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艾奇逊·邦迪身体很差，只好把小儿子留给外祖父母照顾，自己进了纽约市萨拉纳克的一所疗养院。就在那里，在希斯定罪的那一个月，她收到父亲一封来信，里面说：
『……我就要发表一篇公开演说，尽可能把远东问题、我们力量有限的问题、我们的目标与方向问题，说说请楚。过去那些愚蠢的、对国家不利的，一般来说是可耻的做法太多了，现在我希望可以摆脱这些，沿着明确的、明智的方针前进。』
用艾奇逊自己的话说，“这个时候谈亚洲问题真是一触即发。”蒋介石的悲剧已经演到了头。在对日战争胜利时，他是一支人数庞大、装备优良的军队的统帅。可是他接二连三受挫，被迫踉跄后撤，最后全军崩溃，他本人也躲到中国沿海一个岛屿上去了。凡是看到他崩渍过程的人无不都很清楚，此人愚蠢无能。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主编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也对美联社说过：“蒋介石政府无力扑灭一场被错误地称为共产党性质的叛乱。”但这位上校不久要改变他的看法了，因为自从罗斯福从胡佛手中夺去白宫以来，失掉中国的问题是在政治上最可以大做文章的题目。
艾奇逊给他女儿寄这封信时，红色中国政权已经成立了四个多月。毛泽东正在莫斯科和约瑟夫·斯大林谈判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刚刚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因此和这位俄国的独裁者交朋友是很有用场的。美国人民知道这点，他们无心追究罪责谁轻谁重的问题。抨击政府的共和党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乱，把蒋介石、富克斯、希斯、毛泽东、罗森堡夫妇、雅尔塔协定和艾奇逊等都混为一谈，贴上红色的标签。很多人都说，参议员塔夫脱在参院指控国务院，说“它是由一个左翼集团所左右。很明显，这些人想把蒋除掉，为此目的把中国送给共产党人也愿意。”
这是两党的政争。至于军事战略，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在1947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南朝鲜并不值得一战。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
『我们对亚洲侵略的防御部署，过去常常从美洲大陆的西海岸来考虑。把太平洋视为是敌人进攻美国的通道。现在，太平洋成了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内湖，而我们的防线则是沿着亚洲海岸穿过一连串的岛屿。它从菲律宾开始，通过琉球群岛，其主要据点是冲绳岛，然后又弯回来穿过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到阿拉斯加。【这位将军在那个月对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的谈话，以及那年晚些时候对《亚利桑那明星日报》的威廉·马修斯的谈话，实质都与上述谈话相同。】』
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物就知道，最低限度从战略上来说，麦克阿瑟觉得如果敌对力量控制了台湾或者朝鲜半岛，他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位将军比之国务卿的政治头脑要好。到了1949年底，他就知道美国舆论由于中国大陆上空红星高照所造成的震惊，如果共产党武力再有扩张，就会把它看成是美国的惨败。但艾奇逊则还是放弃了台海，听任毛去占领。1949年12月18日，他对美国驻亚洲各国使团说，台湾的重要性应尽可能不强调，因为“普遍都预料它会陷落”。两周以后，麦克阿瑟把他这份备忘录向报界透露。在一片吵嚷声中，塔夫脱和赫伯特·胡佛要求用海军保卫台湾，但杜鲁门拒绝这个要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艾奇逊于1950年1月12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那篇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提到的演说。
显然，在现在这个时候国务卿要来个即席演说是不合适的。因此他的下属们给他写了厚厚的一叠讲稿，上面标上了符号。“但最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未加进一步解释地写道，“我把讲稿放在一旁，而以一两页提纲作为根据，发表了演说。”他对听众讲的美国防御线，还是和麦克阿瑟十个月以前所描绘的一样，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到菲律宾。但现在中国的沦陷使华盛顿的政治局面改变了。“至于谈到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他补充说，——显然他指的是台湾和南朝鲜——“肯定要明确的是，没有谁能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军事进攻。一旦发生这种进攻，”他说，“首先起来抵抗的”应当是“这些遭到攻击的人。”如果他们确实以行动表明自己是坚决的战士，他含糊地说，他们就有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向它提出呼吁。
