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的结果是使人难于理解的。民主党又控制国会了。现在尼克松只好说，选举的胜负并不决定共和党能否生存了。麦卡锡说这是“一次惨败”，在“我们那些想揭露共产党的人们当中出现一次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应该由政府负责。但是这并不是惨败。在第八十三届国会中，共和党原来不过是略占上风，现实派早就承认它会失败的。到了情况清楚以后，民主党在众议院夺回了二十席——他们本来以为可以有五十席的——而在参院，他们只是多了两席。《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两天以后作出结论说，“政府在这次选举中既没有胜利，也没有惨败。”
同一天，尼克松也向内阁部长们发表他对选举的看法。他认为两方“实际上不分胜负”。他认为他有办法可以使将来竞选结果好些。他说关键是有个好的宣传计划。美国人是“要兜售得法才行”。哪个党的形象最好，哪个党的选举就会胜利。要把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拿到手，关键不在于商业大街或华尔街，而是在于麦迪逊大道。各个党要寄希望于几句精辟引人的简单口号，而不是做作的竞选歌曲。一个候选人在电视屏的形象，和他所要说的话，都是同样重要的。这是有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的，尼克松说，而他可以把主要的问题告诉他们。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个玩具，那是活动的打鼓手，上了弦，于是这个打鼓手就沿着那个光滑的桌面，的的得得地打起鼓，走过那为之愕然的总统和部长们的面前。这时这位副点统说：“总之把他妈的那个鼓不断地敲响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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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最使人注意的广告歌曲，就象麦卡锡洪亮地叫“主席先生，主席先生”那样地引起人们对听证会的记忆。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价钱不断地跌，跌
价值不停地涨，涨
罗伯特·霍尔公司在这季节
把理由向你说个明白
降低成本，降低成本』
罗伯特·霍尔服装公司，是象大型体育馆一样，已在各大城市近郊或郊区商业中心里开始出现的折扣商店的前身。第一家折扣商店名为E.J.科维特，是在1948年开门营业的。它一开张，马上就顾客如云。过去打折扣出售的商品，只是在工厂附设的一些破旧狭窄的门市部销售，顾客不容易找，地方清洁整齐的也很少。商标往往都被撕下来，因为批发商不想让零售商知道他们是和他们争生意。现在对商品销售已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商人们开始了解美国所谓“汽车经济”的含义。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大部分顾客们都是坐着公共汽车和电车来买东西，因此零售商店集中到商业区的大街是有理由的。但现在公共交通业已经开始萎缩。五十年代一般购物的市民都坐着汽车前来，但找不到停车的地方。在商业区停车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路旁停车自动计时器确是安装了好几百万个，但结果还是很使人失望。商业大街的老板们不知自己利益所在，往往让自己雇员把他们的车停在商店门前，而且每小时在停车自动计时器上交纳停车费，但那些顾客们却兜来兜去，到处找地方停车。
很显然，解决办法是兴建商业中心。设计人员把它设计出来，里面有大面积的铺上沥青路面的车道，有足够的停车设备。全国著名的公司就开始建成一批以批发价零售的商业中心：什么“科维特”，“托普”，“布雷德利”，“格兰特”，“金”等等，不一而足。制造商们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就减少了零售商的一道成本费用。原来在市内商业大街经营的零售商，要是有能力的都在郊区兴建分店。而剩下那些商店，就只好慢慢衰落下去，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谓“城中心区的萎谢”。
