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洛斯阿拉莫斯曾经暂时默默无闻。那些知名人士都去往大学校园，重要的技术人员则迁移到阿尔伯克基，那里一座新工厂即将开始一条生产核武器的装配线。过去技术区里的实验室装备已被拆除。修路工作停了下来。建筑物也失修朽坏。戴维·利连撒尔经过视察后向华盛顿报告说，“我们发现许多有碍健康和容易引起火灾的危险物，对士气十分有害。”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洛斯阿拉莫斯免于衰败成为一座鬼狱，然而在五十年代早期，竟有某些东西使之幸免。一夜之间街道铺上了柏油。一座医院建起来了，接着又建起几所学校和一座图书馆。围绕中央林荫路还建筑了一些商店、一座戏院和一座公共会堂。还为修建一个体育场而破土动工；运动员被吸收进一个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轰炸机”的体育俱乐部。
死亡事业的这些繁荣景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干那个黝黑、浓眉的匈牙利人爱德华·特勒。他的制造越来越大的爆炸物的热情战胜了科学界、五角大楼和联邦政府道德上的不安。人们称他为“氢弹的主要营建师”，这并不过分。
从杀人技巧来说，氢弹可谓登峰造极，一枚氢弹，其破坏力比1945年投掷的原子弹要大二十五倍乃至一千倍。原子弹的能量来自核裂变，将铀原子分裂；氢弹的能量来自核聚变，将氢原子聚合——这也就是太阳产生光的过程。只有在非常高的温度下才能产生聚变；因此氢弹被称为热核武器。人们早就从理论上认识其可能性，但在广岛惨剧以后，原子物理学家谈起这种可能性来都是敬而远之，小心谨慎的。假想中的这种新炸弹被称为“超级弹”。在《原子科学家通报》里，不时隐晦地提到它，但是编辑们从未加以释义。他们认为世界上越少人知道这个超级弹就越好。
特勒不以为然。1942年夏，有七名物理学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认真考虑人为聚变的可能性，他是其中的一个，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后来称之为令人激动的“自发表现、冒险与出其不意的精神”。使他失望的是，在1943年却停止考虑热核反应的可能性。因为所需要的温度极高，只有一枚裂交炸弹才能产生这样的温度，所以不管怎样，首先要解决裂变这一难题；这个难题一经解决，大家又认为该就此住手。大约这个时候，特勒开始把这个神话式的超级弹叫做“我的宝贝”。他的同事也很乐意把这个宝贝留给他。
对日作战胜利日以后，他说，如果他能开始热核试验，他就愿留在洛斯阿拉莫斯。答复是否定的，于是他接受了芝加哥大学核子研究所的职务。第二年，他回去参加讨论超级弹的会议，在会上争辩说那种更大的炸弹两年内便可完成，他当时是少数派。反对超级弹的物理学家以艾伯特·爱因斯坦为首。爱因斯坦认为甚至制造氢弹的想法都是错误的。特勒看不出错在哪里，他指出，广岛那枚炸弹之所以制造出来是因为人们认为纳粹科学家正在研制过程之中。如今，据信苏联物理学家正在制造热核装置。斯大林是否会比希特勒可靠些、清醒些呢？
1949年9月23日宣布俄国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这是发展新的美国核子武器库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聚变炸弹的兴起要归功于一系列的刺激因素，最终战胜了各种反对意见。首先，人们发现列宁格勒物理学家早在1932年就已探讨聚合光核子的可能性。阿尔瓦雷斯和欧内斯特·劳伦斯对此深信不疑，转而全力支持特勒，科学界称这三人为“超人”。超人的主要反对者是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美国科李界的三巨擎。因此即算别的方面势均力故，反对派应该是易操胜券的，开始时也果真如此、1949年10月25日，原子能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对于制造一种扔到大城市能立即杀害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居民的武器的赞成理由进行权衡。委员会否决了这种意见。除了道义上的异议以外，还认为氢弹过千费钱而又复杂，它会降低在阿尔伯克基成批生产原子弹的速度，而且即使氢弹是可行的，在俄国的目标中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值得使用，而这两个城市用裂变物质也能毁灭。
这是普通见识的胜利，但这仅是斗争的开始。超人们找到一位盟友，美国海军预备役少将刘易斯·斯特劳斯，他是原子能委员会五个理事中的一个（其他四个当时都反对）。他们还在争取别人改变看法，如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保罗·尼采。超人们坚持说，美国的威望颇有赖于美国技术的优势；如果俄国人制造了第一颗聚变炸弹，美国就会丢脸。1950年1月13日奥马尔·布雷德利决定批准制造超级弹，理由是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不能在加速军备竞赛中赞同任何使俄国人捞到那怕是暂时的好处的行动。这个月，希斯被判有罪，麦卡锡主义开始行时。布雷德利作出承诺四天后，从伦敦传来有利于制造氢弹支持者的第二个刺激因素。富克斯被控叛国。究竟富克斯知道多少东西，不可能断言，但是他出席过英美科学界最高级会议，因此华盛顿官方在心情上正适于作出过分的反应。1月31日，一个三人特别专设委员会——包括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撒尔——在行政大楼开会，再度考虑热核应急方案是否可取。利连撒尔在表决中被击败。当天下午，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命令原子能委员会发展“氢”弹或称“超级弹。”
