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留意搜集美国民俗资料的乔治·盖洛普博士民意测验所报道：1954年时，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为五英尺九英寸，体重为一百五十八磅；女性平均高五英尺四英寸，重一百三十二磅。做丈夫的认为好妻子的美德莫过于把家里弄得平平安安，整整齐齐的，但他们大多数——占百分之五十五——都感到美国女人全给宠坏了。
这个机构在宣布这一些和其他种种对美国生活进行深入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时还指出，“人们对历史上有些国家民族念念不忘，有时并非由于它们的政绩战功如何，而只因为它们的某些性格上的细微特点。”它说，“上边所列举的那些情况，正是千载以后‘美国人’或将因此闻名全球的几个细微特点。”事实上，仅仅过了二十年，这些情况就已经引起人们的兴趣来了，虽然其中不免有琐屑无聊之处，但是了解某些人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看待别人，他们有些什么烦恼，他们怎样生活——总是挺有意思，甚至很有意义的。不过，这项调查的某些结果，今天看来似乎已经颇有隔世之感。
对于长期存在的两性社会差异，当时倒没有听到谁提出过什么大的责难。做妻子的无非觉得男人酒喝得太多，主要毛病是“什么事都不在乎，”但并没有谈到大男子主义问题。妇女通常总是表示愿意结婚，不愿意工作。不错，她们也希望删去婚礼誓词中的“服从”二字——这个竟至今未变，真是咄咄怪事——但在其他方面，却安于那种双重标推。比如说，妇女的百分之六十一认为妻子决不应该拆看丈夫的信，即使信封上有香味，明明是女人的笔迹也罢。问她们，“妻子跟人通奸比丈夫跟人通奸罪过更大，更应受谴责，是吗？”绝大多数的妇女——五分之四——的答案说：“是，当然应该这样。”
问她们最操心什么事，大多数都说是钱，只有百分之二十一在“世界大战的威胁，保持和平”的答案栏里划了勾。对美国有信心，因美国而自豪，这种情绪挺普遍。大多数人认为美国人最突出的特点是慷慨，其次是和善、通情达理，虔诚、爱自由、求进步。被列为美国人的缺点的都属于小家子气的毛病，如浅簿、自大、放肆、财迷心窍、自私自利。
当时农民还不少，可以自成一类。每天早上数他们起身最早：百分之六十九在6点以前就起床了。一般美国人平日6点半起床，星期天要睡到8点。（出人意料的是，女的比男的起得稍晚）。上床的时间平日是夜里10点，星期六11点。早餐时间通常是7点，午餐12点，晚餐或正餐是晚上6点。战后，工作时间当中给十五分钟喝咖啡时间的风气很普通了，但美国人里边能享受这种待遇的还不到一半；问：“在你的工作地点，雇员全天工作当中有没有喝咖啡，吃点心休息一下的时间？”百分之五十一的人答“没有。”农民害名副其实的所谓大众感冒病的，比其他各类人都多。感冒发病的高溯在2月，那时全国成年人中足有百分之十五，即一千五百万人得病。低潮是7月，不过就在这时也总有百分之五，约五百万人不免要咳嗽打喷嚏，感到难受。
即使不打仗，即使没有什么陷国家于分裂的丑闻，人们的生活也是一种折磨。成年人中两个就有一个睡不着觉的。这个问题对女人比对男人，对未婚的比对己婚的严重；离婚的，丧偶的就更了不得。主要原因都说是“神经紧张”。那时大家还不大习惯用镇静剂，因此多数失眠的人就只好在床上辗转反侧。其他病号：三个美国人中一个闹脚疼，五人中一人听觉不灵，七人中两人苦于痴肥，三个人有两个戴眼镜，其中半数是终年摘不下的。
按品味家的标准来看，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未免单调。他们说，如果让美国人不考虑价钱点菜，他们准会点水果丁、菜汤、牛排配法式烤土豆、豌豆、黄油蛋卷、奶油苹果饼、咖啡这几样。有三百万美国人常年素食。十人中约有六人喝葡萄酒、啤酒或烈酒，但量不大，五人中天天喝的不到一人。他们最爱好的运动是滚木球，每周至少玩一次的竟有八百万人之多，第二三种最流行的消遣是高尔夫和乒乓球。偶尔玩玩滚木球的人比玩高尔夫球或乒乓球的多两倍。全国成年人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二会游泳，这说明当时假期少，时间短，游泳的机会也就不多。全国有一千五百多万或百分之十五的成年人从来没有离家超过二百五十英里的——这在当时正是一天的汽车路程。星期天吃完午餐，半数有自备汽车的家庭都爱开车出去兜个风，但并不走远。美国人四人中有一人既没见过大西洋，也没见过太平洋。
成年人中十个有九个坐过火车，有四人至少在单间卧车里呆过一夜。当时坐飞机的人虽然逐渐多了，但是爱坐的还是少数。汽车只是短途旅行才用，交通远不如后来那么拥挤。原因之一是那时居住在郊外的人比现在大约要少五千万。除农民外，一般工人住家离工作地点不过两英里，十几分钟就能赶到。三人中一人回家吃午餐。全国不到三分之一的家庭在饭前作祷告，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认为祷告一下“或多或少”有点好处。百分之九十四的人相信上帝。百分之六十八的人相信死后有灵。在1954年6月14日举行忠诚宣誓时，百分之六十九的人都赞成加上“向上帝保证”这句话。读圣经的人，南部比例最高，最低的是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各洲。【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等三州。——译者】美国人最爱用的两句格言是：“待人如望人待己”，和“求生亦容人求生”。
