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有什么事情在走下坡路，那是无疑的；如果不是国家的福利，那就是它的道德、它的自尊。自从朝鲜战争开始以来，共产党国家的漫画家就一直把山姆大叔描写为一个冷眼相看的恶意老头儿，从日积月累的报上大字标题来看，他们不无根据。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而且也在私人生活中，位据要职的美国人结果发现竟是窃贼，甚至比窃贼还坏，其人数之多，令人丧气震惊。在联邦政府工作的那些罪犯，他们的罪行似乎特别可恶。那些坏蛋叫做“卖官鬻权的人”和“收回扣的人”，“华盛顿一团糟”是他们造成的。民主党掌握了20年政权之后若要再延续四年，这个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障碍。
那正好合乎共和党人的打算。一切含沙射影的话都导向白宫的门口，到1952年春，甚至可以作这样的推理：不管怎么样，国内大部分的贪污腐化要由政府负责。当然，还没有共和党负责人士表示哈里·杜鲁门的手也不干净，而且事实恰好是，50年代第一个著名的恶棍——电视上第一个明星——却从来没有担任过政府官员。不过，他捐助过民主党竞选经费，是纽约政界的人物，而那些就足够吸引一个正在调查全国范围的罪行的野心勃勃的田纳西州参议员的注意力了。
法兰克·科斯特洛，别名弗朗西斯科·卡斯特格利亚，又别名法兰克·塞弗利奥，是当时的一个著名人物，一个有组织的犯罪行业中的一个“组织人”【指完全符合一个大公司组织的标准和要求的无个性的人。——译者】。他只被捕过一次，那是在许久以前，由于凶殴和抢劫。此后，他就由别人动手了。他在自己的行业中步步高升，从低级打手做起，贩卖私酒者，管理老虎机【放在茶馆饭店中的一种赌博机，投入镍币后扳动轮机，偶尔吐出若干镍币。——译者】，开设赌场，最后成为纽约政客的朋友和后台老板。到那时，他就试图掩饰自己过去的经历。他投资不动产和油田，并向新闻记者保证，不管他过去有过什么经历，当时他已是一个正当商人。但他并不是正当商人。他曾经当过幸运儿卢西亚诺的主要助手，当幸运儿被驱逐出境后，科斯特洛就把他的势力接过来，成为第一号大亨。他与黑社会的联系，在全国纵横交错。坦慕尼的卡迈因·德·萨皮奥全靠科斯特洛的栽培，有些人说，纽约市市长威廉·奥德怀尔也是如此。
要是埃斯蒂斯·凯弗维尔的参议院调查有组织犯罪的听证会在40年代末期或者50年代中期到全国去进行调查，只会引起最低限度的注意，因为在前一阶段还没有设立足够的电视台，而在后一阶段由于广播公司的节目已塞满了电视台白天的广播时间。但委员会是在1950年5月召开听证会的。由于没有更好的节目用来播送，外地城市的一些电视台台长就把听证会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性质的东西来广播。当那些调查的参议员们于1951年3月12日在纽约福莱广场法院大干一场时，WPIX电视台摄影记者就准备跟着干。这里的情况稍有不同。在纽约，购有电视机的人特别多，大规模的听众网已经形成。在这里这个广播业的首府那里，转播到各地的设备早已发展起来。
科斯特洛的律师想要逃避在电视镜头上出现，他要求不要把摄影机对准当事人。他解释说：“科斯特洛先生不喜欢把他当做大家看热闹的对象。”那些参议员都同意了，但是有一名技师巧妙地建议，他们都把镜头集中在科斯特洛那双手上。结果是一场极好的戏剧：话筒里是紧张的对话、镜头里是紧握着的拳头、手指不安地弹着桌面、手里握着文件和玻璃杯挥舞的手势、抖嗦的双手把一张张的纸撕成碎条。是的，科斯特洛承认，他有“一点现款”放在家里一个“小小的保险箱”内。不，他记不起那笔款的数目有多少。听到参议员查尔斯·托比扬言要搜查他的住宅，那匪徒突然想起他有5万元在家。那笔款是怎样得来的？他轻声含糊地说，他有一些手面大方的朋友。有一个是管理罗斯福赛马场的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朋友，承认每年给科斯特洛1.5万元，连续四年，要他帮忙不要让纽约州赛马委员会因为那里的卖彩票活动而吊销赛马执照。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法律顾问鲁道夫·哈利，问科斯特洛是否真有其事。科斯特洛握着拳头说，一点儿也没有；那是有些误会了，他不过“到处宣传说”，他的朋友是一个“好人”，可不能对不起他。
科斯特洛的手开始出汗了。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委屈地问，难道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勤勉的买卖人吗？他感到喉咙疼。拍电视的强烈光线刺激他。他想回家去。凯弗维尔直率地叫他继续回答问题，但科斯特洛摇了摇头，接着：
『凯弗维尔：你拒绝进一步作证吗？……
科斯特洛：参议员先生，我首先得考虑我的健康情况。如果我作证，我就要说老实话，但是我的脑筋已经不灵了。
凯弗维尔：看来你的脑筋还是很灵呢。
科斯特洛：尽管我对各位参议员怀着应有的尊敬……我对他们是十分尊敬的，可是我不打算再回答一个问题，我要退场了。』
接着，他果真退场而去。结果因蔑视法庭罪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蹲了18个月。看到他的退场的有三千万电视观众。按照电视统计所的统计数字来看，纽约的电视机差不多有70％收看了凯弗维尔举办的听证会。听众之多，比上年秋季世界棒球联赛的观众还要多一倍。
在福莱广场停留了八天之后，凯弗维尔委员会便回到华盛顿去。委员会的主席现在成了总统的候选人，三千万个家庭留下了一个清楚的印象，这就是美国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样腐败的事情。爱德·默罗说：“电视演出一直都极吸引人，观众多得惊人——也许由于出现在电视机上的小人都是真人实事。”杨－鲁比肯广告公司总结了总的印象，把广告登在纽约的报纸上，对社会上的罪恶表示遗憾，并问：“我们有什么该做的事情吗？”