很多科学家出于良知感到受污辱。奥本海默代表他们说，“从某种不是庸俗化、开玩笑、过甚其词等所能消除的粗浅的意义上来说，物理学家能辨别什么是犯罪，而这是他们不会丧失的知识。”每期《原子科学家通报》的封面都印了一个标明差8分钟到12点的时钟；如今封面上的时钟指针已移到差3分钟到12点了。在康奈尔大学的汉斯·贝提的领导下，十二名美国高级物理学家发表一项对杜鲁门的决定表示遗憾的声明。他们宣称：“我们认为不管一个国家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它都无权使用这种炸弹。这种炸弹己非战争中使用的一种武器，而是灭绝整个人口的手段。使用这种炸弹乃是对所有的道德标准和基督教文明本身的背叛。”他们的诚意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贝提的愤慨证明是短暂的。不到五个月，抗议者的决心受到朝鲜战争爆发和一个挑起他们科学好奇心的新方案的考验。朝鲜战争动摇了贝提；他决定：爱国主义需要他放弃反对制造氢弹，而且需要他投身于早日制成氢弹的研究，他极其卖力，以致他的贡献成为制成氢弹的主要因素。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主要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1951年6月，在北朝鲜越过三八线一周年的那一天，特勒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对几名著名的同事讲了话。原子能委员会新住主席戈登·格雷记录了讨论情况。部分记录如下：
『在会上出现一些情况。爱德华·特勒把他的想法告诉会议，这是关于热核武器的一种崭新的探索途径……大家作了计算，而主要是贝提博士、特勒博士，弗尔来博士。奥本〔原文如此〕也十分积极……因为现在某种东西已经在望，所以会议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奥本海默博士，毫无例外都很热心。』
同一星期里，格雷承诺由原子能委员会提供资金给美国第一间氢弹工厂。过了十三年，电影“斯特兰奇勒夫博士”【英国电影“我怎么学会不再担心而爱起原子弹来”一片中的无人性科学家主人公。——译者】才对特勒狠狠地嘲弄一番，但是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梦想的怪物那时已安放在地下发射仓库里，一按电钮就可以提用。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是一个、或者是一系列的数学问题。原子弹的方程式已经够复杂；而新的方程式则用常规办法计算不出来。对这个复杂装置的每一步骤都要求作出惊人的次数的精确运算，以测定它对炸弹内部数以百万计的细小部件的影响；由于这些步骤在一秒钟的若干分之一的时间内挨次紧接——从实际效果来着，它们实际等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人的大脑是难以应付的。1951年的计算机也帮不了多少忙。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为哈佛建造的机器虽然有五百英里长的电线、三百万个电接头，也远远不够快速。改进的型号虽在发展，但是最好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也只能记忆二十七个字。而且令人十分恼火的是，它们还变化无常。暴风雨会使它发生故障。电子管熄灭了，电路不灵了。维修人员也找不出毛病。技术人员夜复一夜地坐在有毛病的计算机面前，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解决一个问题，而其他设计小组的专家只能束手等待。洛斯阿拉莫斯要计算机组员每周增加一个工作日，而且二十四小时日夜轮班。技术区的研究工作一直踏步不前，直至其中一名科学家约翰·冯·纽曼决定排除障碍。纽曼仔细考虑了超人们的矛盾心理；他把他们追求的目标称之为“恶魔的武器”，随即下狠心不顾一切地开始探索。三十年代，他就在数学上闻名国际。他的嗜好是制造机器人和机械玩具，现在他对制造超级弹作出的永久性贡献，又是一种超级玩具。它可容纳和记忆四万个“软件”——计算机语言对数据的叫法——一天内能完成三个月的方程式运算；他给这个东西取名叫做“数学分析器、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等到这个装置获得专利权而且在原子能委员会注册，无法再改换名称时，他的同事才发现这个装置的缩略语是MANIAC（“疯子”）。
于是，在“疯子”的帮助下，超人们在杜鲁门任期最后一年制成一颗六十五吨的氢弹。在那个堪萨斯－怀俄明地带和“拳击场”行时的时代里，他们把它命名为“迈克”也许是不足为奇的。迈克被用拖船载到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环形珊瑚岛，安置在埃卢盖拉布小岛上一间小屋里，和各种离子室、高速摄影机、β射线摄谱仪、装有镭与重氢的容器以及其他核子设备放在一起。七年前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附近的半沙漠地带举行过的仪式，在这里又复重演。1952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的那个夜晚，所有船只后撤四十英里，只留下一队志愿人员作最后一刻的准备工作。在他们也离开以后，在船上通过扩音系统，开始用倒数方式宣布引发。黎明时分，指针走到零时，迈克立即转变为第一颗人造星体。目瞪口呆的水手们看到一个火球升空达五英里之高，接着出现一团菜花形的巨云，紫红、青蓝、灰绿三色混成一体，上升二十五英里直达同温层。在下面，埃卢盖拉布小岛在燃烧，分裂为二后沉没海底。