当时一般家庭住房的冬季取暖温度白天都保持在华氏七十度，夜里六十度。美国普通社会四口之家每周的生活费最少要六十元。（1937年时只需要三十元。）从电视电影给人的印象，仿佛夫妇分床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了，但实际上八对夫妇中只有一对分床，剩下的仍然睡双人床。男人喜欢淋浴，不喜欢盆浴，女的四人中有三人喜欢盆浴。各家往往都喂养一只小动物，养狗的比养猫的多一倍。多数美国人都表示他们喜欢自己的邻居，也信得过人家。大萧条时期养成的节俭作风己经成了习惯。多数人说，如果忽然得到一万块钱，就去置一所新房子。次多的人或则准备用钱还债，或则存银行，买股票，只有极少数的人表示，想过个痛快日子，到处游逛，尽情挥霍一番。芝加哥一位二十三岁的速记员的回答是，得了钱，立即结婚。另一个有职业的姑娘也表示她要搬到加利福尼亚去，“那儿男人多啊。”
总的来说，当时美国仍然是一个乐天为怀的国家。尽管大家也抱怨税收重，物价高——你看，那时他们都己经嫌重嫌高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们比上一辈己经好过一些。普通美国人都想活到百岁，抱这种心愿的男人比女人多，但女人平均寿命实际比较长，活到那样高龄的可能性更大。问他们过去岁月中最留恋哪一段，一般都答二十一岁这年。调查对象中将近一半都有一些迷信习惯。最常说到的是喜欢敲木头、走路躲开黑猫、掉下的盐粒要扔到肩后。迷信的程度，女甚于男。
多数人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有三个孩子。做妈妈的都感到应在婚后第二年生第一个孩子。上了年纪的人对1954年那时的年轻人评价极高：认为他们比父辈懂事，稳重。但年轻人的态度却苛刻多了：五人中只有一人对父母不发怨言。几乎所有成年的美国人都觉得应该按时给孩子一些零花钱，虽然他们十分之三以上的人自己小时候并没有这份福气。青少年犯罪向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闹开了，成为众人担忧的事，但多数大人尽管不安，却都认为过错主要在父母，不在小辈。那时一般父母都认为女孩子十六岁以前不应当交男朋友。
当时所谓通婚问题（指不同教派信仰的基督徒之间的通婚），是议论纷纭的一大问题。赞成的人占半数稍多（百分之五十四），但四人中只有一人相信这种婚姻会有好结果。非犹太人和犹太人结婚的事，据统计为数极少。白人和黑人（当时叫做“尼格罗”）的结合，在广大的中产阶级中还是闻所未闻的事，连可能性也无从谈起。
当时黑人在美国社会的生活主流中仍然不算是人，群众性的游艺演出有他们，也不过是当作小玩意儿而已。斯蒂宾·费希特、海蒂·麦克丹尼尔、巴特弗莱·麦奎因和埃通·安德森这些人，叫来逗逗乐是可以的，但谁都不把他们当人看待。好莱坞如果要描写黑人的感情状态，他们不请黑人来演，却用软木烧成炭末涂在象艾尔·乔尔森这样的人脸上，来充黑人。美国白人社会眼里根本就没有黑人。“我是一个谁也看不见的人啊”，拉尔夫·埃利森1953年的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声疾呼说，“……我是看不见的，懂吗？就因为人们不愿看我。我听到你在说，‘瞧这个讨厌透顶、不负责的杂种！’你说得对……。但是你们既然不愿看我，我又对谁负责去？”
在黑人经过三百年的屈辱，奴役生涯之后，那埃利森曾一度称为“欺骗和逃避责任的积习，”现在终于接近结束了。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终于承认黑人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他们的白人同胞应该看到他们，无论什么场合都应该以平等相待，首先从公立学校开始。
1954年5月17日下午12点52分，最高法院宏伟的前厅的红色丝绒帷幕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撩开了，九位身穿黑袍的人，穿过辉煌的古希腊式卷花石柱，在桃花心木的长案后边皮椅上坐了下来。全世界的报纸编辑都在静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这乃是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案件以来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罗伯特·杰克逊法宫，原因心脏病住院养病，这天一大早也赶来法院，这样，全体法官，包括三位南方人法官，全到齐了。一反惯例，这次没有把判词抄本事先印发给报社记者，因此他们对案子究竟怎么判，一点也模不到头脑。新任首席法官厄尔·沃伦到法院视事才六个月。委任他的时候，律师们由于他毫无司法经验都感到吃惊，所以此刻华盛顿的人也料不定，在布朗控诉托皮卡地方教育局一案中，他会采取什么立场。诚然沃伦并非种族主义者，但他是一向以坚决维护各州权利出名的人。
