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规定确实使国家工作人员减少了不少。10月23日，白官宣布，执行第10450号行政命令才四个月，就已有一千四百五十六名联邦工作人员去职，其中只有六个是艾森豪威尔就职后才雇用的。为了说明他们和世界共产主义斗争所取得的进展，白宫还发表一个声明，指出根据史密斯法，已将四十一名共产党领袖定罪，对两名共党判间谍罪，一名判叛国罪，驱逐了八十四名外籍颠覆分子出境，司法部长发表的原来为数已经不少的颠覆活动组织名单又再加上六十二个。到了艾森豪威尔发表第二个国情咨文时，他又发表了新战果。政府工作人员中的“危害安全的人物”，被解职的已增至二千二百人。后来尼克松公布说，“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他们的同路人和‘危害安全的人物’已被驱逐出”政府，联邦雇员的数字，已经减少了六千九百二十六人。
那不是么？喜形于色的共和党人叫起来了；现在终于证明是事实了。原来政府里确是充满着红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艾克把他们揪了出来，赶了出去了。但是，民主党人却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他们将文职人员的档案重新再查一遍，发现第一批名单中，解职的只有八百六十三人，其他不过是自动退职或退休，这些人本来就是要走的。至于尼克松的数字，在解职的人员中，只有一千七百四十三个是被控为对国家不忠诚，而其中百分之四十一点二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雇进来的。史蒂文森嘲讽共和党这个忠诚调查计划，说它是个“数字游戏”。而在私下里，总统也承认是这样。杜勒斯对内阁诉苦说，他常常整晚整晚的浪费时间，复查送来的档案，只是由于一个工作人员家庭的某个人，或者甚至是他邻居某人，被人密告是个非战主义者，是个世界联邦派，或是个主张饮水氟化处理的人。
对第10450号行政命令的最无情的攻击，是由哈里·凯恩发动的。他过去是华盛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1952年中竞选失败。为了卖他在国会的老搭档的面子，他被派在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里任职。由于这些老搭档中有詹纳、麦卡锡，德克森，由于他本人也是极端保守派的观点，没有人会料到他竟然会成为民权自由的拥护者的。但是，他却是这样的人。他在一篇感情激动的演说中谴责白官，说它“向不正义的一方摆得太远了”。总统说凯恩是个忘恩负义之徒。亚当斯则对他说，他不是自己一个人，他是整个球队里的一个队员，不应做对不起本队的事。
但是这个队并没有学会打球如何相互配合。麦卡锡要找共同安全署的岔子。内政部长麦凯则把鱼类野生动物管理局的著名的局长赶走，用一个专搞宣传联络的人取代他的职位。商务部长威克斯继续和国家度量衡局勾心斗角，而这个禁区本来连哈里·沃恩和唐纳德·道森都不敢闯进去的。圣母大学前法学院院长、极右翼分子克拉伦斯·马尼恩博士，被委任为总统的政府机构协调委员会主席，但他却赞成布里克宪法修正案，使白宫为之乱作一团。【结果是，亚当斯迫使他辞职。】
布里克宪法修正案一时在保守派中间颇为吃香。有些热心支持它的人，也不知道它谈的是什么。他们之所以签字和捐款支持这修正案，只是因为那时在有些会议室和俱乐部里，都是这样做的；这和1936年在这些地方支持自由联盟是件时髦的事一样。他们感到，这肯定是对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为这个修正案活动的组织包括美国革命女儿协会、美国医师协会、守宪政府委员会、《芝加哥论坛报》、妇女支持布里克修正案委员会呢？最后一个是“海外军人的妻子和母亲的志愿组织”，她们还征集了五十万人的签名，要求国会通过这个修正案。
按同样道理，反对它的人肯定就是错误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中，包括妇女选民联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律师协会的国际法与比较法部、纽约市律师协会、美国支持联合国协会和埃利诺·罗斯福呢？
首都的记者们把这次布里克攻势称之为“1788年以来关于外交关系是否按宪法处理的最大一次的争论”。很可能确是这样。如果不是由于麦卡锡与政府之间的更为严重的斗争使之失色的话，它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这十年里极端保守派的最大的一场斗争。1953年1月7日在参院提出这修正案时，联合提案人共达六十四名，己达到宪法修正案所需的参院三分之二的票数。杜勒斯提出呼吁，说这修正案“会危及我们的和平与安全”，但这些人充耳不闻。尼克松在参院共和党员中活动了六个月，请他们不要使总统难堪，但后来他只能对内阁说：“可以肯定，这个修正案确有很多人支持。”
五十年代初期，对美国宪法提出修正案己成为极端保守派的时尚。赫布洛克把它描绘为“拼字游戏”。因为在第八十三届国会里提出的、和送交各个委员会讨论的修正案草案，己经不下一百零八个。其中有一个草案不但要求将鼓吹推翻政府列为叛国罪，而且“不管是否使用暴力”、凡是“削弱”政府的，就可定为叛国罪。还有其他草案，不许美国兵到外国领土中去，除非国会己向该国宣战；不得用纳锐人的钱来从事福利救济；新的州加入联邦时每州只能有一位参议员；联郑政府对各州对其居民的“健康、道德、教育、婚姻、秩序”等的管理，不得干预；并宣称“我们这个国家虔诚地接受各国人民的救世主与统治者耶稣基督的统治与教义，并通过他获得全能的上帝的祝福。”
