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晚秋，华盛顿还在等待罗斯福以来第一个初次当选的总统的指示，而全国各地则已赶上时代的步伐，可以说从防空洞转到烤牛架了。在五十年代早期，要实现这种生活变化还是容易的。摇滚舞还未出现。唱片商店还没有给十多岁青少年挤得不可开交，顾客主要还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他们爱好的歌曲是关于爱情的，而不是肉欲的。这些音乐是由马里奥·兰萨、朱利·伦敦、托尼·贝内特这样音色圆润的歌唱家所柔情地演唱的。一位名叫哈里·贝拉方特的海军复员军人，在五十年代早期，每年赚七十五万元。他灌的那套《卡利索普》唱片，打破密纹唱片的出售纪录，卖了一百万套。那些捷足先登的顾客，每月买十万套米奇·米勒的唱片。米勒不但是个歌唱家，而且还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流行音乐部的主任。这就是说，每笔买卖，他都可以赚两笔钱。但是大家那时都感到这些音乐柔和悦耳，舒适称心，谁也没有注意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米勒的同行佩里·科莫星期六晚上在电视上出现时说，让他回去给人家理发来维持生计也没意见，但电视演播室的观众听到以后没感到这有什么好笑。
“幸运”牌香烟流行歌曲选的广播节目，已经进行了十七年仍很吃香，每星期六晚上在全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网上演出，替一种当时还认为于健康无碍的商品做广告。1952年第一号流行歌是约翰尼·雷的“哭罢！”1953年代之而起的是珀西·费思的“你的心在哪里？”其他从自动选唱机那里传出来的流行歌曲，还有“葡萄牙的4月”，“在那烟雾山顶”，维拉·林恩的“再见，亲爱的”，露斯玛丽·克芦尼的“来我家罢！”和特克斯·里特的“正午”。“正午”是第一支著名电影的主题歌，它是从贾莱·古柏主演的同名电影那里来的，据说本是“迪米特里·蒂翁金的民歌”，旋律动人，容易上口，艾森豪威尔将军总是忘不了它，把它吹口哨吹了几个月。在各种反映生活的艺术中，都没有什么使人震动或神经紧张的东西，没有引起人们骚乱的东西。这是一个准备时期，一个喘息时期，是伸伸懒腰，休整一番的时期。那些通情达理的民主党人是理解这情况的，艾德莱·史蒂文森说，“我同意这种看法。现在是喘口气的时期，时代的精神是温和节制。”迪安·艾奇逊也劝朋友们“按大自然规律去做，那就是要有一个休耕时期。”
在杜鲁门政府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之间的这段过渡时期，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市有个名叫莫里·伯恩斯坦的商人兼业余心理学家，准备对一位漂亮动人的三十三岁的女人弗吉尼亚·泰伊进行催眠，在心灵学史上写上新的一页。在伯恩斯坦对她催眠之前，她不过是科罗拉多州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在他的催眠术控制下，她讲话是一口柔和的爱尔兰土腔，能跳快步舞，自称是个爱尔兰妇人，名为布里迪·墨菲。有人在爱尔兰认真调查，发现确曾有这样一个人。这人是1758年在科克市出生，并葬在那里的。接着发现，弗吉尼亚不但以布里迪身份说话，而且还对十九世纪早期的科克市有渊博的知识，了解它的人民、地理和风俗习惯。《丹佛邮报》登了一系列关于她的文章而后，弗吉尼亚就成了轰动全国的人物。伯恩斯坦写的关于她的书《寻找布里迪·墨菲》翻印了八次，她的以布里迪身份说话录成密纹唱片，卖了三万张，每张五元九角五分。
精神分析专家们虽然给她弄得目瞪口呆，但还是说弗吉尼亚很可能是把很多在下意识里的记忆片断积累在一起。果热，《芝加哥美国人报》发现，在弗吉尼亚最易形成深刻印象的儿童时期，有一位娘家姓墨菲的安东尼·科克尔夫人，就住在她家的对面。这位科克尔夫人来自科克市。在这个孩子的请求下，她曾多次向这孩子讲过她在爱尔兰的早年生活和她从妈妈口里听到的故事。
电影院的收入还是不高。布里吉特·巴多主演的“上帝创造女人”所引起的轰动，颇能说明五十年代的情况。《时代》惊叹说“布里吉特躺在那里，从头到脚有整个宽银幕那么大，屁股朝天，毫无遮掩，就象电影检查员的吃惊的眼珠一样。”于是他们执行职责，这位法国的著名尤物只能在最大城市的艺术电影院上演，而且还不是常常看得到。普罗维登斯市，沃思堡市，孟菲斯市，和费城完全禁止上映她的电影。在艾森豪威尔竞选取得压倒优势的那个月，电影院经理们以为立体电影会有些新花样。创制立体电影的人说它是继有声电影之后的又一发展。这是按照三元摄影术原理拍摄的。你戴上硬纸镜框的眼镜，那你就象坐一部滑行轨道车到处乱闯，以每小时一百五十英里的速度冲下来，或者看着一支镖枪一直从银幕飞来插向你的喉咙。1952年11月26日，第一部立体电影故事长片《布瓦那魔鬼》在洛杉矶市上演。一周内赚了九万五千美元。有人说要戴眼镜看戏，卖座力最后就会降低，派拉蒙电影公司一个巨头说，“如果你能够让他看到他想看的东西，那他就戴上马桶座圈也愿意的。”接着这种玩意儿不再是新奇了，果然，它就象维他风那样，再没有人过问了。