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教导小孩如何分清是非。大概那件事已经做到了，但当凯弗维尔委员会仍在开会的时候，报纸却提出确凿证据，指控最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大学青年中——有营私舞弊。纽约市立学院篮球队一连好几个冬季曾以全国最优秀的篮球队之一上场参加比赛。现在发现，它的五个正式队员中有三个受贿——每人多达1500元，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赛球时，故意输掉。他们刚被控告，纽约大学、托莱多大学、布雷德利大学和肯塔基大学的篮球队员们也在类似的供状上签了字。
运动界的教唆犯，一个名叫萨尔瓦多·索莱佐的监禁了八年，其他人的监禁期限则短一些。把索莱佐当做替罪羊是很方便的事。只要那年秋天运动季节情况令人兴奋，大学名誉的污点会很快地被忘记了。不幸另一件丑闻又在那年8月出现。西点军校宣布有90名学员因考试作弊而被开除。
在篮球赛和考试中的作弊是有代表性的。美国当时正处在它的周期性的一次道德败坏的时期，这是自2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像这种道德败坏的年代中经常遇到的情况那样，人们对于罪恶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虽然他们不肯这样承认。要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问题就需要深深地体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说话很少有直截了当的。报纸上的关于伤风败俗的事情的报道都是用委婉的语言加以掩饰的。典型的例子如：称妓女为“应召女郎”或“接客女郎”，有时亦称她们为“玩乐女郎”。和一个男人睡觉，她们说起来总是“接了客”（“接了约翰以后，你又做些什么？”“我去浴室拿一条毛巾”）。累积起来的影响就是要使最古老的职业听起来很时髦。
50年代穿毛裘戴宝石的妓女出外卖淫大大不同于30年代初期那些沿着铁路线拉客人的一角钱一次的“野姑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六只角子【一只角子是折合一角二分五的小辅币。——译者】的“胜利女郎”。应召女郎不再在街头或汽车站拉客，她们的活动地点是高级旅馆房间，要用电话约会，就像医生那样。许多是美女竞选的获胜者和（或者）大学毕业生。有些主修经济学，在法庭上，她们几乎把自己看成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慷慨贡献者。实际上，她们所提供的服务，在商业上确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许多厂商给外地来的买主提供女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由它们的越来越活跃的广告部门充当拉皮条的角色。在会计方面得想出办法使那笔费用在申报所得税时得以扣除。只有那样以谨慎出名的女人才被吸收来做这种工作。但待遇很高，高达500元一次。一个爱挖苦的鸨母在她的名册上把她们标上“VIP”【VIP原义“特等要人”。——译者】的记号——代表“头等货”。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是对的。非职业妓女引起的麻烦对高级招待人员和行政副总经理来说是危险的。在路灯底下或在人数众多的鸡尾酒会上随便搭上的女人来历不明。她可能是有病的，或者是与你竞争的一家厂商的侦探，或者是一个存心敲诈的丈夫的老婆。一个月后她可能来到你的办公室甚至来到家里，要把偶然邂逅相逢变成长期的姘居。一切现款交易，就排除了那些可能性。玩了就算，不要拖泥带水。声名越大的人，就越有可能去找公开的职业妓女。为大明星扮演牧场雇工的小演员可以找不甘寂寞的女招待，但大明星自己却要找职业妓女。凡是职业上需要经常旅行的头面人物，包括驰名全国的政治家都是这样。当时，选民是不知道有这回事的。并不是他们对位居要职的人有任何幻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只是以为政界人物来盗窃国家财富还忙不过来呢。
哈里·沃恩少将是一个个子高大、态度和蔼的密苏里州人，稍有点像赫尔曼·戈林，打扑克是天才。在其他方面他没有显著的才能，也不是特别的精明。作为哈里·杜鲁门的侍从武官，他应该知道他会经常引人注目，但他仍是在役将级军官中最邋里邋遢的一个将官。他在重要场合不是忘记穿上军服的衬衫就是没有系上领带，并且一直在做幕后交易。当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不过是手脚稍许不大干净而已。举例说吧，1945年杜鲁门升任总统职位后，沃恩在他的第一篇演说中，曾对亚历山德里亚的威斯敏斯特长老会的妇女辅助队谈到被占领的德国的黑市价格非常厉害，为了拿出例子来说明，他透露他曾经把自己用55元买来的美国手表以500元的价码卖给一个俄国军官。
在白宫，沃恩以喜爱交际、和蔼可亲而出名。他在社交方面的精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他总是乐意光临鸡尾酒会或晚宴。他在那里结交了新朋友以后，第二天早上总是乐意发出一封信或打个电话，使政府机构运转起来更加顺利无阻。要是给恰当的地方干别的一行，这样做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干他那一行，的确是危险的事。
