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夏去秋来，低级喜剧显得不是那么有趣了。本特利小姐和惠特克·钱伯斯经过发誓后供出，有三十七名前政府雇员参加过苏联间谍活动。在这些人中，有十七人拒绝发誓表示自己是否共产党或者是否间谍。这些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该修正案内容有一部分是：美国公民有权拒绝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见证。】保护自己的人的名字今天已不容易记起来了，就象当时保罗·罗伯逊的一张老唱片“泥炭沼的士兵”或“四个谋反的将军”那样。在1948年以前，这些人都是寂寂无闻的人，但他们都很接近权势人士。还有六个没有被传去作证。剩下那些人币，哈罗德·韦尔己在1935年去世；李·普雷斯曼和约翰·艾布特都承认他们是共产党，但否认参加间谍活动；在国务院工作了十四年之久的劳伦斯·达根，在两个证人证明他是共产党之后，从曼哈顿一所大楼的十六楼窗口跳下来或者掉下来死了。前助理国务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证据对他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也心脏病发作逝世。另外十二个人则起誓说，对他们的控告是诬告。但其中两人又被控犯了作伪证罪。一个是威廉·雷明顿，被判有罪，后来在狱中被暗杀，而另一个则是阿尔杰·希斯。
按照1948－1949年版的《美国名人录》，他的简史是这样的：
『阿尔杰·希斯，律师，1904年11月11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查尔斯·阿尔杰和玛丽（原姓休斯）之子，192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士；1929年哈佛大学法学士；1929年12月11日和普里西位·范斯勒·霍布逊始婚；孩子名蒂莫西·霍布逊（继于）和安东尼；马塞诸塞州、纽约市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律师。1929－30年最高法院法官秘书兼录事，1933－35年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农业调整局总法律顾问助理，后任副总法律顾问；1934－35年参议院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法律助理，1935－36年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宫；……自1947年2月1日至今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执行秘书；1945年2月陪同罗斯福总统参加克里米亚合议；1945年任旧全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秘书长，1946年1月至2月任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首席顾问。美国大学生联谊会和亚得斐金钥匙学会会员。家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七区，西北P街3210号。办公室在纽约州纽约市第十八区第五大道522号。』
要找一位比他更引人注目的罗斯福时期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用对他起诉的人的话说，他是个“典型”。他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穿着考究，完全是个最合乎理想的头面人物——国家的公务人员——同时也是乔特【约瑟夫·霍奇斯·乔特（1832－1917年）美国律师和外交家。——译者】律师事务所的成员，是被列入华盛顿《社交大全》的民主党改良派。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出席各种辩论会，是著名赛跑选手，是班里最擅长于交际的人：他声誉甚高，无疵可摘。伊利诺州的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随时可以作他的证明人；另外两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美国前副司法部长约翰·戴维斯（曾是总统候选人）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同样可以。他的风度使人望而生敬。声调抑扬顿挫，是地道的哈佛口音。他随时展露笑容，而且欢快明朗，象罗斯福最讨人喜欢的时候一样。他举止随便、雍容大方，使人想起巴尔的摩交谊舞或吉布森岛的网球比赛的场面，而他又恰巧常在那些场合露面。在审讯他时，他不象是被告，反而象旁听的贵宾。说这样的人是共产党员，就象说他是个说谎者一样，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但是告发他是共产党又是说谎者的惠特克·钱伯斯，却承认自己是个为人所不齿的流氓恶棍。他在和共产党断绝关系参加《时代》周刊工作之前，就曾发假誓一千次以上。他在少年时代，就和他的兄弟迪克订约，一起自杀。迪克自杀了，可是惠特克却背约。在十七岁时，他和一个名叫独眼安妮的妓女，在新奥尔良的一个低级客栈里同居。后来，他又带一个荡妇回到长岛母亲的家里和她同居——母亲所以同意，他说，“因为她已失掉一个儿子，不想把另一个也失掉。”他因为写猥亵的剧本，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他当过小偷。把他进工程兴办署工作时宣的誓拿来同他对质，他懒洋洋地满不在乎地承认，他对誓言的每一点都违反了。现在到1948年，他已是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衣衫不整、面常愁容，脸色苍白，眼皮浮肿。