艾奇逊至死也矢口否认，由于他把南朝鲜置于防御圈之外，就是大放绿灯，招致侵略。但是当他对新闻俱乐部说，美国正等待中国“局势明朗化”，并说，美国的防御线是“沿着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然后到琉球群岛”，共产党人就只能从这里作出结论；美国是让朝鲜海峡西北的人们自己去照顾自己了。事实上他们也是作出这样的结论的。
错误地解释美国的政策，这很不象是艾奇逊的作为。事实上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和麦克阿瑟在上一年3月时那样，排除了美国在亚洲大陆参与地面战争的可能。但是，美国的趋向是会变的。过去希特勒没能正确估计这点，结果他就一败涂地。斯大林现在又重蹈覆辙。北朝鲜的作战计划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一手决定的（那时根本没有告诉毛泽东）因为他相信艾奇逊说的是实话。国务卿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后第二天，俄国驻联合国代表雅各布·马立克退出安理会会场，因为安理会拒绝驱逐中国国民党，不肯欢迎大陆新政权的使者。斯大林是要提醒美国人注意。在他看来，他选择的时间是再好不过了。美国没有和莫斯科协商就草拟了对日和约。自从对日战争胜利以来，俄国人本来一直希望，华盛顿会让他们放手摆布朝鲜。按乔治·凯南的看法，就是：“他们看见事态发展并不如此，他们就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从日本和约中只有这么一点收获，那我们就在美国人放日本人回到朝鲜之前，快点把它抓到手。’”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全球战略正开始转变。4月，在总统主持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就放弃了防御圈的概念，转而采取一项新战略，使美国可以应付任何针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就是那次会议，通过了NSC第68号文件，除了其它问题外，这文件规定要将美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军事拨款。不管明智与否，这个决定决不应该保守秘密的。但斯大林不知道这事，就以为南朝鲜象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是个熟透的苹果，该是摘下来的时候了。后来，国会中虽然有人批评艾奇逊发出信号不对，但也不能攻击他。国务卿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后一个星期，那个一心以节约为念的众议院以一百九十三对一百九十二票之差，否决了一项拨款，即派五百名美国军官去监督南朝鲜军进行装备的预算。当晚艾奇逊就给玛丽写这样的信：
『今天真不好过，主要不是工作有困难，而是因为麻烦事太多。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在众议院被击败了。在我着来，这是我们自取其咎。本来不应因一票之差而失败的。我们没有进行争辩，听之任之。现在我们又要走一段很长的回头路。』
这条路的第一个交叉口就在面前。
※※※
1950年1月，约瑟夫·R.麦卡锡四十一岁，已经不止在一方面受过挫析。四年前，也就是1946年共和党选举大胜时，他当选为参议员。他极有可能给美国参议院丢尽体面——因为他是个品质低劣的政客，竟然堕落到从卢斯特隆房屋预制件公司纳贿一万元，还从百事可乐饮料公司的议院说客那里借了两万元，没有交任何抵押。他把钱都挥霍在大豆期货投机上，和马票经纪人通长途电话上了。在国会山上有些人知道，麦卡锡那个陈旧的公事包里，常常带着一瓶威士忌酒。实际上他已与酒徒无异，他在朋友中吹嘘说他每天可以“喝他一瓶五分之一加仑装的酒”。但按照他这样酗酒下去，他还可以活上六年或七年而已。
他是个恶棍，从外貌看也是如此。他目无定睛，经常暗自窃笑。讲起话来尖声刺耳，喜欢奚落别人。在参议院里，由于胡子稠密，人们很快就可以认出他来。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所谓下等爱尔兰人的典型样板：体格魁悟、肩膀宽大、眉毛隆起，是在波士顿市第八号码头和在芝加哥市南部的贫民区常常看到的那种人物。他没有休伊·朗格的天才，同时对自己也没有多大信心。他的有利条件就是他是个撒谎能手，并且一眼就看出了美国电讯广播事业的作用。就是这一些，再加上不择手段。如果他有什么信仰的话，那就是虚无主义，就是不相信任何东西。他最爱看到自己的名字见报。他最渴望的是继续担任参议员。
殖民地饭店那个约会对他没有很大帮助。但过后一段时间，他就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电话，说五星期后，也就是林肯诞辰的那个周末，他愿意出来发表一些演说，谈谈在政府任职的共产党人问题。如果说全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的话，他们并没有形诸于色。当然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毕竟是该党当时的路线。当时反共英雄理查德·尼克松就警告美国人说，希斯案件只不过是“美国共产党骇人听闻的间谍活动的一小部分”。尼克松当时很受欢迎，但说到麦卡锡，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所知，他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工作人员能为他联系到的在林肯诞辰讲话的场合，只有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的俄亥俄县妇女俱乐部，接着就是盐湖城和雷诺市。在他坐飞机前往惠林的途中，机上一位服务周到的女服务员，从旅客名单上发现有一位参议员，就对他说：“参议员麦卡锡，您好！”看来他感到有点出乎意料，“啊，你好”，他说：“有人认出我是谁，我很高兴。”