艾克和史蒂文森竞选时，还同时出现两种狂热。一是飞碟，另一种是号码油画。第一次发现飞碟据信是在1947年，那时华盛顿州一个飞行员报告说，他发现有九个状如浅碟的不能确定是什么东西的飞物，在雅基马的印第安人保留区上空移动，时速为每小时一千二百英里。到了艾克当选总统时，被弄得莫明其妙的空军，每个月要分析研究五十宗飞碟事件。到了五十年代末，耗费在研究飞碟上的费用将达五十万元，而这个飞碟还是和从前一样地神秘莫测。
至于号码艺术，那倒没有什么难于理解之处。那是外行冒充内行的玩艺儿，这样他们可以不必进行什么创造，就可冒充是个画家。这十年的特点是骗局层出不穷，因此这种号码油画可说是文化界的风标。想出这种以号码标明着色方法的画布的主意的，是底特律帕默油画颜料公司。顾客可以买一幅轮廓已经细致地勾描出来的静物，或者说一幅画像——米尔顿·伯利是最受人欢迎的。同时配好五十种油画颜料或水彩，每种都有号码注明。油画布或画纸上注有相应的号码。比如深棕色是十四号，那你就在注明十四号的画面上涂上深棕色，如此类推。用帕默公司的办法，你可以把利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用十一元五角（外加税款）的代价复制出来，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金框架”免费奉送。框架其实是塑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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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29日星期六早上五点平，晨星未褪，两个穿着厚大衣、衣领翻起来挡风的人从曼哈顿岛莫宁赛德大道六十号出来，走进停在路旁的黑色轿车。一个是特工处特工爱德华·格林，另一个则是美国当选总统。时间还早，街上还没有什么行人车辆。车子从荡然无人的街道上疾驰而过，朝东河方向，过了三区联桥，绕过来穿过长岛，来到了和米彻尔机场平行的一条小路。那里已有两架星座式飞机等着，那时喷气机还未出现，这种飞机算是最快的了。其中一架是给将军坐的。寒风刺骨，他赶忙踏上舷梯。
另一架飞机载的是艾克的工作人员。整个星期六凌晨，在整个纽约市区内，都有特工处的车辆来往行驶，和当选总统的轿车同时出动。他们采取了特别措施，做到使外界毫不注意。其他坐这架飞机的显要人物也离开家里，在指定会合的荒僻角落里踯躅徘徊。派定任国防部长的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查理斯·威尔逊，在中央车站附近走来走去，好象个错过了车的旅客，其实他是等候他的司机。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准备好一份假的艾森豪威尔的生活日程表，把接见客人的具体时间填得满满。这是向报界发表的，让他们知道总统在家里忙着工作。那些在莫宁赛德大道六十号门前留意观察总统动态的记者们，只见到显赫的政界人士不断在他的府邸进进出出，因为哈格蒂是不想露任何马脚的。共产党大概是不会暗算艾森豪威尔，但国际形势那么紧张，谁也不愿大意。
这两架飞机下午8时在汉城城外降落。马克·克拉克将军和詹姆斯·A·范佛里特将军在机场迎接。他们的老首长和未来的三军总司令在朝鲜呆了三日，研究各种形势地图，听听大炮的声音，访问一下步兵。美国人民是在12月6日星期二才开始知道他去过朝鲜。哈格蒂发布了一个声明，警告美国人民，他们下一任总统并“没有灵丹妙药，没有解决办法”，“但有不少措施是能够采取而且也必然会采取”来支援三八线上苦战的联合国部队的。这时，艾克和他的顾问们已坐着巡洋舰“海伦那”号驶向火奴鲁鲁了。一些尖酸刻薄的民主党人说他飞过太平洋，只不过是为了实现竞选诺言。他在那里七十二小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这是事实。但也不仅如此而已。美军士气迫切需要鼓舞，他到了前线的传说，就起到这作用。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冰天雪地中的散兵坑的景象，使他感到确实迫切需要实现体战的了。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在“海伦娜”号上的航行。在这旅程中，他接到了和考虑了麦克阿瑟的意见，会见和决定了下一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并和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相互增进了认识。后面这三个人都认为美国的敌手只承认赤裸裸的武力，任何其他办法都不起作用，所以这次旅行，关系就非常重大了。
将军和那个海军上将从未见过面。后者是以太平洋总司令的身份，在硫黄岛上船的。奥马尔·布雷德利第二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于八月期满。艾森豪威尔已经得出一种看法，接替布雷德利的人，必须和查理斯·威尔逊一样，将亚洲看成是五十年代冷战的重要关键。雷德福不但是够格，而且他一直竭力主张重视太平洋战区，所以有人建议关闭西雅图的桑兹角海军基地，他连听也不愿听。他也同意采取新的战略概念。艾克认为庞大的国防预算对斯大林有利：如果新政府在全世界各地一遇到共产党侵略就都要对付的话，那就会把美国国力耗尽。在他看来，比较合理的政策还是储存大批核武器，使敌人不敢发动侵略。如果苏联知道，对抗下去并无别的出路，最后只会导致原子弹落在克里姆林宫，那么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就会大些，至少按照这个理论是如此。杜勒斯喜欢这个理论。后来他就称之为“大规模报复”政策。