但是在这两人之间的问题中，倒是钱伯斯对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得最清楚。他后来写道，“作为厉史来说，希斯这个案件，说明了普通老百胜和那些装作代表他们行动、思考和说话的人们之间，有多方面的裂痕。这些裂痕与其说是这案件所造成的，不如说是这个案件所暴露出来的。这点比之案件中的其他特点更为明显，更为使人不安。一般说来，拥护阿尔杰·希斯，准备不惜一切保护他和为他辩护的，多是些‘优秀人物’，虽然并不是总是如此。”当然，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就是对双方的党派偏见特别深的人说来，阿尔杰·希斯很快就成为一个象征。民主党自由派把他视为“新政”各项成就的代表，而这些成就现在遭到攻击。对保守的共和党人来说，他代表的就是那些可恶的东部优秀人物。自由派在这件案中首先表态，他们认为希斯很显然是清白无辜的，所以不惜一切来支持他，并使对方也同样倾力以赴。但是保守派却动得较迟。他们最初认为不适宜把钱伯斯这个人捧出来。但是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却为他们指出道路。在钱伯斯－希斯这件震动全国的事件的真正意义还未为世所知之时，也就是说，还未控告希斯犯叛国罪之前，两方就已积蓄力量，摆开阵势准备战斗了。从此，双方逐步失却理智，这案件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引起盲目的，激烈的情绪。自由派犯了错误，这是一场悲剧。而钱伯斯不但对了，而且他能提出证据。这是尼克松和他的共和党的胜利。
但是钱伯斯最初看来并不对，而希斯则作出非常漂亮的架势。别的人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或者找明显的遁词。但他不是如此。1948年8月4日，在出席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前一天，他听到钱伯斯已指控他为共产党，他从纽约给该委员会打电报请求给他权利，准他起誓否认这个罪名。第二天，他来到委员会面前，表现出义愤填胸的样子。他对所有问题都进行答复，并对钱伯斯提出的具体细节，逐点否认。最后，主席蒙特对希斯的“非常合作的态度”和“直言无隐”表示感谢。约翰·兰金还走过去和希斯握手。大家都高高兴兴。只有尼克松是例外，他一直注视着希斯的脸孔。那个月还未结束，就可以看出这位年青的加州众议员似乎确有未卜先知之才。但是事实上，他是有非常可靠的情报来源的。联邦调查局已开始对希斯进行调查。该局一个名为埃德·赫默的密探，每天将调查所得打电话告诉一个名叫约翰·克罗宁的神父，而这个神父则把它转告尼克松。尽管这样，在8月份第一周，进展还是很少。但是尼克松的毅力和洞察力可说是无与伦比。他提出来要求钱伯斯和希斯能当面对证。
但是委员会其他委员决定再次听取钱伯斯作证。他们以为他很可能认错人，而希斯却是无辜受害者。但是就在第二次不公开的听证会上，原告说明了他对希斯、希斯妻子和他们家庭情况，真是了如指掌。他记得，这对夫妻互相昵称为“希利”和“普罗斯”。他们对他们的西班牙长耳狗宠爱备至。他们在沃尔塔广场的住宅内布置有镌刻嵌金的藤垫靠背椅，有一面金边镜子，顶上有一只鹰，墙壁的上半用桑叶图案的墙纸裱糊，而下半则嵌上木板。钱伯斯对他们的了解其实远不止此，但他那时所说的己足以证明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了。——对孩子、仆人、食物、书籍、家具和嗜好的细微末节都说得出来。希斯有一种嗜好，就是观赏飞鸟。钱伯斯讲到希斯一次在波托马克河上看到一只黄鹂时那种兴奋情景。事有凑巧，一个名为约翰·麦克道尔的众议员也是一个业余鸟学家。当希斯又被召到该委员会时，麦克道尔就问他曾否见过黄鹂。希斯当即露出兴奋目光，愉快地回答说，“我看过，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就在这里波托马克河上呢！”过一会又说，“它们飞回来就在这些沼泽中营巢。头部很美丽，真是漂亮异常的鸟。”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它给委员会的印象如此深刻，却是他想象不到的。