在上机以前，他做了一些可以说是一点点的准备工作，要说是什么调查研究，那就未免言之过甚了。正如他后来对记者所说的，他那份“讲话草稿”的大部分，都是从其他共和党人的演说中“剪剪贴贴”搞出来的东西，他只不过是略加修改而已。据《惠林消息报》的报导，他从尼克松1月26日在众院的演说里偷了一段，作为自己的东西：
『尼克松在国会的讲话： 麦卡锡在惠林市的讲话：
从希斯案件中要吸取的重要教 在讨论共产党问题中要记住的
训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那些 一件事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
为了三十块银币①而窃取一件新武 窃取一件新武器蓝图而得三十块银
器蓝图的间谍……而且是阴险得多 币犒赏的间谍，我们要对付的是阴
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可以左右我 险得多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左右
们的政策的制订。 我们的政策的制订。』
【①据《新约》，耶稣的门徒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耶稣。】
就我们目前所知，他对颠覆问题的调查，一共只是打了一个电话。他打电话给《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办事处的威征德·爱德华兹，说他要写一篇演说稿，要他帮忙。从爱德华兹那里，他得到了两项有关国务院工作人员忠诚调查的情况，内容简略，大部份也已被人遗忘。第一项在《国会记录》中可以找到。1946年7月26日，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写了一封信给伊利诺州众议员阿道夫·萨巴思，说从战时各种机构调到国务院的约三千个职员中，进行了初步甄别，审查人员提出有二百八十四人不能长期任用。在这些人中，有七十九人已被解雇。从二百八十四人中减去七十九人，麦卡锡就象变戏法似的变出了一个二百零五的数字，就是本来已经提出来应该解雇的，但在贝尔纳斯写这信的时候还是在职员名册上的二百零五人【这里我们想说的是：当麦卡锡在惠林市发表演说的时候，这数字可能已经过时。1950年8月号的《哈泼斯》杂志上，阿尔弗雷德·弗兰德利说，到了1950年2月，这二百零五人中只有六十五人还在国务院。当然弗兰德利不象麦卡锡那样只打了一次电话。这种深入挖掘问题麦卡锡是不懂的。】。这位参议员的另一份材料，就是那些坚决反共分子所说的“李氏名单”。罗伯特·李是众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员，他曾对和《美亚》杂志案件有牵连的一百零八个国务院工作人员的档案进行审查。1948年，国务院向该委员会送了一份统计表，说在这一百零八人中，仍在国务院任职的共有五十七个——后来理查德·罗维尔就在“纽约人”杂志讽刺说，这是“海恩兹罐头食品公司的品种数目”。
这样参议员麦卡锡就有两个数字，——二百零五和五十七但这就是他的“全部材料”了。要了解他招摇撞骗到什么程度，还得记住：这时他既没有档案，也没有原始材料，更谈不上具体的材料了，哪怕是极其含糊其词的材料也没有。他知道有两份已过时的名单，但他手头上连一份也没有弄到。假如有人追问，他连一个名字也提不出来。但凭着这样一点东西，他就开始他的演说旅行。他先去西弗吉尼亚州，在科罗拉多州换乘飞机去犹他州，然后又到内华达州的雷诺市。另一方面，他大概认为不会有人提出什么怀疑。他希望在为数不多的共和党妇女面前作几场老生常谈的说教，回来以后，就看到威斯康星州的报纸对他的旅程作了报导，这样就可以提醒州里的共和党人员和经费赞助人，麦卡锡还在活动。当然，他会对民主党作两三次猛烈的攻击，但其猛烈程度也不会比那个周末其他共和党演说人所讲的更厉害。后来，偶然之间，他发现了一个出色的煽动人心的伎俩。别人是笼统地谈卖国，我麦卡锡则谈卖国贼！
惠林市的WWVA电台对他的谈话录了音，当晚进行了广播。可惜广播以后，录音带就被洗掉，对历史来说，这很不幸。除了当时在场的人的回忆而外，存下来的只有《惠林市消息报》记者弗兰克·德斯蒙德记录的一段话。根据他的记忆，这段驰名的发言是这样的：
『虽然我不能花时间一一列举国务院中已被点名为共产党和间谍网里成员的全部人名，但我手上有一份二百零五人的清单。国务卿都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还是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
他手头那份清单，说不定只是一份洗衣店衣服清单，或者是采购物品清单，或者是一份准备寄送圣诞节贺片的清单罢！不管是什么，这不可能是重要的，因为过后不久，他就把它扔掉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回到华盛顿时，首都有无数的人要他摆出证明，他拼命想弄清他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可是想不起来了。他甚至向那一带的业余无线电工作者提出，看有没有谁录下了他的演说。可是一个也没有。