给那位将军惹祸的是一个以前在陆军军需军团担任过上校的名叫詹姆斯·亨特的品质卑劣的人。像亨特那一类的人不少，但他却是他们当中一个典型人物，而且也是当时卖官鬻权者的代表。付一笔手续费——在杜鲁门任总统时期是利润的5％——以后，那个能够“牵线说合”的人就可以使困难的交易顺利成交。在亨特的要求下，沃恩对管理机构、五角大楼的采购官员、国务院护照科以及农业部等都施加荒唐的压力。在被占领的欧洲，一个商人带了白宫的介绍信，为一个香水制造商收购了全部香料油。联邦贸易规章为亨特的一个委托人通融了一下，剩余物资处理办法为另一个委托人放宽了一下，公共住房建设计划为第三个委托人调整了一下。为了调整和平时期的经济，稀有的建筑钢材用于加利福尼亚的赛马场，稀有的商业用糖给了软饮料制造商。沃恩自己则做了这些受惠者捐献竞选经费的媒介。最糟糕的是他接受了其中一个受惠者送给他的一件个人礼物，后来闹得人人皆知，那就是价值520元的一个冷藏箱。
总统其他三个密苏里老伙伴是：唐纳德·道森，E·默尔·扬和威廉·博伊尔。他们的活动地盘是复兴金融公司。它是由赫伯特·胡佛建立起来支撑面临倒闭的一些厂商的，在40年代初期曾提供资金给国防工业，在战后则设法减轻经济调整的痛苦。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那公司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予以保留，但是那边的业务突然活跃起来。在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赖特领导下的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往那里去看一下，无意中却发现这竟是个藏垢纳污的渊薮。政府的拨款都被用来从事各式各样的投机，包括在拉斯韦加斯和迈阿密开设附赌场的旅馆。有一些案卷找不到了，另外一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公开偏袒的。美国利思福尔达公司向复兴金融公司申请借贷56.5万元资金，三次遭拒，就付给博伊尔8000元“手续费”，后者还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于是，那笔贷款批准了。总统特别助理道森，曾多次为缺乏担保的有政治关系的人向复兴金融公司搞到借款。扬则是复兴金融公司贷款的审查人。十年来他一直从他经手批准申请贷款的厂商那里收取“手续费”来补充他的薪金收入。经他批准一笔15万元的贷款后，为了表示感谢，那家公司送给扬夫人一件礼物，那是一件价值9540元的貂皮大衣。
那件礼物可惹了大祸。大多数美国家庭妇女所最心爱的而又做梦也不敢想得到的东西，莫过于貂皮大衣了。现在却有一个妇女得到了，只是因为她的丈夫欺骗了政府。共和党人对这件事火上加油——他们忘掉了自己党的全国主席曾出面为迦太基铁催化剂公司搞到复兴金融公司一笔大贷款，因为他自己就是那家公司的总经理——谣言逐步传开了，后来甚至有人认为在政府机构工作每人都有一个冷藏箱放在地下室，他们的妻子身上都有件貂皮大衣。布莱尔·穆迪参议员的妻子把她那件新的毛皮大衣钉上一张发票，上面标明这是染成貂皮的麝鼠皮大衣，价格只有381.25元（包括税款在内）。养貂场协会的哈罗德·里德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说明穿着貂皮大衣的妇女未必都是嫁给骗子的，事实上她们许多都是“有鉴赏力的极受尊敬的人”。
哈里·杜鲁门说，富布赖特对复兴金融公司的调查是“愚蠢的”。事实上并不然，富布赖特证明他的调查并不愚蠢。在参议院会议室的弧光灯和扩音设备底下，富布赖特在新闻界的面前摆出了证据，证明坐在总统的右边的道森，实际上却率领一个阴谋集团，假公济私，借以自肥。一件值得注意的物证就是复兴金融公司的董事沃尔特·邓纳姆的工作日志。在那本日志里，都小心地记下由道森和其他人打来的几十次电话，为那些找到了没有德行的政客的门路的声名狼藉、名誉扫地的投机商疏通关节。自蒂波多姆事件【蒂波多姆是美国一个地区。1922年美国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非法私自把蒂波多姆油田出租。后来查出福尔受贿，被判处徒刑一年并罚款10万元。——译者】以来，华盛顿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但杜鲁门仍然装着看不见。扬被大陪审团控告犯了伪证罪，白宫没有发表评论。总统坚定地为博伊尔辩护了三个月之后，博伊尔“因健康原因”被批准辞职。道森像沃恩一样，仍然是总统顾问班子的成员，并在人事问题上有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力。那简直是可恶之极。
然而可恶的事情层出不穷。按照当时的组织情况，国内收入局是一个不断诱人犯罪的地方。这个局设64个分局，每一个分局由一名局长负责领导。那些局长，他们的副手和华盛顿总局里的高级官员全部都是按政治关系任命的。这些职位就给了在上次大选中拉票有功的民主党人。财政部长斯奈德是一个老实的密苏里人，他早就预感到要发生丑闻，因此一直在想弄清楚有关受贿的传闻。他甚至要求圣路易斯分局局长詹姆斯·芬尼根辞职，但芬尼根和杜鲁门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赖着不走。
到了这时，一切情况都变了。随着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发现了旁证，大陪审团控诉芬尼根。这样，他才退职。但后来又被判定犯有漏报103000元该付所得税的收入的罪行。接着，斯奈德又命旧金山分局局长詹斯·史密斯及其八名下属暂停职务；接着又提出了阴谋欺骗政府的起诉书。波士顿分局局长丹尼斯·德拉尼辞职，被控收受贿赂。布鲁克林分局局长约瑟夫·马赛尔被发现漏报该付所得税的3.2万元收入。他和他的助手莫迪凯·米勒由于拒绝向委员会说明他们额外收入的来源而被开除职务。国内收入局局长、前白宫的一名助理乔治·舍恩曼，以健康状况不良为理由，提出了辞呈。一共有九名民主党员都要入狱，包括马修·康纳利，他曾任杜鲁门总统安排约会的秘书。