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一条一英里长，一百七十五英尺深的峡谷。科学观察家计算这颗炸弹的四英里直径的火球可以把旧金山市或斯波坎市的整个商业区，圣路易斯市或匹兹堡市的大部，或是曼哈顿区从中央公园到华盛顿广场之间的一切，霎时化为灰烬。海军的安全保密当时是马虎的；书信检查员放过了描述这一情景的信件。这都使人读之不寒而栗；一位目击者写道，爆炸的亮度“至少相当于十个太阳”。有的信件为地方报纸所登载，全世界立即知道了这次试验及其可怕的结果。九个月后，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莫斯科胜利地宣布，“美国已不再垄断氢弹。”B－29型空中实验室在亚洲上空找到的放射性痕量证实了他的说法。与此同时，英国人爆炸了他们第一颗原子装置，其特点是出现可伯的Z状云。核子俱乐部在发展。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科南特所预见到的恶梦变为现实，恐怖的不均衡开始了。爱因斯坦告诉记者说，“普遍灭绝正在向我们招手。”
新的情况出现了：必需为完美的武器提供完美的运载工具。在五十年代早期，自动化还没有取消轰炸中的人的因素。美国核武器储存的责任落在战略空军司令部身上，它雇用了二十七万人，用B－29轰炸机不停地在地球上穿梭飞行，以确保即使美国停止生存，还能进行被毁灭后的复仇。战略空军司令部很难说有什么吸引力。它的每一名驾驶员飞行时所带的炸药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历次空袭时所扔总和还要多。它的将军们在标语牌上宣称；和平是我们的事业。他们把飞机震声称为“自由的声音”，把他们一年一度的演习称为“世界轰炸冠军赛”。在演习中，塞满雷达的铁路车箱对谁击中什么目标都进行记录。但是，将军和驾驶员都是人。作为人，他们不久就会成为匆匆过客。
取代他们的偏偏来自第三帝国实验室燹烟未熄的废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中，只有德国人预见到在军事上使用火箭推进的可能性。设计过v－1和v－2武器的科学家现在成了红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略家正在上门向津。用火箭引擎推进，核弹不用半个小时就可横过大西洋或北极。战略空军司令部以前也考虑过使用火箭，但认为太不准确而放弃了。它们的误差幅度还不能减低到千分之二以下。这意味着在五千英里射程内会偏离十英里，对原子弹来说还是太大。但对氢弹来说，却不算什么一回事。埃卢盖拉布岛的沉没产生了对问题的新的然而是残酷无情的看法。按《幸福》杂志毛骨悚然的说法，“暂且不说致命的放射性尘埃所降落的广大地区，光是由于热核弹头的毁灭力量的量子飞跃，炸弹投掷在目标中心八到十英里以内的地方，在军事上是可以接受的。”
“放射性尘埃”这个不祥之词进入语言，并且暗示炸弹的死亡圈的扩大，标志着整个战争概念的改变。另一个重要的新词是“过度毁灭”。由于氢弹被精制成为“裂变－聚变－聚变”炸弹即FFF弹－即在原子弹触发和燃料聚变之外又加上弹壳的聚变－致命的放射性尘埃降落的地区可扩大到三百平方英里。
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开始考虑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防计划本来就多少有点开玩笑；海洋是那么广阔，轴心国的轰炸机构成不了真正的威胁，那些头戴扁平白铁皮帽的民防队员对整个玩意儿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现在他们的长期警戒才算有点意义。他们重新活动起来，监督学校的演习。另一方面，护身符和江湖骗术也生意兴隆。江湖医生广告推销铅箔乳罩、铅制胸衣、铝制睡衣和在危险时可以往头上一套的松紧口的袋子。还有个怪人兜售什么“镭235原子震呆症特效药”，后来美国公共卫生署发现其主要配料原来是小苏打、食盐和水。另一个怪人则主张把所有玩赏动物的毛发剃光，以免带上放射性。禁止虐畜协会提出了抗议，才没有造成什么恶果。
但是，所有这些民防运动多少有些不切实际。最具有决定意义，对有积极性的承包商来说，潜力也最大的是建造掩体的计划。1951年1月，洛杉矶的一家建筑公司为它建造的第一个家庭掩体举行破土典礼，企图鼓励人们挖洞。有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鲁思·科尔豪恩太太，为电视摄影记者郑重其事地翻了第一锹土。她签合同，花费一千九百九十五元建造一所地下掩护所，内有色彩鲜艳的混凝土墙壁，草绿色的塑料地毡，用拉门巧妙隐蔽起来的储藏室和一具轻型的盖格离子测定器。“我在夏天，自制很多罐装和瓶装罐头，”她愉快地告诉电视听众说：“这将是一个好储藏室。”最后想起来，她还补充说，“它也将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地方。”
你花三千美元就可以建一座“二号小型防护罩”。这包括手提式三路收发报机、鼓风机，上发条的时钟、急救箱、斯丹诺牌取暖炉，幅射图、几身防护服、化学盥洗用品、汽油发电机和一套锹镐装置（“为爆炸后自己挖掘出来”），以及供一家五口在地下过三到五天所需的一切东西。
