的巴西内陆一样，同样是神秘莫测。
对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来说，除了哈夫洛克·埃利斯【埃利斯（1859－1939年）英国心理学家，专研究性行为。——译者】的不足徵信的研究结果而外，就没有其他合格的指导。而在埃利斯的对象中，有三分之一说他们是在父母家中被异性仆人诱奸的，这就说明他的调查对象的社会基础并不广泛。对其他美国人来说，根本就谈不到什么指导问题。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的奥维德时代【奥维德（公元前43－17年）罗马诗人。——译者】的那些什么结婚指南的书籍，都是谬误百出。既然知识贫乏，迷信也就到处流行。也许使人最难理解的是，社会上强有力的机构都认为，宣传这种隐秘的恐惧心理，是它们的神圣职责。教俗领袖们都认为只有把孩子吓到发呆，才有可能指望他（她）们来到祭坛举行婚礼时，还是童男处女。（至于初婚之夜他们怎样克服难以解释的恐怖，就没有提了，而且，这也象其余的事一样，是无法启齿的。）除了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在仓促中毫不解决问题地交代一下而外，大人也就不去管那些神秘害怕的事了。总的感觉有如参加秘密社团的人将要履行入会仪式那样。他们那时如坠五里雾中，自然他们的子孙们也该如此。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这一假设出发：这个办法是可行的——那些受过正当教养的男孩于把“自己留给”那些还是“纯沽”——因此新娘穿白纱礼服——的有教养的女孩子。而在婚后，他们都会彼此忠贞不二，白头偕老。搞同性关系的男人，一般称为屁精或有怪癖的，都被认为精神错乱，丧失人性。
但是这时，金西却对美国人透露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于金西的报告，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的。整袋整袋的邮件送到布卢明顿的古老的动物学大楼二楼那位教授的办公室里。金西立即成了社会最知名的人士之一。他的面目全非的脸部画像，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而使他大吃一惊的是，有些素未谋面的人特别要找他，向他吐露他们的性生活的隐秘——对他们来说，这固然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对他说来却不过是重叙千百万人做过的老一套事情而已。四十年代后期，青少年性俱乐部的狂热席卷全国。当这种浪潮波及印第安纳州时，一个记者请金西发表评论。这位动物学家用他讲求实际的态度指出——对那些认为性问题是神圣的人说来，这种态度最使他们恼火——根据他的研究，在印第安纳州，每周有四十五万次私通的行为。他说“因此看到报上报道三、四个青少年有这种事情，我感到毫不惊奇。”1948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报道有些人冒充金西调查人员打电话给一些正派的夫妇，骚扰她们。在金西的统计发表一年以后，人们逐渐怀疑，究竟人间还有没有羞耻事。当《纽约时报》的总机老接到纽约市妇女电话，要求和真正的金西调查人员取得联系，这个问题就更令人疑虑重重了。
关于金西这个调查和人们对它的态度，可说是有些典型美国味道。“从没有哪个民族，对自己是这样好奇的，”克菜德·克拉克洪说，“也没有哪个民族这样愿意把自己作为科学分析对象，或者那样废寝忘食地阅读国外那怕是最轻蔑和最肤浅的评论的……。这个金西调查报告最足以证明美国人认为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是个人与社会进步的杠杆，继续对此有一种近乎幼稚的信仰。”在一代人的二三十年时间里，这些统计数字看来已向全国提出一个挑战；如果促进性欲亢进是时髦的玩意儿，那美国是准备独占鳌头的。1970年，有两本最畅销的非小说读物就告诉读者，怎样根据金西的资料，使自己更能纵欲。真的，到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上一代的人感到性冲动太过是一种罪过，但他们的孩子则反而担心他们性欲是否还不够强烈。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写道，“美国还没有来得及摆脱性欲可耻的心理，就一变而认为性欲不足反而可耻。”在尼克松年代，新女性运动的狂热鼓吹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不断论战，究竟妇女们献身事业是使她们男子化，还是使她们得到更多的性满足。双方都认为金西的统计数字是符合事实的。更重要的是，双方都认为性欲得到满足无论对个人甚至对社会都是重要的。
