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事实，而且这么说还算是客气的。最使美国人民震惊的是，美国本身的军事力量也处于软弱无力状态。自从“我们要回家去”的骚动把战后复员弄成一场溃乱以来，它就开始走下坡路。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说：“美国打这场伙就象踢一场足球，胜利之后就离场回家，庆祝胜利。”接着，统一三军指挥的争议又把士气破坏无遗。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宣布，他要“把臃肿的军队精简”，把军事预算从三百亿元减到一百四十二亿元，砍掉很多精干部队。五角大楼放弃了对付新型俄国潜艇的雷达防御网以及保护性设施的计划。到了1950年，俄国拥有的作战飞机，己和美国相等，部队是美国的四倍，坦克师是美国的三十倍。美国只有一个步兵师保持最强的作战能力。全部在役陆军人数总共才有五十九万二千人，不到珍珠港事件时在役人数的一半。还有，驻日占领罕的四个师素质下降，用威廉·迪安的话说，他们后来变成了一支松垮软弱的部队，老是“和日本女郎胡混，啤酒喝个不停，连靴子也找仆人擦亮。”
指挥官们是不能以对敌人意图毫无所知为理由来为自己开脱的。朝鲜的不幸的分裂史可以一直推溯到公元前108年。自从对日战争胜利以来，三八分界线的事端就越来越多。双方部队频繁巡逻。李承晚和他在北朝鲜首都平壤的对手金日成，都在剑拔弩张，磨刀霍霍。除此而外，中央情报局早已向华盛顿汇报说，很可能就会发生武力对杭。中央情报局在报告中说，北朝鲜人民军沿边界大量集结。认为只有策划大规模进攻，才能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说其他人没看到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的话，至少国务卿是看过的。他在向国会各个委员会作证时，曾把几份情报局电报宣读，有记录在案。其中有一份是1950年3月10日的电报，估计“人民军将于1950年6月迸攻南朝鲜。”在这以前三十个月，参谋长联席会议确曾向白宫报告过，“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说，”美国在朝鲜并“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当时也许确是如此。但是现在，不管是哪位总统，在共产党国家发动新的侵略面前而不进行对抗，就有受到弹劾的危险。后来，政府方面指出，朝鲜当时只不过是许多危险地区之一。柏林问题一直都有爆发的可能，法国在印度支那面临败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军队也在南斯拉夫边界集结。为政府辩解的人们说，政府总不能在世界各地都同时紧张备战。问题正是如此。这就是采取遏制政策的问题所在。
※※※
到了1950年6月最后一个周末，热浪袭击美国，那是那年夏天的第一次，气温高达一百度，人人有气无力。能够离开家里电视屏的，都跑到有冷气设备的戏院里去。孩子们都去看罗伯特·牛顿在沃尔特·狄斯奈【狄斯奈（1901－66年），电影制片商，以制动画片驰名。——译者】监制的“金银岛”中扮演海盗约翰·西维尔大个儿。乔伊斯·卡里【乔伊斯·卡里（1888－1957年）英国小说家。——译者】著的《直接来源》成了读者在吊床上消遣的读物。在莫宁赛德高地，当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正躲在他的住宅里阅读《迷途的皇后》，这是赞恩·格雷【赞恩·格雷（1875－1939年）美国通俗小说家。——译者】写的第五十一本小说，在作者死后才出版。迪安·艾奇逊则在他的马里兰州“野兔林庄园”家里种花来消度下午时光。吃过饭后，他就看了一会书，入了梦乡。屋子外边，一些若隐若现的身影不断闪来闪去。自从麦卡锡成为风云人物以来，这位国务卿收到很多恐吓信，使他不分昼夜，都要有人进行警卫。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正从东京乘机回国，那时还在太平洋某处上空。那天下午，杜鲁门总统也在空中飞行。星期六下午2时，他的座机“独立”号侧着翅膀穿过了风暴的云层，进入堪萨斯市机场，转入正常角度，滑行下降。两小时之前，总统主持了巴尔的摩市国际友谊机场的开幕式（还是“献给世界的和平事业”的呢！）；现在他希望把这个周末剩下来的时间和他的兄弟维维安一起处理一下家事，和一些老朋友叙叙旧谊。白宫的记者们已接到通知，周未活动将不让记者报导。星期一之前总统将没有任何政治活动。
按照惯例，总统不在华盛顿时，政府的高级人员都会松一口气，这次也是如此。国务院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约瑟夫·艾尔素普的家里休息。国务院远东事务新闻官布雷德利·康纳斯则在华盛顿的公寓里和他的孩子们玩游戏。当然，他们绝不会认为联合国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新情况的。自从1月份苏联代表雅各布·马立克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以来，联合国就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当时美国出席安理会的代表是华伦·奥斯汀。他现在正在佛蒙特州家中的苹果园里修剪苹果树。他的副手欧内斯特·格罗斯也没有在办公室，他在长岛曼哈萨特镇家里招待孩子的小朋友们。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正在附近的福雷斯特山上闲逛。