对大多数人来说，最伤脑筋的问题是在启用之日，怎样安排那些没有远见、未能建造自己的掩护所的邻居。你钻进了自己的防空洞以后，没有空处给邻居www奇Qisuu書com网，那就必需把他们关在外面，可能还得要使用强力。有鉴于此，有的成套设备开始把手枪也包括在内，但是民众其实还没有准备采取那样现实的态度。后来，后院的地洞成了希奇的玩意儿。有的改成烤肉用的地坑。别的则被用来存放园艺用具、滑雪轮胎和小孩的自行车。
没有好久，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也很熟悉关于核屠杀所带来的恐怖的种种说法，几乎毫不费力地从考虑百万吨级的炸弹转到考虑百万计的死亡——每百万计的死亡指杀死一百万人，而单单在一天内就可能发生十次到十五次百万计的死亡。对那些在军事机构外面的有头脑的人来说，一次使世界陷入火海的热核屠杀的威胁仍是很现实的，但他们觉得无能为力。冷战分子对世界末日的警告充耳不闻，政界人土好象给麦卡锡主义弄得处于瘫痪状态；慕尼黑事件以来，受到历次国际性危机支配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调动足够的智慧或力量来打破这次危机的控制。
同时，物换星移带来美国一代新人的成长。敏感的人们认为，中学里的防空演习含有启示意味，必然唤醒了这一代的儿童。儿童的长辈以希望的眼光期待他们，但尝到的却是无情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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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鲁门当政的最后几个月里，大学教师逐渐意识到美国知识界生活中出现一种缓慢的、蔓延开来的衰败现象，原来竟就在这年青的一代身上。现在回忆起来似乎难以理解，在那些年月里，人们责备学生们的乃是他们的麻木不仁，但他们确是受到这种责备的，而且并不冤枉；美国青年人从来也没有这样孤癖离群，谨小慎微、缺乏想象力、漠不关心、不求进取——而且沉默寡言。
沉默的一代是五十年代的一种现象，就象尾鳍型汽车后挡板和白色麂皮鞋一样，成了当时的特征。笼罩着大学的是一片沉寂。自由主义已经变得疲惫无力、枯燥乏味。除了一小摄极右的反动分子的吵吵嚷嚷以外，在大学校园里，似乎就没有愤怒的青年，没有燃眉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战斗精神。提出抗议的只限于少数“疲塌的一代分子”【一译作“垮了的一代”。——译者】，但他们也象同辈人一样，完全从理想主义和论争中退缩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取代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的是袭劫衬裤的恶作剧和所谓“硬塞”活动，大学生们尽量拚在一些窄小的空间，人数越多越好——比如说，四十人挤进一辆大众牌汽车里，或是十二人挤进一个户外电话亭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立弗里斯诺学院里，学生们把一个电话亭放进学院游泳池的深水一端，然后七名志愿者屏着呼吸，硬把自己都塞挤进去。
少数热心的社会学家企图从中找出其社会意义，他们论说道，这些搞硬塞活动的人把相互依存的关系欢剧化了。但是学生本人其实并无幻觉。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切并无意义；玩过了以后，人们会发现他们排着队等候会见美国一些最大公司的招工人员。他们如此耐心地等待一切，以致来校园的访问的人对他们的驯良开始有所议论。漫画家们把学生们描画成空心的布鲁克斯兄第公司的服装。罗伯特·弗罗斯特【美国诗人（1874－1963年）。——译者】说，学生们的“缺乏果断”使他感到不安。一位纽约市立大学的女校友返校参加一次社交集会，震惊而去。因为那些女学生们谈来谈去都是她们在市郊的未来家庭，而往年的纽约市立大学女学生却认为这类浅薄无聊的唠叨是典型的高贵奢华的女子学院学生的行为，实在不屑一顾的。从牛津来的辩论竞赛者在美国各校园里观光访向，惊奇地发现自由企业被看成不但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戴眼镜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三年级学生问奥托·巴茨教授，“有什么事值得搞一场运动？”在哈佛大学，戴维·里斯曼描写大学生的不满时，写到：“当我问这些大学生，你们为这些事情干了些什么？他们对自己还能有所作为的想法感到惊异。当我建议说，如果事情越来越糟糕，他们可以组织纠察线，他们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默里·罗斯在1950年写道，“没有多少年青人是同一群致力于并积极献身于人类最崇高目标的人共命运的。”那年的《生活》周刊为了弄清楚什么东西才使青年人激动，请他们举出自己眼中的英雄人物。回答倒是直接了当的：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乔·狄马乔、麦克阿瑟、贝贝·鲁斯、罗伊·罗杰斯、克拉拉·巴顿、维拉·埃伦、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多丽丝·戴和伊丽莎白·肯尼修女。