铁证如山，最后迫使杜鲁门做出反应。总统把司法部税务司司长拉马尔·考德尔撤职后，向国会提出了改组复兴金融公司和国内收入局的计划【肯尼迪总统于1962年赦免了康纳利；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赦免了考德尔。】。以后该局改称国内收入署，它的全部人员将归属文官系统。但是那样做并不足以平息批评政府的人。当时距离下届总统的竞选时间不到一年。“华盛顿一团糟”已经成为竞选运动中一个强有力的争论点。得想出个办法来抢在共和党前面。因此他宣布成立一个总统委员会来调查联邦政府内部贪污的情况。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怀疑到底有没有一个足够诚实的民主党人来领导这个委员会。对杜鲁门来说，这绝不是开玩笑。他首先任命托马斯·墨菲，此人是阿尔杰·希斯的起诉人，现在是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墨菲接受了任命之后，却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这对总统的威望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接着，杜鲁门宣布整顿工作由他的司法部长霍华德·麦格拉思来领导。那些批评者说，那比不整顿更坏。因为丑事也涉及他的司法部，同时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就是他把那些受到起诉的人带到政府来工作的。共和党大叫说那不过是粉饰门面。同样叫喊的有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也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投票通过要自己来动手调查麦格拉思和司法部。
那场笑剧现在接近了高潮。总统逼得没有办法只好任命一个开明的共和党的律师纽博尔德·莫里斯为该委员会的主席。莫里斯接二连三地在“与报界见面”的电视节目上透露对司法部一些未经证实的怀疑，拒绝了麦格拉思给他办公的地方，自己在华盛顿商业区一幢办公大楼里设了一个办事处，要求国会授予他签发传票的权力。但他遭到了拒绝，后来自己反而被传唤——要他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面前作证，因为后者要讯问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对非法出售剩余油船给外国政府扮了什么角色。莫里斯接着得罪了政府中的每一个人，因为他竟向所有美国政府职员，包括内阁全体阁员在内，寄出详细的调查表，命令他们登记自己的资产净值和收入来源。当麦格拉思接到那份调查表时，大发脾气。他错误地以为，莫里斯是他的下属，发给他一份五个大字的通知：“即日起停职。”杜鲁门从美联社的电传打字机上得悉此事。于是，他也大发脾气——把麦格拉思撤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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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党代表大会之前最后的几个月中，杜鲁门的地位越来越不牢固。他对那年钢铁罢工的处理是仿效他在六年之前使约翰·刘易斯乖乖就范的巧妙手法的，结果却弄巧成拙。当时钢铁公司拒绝遵守工资调解委员会3月20日的仲裁，即规定对工人增加工资但不增加钢铁价格，杜鲁门便命令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接管那些工厂作为国家的财产来管理。他以为他的紧急应变权力容许他那样做，并且相信最高法院也会同意。但是最高法院却不同意，于6月2日裁定那次接管是非法的。不管怎么样，钢铁工人联合会还是罢工了，为了要使工会的六十万工人以每人增加工资一角六分回去工作，总统得同意每吨钢材的价格增加五元二角——那正是他一直想避免发生的事情。
在白宫发生这场丢脸的事的同时，共和党方面越来越不择手段了，这种情况使人震惊。由于太长的时间没有掌权，对选民失去了信心——因为在过去连续五次的总统竞选中选民都不选共和党——因而少数党下了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破坏民主党人的威信。它有权也有义务揭露在杜鲁门保护伞掩蔽下的小偷窃贼。攻击政府腐败失职是为国服务，民主制度就应该这样发挥作用的。但是共和党对迪安·艾奇逊和乔治·马歇尔的猛烈得异乎寻常的攻击却是另一回事。这两位与考德尔和芬尼根这一类的骗子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他们作为美国在国外的代言人，所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至少也该承认他们是为了崇高目标而工作的正派的人。
艾奇逊是一个出身高贵、有教养的人，对待政敌有一种冷淡的甚至傲慢的态度。马歇尔将军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战时英雄，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同两党都没有关系。他作为总统的使者前往中国，就像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登陆一样，是超乎党派政治之上的。在内阁里他避免受到党派方针的影响。他只有一次所采取的立场引起了别人的非议，那是在免了麦克阿瑟职务以后所引起的吵闹中发生的。他当时为了有限战争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毫无疑问，那激怒了在国会中拥护麦克阿瑟的人。但是奥马尔·布雷德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亦为那个主张热烈地辩护。此外，在麦克阿瑟没有被召回之前，共和党对马歇尔的对立情绪早已露了端倪。1950年9月，20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宣布反对任命马歇尔为国防部长。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称他为杜鲁门的“爪牙走卒”。乔·马丁称他为“姑息派”，要对毛接管中国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马丁曾有效地领导过一些斗争，否决了为关岛及威克岛设防的立法。他当时曾说过，为那些地方设防可能会挑惹日本的军阀。】。什么东西激发他们那样做？为什么他们要盯住一个曾被称为“现今最伟大的美国人”的杰出的军人不放？