这方面也象其他方面一样，杜鲁门年代和尼克松年代似乎不仅是两代人的不同。在1972年，年青妇女要有人陪同外出，或者男子见青年妇女行近时就轻触帽沿表示礼貌的现象，就会被认为不合时宜，就象1948年你如果在附近的电影院的银幕上看见超短裙和“操他娘的”这些下流话一样。回想起来也奇怪，当诺曼·梅勒那年出版《裸者与死者》时，他要表达士兵的脏话只能自己制造一个新动词“fug”（fugging，fugger，motherfugger等等）。1949年，负责决定《纽约时报》那些广告用词是否宜于刊登的约瑟夫·甘农，一共修改、删节或退回一千四百五十六份广告稿，主要理由是因为他认为它们是诲盗诲淫的。甘农真有遣词造句的天才。他的办法总是把不合适的词删掉。一份宣传女内衣广告，说这种内衣“不甚雅观，但很美丽”，就被改成“巴黎时尚，但美丽绝伦”。一所夜总会的广告稿以“五十个热情似火的女郎，人间尤物”为号召，在甘农的笔下，成了“五十个柔情似水的少女，天仙化人。”穿着内裤展览的模特儿所露出的曲线，给他涂成不男不女的怪样子，使人怀疑究竟还要这些束腰紧裤干什么。在《时报》的修改下，萨利·兰德像片，从锁骨到股骨都裹上了衣服。
对萨利说来，那可是走投无路的日子。她在密尔沃基市跳裸体舞时，不知被女警长杰拉尔丁·桑普森拘留多少次了。警长桑普森作证说，被告在嘉年华会的游艺演出中裤子也不穿，“简直是一丝不挂”。萨利愤怒抗议，说她不名一文，连一条裤子也买不起。由于没有一个保卫公民权利的律师为她辩护，她被判罪送进了牢房。警察褫夺了她的一切，连妇女们不透露年龄的权利也被褫夺了。“对不起，我就是不说”她抗议说，但警察们还是千方百计摸到她的年龄。于是全国报纸都把它登出来了。她原来已四十六岁，生不逢时，造化太早。在西海岸，有个较她年轻的爱好出卖色相的女人，在1946年把名字从诺玛·琼·贝克改为玛丽琳·门罗。她在1948年9月，首次参加拍片后，就被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解雇。（制片厂认为她“不能演戏”，“声音绷紧，尖声刺耳”、“完全没有自信”和“甚至不能藏拙”。）但诺玛·琼从此就改名玛丽琳·门罗，靠拍摄裸体照片，有了谋生之道，其中最富挑逗性的一幅，还用鲜艳的颜色印制在最畅销的阳茎套的顶端上。【这当然没在《纽约时报》登广告。】但对萨利来说，就此路不通了，在以营利为目的的色情世界中，她已人老色衰。可是，金西却看不出萨利和玛丽琳有什么差别，这不脱他的学者本色。对他来说，她们不过又是两个馈入布卢明顿市那个计算机中的数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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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行为标准都是瞎来胡搞的，”马克·沙利文读了金西报告后批评说，“不论是让孩子们管家，还是美国总统在全国各地出洋相——这都造成了稳妥可靠的传统方式的解体。”他是哈佛大学1900年毕业生，对新政尚且格格不入，更不用说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了。对他这样的人说来，战后的岁月特别不好过。这个时代和过去断然决裂，变化日新月异，移风易俗毫不留情。
要坍下来的不只是白宫而已，素负盛誉的波士顿市的银行中的银行，即布林克银行，给戴着假面具的暴徒劫走了一百万元，声誉大受影响。在泽西市一次选举中，一度势力很大、能左右政局的弗兰克·黑格【弗兰克·黑格于1917年至1947年连任八届泽西市市长。——译者】，被一个提倡社会改革的候选人击败。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医生为了减少一个病入膏肓而痛苦难熬的病人的痛苦，“慈悲杀人”，吃了官司，医务界人士都感到声誉受损。（他后来被宣判无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开始觉得前途崎岖。