显然，钱伯斯对希斯家庭情况这样了解，只有交往极深，才有可能。因此，尼克松提出的两人对证，就在8月25日在纽约的“海军准将旅馆”的第400号房间举行了。这是这案件中的重要转折。在尼克松的质询下，在钱伯斯显然对他了若指掌的情况下，希斯开始狼狈起来，他揭发钱伯斯的原名是乔治·克罗斯利，是他三十年结识的一个自由投稿的作家，经常赖账不还。于是尼克松开始进攻。他要希斯提出三个人，证明钱伯斯就是克罗斯利。希斯显然心烦意乱，就回答说，“可能的话，我就提出来。为什么要向我提出这问题呢，我看着有什么办法没有。这是在1935年。我想能肯定知道他就是乔治·克罗斯利的，就是那时和我在奈伊（即军火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人。”尼克松和希斯又进行了一次尖锐交锋。然后在这两个主要人物，众议员尼克松、麦克道尔和委员会调查员路易斯·拉塞尔之间，进行了下列对话：
『麦：那么，你确认他就是乔治·克罗斯利了？
希：根据他的证词，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
麦：钱伯斯先生，这个人是不是你他家里住过的共产党员阿尔杰·希斯？
尼：就是说按照你的证词所说的。麦：你肯定就是他了？钱：肯定是他。
（这时希斯先生起立向钱伯斯先生方向走去）
希：现在，我要正式声明，我请惠特克·钱伯斯先生在委员会的范围外作出同样的证词，放弃免除诽谤起诉的特权。我看你敢不敢这样干。我希望你快点。我不会碰他一下的（对拉塞尔先坐讲）。倒是你们在碰我。
拉：请坐下，希斯先生。
希；主席要我坐时我会坐下的，拉塞尔先生，在主席请我坐下时——
拉：我不希望发生任何骚乱。
希：我没有——
麦：请坐下。
希：你知道是谁挑起来的。
麦：我们暂停作证几分钟，等我回来时继续进行。』
但是已经太迟了。希斯大错铸成了。直至那时为止，他进行孤注一掷还是有理由的。他是对的，1935年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和钱伯斯各执一词，两人的社会声誉相差甚远，结果如何，是不难预料的。不管怎样，做过共产党员也算不了犯罪，而且盗窃政府机密罪的起诉法律限期也已经过了。该委员会几乎已准备不打算从本特利－钱伯斯的证词中做什么文章了。可是，由于希斯估量钱伯斯没有胆量放弃在国会作证可以免除诽谤罪的特权，并声明要控告他诽谤，他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钱伯斯只能被迫摆出证据。而这件事就会挪到法庭去处理，由它判定究竟谁在说谎。诉讼失败的一方将会被判作伪证罪，还得被判坐牢。
八天以后，又在华盛顿公众面前举行一次希斯－钱伯斯公开对证会。这时，希斯的信心显然已经锐减。他带来律师，每次答辩总是先转弯抹角地说“就我记忆所及”等。甚至问他这次来作证是否是被传讯来时，他还是回答：“我是接到传讯以后自觉自愿地来到这里的，在这意义上，我是被传讯来的——我可以接受这种说法。”钱伯斯对众议员们说，希斯曾给了他一部1929A型福特牌汽车，以便共产党需要时使用。这可以在汽车登记处核对。希斯软弱无力地回答说；那是一辆旧车，是弃置在街上任其蚀烂的车，“实际上无经济价值可言”，所以他让克罗斯利拿去了，或者是他以为让他拿去了。他开始说。“就我记忆所及，我给了克罗斯利”时，尼克松就插嘴说：“噢，谈到这点，请稍等一会，我不想打断你那‘就我记忆所及’，但是，你是否给了克罗斯利一辆汽车，你完全可以答‘是’或‘不是’。希斯先生，在你一生中，你究竟送了多少辆汽车给人呢？”这句话引起的笑声并不是友好的。当希斯还是拐弯株角，坚持认为他“现在能记忆到的”就是他给了克罗斯利那辆汽车，就“象我可能让他使用我的公寓一祥而已，”这时笑声停止了，全场寂然。委员会的委员们都这样想：你不会把你的房屋和汽车给一个你明知是赖帐朋友的。至于希斯提出那三个证明人，都是无补于事：一个已去世，第二个找不到，第三个完全记不起有一个人叫做克罗斯利。
两晚以后，钱伯斯接受希斯的要求进行公开对辩，在电台《答记者问》的节目上出现。他说希斯“过去是个共产党，也许现在还是。”这时，全国都在等待希斯，看他会不会在法院控告钱伯斯诬告。他们等了又等，等了很久，终于希斯在9月27日于巴尔的摩市以破坏名誉为理由控诉钱伯斯。这件事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发展，竞选运动就在全国开展了。这本来是希斯让事情了结的好机会。后来事态证明，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共和党人被杜鲁门的胜利弄到目瞪口呆。他们已不再能控制众议院，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也不能控制。而且，该委员会里有两名共和党人在众院竞选中也落选。但是，事态发展迅速，已远远不是众议员的问题了。11月17日星期三，钱伯斯要作为被告出席在巴尔的摩市举行的法庭审讯前的听证会。那时，如果他确有真凭实据的话，他就要把以前和原告交往的证据摆出来给希斯的律师看。既然钱伯斯被迫走投无路，他就只好摆出毫不疑义的事实，结果震动了全国：原来早在十年前，阿尔杰·希斯、他的妻子普里西拉和惠特克·钱伯斯都曾是苏联间谍网的成员，都曾把国家机密向俄国人泄露。