与此同时，这些折扣商店市场也带来不少问题。由于它们都实行顾客自己取货到门口付款，用结帐计算器取代了铺面的售货员，于是偷盗商品现象层出不穷。营业时间结束以后，停车场又成了那些静不下来的十几岁青年的宿营地，他们也是和他们的父母那样有汽车代步，要有个幽会的场所。不幸的是，警察们现在发现，这些庞大的场地倒成了打群架和短程高速赛车的好地方了。
在富裕生活的推动下，青少年文化在五十年代继续发展，它有它自己的风俗、地位标志、特征、习惯和风尚，有它自己的一套——男孩的头发是鸭屁股式，衬衫的袖子卷到一定的高度，少女的头发则是卷毛狗式，松紧颈链（紧至可以缠着喉咙，松至可以长达腰部）。长头发和奇装异服还是十年以后的事，但和这些同时兴起的语言现在能已开始发展了。他们也象他们所羡慕的博普派爵士乐师那祥，常爱用cool这个词，虽然他们自己又有不同的解释。它和二十年前的keen，neat，swell，snazzy或smooth有点类似。而like则成了一个万能的节奏词与修饰词。
滚开己由scram改为blast off，讨厌鬼现在不叫drip而叫drag。最讨厌的就称为spastics，turkeys，nerds和yo-yos，或者是贬词中的最流行的词square。一个少年有时会说，“她是个……”，然后模仿她的样子，并用食指在空中划个正方形。如果有本人在坐，提到她时就含糊地说是“L7”（因为这个字母加上这个数字，就凑成了一个类似正方形）。正方形中的到了极点的就是立方形了。爱说笑的人就会说，他这个人顶四方形，连自己的帽子也堵塞了。被开玩笑的人的笑声可能是颇为勉强的，但是一般说来，这个时期和少年们开玩笑是很危险的，他们往往会用猛烈的咒骂来进行回击。
每个懂得当时所谓生命的秘密的青年都知道，汽车电影院是个幽会的好去处。当然能够到这里来偷偷摸摸的，只限于那些有汽车（或者说有轮子）的人。但是现在在伟大的中产阶级中，几乎每个少年不是有轮子，就是认识一些人可以借到轮子。州际保险公司发现：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学生有汽车驾驶证，有百分之六十可以“为了交际”而使用家里的汽车。汽车已成了青少年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青少年们的黑话和所谓高速车赛车者【指把旧车不必要零件卸下减重后进行高速赛车的青少年。——译者】的俚语（或者隐语），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有些微细的区别还是可以看出来的。比如说，对爱赛高速车的人来说，所谓drag一词指的不是讨厌的人而是指经过加大马力的汽车从赛跑线开始进行的比赛。这部经过拆卸轻装的汽车又称为back，stormer，bomb，screamer，dragging wagon。要是想使同辈们羡慕，最好办法就对车子进行大改动。就是所谓chopping（砍掉，即把车篷搞下来）或raking（耙掉，即把汽车前半截搞掉一部分）。他们管把轮胎叫skins（皮），轮胎侧壁的白圈叫“snowballs（雪球）”。而为了兜兜风来驶车漫游一下，就叫做bombing或者spooking。
青少年们和他（她）们的弟弟妹妹们，现在开始成为全国广告商的主要宣传对象。他们不但自己有自己爱好的时尚，而且对父母们要买什么东西，愈来愈多地参加意见。戴维·里斯曼说，“你听听这些小家伙们讨论电视机的式样、汽车的款式，或者各种流线型车子的不同优点，你就知道他们确是很聪明的消费者。他们在家庭会议里所起的影响，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尤金·吉尔伯特那时成立了一家公司，专为商人们提供意见，教他们制定对年轻顾客的销售计划，他就对商人们这样说：
『一个把青年人的心意摸中了的广告商，一般都可以认为，他们的父母亲最后会向青年人屈服，同意购买那种商品的。……如果一个年青人认为他急迫需要某种东西，象在电视里所见到的，那么在他们的要求下，父母亲们会觉得和一个已经太兴奋的小孩进行理智的辩论，不如向他“让步”容易些。』