当然这是危险的政策，后来对这种政策进行的辩论就成了五十年代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有些民主党人说乔治·汉弗莱，即艾克后来的财政部长应该负责。他是热中于搞预算平衡的，而五角大楼则占联邦政府经费最多。但信奉搞大规模报复的人很多，汉弗莱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另一个则是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在“海伦娜”号上读到一段消息，他的老上司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大会上说，他有“一个清楚明确的方案，可以解决朝鲜冲突，同时又不会增大世界大战的危险。”他不愿公布这个方案，但愿意告诉当选总统。舰上人多数的重要人物对麦克阿瑟已经不再认真对待了。但艾克不以为然，他去电沃尔多夫大饭店，说希望和他见面，“使我可以从你的想法和经验上充分地得到教益。”麦克阿瑟表示高兴，“特别是因为，尽管我作为个人和作为军人对这问题一直都很密切注意，但自从我回国以后，这还是官方第一次对我的意见稍为表示一点重视。”
12月9日，哈格蒂把两人交换众见的情况向报界公布哈里，杜鲁门刚参加完了岳母的葬礼回到华盛顿，第二天早上读到这消息，真是无名火起三千丈。他说，如果麦克阿瑟有结束朝鲜战争的好办法，他有责任向美国总统提出来。第二天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他怀疑麦克阿瑟是否真有切实可行的办法。他的火气还未平息下来，所以也向“海伦娜”号放了一炮。他说艾克提出保证要到朝鲜一行，这不过是竞选中不负责任的蛊感人心的言论。这样一来，谁都生气了。麦克阿瑟的想法根本不值得这样重视——原来艾克到纽约以后就去沃尔多夫大饭店拜访他，才知道他的意见不过是对北京进行恫吓，要把中国消灭。于是，新旧两任政府之间要进行顺利交接，已经再没有任何希望了。
这种希望本来从来也不是太大的。艾森豪威尔在飞往汉城之前，他和他的助手们曾访问白宫，想使两者的外交政策紧密配合起来。杜鲁门介绍他们和艾奇逊见面，他把世界上纠纷最多的各个地区都介绍了一下。他详细论述了越南问题。他说那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法国人有没有决心和共产党战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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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希望头一炮要打响，而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他对领导的概念，反映出他相信专家，相信权力下放。谢尔曼·亚当斯将是他的总参谋，头街是“总统助理”。亚当斯之下，就是内阁。选择内阁的部长们，是当选总统头一件关键性大事。很多总统都认为，作为讨论问题的机构，内阁尾大不掉，没有多大用途，情愿使用白宫的工作班子，而让部长们去管各部里的事。但艾森豪威尔则要把内阁当作国务会议，把所有重要问题都交给他们讨论。所以在就职以前的几周，他不是和杜鲁门，艾奇逊协调工作，而是在1月12日、13日在纽约市海军准将旅馆里，让他那些行将上任的部长们进行了两次预习。
他所物色的内阁人选。反映出他对工商界人士很器重。他希望他的政府将来在历史上被称为企业的政府，他也多次这样谈过。在他看来，企业家比军人能干，而这两类人又都比政界人物能干。对他说来，政界人物是才力很小的人。按照他的衡量标准，能力最强的是工业的大巨头。他的即将上任的内阁都尽是这样的人物，所以史蒂文森称之为“大亨施政”。而T.R.B在《新共和》杂志里写道，这个内阁有“八个百万富翁，一个管子工”。这个管子工就是工会领袖马丁·德尔金。他是选来领导劳工部的。
汉弗莱负责财政部，威尔逊负责五角大楼，司法部长是布劳内尔，邮政部长是萨默菲尔德，农业部长是埃兹拉·塔夫脱·本森，内政部长是道格拉斯·麦凯，商业部长是辛克莱·威克斯，4月11日新成立的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第一位部长是奥维塔·卡尔普·霍比。和民主党的内阁相比，变动真是大得惊人。有三个新内阁部长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人；威尔逊、萨默菲尔德和麦凯，三个都是雪佛来牌汽车商。（有一次新内阁开会争论激烈，杰里·珀森斯写了一张小纸条给埃米特·约翰·休斯说：“从现在起，我买车只买普利茅斯牌汽车。”）但通用汽车公司接受五角大楼的定单达7.8％，威尔逊只好把自己的股份卖掉。艾克还要求所有提名为内阁部长的人都采取同样行动。