专跑法院的电讯记者们，这时都在法官的长案下边记者席上忙着写电讯稿，由气动传送管道送出去，12点57分，美联社A线开始发报了：
『首席法官沃伦今日行将宣布最高法院对公立学校种族隔离问题一案之判决，法院判词如何，此刻尚难逆料。』
由首席法官来宣读判决书，这表示他赞成多数法官意见。这是沃伦宣读的第一件重要判决，可是旁听的人好一会儿都还摸不透，他不知要磨蹭多久才说出判决内容到底是什么。他先不直接宣读判词，却一味大发空论，不时引用一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如肯尼思·克拉克和冈纳·米达尔关于黑人儿童智力发展问题的论述。1点12分，美联社记者不耐烦了，于是发出第二份电讯，说：沃伦显然原则上反对黑白人隔离制，“但尚未宣读法院的判决书，因此记者尚难肯定截止发报时，隔离制是否将因违宪而遭取缔。”
这一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而各州亦不得剥夺任何人依法受保护之平等权利……”可是，要把这一条在司法上付诸实施，还没有先例可援。最高法院从未对学校里种族问题作过任何裁决。它曾在1896年就火车乘客黑白人旅客分座问题确定了一个“座位隔离，地位平等”的原刚，以后，法院还反对过住房和铁路交通方面实行种族隔离，并曾下令六所南部边境地区州立大学的研究院接纳黑人入学。下午1点20分，沃伦终于接触到判决书的核心了：
『仅因种族不同，而使黑人儿童与其他年龄相若、学力相当之儿童隔离，势将使其痛感社会地位低贱，而摧折其身心至于无法弥补。本庭之结论为：公共教育事业决不容“坐位隔离、地位平等”之说存在。因教学制度既属隔离，则无平等可言。』
因此，黑白人隔离制是违宪的、不合法的。判决经全体法官一致通过。这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它的学识渊博的顾问瑟古德·马歇尔来说，可是一场非比寻常的胜利。马歇尔本人就是在“吉姆·克罗”【“吉姆·克罗”原为黑人的一支流行歌曲名，后被用作出于歧视为黑人专设的学校、车厢等的代称。——译者】学校毕业的。最高法院有鉴于实际改制需要时间，便宣布秋季开学前不再发出进一步的指令，目前先由有关各方提出意见，看应该在什么时候废除隔离，应该有谁一一指定专人或由联邦地方法院一一来规定措施，加以贯彻。
南部的白人社会感到丧气。不能设想还有什么比这件事对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打击更沉重了。原来，黑白人隔离制早已在十七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为法律肯定，另四个州容许这样做。现在一和校，便要影响到一千两百万学生。各地教育当局对这事的最初反应因地而异。堪萨斯和俄克拉荷马这类南北交界州里的官方人士态度比较冷静，他们估计改变隔离制并不会引起什么乱子来。艾伦·希弗斯州长在奥斯汀表示，得克萨斯州一定照办，不过他提出，全部实现恐怕“需要好多年”。弗吉尼亚州州长托马斯·斯坦利在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对记者宣布：“我准备召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代表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设法制定一项既能为本州公民所接受，又符合于法院裁决精神的计划。”
极南部【极南部（Deep south）一般指美国最典型，最保守的南部地区，包括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等州的大部分地区。——译者】的对立情绪可大得多了。七十五岁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士·伯恩斯说，他“至感震惊”，不过他却不能自称对这件事感到意外。原来为了对法院进行要挟，南卡罗来纳州早已修改了本州宪法，允许废弃公立学校制，现在的问题只是要不要把这一威胁见诸行动。佐治亚州也采取了同样步骤，州里的一些领导态度更为凶狠，如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就怒气冲冲地说，种族问题属于立法部门的权限范围，不在政府的司法部门权限之内，还附和已有人提出的论调，指责沃伦的法院是“明目张胆滥用司法权力。”赫尔曼·塔尔梅奇州长竟公开遣责“美国最高法院……悍然蔑视一切法律和判例……实已堕落到庸俗政治的地步……佐治亚人民对美国宪法和佐治亚州宪法所赋与他们的自治权是坚信不移、坚持不懈的；我们将为之奋斗到底。”他还说，他们要“定出一套计划来，保证种族隔离制度永远继续下去。”