德斯蒙德的报导在《惠林市消息报》登了出来，还在《芝加哥论坛报》里页转裁，又在《丹佛邮报》头版刊登。过了三天以后，《纽约时报》才把这位参议员的指责刊登出来。但是美联社倒把德斯蒙特的报导的两段用第二类电讯稿发稿，国务院有个工作人员看到了。因为当这位参议员在丹佛市转乘飞机时，一个新闻记者对他说，国务院想要那些指控为共党的名单，以便立即开展调查。麦卡锡说他的话并不是这样，是引述错了，他说的不是二百零五个共产党人，而是二百零五个“危险的嫌疑分子”。记者向他，是否可以让他看看这份名单。参议员说当然可以。但又说他把名单放在飞机上的行李里面。《丹佛邮报》还保存着一幅照片，照片里麦卡锡狼狈异常地向他那个破旧的公事包里面张望，寻找他那份不知去向的名单。
※※※
2月20日下午，参议院响了三次铃声，表示已够法定人数开会。乔·麦卡锡带着他那个黄褐色的皮包，大步走向台前。这个皮包现在倒是涨得鼓鼓的。民主党人曾要求他提出证据，而他自从回到华盛顿以后，亦曾两次向记者保证，如果他拿不出证据，他就辞职。但这次他就要在参院演出一场参院历史上最荒诞不经的晚上开会的戏。这次他不只是有数字了，虽然也超过不了多少。李向他提供了两年前为众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从国务院搞来的一百零八份档案材料的影印本。在这些受审查的人中，只有四十人还在国务院工作，都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全面调查，作了审查通过的结论。但是麦卡锡仍然把这些陈旧的八十一个人的档案，放在他桌子和坐在他附近的议员的桌子上，俨乎其然地宣称，他已经穿进“杜鲁门的保密铁幕”里面去了。
接着那几分钟真是狼狈异常。他把第一批卷宗夹移来移去，声称他准备只提号码，不说具体姓名。这样做本身就已经够使人怀疑了。因为在参院讲台上发言，法律上是不能构成诽谤罪的。——但随后出现的事，更使全场震惊。在场的人发现，原来麦卡锡还是头一次看这些档案。他看每份档案时都要停下来，翻翻各页，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就会觉得困窘不堪，不知如何是好。但麦卡锡却若无其事。他在那里几乎站了六个小时，把这幕荒唐透顶的丑剧演下去，如果有什么材料难住了他，他就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膀。总之，他不肯离开讲坛。
他所提出的案件，有一些与国务院毫无关系。第一号，第二号是受雇于联合国的人员。第二十号到第二十六号都是“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第十二号一度在商务部工作，麦卡锡毫不在乎地承认，他对“他现在在那里”一点也不知道。“我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至于第六十二号，“在共产党活动这意义上说，是不重要的”。对于第四十号，他又说：“我对他并没有其他材料可讲，只是档案里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他和共产党没有牵连”。第七十二号把这位参议员难住了。他讷讷地说：“它是重要的，其重要在于它与我现在谈给大家听的材料刚刚相反。……我不会把这个人当作共产党人的，这个人有几个证人高度赞扬他，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个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的美国人。”（还有一点，第七十二号从没有在国务院工作过）。理查德·罗维尔给呆着了，他问道：“除了完全神经错乱而外，还有什么东西会使一个人在讨论八十一个共产党时说：‘这些共产党中有一个很重要，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呢？’”
但是麦卡锡还是固执地慢吞吞地说下去。第九号和第七十七号是一样的。第十五号、第廿七号、第三十七号和第五十九号都纯属乌有——这些档案袋是空的。第十三号，第七十五号只不过申请工作。至于第十四号“主要是道德品质问题”，但他的材料却误放在第四十一号里。第五十二号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他是为第十六号工作的——而这“第十六号”，麦卡锡就象淘金者终于找到了金矿，用喜出望外的口气说，“是国务院里最危险的间谍之一。”
当然，这人并不是间谍。这些人中一个间谍也没有。但是他在这份档案中塞进一句话，在那份档案中删去一句话，用一堆伪造的调查材料把这场丑剧装饰起来。对那些看报时首先看连环画、再看体育版、然后才漫不经心地瞥一下大标题的人们说来，他就造成一种印象，好象他已发现了颠覆活动。在2月20日那天的表演中，麦卡锡篡改事实有时还不太露骨。比如“三个象俄国人名字的人”就被改为“三个俄国人”。“据报导说”“据说”这样的词就不翼而飞；“可能曾是”和“可能是”这样的词被“曾是”“是”代替了；“相当有损名誉的材料”被改成为“共产党活动的确凿证据。”至于其他的篡改，那就惊人了。联邦调查局作出可以录用的结论，不是完全不提，就是改为联邦调查局作出结论认为有问题。如果国务院人事部门拒绝录用“一个善良的美国人”，就是因为他们要用的都是共产党。有个申请工作的人年岭已近七十，这一点他就略而不提。共和党人都给麦卡锡弄得不知如何是好，该党参院领袖肯尼思·惠里在议事手续方面尽量帮了麦卡锡的忙，但是躲开不同他搞在一起。和麦卡锡几乎素不相识的塔夫脱后来告诉记者说，“这完全是乱来一通。”
