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罗杰斯说：“保罗·里维尔【里维尔是波士顿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军出发进攻北美洲革命军，他连夜骑马由查尔斯镇到列克星敦镇，沿途大声报警，让大家及时准备。——译者】仅仅唤醒了康科德镇上的人，但是这些家伙却唤醒了整个美国。”且听艾奥瓦州的人在20号公路上唱出了这样的歌：
『让我们过个农民节，
农民节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我们的小麦、火腿、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吧！』
在苏城东面48英里的切洛基镇附近，米洛·雷诺的农民军营地被人用霰弹枪袭击，苏城因此很快就解围了。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诺说，“你们挡不住农民运动，正如挡不住1776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美国传统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镇有60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有效，便决定想办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的土地。
堪萨斯州一个村子外面，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被杀的是律师，他刚刚宣布把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抵押回赎权取消。内布拉斯加州的夏延县有二十万农民债台高筑，于是他们的领导人宣称，如果本州立法机关不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要集合起来，把州议会大楼踏平。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吓人：穿着黑衬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C·布雷德利从高座上拉下来，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法官不答应。再三问他，他还是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把他打翻在地；还用一根绳子一头绑着他的脖子，一头绕在路标上；又把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旁边有人大声说：“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尽管法官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过后他却不敢对那些人提起公诉。
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之后，往往有好几百名农民出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被推到一边，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便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有一次，县执法官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得五分钱，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头猪又是五分，两只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财产转手时，总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购买人把土地又归还原主，并由官方发给地契，确认他有99年的产权。代表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师们往往被绑架，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总公司不得不软下来，同意暂缓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规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还补充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革命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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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多事的冬天，许多敏感的青年渐渐懂事了，30年后，他们将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事物反应不同，但是没有谁能忘记大萧条时期的情景。他们一生中目睹美国历史多次发生危机，可是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这个来得最早的危机影响最深。