到了秋天，南部各州进行选举，各地候选人为了竞相争当白人至上主义最得力的维护者这个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类似上述的种种论调更是层出不穷。最高法院因为担心引起市民骚乱，没有规定严格的执行期限，但法官明白宣称，法律既经制定，他们有责任监督贯彻执行。这时各处的联邦地方法院和地方学区都接到了命令，要它们先就本地区的形势作出估计，对如何贯彻进行研究，然后应该“迅速而合理地开始”采取步骤，一俟“情况可行”，便“火速而稳健地”贯彻法院的决定。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一切颇感不安。他知道这多少是大势所趋——欧洲人在亚非两处的殖民政策完蛋了，必然会在美国引起反对种族歧视的日趋高涨的呼声；美国人现在日益明白，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正因其国内的种族主义而大受影响。尽管如此，他内心深处的保守思想却使他害怕剧变。他曾私下把任命沃伦的事说成是“我生平最蠢的错误。”也也相信黑白人合校是势所必然，却说：“如果你想走得太远，操之过急……那就非犯错误不可。”尼克松不同意，他强烈感到“民权问题首先是道义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但艾克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他某次郑重其事对一位顾问说，“我敢说，最高法院这个决定至少要使南部的进步推迟十五年……。主张黑白人合校当然很好——但别忘了这也是在主张社会解体就是了。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非常容易感情用事，特别是牵涉到孩子……。这类涉及道义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要求它尽善尽美呢。我们能做到的，只是朝着一个高尚的目标前进而己。谁要叫我强制推行这种事，谁就是发疯了。”
但他这个老兵深知命令必须服从。法院对宪法规定既已作出解释，行政首脑使只有听命办事。于是在他的命令下，哥伦比亚特区各学校立即全部实行了黑白人合校。他下令那部分还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海军基地——杜鲁门早在陆军中废止了这个制度——在一夜之间（真正是一夜之间），把海军机构的饮水处、休息室门口标明“黑人”、“白人”的牌子全部取消了。波士顿黑人洛伊斯·李普曼成了白宫秘书处里的第一个黑人工作人员；几个月后，另一个黑人，弗雷德里克·莫罗担任了总统的行政助理。哈格蒂有意让这些消息见报，这样，谁也不能说总统要求别人做的事，自己没有以身作则了。
随后的几个月里，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肯塔基、西弗吉尼亚、马里兰、田纳西、阿肯色和特拉华等州据报已经有三百五十个学校区部分实行了合校，但别的地区情况却不那么令人鼓舞。弗吉尼亚和极南部各州的立法机构决议采取一系列烦琐的措施，意在进行长期曲折的法律斗争，以逃避最高法院的判决。与此同时，各州的州长们为了拒不执行联邦法律，则汹汹然大谈其“州主权”、“宣布无效权”和“干预”之类的南北战争时代的老调，这种老调自约翰·卡尔霍恩【卡尔霍恩（1782－1850年），1825－1872年任美国副总统职务。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州权主义者。——译者】死后早已无人谈起了。南部社会下层的人在头头们这种好战姿态的刺激下，竟又搞起三K党来了，还组织了白人公民委员会，抗拒实行合校。整个南部白人区全都怒气冲冲。
但这时要再走回头路已经不可能。黑人也恼火透了。一个多世纪以前，托克维尔【托克维尔（1805－1859年），法国作家，政客。——译者】曾预言：一旦黑人“加入了自由人的行列，他们想起长期以来被剥夺了几乎一切公民权利，不能与白人平起平坐定会感到无比愤怒，他们定会毫不迟疑把白人看作敌人的。”现在若不不折不扣取消种族隔离，就非出现这种局面不可。法院已经在黑人心中点燃了希望，而社会行动的动力正是希望，而不是绝望啊。埃德加·胡佛报告白宫说，整个南部小武器的销售量都在增加，有些城市已经增加了四倍以上。固然最激烈的话还都是出自白人之口，但一望而知1954－55这年冬天，那宣扬歧视白人的种族主义和以暴抗暴思想的黑色穆斯林也在蓬勃发展。
美国人感到他们正迅速陷入一个种族纷争的时代，不免大吃一惊。想到当时美国社会两极在信念上的对立是怎样深刻，这段历史插曲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好斗的白人发誉要维护种族关系的现状，而这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在它周围应运而生的许多黑人组织所决不允许的。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领导人常常干脆不起作用了。这时有一个二十六岁的黑人妇女名叫奥瑟琳·露西的以瑟古德·马歇尔为顾问，宣布她打算到亚拉巴马大学去读书，弄得大学的董事全惊慌万状。露西不顾有人用石头砸她的汽车，在同塔斯卡芦萨地方成群的暴徒周旋了三天之后，终于踏进了大学注册处。她在那里见到一份董事会给她的电报，内容说：为了你个人、本校同学和教职员的安全，决定你暂缓入学，日后如何处理另行通知。马歇尔带着她到法院控告，法院否决了停学决定。于是董事会连夜举行会议，指责露西小姐对学校当局提出了“虚假的、侮辱性的，诽谤性的，无根据的控诉”，下令将她永远开除学籍。
