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人的胡思乱想，莫过于在外事方面的了。台湾就是其中一个问题。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派遣舰只和飞机到朝鲜时，曾同时宣布：
『共产党军队对台湾进行占领，将成为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的直接威胁，也是对在那里执行合法的必需的任务的美军的威胁。为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一切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要求在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在空中和海上对大陆作战。第七舰队要负责使上述要求得以实现。』
艾奇逊说这是使台湾“中立化”。但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并不赞成这样做。在他们看来，采取将蒋介石中立化的措施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忠于美国利益的。他们不顾一切客观事实，竟然认定蒋当时很容易就可以打败毛泽东的军队，而把他困在那个岛屿就是阴险的阴谋的一部分。作为表示他们相信国民党力量的一种姿态，麦卡锡、诺兰、布里奇斯参加了中国大使馆的一次正式晚宴，和国民党同呼口号：“反攻大陆！”他们站起来高呼，中国大使则拚命鼓掌。
他们誓称要把“蒋介石放出笼”。艾森豪威尔没有用这个词，但是在党的竞选纲领上是这样写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他的命令，给第七舰队发出电报如下：
『1953年2月2日
立即执行
送中珍珠港战区太平洋总司令
抄送：日本东京远东总司令
现行指示中要求你们保证不会、（重复一遍）不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中国国民党进攻大陆的作战基地的那一都分现已取消。』
但是蒋介石怎样能收回大陆呢？没有船只，他又怎样能到达大陆呢？尽管这样，艾森豪威尔还是和他们一起痴人说梦。他在起草国情咨文时写道，由于杜鲁门的命令，“美国海军己必须成为对共产党中国的防御臂助。”甚至象刘易斯·卡罗尔【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年），英童话作家，著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扣《爱丽丝从哈哈镜中看到的东西》等。——译者】，也不能把事情颠倒得比这更厉害了。而且，在中国重开内战的话是挑衅性的。这一点在报上泄露后，安东尼·艾登警告美国总统说，这样做会有“十分不幸的政治反应，又不可能取得军事好处作为补偿。”艾克因此感到不安，就在往国会途中作出决定，改用和平的调子结束这一段落：“请允许我将问题说个十分明白，这个命令并不意味着在我们方面有任何侵略的意图。”其实十分明白的倒是：蒋虽然是放出笼来了，但他并无牙齿。现在共产党中国既然不再受到第七舰队巡逻队的阻拦，就发动了几次试探性的两栖攻势，发现国民党人并没有力量控制台湾海峡，甚至做个样子也不行。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蒋就愈来愈怀念第七舰队。到了艾森豪威尔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这命令的一周年，《组约时报》就报道了结果：共有十一个沿海岛屿丢给共产党人了。但关于台湾问题的消息远不止此。政府由于考虑到在美国国内可能发生的政治影响，或者只是由于对付民主党人的嘲笑罢，又一次把第七舰队调回台湾海峡。并称之为“把蒋收回笼。”
芝加哥代表大会的纲领还声言，“一切象在雅尔塔会议所达成的那样有利于共产党奴役人民的秘密谅解，都拒绝承担责任。”杜勒斯起草这政纲时，也象其他共和党领袖一样，对国务院的有些看法，这完全是不确实的。他们认为，共产党帝国是共产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的会议中合作建立起来的。他们决定要改正这一错误。杜勒斯当了国务卿以后的第一篇演说，就向东欧国家表示，它们可以“指望我们”，他还在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写上这样一段：“我将来会要求国会同意通过一项适当的决议，明确表明我们政府对过去……容忍奴役人民的一切秘密谅解，都不承担任何责任。”这里说得很清楚，指的是雅尔塔、波茨坦和德黑兰的。艾森豪威尔直读这段咨文时，共和党人都高兴得跳起来欢呼。他们相互议论说，这样看来，确是有这种秘密协议了，他们本来早就知道的。那时杜勒斯还很自信，以为他可以在国务院某个秘密保险库里，找到这种证明民主党有罪的文件。但是，哪个保险库里都没有。哪里都没有。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文件。真相弄清以后，总统和国务卿就开始把他们的看法纠正。但是共和党在参院的大头们已在起草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如果采用他们的提法，这个决议就要拒绝承认战争期间签订的一切协定。艾森豪威尔知道，如果这个决议通过的话，美国人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位，就变得极其尴尬了。