这些行将上任的部长们也和艾克本人一样，在某些问题上比之共和党的政客们还要更右——塔夫脱就曾对他的朋友透露，身居政府高位的工业家为数很多，使他有些疑虑。说到他们的言论，则更保守。接着那几个月，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些突出的例子。绰号为“火车头查理”的威尔逊（通用电气公司的总经理也叫查理斯·威尔逊）是新政府里最爱说话的一个人物。他有时说，人们把他的话引述错了，这样说有时也是对的。他没说过“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在参院一个委员会讨论批准他的任命时，他说他只是说“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对通用汽车公司也有利，反过来说，也是这样。”这样说法就大不一样了。原来的说法是一些对新政府并不同情的自由派记者把他的话倒过来说的。但是威尔逊也会有失言：在谈到有人埋怨五角大楼花钱太多时，他说，“我来这里可不是开小杂货铺的。”
艾森豪威尔每次听到威尔逊的闯祸的话总是有气，这点休斯曾有令人难忘的描述。首先，他把“牙齿磨得格格响”，然后“把嘴闭得紧紧”，最后是“把明亮的蓝色的眼睛慢慢地痛苦地朝天一翻”。但火车头查理的同事们也有失言的时候。据说乔治·汉弗莱谈到海明威1952年的小说《老人与海》时就说，“为什么有人会对一个一事无成、潦倒终生的老头子感到那么大的兴趣呢？”商务部长威克斯承认，他从来不真的相信政府管理商业，而却正是他在艾克领导下的工作。农业部长本森喜欢谈论农产品价格的“精神的一面”。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霍比夫人，在有人提出向全国儿童免费注射萨尔克【萨尔克（1914年－）美国医生，细菌学家。萨尔克疫苗是防治脊髓灰质炎的苗浆。——译者。】疫苗时，谴责这种做法是“从后门”引进“社会化医疗制度”。而另一位政府成员、能参预内阁机密的总统副助理霍华德·派尔竟说什么“自由经济的乐趣之一是受苦的权利”。
现在回顾起来，这个行将就任的内阁，后来所取得的成就要比上面所说的话给人印象好得多。从整体说，这班子的特点是专心致志，勤劳奋发，冷静清醒，忠于祖国。他们每日都准时来到白宫的西侧楼，在那张状如棺材的桌子前就座，腰板挺直地坐在那些靠背f很高的黑皮垫椅上，认真地在放在前面的白色笔记本上写写划划，政府首脑一讲话，他们就严肃地点头。幸而这班人不是容易气馁的人，因为新担子确实是很重。在这些人中，甚至包括威尔逊在内，都未曾应付过象1953年1月美国政府那么庞大的事业。上次共和党人高踞白宫宝座时，联邦政府雇员只不过六十三万人。现在却有二百五十六万一千人，是当年的四倍。而预算则已从三十八亿六千三百万元增至八百五十四亿元，已超过二十倍有余。
从某种意义说，新政府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人物是内阁里最年轻、最坚决的共和党人。在休斯眼里，副总统尼克松是个“干脆利落、讲究实际、头脑清楚的人。他从不提出远大目标，但在建议和改进做法方面，却很敏捷精明。我一直在想，他有点象个有能力的公堂律师，但又奇怪地对法律本身不太感兴趣。”尼克松也象其他人一样，有时使艾克愕然不知所措。他在电视里谈及艾森豪威尔早期的一些决定时说，“顺便说说，谈到国务卿杜勒斯，我们终于有了一个不上共产党的当，对他们无所畏惧的国务卿了，那不是件幸事吗？”当总统委任厄尔·沃伦代替弗雷德·文森当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时，这位副总统说沃伦是个“伟大的共和党首席法官，”【后来他说他本来想在“共和党”后面、首席法官的前面加个逗号的。但艾克并不因此而解气。】使艾克很恼火。他还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契尔·特鲁希略·莫利纳的宴会上祝酒说，“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它的杰出的统治者干杯”。这时他的脸孔在玻璃酒杯的边上展开微笑，让记者拍摄镜头。
在海军准将饭店举行的就职前的内阁会议，可以预示在艾森豪威尔年代将要出现的许多事情。从开始之日起，他们就表现出颇为虔诚。每次开会前都要默祷，或者由本森祷告几句，本森是摩门教会【基督教一派别。由约瑟夫·史密斯于1830年代所创建。——译者】的十二门徒理事会的理事。如果艾森豪威尔忘记了的话，杜勒斯就会清一清喉咙、轻声地提醒他，而艾克就会说：“噢，我的老天，我今早真的需要上帝的大力支持呢！……埃兹位，请开始罢！……。”当然，也有很多时间是用在讨论上的。那时主要的议题是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就职典礼。不管民主党人怎样嘟囔，艾克决定改戴圆顶小礼帽来代替传统的高顶大礼帽，这又是他喜欢不拘礼仪的一个例子，而这也是他在各新郊区居民中受人欢迎的原因之一。他还向这班人宣读他准备在宣誓后的讲话稿，当他们鼓掌称好时，他又谦逊地表示说，他之所以让他们听，并“不是要你们鼓掌而是要你们修改。”威尔逊说，“你把旗帜高举起来了，很好！”大家很快发现，火车头查理不管对什么问题，总爱带头发表意见。总统讲到他一条深信不疑的信条，即各国间包括共产党国家在内都要进行自由交易，威尔逊赶忙说，“不过，我思想有点陈旧。我不愿把枪卖给印第安人呢！”这使那些坚决反共的人们暗中高兴。但他有时也会使他们震动的。有一次讨论朝鲜有无可能实现停火的问题，他问道：“有没有可能来个一揽子交易？或许我们可以承认红色中国，由此解决远东问题。”