那时在纽约是正午，在中西部则是中午过后不久。在遥远的三八分界线是上午4时；用麦克阿瑟后来的话说来，“北朝鲜象一条眼镜蛇一样，突然猛扑过来。”
※※※
朝鲜那里，夏天雨季刚开始。大雨滂沱，倾泻到绿色的稻田和贫瘠不毛的灰褐色山坡上。就在这个时候，北朝鲜的大炮，一排接一排地摆开四十英里的阵势，突然同时轰鸣起来。开始时炮声还是稀疏的，因为那些小型排炮还等着122毫米榴弹炮发出讯号。但不久以后，突然万炮齐发，喷出一片又一片的火焰，军官们则研究打到南方的炮弹爆炸点，进行校正射程。雅克式和斯多尔摩维克式飞机腾空而过，穿过温暖湿润的天空，向着不到五十英里的汉城飞去。北朝鲜人还象中国人那样，用吹号来发出冲锋令。军号一响，步兵就突过边界线，朝着他们的第一批目标前进。尽管大雨如注，又是一团漆黑，不可避免地有些混乱，但北朝鲜人民军崔庸健将军，还是把九万名军队开进南朝鲜，没有发生任何拥拚堵塞的现象。他们又用帆船和舢板把两栖部队运到韩国防线以南登陆。被枪炮声惊醒的南朝鲜人，在慌乱中摸索自己的衣服。几小时以后，他们便仓惶出走，躲开从地平线那边打过来的隆隆的炮火。有些人从此以后就一生当难民了。
七个小时以后，也就是在东部日光节约时间下午8点，布雷德利·康纳斯成了华盛顿头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美国官员。合众社的唐纳德·冈萨雷斯打电话告诉他，说在朝鲜的合众社记者拍来了片片段段的急电，说北朝鲜军队沿三八线全线发动强大攻击。国务院知道这事吗？康纳斯回答说，就他所知，国务院还不知道。但他会立即查明实际情况。把电话挂上以后，他设法打电话到美国驻汉城的大使馆。但电话员告诉他接不通。当地这时是星期天早上，对海外一切电讯线路都已关闭。康纳斯急忙赶到C大街新国务院大楼。但在急线接通之前，国务院电讯中心已收到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穆西奥拍来的一封电报，发电时间是上午9时26分。电文如下：
『北朝鲜军队今天早晨在几处入侵韩国……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进攻的方式看来，似乎是对韩国开展全面迸攻。』
他立即把腊斯克和国务院联合国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逊请来。下午10时，希克逊又把迪安·艾奇逊叫醒，并建议请联合国安理会在次日上午召开特别会议，呼吁停火。他还说，由于华伦·奥斯汀还在佛蒙特州，应该让欧内斯特·格罗斯在纽约将要求提出来。艾奇逊同意了，并指示他通过特里格夫·赖伊召开安理会会议。他同时拿起那个白色电话机，那是通白宫的专线电话。
杜鲁门一家刚在独立城吃完晚餐。这位一家之主坐在北特拉华大街家里的书房内，已开始打呵欠，快到睡觉的时候了。但艾奇逊才说了几句话，“总统先生，我要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北朝鲜已经入侵南朝鲜”，总统就说他马上坐飞机回来。艾奇逊建议他最好还是好好睡一觉，现在除了使联合国这个机器动起来之外，还不能采取什么措施。他们还要等更多的情报。他明晨会再打电话来。总统问他现在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艾奇逊说有是有的。事实上他可以过问一下。路易斯·约翰逊对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的联系，硬要进行无理的限制。他想直接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通气。杜鲁门说，按你的办罢！他就挂起了电话，于是国务卿就把美国行动权开始掌握在自己手里。照他看来，现在主要战场是在纽约的成功湖【当时联合国的临时会址。——译者】，它比战场还重要。
特里格夫·赖伊接到希克逊电话时就说：“我的关啊！杰克，这是对联合国开仗啊！”事实正是如此。两个朝鲜都是在联合国监护之下，美国在南朝鲜只是代表联合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强曾一致同意，朝鲜半岛的未来要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普选来决定。后来俄国人变了卦，不让联合国专员进入三八分界线以北。在艾奇逊亲自指示下，他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安全理事会决议，明确说“北朝鲜军队对韩国发动的武装进攻，”构成了“对和平的破坏”，必须立即实现停火，停止进攻。由于苏联还是继续抵制安理会，这个决定以九票对零票通过。
星期天上午，穆西奥发来的都是坏消息。北朝鲜人民军的一支强大坦克部队正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开去，看来进展颇为得手。艾奇逊的结论是“南朝鲜的武器显然远远比不上敌人。”下午12时35分，他向独立城挂电话，请总统回来。杜鲁门总统上机时对记者发表了几句话：“不要大惊小怪。局面可能变得很危险，但我希望它不是。在我了解到全部事实之前，我还不能回答任何问题”。回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28号的布莱尔宾馆，他把他的外交和军事顾问们全部叫来，立即在一张红木大饭桌周围坐下来开会。他当场作出三点决定：通知麦克阿瑟使用一切必要的飞机和舰只把美国公民撤出朝鲜，必要的话，可以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将军要向韩国军队提供弹药；美国第七舰队要在福摩萨海峡【即台湾海峡。——译者】巡逻，防止对方声东击西，将朝鲜的进攻作为掩护，进攻台湾。如果毛泽东在一年前到那里追击蒋介石的话，美国人当时本来会袖手旁观的。而现在，国内政局不同了，美国已不可能采取中立态度。