结果就是，在白宫与国会共和党领袖之间第一次出现严重裂痕。2月16日，艾克和共和党国会领袖举行每周会谈时，就将他和杜勒斯起草的一份含混不清的草稿提出来。这文件实际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对东欧人的悲惨遭遇表示遗憾，并保证会采取“一切和平手段”来帮助他们。塔夫脱发脾气了。他所考虑的绝不是这样的东西。艾克指出，要是使用更强烈的措辞的话，那除了引起其他问题之外，还会得罪国会里的民主党人，他们会认为这是对罗斯福形象的侮辱。但是，塔夫脱考虑的正是这样。于是2月23日，总统和国会领袖们再举行每周例行会谈时，艾克又和这位共和党领袖闹开了。塔夫脱认为除了对罗斯福和共产党的所有协议直接了当地加以否认外，其他任何决议都不行。
就在这个时候，党外有一股力量插进党内这个争论来。这就是德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参议院新任的少数党领袖。约翰逊对白宫说，民主党人对东欧的状况，也和共和党一样感到不安，也乐意和他们一道对此表示遗憾。但是，对于不论民主党或者它的两位总统所没有做过的事，他们不打算承认有错。埃米特·休斯和助理国务卿思拉斯顿·莫顿同意这种看法，于是没有任何实际效力的政府的决议就到了国会。那里不满的极端保守派，就搬出罗斯福和杜鲁门“背叛”美国的各式各样的陈词滥调。塔夫脱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提出一项修止案，表明这个决议对美国与苏联之间达成的协议的“任何条款，并不构成国会对其是有效还是无效的态度。”参院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认为这修正案是对罗斯福的批评。他们拒绝通过。于是这个问题就陷入僵局。
于是，五十年代政治的一个中心事实，就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五周中出现了。这就是：艾克的外交政策会得到民主党的支持，但是在他自己的共和党内，却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这位总统决意要忘掉过去，但极端保守分子却决心老是缠住雅尔塔协定不放。这使他感到难办。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芝加哥代表大会时的顾虑，已证明不是多余的了。他们认定艾克就是杜威和洛奇那样人物的傀儡，而这些人是否爱国，他们是极其怀疑的。他们甚至连杜勒斯（有时是连艾森豪威尔）的立场如何也不能肯定。他们对国务院任何要想挽救一下诺兰称之为“遏制政策的特格伊木马”的尝试，都心存警惕。
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民生党人，在1953年一年内，支持政府在参院通过决议，不下五十八次。但是“关于被奴役人民”的决议却不在其中。这个问题直至1955年还继续使华盛顿伤脑筋。那年，杜勒斯批准将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全部文件公布，参议院的极端保守派感到很失望，因为从中找不到可供竞选用的弹药。但早在1953年这个问题就已经到了严重关头。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早已准备在1953年3月9日艾森豪威尔和国会领袖们会谈时作为头条议题提出来。但是，他们还未来得及开会，命运之神就插手干预，使这个决议草案搁置起来。因为斯大林再也不能时任何人发号施令了。3月4日，他在莫斯科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
※※※
当莫斯科电台发表公报时，总统和他的夫人正在进晚餐。广播说，“列宁意志的杰出继承者，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总统向莫斯科发出正式唁电。第二天旱上，他对政府成员尖酸地说：“自从1946年以来，我知道所有的所谓专家们都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谈论如果斯大林死去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这个国家应采取什么行动。现在他真是死了。你们可以把我们政府的档案翻箱倒篓看看有无什么计划。但找不到的。我们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不能肯定，究竟他的去世会不会带来任何变化。”
当办公室里只有他和埃来特·休斯两个人时，他在这椭圆形房间沿着一个大弧形踱来踱去。那时休斯所记下来的笔记，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艾克究竟是怎样想的：
『对苏维埃政权老是这样简单地加以谴责，我己经感到厌倦了——我想，大家也都厌倦了。如果我现在站在世界人民面前又来一次这样的谴责，我想就是错误的——事实上是愚蠢的。相反，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对世界可以作出什么贡献？我们准备怎样做，来使和平的机会更多一些？
下面就是我想说的话。
在你头上轰鸣的喷气式飞机，每架价值七十五万元，一个每年挣一万元的人，工作一生也挣不到那么多钱。我们世界怎样可以长期负担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这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搞得不好，就是原子战争。就算搞得最好。也会把每个国家自己的劳动果实剥夺于净。』
但是，“我们还可以有别一条路”，他说，“就是裁军的道路。”采取这一条路，每个人就可以有“面包、牛油、衣服、住宅、医院、学校了。”怎样达到这目的呢？