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马歇尔是一个超乎政争的民族象征。在争夺权力的无情斗争中，任何一个无可挑剔的人对他们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他当时不站在他们那一边，有一天他就有可能站在反对他们的一边。既然如此，他们就需要先发制人，彻底地损害他的名誉，使他将来发表的任何意见，无人再会相信。这项工作的最后一阶段由麦卡锡来干了。1951年6月14日下午，他开始在参议院作他的最长最出名的演说，控诉马歇尔“阴谋之大，声名之狼藉，使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那样的事情都相形见绌”。
自由派共和党人则在努力对杜鲁门政府形成一个明智的、负责任的反对派。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宣称，她不愿意看到她的党靠“诽谤四骑士——恐惧、愚昧、偏执和污蔑”走向胜利。埃米特·约翰·休斯主张不要用“华盛顿的一团糟”这样的话，认为这样说“小气、自以为是、过甚其词”。休斯亦以为对民主党人的爱国精神表示怀疑是危险的。但到1952年年初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元老派已听不进这样的劝告。在那整整的一年中，共和党的辩论家甚至坚持要把对方称为“The Democratic Party【民主党正式名称是The Democratic Party。——译者】”，硬说在字面上是对的，虽然实际上的意义是一种轻蔑。
共和党右派发表的演说，把民主党人分为五类：罪犯、卖国贼、懦夫、老是陷入战争的无能之辈以及没有足够魄力来侵入中国加以征服的虚弱者。意见不同的政客一般是相互容忍的，但是这一种口头攻击造成的后果使两党陷入深刻的分裂。
共和党的立场受到一般人的欢迎。大多数美国人已开始不赞同杜鲁门来当总统，即使他在总统竞选时到处旅行也不能使他像以前那样获得他们的欢心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所不断抽查民意，他的第一届任期最不得民心在1946年，只有32％的选民拥护他。在1950年整整的一年中，那个数字徘徊在37％与46％之间。以后——在他任职的最后两年中——赞成他的人从来没有超过32％。有时则降低至23％，那就意味着每四个美国人中不到一个才支持他。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他有作为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吸引力。看起来他充其量是一个有胆量的光靠决心来克服自己的无能的人。他就是那样来估计自己的。1952年4月在他的第300次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对记者说：“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的一切贡献给国家。有很多很多人——我想在这个国家有100万人——能够把这项工作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既然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我就把它做好。我总是引用亚利桑那墓碑城的墓地里那一句墓志铭。它是这样写的：‘杰克·威廉斯长眠于此。他已拼了老命。’”
但是，对一个像他那样有信念的民主党人来说，共和党政府上台的前途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除了杜鲁门之外，谁能当民主党的候选人·埃斯蒂斯·凯弗维尔的名字随处都可听到。他已报名参加所有的预选，他有一批为数甚大的追随者。杜鲁门不为所动。总统是一个操纵党组织的政客，并以此自豪，他不喜欢那些弄污了自己民主党人声誉的改革者。但是大多数其他有资格的候选人不是有这种就是有那种不利条件。艾尔本·巴克利已经72岁，太老了。佐治亚州的拉塞尔是自由派死对头。哈里曼从没有参加过公职竞选。1951年秋，杜鲁门觉得在所有有条件接他班的人中已经找到最好的一个人了。他邀请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前往基韦斯特的总统别墅，向后者建议辞去法官职位来当领导人。文森嗯嗯呃呃地支吾了一阵，表示最高法院不应作为到白宫的敲门砖，但最后同意回去与他的妻子商量一下。他的妻子更不喜欢这个主张，杜鲁门在他的文件中遗憾地记下那位首席法官“坚决谢绝”。接着，总统便转注目于伊利诺伊州。在1948年11月的大选中，那里的州长候选人创造了一次显著的个人胜利，以572067票这个史无前例的优势取胜。杜鲁门自己在伊利诺伊的优势不过是33612票。无疑，靠他自己一个人，他会丢掉该州的。他对一名总统助理戴维·劳埃德说，下次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前来华盛顿访问时别忘了通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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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月里，一个共和党的州长，新罕布什尔的谢尔曼·亚当斯成为该州争取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委员会的主席。他立刻碰到一个问题。如果要把一位候选人的名字报上去参加即将举行的新罕布什尔州总统预选，按照法律他要提供证据，证明他的候选人是共和党的党员。亚当斯寄出一封查询信件给堪萨斯州艾森豪威尔的县城，下面的信就是该县文书穆尔的回信：