这类纠纷的当事双方往往都有一种骑虎难下之势。露西有联邦法院撑腰，最后肯定会胜利的，这一点大学董事们心里明白。只有给她吃一颗子弹才能阻止她入学啊——这个念头象魔影似的不断出现。不仅有枪、有枪手；而且这种枪手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很可能逍遥法外。美国宪法一方面规定取消黑白人隔离制，一方面又让被告有权由与他同等地位的公民组成陪审团参与审判，而在南部广大地区，这种陪审团就很可能判他无罪。这类事终于发生了。第一个这样的事例就在1955年8月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十四岁黑人青年埃米特·蒂尔，从芝加哥到那里走亲戚，有人说他侮辱了白人妇女，于是就有三个白人把他从亲戚家拖出来，活活在水里淹死了他。许多证人帮助联邦调查人员查获了三人中的两人；但是清一色白人的陪审团却判他们无罪了。后来，这两人（是异父兄弟）又被一位联邦检察官控以拐骗罪，但大陪审团却拒不提起公诉。联邦调查局虽然费尽气力收集了如山的铁证，最后也无可奈何，只得将案卷封存了。
临到最高法院宣判一周年时，南部的种族主义简直象瘟疫似的到处蔓延。有人极力唆使暴徒去威协坚待宪法权利的黑人，往往还动手打人。最残忍的要算小学里的情况了，孩子大都还小，根本不理解为了他们而进行的那种野蛮的搏斗是怎么回事，但也免不了受惊，有的甚至还吃了苦头。按每年9月开学原是美国人心目中的一件大事。这天，妈妈给孩子换上新衣服，梳好头，把铅笔盒递到他们手里，然后送他们进新课堂。教育局凡是改变什么规章制度，如实行黑白学童合校，也都拣这个时候开始，总之自从最高法院宣判那年起直到五十年代末期，美国报刊每年秋天都不免要在头版报道满脸惶惑的小学生面前杀气腾腾的示威活动，有时甚至发生暴行。
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几乎是在1956年同一星期里爆发的。田纳西州克林顿镇的暴徒的疯狂情绪，是由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来的一个种族主义狂热分子约翰·卡斯珀煽动起来的（他恬不知耻地攻击取消隔离是“外界煽动分子”搞出来的）在卡斯珀来到以前，克林顿原是一个僻静的地方，居民约四千人，其中十二名黑人学生已经准备到当地的中学去报到。但在卡斯珀挑动下，一千多市民冲进了学校，阻绝交通，砸坏一切过往的黑人车辆，然后又跑到总共只有八名警察的警察局，叫嚷，“抓住那些给黑鬼撑腰的家伙！夺过枪来，把他们统统干掉！”经过一个恐怖之夜，出动了一百名州警察，六百三十三名国民警卫队，七辆M－41坦克，才平息了这场简直象革命乍起时的狂暴活动。人们看到在一个市镇执法就要费这么大劲，但是，这时还不清楚，狂热分子在学校里却闹得更凶。得克萨斯州的曼斯菲尔德比克林顿还小，（人口一千四百五十人），它的联邦地方法院下令让三个黑人中学生到有三百个白人学生的学校上学，注册入学之日，足有四百人拥进学校，手持“只有死黑鬼，才是好黑鬼”和“黑人耳朵两元十二只”之类的牌牌。三个黑人学生见了扭头便走。一个十四岁的白人女学生对记者说：“如果上帝要白人黑人在一个学校上学，他就不会把他们造成黑人，把我们造成白人了。”
南部以外的美国人当然很容易对南部发生反感，这倒也未必公平，因为种族主义骚乱分子固然足以破坏治安，但也不能构成多数，不过克林顿在那次暴乱之后却确实成了顽固势力的堡垒：以鼓动叛乱罪被逮捕的卡斯珀很快就释放了；白人公民委员会在当时的市政选举中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为他竞选的标语海报到处皆是。学生把南北战争时期的南部联邦的小旗子缝在汗衫上，向黑人男生扔石头，骂黑人女生“黑破鞋”、“黑婊子”，往黑人学生的书上泼墨水。选举那天早上，一位白人牧师护送黑人孩子穿过学校外面的人群，竟遭到毒打；两个给解围的人也挨了揍。这所学校的校长开除了一个十三岁的白人男生，因为他悔辱了一个黑人女生，校长本人因此便受到威胁，最后宣布“由于法纪荡然”，将学校关闭了事。正当克林顿仿佛快要丧失理智之际，风向骤然变了。联邦调查局根据司法部长布劳内尔的命令，逮捕了十六个为首的暴徒。有五十名白人中学生，在一个十七岁的足球队长的领导下，要求全体人民遵从“联邦法院的决定，使安德森县一切愿受教育的公民都能受到教育。”接着，发生了一件甚至使那些自以为深知克林顿镇内情的人也盛到意外的事。市政选举结束，选票清点完毕——竞选地方公职的隔离派候选人全部以接近三对一的比数失败落选了。
那一年，凡是发表公开演说的人，嘴里无不带着一个新词儿：“变革之风”，这原是从摩洛哥传过来的，那时从越南调来的法国军队正在打另一场势将必败的镇压反殖民主义者的战争，但这意思似乎也适用于美国，沃伦的法院恰恰就象是这场交革之风的漩涡中心。没有过多久，它重新解释宪法的范围就扩展到了废止在课堂里做祷告；增加被告聘用律师的权利（这从米兰达和亚利桑那州的讼案中可以看出）；使电影制片者也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取消对色情作品的审查；规定任命州级立法机构人员的基本原则。