『让我们直率地谈罢：不要搞口是心非，不要搞舞文弄墨的政治公式，不要搞圆滑骗人的宣传花招。让我们把我们真正要提出的东西明明确确地说出来……双方在这里或那里撤军，……在别的地方在联合国监督之下进行自由选举……让我们可以不受检查地自由地对俄国人民进行广播，也让他们的领袖对我们讲活，……还有，具体地把我们希望为别的国家的经济福利要做的一切都说出来。
提到苏联政府，我们该怎样说呢？我想站起来说：我不准备谴责他们。过去的事，历史已经作出见证了。我感兴趣的是未来。他们和我们的政府都有新人上任，这完全是个新的开始。现在让我们开始相互对话吧。让我们讲出我们要说的话，使世界上每个人都能明自吧。我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如果你——苏联——有什么改进关系的建议，我们愿意听听。
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果我们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出来，那我就不发表讲话了。』
谢尔曼·亚当斯认为艾克4月16日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题为“和平的机会”的讲话，是他一生事业中最伟大的讲话。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人》杂志里称之为“巨大的胜利”，是一个“确立他在美国的领导地位，和重新确立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的讲话”。《纽约时报》认为这篇演说是“伟大的、十分动人的”，甚至反对派的《纽约邮报》也认为这是“美国最精采的声音”。到了六十年代事过境迁之后，休斯对这事的回忆，主要就是当时经过怎样斗争才把讲话发表。杜勒斯对每一次的修改稿都反对。有一次休斯问他，在朝鲜能达成停战的话，是否符合美国利益。杜勒斯摇摇头说：“我们会后悔的。在我们把中国人打个落花流水，使我们在全亚洲面前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之前，我认为解决朝鲜问题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休斯把这话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总统马上发火说，“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的足智多谋的顾问们真的认为我们不能认真进行和平谈判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了。”后来他又说，“有时候福斯特就是太担心有人会攻击他和杜鲁门、艾奇逊同一鼻孔出气。”这篇讲话自始至终都是难产的。甚至最后发表时对他说来也是痛苦的事。那天，艾森豪威尔胃痛恶性发作，几乎抬不起头来，到了最后，几乎垮了。
这篇讲话和五十年代里这类的难以数计的讲话不同：它发动了一次有效的和平攻势。中国人对战争也厌倦了。杜勒斯那种僵硬的外交给亚洲人一种印象，以为这个新政府全无灵活可言，以为美国人就象印度一份报纸所说的那样，“是拿着枪来猎取和平的。”但是，现在，他们的总统说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于是板门店的谈判很快就出现新气氛。当然，要把这结子解开，光是有和平的愿望是不够的。谈判的双方都由于日积月果的顾虑、仇恨和相互责骂，就象被老虎钳紧紧钳着一样，摆脱不出来。而这相互责骂的高潮，就是北京指责美国人进行了细菌战。肯定地说，斯大林去世了，主张强硬路线的头号人物已不在，这是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的。接着杜勒斯又认为由于尼赫鲁向中国透露，美国计划向联合国军战地指挥查发给战术性核武器，北京必然是给这样直截了当的警告所吓倒。当时也确实向中国提出威胁，说很快就要把战争扩大到满州。艾森豪威尔后来就对亚当斯提过这件事。但是杜勒斯夸大说美国已经三次走到“全面战争的边缘”（即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危机，1954年印度支那危机，和毛在1954年末1955年初声言要进攻福摩萨所引起的严重局面），亚当斯是怀疑的。他写道：“杜勒斯自己认为他的政策已经历了三次极严重的考验，是不是这样还可以提出疑问。艾森豪威尔是否象杜勒斯所说的在那三次的任何一次中已经那么接近战争的边缘，我是怀疑的。”
不管怎样艾克要求诉诸理智的呼吁，在当时复杂的事件大合唱当中，至少是一阵清新的调子，引起对方的注意，使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在恢复和谈的头几次会议中，进展是缓慢的。到了讨论在美国手上的一十三万二千名北朝鲜战俘，谈判就出现僵局。美国决定给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回家的权利。1945年盟国当局曾把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俄国战俘交回苏军的司令官，其中很多人便被送往西伯利亚，有些人被处决，理由是他们当了俘虏。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就公开宣布，“我们不会把人交出来，让他们被屠戮和奴役，以此作为停战的代价。”艾森豪威尔也同样地下了这样决心。于是战俘的命运决定停战谈判的前途，这点就变得愈来愈明显了。