艾森豪威尔在纽约市准备就绪，就在1953年1月18日星期天离开，和他的家人一起，坐上了宾州铁路的业务专车第九十号，也就是他在1945年从欧洲回来时所用的那节车厢。首都每四年一度的庆祝话动已经开始了。旅馆的房间都住满了，《纽约时报》说，美容理发师们发明了一种“玛咪式发型”，如果顾客要卷烫自己的头发，收费二元；如果“用铺子的假发”，收费最高至十七元五角不等。当选总统太忙，没有注意这些小事。他要在海军准将饭店修改就职讲话稿，所以火车迟了一个小时才离开曼哈顿，而到了距离白宫三条街口的斯塔特勒饭店十二楼的总统套间时，他又和他的工作人员在星期一继续琢磨。可惜，插手的人太多了。星期二正午发表的这个讲话平凡冗赘。相反，讲话前的祷告，倒全部是他的主意，也是那天使人最难忘怀的时刻。它使全国人民都往意到这个新任总统的最可贵的品质，那就是他是个搞团结一致、医治创伤的人。在游行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过去时，一个卖纪念章的小贩点点他的存货，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实。他有两种饰针，一种上面写着“我爱人人”，另一种写着“我讨厌人人”。头一种全部卖光，第二种几乎完全销不出去。他对路旁一个人说：“大多数人今天都爱别人。我们那些“讨厌人”的饰针，除了卖给小孩外，都卖不出去。”
不过，民主党人没有什么理由值得高兴。艾克对杜鲁门骂人的话还感到恼火，因此这位卸任总统邀请他同在白宫进最后一次早餐时，他表示谢绝。杜勒斯已两次造访艾奇逊，后者倒希望他最好没有来。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冷战的强硬派，可是除此以外，没有哪些问题在看法上是一致的。艾奇逊怀疑这位继任他的人会屈服在麦卡锡压力之下，开除约翰·卡特·文森特。从后来发展情况看来，确是怀疑对了。文森特是个能干的外交官，当时受到了麦卡锡的攻击。
到了1月20日正午12时，麦卡锡就成了共和党的一个难题。共和党已经连续二十年不断批评政府——只有一个参议员是在共和党上次任总统以来继续任职的——而现在他们则处在挨批评的地位了。卸任的民主党人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玛格丽特·杜鲁门在乘车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去乔治城艾奇逊家里时，转过身来快活地对杜鲁门说，“喂，杜鲁门先生”，他开始感到有点愕然，然后他笑起来了。他的行止事前没有公布，但是在P街艾奇逊家的门前却聚集五百人，祝愿他快乐健康。在联邦车站，又有五千人聚集，欢送“费迪南德·麦哲伦”号专车最后一次驶向独立城。杜鲁门站在车尾站台上，对他们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这一姿态。“活到一百岁”也忘不了。然后他象竞选时那样笨拙地举手作了一个姿势，故意更大声地说，“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拉了一下长笛以后，火车就向前开。开始只有一个人唱《往昔美好的日子》，唱了几声后，人群就和唱起来，在响彻车站的歌声中杜鲁门在历史上就消声匿迹了。
1953年1月21日星期五清晨在总统府：
虽然新总统昨晚参加了两个庆祝就职的舞会，接近2点才休息，他还是象往常一样7点半便起床，独自在卧室内迸早餐。吃的是他通常惯吃的半个柚子和咖啡。在华盛顿这个城市，人们起得较晚，但由于艾克在西点军校受的早起是个美德的教育，所以艾克现在还是相信这一点。他把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两院领袖的每周早餐会定在早上8时举行，虽然他们表示极不乐意。他自己每天的工作，也不迟于8时半便开始。现在，他穿上一套深棕色的衣服，扎上了有人物画的领带，走到楼下，浑身是劲地大踏步走进西侧楼的椭圆形办公室。谢尔曼·亚当斯也是个一辈子黎明即起的人，已在那里等他来了。在总统那张红皮的办公椅子后面的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华丽的绿色大理石的气压计时钟，那是格兰特任总统时花了四百元买来的。艾克把时钟校准，他是个一切都有条不紊的人，他每天都要这样做的。
他第一个要接见的是布劳内尔，时间是8时零2分。他们讨论了一些工作程序问题。内阁宣誓将于下午5时半在东大厅举行，威尔逊不能参加，因为他还没有卖完他的价值二百五十万元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俄勒冈州共和党参议员韦恩·莫尔斯那天将在参院发言，要求艾克撤回威尔逊的提名。在未来整整十年里，这个自由派莫尔斯将要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肉中刺。后来他终于转到民主党那边去）布劳内尔回司法部去后，接着就来了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詹姆士·布雷德肖·明特纳夫妇。他是皮尔斯伯里·米尔斯公司的法律顾向。这是个社交性拜访。去年他在明尼苏达州总统预选时，他第一个组织自发选艾森豪威尔的运动。这次接见就是对他表示感谢。
这天上午他都是忙着总统的例行公事。二十九个穿着红衣戴着白帽的骑师挤进办公室来，他们是科罗拉多州帕洛明诺的骑警巡逻队，昨天参加了就职典札的游行，今早每个人就和艾森豪威尔握握手。接着接见的就是丹佛市警察局长赫伯特·福赛思领导的少年警察乐队，跟着是邮电室带来喜讯：在咋天的大典中，共收到了一千五百封贺电。然后两位共和党州长来和总统午餐，吃的是炸鸡。直至下午，艾森豪威尔开始准备他第一个国情咨文的讨论时，这才发现他还没有钥匙开他的书桌。