到第二天早上，人们都知道这些档案材料都是过了时的，报纸也在头版透露出来。参院中喜气洋洋的民主觉人们召开核心会议，责成他们的多数党领袖——伊利诺州的斯科特·卢卡斯提出要求对那些不忠诚分子现在或过去曾否被国务院雇用一事，“展开一次全面彻底的调查。”由于共和党其他议员，不愿意与麦卡锡有关系，而且他本人也再三说过他欢迎进行调查，所以卢卡斯的参院的第231号决议案就被一致通过。惠里确曾设法把这问题提交给拨款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的主席田纳西州的肯尼思·麦凯勒是右翼分子，他既不会给民主党自由派多少帮助，也不会使他们满足的。但这动议没有得到全党支持，于是提案就转交给对外关系委员会。那里得克萨斯州的汤姆·康纳利就指定由米勒德·E.泰丁斯当主席，组织了一个不太好惹的委员会。泰丁斯是一个控制了马里兰州政治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活动积极的头面人物。在他还未指派委员会的委员（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布里恩·麦克马洪和罗德岛州的民主党人西奥多·弗朗西斯·格林；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伯克·希肯卢珀）之前，麦卡锡就攻击它是个袋鼠法庭了。泰丁斯则声称他既不搞“政治迫害，也不会掩盖问题。”但他私下谈到威斯康星州的这位后辈参议员时，总是摆出老资格的样子称他为“那个小子”。他当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参院对麦卡锡的指控所进行的调查，将来要搞五次，而这不过是头一次。没有一次调查最后能找到什么人。有的话，就只是麦卡锡自己。
※※※
当然，他是有人帮他忙的。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天翻地复，没有人帮忙是不行的，即使麦卡锡也不行。在国会外面没有某些联系，要在国会里干一件什么事，都是不会有什么成功希望的。麦卡锡在飞往惠林市之前就给《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打了电话。这一点就表明，他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帮助了。那个称为李的调查员在这件事所扮的角色，也是一个迹象。从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初露头角之时起，这些人和他们的同谋者就对他进行大规模援助，搜集了大量的名单和资料，他需要时就马上可以应用。他们并没有特别看中他，只是他却看中了他们要做什么文章。任何哪个集团要在国会里搞什么名堂，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一个参议员出头的，而找到以后，也就绝不会愿意让他声名扫地。
这个集团就是所谓“院外援华集团”这个施加压力的集团。它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那些右翼报刊发行人所雇用的人物：麦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里的威拉德，爱德华兹和沃尔特·特罗安；麦考密克所拥有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里的乔治·沃特斯；在麦考密克的共同广播公司联播网上常常出现的小富尔顿·刘易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纽约美国人日报》里的劳伦斯·克利：赫斯特报系的记者霍华德·拉什莫尔、肯·亨特和雷·理查兹；还有两位赫斯特报系的专栏作家乔治·索科尔斯基和J.B.马修斯。马修斯有一本称为“第九号附录”的册子，这本东西在反共分子手中相当于反犹主义者手中的那本《犹太父老会议录》。它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员们于1944年辑成的，共有七卷，内有两万二千人的名字。这是从那些有不忠嫌疑的团体的负责人名单，从那些告发者，以及从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极端保守派的小册子中搜集来的。甚至连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也认为这本书荒谬绝伦。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决定要收回这本书，不让发出去。可是马修斯却私下弄来一本收藏起来。有了这本书，麦卡锡就能没完没了地大谈特谈了。而且如果这本书还不够的话，他可以从艾尔弗里德·科尔伯格那里补充。此人是对华政策协会的创始人，也是院外援华集团的主要赞助人。三十年来科尔伯格都从中国大陆进口东方纺织品，获取巨利。现在蒋介石倒台，他的来源也就断了。于是他从他的巨大财产中捐献一点款项给《反击》、《自由人》，艾萨克·唐·莱文的《老实话》那样的刊物。
这股势力一直在华盛顿周围徘徊，想找个领头人。现在，他们就成为麦卡锡的势力，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对他也很能起作用。他的对手是不容轻视的：他们是国会山上的民主党领导人，杜鲁门总统（他私下谈及麦卡锡时，曾说“这个狗崽子该受到弹劾。”）还有凡是观点不如麦考密克和赫斯特那么右的所有新闻记者。在麦卡锡进行第一次攻击时，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和他斗争特别激烈。他们嘲笑麦卡锡办公室里的故弄玄虚的小动作——说他在电话中和人谈话时用一支铅笔敲打话筒，“使得窃听器的磁针失去作用，”然后在谈话——这个电话显然是故意打给来访的记者看的——快将结束之前，紧拿着听筒，喃喃地说：“是的，是的，我听到了，但我不能讲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真在那个家伙身上找到贼赃啦？真的？那么好，我告诉你。就把这一点找个机会好象很偶然地告诉第一号，看看他的反应如何。好吗？好，我以后再和你联系。”