谈判在总统发表关于和平的讲话之后十一天就开始，在5月份拖了整整一个月。现在使联合国国家保持团结愈来愈难了。有些欧洲国家左派的领袖认为，毛关于细菌战的指责可能不无根据。但在另一极端，政治上极端保守派则要求美国不要理会这些怯懦的盟国，接受麦克阿瑟夺取全面胜利的呼吁。艾克不同意。“如果我们美国在一个地方单独干下去的话，”他告诉他们说，“那就在任何地方都要单独干了。”在美国这一边，沙文主义最强烈的鹰派就是李承晚。这位七十八岁的南朝鲜总统拒绝考虑让朝鲜保持分裂的任何协议。他不愿接受三八线作为边界或前线，而要在没有联合国军支持下独自向鸭绿江进军，情愿接受必然灭亡。后来亚当斯说：“要李讲道理，要他理解美国不会为了朝鲜统一而冒着打世界大战的危险，真是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费尽气力，使他们精疲力尽。”他还说，和李争论，“比和共产党讨价还价还要更为伤脑筋，更为使人灰心丧气”。
这个老头子几乎把和平破坏了。6月4日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己经同意这样一种安排：即战俘们如果在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面前表示不愿意回家的话，可以在经过一百二十日的等候期以后，便解除军籍释放了事。6月8日，两方草签了一份议定书，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但是，6月18日华盛顿清晨2时，国务院的一个值星官把杜勒斯叫醒。原来李承晚已命令士兵把战俘拘留营的铁门打开，把二万五千名反对共产党的北朝鲜人放走了。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是煞费苦心的：南朝鲜警察对这些逃出的人们都提供食物、住所和便服。杜勒斯把总统叫醒，这是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八年唯一的一次在睡梦中被叫醒。艾克大吃一惊。果然，共产党在那天早上攻击联合国和李承晚“蓄意合谋”，并要求“立即”把战俘都抓回来。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于是他们在6月20日停止谈判，并发动一次大攻势。
杜勒斯并不灰心。他对艾克说，如果对方象他所分析那样急于停火，那么只要作出新的姿态，他们是会接受的。“如果向他们提出适当保证，他们会放过李承晚这次急躁行动，愿意签订协议。”北京通过新德里证实了他的着法。剩下来就是保证的问题，而这就要向这个倔强的李承晚进一步施加压力。艾克给这个南朝鲜总统去电报，说他已使联合国军司令部陷于“狼狈处境”。他派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去和他面谈。罗伯逊到汉城坐下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听着这个怒气冲天的老头子将憋着的怨气发泄出来，最后，李的脾气发够了，罗伯逊便将美国的困难处境向他解释。过了两个星期，李承晚终于让步。
※※※
在举行签字仪式之前两个星期所公布的停战条件，是没有谁会满意的。经过三十七个月的流血。死了二百万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平民，五万四千是美国人），朝鲜还是回到以前的原状。李承晚多得了二千三百五十平方英里，金日成则多得了八百五十平方英里，但是在其他各方面，只能说是双方不分胜负。并没有保卫什么原则。联合国想建立一个可靠的监督制度，防止金日成再次发动进攻，也没有成功。本来在杜鲁门总统任内就已开始进行谈判了，但他的条件可严厉得多。现在谈判的结果就是这样。正如保罗·道格拉斯所说的，“如果杜鲁门当初接受现在的协议，他就会在华盛顿到处受到痛斥。”
一个摄影记者问艾森豪威尔有何感觉，他只是说，“战争结束了，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快回家。”此外，白宫对这即将来临的停战就没有发表其他议论了。华盛顿的官方反应，只有国务卿是表示满意的。他说：“一个国际组织对抗侵略者，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有自由国家，不管或大或小，现在都比以前安全。因为集体安全这个理想已经实现了。”
这也是自由派人士的解释。那时他们还是忠干罗斯福和杜鲁门的世界政府的概念，对联合国第一次为了维护和平所作的努力，总想尽可能宣传得好一些。他们认为朝鲜战争是个光辉的胜利。理查德·罗维尔对他们这种信念是这样阐明的：
『美国已在朝鲜证明，它说的话和它的契约一样有效——甚至比契约还好，因为当初并没有什么契约。历史将会把朝鲜引为它是集体安全试验场的例子。到这次为止，集体安全只不过是似乎可以成立的一种理论而己。历史将会把它引为是对抗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斗争的转折点的例子。』
保守派是不会这么容易相信这种说法的。沃尔特·李普曼在《先驱论坛报》说，“实际的情况是：双方和有关方面都受到相互威慑的条件的约束。”共和党元老派又有他们的看法。按汉森·鲍尔温在《纽约时报》所说，极端保守派认为“如果要阻止亚洲共产主义的蔓延，（朝鲜就是）在正确的地点，在正确的时候进行的一场正确的战争，”这是一个信念问题。他们没有忘记，共和党在纲领上曾经指责过杜鲁门，说在他的领导下，这场战争是由“一些没有胜利信念”的人所打的，而由于他们的“相互牵制的命令”，已经“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还要和敌人进行丢脸的讨价还价。”现在朝鲜也和德国一样，分成两个了。在他们看来“杜鲁门的战争”已经变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姑息”。