保守派的死硬分子负隅顽抗起来了。南方各州到处出现弹劾厄尔·沃伦的标语牌。这位首席法官竟成了除了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外官场中引起争论最多的人物，一切乱子，一切种族冲突，件件都算到了他的账上。但是今天动手改变这个旧制度的联邦机构何止最高法院一个：国会正在制定最后合称民权五法中的第一个法案；公务员委员会正在大力提拔黑人工作人员；一些联邦机构对指责种族歧视突然发生了兴趣。这时，其中的一个机构，州际贸易委员会，正在考虑禁止在各州之间的火车、公共汽车和有关候车室中对旅客实行种族隔离。正在议而未决之际，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有一个黑人女缝工却抢先走在前面了。
她的名字叫罗莎·帕克斯，四十二岁。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这天她感到很疲乏，上了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便找了个座位坐下，这时乘客满了，司机叫她站起来让位给一个白种男人。黑人给白人让座，是南部的老习惯了。再说，不听司机指挥也是犯法的，但帕克斯太大这时想了一想回答说她不让。埃尔德里奇·克利弗日后追叙这段往事说，“一刹那间，天地为之变色。”
汽车到下一站，她被捕了，罪状是行为失检；罪状成立，罚款十元。帕克斯太太的朋友熟人很多，都气忿极了；不出两天，已经有人在黑人区里散发油印传单，号召大家第二天全天对市办交通工具实行抵制。抵制活动非常成功，这使蒙哥马利黑人社会的一些领导人不禁想到了许多更深远的问题。这个地方的黑人一共二万五千，占汽车公司全部乘客的百分之七十五。他们如果继续罢乘，并提出撤消罢乘的条件，怎么样？到头来，汽车公司除了屈服，只有破产。
事情就这样闹开了。他们通知公司，如果不容许黑人按先来先占的原则就坐，那么他们的汽车就不会再有黑人乘坐了。此外，黑人领袖们还要公司命令司机必须对黑人有礼貌，要公司在黑人区的公共汽车上用黑人司机。公司答复说白人司机今后一定待人和气就是了，仅此而已。于是罢乘活动便继续下去，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这样过了几星期，双方互不相让，而黑人的意志也更坚决了。亚拉巴马州其它地方都注意起蒙哥马利的局势来了，接着在全国，然后全世界都引起注意。隔离派的头目是蒙哥马利的市长w.A.盖尔。此人和市政委员会的人竟公然加入了当地的白人公民委员会；接着，宣称市政当局决不向抵制运动投降。他说，“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一味谨慎怕事，现在该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了。黑人似乎有一种想法，认为他们已经把白人挤到墙角，非逼得白人屈服于他们的条件，决不罢休。”
站在盖尔对立面为首的黑人领袖是马丁·路德·金，一个不出名的二十六岁的牧师。他去年才来蒙哥马利担任德克斯特大街浸礼会教堂牧师。南部白人把黑人牧师一向不大放在眼里，但金可是黑人中崭新的人物，南部白人还是初次同这样的人打交道。其人是哈佛哲学博士，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布道时很少谈约旦河故事，却大谈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伽里略、托因比文章思想。他住在蒙哥马利的一所白色小屋，在悦耳的古典乐曲声里，埋头著书立说，熔基督教义、黑格尔主义、甘地主义于一炉，合成一种新的哲学，教人从斗争中汲取力量，于痛苦处寻求和谐。甘地的萨加罗哈思想——以消极抵抗和不合作来对抗暴政的思想——成了金的“精神力量”。他给他的信徒放映关于印度圣雄的电影，并对这次的抵制运动说了这样一些话：
『“这不是黑人白人在闹紧张关系。这完全是一场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斗争。我们不仅要改善蒙哥马利黑人的地位，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整个蒙哥马利获得进步。纵然我们每天被逮捕：纵然我们每天受剥削：纵然我们每天吃败仗；也别堕落到对那些人怀恨在心的地步。”』
他对德克斯特大街教堂里的信徒宣讲“以爱克敌制胜”的意义。他用鼓舞人心的浸礼会古赞美诗和野营布道会上的歌曲来激励他们，有时也加进去一些新唱词，譬如：
『我的心里，
毫不怀疑：
总有一天，
我们要胜利。』
死硬的隔离主义者这时对他们真是极尽讽嘲的能事。有人把金说成“只不过是共产党搞的‘全有色人协’派来煽动我们黑人朋友的又一个煽动分子罢了。”但并不是所有白人都这样想。盖尔市长逐渐发现，有些经常雇用黑人佣工的家庭现在都自己开车去接他们的厨师，佣人，不然就替他们付钱雇出租汽车。他于是愤愤然说：这些帮工的“同领导他们的黑人激进分子一样，都在拚命破坏我们的社会结构啊。”还说，“黑人正在背后笑话白人呢。他们觉得真滑稽，白人反对黑人抵制公共汽车，却甘愿为参加运动的黑人当司机。”
这样僵持了三个月之后，市检察官终于拿出了一份1921年的限制工会的反劳工法。大陪审团竟以此为根据，对金和另外一百十四名黑人领导人提出控告，控诉书说，“本州之习俗法律无不明确实行种族隔离之制，吾人必当坚守不渝。”被告一律打了手印，以三百元交保释放。3月下旬，金首先出庭受审，罪名是“毫无正当理由或合法口实”，阴谋阻挠汽车公司的正当营业。可是黑人作证的异口同声地说：不对！他们个个都有正当理由。一个说，公共汽车的司机怎样关车门夹了他瞎子丈夫的腿，踩足油门往前开。另一个叙述了一个黑人怎样因为身边没有零钱，竟被人家用手枪逼着下车去的情景。第三个说，他怀孕的妻子被迫给白人妇女让坐。第四个说，有一个司机骂她“黑猴子，丑样子。”