1938年4月钱伯斯和共产党断绝关系。但从1937年5、6月至那时，阿尔杰·希斯曾把他当时能弄到手的一切机密文件、电报、报告和急电都给了钱伯斯。这些东西用三种方式传递。有些是原文，钱伯斯缩微拍摄后就还给希斯。有些则由希斯亲笔摘要。而有些则由普里西拉·希斯用她的伍德斯托克牌的打字机在家里打下来，然后，她的丈失就把文件塞回到国务院卷宗里去。这样做的还不止他，还有一个国务院的贸易协定处处长、一位美国世家后裔叫做亨利·朱利安·沃德利，亦曾向钱伯斯提供情报。沃德利这时承认了。起诉限期的法律条文使他逃避法网。但希斯曾经矢口否认。他走过头了。他已作了伪证，现在已经走进陷阱不能自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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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斯在1938年洗手不干之前，曾把三卷微型胶片和八十四份文件——其中有四十三份是普里西拉在打字机上打的，四十一份是阿尔杰手写的——故在一个黄色大封套里。他把这封套放在他的内侄，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律师内森·莱文那里，叫他把它保管好。现在经过十年以后，他又在1948年11月14日来到莱文那里，要他那个封套。它一直放在一个杂物柜顶，覆消灰尘。莱文要站在浴缸上才拿到它，钱伯斯拿进厨房里把灰尘掸掉，把那打出来的文件和手书的摘要带到巴尔的摩市的预审听证会来。会上突然出现这样的材料肯定是使希斯惊惶失措的。但他还能保持镇静，叫他的律师立即把文件转给司法部。这一着很聪明。如果杜鲁门政府宣布这些是机密文件，那就完全可能使钱伯斯就此住口。而且对钱伯斯来说，他还有一个危险，把文件拿出来就暴露他本人接受过机密文件了。尼克松的工作人员正苦于无计可施，怕不是希斯而是钱伯斯被逮捕。但聪明的不只是希斯，钱伯斯并没有把所有文件都带来这个预审听证会。他把一些微型胶卷藏在他在马里兰州自己那个小农场，放在一个挖空的南瓜里。12月2日晚上，众院的调查员向他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材料，他就带他们到那里去。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下令把南瓜内藏着的文件由专人值班保管二十四小时。两天以后新闻报纸才知道其中内容。
民主党人为此事大喊大叫。这些“南瓜文件”似乎是钱伯斯这个戏剧性事件的最拙劣的表演。因为从现在向新闻界公布的文件性质看，竟然要派专人值班保管二十四小时，似乎确是可笑的。正如A.J.利布林在《纽约人》所写的，它们是“鸡毛蒜皮的东西”。即使在1938年，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更不用说现在是1948年了。有一份文件说日本人企图在哥斯达黎加一个岛上买进锰，但那里根本不出锰。另一份一本正经地提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方交换参谋。第三份则是在全世界都知道纳粹快要占领奥地利的时候所写的。它记录了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看法，说：“希特勒要争取一次外交胜利，奥地利可能成为牺牲品。”
这些都是可博一笑的。但民主党自由派在这件事上要笑的话，这算是最后一次了。其他文件陆续透露出来以后，显然有些是对莫斯科很有用场的，还有一些现在也不能对记者公布，因为根据国务院的鉴定，甚至当时在1948年它还是绝密文件，公布出去不能不危及国家安全。而且文件内容还不是主要之点。即使内容只是气象报告或交通事故也罢，但落在共产党前交通员的手上，也使人大吃一惊，也是一件应由联邦政府进行全面调查的案件。因为所有文件都是用D号密码写的，而这是国务院的绝密密码。这意味着这密码已被破译了，已危及美国外交高级机密了。别国特务已可以随意偷听，可以从美国和友好国家外交官交换情况中获得情报，诸如机密情报员名字、部队转移情况、总统指令等等。事实上在前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把南瓜文件中的放大照片进行审查时，他认为要是这些文件在1938年落在其他政府手中，特别是D号密码，那是“非常危害美国利益的。”
现在，政府别无其他办法了。尽管杜鲁门总统在各次记者招待会中，还继续说有关间谍活动的议论都是想把选举运动转移目标，但他的司法部已经动手把迄今为止还是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掌握的证据拿了过来。在纽约市，政府重新召集大陪审团，把微型胶片的放大照片给他们看，并对希斯、钱伯斯和希斯夫人发出传票。12月15目，对希斯所犯的两条伪证罪进行起诉。初审于1949年5月31日开始，陪审团中八人认为有罪，四人认为无罪，意见分歧，初审于7月8日结束。对于法官，那时人们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因为他一直都关心希斯的案子，老是驳回起诉一方的要求，对被告一方加以支持，拒绝让一些人出席作证，而要是这些人可以出庭的话，就会把陪审团感到困惑的问题得以澄清。那些指望希斯被判罪的人对他是失望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引起国内自由派人士的注意，并大大地触犯了他们。民主党人一直都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审讯的进行，希望大量的间接证据可以辩解过去。陪审团的这个僵局也使他们失望。竟然有八个陪审员听信了钱伯斯，这对他们是个打击，而且他们不想和一个初出茅庐、喜欢争论不休的共和党议员冲突。但尼克松确是咄咄逼人。他指责“杜鲁门政府异常关心希斯，希望他平安无事”，这无疑是事实。甚至说法庭“对起诉一方的成见显而易见”时，这也是说公道话。但他要求对该法官进行调查，就不明智了。而且当有些人认为是非分明就可以了的时候，他却说“一般美国人认为在这案件中不必研究法律程序，”致使这些人很不高兴，那就更加不明智了。因为没有法律程序的审讯就是搞私刑。忠于希斯而又有点无可奈何的利布林说，看来“如果不把不合乎尼克松口味的人判罪，那就是‘非美’了”。此外还戳了他一下说，尼克松“的处境，有点象个年青银行出纳员，把他全部积蓄在一只马上押了一注，而这匹马看来却跑不动了”。