有六个这样的草案在参院进行了讨论，每个草案的票教都超过半数，其中有四个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合法票数，可以将修正案草案送到众议院讨论。如果在那里也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数的话，就会交给各州立法院讨论了。这是参议员们不负责任的表现。当时的诡辩可以用德克森的话概括起来：“如州的立法院说‘不行’，那伊利诺州的新参议员也没意见；如果他们说‘行’，那我也不会有意见。”诺兰也是采取同样态度，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人害怕什么呢，他问道。难道他们不相信人民的判断么？答案自然是，我们开国的先辈并没有想到国会可以象气窗一样，让那些修改宪法的图谋可以从这里通过，而且各种特殊利益的代表者在州的立法院占压倒地位，它容易受各种特殊人物的要求所左右，显然不是人民的心声。但是，很少人这样回答。马萨诸塞州的新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说“不同意修改宪法，这是我们最可贵的安全保证，也是我们保持稳定的支柱，”但是他的同事们这时对他的话，还是不大乐意听呢！
布里克修正案所针对的不过是雅尔塔会议而已。可是这个会议的阴魂还是不肯散去。现在，了解国家大事的人本来都应该知道1945年2月上半月在克里米亚里搞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所谓“秘密协定”的幻象，还继续在华盛顿徘徊，象威廉·詹纳这样的巫师总是使人觉得它还存在。因为他悄悄地对人说，反对布里克的那股势力，是由一个“秘密的革命队伍”所控制的，这些人包括欧文·拉铁摩尔、亨利·华菜士、阿尔杰·希斯（这时他已在坐牢）和哈里·霍浦金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这两人早在四十年代就逝世）。在政府里面，受这种布里克狂热形响的，还不只马尼恩一个。1954年1月29日内阁开会，那时关于修正案的讨论已吵了一年多了，查理·威尔逊就说他和修正案的支持者们抱有同感，条约不应剥夺人民的权利，应当把象雅尔塔和波茨坦那样的会议宣布为非法的。总统又一次对他进行耐心解释：即使有布里克修正案，也防止不了雅尔塔和波茨坦，因为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协议，既不是条约，也不是行政协定。
艾克回到自己办公室以后就发火，“这件事我真烦透了，简直要炸了！他妈的实在毫无意义，完全是破坏美国的威信。我们都说法国人不会管理自己，而现在我们却坐在这里，和布里克修正案纠缠不清。”自从他在就职前在海军准将饭店举行的内阁预备会议以来，他就跟这问题干上了。那时，这个意见投合他的心意。他是因为对有关罗斯福和斯大林瓜分世界（不知怎的，好象总把丘吉尔也参加会议这点忘掉了）的种种传闻感到愤慨而上钩的。他认为（布里克说他认为），人们反对这样制订条约，会转过来对联合国不利。他觉得这修正案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美国可以有了保证，如果有哪个不称职的总统和哪个懈怠的参议院要想篡夺走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和各州的权利，我们也不怕了。
接着杜勒斯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愈想愈觉得可怕。布里克的真正目的，似乎是反对一切条约和行政协定。他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把权力由白宫移到国会。在杜勒斯看来，这样一来，外国政府就会怀疑，和美国签订的条约是否算数，因为这届国会签订了，另一届国会又会否决的。【其他赞成加强总统权力的人提出这点。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政府也可以把前任各总统签订的条约否定的。】于是艾森豪威尔对修正案的看法开始改变。他后来完全转到反对布里克的立场，是在所谓“部队法律地位”协定问题上出人意外的争论所造成的。根据这些协定，美国军人在国外不值勤时犯了罪，所在国政府对他有法律上的管辖权。（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日木的一个美国兵向一群妇女放了一个空壳的迫击炮弹，杀死了一个。）极端保守分子坚决主张美国部队对所有海外部队人员有完全的管辖权。但恰巧艾森豪威尔对“部队法律地位”协定，比华盛顿任何一个人还更清楚。因为他当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司令，这些协定有些是他起草、谈判，并监督其执行的。他想把这个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对诺兰说清楚，但是这个多数党领袖突然暴跳起来。他用拳头击着桌子大声叫道，“一个在和平期间被征募的士兵，在违反他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被派到国外去执行职责——我的土帝，我认为不能把他移交给别国去受审判。他是穿着我国的军装！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受到这样处理！”