一个社会调查报告发现，在被调查的母亲中，有百分之九十四，会给她的小孩买他们在电视机上见过的商品。有人对小孩们进行测验，发现他们还未学认字，就已懂得“洗衣粉”这个词。他们在婴孩的围栏椅上已经开始看电视，又被放在电视屏前来使他们不哭叫，于是他们对这五花八门的商品世界，颇为内行熟悉。这是到了他们这一代才有的。女童子军的杂志《美国姑娘》发现，她们的读者“第一次用唇膏、穿尼龙袜、用乳罩，都比之十年前的少女要早些。”十二岁女孩用的乳罩，被命名为“留有余地”，“初试”，“小天使”和“最小天使”——这种乳罩是松紧的，“随着女孩长大而扩大”。《十七岁》杂志的商品推销顾问伯尼斯·菲茨－吉本斯对一些参加“时装‘诊疗’所”的广告商说，“你的时装部是个追求对象的场所。让那些青少年象苍蝇般来到你的陈列室吧，你那个蜘蛛网就可逐步逐步织起来的。到了这些少女们结婚了，你也没有失掉一个顾客。相反，你倒是赚得了一个金矿呢！”菲茨－吉本斯小姐要她的听众吸引“这些青少年‘大亨’，但不是用‘不久以后’这样的甜言蜜语，而是要用‘现在与当前’这样悦耳动听得多的语言。”她把年青少女们说成是“有财力的女人。”
她们往往是财力非常雄厚的女性。美国未来家庭主妇协会的杂志《青少年时代》估计，七年级学生每周花三角到八元五角。到了念高中时，每周花一元六角半到十九元五角。但有些人花的钱远不止这数字。《生活》杂志在一篇图片组文里，说郊区里有个十七岁姑娘，每年有零用费四千元。她的开支项目，包括一千三百元的卧室布置，一千五百元的服装（内有七套游泳衣），五百元娱乐费，这还不包括所谓“由于念完中学而去夏威夷作一次短途旅行的费用”。《生活》杂志说，“愈来愈多的青少年会进入象这位苏珊这一级的收入的。”结尾时它以使人鼓舞的语调说：“她的父母虽然这样不断溺爱她，但没有宠坏了苏珊。她把这一切奢华的享受都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她一生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关于这个正在涌现出来的青年一代的有闲阶级的全国统计数字，确是有点惊人。随着战时和战后那代的婴孩成长到了青春期，新市场也就扩大了，在全国共计增加了一千八百万到两千万个消费者。他们每年购买量达到一百亿元，后来还增至二百五十亿元。吉尔伯特说，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少女，光是“开学”的服装，就花了七亿七千三百万元。《青少年时代》发现，在五十年代里有一年，平均每个青少年“除了家庭正常供应的必需品而外，用在商品和劳务”的共达五百五十五元。
有很多行业全部改组来满足这些青年的需要。唱片业给他们准备了两种唱片：“单张唱片”（每分钟四十五转）是给未到一岁的小孩的。“唱片集”（每分钟三十三转半）是给青少年的。这两种凑在一起，就占全美国唱片销售量百分之四十三。青少年的消费额，占电影院票房价值的百分之五十三，照相机销售量的百分之四十四，新收音机销售量的百分之三十九，新汽车销售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岁至十九岁这部分的青年，每年在唇膏上花二千万元，在狐臭粉上花了二千五百万元，在家庭烫发上花了九百万元。男女青少年花在化装用品上几达三亿多元。
在严酷的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父母亲们，看见十二岁的女儿每周都去美容院，看见十四岁的孩子全神贯注地看着保险公司为他们那一代承保的退休保险的小册子，现在开始习惯起来了。这些年青的一代，还可以在一些地方设一些赊帐户，它们用的是颇为诱人的名字，如“十四到廿一岁的俱乐部”，“校园帐户”，“新星帐户”等，都没有赊借两字的。他们还可以在自己房间里打个公主牌电话要人送来商品，或者和男朋友或女朋友交换“固定关系”的戒指（每只十二元玖角伍分，“不用付现，每周付五角”）。加州有个公司建了一个造价二百五十万元的青少年商业中心，内有六个商店，一个牛奶店，一个游泳池，一个滑冰池和一所银行。