【这里所列举的除美国的总统、将军外，乔·狄马乔与贝贝·鲁斯为美棒球运动员，罗伊·罗杰斯、维拉·埃伦、多丽丝·戴均为美电影演员或歌唱家；克拉拉·巴顿为美红十字会的组织者，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为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女护士；伊丽莎白·肯尼为一名澳大利亚女护士。——译者】他们父母们的意见也不会有多大出入。确实这样，这新的十年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美国青年人接受老一代人的准则竟达如此程度。“美国资产阶级致力于谋求个人安全，”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奥尼尔写道，这产生了“怀有强烈的中年人的准则的一代人”。过去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一个年青人的政治观点形成时在左冀，然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慢慢向右翼移动。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五十年代的青年大学生是从正中间开始，而且停留在那里。
当然，在任何一代学生当中，大多数人总是沉默的；作为特征的总是那肯讲话的少数。在二十年代里，并没有很多大学生穿浣熊皮大衣，只有少数几个人驾驶斯塔兹熊猫牌赛车；在三十年代里，一小批人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或是为和平举行罢课。但在五十年代里，很难找出任何肯讲话的人，很难找出任何称得上是领袖的人。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大学足球队同时选出两名队长，或是选出人轮换当队长。作为美国优秀大学生联盟会员章的钥匙也都悄悄地揣在口袋里。大学生们似乎蔑视领袖的概念，而宁愿代之以他们称为“面面俱到的人”。但仔细琢磨起来，所谓“面面俱到的人”其实是一个全无特点的家伙。关于人的这种美德，威廉·怀特在《有组织的人》一书中曾阐述说是，“表现决不突出，热情决不过分”。这些校园里面面俱到的人相信领导来自集体，进步要靠所谓解决问题的会议，于是认为用不着进精神神和想象力。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不相信个人主义。个人靠牺性别人来寻求声誉和成就。个人爱闹摩擦，制造麻烦，危及神圣的集体，谁也不愿与之发生联系。
根据他们的奥妙观点，好争论竟成了最严重的罪孽。沉默的一代避免承担任何任务，其实他们首先是政治上缺乏教养。这一代人的成员没有幻想，因此也不可能有幻想的破灭。他们闭口不谈什么话，避免严肃的讨论：他们把改良家称为“假善人”，敬而远之。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制度的冲突中，他们竖决站在社会制度一边。他们不求名，只求别人的赞许。他们渴望在集体行动中协作，有意克制可能脱离群众的特性。在这些年代里，富有的大学生开始装出一副寒酸相，他们身穿斜纹布衣服，以免显出与众不同。一名大学游泳运动员找着里斯曼说：“我对那些我想与之竞争的家伙感到恼火。我一定有了什么毛病。我希望我象某人那样，他真能同别人合作。从不象我这么计较输赢。”维特也注意到大学生们不再梦想自己开业做生意，他们要去给别人工作，而且企业越大，他们就越加信任。但是，对当推销员或是步步高升到当主要的经理人员，他们并不大感兴趣。推销员是竞争者；经理人员有时要严厉一些。大学四年级学生多半告诉公司招工人员说，他们想在人事部门工作，因为他们喜欢人；他们也想到宣传联络部门，维特不加渲染地指出，因为在那里，他们能够“在公司的时间内对大家讨好。”
这种观点自然同抗议行动格格不入。在教授中，和麦卡锡主义作斗争是当时一件激昂慷概的事情，但是学生们却不怎么关心。这个参议员在校园里找不到几个新的支持者，但是他也引不起人们多大的愤慨；大多数的大学生觉得这个问题令人厌烦。在各个领域——包括神学、新闻学、法学——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都显而易见，但是有重要意义的是学生们对职业的选择却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现在的热门是工商管理。在1940年到1950年之间，把人文科学放在首位的倾向已经衰退，以至于在十个大学生中主修基础学科的不到三名。职业训练得到了年青人的专爱，而工商业又是最受欢迎的职业，因为它对学生们选择的投资提供最高的利润。在四十年代的末期，美国所有大学生中只有百分之十九·四的人主修工商专业。到一九五五年，主修工商专业的成了大学生中最大的集体。
如果他们有什么理想人物的话，那便是汤姆·拉思。他是斯隆·威尔逊所写的《穿整套灰色法兰绒衣服的人》里的主人公。小说开始时，威尔逊的男主人公有个叫做贝特西的妻子、三个小孩、在韦斯特波特有座六个房间的住宅、一辆1939年出厂的福特牌汽车、一万块钱的军人人寿保险，并且在一个慈善事业基金会里任职，年俸七千元，但却是闲差。生活是愉快的，虽然比较简朴；他需要买一部新汽车，厨房里的油毡又开始磨损了，等等。后来，汤姆似乎碰到了好运气，有一份工资九千元的搞宣传联络的公共关系，工作让他干。他接受了，但却发现了难题。在他的新工作岗位上，他必须工作。再也不能吃上三个小时的午饭，再也没有长时间喝咖啡的休息，再也不能在公司时间内讨好别人；他现在必须生产，有时还要在办公桌边工作到5点钟以后，甚至还要在星期六上班，占去了他和贝特西以及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一切使他恼怒，他告诉老板应在哪里刹车。汤姆对多挣钱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作为交换条件他必须减少作为丈夫、父亲、面面俱到的老好人的作用，那他可坚决不干。这是故事的高潮，而结局就更为离奇。老板竟让了步。