布里克也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他在对两个国务院人士进行的一次感情激动的攻击中，把他的真正动机暴露了。他们反对他的修正案，但他对他们进行攻击倒不是因为这个。他们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队法律地位”协定作证，发表了赞同的意见，布里克就在这问题上严厉攻击他们。这是个策略错误。总统当时正在注意听着。艾克已把最优秀的宪法问题专家请来，叫他们就修正案进行分析。他们说根据这个修正案，那美国就不可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修正案具体规定，除非是宪法规定要交由国会处理的问题，参院无权就该向题进行立法。因此，按照布里克的修正案，这种条约要得到法律效力，就要每个州的立法当局都同意才行。艾森豪威尔说，这样，州立法院就有权拒绝承认美国的条约了。【布里克不同意这个解释。】要是这样，总统和国务院的工作，“就要代表四十八个政府，这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
1954年2月26日，经过难以想象的一系列的议会花招以后，布里克的修正案最后进行表决。在“部队法律地位”问题上，布里克被挫败。艾克为了顾全他的面子，提出了一个缓和的程序上的措施；即表决这些协定时，要把票数记录下来，不能简单地口头通过了事。布里克不接受这个姿态。2月21日，他的修正案表决时，五十个参议员赞成，四十二个反对，不足三分之二的票数。
但到了这个斗争的最后关头，出现了一个悲剧事件。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沃尔特·乔治，草拟了一个类似布里克修正案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倒是值得慎重对待的。支持布里克的人并不都是不负责任的。其中有一个是美国律师协会前任主席法兰克·霍尔曼。这个协会的“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与法律部”也是支持布里克的，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宪法的学者也是如此。这并不是说，因此这个法案就是好的了。这只是说在这一片吵嚷声中，有些人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自从罗斯福到了华盛顿以后，总统的权力确是已经大得惊人。象艾森豪威尔这样有顾忌的人是不会滥用总统权力的。但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来，有些白宫的主人并不是这样审慎。而且，乔治所提出的修正案，并不是将布里克修正案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一番。他用词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它比布里克的修正案温和，它取消了布里克那条臭名昭著的从属句条文，即国会在它指定的职权范围以外的问题上不能采取立法行动。艾克反对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某些条约应由各州批准的那个规定。没有这一点，政府反对布里克的理由就不再存在了。乔治提出的法案在很多方面说来是有远见的。但是，它也在决定对外政策问题上限制了总统的行动，所以白宫还是决定反对它。【乔治修正案的主要条文的内容是，凡是一个条约或其他国际协定的条文中有和宪法相抵触的——例如，不承认宣布参战之权属于国会——就属无效。此外，国际间非条约性的协定，除了经国会立为法令而外，无国内法的效力。】
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那些还记得乔治修正案的参议员，就会对它很怀念了。在当时反对总统在越南所采取行动的一片愤怒声中，有些人就记得诺兰的意见，而那时他早由于在竞选中被挫败，回加利福尼亚州去退隐了。【他于1974年2月自杀。】诺兰当时同意乔治的修正案，因为他说他不能对“行政部门侵蚀立法部门权力的危险趋势”，视若无睹。如果当时讲话的是塔夫脱而不是诺兰，他就可能用堂而皇之的语言进行辩论。但是，在一片感情冲动的情况下，要想进行理智的考虑已经不可能。参议员不是拥护艾森豪威尔，就是反对他，情况就是这样。这样，布里克就把乔治一起拖下来了。但即使这样，政府仅仅是险胜而己。乔治的修正案，有六十票赞成，三十一票反对，比之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票数，相差只是一票。如果某第三十一名参议员当时病了，去了厕所，而众院、州立法院又通过的话，接着那二十年的美国外交史就可能很不一样。举一个例就够了：那个授权美国大规模干预越南的臭名昭著的东京湾决议案，便会被认为是违反宪法而被否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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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布里克修正案被挫败的那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过他六十六岁寿辰。他是个德高望重的政治家，看上去也是那样。他一切都与众不同：狮子般的头，严峻的脸孔；“大都会”、“灰石”、“市区”、“世纪”等俱乐部的会员；卡内基基金委员会、基督教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联邦理事会的主席，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巴黎大学、乔治·华盛顿法学院学位。