1954年12月15日晚，沃尔特·狄斯奈在儿童们中间造成了风靡一时的狂热，这对全国说明，对这些小消费者也是可以招徕生意的。“狄斯奈游乐场”本来是星期三晚电视的重要节目，有四千万观众，其中大部分是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那周的节日，第一次连播关于戴维·克罗克特【1786－1836，美国开发西部时的人物。——译者】的故事。戴维由一个迄今还是寂寂无闻的二十九岁的演员费斯·帕克扮演，确是个风度迷人的主角。他那种随和态度很易使小朋友们陶醉，所以那些贩卖克罗克特纪念品的人很易使他们上钩。接着那年的春天，各个游乐场和超级市场似乎到处都是那些戴着浣熊皮帽的五岁小孩。浣熊皮的价钱一下子上升为每八元一磅。到了下年夏天，这个销售高潮才结束，但浣熊皮已销售了一亿元，而戴维·克罗克特式的汗衫、雪橇、毯子、风雪衣、牙刷、午饭盒、秋千、儿童游乐室、沙箱玩具、小凳子、玩具枪和自行车，还未计算在内。有个商人积存有二十万个学生帐篷，印上了戴维·克罗克特的名字，在两天内就把它卖光了。有些成年人实在忍无可忍。有个百货公司迸货员说，“再有人对我谈论戴维·克罗克特，我就用克罗克特的枪迎头给他一下。”在听了上千遍的费斯·帕克唱的“戴维·克罗克特小调”以后，很少有哪个母亲不掩着自己耳朵的。这支歌独占歌坛六个月，一共销售了四百万张。
『生在田纳西的一个山顶上，
这个自由乐土的最葱绿之州，
在森林中长大，他熟知一草一木，
三岁上他就杀死了一只狗熊。
戴维·克罗克特呀，戴维
他是蛮荒世界之王！』
※※※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弗雷德·赫钦格担心，“占有欲”会对青年们造成精神上的残害。在这方面，1954年开始有两种娱乐形式，确是使人不安。比尔·哈莱和彗星乐队的新音乐在广告上被宣传为“最优秀的摇滚舞流行音乐”。它使人担心在这新繁荣中长大的儿童，就象二十年代的儿童一样，可能被引向一味追寻欢乐，没有头脑。除此以外，斯坦利·克雷默的影片“凶暴的人”还加上了未来野蛮暴力流行的征兆。马龙·布兰多扮演主角约翰尼，是个毫无意义的摩托车俱乐部的猩猩一般的“主席”。这些俱乐部成员都穿上紧身的蓝布裤，上身穿着黑皮茄克衫，背上漆上一个骷髅头和交叉着的大腿骨。按照电影的情节，布兰多这一伙在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下午，冲进一个宁静的小城，由于没有事做，便把这个地方闹得天翻地覆。显然，这电影是要揭露批判某些问题，但那是什么问题呢？是谴责那些青年吗？是谴责听之任之的态度吗？是谴责对法律和治安的不尊重吗？很多文学评论家认为克雷默要暴露的是战后富裕生活的阴暗的一面，是毫无节制的贪得无厌。有些人见到电影里的暴行有反感——在那个比较温和的时代里，那是够粗暴的了——他们认为那样来进行社会批评未免太过分了。
有一小批年青的波希米派，他们认为对物质至上主义无论怎样指责，都不会是过分的。他们认为富裕生活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和它搏斗过，但失败了。现在他们承认被击垮了，或者说得更简洁一点，就是垮了。这个“疲塌”的一代在五十年代早期第一次出现，是在洛杉矶市下等的威尼斯西街油漆褪色的广告板和灰泥剥落的墙头后面的。这个运动在那里的灯光昏暗的咖啡馆里酝酿成长，然后往北一跳三百五十英里，在旧全山市哥伦布大道261号找到了它的圣地。那就是那个很快就在他们中间出名的“城市之光书店”。这个书店的合伙人之一就是在巴黎出生的满面胡子的劳伦斯·弗林格蒂。他曾在海军服役，在《时代》杂志当过送信员，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得过学位。1953年他和彼得·马丁合办了这个书店，成为美国第一家全部供应平装本的书店。弗林格蒂用卓别林的电影名字给这个书店起了名。扩大以后，他又办了“城市之光丛书”，这是一家出版社。列在该店出版书目的诗人中，第一个就是他本人。他的诗中，有一首的标题是《发动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弹劾的宴会的初描》，这就可以使人大约知道他和五十年代的一般商人有多大的不同了。
“城市之光书店”还充作一些没有固定地址的作家的通讯地址。这些人不同寻常，即使是在本行中间也是如此。一个名叫格雷戈里·科尔索的人曾在1946年披捕，因为他和同伙们要进行一系列的精心策划的抢劫案，把纽约市夺过来。逮捕他时，他还拿着步话机统一指挥这些抢劫。他在监狱里过了三年以后，就在哈佛大学的“扩大眼界图书馆”里自学，写了一些象《结婚》那样的诗。诗中他对一个要和他的未婚妻度过一个晚上的青年说：
『不要带她到电影场，要带她到坟场，
对她讲狼人的浴缸，和校正了的单簧管
然后向她下手，吻她，如此等等
我知道为什么她没发脾气，而她甚至会对你这样说：