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和内华达州的马隆都认为即将实现的停火，是中国人的胜利。马隆在参院里发言时质问说，“我们这位尊贵的参议员先生能否记得：在杜勒斯先生任职以来……我们国务院在政策上有没有任何变化呢？”詹纳回答说：“我没有发现任何变化。”
在一次电台广播谈话中，有记者问加利福尼亚州的诺兰说：“我们将要到手的是荣誉的休战吗？”他回答说，“我并不认为这样。”他还预料，在这样休战的条件下，“我们将无可避免地在亚洲失却平衡。”马克·克拉克将军在朝鲜说，“此时此刻，我并未发现有什么可高兴的。”在签字仪式后要负责保管联合国方面协议文本的詹姆士·范佛里特将军，在记者问到他的看法时，他避开了。“我不知道，”他守口如瓶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应由上级回答。”共和党元老派是会大闹一场的，他们只是等候罗伯特·塔夫脱发出信号罢了。
可是他没有发信号。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就象七年前的阿瑟·范登堡一样，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心理学所谓转换时期。在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他是个惹人讨厌的人，老是使政府提案在参院通不过。而现在，他就成了新政府力量的支柱。1953年4月30日，在内阁会议室里，就曾出现过危机。艾森豪威尔那时召集国会领袖们开会，向他们透露一个坏消息：和他的预期相反，他无法使他的第一个预算平衡。这个预算本来是由杜鲁门草拟的。当时预料赤字是九十九亿。艾克说，他可以把赤字削减为五十五亿，但不能再砍，否则就会危害国家安全。接着财政部长汉弗莱，预算局局长约瑟夫·道奇，和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凯斯，分别申述他们支持这个预算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把国家从静止的防御态势改为活动的态势，做到随时可以对付外国侵略，这需要花很多钱，不能再减少了。
塔夫脱听后大发雷霆。他再也控制不住。他用拳头捶着桌子，用尖锐刺耳的声音大声叫起来，说这个共和党政府变得和民主党政府没有多大区别。五角大楼还是一样贪得无厌。这个预算超过了国民收入百分之三十，未免太多了。除非政府增加税收——而这在目前又是很难想像的——这个赤字简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高声叫道，“我们对美国人民许下的最主要的诺言，就是减少开支，按照这样一个计划，到了1954年国会竞选时共和党就再不能取得优势了！你现在就是把我们引向杜鲁门走过的路子。这是把我们竞选时所许诺的东西全部否定了。”等他讲完以后，艾森豪威尔对着塔夫脱审慎地说：“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几个要点。要了解是不难的……”接着，他就简要地介绍了冷战的战略。
这是个关键时刻。如果塔夫脱退出会议，向记者们谴责总统的预算，在国会里成立影子内阁来和政府的外交政策作斗争，艾森豪威尔提交国会审议的立法计划可能就垮了。元老派本来对艾克就是不友好的，只要这位强有力的多数党领袖说一句话就行了。但是塔夫脱留了下来。他镇静下来以后，表示他只不过希望明年的预算有大量的削减——艾森豪威尔向他表示说这个希望完全是有理由的。
风暴过去了，从那时起，塔夫脱就成为支持总统的最重要的人物。在私人谈话里，他对朝鲜的停战条款讽刺挖苦，但是他压制着自己的情绪。对报界谈话时，他比诺兰、詹纳、马隆之流更为审慎。可以肯定，他是可以象以往那样直言不讳讲话的。（他有一次就说过，“讲话讲究策略就是不老实。”）他承认这个分裂的朝鲜的前景是“非常讨厌”的，因为他创造了“随时可能引起战争的条件”，并使中国人可以腾出手来进攻越南。但是，他不愿制造分裂，也不赞成悲观失望。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记者们开始注意到他的变化。这个多数党领袖六个月来为自己党的总统工作得十分出色。他们说，自从就职典礼以来，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使共和党政府取得成功。他是在孤军作战。其他右翼的参议员们对他这样忠心耿耿，感到莫名其妙。而对民主党人说来，他从来就是，而现在也是一个毫不妥协的对手。而且，他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思想负担，虽然他们还未知道。在过去几周内，他愈来愈感到自己的健康不行了。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前一年他开始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他曾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体格检查，医生们都说他的健康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到第八十三届国会开始的头三个月，他是国会里叱咤风云的人物。到了4月中，他和艾森豪威尔在奥古斯塔打高尔夫球时，他突然感到臀部剧痛难忍。接着那个星期，他总是不能入睡。吃了大量的阿士匹灵也无效，5月份在蒙太拿州白硫磺温泉休息也没好转。6月12日，他入纽约医院进行一系列检验，用的名字是“霍华德·罗伯茨”。
那里的医生建议用X光进行深度透射，并服用可的松，要他拄着拐杖走路，要他设法减少臀骨压力，并认为他必需把多数党领袖的日常事务工作放下来。6月10日，他把日常事务的处理交由诺兰负责。这是暂时性的。只要治疗条件许可，塔夫脱还要继续处理政策性问题，参加白宫的会议。他预计在下次国会例会召开之前，他就可以回来，而且身体比以前都好。最后一个见到他在国会山上的是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塔夫脱向他招手并大声叫了两次：“我一月份就会回来的，我一月份就会回来的！”