星期一是联合国成立第五周年纪念日。这是个阴暗的日子。艾奇逊说“这一天从朝鲜不断传来局势恶化的消息。”朝鲜人民军对联合国发出的停火呼吁置之不理，分兵六路包围了李承晚的汉城。韩国政府已开始南迁。路上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群，韩国的士兵还在继续溃逃；本来他们要拼命死守春川，但在第一辆T－34型坦克出现时防线就瓦解了。韩国驻美大使张勉博士来到白宫。总统在办公室里把那个大型地球仪转了一下，用手指着朝鲜说：“这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坚决抵抗，就不需要考虑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了。”张博士觉得没有解决问题，含泪而去，下午9时，杜鲁门又在布莱尔宾馆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他称这次会议为“战时内阁”。会上奇普·波伦和乔治·凯南说，俄国不出席安理会，这就给美国一个极好机会。现在不必担心俄国会否决。总统根据这个想法，同意了安理会一个新的决议草案，号召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出把力，把北朝鲜人赶回去。显然，出力最多的估计是美国人，而杜鲁门是有了准备的。他取得他的顾问们的同意以后，就指示麦克阿瑟指挥下的海、空军部队，给在三八线以南的韩国士兵提供直接的战术支援。同时他又在艾奇逊的催促下，对正在印度支那作战的法国军队提供更大的援助。
汉城于星期三陷落。韩国的防御部队撤到汉江。当天中午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特里格夫·赖伊、雅可布·马立克、欧内斯特·格罗斯这三个万万没有想到会碰头的外交家碰了头——他们不过是守约来参加定期的午餐会。很自然，他们的话题是这场战争，别的事是没有什么要谈的。马立克坚持说星期天安理会的决议是“非法的”，因为没有俄国代表在场，也没有让红色中国参加。赖伊要一丝不苟地尽到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格罗斯只好紧张地等着。赖伊劝告马立克不要管是否星期天，来参加安理会下午召开的会议，听听美国的新决议。“你不来参加我们会议吗？”他问道，“在我看来，为了你们国家利益你应该出席。”可是那位俄国人摇摇头，他激昂地说，“不，我不到那里去。”在离开餐厅后，格罗斯把额上的汗擦掉，他对赖伊说：“假如他接受你的邀请来开会，情况就会不堪设想。”不堪设想的情况就是苏联否决美国的新提案，那么，美国很可能就得在没有联合国的支持下对朝鲜进行干涉——简言之，越南式的战争会发生更早一些。
※※※
那些有电视机的美国人在星期二傍晚就在电视里第一次看到联合国会议，中间还莫名共妙地插入商业广告和两个名为富丁尼和平海德的儿童木偶剧。马立克的座位仍然空着，那个强有力的美国决议被通过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国际组织决定用武力去对付侵略，第二天的社论就是这样提的，因为杜鲁门向韩国军队提供海军支援和空军掩护的决定是大得人心的。当这个决定在国会宣布时，议员们都起立欢呼鼓掌。白宫新闻团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杜威州长作为共和党的名誉领袖，热烈支持美国进行干予。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也向总统祝贺，指出舆论一致支持他的立场。
但是也不尽然。有一个人站在这股潮流的对立面。星期二整整一天，在参议院辩论这个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时，罗伯特·塔夫脱坐在一边，用手托着头，静默沉思。到了星期三，他就发言了。他指责北朝鲜人民军的进攻是杜鲁门政府自己“请来”的，因为它宣布把朝鲜放在美国的防圈之外，这就难怪北朝鲜人认为进攻南方不会受到惩罚。他说，“如果美国过去没有用军队对国民党中国进行军事援助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现在要使用军队去保护南朝鲜来对付朝鲜共产党呢？”请不要弄错，塔夫脱说，他是赞成美国用武力把侵略者赶回三八线那边的。如果政府当时把问题提到参院，他本来会投票赞成的。但政府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它“篡夺了国会的权力”，这就为将来造成一种危险的先例。宪法把宣战权只授给国会，而总统采取的行动“所带来的效果毫无疑问是一场事实上的战争。”塔夫脱的结论是，“就我所能看到的，就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而言，我认为在国会对这问题没有采取某种行动之前，没有人有权可以用武装力量来支持联合国。”