但是钱伯斯却没有跑不动。在11月17日第二次开庭审讯时，在新法官守正不阿而代表希斯那个新律师又没有那样装模作样的情况下，钱伯斯就更为自信了。当时还有一点对被告不利。凡是重要的政治审讯必须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来考虑的。而整个1949年和1950年1月，即到第二次审讯结束时，冷战的气氛逐步剧烈起来。在两次审讯期间，蒋介石每天都在中国共产党进攻下节节后退。到了第二次审讯判决时，他已经把全部地盘都丢了。在东欧，红军则把民主政府逐个扼杀，西欧正在结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求自卫。在两次审讯之间，俄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在国内，司法部长开列的颠复组织，逐月增加。现在告发间谍事件已不是新鲜事情，人们不再认为难以相信。联邦凋查局已用间谍活动罪逮捕了朱迪思·科普朗【国务院雇员。——译者】。史密斯法的被告们【这是指杜鲁门引用史密斯法，控告丹尼斯等十一个美共领袖。——译者】也在审希斯那个大厅里受审。在审讯时如果会场较为平静，还可以听到共产党在外面福莱广场举行示威游行。1948年8月钱伯斯和希斯在海军准将旅馆第一次当面对证时，在那个年代，人们还可以说亨利·华莱士也许是正确的。但十七个月以后，当审判希斯的第二个陪审团退庭讨论判决结果时，人们对俄国和它在美国的崇拜者态度已经强硬起来。陪审员们在希斯两条罪状上都判他有罪。
这不是说阿尔杰·希斯是国际政治的栖牲品。当然，如果不是国际政治，他就不会发生什么麻烦，在这个意义上说，也确是牺牲品。但如果看看两次审讯的纪录，尽管当时法官有偏见，人们对第一次审讯时竟然有四个陪审员认为他无罪，只能感到奇怪。光是那些文件就足以对他判罪了。他承认备忘录是他的手迹。他说他有一个习惯，常常为他的首长弗朗西斯·塞尔把长文件进行摘录。塞尔否认这事，他的秘书也否认此事；国务院里也没有人听说过有这种习惯。在审讯希斯时质问他，钱伯斯怎样获得这些文件摘要。他说不知道；他说说不定有人在三十年代搜过他的废纸篓而把它收存起来。这时，起诉律师就无情地质向，为什么文件只是摺叠起来而不是皱成一团呢？希斯认为这确是一个谜。
美国政府对阿尔杰·希斯一案倒确是一个谜，它具有下列这样五光十色的东西：什么伍德斯托克打字机、黄鹂、用镀金材料嵌刻的藤垫靠背椅，沃尔塔广场寓所里以桑叶图案墙纸裱糊的墙、昵称“希利”和“普罗斯”、亲手写的备忘录——和四百元的“贷款”等等。在上述这些材料中，在某些意义上说，这笔贷款是最有力的证据。1937年秋，钱伯斯需要一辆新汽车。尽管用旧车折价，他还短四百元。他去希斯夫妇那里，他们就把钱给了他。
在这点上，证据是非常确凿的。希斯夫人在1937年11月14日从他们的存款中取出四百元。四天以后，钱伯斯买那部汽车。银行帐本和车商的发票都拿到法庭上来，可以作为证据。希斯夫人说她是要装饰他们的新房子，所以取出款项。但她没有支付装饰费用的任何收据，而提款以后，帐户里几乎就没有结余额了。只剩下十四元六角九分——剩下那样少的钱，希斯不得不向银行借了三百元，才交付自己那部汽车的每月分期付款。在三十年代那个萧条时期），对一个信用不佳、交往不深的朋友，是没有哪个家庭肯作出这样牺牲的。对于希斯夫人的说法，起诉律师向陪审团说，“如果你有支票帐户，又可以在商店赊购，你又还未迁入新居，你会这样做么？你会一次全部提出四百元吗？你会去买房子里的装设品，叫他们以后送来，先用现金来支付吗？”两个女陪审员笑了。当然不会的。普里西拉·希斯也不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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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在那人声鼎沸的星期六，陪审团对希斯最后进行判决。这时众议员尼克松收到的贺电，真如雪片飞来。其中有一封来自赫伯特·胡佛。“阿尔杰·希斯的定罪，完全是由于你的耐心和毅力。我们政府中存在的这股叛国势力，终于揭露出来，而揭露的方式，亦使全国深信不疑。”胡佛是难得表示热情的，但从字里行间，他显然是兴高采烈。他在那个周末的情绪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他一开始就已对那班新政派的为人掂了斤两。现在，全国终于都清楚他一向是多么正确的了。