杜勒斯生平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他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徒。他认为他对宗教的笃信是他的重要力量，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负担。对他说来，反对共产主义不过是长老会教义的必然结果。这和苏联领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福音（据乔治·凯南的看法）是一样的。因此他的外交，也和苏联人一样是僵硬的、教条的。艾森豪威尔信奉妥协与和解，但他选来执行他的外交政策的人，对这两者都极不相信。杜勒斯巧妙地挫败了史塔生的裁军计划，其理由是北大西洋条约的同盟国会将裁军看成是美国决心减弱的表现，对他说来，灵活性比之软弱性还要糟，这完全是不道德的。谁不同意他的强硬教条，谁就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1953年他第一次出国时，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名义，向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送了一支镍制的自动手枪。这是向各个中立国的政治家们提示：要赢得美国友谊，就要以武力对待诡诈的共产党人。但对中立国的领袖如印度的尼赫鲁说来，世界可没那么简单。他想在这两大敌对阵营之间表明有自己的立场。他认为有必要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殖民主义。杜勒斯则认为中立是件坏事。他理直气壮地向巴基斯坦运送军火，从而丧失了印度的友谊。
尽管杜勒斯口若悬河，五十年代亲苏政府被推翻的只有美国后院的一个小国，那就是危地马拉。这是否是个成就，也还是个问题，因为它播下了种子，使后来拉丁美洲发生种种挫折。但是杜勒斯宗教式热情中的最令人不安的一点，就是他有意识地煽动东欧国家的人民。他许下诺言，要把那里俄国的暴虐统治“推回去”。1953年7月17日，他在内阁会议上以极其喜悦的心情说，三天以前，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和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候爵同他一起，对东欧人民的“真正自由”表示关心。他说，这是“就我所知，伦敦和巴黎第一次愿意接受这条原则。”
休斯在这次会议的笔记中愤怒写道，“难道他真的相信，语言真的可以解放人民、解放任何人吗？”但杜勒斯本人相信与否倒没那么重要，重要的倒是从什切青市到的里雅斯特市那些听他讲话的人民，都轻信他的话了。他没有说明美国帮助他们解放的决心，只限于采取“一切和平手段”——这个限制是艾森豪威尔总是小心翼翼，不会忘记提出的——这就带来悲剧性的后果。东德的城市爆发了罢工，纵火和暴动。在苏军坦克把三万东柏林人发动的暴乱镇压下来以后，艾克向报界强调，美国不准备对东欧进行实际干预。但是到了11月末，杜勒斯在煽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骚乱了，因为他宣布美国不会承认俄国对这些国家的合并从而“确定了他们的被奴役地位”。
幸而杜勒斯经常不在首都，这使那些爱用较低调子进行外交的人感到松一口气。实际上他在到处旅行，象兜售人寿保险单一样，建议各国和美国结成联盟，作为对付侵略的保证，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钢筋，将非共产主义国家紧密连结起来。除了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而外，又加上重组起来的美洲国家组织（OAS），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然后又在中东，签定巴格达条约，后来又发展为中央条约组织（CENTO）。美国没有参加，但对它大力支持。他和包围共产党国家的国家所签订的条约，每年又都加上新条款。到了后来，美国一共对八个安全条约承担责任，要保卫四十二个国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写道，“杜勒斯表明他不是个谨慎的、精打细算的外交家，而是一个赌徒，随便把我国的血汗、财富和荣誉拿来向外国开支票，比任何一个国务卿想充阔的还要阔绰得多。”
尽管在杜勒斯生前，没有哪些国家要他把支票兑现，但假如有这样要求的话，那么要负责兑现这些支票的人们倒是非常担心。有很多在国会各委员会里作证的人，都惊惶地表示，一方面美国承担的军事义务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它又在削弱自己的实力。作为一个将军，艾森豪威尔对五角大楼并不太尊重。他有一次将空军的预算削减了五十亿元，得罪了霍伊特·范登堡将军。在福摩萨出现一次周期性的紧张时，他又发出一个指示，将部队从三百二十万减为二百八十五万。他能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个五星上将的总统。他对对方提出来的战略考虑，都说是在核时代并不实际，加以拒绝。有一次在白宫开会讨论进一步削弱部队数量时，他说“如果你冷静地从逻辑上考虑问题，那么在地面部队身上花钱，还不如建筑公路有利，因为这样做，在敌人进攻时有利于大城市疏散人口。”