你摸吧！摸着很舒服呢！』
“疲塌”派的作者的年龄属于摇曳舞的一代，但他们则认为己经不是了。作为社会预言家，他们主张自发表现、旅行、东方的神秘主义、唱民歌、弹吉他、跳勃鲁斯舞、各式各样的性行为和他们所谓美国的梦想。有些人成了著名人物。最著名的是一个结实的法裔加拿大人，参加过哥伦比亚大学的足球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商船队的水手，在1940年末期在社会研究新学院里任教。他出世的时候名叫让－路易·克鲁瓦克，但到了1950年出版第一本书《城镇与城市》时，就将名字改为杰克。一些评论员认为他和其他新复兴时代的作家是消极的，他驳斥这种说法。他肯定地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极其积极的。本·赫克特在电视里问他，为什么不多写一点“这个国家有什么毛病”呢？克鲁瓦克后来写道：
『他要我做的只不过是要我说反对人民的心里话。他轻蔑地提出了杜勒斯、艾森豪威尔、教皇，和所有这一类的人物……不，我要为一些东西说话，为了十字架，我会说话，为了以色列之星，我会说话……为了可爱的穆罕默德，我会说话，为了老子和庄子，我会说话，为了支持D.T.铃木，我会说话。为什么我要攻击我在生命里所热爱的东西昵。这就是“疲塌”派。活下去活到死的一天么？不，是爱生活爱到我们死的一天。到了他们要来象处死耶稣那样用石头把你扔死的时候，至少你没有温室，你有的只是玻璃般的身躯而己。』
他的《在路上》只写了三个星期。杜鲁门·卡波特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这完全不是写作，而是简单地把字打出来罢了！”但是他把人们想听到的东西说了出来，所以他们还是买了五十万册。这本书谈情说爱的情节是索然无味的，书中人物的眼界是浅薄的，尽管他们在国内东来西去到处探索，他们似乎总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也似乎什么都探索不到，甚至自己是什么也弄不清楚。但也许这就是他要说的吧。起码克鲁瓦克眼中的人们总是张开眼睛，而不是被家里的物质世界把他们围着。“疲塌”派的人是真诚的，他们对他们那一代的毫无生气的生活不满。比克鲁瓦克写得更为有力的艾伦·金斯伯格对冷战问题，是用摧枯拉朽的气慨写的。
『美国呀你并不是真想打仗。
美国呀，就是那些坏俄国人、
那些俄国人、俄国人、中国人，俄国人，
俄国人要把我们活活地吞下去。他们是权力狂。他们要
把我们车库里的车拿走。
他们要把芝加哥夺去，他们要搞一份《红色读者文摘》。他
们要把我们的汽车厂放在西伯利亚。要由他们庞大的
官僚主义机构管理我们的加油站。
这不好。唔！他要使印第安人读书，要使黑鬼出名。啊，
他要我们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救命啊！
美国呀，这是严重的。
美国呀，这就是我从电视机里看到的印象。
美国呀，我说的象不象？
我还是立即动手工作吧，
是的，我不想参军，或在精密仪器工厂里开车床，反正我
是近视的，是精神病患者，
美国，但我也要担负一份不寻常的责任。』
金斯伯格并不是真正神经错乱，但在进行了一年精神治疗以后，他的生活改变了。那是在1954年和1955年早期。它使他结束了初露头角的市场研究顾问的生涯离开病床以后，一口气写出了《吼叫》一书。旧金山警察认为内容淫秽，把它充公。但是法官认为这篇长诗还有“重要社会意义”，于是金斯伯格和克鲁瓦克，科索，弗林格蒂都成了这个“疲塌”派的宇宙里的红星了。
这些人一出现，那些一本正经的祟拜他们的人就想把他们圣洁化。着了迷的英国教师，对金斯伯格的同性爱和克鲁瓦克的不道德，都视若无睹。他们说，beat（疲塌）就是“beatitude”（耶稣“登山训诲”【圣经中重要一段，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至第十二节。——译者】的福音）的缩写，所以这些诗人都是受到上帝赐福的。这些“疲塌”派被惹得大怒，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管他们的工作有无内在价值（其实多半也是价值不多的），但他们使人们对那种不加思索地随俗从流的习气有所怀疑，这样，他们就达到了他们的社会目的。不承认他们这一成就，就使他们成了文坛的阉人。但当时不大可能。一个很好的证据是，他们还继续引起热烈的反应。