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1932年时，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哈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扬和约翰·格伦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德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比利·格雷厄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洛、沃尔特·赫勒和白修德19岁；威廉·威斯特摩兰、坦内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18岁；杰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1932年秋，尼克松在惠蒂尔学院三年级读书，主修历史，同时在自己家里开的商店里卖新鲜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赶到洛杉矶公共市场去跟菜农讲价钱买进蔬菜。他家里有饭吃（当时美国还有八千万人既不挨饿也不靠救济过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并无怨言。但是，他是大学生，这个身份又跟别人不同；因为当时18～22岁的青年，上大学的不到1/8，上过中学的也只有一半。对大多数人来说，正规教育仍然限于在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里读书，这样的小学在全国有143,391所之多。
如果我们能回到1932年去，便会发现典型的中产阶级多半住在城市里；郊外住宅区已经开始形成，但只占18％的人口。那时，一个人带着家小舒舒服服住在离工作地点不远的地方，还是可能的。如果一个70年代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区参观，他首先会发现街道上有好些东西不同于今日：“停车”的交通标志是黄的，邮箱是绿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屋外表破旧。原来从1929年起，没有几所房子经过粉刷，有些房子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东杰弗逊街，麋鹿会原定要盖的11层楼就没有完成，34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梁一直仰对着天空。
70年代的各种用具、轻巧装置和物质享受，多数还很少见。那时还没有电动割草机、家用空气调节装置和自动洗碟机；没有干衣机、电热毯、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没有保温玻璃窗、尼龙丝袜、易洗易干的衣服和冷藏食品；没有自动咖啡锅、配干电池的电动剃刀；没有过滤嘴香烟、电动牙刷、乙烯基塑料地板；没有圆珠笔、电动打字机、口述录音机、静电印刷复制机；没有泡沫塑料、高保真度立体声收音机、黏性胶带；没有家用电冰箱、盒式录音机、彩色的或瞬间印出的胶卷；没有玻璃纤维钓竿、垃圾处理装置、磁带录音机；没有扫雪机、电动手术刀；没有家用吹发暖风筒，没有电动罐头刀，没有公共场所的音乐播送装置。尽管吉尔伯特·塞尔德斯在《哈泼斯》杂志上曾预言过：“不久我们大概就会有简便廉价的机械装置（目前正在不断改进中），把广播中心台发射的电影放映在家用收音机旁边的小银幕上了。”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机，连黑白电视机也没有。但是虽然没有这些，中产阶级居然也度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整个30年代。简直像拓荒者的生活！
大多数美国人在家取暖都是用热空气炉，人工加煤，一天两次。一个冬天，全国大约需要4亿吨煤，由一个浑身黑黝黝的人送来，运煤的卡车开到地下室窗口，煤倒入滑槽，滚进炉子旁边的煤箱里。当时所谓“冰箱”不是电冰箱，而是装冰块的箱子，由一个送冰的人送来。家庭主妇需要多少磅冰，写在厨房窗口的一张卡片上，是100，75，50，或是25磅，一看便知。只有有钱的丈夫才能给太太买一个新式的烤面包电炉，能同时把两面烤焦（这是那一年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商品目录中所谓“特级烤面包炉”）。在大多数的家庭里，面包是放在煤气炉、煤炉或者柴炉里烤的。炉子也用来烧热大熨斗，把从洗衣店里刚拿回来的洗净了的衣服熨平；如果家里没有热水龙头，还用炉子烧热水，一大桶一大桶地拿去洗澡。