『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先生从没有在本县参加过投票选举，预选法律是在1928年开始生效的，他从那时起从来没有投过票，自1927年1月14日以来，我一直是本县的文书，据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德怀特一直不在本市，至少他从没有参加过投票，否则我会知道，因为自预选或烙印法在1927年春通过，在1928年预选才生效以来，党员名册一向在此。
德怀特的父亲是一个共和党人，在他逝世之前总是投共和党的票，但是那对他的儿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许多人都不跟他们的父亲，这一点我感到遗憾，很多人都相信欠债，看有多少钱可以使用，这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会使这个国家陷于破产境地。
我认为他不会有什么政治见解。』
艾森豪威尔不但没有什么政治见解，而且也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明显的指导原则，对当时大部分的重大问题，甚少发表公开见解。四年之内已经是第二次向他提出担任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位，但是建议他担任那职位的人们却不知道如果他担任了那个职位又将会怎样行事。诚然，在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他曾经说过这样保守的话，如“如果美国人所需要就是生活保障的话，他们大可以去蹲监狱”。同时，他还利用了他的威望，争取舆论支持罗斯福和杜鲁门的对外政策，他的成就，包括他当前担任的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职务，是在代表民主党政府的时候所取得的。所有他的同胞都可以放心，他是一个坚强的、正派的、宽洪大量的人，赢得了欧洲政治家的敬重；他表现出来的许许多多平凡的特征，都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喜欢在他们的领袖身上找到的，例如，爱好用方言开玩笑，穿衣服随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艾森豪威尔短上衣。
他原来是一个共和党员，虽然这个问题经过令人苦恼的几个星期才得到解决。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1952年1月6日从法国回来不久，对记者说，如果共和党人提名，将军是愿意接受的，同时他不会否认洛奇的话。但结果他几乎要否认洛奇的话。就在第二天，他在巴黎拒绝向记者说明他的党派关系，只说那位参议员对“我的政治信念的一般趋向以及关于我投共和党的票的记录作了一个准确的报道”。他避免回答接受请求出来竞选的问题。他警告说，为他进行这种活动的人这么做使他很不高兴。尽管“美国公民有权组织起来追求他们共同的信念这一点不成问题”，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们要拥戴的人并不赞同他们的信念。他又说：“我决不会为了要想提名竞选政治职务而要求解除现在这个职务，我将不会参加那些意欲推选我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前进行的活动。”
显而易见，他把门关上了。但是，接下来他又把门打开一条缝。如果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自然就会响应担任“超越我目前责任的职务”的号召。对亚当斯和洛奇来说，这一点就已足够了。于是他们便开始着手为他竞选。在当时那批深信艾森豪威尔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并且他很快就会忘记他要留在巴黎的保证——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哈里·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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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史蒂文森州长在纽约每年一次的市区联盟宴会上发表讲话。他于次日下午4时抵达华盛顿，参加一个调查矿山的会议，但发现大都会俱乐部的房间已经人满。然而在罗杰·史密斯旅馆里，已为他定了一个房间。他在该旅馆办理登记手续时，收到一封从布莱尔宾馆来的信，通知他总统想在那天晚上和他会面。晚上11时15分，史蒂文森回到他的旅馆，感到头晕目眩。他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说：“我是艾德莱，我刚刚遇到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请你立刻到旅馆来谈一谈好吗？”他的朋友到达旅馆时，只见他脱了上衣，穿着衬衫。史蒂文森说：“我刚从布莱尔宾馆回来，总统要我把世界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手中拯救出来。”