沃尔特·李普曼谈到这位参议员蛊惑人心的伎俩对国务卿的不利影响时说，“没有哪个在国外代表我国政府处理大事的美国官员，在国内受到这样严重的损害。甚至1918年的威尔逊也未遇过这种情况。”许多老牌自由派报刊诸如《巴尔的摩太阳报》，在麦卡锡发动进攻的第一年中保持出奇的缄默。但《华盛顿邮报》却每一步都顶住他。《纽约时报》和《圣路易快报》也是如此。《时代》周刊一直揪住他不放。对在这场战斗的两方说来，可能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华盛顿邮报》的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笔名“赫布洛克”）的一幅作品。赫伯特·布洛克为这个时期创造了一个新的名字。他画了一幅画，十只溅满泥浆的水桶，摇摇幌幌地支撑着一大圆桶泥浆，桶上写着几个大字“麦卡锡主义”。
可是这位参议员和他的卑鄙无耻的支持者，看来好象总是取得上风。李普曼的冠冕堂皇的文章，同麦卡锡对美国多数党的攻击相比，就黯然逊色。麦卡锡说：“民主党的标签现在成了那些……听从卖国贼指使的男男女女的私产了……这些男女佩戴的那个政治标签是由一个名叫杜鲁门的白痴缝缀上去的，它已被一个名叫艾奇逊的骗子所腐蚀，被一个名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红色屎尿所败坏。”连赫布洛克那一有力的贡献，也倒过头来给他们利用了。富尔顿·刘易斯告诉他的听众说：“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而参议员本人对威斯康星州的听众发表讲话时则说：“麦卡锡主义就是卷起袖子、准备战斗的美国主义。”【美国共产党人厄尔·白劳德在1936年说过“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
所有这些高喊口号和破口辱骂本来不会发生多大作用的，但是麦卡锡已经在美国基层中点了一把火，所以情况就不相同了。尽管他的西洋镜已经拆穿，尽管别的参议员们把他的指控一个个粉碎，把他的谎言一个个揭穿，使他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还是咧着嘴笑），但是全国支持他的人还是与日俱增，态度更加强硬。这个迹象是不容置疑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不断地发现，有百分之五十的公众“赞同”参议员麦卡锡，认为他所做的事情对美国有利。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人不赞同他，而且还有百分之二十一根本不表示意见。那些后来随同麦卡锡到各地竞选旅行的记者，见他受到这样赞扬，感到非常惊奇。而在国会山上那些怀疑他们的报导的记者，也发现一件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这就是每天早上麦卡锡收到邮件时，也会收到一大堆折皱的钞票和零角子。
麦卡锡把这些钱进行大豆期货的买卖，而他的共和党伙伴们，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对他也改变了看法。现在惠里开始搂着乔的结实的肩膀，表示亲热。威廉·詹纳请他和自己一起拍了张照片。霍默·弗格森则把自己掌握的颠覆分子名单和他交换。欧文·布鲁斯特和卡尔·蒙特愿意把他们自己的工作班子让给他使用。泰丁斯委员会里的一个成员希肯卢珀，也开始站到这位正在酣战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这一边，大卖力气了。在众院方面，一个哥伦比亚特区小组委员会还就麦卡姆一个最荒谬无稽的指控举行听证会，那就是“同性爱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麦卡锡说这是苏联一项阴谋，目的是“引诱国务院的女职员过同性爱的生活”。最后，连共和党保守派的擎天柱也倒了下来。对罗伯特·塔夫脱说来，要是又再发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党卖国贼，而这个人对政府制订对华政策的影响又象希斯对新政那样的影响，那怎么了得。这位守正不阿的典范人物宣布，“从国务院的亲共政策看来，乔·麦卡锡要求进行全面调查是完全有理由的。”他接着对麦卡锡说：“假如一件案子不奏效，那就再试第二件！”好象乔还要别人指点他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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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这个变戏法的魔术师的袋里似乎己经空空如也，至少表面看来是如此。但是接着麦卡锡又耍了一套前所未闻的把戏。他对泰丁斯那个委员会说，他就要把那个“苏联在美国的第一号间谍”点出来。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麦卡锡若无其事地表示，他并没有什么新东西。“这件事并无神秘可言”，他说“其实所有材料都已记录在案，还有物证。”事实上确是记录在案的。原来他讲的那个欧文·拉铁摩尔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研究亚洲问题的专家。他当时在阿富汗内地。他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他曾经在远东事务方面向政府提过咨询性意见。他就蒋介石问题写了个报告，其中的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触怒了院外援华集团的人，特别是科尔伯格。有关拉铁摩尔的一切情况，国会的人都一清二楚。尽管这样，麦卡锡还是对那个持怀疑志度的泰丁斯说，拉铁摩尔“肯定是一个间谍，”有关他的档案是“爆炸性的”。他还说：“如果你破了这个案，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第二天，他把这一切公诸新闻界，只不过还没点拉铁摩尔的名罢了。他说：“我想在这案上押下孤注。如果我错了，我想小组委员会就完全有理由不必认真考虑我提出的其它案件。”他说，那个人的名字就在他的口袋。这个人是个超级间谍，“在国务院的间谍网中，他是阿尔杰·希斯的上司。”