『“当然啦，”霍甫金斯站起来，又为自己倒了一杯酒，和气地说，“也有很多好的职位不需要干特别多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无非是为你找到适当的位子。”』
沉默的一代确实相信这个。在他们的人为的同志情谊外表下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天真想法，一种安徒生式的信念：认为由于某种超自然的理由，那些看着时钟谁时下班的人将会获得大家所谓的“美好的生活”，“通情达理的美好生活”，“正当而完满的生活”。霍甫金斯辩解说，“总要有人干工作。”而汤姆也同情地回答说，“我知道。”总要有人，但不是他。他可不是被逼赶得神经病的那号人。
『“我不愿意放弃时间。我是在讲老实话。我想要这笔钱。没有人比我更爱钱。但是我这种人可不能永远晚上干，周末也干，诸如此类，没完没了。我猜想工作也许还包合更多的东西。我不是那种可以全种贯注去干工作的人——我没法使自己相信我的工作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五十年代的汤姆们相信所有伟大的发现已经做完，所有伟大的梦想已经实现，全部巨大的财富已经到手，他们可以心安理得，一周上五天班，每天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拨弄一下技术和处理一些专门性的事，同时把他们大部分精力花在作职业性的兴趣上面——做礼拜、公众活动、“了解”孩子们、高尔夫球、少年棒球联赛、和贝特西一起过着满意的生活，一起在家里铺设水管子。这一切都将是他们的，只要他们在毕业前找到合适的招工人员签订合约，报名参加那竞争者的洪流，大摇大摆地沿着消费的超级公路前进。正如一位社会评论家所指出的，颇有重要意义的是大学生不再谈论“照章办事”，而是说他们“心中有数”。他们也意识到这个数会因时而变，但他们确信，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他们该怎样办的。
人们不大谈论出卖了。已经没有必要。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羁绊之中，就象中世纪的青年人受寺院约束一样，他们受着美国方式的约束。对他们来说，在他们毕业后等候着他们的世界既不冰冷，也非无情，当然更无敌意。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刊物《代达鲁斯》里，一名院士报告说：“在当前这一代大学生当中，占主导的特征是他们对眼前的日常生活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都感到无比心满意足。对他们的健康、未来职业、家庭关系、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状况、他们享受安全而幸福的生活的可能性，没有几个人感到担心。”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学生对现状准备双手拥护，必要时还要捍卫它：他们愿意守法、纳税、服兵役并且参加投票，虽然投票以后，他们也就再也不去关心政治。他们愿意在衣着、言语，信仰、择友、头发长度，而且尤为重要的，愿意在思想方面，服从社会的要求。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可以获得美好生活中的一切权利与优惠，这就是说，获得经济上的保障。
就是这样的一桩买卖，真使学生们的老师震惊。经受过贫困和法西斯考验而幸存的美国遗产似乎要被那些年青的傻大个子所背叛，他们宁可牺牲理想去换取貂皮把手的啤酒罐头刀和十四开金的赊购牌【美国商店发给有赊购帐的顾客的金属小牌，凭此标记，顾客购物时可不用付现款。——译者】，他们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给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一个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人。”
在纽约的罗德夫·肖罗姆犹太寺里，刘易斯·纽曼法师把袭劫衬裤的恶作剧归咎于麦卡锡主义。他论证说，这个威斯盛星州参议员把“对重大问题的严肃讨论或发表不同意见变为危险的事，”于是学生们只好“通过愚蠢而不体面的‘偷袭’宿舍来发泄他们抑制不住的精力。”这未免言过其实，但也多少有点道理。严肃的讨论即便不是绝对的风险，但差不多在每一层有组织的社会里，都是肯定受不到鼓励的。一名喷气推进工程师被逮捕了，除了他曾经是罗森堡夫妇的朋友外，显然没有任何其他理由。欧文·拉铁摩尔在一个国会调查委员会被控犯了七次假誓罪。【拉铁摩尔于1952年和1954年两次受控告。最后一次控告于1955年被驳回。】国务院禁止到共产主义国家旅行。美国在联合国的雇员开始作为“危害安全的人物”，而被解雇。麦卡伦－沃尔特移民法的通过简直是保证到美国各大学讲学的欧洲学者都要当众受到屈辱。