那年6月，罗伯特·塔夫脱的表现，确有点英勇过人。尽管他忍受着难以相信的剧痛，他还是和他的夫人玛撒勉强参加华盛顿的花园茶会。玛撒本人是残废的，完全要靠他扶着，而他却没有把自己的病告诉她。象政界很多显赫人士一样，一旦踏进自己家的门槛，他就放下严峻的面具。对玛撒说来，他是个忠厚体贴的丈夫。他的四个儿子叫他“戈普”，他是他们郊游露营的好伴，他爱玩“红桃”牌戏，吃橡皮糖，和他们谈吉尔伯特和沙利文【19世纪末英国著名歌剧作家，前者写词，后者谱曲，共同写作流行歌剧。——译者】的故事，他这方面知识渊博，可以谈几个小时不停。
7月初，他又进了纽约医院。健康情况据说还是“良好”。医生们估计年底他就可以回去办公，而在这以前就可以在竞争剧烈的问题上投票。他准备7月23日出院。突然，他们又宣布他要进一步治疗。在验血时发现了白血症。于是，他回华盛顿就无限期推迟了。在板门店的进展继续很顺利。中国人刚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的高塔。7月27日早上10时零1分（即华盛顿7月26日下午8时零1分），在一个新涂上油漆的桌子上，签署了十八份停战协议的文本。签署人是代表联合国的威廉·哈里森将军，他没有戴领带，也没有佩上勋章；北朝鲜的南日将军，穿着肥大的军衣，挂满着各种勋章。没有说话，没有握手。根据李承晚的命令，南朝鲜没有代表参加。
还不到一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在电视上出现。他说：“我们怀着特殊悲痛、特殊感激的心情，怀念那些在辽远的地方献出他们生命的人们；他们又一次证明，要在地球上保持自由，就必需要有勇气和栖牲。”他提出警告说，美国“只是在一个战场上赢得停战，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和平。”他又说他希望这次可以向人们说服，用谈判来解决分歧比诉诸“毫无益处的战斗”要得策。
这是重新估价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加强国会在制订政策所起的作用的时候。但是那位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人，那位可以向美国保守派说明这道理的人，却在那个星期天晚上在纽约医院长眠不起了。星期四晚上10时半，塔夫脱己不省人事。十三个钟头以后，他就去世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去世确是难以补偿的损失。威康·怀特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逝世，对共和党的影响之大，恐怕在这个党的半世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联系东部与中西部的真正桥梁由此消失了。政府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事实上，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悲剧。他是美国政治家中，真正了解国会应有无上权威、真正了解总统独揽大权就有危险的人。也只有他才有可能预见沿着釜山到美莱【越战中曾发生美军屠杀平民的一个村子。——译者】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他在国会受到政界人物的追悼。但他们的悼词本身却说明他们对他了解得很少。致悼词的是俄亥俄州的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翰·布里克。塔夫脱的棺木放在黑色的灵柩架上，这是林肯和塔夫脱的父亲用过的灵枢架。三万五千人在国会圆形大厅绕行一周向他遗体告别以后，海军陆战队的铜管乐队闷声奏出“美丽的阿美利加”。布里克说：“在要强制实行法律的时候，参议员塔夫脱从来不会犹疑。……我们已故的领袖在生前为他自己建立了一个不朽的纪念碑，他对他的政府，并且通过政府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将会永垂不朽。”
布里克能想到的最好的悼词，就是如此：塔夫脱被认为是个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人。这对艾森豪威尔可是个不祥之兆。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银发的俄亥俄人，就提出一个宪法修正案，严格限制美国与外国签订条约的范围，和总统与外国首脑商订行政协议的权利。这使政府颇伤脑筋。越南战争发生之后，人们对这个决议的看法就有点不同。但从当时来说，艾克认为这样做是不利的。他写信给诺兰说：
『如果参议院……通过布里克修正案，就等于对我们国外的朋友和对我们的敌人表明：我们国家准备在世界事务中放弃领导。由此而必然发生的反应，将是很重要的。它将使我们寻求和平的希望与计划受到损害，并使现在就重要国际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受到影响。』