留声机得用手上发条，这叫做“维特罗拉”或者“格拉摩风”，不叫电唱机。家庭主妇开始做那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先戴上防尘帽；通常只有一种机器可以帮点忙，这就是地毯清洁机。1932年12月，由亚拉巴马州电力公司供电的大小住户，总共只有185部真空吸尘器。大多数农庄的照明都靠煤油灯。在全国农家中，用得上电力的只有10％（在密西西比州只有1％）。90％的农家既没有浴缸，也没有淋浴设备。75％的农家室内没有自来水。50％的农家到井里或小河里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给小孩洗澡。（有好几百万住在城市的家庭只有一块洗衣板，全家都用它，通常是星期一就把衣服晾在门外。）虫子很多，每到夏天就是个问题。滴滴涕那时还没有，不分农村城市，惟一的防虫设备是喷药器（“亨利，快点拿‘飞立脱’【指喷药枪。——译者】来呀！”）和粘蝇纸。做妈妈的给孩子弄点水果汁也得自己动手，买来“花旗”蜜橘，放进铝制挤汁盘，花上半天工夫一个一个地把果汁挤出来。
姑娘们懂得怎样用发夹夹住头发（男孩大约在同样年龄也第一次穿上长裤子）之前，妈妈就对她说清楚，有社会地位的妇女跟没有地位的有哪些差别。有地位的妇女有这些好处：男人给她开门让她走在头里，公共汽车和电车上有人起身让座；她一进电梯，男人就摘下帽子来；卖肉的听她的话，要什么肉就切什么肉；食杂商店听到电话，就送货上门；如果她生小孩，照例卧床十天（全部费用，包括请医生，共25元）。但是另一方面，她得顺从丈夫的意旨，因为在举行婚礼时她已发誓要“爱他，尊敬他，服从他”了。她在众人前一举一动都要规规矩矩。中产阶级的妇女不能在街上抽烟，不能满头都是卷头发的夹子就出去见客；手提包里可以放个带镜子的小粉盒，装些化妆品，可是只能在无人处或者女厕所里才好拿出来用；不能破口骂人，也不能讲下流笑话。（有时候她也很想知道所谓妇女同性爱是什么意思，可是去问谁呢？）广告的撰稿者们想尽办法来吓唬她，弄得她怕这怕那：怕口臭，怕狐臭，怕内衣臭，怕坐办公室把屁股坐大了，怕毛孔被堵塞了，怕刷牙流血，怕呼吸有香烟味，怕结肠功能衰竭，怕乳房下垂，怕脚癣。裙子要长过小腿肚（如果裙子不过膝，那准是个婊子）。有身份的妇女不戴上扣钟女帽就不能出门，就像丈夫没有戴上前檐下弯的呢帽就不能上街一样。她可以用“伊帕纳”牌牙膏（据说用了它就“一笑嫣然”）、“韦斯特医生”牌牙刷，甚至用“坦吉”牌口红，但是指甲油和染发水却不行。理发师那时还不懂得怎样染发，这样的事情体面的妇女们连谈都不敢谈。纽约大学化学专业有个聪明的青年学生，挨家挨户兜售自制的“克莱罗尔”牌染发剂，可是为了混饭吃，竟不能提“染发”，只能说给头发“上上色”。
中产人家做母亲的往往还要看护病人。那时病人一病就是好些天，痛苦得很。即使看一下牙科，也得吃一小时的苦。牙医一般使用的麻醉药是普鲁卡因（奴佛卡因是后来才有的），病人坐上手术椅才临时配药，打针打下去又有种种不良的副作用。成千上万的病人医牙还是用钻锥吱吱地来钻的。因为高速钻头还没有发明，所以看一次牙医不能解决多少问题。许多医院的麻醉师使用的是氯仿，其后不久改用乙醚，也不见得比氯仿好多少。当时没有磺胺药，也没有抗生素。患脑膜炎的95％要死亡，肺炎也经常致命。甚至连病毒感染（当时称为“格利普病”【即流行性感冒。——译者】）也算重病号。虽然住院花钱不多，但是没有疾病保险——美国医师协会直到1933年才同意成立蓝十字会【非营利性的保健组织。——译者】，所以多数病人只能待在家里，也就是说，让做母亲的守着。她很少有药物帮助治疗。凭处方出售的药只限少数几种巴比妥酸盐，主要是苯巴比妥。40年后的今天，人们吃药太多了，可是当时药品却销不出去。1932年至1934年间共有3,512家药房倒闭，欠下了5,900多万元的债务。
做母亲的比现在辛苦，可是母亲所能起的作用也比现在大。当时父母对儿女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还没有teenage subculture（青少年亚文化群）这回事；《韦氏大词典》给teenage这个词的定义是“用来做栅栏和树篱的灌木”。青年人叫做“小伙子”，小伙子都是忠于家庭的。现在那种令人发愁的到处出现的青少年集团，那时还没出现，所以孩子们很少感觉到朋友和父母之间有什么冲突。没有哪个孩子想到要跟别的孩子谈论自己父母之间的矛盾。如果一个中产人家要在星期天下午开车到乡下兜兜风（这是常有的事），孩子们就不参加棒球比赛，不“跳方格”【一种游戏。——译者】，跟父母出游去了。大萧条时期，家庭里的娱乐活动反而增加了。据匹兹堡市调查一百多个白领阶层和专业人员的家庭的结果，大多数家里都有了更多的娱乐活动：打乒乓球、拼板子、下跳棋、客厅游戏、打桥牌，尤其突出的是听广播。
收音机往往是起居室里最显眼的一种设备。无论是“阿特沃特·肯特”牌也好，“飞歌”牌也好，“银星”牌也好，“豪华”牌也好，都可能是目前已经不时兴的那种“大瀑布城”式的落地收音机。安排广播节目的人，考虑到家庭的生活情况，所以在白天播送让母亲们听的分段连播节目，晚上播送新闻、滑稽剧和歌舞杂耍，其间穿插一小时的儿童节目。