在感情激动的人们中，在另外一端有迪安·艾奇逊。这位国务卿在这位比他年青的人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就认识他了。希斯负责和联合国联系时，就是在艾奇逊领导下的。而在1947年艾奇逊辞去副国务卿之职，一度重操律师旧业，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就送给他一个玻瑞水瓶和银托盘。刻在它上面的名字有奇普·波伦、洛伊·亨德森、迪安·腊斯克和阿尔杰·希斯。在希斯定罪后的那个星期三，也就是希期被判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服五年徒刑的同一天，艾奇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霍默·比加特提出了一个必然会提出来的问题：“国务卿先生，你对阿尔杰·希斯案件有什么评论吗？”人们对审讯的其他方面也许会淡忘下来，但对艾奇逊的答复是不会忘记的：“我想清楚地向你们表明，无论希斯先生或他的律师们是否上诉，无论上诉的后果如何，我都不打算背弃阿尔杰·希斯。”他解释说，每个人应按自己的原则办事，而他的原则是什么，那是无可置疑的：“我想很久以前就为我们说过这种原则。在奥利夫斯山就有人说过【指耶稣在奥利夫斯山即橄榄山的宣教。见下一条——译者】：如果你有兴趣想看看的话，你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找到的，从第三十四节【“我没衣服穿，你就给我衣服；我病了，你来探望我；我被囚了，你来看望……你对我兄弟们中最平凡的一个做的事，你就是为我做了。”】开始就是了。”
那晚艾奇逊写信给他的女儿玛丽【威廉·P.邦迪的妻子，邦迪在六十年代成为政府的越南政策主要制订者之一。】：
『……今天，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阿尔杰的案件一直不断萦回在我脑海中。正如我写给你的信所说的那样，不管合乎情理的事实可能是怎样，这完全是一幕悲剧。我知道人们必然会向我问及这事，而这是很难置答的——不是说我要回避这个问题还是正面答复这个问题这种一般意义的困难。那是不成问题的。但要讲出自己心里话，不顾跟着你后面狺狺狂吠的一群人而不多不少地说出自己个人的真正想法。这是不容易的。』
跟在后面那群人中也包括尼克松，他对记者们说他认为国务卿的话是“令人作呕的”。也包括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沃尔德·周以德，他说杜鲁门应该抛开艾奇逊。在那个月，国会对奥利夫斯山的基督教侮并不感兴趣。它要的是捞点油水。战争结束还不到五年，而世界已开始分裂。中国完蛋了，斯大林拥有了原子弹，国务院窝藏了间谍——更坏的事还要出现呢！在艾奇逊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后六天，总统宣布杀伤力极大的氢弹制造工作已开始了。艾伯特·爱因斯坦在电视中出现，警告美国人说“大气层放射性污染厉害，因此，地球上所有生命都会有可能全部消灭。……人类毁灭会近在目前”，这使全国不寒而栗。四天以后，伦敦的苏格兰场逮捕了富克斯，因为他把美国的原子弹泄露给俄国。“我们究竟还要容忍到什么程度呢？”霍默·凯普哈特在参议院大声疾呼。“富克斯、艾奇逊、希斯和氢弹在外威胁我们，新政主义又蚕食着国家的生命。我的天呀，难道美国就只能这样束手无策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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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威斯康星州那位后辈参议员在华盛顿和一个天主教神父、一位政治学教授和一个华盛顿律师一起吃饭，地点是在白宫与杜邦广场之间的康涅狄格大道上的殖民地饭店。他对他们说，他迫切要他们给他出些主意。
过去一年除了坏消息而外，没有给约瑟夫·麦卡锡带来什么。他把两党那些德高望重的参议员都得罪了，而在自己州里也有难题。除了其他问题面外，威斯康星州的律师事务管理局因为他违反规矩，几乎要在1949年取销他当律师的资格：原因就是他担任司法职务的同时，又参加参议员竞选。局里的委员们给他一个警告便算了事。按照他的说法，裁决是这样的：“那是违法的——乔【约瑟夫的昵称。——译者】这个人太任性——但我们认为他不会再这样干的了。”
他们对此人并不了解。事到紧急关头，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现在他就到了这样的转折点了。在华盛顿，他能引起公众注意主要是因为他为一些纳粹战犯辩护。在华盛顿记者中进行过一次意见测验，他被认为是美国最糟糕的参议员。他在殖民地饭店对他的客人说，再过两年他又要竞选连任了。
他需要一个问题进行竞选。他们有什么主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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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有时候，如果风向对头，而伦敦之夜又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你就几乎可以听到高射炮吼鸣、德国机群在头上隆隆而过，而下面则哗乱一片。你略为想象一下，就似乎着到探照灯突然射向天空。这个时候，在想象中，你就会见到一个英勇年轻的美国人孑然屹立的形象。为了把他的同胞们需要知道的消息告诉他们，他不顾牺性，通过劈啪作声的短波和天电，向他们播音。
『这——是伦敦……。
我现在站在屋顶上，俯瞰着伦敦全城……。我想大概不出一分钟，在我们周围附近，就会听见炮声了。探照灯现在就是向着这一边移动。你就会听到两颗炸弹的爆炸声。听，炸弹响了！……过了一会，这一带又会飞来一些弹片。弹片来了，愈来愈近了。