总统知道他想达到什么目的，而已成为内阁里强有力人物乔治·汉弗莱又支持他。他们的目的是要纳税人减轻负担，并认为这是正确的办法。谢尔曼·亚当斯写道：“这个‘新姿态’和它的以核报复为基础的规划，显然是艾森豪威尔命令把地面部队减少的原因。”艾克是总司令；承担责任的是他。为了排除思想混乱，他指示五角大楼制订计划时，要假设美国将以核武器来进行任何未来战争。国会里的民主党人提出意见，认为美国受了哄骗，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里去，而总统这样搞，则是有其政治日的。是的，确有一部分是政治目的。政府提出的一个更为虚伪的诺言，就是“每块钱都要花得更值得，”战略上单一武器论对那些寻求简单答案的人亦确实具有吸引力。很显然，美国并不准备发动征服别人的战争。所以他们说，国防部顾名思义，就应只是搞防御。他们只要求美国不受侵略，大规模报复的威胁，目的就是保证美国不受侵略。
当然，他们的理论是达不到这样的目的的。而且在总统和国务卿各走各的路的情况下，也没有可能达到目的。一方面政府的外交政策慷慨异常，而它的军事支出则吝啬小气，这是个矛盾。但这点很少受到观察家的注意，这真使人奇怪。在两次大战之间，历届总统们努力避免卷进国外事务的时候，报复政策可能是有效威慑力量。但是美国已不再是这样的国家了。“英国式和平”己由“美国式和平”所接替。过去英国要派遣炮舰巡逻的地方，现在则由美国派出杜勒斯和他的圆珠笔。超级大国要有多种的威慑力量，才能保持和平。正是因为这点，那种所谓“每块钱都要花得值得”——似乎世界政治只是象7月4日庆祝国庆那样——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话。
年青的亨利·基辛格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954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担任哈佛大学政治系教职以后，就写了《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对美国的世界地位进行了逻辑严谨的分析。他的结论是：大规模报复是一种谬论：由于政府进行有限度战争的能力大大削弱，并且除了核弹就别无其他武器，每一次外交上发生分歧有诉诸武力的危险时候，就要把国家的安全作为赌注。迪安·艾奇逊也看出了矛盾。他在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对政府所谓大规模报复使美国取得“主动权”进行分析，认为这种谈话是荒谬的。他说，大规模报复只是别人采取主动权的反应。理查德·罗维尔对矛盾看得更清楚，他在1954年4月8日的《华盛顿来信》一文中预料，“在印度支那，原子弹和弓箭一样无用，一旦那里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就只能把地面部队恢复到原来的实力，接着还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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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与印度支那相踞整整十二个小时——一处是半夜，另一处则是正午——艾森豪威尔总统1954年2月10日早上10时半走进印第安人条约室，举行每星期三定期记者招待会时，黑夜正好笼罩着河内法军司令部法兰西大厦。有记者向他问及远隔半个地球以外那个地区的严重的军事形势。他说：“把差国在那个地区卷进热战，我比谁都更激烈反对。因此，我命令采取的一切步骤，其目的都是，只要有可能的话，使我国不卷入。”
“总统先生，”接着一个记者问道，“你这句话能否理解为：不管印度支那战事怎样发展，你决心不卷进或者不是更深地卷进战争呢？”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无法预料未来的发展。但是，他又说：“我认为如果美国现在在任何这些地区中深深地卷入一次全面战争，我看就是没有比这更大的美国的悲剧，特别是如果要用上大部队作战。”
比之后来的发展来说，当时美国部队在越南是为数很少的。早在上一届政府时，它们就在那里了。直至四十年代末为止，印度支那的三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都是法国殖民地。1949年12月30日，他们的地位略有改变：巴黎承认它们是“法兰西联邦”内的“独立国家”。所谓“法兰西联邦”多半是做个样子，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一种象征性的姿态，目的是对付苏联所支持的胡志明的越盟叛军。1950年2月7日，华盛顿和伦敦承认了这三国，艾奇逊还强调说，美国的“根本政策，就是支持附属国家的人民，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演变，走向自治与独立”。他本来希望亚洲有些国家跟着就会承认这三国。但是，他们不愿采取行动，因为法国支持的傀儡保大亲王宁愿在里维埃拉晒太阳，当个不到职的国家元首，这使他们反感很大。艾奇逊不顾各国对保大的普遍蔑视，还是顽固地把美国的声誉押在印度支那。后来他回忆起来就很后侮，因为国务院里有个名叫约翰·奥利的同事曾警告过他，美国正在逐步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们有取代而不是补充法国的责任的倾向。”奥利说，美国会成为法国的替罪羊，陷入直接干预的泥坑，他指出“这些情况是会象滚雪球那样的。”但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决定……既然我们干起来了，我就不再回头看了。”