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冬令季节，中产阶级的少年几乎个个头戴毛线帽，身穿羊皮衬里的黄褐布上衣和灯心绒灯笼裤，脚穿系带子的高筒靴，靴边插一把大折刀（夏天穿短裤和“克兹”牌篮球鞋）。如果他走运的话，还有一部“护林”牌28英寸自行车，配上脚刹和防漏的垫式轮胎。车子闲着时，就用一元五角的挂锁锁住。在那样的年头，他不会不明白钱是多么有用，能买到多少东西。五分钱可以买到一块三色冰砖，一个“霍尔顿”牌的纸杯冰淇淋，一根棍儿糖，或者一长条面包；也可以在市内打一次电话，要一杯咖啡，买一份《星期六晚邮报》、《柯里尔》杂志或者《自由》周刊。一分钱可以买到一些糖果，一支铅笔，一张明信片，一叠纸，一颗玻璃弹子，甚至可以让你的好朋友说出心里话。
如果爸爸给零用钱（譬如说，逢星期天给五分），或者帮人家铲雪、剪草（剪一片地工资两角五分）挣得几个钱的话，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拐角上的小药房【这种街头小药房，兼营冷饮、小吃、香烟、书报之类。——译者】。在那里，你可以坐在大理石面、金属腿子的桌子旁边，喝一瓶可口可乐。不过俄亥俄州扬斯敦市的孩子们最喜欢从一个糖果商那里买冰棍吃，这人开着白色卡车，摇着铃，慢慢通过郊区，自称“快活人”。男孩子要是攒下五角钱，可以买到最近一期的《汤姆·斯威夫特》连环画。正如戴维·里斯曼所指出的，儿童文学作品里的英雄人物“都是雄心勃勃的。这些英雄有奋斗的目标，读者认为自己也同他们一样，因此极力模仿他们……英雄们获得胜利，常常是由于有善于控制自己的美德，譬如说，临危不惧。”意味深长的是，中产家庭最爱读的书是查尔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从纽约飞渡大西洋，到达巴黎，成为当时的英雄人物，30年代时倾向纳粹。——译者】的《我辈》。
孩子们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罗·埃尔默·莫尔当时说的，有“内心的制衡”），总想有所作为，虽然大萧条时期情况不好，不可能有太远大的志向。1931年，《文摘》杂志调查了孩子们喜欢的职业：八岁的男孩希望长大以后到西部做牧牛骑士，当飞行员或者做军官；女孩希望当电影明星。到了18岁，男孩便希望当律师，电气工程师或者建筑师了；女孩想学速记，当秘书。到了青春时期，孩子们逐渐清醒起来了，可是这并不是有趣的事。多萝西·迪克斯这样解释青年的处境：“童年时代那么短，童年以后那一段生命又那么长。做母亲的最多只能让孩子们舒舒服服过几年，以后就得面对现实了。如果她不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坚强的人，却把他们弄得软弱无能，无法对付各种困难，那就要铸成大错。由于父母的错误，孩子们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价。”
孩子首先要学的是讲究仪容举止，因为这在将来找工作时大有用处。爸爸告诉他，“坐要坐得笔直”，“这里有一角五分钱，拿去理个发吧。”他心里想买的大概是“轻灵”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机，可是最先到手的却是一套价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哔叽服装，包括一件上衣、一件背心、一条灯笼裤、外加一双两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皮鞋。每逢星期天和开学日，就穿上这身服装。做母亲的都把孩子上下打量一番，就像一个上士班长在举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阅兵礼之前逐个检查班里的士兵一样（不知怎么，孩子总是忘了带白手绢）。母亲想让孩子给新老师一个好印象，可是孩子却不懂得这个。
上学时，孩子带个“杰作”牌纸本子（封面印着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画），在上面吃力地抄写作业，所用的是笔画粗、线条圆的帕尔默式字体。课室里的座位常常是按学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学校里至少有一间课室的墙上有庞贝古城【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被毁。——译者】遗迹蚀刻画或者古罗马恺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说的，这些东西“表明学校的装饰对于儿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课本中有些课文，今天读起来倒挺有意思。少年时代的林登·约翰逊在地理课本里读过这些话：
『法属印度支那的气候和居民的特性都类似暹罗。森林覆盖的山上盛产贵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则遍种稻谷。其他产品有蚕丝、棉花、茶叶和香料，还有绵延的地下煤层。』
公民课有个课本这样说：
『一个孩子如果不听话，一辈子都要吃亏。小时在家里不听话，长大后就不会遵守国家的法律，虽然他也参加选举，选出了制定法律的人。研究我国政体的男女青年很快就会发现：在民主国家里，服从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国家一样，都是必要的。』