钥匙的问题还是由亚当斯解决。以前由历届总统自己处理的绝大部分的文件现在都由亚当斯负责。他和珀森斯、哈格蒂三人，是总统的最亲信的助手。除了杜勒斯可以在任何时候直接晋见艾森豪威尔而外，政府各个成员必须通过这位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才能见到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只要他签上个“OK，SA”，那就象总统的签字一样有效。一般说来，他每天要接二百五十次电话。他使一切都井井有条：白宫工作人员不得闲谈聊天，不得在走廊上吸烟，不得把脚搁在办公桌上，或在“行为举止”上有任何其他“怪习”。
在这个主要助手忙个不停的时候，艾克本人则考虑更重要的问题和搞好自己的身体。这位第三十四任美国总统年己六十有二，头部光秃，面容英俊，精神焕发，脸色红润，肩部平阔，身长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七十八磅，较之四十年前他当军校学生时仅重了六磅。他喜欢昂首挺胸，咬着牙关，闭紧嘴巴。脾气来时，他会把右拳往左掌一送，紧搓一下；平时，他的表情严肃。要是他摆起架子来，他的神态可以变得颇为冷漠。但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的名闻遐迩的笑容。
胡佛用实心皮球来锻炼身体，罗斯福游泳，杜鲁门散步，艾克则打高尔夫球。美国高尔夫球协会在白宫玫瑰园的旁边，搞了一个球坪，设置了一个高尔夫球洞。要是天气好的话，他就在总统府南面草坪上挥动球棒。要是下雨，他可以在天花板很高的卧室里练习挥动球棒。他不久就把过道对面的客房腾空作为画室。战后那个圣诞节，他那位现在当上第一夫人的妻子，送了些油画颜料给他作为礼物，从此他就认真地把油画作为业余嗜好。现在他正画他的顾问们的画像。反对他的民主党人往往说，当亚当斯手头有半打重要问题亟待处理时，他会突然接到他头头一个电话，“你的眼睛是蓝色的么？”他们对美国人民说，自从柯立芝以来，没有谁比这位总统更为悠游自在的了。他们嘲笑说，艾森豪威尔的工作日程表仅仅是一系列他不准备采取的步骤表。T.R.B会在《新共和》杂志写道：“美国公众爱艾克。他干的愈少，他们就愈爱他。这大概就是他成功的秘密。这个人是不会惹是生非的。”【在某些问题上艾克并没有采取行动，这是值得一提的。他没有进犯满洲，没有派美军去印度支那，没有发动预防性战争，没有用“解放”政策来代替遏制政策，也没有停止美国在北约的活动——这都是共和党内和政府中一些人竭力劝他采取的措施。】
艾森豪威尔也和多数政治家那样，不爱戴眼镜。他的秘书安·惠特曼用一个有特大铅字的打字机来打他的讲稿。他不是把眼镜随身放在口袋里，而是在总统府里随处放它一打：当他思考问题时，他就会拿起一副，口里咬着眼镜臂。平装本的西部小说仍是他爱读的轻松读物。他心爱的作者是卢克·肖特，虽然他现在已把布鲁斯·卡顿的内战三部曲的《林肯的队伍》、《光辉的道路》看完，并快要开始看第三部《阿波马托克斯的寂静》。按照他的指示，他办公室里的书架上现在放有杰弗逊和林肯的选集，他准备有空时便看。在《林肯选集》第二卷（1848－1858年）里，有一段讲他本人是怎样对待总统工作的。艾克喜欢引述这段话：
『政府应该达到的目标，就是为人民群众做一些他们需要做、而作为个人又完全不能做、或者做得不够那么好的事情。
凡是人民自己作为个人能够做得同样好的事，政府就不该插手。』
从下一个星期三上午10时半起。他就要在旁边的行政大楼印第安人条约室定期会见白宫记者了。在这些招待会上，他往往表现出好象对重要事情毫无所知。他会承认说，是的，“你告诉了我一些关于我的政府的消息，而我还不知道。”这使他的助手感到很狼狈。他会信口开河，漫无边际，用一些不合乎语法句法的、笨拙的、零散的句子，有些聪明的记者会把一篇艾森豪威尔式的林肯“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的演说”【葛底斯堡战役是美国内战期间的重要战役，发生在1863年7月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同年11月，在此地建成国家公墓，纪念双方阵亡战士。林肯作了二分钟的著名演说。此处是说艾森豪威尔对演说辞原文没有一句不是记错的。——译者。】写成：
『我没有核对过年月，但是，我想是八十七年前，有几个人在这个国家里，组成了政府组织，我想这个组织包括了某些东部区域，他们实行的这个主张是以类似某种民族独立的秩序和这样的一个纲领为根据，就是每个人都和任何其他人一样的平等……』
他平常只看一份报纸，那就是共和党的《先驱论坛报》，那是事实。但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总是非常笨拙（每次在记者招待会之前遇到微妙问题、而亚当斯担心他如何应付时，他总是淘气地咧嘴微笑说，“我会使他们摸不着头脑的。”）或者说他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看电视，那就不是事实了。他经常看的电视，只是每星期日晚9时至9时半的《弗雷德·韦林的节目》。他只是很偶然地在白官地下室电影院里看看电影。他认为最愉快的消遣，就是邀请十个八个情投意合的友人，在白宫顶楼的日光浴室里举行会餐，由他亲自出马在一个活动的炭炉上烤牛排。被邀请参加这种晚会的人会收到印有艾森豪威尔姓名的请柬，一般只是写着他们的名字：