这事发生在星期二。到了那周周末，在参院记者席上，就有愈来愈多人议论拉铁摩尔了。3月26日星期天，德鲁·皮尔逊把这消息发表在报上了。与此同时，麦卡锡却突然消踪匿迹，好一会儿不露面。回来以后，他却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指控。拉铁摩尔在阿富汗接到要他回来的通知后，就发话回来说他绝不是俄国在美国的第一号间谍，他要飞回国内就这问题澄清误解。可是麦卡锡也开始说，他也被人误解了。接着那个星期四，他在参议院说：“在拉铁摩尔案件中，我也许太强调他是否是间谍这个问题了。”他的意思本来是说这个教授是“我国远东政策的总设计师。”麦卡锡说：“这个人是一个制订政策的危险人物，”然后又说：“我认为你可以向几乎任何一个学童问问，谁是远东政策的制订者呢？而他都会这样回答，‘是欧文·拉铁摩尔’。”在记音席上的记者，本来还想了解这位并不十分著名的教授的情况，这时都哄堂大笑起来。
4月6日拉铁摩尔在强弧光灯照射下在委员会作证。聚集在大理石柱的参院会议厅的人群，是九年以来最多的一次，而那次是温德尔·威尔基到这里表示同意租借法案。【当时参院以三百一十七票对七十一票，通过租借法案。孤立主义者反对这法案。威尔基当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他反对孤立主义者，赞成这个法案。——译者】他们听到了这位作证人对每条指控都加以否认。他拿出蒋介石和蒋夫人给他的个人信件，说明他们十分感激他的工作。这时泰丁斯也宣布，委员会里有四位委员研究过拉铁摩尔的档案材料，并没有发现他有颠覆活动的罪证。听众向拉铁摩尔热烈鼓掌，他就离场了。四天以后，麦卡锡带来了一个叫路易斯·布登兹的人，他以前是《工人日报》的一位编辑主任，他依法起誓以后说，1944年党内领导他的上级人员要他“将欧文·拉铁摩尔看成是个共产党人。”
于是右翼的参议员们都大声喝采。他们洋洋得意地说你看，不是吗，乔证实他是间谍了，布登兹就是拉铁摩尔的惠特克·钱伯斯。有两个保守派的新闻记者一时也上了当。威廉·怀特报导时说，有人“正式通知”布登兹，说拉铁摩尔是个卖国贼。而阿瑟·克劳克则评论说，“许多头脑公正的人”正在改变对麦卡锡的看法。可是他们并没有让这些人改变多久，拉铁摩尔的律师阿贝·福塔斯和保罗·波特对布登兹进行了一次反诘盘问，使他原形毕露。他承认，他在联邦调查局对他审查的四年中，已把他所知道的有关共产党的一切都谈了。他承认，他从未有提到过欧文·拉铁摩尔。他承认，他在1947年时曾对国务院一位负责安全工作的官员说过拉铁摩尔并不是共产党员。他承认，他在1949年初曾为《柯里尔》杂志撰写一篇文章，否认拉铁摩尔是一个共产党。他承认，在他所写的各本有关美国共产党人的书中，没有提过欧文·拉铁摩尔的名字。那么这一切和他目前的作证怎能取得一致呢？他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我正在写另一本书，书中拉铁摩尔先生是个十分重要人物。”他从作证人席走下来，接着又有两个前共产党人贝拉·多德和弗雷达·厄特利相继上去作证。多德小姐认为，把拉铁摩尔说成是共产党是很可笑的。厄特利小姐则没那么肯定，但她肯定地认为他从未当过间谍。谈到他是否是间谍，甚至布登兹也感到这种说法使他吃惊。但是麦卡锡毫无后侮之意。他又把目标转向另一个中国通。他肯定这个人写了“一本书，书中对亚洲问题提出的答案都是亲共的，就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关于解决欧洲问题的答案那么明确。”记者走了以后，有人问麦卡锡这是什么书，他承认没有看过。实际上，他连书名都不知道。他答应可以查一下。他这次又被驳倒了，于是他的名字又在所有报章的大字标题上出现。
但泰丁斯开始丧失信心了。他无论斗智与斗力都处于下风。作为一个老练的政客，他不会不感到这一点的。在他起草报告时（这份报告只是那些已经知道麦卡锡臭底子的美国人才会看），舆论对麦卡锡的支持与日俱增。甚至在缅因州的共和党人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和其他五个共和党自由派参议员共同签署《良心宣言》来谴责麦卡锡以后，多数党领袖卢卡斯计算一下人数，发觉只有十二个民主党参议员公开表态反对麦卡锡。无论在从道理或规矩方面来说，泰丁斯都占上风。但麦卡锡这人从来是既不讲道理，又不讲规矩的。他是个政治骗子，而他那个江湖骗术的商标，在这年春季议员竞选预选中却大为风行。委员会还在咬文嚼字，考虑调查他的报告怎样写法，而威利斯·史密斯却进行了一场麦卡锡式的竞选，把原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弗兰克·P格雷厄姆赶下合。众院议员乔治·A.斯马瑟斯击败佛罗里达州的自由派参仪员克劳德·佩珀。他是第二个进行麦卡锡式竞选的人。加里福尼亚州参议员候选人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在第三场麦卡锡式预选中受到曼彻斯特·博迪的诬蔑——而理查德·尼克松也正跃跃欲试，准备第四场麦卡锡式的竞选，后来终于在大选时把她击败。