麦卡锡这时得意已极，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传来蹂躏自由思想的新消息，多思善感的学生几乎难免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唯命是从受到奖赏，而信奉异端则受到惩罚。华盛顿成了麦卡锡同敌人搏斗的主要战场，而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里都在进行着各种规模的有声有色的冲突。比如说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就有人建议公共图书馆把被称为共产党人或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人所写的书都盖上红色标记，这引起了一场风波。持这种主张的人的首领是当地的家庭妇女默特尔·格拉索克·汉斯太太。《纽约时报》报导说，汉斯太太“从来不以有文学造诣和博览群书而自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对书籍里面的阴谦诡计没有一些相当肯定的看法。她提出一分有嫌疑的作者名单，并且要求处理他们的著作。她并没有要求把这些书都真地烧掉。只要标记鲜红，而且“大到一眼可以看到”，她就满意了。标记盖在封面里页，指明作者的共产党组织关系和政治感情，还加上他被“传讯”的次数。汉斯太太说，“这样读者就会认识到他在许多场合下都是阅读着共产主义宣传品。”圣安东尼奥市长自己的妻子是一名女民兵，他也认为汉斯太太的建议极好。接着事态发展超出了明眼人看到的范围。阅读盖有红标记的书的人被监视者登记下来。他们的名字被转送到联邦调查局，不然的话就在《圣安东尼奥新闻》上公布。这件事激起了市内有权势的马弗里克家族的不满，他们全体都是主张公民自由权的。这场争吵以反对盖标记者的得胜而结束，但是已经弄到许多家庭不和、友谊破裂了。
在印第安纳州，另一个家庭妇女托马斯·怀特太太，是印第安纳州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对于盎格鲁－萨克逊的民间传说提出标新立异的解释。她宣称：“现在共产党对教育有一条指示，要强调罗宾汉的故事。他们强调它的原因是罗宾汉劫富济贫。这可是共产党的路线。简直是对法律和秩序的玷污。”但是，共和党州长却不愿表态支持或反对罗宾汉。在英国，诺丁汉郡司法长官威廉·考克斯告诉记者，他的意见是罗宾汉（1160－？）没有当过共产党人；但是印第安纳州的教育总监威尔伯·扬却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不管怎样，他还是在重读罗宾汉的故事。在五十年代早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怀疑；在有些单位，受到怀疑就等于有罪。美国的主要欢剧出版家塞缪尔·弗伦奇似乎嫌开黑名单还不够厉害，宣布组织一次剧本比赛，但在比赛中，保留“宣布任何卷入或逐步公开卷入学术、文学、政治或道德争论的作者丧失录选资格的权利。”
联邦调查局特务在校园内公开进行安全调查，校董会又要求学生作效忠宣誓，大学生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闭口无言倒是怪事。差不多一切其他的人都早已不再开口。史蒂倍克－帕卡德汽车公司董事长保罗·霍夫曼，一名开明的共和党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对自由的看法在任何别的时代，都难以说得上是大胆的，但是在当时，敢于坚持任何观点却是不寻常的事。他在美国西南部一家较大的大学里演说后，一名大学生问道，“在象我们这样的学校里，你认为应该对共产主义作任何研究吗？”霍夫曼回答道，“应该。我认为我们应该讲授什么是共产主义，这样，美国最重要的新的一代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为什么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形成这样一种威胁。”那个学生说，“我也这样想，但是在此时此地说这样的话是危险的。”事实上，霍夫曼说这样的话也并不完全安全。他受到了监视，当他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主持下，争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再度演讲时，美国退伍军人团设法使他无从使用市内战争纪念馆。其实，他这次演讲的题目却是自由企业。
反共迫害、新热核武器的恐惧、父母关于大萧条的故事，这些都是促使沉默的一代形成的力量。这一代人并不全无辩护者。普林斯顿大学的奥托·巴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著文，认为这一代人的长辈对他们判断错误。他说他的学生不过是谨慎小心。他认为，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缺乏战斗精神而贵怪他们是不对的。“未来很可能会表明：在国内和国际生活里，他们正好是我国长久以来就非常需要的那种讲求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颂扬软弱无力，没有得到什么响应，也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一位更为著名的教育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非利浦·雅各布认为，沉默的一代的准则表现出对美国传统的背离。他写道，虽然学生们也很会讲真挚、诚实、忠心等一类好话，他们自己“在学术上的老实态度方面的标准一般都很低，在很多重要院校里，有计划的欺骗并非例外，而是司空见惯的事。”他觉得他们的享乐主义与反理智主义表现出他们已抛弃清教徒的传统，并且认为：“也许这些学生是一场重大的文化和伦理革命的先驱，是一个本质上世俗的（但在名义上是宗教的），面向个人的（但又是结成集体的）社会的不自觉的引路人。”