金放弃了由陪审团参加审判的要求。他指出抵制运动完全是自发搞起来的，只是在运动己经全面开展起来以后，他才成为它的代言人的。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罚他一千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在上诉期间准予保释。这样判决的目的，无非是想叮唬一下蒙哥马利的黑人，但效果却适得其反。黑人立即在法院外面的草坪上举行集会。一个黑人大叫道，“从此以后，我们决不坐公共汽车了。”一个中年的黑人妇女推开人群，跑过去对金说：“我的心，我的钱包都归你了。”会上决定当晚举行一次群众祈祷大会。一个男人高声问道，“你们都来吗？”人群大声回答，“来！”他又问，“你们坐公共汽车吗？”群众吼道，“不坐！”
他们硬是不坐。春去夏来，夏去秋来，黑人的斗志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市长私下对朋友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黑人会这样坚决。汽车公司负债累累，汽车司机纷纷改行，要不就离开了这个城市。显然，黑人没有那些司机也能活下去啊。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习惯步行上班了，有些买了自行车。为丁解决其余一些人的问题，金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汽车互助组，集中了二百辆车子。可是市长竟宣布这种活动是非法的，于是在罢乘进入第十二个月后，金和另一些黑人领袖便以未经许可擅自经营企业的罪名被捉了起来。正在州巡回法院审理这件案子时，忽然传来了惊人消息：最高法院，原己在公共场所和学校中推翻了“坐位隔离，地位平等”的原则，现在决定也在公共交通事业中予以取缔。这样，公共汽车上搞种族歧视就违反联邦法令了。马丁·路德·金自由了，而且成了世界名人。这场史无前例的抵制运动确实给了亚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以毁灭性的打击。关国各地的黑人从中看到了新希望。这位年轻黑人教师从此一跃而进入民权斗争最高领导层。
金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他劝导他的信徒要自重，不要骄傲。他说，“多少年来我们总是一上公共汽车就往后走。现在的危险是我们还可能本能地往后走，这样，种族隔离就永远没法消除了。”他接着说，“但是如果你们有谁坐公共汽车的时候自吹自擂说，‘我们黑人，打败了白人啦’，我就太伤心了。你们这样做，就要把整个南部的斗争都要断送掉的。再去乘车，千万要谦虚、和气啊。”
罗莎·帕克斯事件后的第三百八十一天，这场抵制运动终于结束，金他自己如果不去坐一次公共汽车，那他未免太不近人情了。他去了，司机问他，“您就是那位牧师先生吗？”牧师回答说，“不错。车票多少钱？”车费是一角五——比去年的涨了五分——他把硬币塞进了收费箱，到前排找了一个座位坐下。事后他对人说，“坐这一趟，可真美啊。”事情终于过去了，蒙哥马利大部分的白人都松了一口气，有些人兴致还挺高的。一位银行出纳对记者讽刺说，“他们祷告，他们抵制，这样搞了一年，最后争到的，还不就是咱天天腻透了的公共汽车。”某白人在车上自言自语说：“看来今年的圣诞节不会是白人的圣诞节了。”他身边的一个黑人微笑应道：“对啦，先生，这话不假。”
一件事总要在过去很久以后，人们才能逐步认清它在整个形势发展中的地位，而当时看来却往往无足轻重。毫无疑问，那天叫帕克斯太太起来让座的司机，无非只是在对付一个挺傲气的黑人罢了；如果他知道将来自己的孙子辈也会在学校课本上读到这场纠纷的话，他恐怕就会慎重一些了。身为国家总统的当然要比开公共汽车的对历史体会深一些，但他们照样对自己所做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没有一点数。艾森豪威尔这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爱好和平，加之又尊重国会特权，因此一向颇能制止政府中人对印度支那承担什么不妥当的义务。然而就在罗莎·帕克斯一举而变革了历史之年，艾克竟把美国进一步推上了在越南采取疯狂行动的漫长道路。
当然一切并非姑自今日。任何人只要对总统从事战争之权怎样日见扩大起来的情况略加研究，一定会注意到，罗斯福早在1941、42年间已经做出先例来了。以前，国会在这方面的权力一点都没有变，其后便开始动摇；到了罗斯福，则逞其超群的政治手腕，利用与外国订立各种协定，造成了一种实际上逼得轴心国非对美国发动迸攻不可的局势。接着是朝鲜战争。卡贝尔·菲利普斯在一本杜鲁门传记里写道：“他对朝鲜进行干预的决定……接近于把宣战大权全部揽过来……此后的总统都可以援杜鲁门的先例，在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需要之时，自己作主，在任何地点，动用任何必要的力量，迅速发动攻击。”