他坐了下来。共和党的右翼参议员象征性地给他鼓掌，但时候一到，他们就发表自己的观点了。在总统是否“擅自宣战”这问题上，加里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说，“我认为，美国总统所采取的旨在支持……联合国和全世界自由的人民的极其重要的步骤，应得到全体美国人的大力支持，而不管他们党派关系如何。”塔夫脱集团的人爆发出响亮的持续的掌声。由于韩国在汉江能否站得住，蒋介石提出要派三万三千名有作战经验的国民党士兵去和北朝鲜侵略者作战，还有消息说英国在太平洋的军舰都已交由美国海军指挥等等因素，美国人的心情并不想权衡宪法条文的具体而微的解释。但是哈里·杜鲁门还是同意塔夫脱的看法。他要国会作出支持政府的决议。艾奇逊则反对。在他看来，塔夫脱的讲话虽然“基本上是诚挚的”，可是带有“严重的党派偏见，而且非常不得体”。他坚持总统“不必要求国会通过决议来表示同意。宪法规定他是美国三军总司令，他可以根据这个职权去行事。”
历史上矛盾可笑的事不少，但很少比得上这一件的：迪安·艾奇逊在当权期间被人严厉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但他竟然对共产主义这样势不两立，甚至认为总统可以以美国三军统帅的身份，派遣美国武装力量来进行一场反共的战争，而不必征求任何人的同意。艾奇逊这种看法始终没改变过。1962年发生导弹危机，他要求肯尼迪总统进攻古巴。到了晚年，他成为越南战争中最激烈的鹰派人物之一，他戴着红白蓝三色臂章，对华盛顿中学生发表演说，鼓吹必需坚决对付共产党。当然，到了那时，总统处理对外作战的权力，已经大得多了——而这主要又是因为1950年6月在艾奇逊再三要求下所造成的先例。
华盛顿，成功湖、东京和汉城的各式各样新闻公报，把公众完全弄糊涂了。总统星期四举行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们要他澄清一些问题：
『问：总统先生，我们国家里每个人都在问，究竟我国现在是否在打仗了？
答：我们并不是在打仗。
问：总统先生，你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我们并不是在打仗”这句话，我们能否引述你这句话呢？
答：可以。我准你们引述我的原话。大韩民国是在联合国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遭受近邻北朝鲜的一伙匪徒的非法进攻。联合国举行了会议，请求它的会员国解救韩国，于是联合国会员国就去解救韩国，制止匪徒对大韩民国的袭击。就是如此而已。
问：说这是在联合国领导下的警察行动，是否对呢？
答：对的。实际就是这样。』
实际情况是：在未来三年中，美国人的伤亡超过十万人。那些共和党人高兴了一会之后，愈来愈发现战争并无可取之处，从此他们就绝不会让哈里·杜鲁门忘记他曾说过这是“警察行动”。用一句平凡的话来概括政策，只有在政策奏效时这句话才起作用。如果租借法案失败的话，人们对罗斯福当年所说的“把花园浇水的管子借给邻居”的比喻，就不会客气了。不同之处在于，罗斯福当时的目标是要取得全面胜利，而在朝鲜的目标并不是要敌人无条件投降。它只是要停火，把侵略制止，这只是一种消极的目标。这点在1950年6月还没有人看得出来。
东京方面在星期四早上发出的新闻公报说，南朝鲜六万五千名守军，伤亡和被俘已近半数。显然，伤亡这样不断增加，不能长此以住。也很显然，靠美国海空军部队的战术支援也不能扭转战局。事态的发展每小时不同，愈来愈要求杜鲁门更多介入。从东京麦帅总部传来的消息说，麦克阿瑟已飞住朝鲜，对战斗情况进行实地视察。当时天气恶劣，空军气象员让飞机都停在羽田机场，不准起飞，但这位七十岁的将军不顾气象员的劝告，登上他那架“巴丹”号c－54型老飞机，对他的驾驶员说，“起飞吧！”下机时，李承晚在跑道上迎接。麦克阿瑟就说，“我们到前沿去看看部队！判断战争实况的唯一方法，就是现场看看他们怎样作战。”他冒着炮火向北驶去。到达汉江时及时看到了军队对几条桥梁进行防御，但已经是最后的绝望的挣扎。这位将军在路旁的小山岗上站了二十分钟，看着那些士兵溃退，难民们呼天抢地，北边的大炮却轰个不停。他的一位参谋后来说，他“看到了兵败如山倒的狼狈情景。”他回到日本的美军总部，就向五角大楼拍发电报：“要守住现在的防线和将来有能力夺回失地，唯一的办法是把美国地面作战部队派到朝解战场。”
这个要求终于提出来了。这一周来他们早就知道必然会提出这个要求来的，现在它终于在星期五早上3时通过五角大楼一部电传打字机的滴滴哒哒的响声传来了，当时首都的人大部分还在梦乡。接电报的是劳顿·柯林斯，因为他担任麦克阿瑟当年担任过的陆军参谋长。他回答说总统在采取这一极其重要的步骤之前，肯定要和他的顾向们商量。战况怎样？能不能再等几小时呢？绝对不行，麦克阿瑟说。现在每一分钟都关系重大。要挽救大韩民国，就必须立即把美国军队派去堵住缺口。
柯林斯将军打电话给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佩斯又向布莱尔宾馆请示。华盛顿这时还未到早上5点，可是杜鲁门已经起了床，刮了脸。他把床边电话接了，犹豫了一下，便下令派一个团投入战斗。他说他立即召集他的战时内阁成员开会，把这支远征军的规模扩大。他们一致赞成这样做，当天上午就把有关命令打好，到了6月30日下午1时22分，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七天，美国征集后备部队的工作就展开了。美国开动了军舰、军用飞机、坦克、大炮和地面部队——全面展开战争，但甚至连意见也没征求过国会呢！