『不知你在5月28日星期二有没有空来参加一个不邀请女宾的非正式宴会。我想邀请几个人，假如你能来的话，我十分希望你能参加。由于这不是一个正式宴会，我建议你大慨在7时15分到达白宫，稍为早一点吃顿晚餐，然后畅谈一个晚上……我大概会穿小礼服，但你穿一套常服也完全可以了。谨致热情的问候
你的忠实的
德·艾』
谁会受到邀请呢？不是政界人士。在他看来，由于他的职务，和这些人见面己经够多的了。也不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员。他一旦为一个部或局找到一个干练的部长、局长，他就认为他已经尽了总统的职责，对他和他的单位就不再理会了。如果他晚会后要打桥牌，他就找他的老搭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艾尔弗雷德·格仑瑟将军；可口可乐饮料公司总经理威廉·鲁宾逊；或者一个名为克利福德·罗伯茨的信托投资银行家。如果是一般谈天，他邀请的对象会广泛一些，但也还是邀请这一类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总统公余的朋友”进行调查，发现只有一个人是略与政界有关系，那就是一个前科罗拉多州的州长。其他的人包括两个牧牛场场主，两个石油商，两个制酒商，两个打高尔夫球的能手，两个房地产经纪人，三个银行行长。工商界人士占绝对多数——都是旅馆业、汽水业、印刷业、保险业、家用电器业、轮胎业的巨头们。不是工商界的话，就是众所周知的保守派人物，诸如赫伯特·胡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主教，伯纳德·巴鲁克。
他们谈些什么问题呢？如果这次是他们首次作客，就一定会花一些时间欣赏一下各盟国政府送给这位将军表示由衷谢意的纪念礼物。这是无法回避的。艾克把总统府那个椭圆形书房放满了玻璃柜陈列纪念品，并说这是他的“战利品陈列室”。【为了避免混乱，应该说明白宫有两个椭圆形房间。椭圆形办公家是在西侧楼，椭圆形书房是在二楼，是在总统住宅区内。】但在一个小时内，谈笑的内容可以从石山花园，谈到现代建筑艺术，帕特和迈克的笑话，法国式的烹调，威士忌名酒，土耳其浴室，汽车式样，种菜，犹太人的幽默和扑克。他聊天喜欢聊具体情况而不爱泛泛谈论。如果谈到麦卡锡蔑视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他就会心不在焉，但要是你谈到一个受诬蔑迫害的人的其体情况，他就会奉陪到底，只要你心平气和。用心不良或卑鄙的人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艾克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他希望他的朋友也是这样。只有正人君子才会被邀请来这里。其他的人就只能和谢尔曼·亚当斯打交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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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塔夫脱的政治本领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使出浑身解数，他的精力也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无穷无尽。他在国会山到处活动，组织第八十三届国会，压倒他的敌手，给他的朋友论功行赏，决定谁该担任那些职务——总之，大概除了国会大厅房顶的油漆问题而外，他什么事都过问，而且终有一天，他连这个也要管到的。塔夫脱自己当了多数党领袖，所有主要委员会主席的职位都由他的极端保守派朋友来当，有尤金·米利金，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威廉·兰格，休·巴特勒，霍默·弗格森，和威廉·诺兰，那些在举行芝加哥代表大会前就己拥护艾克的参议员，如堪萨斯州的卡尔森，纽约州的艾夫斯，宾夕法尼亚州的达夫，都发现自己担负别人不愿当的微不足道的职位。塔夫脱把参院职位进行分脏时，只有一次失算。他以为己把乔·麦卡锡搞进政府工作委员会去，那么他就会把时间花在研究行政事务管理局的数字了。塔夫脱说：“我们已把麦卡锡放在他再也闹不得事的地方去了。”
谁知刚刚作出初步决定，麦卡锡便想找岔了。他在送交参院批准提名的政府任免名单中，就找到借口。骤然看来，这些人都是无瑕可摘的。可是，麦卡锡总是可以鸡蛋里挑骨头。艾克挑选詹姆士·科南特为驻德高级专员。但这位参议员却说，科南特当哈佛大学校长时，曾持有“和美国人民的一般信仰大相径庭”的见解。艾森豪威尔想任命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当副国务卿。史密斯是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接着一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提出异议说，史密斯在一次控告麦卡锡犯诽谤罪的预审听证会中曾出席作证，而且在外交家约翰·巴顿·戴维斯受到麦卡锡和帕特·麦卡伦的指控时，他竟然还替他辩护。但参议院不愿意根据这样不充分的证据便和这位大得民心的总统公然对扰。科南特和史密斯的提名都被批准了。但麦卡锡已露了一手，给白宫敲了警钟，说明他这个人并不是好惹的。