侵蚀国会权力，同时也就是提高行政权力的最终一些步骤，是日后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在东南亚问题的背景下完成的，但整个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是值得注意的。1955年关于福摩萨决议便是其中的一大关键。固然，它是冷战产生的结果之一，但它对未来的影响却极为广泛，极为严酷。
想当年迪安·艾奇逊曾经建议，等到中国“尘埃落定，局势澄清以后”再来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临到1955年，那里的局势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只是这幅图的东部边缘仍然有些模糊罢了。共产党控制整个大陆，国民党占据福摩萨，但双方隔岸据峙的福摩萨海峡的地位还没有解决。那一百一十五英里宽的海峡中，遍布着小荒岛，当此之际，这些岛屿的意义只不过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一方和以蒋介石及其美国盟友为另一方的相互争夺的焦点而已。
这些岛屿大小各异，和大陆或福摩萨的距离也不一样。由六十四个小岛组成的岛群，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译者】踞福摩萨三十英里，算是它的一部分：白宫曾明白宣称，进攻佩斯卡多尔，就是进攻福摩萨的前奏，因而就要受到第七舰队的抗击。美国出来保卫佩斯卡多尔并不需要国会批准，因为这个列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日本人手中夺过来的；按国际法，美国有权利保卫它。靠近海峡那一边的情况就不同了。那边的岛屿有金门、马祖和大陈群岛，个个岛距福摩萨超过一百英里，而离大陆却只有五英里十英里之遥。艾德莱·史蒂文森曾指出，这些岛屿“几乎象斯塔腾岛贴近纽约那样贴进中国海岸，”它们“历来归中国所有”，美国也好，福摩萨岛上的国民党也好，要想占有这些岛屿都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沃尔特·李普曼进一步突出了这句话的含意：“……如果我们对这些近海岛屿进行干预，我们得准备在中国土地上参加一次中国内战就是了。”
没有什么比这一点使杜勒斯更称心的了，原来他正是准备随时为这些近海岛屿打一仗的。他向谢尔曼·亚当斯抱怨说：英国和其他一些美国的盟国居然完全不了解“撤出金门和马祖将使东亚的自由人民感到何等的震惊。”这就是杜勒斯对世界的看法。他一厢情愿地幻想，在苏门答腊和西藏这种地方，会有大规模群众集会，成百万人的坚强的农民队伍跑到“东亚自由人民团结起来维护集体安全”这面旗帜下边来。中国共产党深知杜勒斯的那股拗劲，便存心逗它发作，1954年9月，杜勒斯在马尼拉签署东南亚条约组织议定书，他们就炮轰金门，后来又在第二年1月18日占领了大陈群岛中的一个叫一江山的小岛。由于一江山岛渺若微尘，连国务院的地图上都没有，而大陈又远在福摩萨以北二百英里，因此这件事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威胁并不大。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到会的大多数都是鹰派观点。雷德福海军上将、卡尼海军上将和内森·特文宁将军都主张应该乘此表明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一个彻底摊牌。
这时只有李奇微将军一个人表示不同意见。他对总统说，“这种行动是会一发不可收拾的，结果我们同红色中国就要直接冲突起来，甚至还可能发展成为一场彻底的全面战争，把我们手里一切可怕的武器都用上。”李奇微接着说，即使把中国征服了，局势仍然非常难办；美国只不过是“凭借军事力量造成了一个大真空而已。那时，我们就不得几十万几十万地往那里派人，填补真空——最后呢，只剩下我们自己在茫茫七千英里的边界上同俄国人对着干了。”
由于李奇微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唯一的鸽派，所以会议还是决定了要对赤色分子采取行动。杜勒斯同意了；参议员诺兰也赞成。但艾森豪威尔的结论是：李奇微说的有道理。他又一次拒绝陷入亚洲的陆上战争；一股战争狂热终于平息下来了。但杜勒斯还是说服了艾克，要考虑面子问题。北京电台在打下一江山岛之后说，这次进攻表明了他们“为解放台湾而斗争的坚强意志。”杜勒斯提醒总统说，情况如此，如果美国毫无动静，亚洲人就只能得出美国果真是纸老虎的结论。于是总统同意采取某种行动，便要求国会作出一条决议来。
他1月24日发表的咨文，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艾克向国会提出了一种胜似批准宣战而又有所不及的要求，即请国会授权他本人决定美国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打仗。他说：
『局势危急，迫使我不待联合国决定，要求国会立即通过明确决议参与有利于和平前途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必要时可以动用美国的武装力量，用于保障福摩萨与佩斯卡尔列岛的安全。』