接着那六个星期令人焦急万分。美国人以为，只要美军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师离开日本到达朝鲜，战况就会出现新的变化。他们以为即使北朝鲜军队不是惊慌逃跑，至少他们也会锋芒锐减。事实上，美国师团也和他们的新盟友韩国士兵那样，很快就土崩瓦解。到达战场的第一批部队，大部分是没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到百分之二十，作战状况很差，人数对比只有二十比一。他们唯一的反坦克武器是十年前的一种反坦克火箭筒，在强大的苏联T－34型坦克面前，完全不发生作用。他们被分割开来，相互失去联系，在最初的几周内就有许多士兵投降了，其中包括指挥第二十四师的一位少将。他们那时还不知道，北朝鲜人是很少受降的。他们常常把俘虏的手反绑起来，用刺刀把他们刺死。那时美国步兵都犯了“回营热”——渴望回到日本他们那舒舒服服的兵营里。麦克阿瑟使尽生平本领，一边调兵遣将，尽可能把敌人的进攻拖住，一边在釜山桥头堡周围建了一条防御线。即使这样，连高级的司令部里也染上了失败主义的情绪。
什么乌山，盈德，河东、镇东等一些陌生的名字都在报纸的大标题中出现了，因为报纸在第一版上登了一幅又一幅的地图，说明釜山防御圈的战况，但是防御圈每天越缩越小。北朝鲜人民军的猛烈进攻，在7月20日把第二十四师赶出大田并开始在大丘对第二十五师不断狠狠打击。大丘是美国的主要补给基地和通讯中心。在战况激烈的时刻，用战地记者的话来形容，就是麦克阿瑟可能会被从“大本营里赶出来”，被赶到海里去。后来到了8月6日，这种节节溃退的局面结束了。第二十七步兵团和他们韩国盟军站稳了脚，在大丘城下把这股红色巨浪遏制下来。8月底，北朝鲜军队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占领釜山。但这时守军已经有了坦克和重炮。这条弧形防线长达一百二十里，东起日本海，南至朝鲜海峡。随着夏季的消逝，防御战壕愈来愈巩固。两方都僵持下来，这是一种相持不下的局面，新闻评论员们都认为不再会有什么变化了。前线士兵都抱着听天由命的情绪。他们最流行的说法是：“球总是这样蹦跳的。”他们唱着：
『老道，老蒋和老李
他们究竟要我干啥呢？』
可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个天才战略家，他是不会被围在这样平平淡淡的包围圈里的。而且现在美国已动起来，派来的军队这样多，也无法容纳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地带里。国内已开始召集国民警卫队的精锐部队。征兵工作正加紧进行。征兵额增加到六十万人。这些补充队伍肯定是既不热情，又不高兴的。没有人说他们好样的；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军那种劲头是没有的。一个来自芝加哥的陆军下士史蒂芬·齐格对记者说，“为我的祖国，我是愿意打仗的；为这个鬼地方打仗，他妈的我可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他说出了在釜山的成千上万战士的心里话。但是，在国内，有组织的反战抗议不多，反战游行就更少。这些新兵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的人的弟弟那一辈。爱国主义的情绪还很浓。而前些时候被北朝鲜人打得一败徐地，也刺痛了美国人的自尊心。
在釜山战线后面，人员和武器越来越多，与日俱增。第一骑兵师从日本开来，第二步兵师从美国本土开来，然后英国第二十七旅的两千名英国兵从香港开来了，此外还有法国、土耳其、澳大利亚、荷兰和菲律宾的军队——这些只不过是十五个联合国会员国派出的支援部队的先头部队。
与此同时，北朝鲜人补给线拉长，伤亡很重，十几岁的青年在刺刀的威胁下被迫入伍，素质低劣。正当北朝鲜担忧上述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时，麦克阿瑟则在准备他生平最出色的一着棋。他不顾他人的劝告，把兵力分为几路。一部分留守釜山，另一部分则用来在汉城以西二十五英里，当时北朝鲜人民军前线后面一百五十英里的仁川港，发动一次令人迷惑不解的两栖登陆。
预定登陆前两天，有十艘军舰在港湾进行扫雷，并炮击岸上的炮兵阵地。预定登陆日9月15日早上6点，东方欲曙，晨曦微赤，舰队司令官便发出传统的两栖登陆讯号“登陆部队登陆”，于是小船排山倒海地向岸边疾驶，载着两周前秘密从旧金山开来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他们刚用了四十分钟的时间占领了仁川战略防卫要点外里岛。他们冲过一条一千英尺的堤道，就向汉城推进。这时麦克阿瑟就向全世界宣布：“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从未干过这样出色。”10月1日北朝鲜军队几乎全被击溃了。有一半军队被关在俘虏营，其余的被分割成小股部队，只在夜里偷偷摸摸行动，企图返回老家。联合国部队全部控制了三八线以南的地区。麦克阿瑟要北朝鲜人民军放下武器。在成功湖，一项有八个国家支持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保证整个朝鲜有一个稳定的局势”——这就是说，要让部队进入北朝鲜。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再次劝麦克阿瑟小心行事。北京已传出不祥的消息。美国情报机关报告说，中国的步兵师正在满洲集结，就在与北朝鲜交界的鸭绿江对面。杜鲁门总统认为，现在是他和麦克阿瑟谈一谈的时候了。
早就应该和他谈的。早在6月份，共和党对外事务主要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曾拜会杜鲁门，建议把这位将军“拉回美国来。”杜勒斯刚从东京回来。他愤怒地说，朝鲜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的总部冷不及防。总部大楼里谁都不敢去把这位将军叫醒，因为“他们不敢去打扰他”，这样杜勒斯只好亲自把他叫醒。