因为在杜鲁门就职时，载着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的车行近总统检阅台前，总统觉得有必要转过身来和人谈话，以示对他冷淡。华盛顿市里在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坚持种族隔离的旅馆，接到特区民房管理局局长的通知，毫不客气地要他们取消隔离，否则就要被征用。结果他们取消了隔离。在俄克拉荷马州，法院判令州立大学招收一名黑人女学生。接着还有无数这样的例子。美国外交官拉尔夫·本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因为他斡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订停战协定。当南部白人农民听到本奇是个黑人时，他们就要伸手拿“黑达科尔”酒瓶解气。
新英格兰北部的农民和南部农民一样，在农村小店内摆龙门阵时，对社会的发展和它的意义，或者毋宁说没有意义，在那里嘟嘴抱怨。纽约在艾德怀德建筑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场。究竟为谁方便？加利福尼亚州在帕洛马山装制成世界最大的望远镜，为了看一眼月亮吗？谁都知道这种事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社会新风尚盛行，使人们晕头转向。欧洲的炮声刚刚停下来，德国人就在向美国输出塌鼻子的“大众”牌小型汽车了，每辆一千二百八十元。美国妇女现在爱阅读《鉴赏》杂志。她们开始使用“潮汐”牌的皂粉，这是1948年第一次上市的去污剂。但是许多乡村小酒铺的许多墨守成规的人倒赞成不惜一切代价把一个名叫伊登·阿贝兹的青年去掉。他是最早的嬉皮士——你也可以称之为嬉皮士的前身——他是在1948年开始显露头角的。他是个长发齐肩、胡子满面、腼腆害羞、文质彬彬的素食主义者。他用一首名为《大自然的孩子》的歌概括他的人生观。纳特·金·科尔【流行音乐家。——译者】把它编成为这年的流行歌曲：
『从前有个男孩，
他与众不同，神情恍惚……
他的眼光有点羞怯和悲哀。
但他很聪明……他对我说：
“你知道世间最美妙的事
就是爱人和被人爱。”』
1948年艾伦·金斯伯格【五十年代疲塌派诗人。——译者】因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上涂写反犹太人的下流标语；被大学当局开除。不可一世的全国足球联合会突然和全美足球联合会合并，使体育界人士大为惊异。弗兰基·西纳特拉咽喉患病，大量出血，少女们于是转向佩里·科莫和弗兰基·莱恩这两个歌唱家。斯坦·肯顿一曲成名，胜过伍迪·赫尔曼，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爵士乐队领班，可是，有些音乐评论家已经怀疑是否确有所谓即兴音乐，就和他们怀疑是否有所谓摇曳音乐青年一代一样。玛丽·麦卡锡【美现代女作家。——译者】参观了格林威治村后，狠狠地抨击了一下“那些穿着双排钮衣服的衣着整齐的中年爵士乐师，在酒酣耳热之余，为那些也穿着双排钮衣服的衣着整齐的中年的爵士音乐迷狂吹乱奏”。
回顾二十世纪前半叶，布鲁斯·布利文【布鲁斯·布利文（1889－？）当时是斯坦福大学讲师。——译者】认为“美国的道德风气，过去过分乐观，而现在则濒于绝望”。他发现“在本世纪的头四十年”出现“一种趋势，人们开始脱离教会所卫护的那些信仰”。但布利文看错了地方了。上帝也好，象他那样的神也好，已经一跃跳出祭坛的栏杆，走到江湖上去了。1949年，人们在洛杉矶市一个名叫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撑起的大帐篷附近看到了他。此公年方三十，是北卡罗来纳州一个福音派信徒。信徒们叫他“比利”【威廉的昵称。——译者】。比利·格雷厄姆把三十多万加利福尼亚州人引到他那个设在帐篷里的教坛，使他们其中六千人改了宗，其中包括一个低音歌手、一个牧牛骑士、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和一个职业运动员。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宣告独立。英国亦已撤出印度和缅甸。1949年荷兰人亦不得不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种政治体制的殖民主义、正在走向消亡。