飞机还是飞得很高。刚才我们也能听到一些爆炸——又响了，那是在我们上空爆炸的。早些时候，我们似乎听到许多炸弹落下来，落在附近几条街上。现在在我们头顶，就是高射炮弹的爆炸声。可是附近的炮又似乎没有开火。探照灯现在几乎射向我们头顶上空了。你们马上又要听到两声爆炸，而且是在更近的地方。听，又晌了！声音是那样的冷酷无情！』
他是站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大楼顶。这是德国人的主要目标。这地方这样危险，要在这里广播，是要得到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亲自批准的。默罗夜复一夜地走上这个楼顶或到其他的地方，把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的劫后灾情报导出来。他周围的房子倒塌了，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办公室被炸了三次，可是，他那每晚出现的、权威的声调还是继续把战况带给美国的家庭，使他们几如亲临其境。他的广播之所以收效，很大程度是由于他克制的叙述，从没有哗众取宠。广播结束时他只用伦敦最近的习惯语：“再见——祝你幸运”。
默罗在本质上是个保守主义者，虽然这点很少人知道，特别是因为后来他又和乔·麦卡锡进行斗争。他相信爱国主义，相信个人荣誉感，相信西方文明的价值标准。他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时，象一般的具有雄心壮志的苦学生一样，半工半读修完大学学业。他当时是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候补生。他读华盛顿州立大学，因为它是在全国大学中最早开设无线电广播课程；他沉着而稳健，早就知道自己将来的事业应该是什么。他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报导准确的、客观的、传统派的新闻记者（“我想作一个采访记者；时事评论员要是个圣哲才行，而我从不那么有把握我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他倒象个传统的传教士。他从伦敦寄给他父母的一封信，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我记得你们曾希望我成为一个传道士，但我除了相信自己以外，当时没有信仰。可是我现在却是在一个极有影响的讲坛上布道。我不时会错，但我要努力象个传道士那样讲话。要讲真话不一定要当牧师。”
在学生团体和教育团体工作了五年后，他于1935年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37年他二十九岁时去英国负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办事处。当时，工作没有很多搞头，大部分工作是令人厌倦的：什么安排演讲、音乐会、文化广播等等。1938年，他为了搞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教育广播节目，启程往波兰。就在那时，希特勒进占奥地利。他租了一架专机飞抵维也纳，广播纳粹军队进城的情况。接着，他聘请了威廉·夏伊勒，组成一个班子，又继续对慕尼黑会议，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伦敦的空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各个主要战役迸行广播报导。
194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请他担任副总经理，但两年以后，他辞职了。他不懂得预算那一套，也总下不得手解雇任何人。他又继续搞广播，每晚7点45分广播时事新闻，以摩尔斯电码，播出N－E－W－S作为广播的开始。由于他在伦敦广播成功，他就用当年大家耳熟能详的措辞，稍加改变，每次广播就以“这——是新闻”这句话开始，而结尾时则说“晚安——祝你幸运”。1948年，他和弗雷德·w.弗兰德利出版第一套《现在我能听到了》的唱片集，把他们当时成为历史的报导的声音保存下来。不久以后，默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们的每年年终新闻综合广播，就和莱昂内尔·巴里摩亚扮演的《吝啬鬼》那样，简直成为圣诞节假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他不愿离开无线电广播转行搞电视，但这样转行却是大势所趋。他已成了全国最有名的新闻广播员，正如《提示》杂志所指出的，他“很漂亮，可以扮演电影随军记者”。几百万人没见过他，但从书上知道他那《最后审判日》的样子，或者读过厄尼·派尔对默罗在战争期间进行广播时的描述：他口讲指划，不时点头、满头大汗，看看时钟——又老是在口袋里摸香烟。从1951年开始，随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广播节目《现在看吧》的初次演出，美国人就能在自己起居室的屏幕上看到默罗了。当时他正处在全盛时代，由于他坚持他的节目不受广播公司的干预，因此人们也可以看到自有广播宣传历史以来一些最为精采的广播节目。