在杜鲁门的回忆录中，他写到他告诉那位州长：
『……我不会再参加总统竞选了，我认为他是最合适担当那个职位的……我告诉他我对总统职位的看法，而它怎样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有权力的、最伟大的职位。我要求他接受这个职位，并告诉他，如果他同意，就可以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他说，不！他显然吃惊得发呆了。』
史蒂文森提醒杜鲁门，他已宣布竞选连任州长，而“不应把伊利诺伊州人民所给的最高职务看做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慰奖”了。他对两个小儿子负有责任，因为这两个儿子实际上被爱交际的母亲所遗弃了，过于抛头露面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此外，他还怀疑自己是否已具有条件可以担当总统那个职位。在斯普林菲尔德再任一期州长以后，他可能更有条件一些，但是现在不行。当然，史蒂文森没有表示，对民主党候选人来说，当时这一年是困难的一年，但他一定想到过这一点；不像杜鲁门那样，他是知道最近的丑闻对政府的声誉有多大的损害的。
相反的是，艾森豪威尔却曾经这么想过——当他观看该年夏季电视广播中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时——要是他早知道民主党会提名一个像史蒂文森那样有人品的人，他就会留在巴黎不回国了。正如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其他的人一样，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到了艾德莱·史蒂文森的魅力的感染。从外表看，那位州长是貌不惊人的：他身材矮小，头顶光秃，面露笑容，但他可以说是个政治天才。他人品正直、一心为公的精神是大家一下子就可以感觉出来的。他的才智和妙语博得了两党的赞赏。没有一个20世纪的政治家，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在内，在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中赢得那样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他讲起话来，能够引起听众对美国的过去和将来的景象有一种抒情的感觉。史蒂文森向往林肯的理想，当他把听众引导到这种理想方面去时，全场肃静无声，对他党内那些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来说，他成为那年的一种宗教信仰。正如12年前的温德尔·威尔基那样，他使他的同胞停下来想一想他所代表的是什么，而八年之后，他曾举得那么高、那么久的那盏明灯又为另外一个年纪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杜鲁门拒绝接受他的撤退。次日早晨，1月22日，在总统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共进早餐之后不久，史蒂文森造访布莱尔宾馆的消息传遍了全国。感到惊愕的州长走到那里都被一群群的记者所包围。他的名字在所有的辛迪加专栏作家写的推测文章上出现，《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他的画像，那篇报道说：“不管谣言背后的真相如何，这一点足够明显的：对民主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而艾德莱·史蒂文森在政治上却是热可炙手，哈里·杜鲁门感到需要一些温暖。”新闻界问到他是不是同意应召出来竞选，史蒂文森感到自己有思想斗争。他问接近他的一些人，一个身体健康并早已参加政治生活的人，怎么能够拒绝美国政治中最大的荣誉和最大的责任？他对记者的回答是尽可能的否定地说，“一个现代的代表大会”不可能“违背一个人一再明白表示的意愿而征召他出来竞选”。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有72年没有发生过了。1月间，史蒂文森认为要那件事情重演是不可想像的。
六个星期过后，他就没有那么肯定了。3月4日，他再次和总统会面——根据杜鲁门的回忆录所说，是应他的要求会面的；但根据史蒂文森的文件所述，是应杜鲁门的邀请的。为了避免鼓励总统竞选运动迅速发展，州长改用他的一个助手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的名字飞往华盛顿。在路易斯维尔停机加油时，他的老朋友《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的出版者巴里·宾厄姆力劝他让人民“根据他过去为大众服务的记录自己做出判断”。史蒂文森笑着说：“好呀，你真帮不了我什么忙！”他在布莱尔宾馆对杜鲁门重申，在伊利诺伊州重选连任州长是他最大的奢望。但总统也给他帮不了什么忙，后来他写道：“我发现在史蒂文森的身上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全地移交党领导的责任的人了……我确信他会把要求提名候选看成是他的责任。”