7月尾，这位将军插手干预了一些和他毫不相干的事，又引起了白宫的注意。那时，美国正在联合国展开外交活动，要把蒋介石按捺住，麦克阿瑟却飞到福摩萨去拜会蒋介石，还对记者说，美国军舰在福摩萨海峡巡逻就是把蒋“牵制住”，应该把舰队撤走。总统被他弄得很不放心，就派艾夫里尔·哈里曼到他总部里去和麦克阿瑟谈一谈。哈里曼回来时情绪颇为低落。他觉得这位将军没有懂得他的意思，觉得他似乎“有一种想法很奇怪：即谁要是反共，我们就应该支持谁。”
接着杜鲁门发觉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都发表了麦克阿瑟发给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年度会议的信。麦克阿瑟将军在其中提出的建议，实际是要在太平洋地区采取新的外交政策，就是用美国部队来守住北起海参威南至新加坡的一条防线。显然这就要美国和蒋结盟。这位将军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说，那些认为这样就会激怒中国共产党人的人们，就是绥靖主义者，他们的论点是“错误的陈旧的论点”，而当前真正需要的，是要有个“敢作敢为、坚定有力的领导”。总统大怒之下，要求他收回这句话。麦克阿瑟遵命收回，但已无济于事，因为报纸都已登了出来。现在，面临着战争扩大的威胁，白宫决定在偏僻的威克岛，为总统安排和那位一举一动不同凡响的将军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
他们在10月15日会面。地点是在民航局外一所其貌不扬的旧木屋里。这次会议关系重大，两人都以为没有别人在场。可是有一位热心的外交家菲力普·杰塞普却布置了一个秘书，在门缝后进行速记。后来麦克阿瑟虽然说她的速记不够正确，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发生怀疑。假如速记是正确的话，他对自己给海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的信曾对总统大大方方地道了歉。他还估计战争在感思节【即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四。——译者】时可以结束。他说，那时，对日和约就可以签订，苏联参加不参加都可以。至于朝鲜，用五亿元就足以把它重建起来。杜鲁门问他俄国或中国有无可能参战，麦克阿瑟将军回答说：
『“可能性很少。如果他们在战争开始后第一、二个月就进行了干预的话，那就可能有决定性意义。现在我们再也不怕他们干预了。我们再不需要乞求他们什么了。中国在满洲有三十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超过十万到十二万五千人。他们只能把五万到六万人送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由于现在我们在朝鲜已有了空军基地，中国人想来到平壤，那就会伤亡惨重。”』
确实会伤亡惨重。但不是麦克阿瑟心目中那样的情况。他的情报不准确。毛在满洲已集结了八十五万人。他那身经百战的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有十二万人在鸭绿江之南了。他们每天晚上都不动声色地渡江，还带着装甲车和重型武器，在黎明之前就已躲进北朝鲜岩石嶙峋的山里，人们后来知道这一重大行动以后，就以此为理由批评麦克阿瑟。但这是有欠公允的。固然他指挥这场秋季战争，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他没有预见到战争会扩大，所以没有向士兵发冬衣，对于这点，他是难辞其咎的。可是他的主要疏忽和错误，包括不服上级命令，那是以后的事情。在威克岛会见总统时，他还是个忠于上级的司令官，把他认为确实的情况告诉了统帅。接着那六个星期，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无可指摘的。总部大楼再没有提出有关对外政策的意见。尽管从手续上说，他要大举越过三八线，并不需要有上级命令，可是他还是等到联合国大会又再提及他这次行动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指示他向北进军时，他才行动。
现在他手上有一支以七个美国师为骨干的优秀军队，其中刚开到这里的是著名的第三师。与他们并肩作故的，还有已有战火考验的韩国六个师，还有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土耳其的部队。10月20日平壤陷落。他就在敌人的首都平壤，在他在莱伊特湾涉水登陆后的第六年，摆出一副姿势，大声叫喊说：“有什么大人物来欢迎我么？金某人在哪里？”
这位将军认为敌人已经一蹶不振。在这一点上他犯了战略错误，可说是一个悲剧。事实上，他错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可以说从那时起，同时存在着两场战争：一场是真正的朝鲜战争，而另一场则是麦克阿瑟心目中的战争。真正战场是一片荒凉的危山险岭，万丈悬崖，基本上都是渺无人烟的地方。也没有可靠的地图。那些羊肠小道上依稀有些足迹，可以看出曾有人到过这里，可是这些小径又不通什么去处。在那些风吹雨打的悬崖之间即使有什么隘口，也是人迹罕至。连绵的山脊，都是自北向南，所以任何大军要向北方全面挺进，都只能分为若干小分队，遇到紧急情况就无从相互呼应。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打游击战更为合适。坦克在这里毫无作用，重炮只能弃置后方。峡谷深翳，是伏击部队和大军隐蔽的好所在，空中侦察亦无从发现。这是最合乎敌人理想的地方，到10月份他们成功地在这里埋伏了二十五万纪律严明、长有一双飞毛腿的农民出身的步枪手。只要号角一响或铙钹猛打，他们就会向那毫无戒备的联合国军两翼猛扑过来。而在这些伏击部队后面，在辽阔的满洲地区，还有六十万穿着蓝色军装的中国士兵，随时准备支援。在世界战争史上，这是大自然所布下的规模最大的一个陷阱。