到了艾森豪威尔就职时，美国已经负担法国三分之一的费用，向印度支那输送军火，向他们提供两百名空军技术人员。艾克也照样援助越南，但这样援助已显得不够了。越南危机已经深化。到了2月那个早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越南危机己经集中到一场大战上，这场典型的交锋，比夏伊洛战役【夏伊洛位于田纳西州，是美围内战时一场重要战役的所在地，时间是1862年。——译者】和阿尔贡战役【阿尔贡在法国东北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此进行重大战役。——译者】更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和影响美国。胡志明的杰出统帅武元甲将军，七年来把法军一直弄得七晕八素。在圣西尔军校训练出来的法国军官，对武元甲的游击战术完全不知所措，彷徨无策，因此下决心要引越盟出来进行一场决战。1953年11月20日，他们在河内以西约二百英里的一个战略点，投下了一万五千人的降落伞部队。这个地方是个交通要冲，是通向中国、东京湾和老挝的枢纽，它在泰族境内，名字由三个泰文组成：奠就是“大”，边就是“边界”，而府就是“行政中心”。奠边府意思就是边界行政大中心。【这个解释似不符原意。——译者】这个名字可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了。
从地理位置来说，东南亚的这一部分是最险要的：悬崖峭壁、峰峦峥嵘，丛林深邃，谷峡险阻，大河汹涌。但是，各地区到处都有一些平坦的洼地，星罗棋布。其中较大的还可修整为跑道。奠边府就是这样的盆地。它状如长形橡树叶，枝脉都是小溪，而大河则是其中主脉。它有十一英里长，三英里阔。周围则山峦层叠，密林深翳。法国降落伞部队在这里建了一个机场，还有很多“豪猪”——即能保护这机场和出击敌人的坚固据点。自从马基雅维里时代以来，军事战略家都要指挥官们夺取高地，认为如果一方盘踞高地，就可以用炮兵摧毁对方。但是法国人没有占据俯瞰奠边府的各个高山。在游击队活动颇繁的情况下守住这些山峰是不易的。因此河内的指挥部认为没有必要。在法兰西大厦的战地记者听说，法国的大炮比武元甲能摘到的厉害得多，而且在到处都是群山重叠的情况下，越盟是没可能把大炮拉进来的。
法兰西大厦估计错了。11月份以来，九万个越南农民就把105毫米的野战炮拉过了荒林野岭，来到了奠边府。到1月份，武元甲的大部分炮兵部队已进入阵地，俯瞰着下面一片灰黄色的平原。2月10日，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白宫印第安人条约会议室回答有关越南问题时，越盟的第五十七团，在经过艰苦行军和休整以后，已经从山上那月色如洗的斜坡上看下来，俯瞰着那些保卫着已入睡乡的十二营法军的碉堡群。后来，游击队的指挥官何文贤上尉告诉别人说，机场周围火炬摇曳，使他记起他们村里有人死的时候在各家的茅舍面前点起的一堆堆柴火以悼念死者。
3月13日曙光初露，武元甲就开始炮击，展开对奠边府的围攻。法军放出烟幕掩蔽机场，但没有成功。飞行员开始称这个浅盆地为“夜壶”。三天以前，在另一个星期三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个记者向总统提到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的话。斯坦尼斯当时就提出，美国已派驻空军技术人员在越南，可能导致美国投入战争。艾克说，不会的。除非国会运用宪法权力宣战，否则美国不会对越南进行干预。
历史学家可能会提出疑问：为什么会提出美国卷进去这个问题呢？联合国并没有在印度支那承担义务，而且一直到不久以前，美国还没和这个地区发生过什么关系。过去的美国总统对这个地方真正感兴趣的，只有罗斯福，而他也只是要把它从法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艾森豪威尔在一年前，还不愿把亚洲的一场反共战争扩大。他指出即使对奠边府进行的仅仅是空袭，也是冒险的，也可能使美国空军和中国空军对抗。不管怎样，进行决战的机会是不大的。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比之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力量小得多。
但是，除了艾森豪威尔而外，大多数政府领袖们并不这样看。在他们看来，美国是自由世界里最强大的国家，是对抗世界共产主义的全球性斗争的领导力量。朝鲜停战以后，这种斗争中唯一的武力冲突就是在印度支那。主张干涉派认为，如果共产党在一条战线上取得胜利，所有战线的安全也就会有危险。知识界里也是这样看。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沃尔特·罗斯托在《代达罗斯》【代达罗斯，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译者】一书中提出理由说：
『苏联和中国地面部队的调动，可以使美国丧失欧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同样，如果这个关键性地区里的男男女女不论由于希望或者失望而转向共产主义，这种力量平衡也会丧失……。如果我们成了集权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一个民主的孤岛……，美国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舆论认为，只要美军还是在朝鲜战斗，那向法国人提供金钱、大炮和对策也就够了。按这道理推下去，现在这样就不够了。如果不能提供更大的帮助，自由世界就会受到威胁。
前一年9月，艾森豪威尔已批准对法国人增加援助——即1954年底以前，向他们提供三亿八千五百万元。那时杜勒斯将美国在印度支那的目标，确定为要使纳瓦尔计划取得成功。这个计划是以该地法军统帅命名的。杜勒斯解释说，这样，“就会在1955年作战季节结束之前，把有组织的共产党侵略者”击败，只剩下扫荡战，而“大部分”可以由越南部队“在1956年完成。”纳瓦尔计划失败了。但直至1954年1月4日，总统和国会领袖们研究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时，还没有考虑向印度支那运送美军问题。艾克希望取得国会同意，继续给法国军援。一个共和党参议员提出，这是否意味着把美国部队送去越南。“不，”总统为之愕然。他说“我可以加上‘物质援助’几个字。”他果然这样做了。