在托马斯·马歇尔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广泛采用的《美国史》（1930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话：
『奴隶：尽管黑人是奴隶，他们在种植园时代通常很快活。他们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喜欢唱歌、跳舞、说说笑笑，喜欢鲜艳的颜色，如果头上裹上了一块红色或黄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扬扬得意。他很想得到人家的夸奖，对于仁慈的主人或监工总是忠心耿耿。他总是慢吞吞的，什么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动手。大多数种植园主认识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视奴隶，善待奴隶，奖励奴隶，这样就能博得他们的一片忠诚。』
但是脱离现实的作风还不限于此。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几年连首都的学校也如此，老师们是不准提到苏联的。地图上的俄国所在地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没勘探过”的地区一样。每天上学，首先要向国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祷，信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参加。1932年的人常常意识到有个上帝，而上帝又有点像道学先生。当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评论厄尔·卡罗尔的《虚荣》，说是有伤风化。戏剧家卡罗尔也跟小说家厄斯金·考德威尔一样可恶，使《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简直无法容忍。卢斯说：“卡罗尔先生的滑稽对话几近诲淫，在剧坛上早已首屈一指。丑角米尔顿·伯利的表演，乱喊乱闹，粗俗之至。有的观众看见了就脸红，有的却哄堂大笑。伯利模仿着不男不女的声调，谈论女演员们的屁股，对着扩音器大声说了不少下流话，似乎觉得这样才开心。”伯利特别高兴而《时代》周刊又特别生气的是，合唱队有些女演员的奶罩竟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区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夜复一夜》塑造了玛夷·韦斯特和乔治·拉斐特两个人物形象。乔治在同一个朋友谈话时说：“上帝，多么漂亮的‘宝石’啊！”玛夷回答：“亲爱的，上帝与‘它’无关。”当时，所有那些独揽大权的人，包括威尔·霍·海斯，都在观望这种变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创作的音乐《四十二街》中，演唱这首音乐的合唱团的一个女孩说：“恐怕我要‘传播’。”第二位说：“在你左边的第一个‘门’。”前者又说：“不，在我的‘袜子里’。”这样无耻淫荡之事并不是比比皆是。对青少年来说，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话故事中的魔鬼和经常旷工的职员一样，每当新一年的第一天，他们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周，又会故态复萌。在性报道的处理方面，几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脱。每个青春发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会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会导致性无能，就如俗话所说：“手掌上长出了头发。”
姑娘们也操心得很。她们怕在学校里被称为“骚货”、“破鞋”。由于青年人的社会主要是男系中心，她们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很少人请姑娘们去骑自行车兜圈子，跟她们交换钢弹珠或者橡胶糖画片，讨论克利夫兰市的全国航空比赛，玩“插小刀”、“占山头”、“夺大旗”、“抓逃学”（除非她们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顽皮的姑娘）等等游戏。有时，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谈一下，评论伊帕纳民间歌唱团、克利科特俱乐部爱斯基摩歌唱团、两洋吉卜赛歌唱团的优劣。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这个国庆日，男孩都在放大爆竹，往地上扔摔炮，用两英寸的天地响和“樱桃炮”把铁罐炸得飞上半空，姑娘们却多半只能在旁边瞧，炮声一响就吓得尖声叫喊。