即使还有别的人也隐约看到革命的幽灵，他们也闭口不言。但是雅各布博士描划出的轮廓，别人到时候会赋以血肉。想想这些后来人对当时的自愿缄默有些什么感觉是饶有兴趣的，因为虽则他们还太年幼，无从评价沉默的一代的神秘气氛，这种气氛必定已经对他们心灵的某些幽暗角落产生了一种非记忆力所能及、非语言所能表达的影响。在1951年盛夏，五十年代正在起步行进的时候，马克·拉德【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气象员派的领导人。——译者】新泽西州的梅普尔，年方三岁；马里奥·萨维奥【美国争取言论自由运动的一个领导人。——译者】与凯西·布丁【布丁以及后面谈到的威尔克森、奥顿均是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气象派的女成员，1970年他们在威尔克森家里制造炸弹，引起爆炸，奥顿被炸死，其他两人逃走。——译者】在曼哈顿，一个八岁，一个七岁：休伊·牛顿【美国黑豹党的一个领导人。——译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十岁；琳达·埃文斯在衣阿华州的道奇堡，八岁；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在纽约，六岁；戴安娜·奥顿在伊利诺斯州的德怀特，则时年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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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早期，沉默的一代已成为历史陈迹。当时韦斯利扬大学的学生在一场篮球赛的休息时突然怀旧起来，不禁歌唱出他们都还记得起的一支支抒情小调。他们唱道：
『你和眨眼小丁①，
你和眨眼小丁，
都会玩得开心，
——一起开心！』
【①《眨眼小丁》与《豪第·杜第》均为当时很受儿童观众欢迎的电视节目。——译者】
然后又唱道：
『现在是豪第·杜第的节目时间，
现在是豪第·杜第的节目时间，
鲍勃·史密斯和豪第
向你说声你好！』
最后唱道：
『米奇老鼠！米奇老鼠！
咱们永远高举大旗！
米——米——米
——愿不久就见到你！
奇——奇——奇
——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你！
老——老——鼠』
歌唱的学生们之间有着一种为他们父母所不曾经历过的联系纽带。他们是第一代电视观众的成员，是在宣传联络人员已经开始谈论“形象”、心理学家开始谈论“作用”，以及广告行话里的“公众”一词正在被“大规模观众”所代替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在三十年代，广播里的儿童节目时间只有四十五分钟。在别的空闲时间里，这些年青的欣赏者只能听成年人的节目，如果他们年纪小而又属于那个伟大的中产阶级，也可能听父母朗读那些从他们上一代孩提时就没有改变过的儿童文学作品片断：格林童话里的鹅妈妈，《儿童诗歌园地》、《金银岛》【英国作家史蒂文生著的海上冒险小说。——译者】、《彼得潘》【英国剧作家巴里著的儿童幻想剧。——译者】、《小妇人》【美国女作家阿尔科特著的儿童小说。——译者】、《绿野仙踪》【美国作家鲍姆写的一个儿童幻想故事，后多次改编为电影。广播剧、电视剧。——译者】。在杜鲁门时代的晚期，所有这些开始销声遁迹。这些一度绕着母亲膝盖旁坐着听讲的故事，除了被狄斯奈（如木偶匹诺曹、睡美人）或一个受欢迎的表演者（如潘彼得、绿野的仙人）加工而竟成不朽之作而外，都正在慢慢变得越来越陌生，以致提及这些故事时，除少数不以小孩阅读或聆听这些故事为怪的家庭出身的人，大家都已不知其所以。
“眨眼小丁”、“豪第·杜第”、“米奇老鼠”、“幸运的小狗”、“和斯纳凯·帕克在一起的日子”是新宣传工具中没有那么受人反对的幸存者。一般的水平就更为低下。电视节目的出资者对真正好的节目轻易抛弃。根据一本《电视指南》的调查，“魔术小屋”与“我是想象先生”是父母们推荐的节目，但却很快被尼尔森和胡珀列为不受欢迎的级别而砍掉。伯尔·蒂尔斯特朗的可爱的木偶戏“库克拉、弗兰和奥利埃”，寿命要长一点，但到最后，它也被提倡暴力的节目如“电视上尉”，“空中霸王”，“航天候补飞行员”，“半夜上尉”和“超人”等踩在脚下。就是在表演“超人”的演员乔治·里夫斯在加利福尼亚州把他的名牌汽车撞在石墙上，碰破了额头，看见自己的血就昏厥过去以后，那些年青的电视迷还继续幻想“超人”的不可毁灭。
约有三分之一为儿童编排的新节目都是鼓吹犯罪和暴力的。生产玩具枪的美国商号从十家增至三百家；双枪手威廉·博伊德【博伊德为美国西部电影演员，以演“牛仔”霍帕隆·卡西德而称著。——译者】具有远见，购买了他那些已经废弃无用的牛仔电影胶片的专利权，成为首先发电视财的一个人，到1950年光靠出售霍帕隆·卡西德服装就收入四千万元。霍帕隆用六杆枪造成的伤亡人数大大增加了电视节目中的总伤亡人数；到1954年，这个总伤亡竟超过了在朝鲜战场的死亡率。在屏幕上，有些谋杀相当恐怖。《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发起一个运动，反对用特写镜头来表现勒死少女，但是在统治电视网的人的心目中，占上风的观点是电视节目还没有“无敌杰克”那么沽满鲜血，而且显象管中的凶残帮助小观众在幻想中发泄掉打斗心，可能还会有点好处。不管怎样，鼓吹暴力的节目受欢迎，小孩要看。因此，在麦迪逊大道附近六十个方形街区，所谓“电视业”的中心里，作出了增加谋杀节目的决议。刚好在离那里只有短短一段坐车路程的一座公离里，有一名叫做李·哈维·奥斯瓦德的十一岁的逃学生正在电视中观看他所能够看到的所有暴力残害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