3月的第三周末，印度支那的情况已经恶化。杜勒斯对法军还有很大信心——3月23日他还预料他们会胜利——但是五角大楼就不那么肯定。来自奠边府的消息是凄凉惨淡的。武元甲的炮兵据着盆地的边缘，使机场实际上不能使用。用C－54型运输机向那被围的十二个营投掷物资，只能部分取得成功。如果从六千英尺至八千英尺下投，就有一半投向越南军阵地。如果在四千英尺下投，越南军的高射炮就击中了大部分的飞机。故人的阵地从四面八方逐步压向法国的据点，在好些地方安置了自动武器。巴黎通过外交途径向华盛顿提出，请美国迸行空袭来减轻被围法军的压力。3月22日，法军参谋总长保尔·伊利将军还飞到华盛顿乞援。
李奇微极力反对。他说，如果同意了出动美国空中力量，那么调派步兵就只是时间问题。他知道那里地形的一些情况：稻田、丛林、坏得难以想象的公路网，非常可怜的通讯设备。连海港也很差。美国要进行干预，那就是“悲剧性的冒险”行动，他把意见写成书面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后来又在他的回忆录《军人》一书中说，“对一个有他那样战争经验的人说来，这意味着什么，几乎是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的。”但是另一个也是有战争经验的雷德福，则认为派美国轰炸机是个好主意。至于国务卿的立场如何，到了他在3月29日星期一海外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就谁都不会再怀疑了。无论他的口吻和演说的内容，都同样是冷战的辞句。
『在当前这样情况下，不管共产党俄国和它的盟友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手段，将他们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东南亚，都是对整个自由人民的严重威胁。美国感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不能逆来顺受，而应以联合行动来对付。这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危险。但如果我们今天不敢下决心，几年以后我们面对的危险就会比这些危险大得多。』
杜勒斯星期六在国务院和国会两党领袖们开会，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对法国阵地进行集体防御——即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派兵远征。他自己很有信心，以为他可以吓唬中国共产党，使他们放弃支持胡志明。他说，如果这个不成功，就要把越盟消灭。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就算只是在理论上妥协也不行。有个观察家对他的讲话得出的印象是：国务卿“非常怀疑，如果在印度支那建立了共产党政权，美国是否还能存在下去。”
星期日晚，杜勒斯同总统和雷德福在总统的椭圆形书房开会。那时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干预，知果要的话，该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同时皮杜尔又在巴黎催促狄龙大使。他们竟热要求使用原子弹，可见巴黎绝望挣扎已经到了何等程度了。有两艘栽有核武器的航空母舰，和第七舰队一起在东京湾巡逻，但事实上华盛顿没有谁真正考虑要使用核武器的。【法国人的印象就不同。参看儒尔·罗伊的《奠边府战役》，巴黎版，1967年，第270页脚注。】事实上，艾森豪威尔禁止进行任何空袭。他愿意在一定情况下考虑杜勒斯的“联合行动”，由盟国共同出力。法国人一定得同意把战争进行到底。他们必须让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完全独立。必须由法国和印度支那二国请盟国（即美国和英国）介入。最后，要由国会而不是总统作出决定性的一步，因为国会有权宣战，而总统对没这权力。杜勒斯在上述条件范围内，可以尽力干去。于是，在艾克和丘吉尔电讯往返，试探了后者的意见之后（他后来的态度比之艾克更为保留），国务卿就出发，看看能否在伦敦和巴黎结成联盟。
三天之后，总统就在英语中增添了一个新隐喻。他虽然不愿意美国插手干预越南，但是他却坚信冷战的信条。杜勒斯在海外记者俱乐部的演说未发表之前，他就看过了草稿，也表示同意。他在那个星期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度支那命运攸关的远远不是法国的威信问题。共产党在那里胜利，就会扩大赤色帝国，并使美国失却重要原料。这意味着自由世界将失却整个东南亚；接着就是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线受到威胁，这就是指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福摩萨和日本。他说：“你竖起了一排多米诺骨牌，推倒了头一块，那么最后一块的命运肯定也会很快倒下来。所以这就是全面瓦解的开始，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杜勒斯从欧洲回来，觉得迅速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英、法外交部对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似乎听得进去。如果说在这次危机中陷入重围的法兰西大厦有任何可能取得盟国大量援助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机会了。丘吉尔还没有倾全力反对，而法国人为了取得盟国的大量援助，几乎除了凯旋门而外，什么都愿意牺牲（事实上这时游行队伍正在凯旋门下一片沸腾，抗议扩大战争）。艾森豪威尔的态度看来虽然不可动摇，但他也会回心转意的。如果他还是不愿意，国会也可以采取行动。