到了夏天，中产人家要是担负得起每星期八元的费用（这不算太多），就把孩子至少送走十天半月。即使不为别的，只因每年小儿麻痹症流行，也得这样做。小儿麻痹症一来，人们就待在家里，不敢去看电影，不敢参加集会，有些人甚至不戴口罩就不敢出门。这样，城里许多中产阶级的儿童就在童子军夏令营或者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学会了游泳，逐渐爱上了忍冬花的香味和篝火周围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和六月虫。他们懂得了，8月蝈蝈儿叫，再过六个星期就霜冻了。
有时候，全家人把手提箱拴在崭新的“雪佛兰”牌汽车（在底特律市的离岸价格是445元）旁边的脚踏板上，开车去“旅行”。所谓旅行是很冒险的，路上确有发生事故的可能。装在双座跑车或者轿车背后的备用轮胎往往要拿下来派用场。30年代的轮胎，一破就爆炸。坐汽车并不舒服，“路边旅馆”的饮食质量也靠不住。过夜是件麻烦事，因为房间难找。据美国汽车协会说，旅客通常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地，再花一个星期才能回到家里。看起来好像游览了不少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路上平均一天只能走234英里。一号公路穿过华盛顿、费城、纽约市和波士顿市的中心，到了特拉华河和哈得孙河（乔治·华盛顿桥还在建造中）必须坐渡船过河，而在大萧条年代，缅因州的公路一到冬季路中间多雪，两旁土又松，车一开快，就会出事。那时还没有州际公路。从东海岸驱车横过全国，惟一道路是沿着30号公路（林肯公路）进入芝加哥市中心，再沿着66号公路走。这两条公路都只有双排车道，有好几段只是泥路，没有铺柏油。66号公路爬过落基山脉，急转弯处坡度很陡。
如果这些听起来有点像是原始生活，那么我们还要补充几句。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当然，要有钱才行，但不必很多。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甚至更少一点，就能过今天无法得到的舒适生活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比现在安静得多。那时没有超音速喷气机的震耳噪音，没有风动碎石机、强冲力钻岩机、空气压缩机，也没有链锯；没有高保真度收音机、磁带录音机、录音扩放装置；没有125分贝晶体组，也很少铆钉枪。人们彼此之间的往来也不那么多，联邦调查局只有三百多万个手指印；社会保险没有数字代号，全国没有划分邮区，自拨长途电话没有装上，也没有信用卡电脑储存银行。那时上大学相当容易，1932年只有3.5万人考大学。如果你想坐飞机的话，班机很少，但是对旅客们却招待得很殷勤，因为当时劳力过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护士执照的女服务员伺候得特别周到。
你完全用不着预先通知旅馆、高级餐馆、理发店或者医院给你留地方。谁也不担心污染问题，因为工厂烟囱根本不冒烟。家庭教师、理发师、女装裁缝、音乐教师，甚至内科医生都会一请就登门服务。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秘书会每天早上准时上班，绝不随便跑出去喝咖啡。她们不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也不因为工作超时就提意见。“只要有人在工厂门口排长龙等活干，厂里工作效率就一定高。”这是塞缪尔·英萨尔的说法（他是会这样说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条原理说得含蓄些：经济越衰退，活儿就干得越出色。
除环境舒适外，用70年代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美国不仅不用为国外的危机操心，而且就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外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日本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但是谁有闲工夫去过问它呢？德国举行了总统竞选，84岁的保罗·冯·兴登堡击败了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对于他们两人，美国人同样不感兴趣。在伦敦，威尔士亲王跟一个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谈情说爱，不久前她入宫觐见过英王【后来辛普森夫人跟丈夫离婚，和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八世结婚。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属再嫁人，为英皇室所不许，因此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退位。这件事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引起种种议论。——译者】，可是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嘛。西贡当时是那么远的地方，只能做好莱坞一部电影的背景，片名《红尘》，由克拉克·加布尔主演，是逃避现实的影片。中东地区比美国中西部地区还要平静。正如《时代》周刊4月4日所报道的：“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是只占居民16.9％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只是十年前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该地时，曾经给过犹太人代办处一些提出参考意见的权利罢了。”