诺兰可不这样看。他对问题的看法很少和艾克一致的。在未来五年，他使总统和国会领袖的每周会谈成为对总统的折磨；会后艾克会面露青筋，精疲力竭，不少时候还几乎语无伦次。但说来也可笑，诺兰之所以能继任多数党领袖，艾森豪威尔自己是应负其责的。塔夫脱逝世以后，按照习惯，总统是多数党的头头，应由他选择参仪院的多数党领袖。可是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这个职务的看法，和罗斯福、杜鲁门的看法大不一样，结果是对他自己不利。他坚定地认为行政部门不过是政府三个权力相等的部门之一。如果总统试图控制国会议员，那就是违反创建美国的先辈们的教导。他称自己是个“守宪总统”，意思就是这样的。由于他尊重国会，所以塔夫脱死后，他就拒绝插手。举行葬礼之日，他斩钉截铁地对内阁说：“我要尽我的可能强调一点：政府对谁当多数党领袖，绝对没有具体意见。我们不准备插手他们的事务。”
但是，他们倒要插手管他的事。极右派曾和过去五届政府的施政纲领进行了长期斗争，已经成为在国会里打“游击战”的能手。他们善于渗入各行政部门，使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由国会进行调查。艾克本来以为，在他就任的第一年，国会的听证会会暂时停止。他对内阁说，在他看来，美国人己经有一个长时期生活得太紧张了：在强弧光灯下进行没完没了的听证会现在不需要了。应该让他的政府有一段时间清理一下内部。只有在他失败的情况下，国会才应该插手进来。
但是布劳内尔挖苦他说，第八十三届国会早就双手插进来了。光是国务院，就有十个调查在分别进行。国务院的人几乎连看信件的时间也没有。艾克认为政府应对国会持合作态度，因为他们大概是要审查杜鲁门的人。但事实上，他们见到谁都要查根问底。甚至很多不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有些不是在政界人物过问的范围之内的，他们也要过问。麦卡锡要审查“美国之音”；詹纳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则在中学里追查共产党员；众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现在在伊利诺州的共和党人哈罗德·维尔德的控制底下，准备插手到教会里去。他在广播里说，他那个委员会就要完成戏剧界颠覆分子的清查，现在准备在基督教会内进行调查。清查对象主要是“个别教会工作人员，包括那些搞政治活动……比搞教会活动还要多的人”。
艾克认为“我们的长期利益，要求我们通过国会的党组织，对国会进行领导，”他这种看法一生都没有动摇。但是，即使一个守宪总统，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责怪国会的，在接着举行的那次记者招待会，有记者向他提问：“你是否赞成联邦政府通过美国的国会调查教会方面的共产主义活动呢？”他回容说，不，上帝的圣宅，是最没可能出现不忠诚分子的地方的。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在这方面，也许我们应该对调查者进行调查吧——就一个认为不应该插手管国会议员事务的总统来说，这些话是够重的了。
像控制国会的是共和党，而且是一批非常特殊的共和党。有时他们的极端保守主义确是教你不知如何是好。乔·麦卡锡的最后审判日快到了；参议院里开始有人联合起来反对他。很快，议员们便要表态，在他和艾森豪威尔之间作出选择。而右派就要露出面目，变为总统的敌人。除了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尔顿斯托尔以外，所有共和党老资格参议员如诺兰、德克森、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和尤金·米利金，都是拥护这个煽动家的。
麦卡锡的门徒乔治·素科尔斯基攻击艾森豪威尔说，在他领导之下，共和党“变得简直太现代化，使它简直与‘新政’无异”。麦考密克上校在艾克就职的第二天，就在《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上把艾克排斥在共和党之外。但是，大多数政论家倒是站在总统这一边的。塔夫脱死后七个月，《时代代先驱报》就被《华盛顿邮报》合并过去，而这是一份很不一样的报纸。它尖锐地指出：“参议员诺兰似乎不能区分政府的目标和他个人的憎恶。”《商业周刊》评论说，“共和党人掌握大权，究竟是否称职，这自然是人们想要知道的问题。”罗斯料·德拉蒙德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谈到出现了新的“华盛顿一团糟”时说：
『现在在共和党政府内部这种不顾后果的分裂，这种派别争斗，这种相互辱骂，这种不健康地一味从事消极的激烈争论，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在政治上会带来什么结局呢？……这种新的“一团糟”的后果就是暴露出共和党政府是个吵吵闹闹的、毫无建树的、几乎是没能力制订法律的政府。』
有时，首都的记者们在报章上提出怀疑，联邦政府是否已成为自我嘲弄的对象。有位参院掌舵人威廉·诺兰不断告诫总统，说现在迫切需要用海军对中国海岸进行全面封锁，并且不同意威尔逊任命保罗·尼采为管理外交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因为他在国务院任职时，曾经是“艾奇逊灾祸政策的制订者”之一。又有一位埃弗雷特·麦金利·德克森，在一项拨款法案下成功地附加上一条条款，规定如果北京获准加入联合国，美国对联合国就立刻停付一切会费。附加条款的草案在参院通过了五次，总统五次拿起笔来，又五次把笔放下，说不能既要他接受这个提案，同时又要他指导外交事务。后来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搞了一个决议，说：“国会的想法”是红色中国永远不能加入联合国，这才摆脱了这个困境。这个提案在两院一致通过，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把参院的表决记录下来时连声表示赞许。到了休伯特·汉弗莱起草一个法案，要求将参加共产党列为重界时，这种胡作胡为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这个法案非修改不可。因为它实际是破坏了麦卡伦法。按照后者的规定，共产党员是要登记的。但如果按服这个法案，登记等于是自认有罪，可以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来回避。尽管这法案后来是修改了，但最后，加入共产党还是列为非法。司法部长布劳内尔可给吓坏了。因为这个法案至少有六点是违反宪法的，而且它还会把若干现有的反对共产党活动的法令抵消了。尽管这样，在五十年代早期，在国会里还是没有人愿意投反对票，和向他本州选民说明原因。汉弗莱的荒唐绝顶的法案还是通过了。在参院的票数是七十九票对零票，众院则是二百六十五票对二票。