美国是持赞成态度的。从美国立国的过程来看，它不可能不采取这种态度。但是，那些因循守旧的老一代的美国人，因为又少了一个习惯了的老标记，还是感到不安。布莱尔宾馆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紧张关系，已经够使人不安的了。但除此而外有关外事的其他报道，也是令人困惑不解，忐忑不安。关干纳粹罪行的大量报道已使人听腻了。但在本国附近，又有波多黎各一个秘密组织的狂热分子，企图在布莱尔宾馆暗杀总统。尽管哈里·杜鲁门为了力求对情况深入了解不断外出，抛头露面，这个阴谋还是失败了。后来，人们也放下心来。有了无可匹敌的特工机构保护，没有人能杀害总统的。
这些消息大多数美国人是从收音机里收到的。听说过电视的人虽然多，但看过电视的人还是较少。但有些流行广播节目如《鲍斯少校的业余广播》和《电台市政会议》已经转为电视节目了。肯定地说电视需要这些节目。它的小小的七英寸荧光屏已由十二英寸甚至十四英寸屏幕所替代，图像中的所谓“下雪现像”也少了，但观众所看到的节目，没有多少是值得看的。首先是那些摔角运动员，特别是那位五光十色的乔治，他还没在台上出现，他的仆人就先上场。——一个矮小的男人，穿着一套燕尾服，用银盘放着一条有“GG”两宇的毛巾，一条跪下做祈祷时用的毯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喷发香水的喷射器，使他的主人不致受对手汗臭的侵袭。开始时总是故意拖长一些时间，使人猜测乔治那晚要穿什么衣服。（“诸位，他今晚要穿黄绿两色！不，是鲜红色！”）这位五光十色的乔治有八十八套缎子服装，又特别喜欢穿貂皮下体护身。汉尼巴尔·孔斯在1949年为《体育》杂志报导这个乔治上场时的情况说：
『一条橙红色的丝围巾在他颈前松松打成领结。他的一簇金黄色的卷发，看上去好象刚在美容院化了四个小时似的。他神态十足地进入会场，轻蔑地朝仆人们笑笑，慢条斯理地把他的乔治式发夹拿下来——都是镀金的闪闪发亮的小发夹——把它们掷给人群。跟着他就摇动他的头发，象一条煞有介事的卷毛狗。』
男摔角手的节目完了，接着就是女子摔角手。她们比男的更恶心——肥得象大母狗，两个乳房就象装满东西的麻袋，阴毛露在大腿上面。她们用刀片剃毛，身上总是有刮破的地方。她们的得意杰作就是把裁判员按在她们胯下，要到他尖声讨饶为止。观众对这点很感兴趣。等到电台老板自己也实在感到噁心以后，就把这些女人打发走了。于是在棒球赛和拳击赛节目之余就又有了新花样——利奥·塞尔泽的滑屣赛。这种比赛简直是无法形容。身材苗条，活泼可爱的少女穿着棍球队的运动服、护盔和四轮滑屣，围成圈子，旋转不停。你撞我，我抓你，诅咒着，流着血，叫喊着，而且，真的是把裁判员按在下面，还用她们的滑屣踢他。据说这样很好玩，接收电视的家庭会看个不厌。表演者中有一个名叫杰里·墨雷，几乎和那位五光十色的乔治一样驰名。可是，体育记者们还是过份吹毛求疵，不肯为他们捧场。1949年，乔治红极一时，收入每年达七万元，红发佬史密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谈及他时说“论漂亮不如格劳乔·马克斯，论演技不如索尼·塔夫茨，论摔角不如康尼·麦克，要说扮演女人的话，普林斯顿三角俱乐部还有好得多的人材呢？”约翰·拉德纳看完了杰里和她那群女伴扭作一团之后，写道“滑屣赛固然是一种体育运动。把人掷出窗外，在喜欢这样搞的人看来也是一种体育运动。”
在大西洋沿海地区中，哥伦比亚特区的电视观众，门肯称之为“呆客”，在每千个居民中占的比例最低，大概是因为在那里别的事情特别多罢！华盛顿这个城市这时已经具备大国首都那种气派了。乔治镇已经修复一新；克利夫兰公园也添了新装。在马萨诸塞大道上或不远的各国大使馆里，欧洲来的厨师们已经开始驰名。在华盛顿周围的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亚历山德里亚、阿林顿、贝塞斯达和切维蔡斯这些郊区，星期五的鸡尾酒会成了成年人的主要消遣。但是共和党人难得露面。在处理较重大的问题时，都是由民主党的自由派定调子，就象过去十六年一样。