※※※
但麦克阿瑟却兴高采烈。他告诉在日本的军需长官，要他准备好他的左翼部队——联合国第八集团军的营地。又通知奥马尔·布雷德利说，他准备1月份把美国第二师调到欧洲。他又给美国人许下诺言，“让弟兄们回家过圣诞节”。他对记者说，战争基本结束，只剩下扫荡收尾而已。10月24日他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已把兵力调至平壤与元山一线。元山是在平壤东四十五英里的一个海港。接着他宣布他的作战计划——真的是向全世界宣布出来。他准备来个钳形大攻势。第八集团军从平壤向北推进，其余部队统称为X军团则从元山出发。第八集团军将是钳形攻势的西部钳臂，X军团是东部钳臂。他们之间的高地，则由少量韩国军队防御。这位将军还若无其事地对他的军官说，他将打破一条基本原则。这使那些按军事教材打仗的军官们大吃一惊。原来他有意识地把部队分别交由两位陆军司令官指挥：左翼部队由陆军中将华尔顿·H.沃尔克负责，右翼部队由他的总部负责。他因为仁川大捷而变得飘飘然。地形本来已带来不少困难，而他还偏要两翼互不通气，使他们困难更大。
10月最后一周，联合国军分兵十二路开始向北方进攻。左翼直指清川江，右翼猛扑长津水库。但他们几乎马上就碰到困难。麦克阿瑟的军事情报处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曾告诉他们，北朝鲜人民军已经士气瓦解。但是，北朝鲜进行一次锐利反击，把韩国第七师和其他部队割断联系，并把它切成几段。然后在10月26日，第八集团军的一支巡逻队在中朝边界以南九十英里处抓到了一个中国兵，这时从朝鲜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都皱起眉头来了：因为总统之所以批准麦克阿瑟的进军计划，是因为他实际上作出了这样保证；中国方面不会、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干预。这位联合国部队统帅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北京和莫斯科一样，常常派遣一些愿意为理想而作战的“志愿人员”去为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作战。它甚至实际上已公开宣传过准备去朝鲜这样干的意图了。
四天以后，在朝鲜东北部咸兴以北，又俘获了十六名看来并不属于北朝鲜人民军部队的士兵。一位在檀香山唐人街长大的日裔美国军官对他们审讯，发现他们也是中国人。次日又有报告说在长津和赴战水库附近，发现一整团麦克阿瑟那种所谓志愿人员。被俘人员说，他们两星期前乘一辆弹药火车跨过鸭绿江。11月1日，一队苏联米格15式喷气机堵截美国飞机，打了一场时间不长的空战，然后它们又飞回鸭绿江中国那边。这时候，每一个师的前沿都已经发现有中国步兵。11月2日，第一骑兵师报告说，在清川江北岸侦察时，他们的一个营遭到了机枪射击，伤亡很大，对方是高声叫喊的穿着毛式上衣的士兵。那份报告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中国政府派来的，”可是那场战斗是“一场猛烈的厮杀，印第安人式的厮杀，很象在小大角河战役中打败库斯特【G.A.库斯特（1839－1876年），美国将军，在小大角何中与印第安人作战中被杀。——译者】的一场战斗。”
自然，美国军官们开始忧心忡忡，担心起黄祸来了。他们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作战，补给线很长，又很易受到攻击。他们又没有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装备。他们对中国很不了解，但他们所能听到的已够使他们志忑不安：中国的新政权把美国看成是天生敌人，他们又不把生命当作一回事。想起要对付这些东方人的轮番不停的冲锋，实在是谈虎色变。11月3日，第二十四步兵师竟将麦克阿瑟的一项指示置诸不理。原来该师接到通知说，“当天的任务是全速向鸭绿江推进”，可是他们却掉过头来后撤了十四英里。东京总部里对这种违抗军令的行为还未来得及处理，11月4日的情况报告就已送到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它的战区里发现三个中国师；第一骑兵师发现了五个中国师。
美军总部的反应是矛盾的。麦克阿瑟最初对五角大楼报告说，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很明显是可能的”，但他“手头上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使他马上接受这个事实。”经过一夜考虑以后，他认为敌人有八个师在朝鲜，证据该是足够的了。他于是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共军暗中布下埋伏”，他的左翼避开了，“还不至于有在军事上遭受大挫折的可能性”。但是，他又给搞得很狼狈。联合国军在击败北朝鲜人之后，又发现“有一支新的部队面对着我们，这支部队还可能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和充足的补给，都是在敌人垂手可及而我们当前军事行动范围之外的地方。”这些新来的部队是从鸭绿江那边一个“特许庇护所”出击的。他说，“这些后备力量会不会向前推进和推进到什么程度来增援正在战斗的部队，这还有待分晓，而且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他已经和“那些部署好和联合国部队作战的中国部队交锋了”。中国人能够集结这样大量的军队，使“我指挥下的部队，最后有被消灭的危险。”