1952年12月28日，默罗带着电视摄像机到朝鲜前线，让全国知道在散兵坑里过圣诞节究竟是什么样子。对《现在看吧》和它的姐妹节目《哥广新闻采访》说来，没有什么东西是难于办到或怕引起争论的。他访问杜鲁门，请他谈对麦克阿瑟的看法；又访问麦克阿瑟，请他谈谈杜鲁门。又在克里姆林宫访问了赫鲁晓夫。他还调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怀特、安妮·李·莫斯、罗伯特·奥本海默、欧文·佩雷斯和海军上尉米洛·拉杜洛维奇等案件。在《现在看吧》的节目里，第一次讨论了香烟和肺癌的关系问题，这是个默罗比之别的新闻广播员更不愿多想的题目。最值得人们回忆的是1954年3月9日那晚，《现在看吧》这节目竟和当时最有权势的参议员麦卡锡见个高低，揭露他是骗子。
默罗结束时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说来，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没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默罗在这次节目上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所引起的敌意，怎么说也不能算是夸大的。该公司晚上11时的固定新闻广播员唐·霍伦贝克，因为在结尾时说了“我支持爱德·默罗所说的每一句话”，就触发了赫斯特报系对他的迫害，使他终于以自杀了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时正要雇员宣誓效忠，用了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来审查他们。这时公司也给默罗吓呆了。（默罗那时已是该公司的董事，他说他的同事们在下次董事会议上对他的做法的反应是，“节目不错，只是你这样干我们为你婉惜。”）麦卡锡本人则轻蔑地说，他没看这节目：“我对无线电和电视的极左分子和自由派分子的广播，是从不收听的。”他不屑在广播上答复，因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只好把广播时间给了副总统尼克松。而他就利用这广播时间要求麦卡锡按共和党的路线办事。
如果当时默罗对冷战所表现的热忱没有被充分认识的话，那只是因为当时在国内的人不管参加政治活动与否，每个人态度都是如此。他和他的同胞一样，都是热烈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在希腊和士耳其的杜鲁门主义，赞成花更多的钱进行军备竞赛，赞成在欧洲派驻更强大的美军，支持总统可以无需国会批准就可以派遣军队到海外。他支持朝鲜战争——“我们已划了一条线，”他称许说，“这条线不仅在朝鲜半岛划了，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划了”——而且他还预测到在越南进行“某种形式的干涉看来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他对自由派那种威尔逊式的自决，也同样拥护。珍珠港事变以后，他曾说过，国务院“把这次战争的性质判断错误了。它既是一场世界战争，又是一场世界革命。”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肯尼迪在1960年担任总统而要物色一个美国新闻署署长时考虑默罗了。
默罗答应担任该职。既因为他要报答肯尼迪的知遇之恩，也因为他对美国广播宣传的情况感到失望。靠着播映什么情节喜剧、问答比赛节目和毫无意义的西部电影，电视业每年可以捞得十亿元利润。默罗对电视的“腐朽堕落、逃避现实和它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相互隔绝”，大声疾呼，严词谴责。但这个行业的巨头们充耳不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把《现在看吧》这个每周节目砍掉了，改为临时特约节目。广告界称这种新广播为“有时看吧！”
他最后几年是很不如意的。他对做官感到很不自在，而且由于约翰逊政府决定利用美国新闻署作为对越南战争的宣传工具，该署已是名声扫地。他的《最后审判日》预言中一个最严竣的预言真的兑现了，游行示威也上了电视镜头，而摄影记者自己到场拍摄，实际就煽动了城市的人搞暴动。广播公司追求广告利润，变得愈来愈厚颜无耻。为了挤进更多的商业广告，所谓“穿插时间”已从三十二秒延长为四十二秒。《哥广新闻采访》这个默罗最后一个得意的新闻节目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节目是关于一只能说话的马。他于1965年春天去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天公布了这个消息——但紧接这个消息之后，又是香烟广告。
他的骨灰撒在纽约市波林他自己的农场上。但爱德·默罗的生命并不是至此为止。埋在该农场的六尺黄土之下的，还有一条新的电视电缆。只要它摆在那里一天，只要通讯广播事业的社会功能还保持着强大的潜力，这个人的精神就还会活着的。
这——就是默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