于是委员会这份报告还未写好，就已无人相信了。它最后发表时，内容与预料的无大出入。它指责麦卡锡“搞欺诈、设骗局”有意弄虚作假。麦卡锡知道报告必然会是这样，早就说这报告“使参院丢脸”，是“向美国红色第五纵队开绿灯”。塔夫脱则称这种听证会是一出“滑稽戏”，是“粉饰掩盖”，是对“一个战斗的爱尔兰裔海军陆战队员”的侮辱，缅因州的欧文·布鲁斯特随声附和。惠里攻击艾奇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盖伊·加布里埃尔森说“美国政府中共产党间谍、密探、特务和党员充斥”，共和党正在把他们揭露出来。
到了夏天，有些乐观的人以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迹象，说明麦卡锡气数已经到了头。通讯社已把他的记者招待会的报导减至寥寥几行，而且大部份报纸都不再报导它。国外的反共斗争中出现的事件，盖过了这出过场戏。当他又跑到讲坛发言，挥舞一份所谓“联邦调查局报告”，揭露“国务院里三个共产党特务”时，埃德加·胡佛加以驳斥，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最低限度在那时看来，麦卡锡主义似乎已完蛋了。
但这仅仅是错觉。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已把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辈参议员看成是反共的象征，尽管这是违反一切常理的。只要有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存在，他在他们心目中就是个英雄。他越来越狂妄嚣张。有人对他说他还没有回答委员会的指控，他就说：“我是不回答指控的，我是专门提出指控的。”有一位记者向他：“你看的那份文件不是机密的么？”这位参议员粗声回答说：“过去是。我已把它取消了机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有一位少女问他“麦卡锡参议员，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共产党的？”他嘲弄地看着她回敬了一句：“两个半月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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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美国政府一股劲儿调查究竟有过多少共产党人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二百零五个？五十七个？一百零八个？四十个？六十六个？二十五个？一个？还是没有？），北朝鲜政府部署了九个装备精良的师，准备入浸几乎毫无防御能力的大韩民国。这十二万北朝鲜人民军由两万名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俄大战中，包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饱受战火洗礼的朝鲜共产党员领导。从军事上看，无论从那个标准来衡量，都是一支精锐部队。他们配备有122毫米榴弹炮，师属76毫米榴弹炮，76毫米自行火炮，120毫米迫击炮，各式各样的苏联高射炮。各种步兵兵器，从反坦克炮到小型冲锋枪，无不应有尽有。使得这支进攻力量更加所向披靡的，还有一百五十辆苏联的T－34型坦克——这些钢铁巨物曾在库尔斯克前沿摧毁过克虏伯虎型装甲车。此外他们还有雅克式和斯多尔摩维克式战斗机群。按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小罗伯特·海纳尔上校这位专家的看法，“除了苏军而外”，北朝鲜人民军“可能是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中，最能完成原定任务的一支训练最为有素、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
面对这样的部队，南朝鲜李承晚总统能调动的只是比保安部队略强一点的部队。说来奇怪的是，五角大楼有意削弱李承晚的六万五千人的大韩民国部队。南朝鲜与北朝鲜都曾一再宣称，他们不惜流血牺牲，要发动进攻，统一这个半岛。尽管北朝鲜人民军经常派出巡逻队越过三八线——有些巡逻队达一千五百人——但华盛顿主要担心的还是那位七十五岁的李承晚。为了防止他蠢动，美国只让韩国部队有一些古老的日本99式毛瑟枪、近射程的M－3型105毫米榴弹炮、过时的2.36英寸火箭筒。迫击炮口径都是81毫米以下。没有无后座力炮，没有坦克，没有进攻性的炮兵部队，也没有战斗机群。这样粗心大意，华盛顿政府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国会也是从犯。杜鲁门在他的1950－51年度预算中，曾规定给南朝鲜拨款六千万美元，国会把它砍掉了。美国对南朝鲜的防御，只寄希望于美国军事顾问团上。这个希望很靠不住。在李承晚的首都汉城，这个顾向团只是把韩国的军队作为军事警察来训练。除此而外，美国人只是装璜门面而已。甚至迟至1950年6月13日，政府官员威廉·福斯特在一个国会委员会上作证时还说，“（在南朝鲜）实行严格的训练计划以后，已建立了一支人数为十万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准备好对付北朝鲜军队的挑战，还在南朝鲜各个地区先后把游击队组织扫除净尽。”就在战争爆发的前夕，顾问团那位启程回国的团长威廉·罗伯茨准将接见《时代》周刊记者时，还说在他训练下的南朝鲜部队是“除了美国以外最好的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