和他认真较量的一次，是艾克任命查尔斯·波伦当驻莫斯科大使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很看重波伦。他是国务院里苏联问题专家。他以此身份在雅尔塔会议中当罗斯福的译员。但对共和党右派说来，谁和雅尔塔这个可憎的名宇有联系，就是要不得。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关于批准波伦任命的听证会上，波伦坚决拒绝否定雅尔塔会议。他甚至在那些批评雅尔塔会议的参议员面前为之辩护，说这个会议在当时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于是，两方剑拔弩张。这是权力谁属问题，不是你胜，便是我负。
极端保守派就波伦的任命进行愈来愈厉害的攻击。布里奇斯对参院说，驻莫斯科大使该是“一个称职的共和党人”。3月20日，麦卡伦提出指责，说国务院保卫处处长斯料特·麦克劳德这个麦卡锡的人，根据“联邦调查局得来的情报，不能通过”波伦的审查，而杜勒斯又“独断地推翻了”麦克劳德的决定。国务卿立即否认。同一天，麦卡锡就骂杜勒斯撒谎，要求他起誓作证。他声称他知道波伦档案里有什么材料，把他称为“危险分子”还是“说得太轻”。但麦克劳德这时左右为难。他夹在两个互相厮杀的巨人当中，最后只好向白宫求援。他对亚当斯和珀森斯说，这其实是莫大的误会。他只不过是叫杜勒斯注意联邦调查局里波伦档案中的“有损于他声誉的材料”而己。麦克劳德提出要辞职。但亚当斯说如果他辞了职，这个己经很不愉快的局面只有变得更为糟糕而已。
杜勒斯向外交关系委员会保证，说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怀疑”波伦的忠诚问题。但是对参议院的极端保守派说来，甚至保守的国务卿也是可疑的。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由塔夫脱和亚拉巴马州的斯帕克曼（此人曾是史蒂文森的副总统候选人）组成一个两人委员会，共同对联邦调查局的波伦的档案进行研究。3月25日，塔夫脱将结果向参院汇报：
『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有任何人在任何方面表示对波伦的忠诚有任何怀疑，或认为他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或支持共产党或甚至容忍共产党。……没有住何迹象使我认为对波伦先生可以提出任何不良行为的证据确凿的案件或证据确凿的控诉。』
但是，麦卡锡还是非把波伦置于死地不可。艾森豪威尔对白宫记者们说，这位外交家的任命问题仍提交参议院研究批准。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是符合美国最大利益的。总统说，问题就是这样。共和党的领袖们没有什么办法。塔夫脱本人对波伦的评价不高，但作为多数党的领袖，他很难带头反对艾克，特别是所有证据都是对艾克有利的。于是他费尽气力，以七十三票对十三票通过任命。
骤然看来，麦卡锡似乎遭到了挫折。实际上则恰巧相反。这个问题的争论，把塔夫脱力量分化了；他不想再次出现这样的争论。于是他向艾克提出要他支持必须付的代价，就是“不要再来波伦那样的事件。”总统的助手们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与此同时，那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又计划进行新的活动。看来，在整个华盛顿市，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是准备公然和约瑟夫·麦卡锡对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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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要组成反对他的阵线，可是因为竞选期间总统对选民作了一些很不明智的诺言，因此政府的力量就削弱了。在芝加哥市通过的共和党竞选纲领是个大杂烩；它反映了这个党这廿年来并没有实现的希望、在失败中的胡思乱想和对大力资助经费的人所开下的支票。其中一个诺言就是：艾森豪威尔保证将富饶的沿海岸的海底陆地交还各州。尽管韦恩·莫尔斯发表长篇演说进行阻挠，总统还是全部兑现了这个诺言。这样他的威信就受到影响。他参加政治活动，是以保卫社会利益的战斗者姿态出现的，但潮淹区石油归谁所有的问题，并不是保卫社会利益的问题。他又在乔治·汉弗莱的极力要求下，在2月6日兑现另一个诺言：命令立即停止冻结工资，并将类别繁多的消费品，包括肉、家具、衣服、餐室的饭菜和零售店出售的各种物品，都取消价格管制。接着汉弗莱又要求将联邦信贷收缩，将国防经费拨款削减。这次，艾克又屈服了。这使消费者利益的支持者们感到失望，而从后来的发展看来，也为1953年末和1954年上半年的经济哀退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