在大华盛顿的鸡尾酒会和宴会上，除了政事以外，其他谈话内容，和其他美国大都市的郊区的宴会谈话内容一样，没有多大不同。住在波林饭店或栗子山饭店的客人，开始领略到因公外出花销实报实销的好处，较多的人开始知道，道·琼斯的工业指数已超过了二百二十五大关，而今年通用汽车公司要付四亿四干四百三十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九元的税款。在华盛顿的麦库姆街上，或者在卡洛拉马广场上，人们对委员会审议中的议案能否通过了解更清楚，而妇女们则可能狂热地议论年轻的特尔福德·泰勒在纽伦堡法庭干得出色异常的工作。但是要到四十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其他城市富裕阶层所热中的东西，有教养的华盛顿人才同样趋之若骛。例如拉塞尔·莱因斯【拉赛尔·莱因斯（1910－？）编辑和作家。——译者】在1949年2月号的《哈泼斯》月刊上把美国人巧妙地分为高眉毛、低眉毛和中眉毛三类【即分为有教养、一般的和无教养的三类。——译者】——这本来是茶余酒后随便说着玩的，后来社会学家却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了。喝着马提尼酒的男人们，听到一位挪威人类学家在一百零一天内坐在木筏上横渡太平洋的报导，也蠢蠢欲动，想冒险一试。有些穿着在萨顿市或达拉斯市的高地公园里可以看到的长到腿肚的裙子的妇女们，可能在那里把结婚对象逐个议论，大富豪众议员约翰·肯尼迪名列前茅。（杰奎琳·布维尔里暂时出国去了，她一年前离开瓦萨女子学院去了巴黎大学文理学院。）
电影仍然是主要娱乐方式，谈论的人很多。它正处在盛极衰渐的时期，但是却上映丁一些最优秀的影片，约瑟夫·曼凯维奇的“夏娃”（贝蒂·黛维丝、乔治·桑德斯、安妮·巴克斯特主演）；哈里·科恩的“昨日出生”（朱迪·霍利德、布鲁德里克·克劳福德主演）；卡罗尔·里德的“第三个人”（奥森·韦尔斯，约瑟夫·科顿、特雷弗·霍华德主演）；“正午十二点”（格里戈里·皮克主演）；“落日林荫道”（格洛里亚·斯旺森主演）；“新娘的父亲”（斯本塞·屈莱塞、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米高美公司投资三百二十万元的歌唱片“安妮拿起你的枪”（贝蒂·赫顿主演）和罗伯托·罗塞利尼的“斯托罗姆博利”，它的女主角是著名的英格丽·伯格曼，由于她和罗塞利尼生了个私生子，并且毫不在乎，于是一些天主教团体的人就在戏院外对这部影片进行了抵制。
从下列一系列的背景中就可以对未来的事件有更清晰的认识：四十年代最后那几个月里，《南太平洋》一剧开始上演，后来连续演了四年，共达一千六百九十四场。埃塞尔·默尔曼在纽黑文市开始唱《称我夫人》。T·S·埃利奥特的《鸡尾酒会》，卡森·麦卡勒斯的《结婚的一方》和威廉·英奇的《回来吧，小谢巴》也连续上演、颇为卖座。那年最优秀的歌唱剧是贾恩－卡洛·梅诺蒂的《领事》。评论家们都批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过河到树林里去》——有一个人谐音打趣说，这是“过了肋骨到两膝之间去”。至于海明威本人，很快就要成为《纽约人》杂志中莉莲·罗斯的恶毒讽刺的对象。在伦敦，乔治·奥韦尔已病入膏肓。前一年，他那本《1984》终于使他一举成名。现在奥韦尔迷正把他的早期作品：《落魄巴黎和伦敦》、《在缅甸的日子》和《凌空而上》都发掘出来。这位四十年代的著名人物，就要在五十年代的头一个月里逝世了。
那时正在排演中的、后来风靡一时的两出戏剧，即克利斯托弗·弗赖伊【著名英国剧作家。——译者】的《这女子不应处烙刑》和约翰·范德鲁顿的《教会的威力》都是有关女巫的事，那是有趣的巧合，因为美国就要进行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了。但这样难以逆料而又竟然出现的事，并不只限于百老汇的剧院。1949年，通俗歌曲作家也精心泡制一首名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中国去”的引人入胜的曲调。它在电台的最新流行歌曲节目中刚取代了另一支流行曲，即赫迪·莱德贝德的“晚安，艾琳”，局势就突然起了变化。由于亚洲大陆所发生的事件，美国人发现，他们不能再到中国去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是美国两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外交失败。华盛顿的女主人们，也和首都其余的人一样，早就知道败局即将来临。但是，甚至她们也不知道后来的追究责任的攻讦会激烈到如此程度。但是，在杜鲁门第二任的头一年中，华盛顿的重要社交宴会，很明显地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味道。