从二十年后看来，这个运动唯一的奇怪之点，就是为什么它会引起社会那么大的争论。它从来不是革命性的运动。这些诗人们都是易于共处的吟游诗人，而不是社会秩序的挑战者。他们不会打破门窗、埋定时弹、咒骂宗教信仰，更不是对既有体制，——这个词义当时在美国语言里还没有呢——的威胁。肯尼思·雷克斯罗斯当时五十岁，是这些人的老前辈。他曾讥讽地说，“我写诗是为了勾引女人，推倒资本主义制度。”但事实上雷克斯罗斯已结了婚，有两个孩子，荣获了几个文学奖，而且因为以前当过爆玉米的推销商，所以还有点商人的味道。事实上，克鲁瓦克也是如此。在他的《地底海》一书中，主人翁因为知道另一个“疲塌”派作家领到的预支稿费，比之他自己的多，感到失望恼恨。他对此进行了巧妙生动的描述。他在别的地方却说，“我们什么都爱——比利·格雷厄姆【比利·格雷厄姆，美国福音会牧师。——译者】、十大名牌大学、摇滚舞、禅宗、苹果馅饼、艾森豪威尔等等，我们都赞同。”当然，他们并非如此，他也不是要你认真地对待他这番话。但是，“疲塌”派并不是好斗派。要是以为他们会向五角大楼游行示威或向国民警卫队扔石块，那就是荒谬可笑的。甚至要是有谁把警察叫作“猪猡”，他们也会为之大吃一惊。如果说他们有些什么行为类乎游行示威的话，最多也不过是金斯伯格背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抽大麻烟”而己。
但对当时习俗说来，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讳了。抽大麻烟被人认为是坏至难以想像的事情。不但如此，“疲塌”派还满嘴粗话，甚至有时在公共场合也是如此。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宽容的时代。奇风异俗是被人怀疑的。他们的成员说自己与众不同，光是这一事实已使他们显得越乎常规了。为了表示轻蔑，人们称他们为“疲塌尼克”【“尼克”用俄语词尾。——译者】。男的穿卡叽裤，拖鞋，长胡子（但他们的头发还是短的）。女的则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黑色的、长袖的、高领的紧身服装。虽然她们鄙视唇膏，但她们在眼圈周围化妆太浓，所以有时人们称她们为浣熊。据说他们睡地铺，周围堆满了不健康的书和唱片。他们是不搞清洁的。被褥也没有褶叠，甚至连象样的床单也没有。据说他们赤身裸体睡在弹簧褥上，甚至有时没有结婚，就在黑暗中干起那见不得人的勾当。有些人还提倡要生私生子。
艾森豪威尔的美国被他们弄得大吃一惊。父亲们告诉女儿们不要和他们来往。罗纳德·里根【罗纳德·里根，明星、广播员、足球队员、加州州长，曾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把这些人作为笑柄，说他们是穿着拖鞋的足球队员。通俗杂志的作者，还描述他们生活靡烂的情况。坐车上下班的人互相议论他们酗酒狂欢的故事。好莱坞大量编制以他们为歹角的道德剧。甚至连海伦·特伦特也来扮演这种角色。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镇，有些坐着敞篷车的青少年想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长着胡子的人撞倒，因为他们认定这人敢于违反习俗，必然就是个“疲塌”派而无疑。其实在这一切胡闹之中，充其量只不过是有几个浪漫派诗人，他们要躲开流行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自称是真正的美国人，那倒是真的。他们只不过是要求与大多数人分开，他们所宣传的不过是由来已久的波希米式的生活而已。正如《在路上》一段所说的：
『他们疯疯颠颠地沿着大街跳蹦下去。我在后面蹒跚地跟着，就象我一生跟着那些使我感兴趣的人一样。我欢喜的只有那些爱狂闹的人，闹着要生活下去，闹着要说话，闹着要别人挽救，又同时渴望着一切的人，那些从不打呵欠或谈论普通事物的人；他们象那些光怪离奇的黄色烟花那样烧着、烧着、烧着，爆发出象一只蜘蛛那样的烟花，交织在群星之中。而在这蓝色的烟花中心，你看到砰的一下子。于是每个人都叫“唷哟”！』
当时这就是被人算作不肯随俗从流的人。但是下一次，教你吃惊的是真家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