在这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不准轰炸离鸭绿江五英里之内的地区的。现在，麦克阿瑟请求授权他炸毁鸭绿江上的桥粱。他还不相信中国人真会全力支援朝鲜，可是他说他毕生研究亚洲人心理，他知道“东方人的心理，是尊重和服从那些敢作敢为、坚定有力的领导。”把这些桥梁拔除，就是够敢作敢为，坚定有力了。同时还可以使敌人不敢增援。这个要求被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觉得忐忑不安。他们不喜欢他这样部署兵力，也开始怀疑这个威洛比。可是麦克阿瑟是美国部队中资历最高的军官（一位下级军官说，“他比谁都高，仅次于上帝”）。而且他远离美国本土七千英里，又是前线的总司令，不批准他的做法，就是破坏了自从1864年以来就形成的由来已久的美国军事政策。但是，他们还是不想授他全权。他们提醒他说，“要特别留意，避免侵犯满洲的领土和领空。”他的飞行员不能袭击满洲境内的目标，特别是鸭绿江大水坝和发电设备。
在东京美军总部里的电传打字机滴滴哒哒地传来这些指示时，朝鲜前线又沉静下来。巡逻队连一个中国兵都没引出来，看来他们已全部走了。威洛比将军肯定他们已离开朝鲜，并说他早知道他们会这样的，因此洋洋得意，说他是个老中国通，早就看出北京是虚张声势。我们已经拆穿了他们的手法，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但在朝鲜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们倒不那么肯定。中国人之所以突然中止军事行动，也许是象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的想法那样，确已经吃够了苦头，反之，亦有可能是在重整队伍，准备进行全面进攻。总之，他们都认为，这确是有点神秘。
※※※
觉得这件事神秘，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这两个月来就一直多方努力，设法要这些西方入侵者回老家去的。8月25日，麦克阿瑟还在釜山被困时，周就照会了联合国说，华盛顿支持蒋介石留在福摩萨，这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武装侵略”的“犯罪行径”。他声言一定要把所有不属于美国侵略者的东方领土从“美国的魔爪下解放出来”。周说的就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尽管朝鲜也不是他的，但他的论点并不比门罗主义站不住脚，而且在许多方面倒很象门罗主义。
因为周的第一次表态美国人没有听得进去，周就在仁川登陆之后再说一遍。他提出警告说，中国“对邻邦北朝鲜被帝国主义者野蛮侵略，决不会坐视不救。”接着10月3日，他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周郑重地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和北朝鲜站在一起，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往北开进的话，中国会同联合国军作战。这个消息通过新德里，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转至国务院。世界各大报刊上都登了出来。为了使华盛顿不至于忽视他的话，周又在一个星期以后，通过北京政府的官方电台，再次重申这个态度。麦克阿瑟和威洛比认为这是“外交讹诈”，置诸不理。他们错了，但政府不能因此而责备他们。杜鲁门本人也认为潘尼迦过去“几乎总是帮中国共产党人的忙”，他得出结论，认为周的表态多半是“以介入朝鲜战争作为要胁，赤裸裸地对联合国进行讹诈”。
无论从那方面看，麦克阿瑟对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所负的责任，不会比艾森豪威尔对凸出地带之役所负的责任更大。这个类比是杜鲁门自己说的。但是他怎样处理问题以招致灾难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后来他谈及自己时总是说：“没有哪个穿军服的人比（我）更服从命令了”，可是至少在一个敏感的问题上，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不能说是尊重的。就他们看来，在朝鲜北部边界附近部署白种人部队就是不必要的挑衅。9月27日，他们曾通知他，“在与苏联接壤的朝鲜东北省份或在沿满洲地区的边界上，不要使用不是朝鲜人的地面部队，这是个政策问题。”他不仅不理会这个命令。10月24日，他还告诉他的部下，“为了占领整个北朝鲜，必要时可以使用他们指挥下的任何的、一切的地面部队。”他又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中国人欺软怕硬，显示一下力量，“会使中国人头脑理智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