1952年3月29日，州长参加了由民主党每年举办一次的杰弗逊－杰克逊日聚餐会，当时有5300名民主党人参加，在华盛顿国民警卫队训练场举行。其他客人包括了艾奇逊夫妇，在赴宴途中，艾丽斯·艾奇逊问她的丈夫是否认为总统会在聚餐后发表的讲话中透露他的竞选计划。不可能的，国务卿干脆地回答说；对他来说，宣布他继续参加竞选为时过早，如果他决定不参加，他也不会在这些听众面前宣布，那会使许多人感到失望的。结果却是，艾丽斯·艾奇逊是杜鲁门家人以外第一个人得到消息的。她坐在总统的身旁，当发表演说的时间接近时，他把讲稿的最后一页给她看。在讲稿上，他亲笔写下他决心不参加下一届总统竞选。“在这里只有你，贝丝和我，”他说，“知道这件事。”她感到很不安，想要她的丈夫过来说服他，但他摇摇头。“过后不久”，艾奇逊写道，“他把那件事宣布，使我们大吃一惊。党完全没有作好准备来寻找一个新的领导人，而且可以挑选的人才看来是很少的。”
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史蒂文森在当时已改在电视台广播的“与报界见面”节目中出现在拥挤的演播室观众的面前。分量最大的问题集中在他在希斯案件的作证。证词中关键的部分是简短的：
『问：你有没有认识其他认识阿尔杰·希斯先生的人？
答：有。
问：从那些人的说话中，阿尔杰·希斯在正直、忠诚和诚实方面的名声是怎样的？
答：可以。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正直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诚实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在代表政府的律师的反诘中，他作了下面的证词：
『问：在1935年一年中，直至1938年这段时间内，你有没有到过被告阿尔杰·希斯的家做客？
答：没有，我从没有到过希斯先生的家做客。
问：在1948年以前，你有没有听说过被告阿尔杰·希斯在1937年和1938年从国务院把机密文件拿出并把那些文件交给没有被批准的人来看及拿到手上？
答：没有。
问：在1948年以前，你有没有听到被告阿尔杰·希斯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
答：没有。』
但是，在经过麦卡锡主义横行两年之后，像这么一些平淡无奇的材料却仍然被变成政治诽谤的材料。新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参议员的理查德·尼克松说史蒂文森“曾经给阿尔杰·希斯作人品方面的证人”并“为阿尔杰·希斯辩护”【当尼克松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说时，那位州长在伊利诺伊州之外实际上是无鼎鼎大名的，而在《国会议事录》中，他的名字误拼成“史蒂芬森”。】。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埃弗雷特·德克森在当时采取了同一的论调。（“他会说些什么呢？”史蒂文森问道，“他可会说谎吗？”）而《芝加哥论坛报》的社论评论说，州长本该避免作证的，因为出来作证“就表示他愿意和阿尔杰·希斯站在一起”。
现在在《与报界见面》的电视中，史蒂文森说：“我是一个律师，我认为在法庭上诚实地心甘情愿地作证是公民的职责，特别是律师的职责——这是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我想，如果一个从事政治生活的人，在一个刑事案件中，由于太胆怯，惟恐被告最后宣判有罪，而不敢说出他所知道或听到的关于被告的事情，这对盎格鲁－撒克逊派的司法来说，是极其不幸的。这是极端的胆怯。”
在回答其他问题的时候，他再说一遍：“我一定参加州长竞选。我希望参加州长竞选。我不谋求其他职位。我没有其他奢望。”劳伦斯·斯皮瓦克问：“州长，演播室听众这么多，有没有给你一点儿感觉，说明国内一些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史蒂文森微笑了。“这实在是太过奖了，”他说，“我想过奖的话伤不了人——那就是说，如果他听了不是飘飘然的话。”
他没有说出的话是，卡内基基金会曾投票赞成阿尔杰·希斯为该基金会主席，不同意他在受审期间提出辞职，在那基金会的理事中间，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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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艾森豪威尔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获胜，以44494票胜过塔夫脱的35820票；八天以后，史塔生在明尼苏达州预选以128605票获胜，但艾克紧紧跟在他后面，获得自动投的106946票。由巴黎传来的消息说，从这两次结果已经说服了将军，使他“重新审视”他的“政治态度”。简而言之，他在收拾行李要回国了。
凯弗维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代表的拥护，使总统在一个接一个的州里丢脸；但共和党的预选，经过初期对艾森豪威尔突然激发的热情后，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塔夫脱在内布拉斯加州胜过了将军，在威斯康星州胜过了沃伦，而在伊利诺伊州又以超过70万的票打败了史塔生；自动投的票使艾森豪威尔名列第三。4月15日，将军在新泽西州击败了塔夫脱而获胜。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又取得胜利，而杜威州长的支持，保证了他在纽约州代表中得到大量的支持。他在堪萨斯州获得20名代表，但在肯塔基州却只有1名，其他19名则给了塔夫脱。塔夫脱也同样在印第安纳州取得胜利。6月3日，在最后两州预选中，沃伦在加利福尼亚州获胜，而塔夫脱则在南达科州打败了艾克。在全国范围内，塔夫脱的助手们估计在代表大会可获588票——要获提名需604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