正是在这出戏发展到这个阶段，理查德·尼克松进入了舞台中心。他当时的动机如何我们不清楚，而他也从没有就此澄清过。那时，他似乎是华盛顿最激烈的鹰派，但当时和现在，首都都有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为政府放出试探性气球而已。选择的场合就是4月16日星期五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年会上。他的发言本来是非正式的，但内容这样耸人听闻就无法保密了。有人问他如果法国撤出越南，放弃这个国家，美国怎么办。美军会对法军的地位取而代之吗？尼克松说，他们应该这样做。自由世界的处境困难，极为狼狈，要是再在亚洲后撤的话，就很难想象了。他但愿法国能固守下去，取得胜利。“但是，在当前情况下，如果为了要在亚洲特别是印度支那防止共产党进一步扩张——如果为了要避免这一点而我们必须冒一冒风险把美国军队投进去，那我认为行政部门就不得不采取政治上不受人欢迎的立场：即正视这个行动，采取这个行动。而我个人对这样的决定将会支持的。”
马上就有了反应了。政府某些成员可能已有准备要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但报纸舆论还没有这准备。各报社论要求艾克否认副总统所说的是政府的意见。国会也没有准备，它谴贵尼克松患有不负责任的沙文主义。在国外，有关美军军事调动的片片断断的报导，立即引起各种神经质的反应，使盟国派远征军的可能性全被打破了。英国决定等候当月要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十九个国家参加的关于亚洲问题会议，看看能在会上取得什么结果。星期一杜勒斯从奥古斯塔回来（艾森豪威尔在那里打高尔夫球），向记者宣布，美国对越南进行干预是“不大可能”的。
4月下旬，法国向美国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援助。那时杜勒斯和雷德福都在巴黎处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事情。皮杜尔向国务卿提出，请美国进行空袭，否则奠边府就会失守了。杜勒斯答说他会考虑这问题，但这不过是客气表示而已。艾森豪威尔已再次通知他，只有国会通过决议才能把美国军队派进越南。而且杜勒斯也看到巴黎报纸的报导。他们对被困的法国守军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现在奠边府的危局已经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编辑们都在首版刊登从越南发出的一鳞半爪的报导。读者终于知道，法国给这场战役的代号是“秃鹫”。登在第一版的地图列出这个陷入重围的堡垒的据点——取名为安妮－玛利、加布里埃尔·多米尼克、依莎贝尔、休格特、弗朗索瓦、克劳丁、比阿特丽斯的小山，还有一对小山伊利安一号和伊利安四号——外号“洛洛布里吉达姊妹”。法军指挥员克里斯蒂安·德·卡斯特里上校已被提升为准将，因为他既然是个英雄，就该有个将军的称号。一个名为热纳维埃芙·加拉尔－泰罗比的女护士拒绝乘最后一班飞机飞回河内，被人称为“奠边府天使”。还有几种传说，德·卡斯特里知道他的一部守军已经是厄运难逃，就命令他的炮兵向着他自己开炮。
关于这个围城的报导，许多其实是传闻失实。德·卡斯特里没有叫炮兵向他自己开火，因为他早没有炮兵了。美国报章的《孤军奋战》电影式的报导，和当时围城的实况，也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但这些都不能责怪战地记者，因为法军总部也有很多情况不了解。到了复活节那个星期天，法兰西大厦的满胸绶带的军官，在这每年一度的节日里，在河内大教堂唱赞美诗的时候，他们对“秃鹫”的情况就已不怎么了解了。飞到那里上空去了解情况的观察机，不是被武元甲的高射炮火打下来，就是被赶跑。整条跑道都在越南军队的机枪控制之下。最后，用C－54型运输机空投补给的尝试（包括德·卡斯特里的准将星章，庆祝他晋级的白兰地酒，成盒成盒的战斗十字奖章和荣誉军团勋章等等）也完全失败了。现在已落入越军手里的地堡里的无后座力炮，已朝着那些向着降落伞跑去的法军瞄准射击。第二天越盟电台兴高彩烈地宣布，他们已把空投补给，包括白兰地酒在内，全部缴获了。
奠边府的法军现在处境之惨难以想象。阵亡人数已达一半。他们一会受到热带酷日的无情煎熬，一会又受到倾盆大雨没头没脑的浇淋，躲在堆积如山的粪便和腐臭难闻的尸体当中。炮兵阵地丢失以后，怎么进行反击都没有奏效，使他们陷入绝望之中。相反，武元甲的一零五毫来大炮一直打个不停。越军的战壕蜿蜒曲折，逐步向法军逼过来，敌人步兵也愈靠近。有一阵子，突然传来好消息，说河内派来了援军，接着又说美国来了大队空军。不管士兵、军官、甚至德·卡斯特里自己都有点相信这种传说，因为他总不能相信，纳瓦尔是要他来这里送死的。现在到了4月，他知道了。河内命令他把军火和补给全部炸毁，以免落在敌人之手。至于部下士兵，他应让他们知道，他们挡住了越盟的大军，保卫了法兰西的荣誉，这样来动员他们进行最后决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