除了后来和麦卡锡进行的斗争而外，艾森豪威尔上任的第一年，是他在华盛顿最不好过的一年。杜勒斯在斯科特·麦克劳德的怂恿下，根据迹近莫须有的罪名，就把许多有经验的外交官解职。由弗朗西斯·奈特——和麦克劳德一样，是麦卡锡的人——领导下的国务院护照处，开始调查爱德华·默罗的忠诚问题。默罗之所以得不到极端保守分子的欢心，是因为他在1953年10月20日哥伦比亚公司的电视节目“现在看吧”所作的广播中介绍了密执安大学四年级学生米洛·拉杜罗维奇的困境。拉杜罗维奇在空军后备部队服役八年以后，突然被列为危害安全的人物。他被控违反空军条例36－52条，因为他和“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有密切来往。他的中尉军衔被剥夺，本人被空军开除，使他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实际上无法再找工作。他的案件曾由一个由三位校级军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审查。空军并没有提出证人，亦未提出具体控告内容，又不肯透露控告人是谁，把他们自称掌握的证据放在信封里，而在审查期间，这个信封始终是漆封着。默罗了解到信封里的材料是什么东西。和拉杜罗维奇有密切来往的人原来是他自己的父亲和姊姊。至于他们的可疑行为，则是阅读一份塞尔维亚文的报纸。这报纸是南斯拉夫印行的。南斯拉夫早就在五年前和莫斯科决裂了。但是空罕还是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它不想他的军官的亲戚阅读一份外文报刊，而这种语言又是曾一度崇拜已故的约瑟夫·斯大林的人所使用的。
拉杜罗维奇的新闻广播出来以后，过了五个星期，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在“现在看吧”的电视节目出现，宣布他经过考虑以后，恢复拉杜罗维奇中尉的军衔，理由是拉杜罗维奇并不威胁国家安全。这对塔尔博特说来，是很不体面的事件，但他不体面的事情还不止此一桩。1955年夏天，有人控告他，说他和那些承接空军合同的公司有不正当的来往，于是他就在疑云之下辞职。但在1953年时，政府还是保他，反而责怪默罗。那时，报界是否可信竞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象默罗那样的人不止一个，因为象拉杜罗维奇那样的人也不止一个。
亚伯拉罕·查萨诺夫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在海军水文局里工作了二十三年的文职人员，上级对他的工作从来都很满意。他在1953年7月29日被停职停薪，人事部门负责人通知他，他已被列为危害安全的人物。两个月以后，海军一个委员会审查他的材料，发现并无实据，一致认为他应该复职。几个月过去了，却还是毫无消息。这时，查萨诺夫已经把积蓄花光，只好向他妻方亲戚借债度日。1954年4月7日，海军部长助理詹姆士·史密斯尽管没有证据，宣布解除他的职务。把这件消息和具体细节向社会公众传开来的，是《华盛顿每日新闻》的安东尼·刘易斯。这些消息的报导，使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为查萨诺夫洗雪冤情，同时也使共和党保守派和报界的关系更为恶化了。
记者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在这些忠诚调查问题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也不管自己搞的是什么。他们举出了关于沃尔夫·拉德金斯基是否爱国问题上不怎么体面的争论。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荒谬可笑，是因为他的爱国热情，是尽人皆知的。他是个反共战士，是个土地改革专家。他在麦克阿瑟领导下，在日本搞的土地改革，被认为是胜过共产党土改的范例。莱德金斯基的政治见解，实际上还受过斯科待·麦克劳德的赞扬。尽管这样，埃兹拉·塔夫脱·本森还是不让他呆在农业部。本森把他看成是危害安全的人物，开除了他，而史塔生却宣布他并非“危害安全的人物”，在总统同意下录用了他，把他送到国外，去和亚洲共产党的土改专家斗法。
用艾克常用的说法，追查那些共产党，就是追查“一罐蚯蚓”。这里的困难也和其他问题一样，要追溯到他竞选总统那个时候。共和党那时说，民主党对间谍问题不够狠。但是要搞得比1947年时杜鲁门所搞的那套国内安全措施更狠一些是很难的。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4月27日试了一下，发出行政命令10450号。按照这个命令，只要有叛国嫌疑，就可以解职。还有，凡有其他不正常行为嫌疑——诸如酗酒、吸毒、不正常的性活动、犯过重罪、神经病、参加裸体营、不卫生习惯、以说谎著称——总之，凡被认为“与国家安全的要求不一致”的，都可以解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