尽管已经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许多日后被认为代表30年代的著名人物当时还没有出名。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在书报上出现，只不过因为他是一本反共小册子《在暴风雨中》的作者。（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威廉·福克纳、克里斯托弗·莫利、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约翰·多斯帕索斯、鲁滨逊·杰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詹姆斯·M·巴里、查尔斯·诺德霍夫和詹姆斯·诺曼·霍尔。）那些出生年月为众所周知的人——例如乔治·萧伯纳、拉迪亚德·吉卜龄、乔治·M·科汉，以及约翰·高尔斯华绥——人们是把他们当做前辈人物看待的。这在文娱界尤其如此，五个最卖座的电影明星是玛丽·德雷斯勒、珍妮特·盖纳、琼·克劳福德、查尔斯·法雷尔和格里塔·嘉宝。这时艾琳·邓恩刚刚上银幕；克劳黛·考白特（与莫里斯·薛瓦利埃合演电影）也是初出茅庐。琴逑·罗杰斯只不过是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团里一名跳踢踏舞的舞女。纳尔逊·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年以后才到好莱坞。四岁的雪莉·邓波儿刚在国内的标准银幕（高18英尺，宽24英尺）初露头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单盘胶卷短片，名叫《娃娃戏》。本尼·古德曼和汤米·多尔西同住在一个寓所，在纽约各剧场的乐队里工作，并在推销霍夫曼姜汁啤酒的广播节目里吹单簧管，表演许多新鲜手法。在得克萨斯州博芒特市，16岁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个名叫劳伦斯·韦尔克的旅行乐团团长，问他说：“你不是要找一个喇叭手吗？”队长要他表演一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拼命地吹。韦尔克摇头说：“孩子，你吹得太响了，我们乐队不好用。”
回头看来，那时美国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奥古斯特·皮卡特教授坐着气球穿过了同温层，便在飞行日志里写道：“我们已经达到了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的一切纪录！”那时人们无法知道，再过一些时候，这件事就成了明日黄花了。威廉·毕比博士坐在潜水器里，在百慕大群岛附近海里下沉到2,200英尺，人们觉得他真了不起。他们谁会相信，30年后，海底观察员能够在同样的深度生活整整一个月呢？1932年美国海军举行演习，有一艘航空母舰在瓦胡岛的东北面从几艘担任警戒的驱逐舰旁边溜过去，拂晓时“袭击”珍珠港，“炸沉”了停泊在那里的好些军舰。那时有日本人在檀香山窥探，可是没有人注意；东京还有关于这次演习中“袭击得手”的长篇官方密报，可是也没有人知道。
最可惊的是，报纸读者竟不知道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发现了中子。这是原子裂变的关键，可是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却无人懂得。根据当时的物理学说，只有极大穿透力的冲击物才能使原子核分裂。打破原子核被认为完全是理论性问题。人们觉得，用不带电荷的中子打破原子核肯定是办不到的。拉瑟福德勋爵在一个会上说过，那些以为有朝一日能放出大量原子能的人，不过是“白日做梦”。艾伯特·爱因斯坦那时正从德国逃出，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他也说，要放出原子能，是“异想天开”。铀只有惟一的一个用途值得一提，就是涂在时钟上，使数字夜里发光。钟表原来是用镭涂的，1932年改用铀了，因为新泽西州有个钟表厂发现涂镭的工人得了不治之症。他们查出，吸收了镭积聚在骨头里，就必死无疑，因此吓坏了。改用铀做涂料之后，钟表厂的人放心了。铀是那么保险，那么无害！谁都没想到它也会使人丧生，甚至没有想到它会使人得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