大家都有大祸临头的予感；要躲也是躲不了的。怀疑一切的阴霾就要笼罩全城了。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诸国在国务院新礼堂里在迪安·艾奇逊欣然的主持下签字结盟。与此同时，一个名叫朱德的共产党将军，开始把毛泽东的久经锻炼的百万大军，集结于长江北岸。长江是介于毛和仍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少数南方省份之间的最后的天然屏障。4月24日，朱德的身经百战的战士强渡长江，只遇到象征性的抵抗；蒋已把他最可靠的三十万部队撤退，在上海周围组成后卫防线。到了5月的第一周，朱德巳向上海的门户展开猛攻，而蒋则渡过海峡逃窜台湾，尽量把国民党人员带走。现在对他说来中国已经丢失了。剩下来只有一些过场形式：6月26日国民党炮舰开始封锁中国大陆的港口；9月21日毛宣布红色中国成立（同一天，西德也宣布成立国家）；12月8日蒋宣告在台北组成新政府。现在世界有了两个中国了。孙逸仙五十年前要建立民主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指望蒋能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东方支柱，现在也成泡影了。
美国的反应是缓慢的。自从1931年9月以来，中国一直在打仗，不是打着这面旗帜，就是打着那面旗帜。自抗日胜利以后，美国报纸经常登载中国共产党的攻势和蒋介石国民党日益瓦解的消息。但是中国幅员广阔，它的地理对美国又是那么陌生，军队又不是机械化。行动缓慢，因此美国人对这样遥远的战争已经不感兴趣。当然，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报纸也不时登载毛的照片，夏季行军时光着上身，总是不停地抽烟或嗑瓜子。但战事非常错综复杂，而且对普通读者来说，又远在天涯。他们总认为如果有什么重要发展，政府总会向他们公布的。
它确是公布了。国民党崩溃后，艾奇逊就决定把全部真相向人民透露。1949年8月5日，国务院发表了一份长达一千零五十四页的《白皮书》，承认这个也界最大的国家已落入共产党之手，宣布停止援助国民党中国，并一一列举导致这个悲惨给局的一系列事件的经过。美国三个将军——史迪威、赫尔利和马歇尔——都曾劝说蒋削弱国民党军阀的权力，肃清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和失败情绪，但都徒劳无功。对日战争胜利以来，美国给蒋的援助已超过二十亿元。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浪费弹药。送给国民党的美国武器，有百分之七十五最后落在毛的手里。艾奇逊的白皮书的导言中，直截了当地说蒋政权力不胜任、贪污腐败，不顾人民疾苦。他说：
『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非美国政府所能控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无可避免的。我国在合理的能力范围内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左右这些力量，但都没有能做到。』
对于熟知内情的华盛顿人来说，这话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多余的。但是，美国公众却感到大惑不解。所有这些国民党腐败无能的说法似乎颇为突然。他们所熟悉的中国——那些赛珍殊笔下的农民，在大地上过着太平日子——一直是可靠的、民主的、热情的，而更重要的是亲美的。整个世界大战期间，联合国的四大巨头就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蒋介石。后来斯大林背信弃义，固然可叹，但也并非出人意料。但这个蒋介石！艾奇逊要遏制共产党侵略的战略似乎破产了。他在自己的《白皮书》中也承认毛的政权或会“有助于苏俄帝国主义的目标。”美国外交官在欧洲所取得的成就，诸如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在亚洲这个灾难事件面前，似乎都被一笔抵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